|
|
在本书德文版将要出版的时候，世界工人阶级的整个有思想的部分以及在一定的意义上整个“文明的”人类，正在以特别浓厚的兴趣注视着目前正在大部分前沙皇帝国发生的经济转变及其反响。这方面的最大注意力是农民土地集体化问题所引起的。这是毫不足怪的，因为在这个领域，同过去决裂具有一种特别彻底的性质。但是，如果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一个总的概念，那末，要对集体化作出正确的估价是不可想象的。而在这里，我们在高得多的水平上再一次确认了一点，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领域，没有一件事情不是落脚于实际活动。最细微的分歧意见，以及看来最“抽象的”分歧意见，如果思想上毕竟存在的话，那末，迟早一定会在实践中表现出来，而实践是不容许任何一个理论上的错误太平无事地存在的。
农民土地集体化，当然是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必要最根本的部分。但是，集体化的规模和速度并不仅仅决定于政府的意志，而是归根到底决定于一些经济因素，即决定于国家经济水平的高度，决定于工农业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也决定于农业本身的技术资源。
工业化是整个现代文化的推动力，因而也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可以设想的基础。在苏联的条件下，工业化首先意味着加强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基础。同时，工业化还为农业集体化创造物质和技术前提。这两种进程的速度是互相依赖的。无产阶级关心这两种进程尽可能达到最高的速度，以使正在建立的新社会得到最好的保障，使它消除外来的危险，同时为有步骤地提高劳苦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创造一个泉源。
然而，可以达到的速度是受到国家总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限制的，是受到城乡关系的限制的，同时也受到群众最迫切的需要的限制，因为群众为了明天而牺牲今天只能达到一定的程度。最适当的速度，即最好和最有利的速度，是不仅能够促使工业和集体化在一定的时期得到最迅速的发展，而且还能保障社会制度的必要稳定性，也就是说，要能首先加强工农联盟，从而为未来的成就准备可能性。
从这个观点出发，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在指导计划经济下的工业发展时所运用的一般历史标准。在这里，主要有两种可能采取的方针：（一）上面所概述的方针，即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进一步的胜利以前，从经济上加强一国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俄国左翼反对派的观点）；（二）另外一种方针：建设一个孤立的民族社会主义社会并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做到这一点（这是目前官方的立场）。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并且归根到底直接对立的社会主义概念。从这里就产生了根本不同的路线、战略和策略。
在本序言的范围内，我们不能详尽地论述一国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我们已经写了一些著作论述这个问题，特别是《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判》。这里我们只限于谈谈这个问题的根本性因素。首先，让我们回忆一下，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是斯大林在一九二四年秋天首先提出来的，这个理论不仅同马克思主义的所有传统和列宁学派完全矛盾，而且甚至同斯大林本人在同年春天所写的东西完全矛盾。从原则的观点来看，斯大林“学派”在社会主义建设这一问题上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和严重性，并不亚于，例如，一九一四年秋天即斯大林转变以前整整十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战争和爱国主义的问题上同马克思主义的决裂。这个对比，从性质上说，完全不是偶然的。斯大林的“错误”，正像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错误”一样，也是民族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经济并不是各民族部分的总和，而是一种由国际分工和在我们这个时代专横地统治着民族市场的世界市场所形成的强有力而独立的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早已发展得超过了民族界限。（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这种事实的表现之一。在生产技术方面，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代表比资本主义更高的阶段。如果要在民族范围内孤立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那末，不管暂时取得多少成就，都意味着把生产力拉回到甚至比资本主义还落后的境地。不顾构成世界统一体的一部分的国家发展在地理、文化和历史方面的条件，而试图在一个民族范围内实现一种与外界隔绝的经济各部门的平衡，那就意味着追求一种反动的乌托邦。如果这种理论的先驱和追随者还参加国际革命斗争（取得什么成就，是另一个问题），那是因为作为不可救药的折衷主义者，他们把抽象的国际主义同反动的乌托邦民族社会主义机械地结合在一起了。这种折衷主义的最高表现就是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
为了生动地揭露作为民族社会主义概念的基础的主要理论错误之一，我们最好引用最近出版的一篇斯大林的演说中所说的话，这篇演说是论述美国共产主义的内部问题的[1]。斯大林在同美国的一个派别争论的时候说，“不考虑美国资本主义的特殊点，那是不对的。共产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必须考虑到这些特殊点。但是，把共产党的活动建立在这些特殊点上，那就更加不对了，因为包括美国共产党在内的任何一个共产党的活动基础（任何共产党都必须立脚于这种基础之上），必须是对所有的国家来说都是一样的资本主义的共同点，而不是某一国家的特殊点。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正是建立在这一点上的。特殊点只不过是共同点的补充。”（《布尔什维克》一九三〇年第一期第8页。黑体是我们标的。）
这一段话没有一点谈得上是清清楚楚的。斯大林借口为国际主义提供经济上的理论根据，实际上是为民族社会主义提供理论根据。说世界经济只不过是同一类型的民族部分的总和，那是荒谬的。说特殊点“只不过是共同点的补充”，像脸上的瘊子一样，也是荒谬的。实际上，民族特点所代表的是世界进程基本特点的一种原始的结合。这种原始性在许多年中对于革命战略可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只要回顾这一点就够了：一个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比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早许多年。单单这个历史教训就表明，不管斯大林怎么说，把共产党的活动建立在一些“共同点”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建立在一种抽象的民族资本主义类型的基础上，那是绝对错误的。坚持“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正是要建立在这一点上”，那是完全荒谬的。实际上，它是建立在民族国家的无能为力上，这种民族国家早已过时了，它已经变成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民族资本主义，除非是作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否则，不用说建立这种社会，连理解它也不可能。
不同国家的经济特点绝不是从属性的。只要比较一下英国和印度、美国和巴西就够了。但是，民族经济的具体特点，不管有多么大，都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更高级的现实的组成部分，这种现实就叫做世界经济，归根到底，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正是建立在这种经济上的。
斯大林把民族特点说成只不过是共同类型的一种“补充”，这种说法同斯大林对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了解（也就是不了解）显然是极其矛盾的，而且这种矛盾不是偶然的。大家知道，这个规律被斯大林宣布为最根本最重要的普遍规律。斯大林借助于这个已经被他改变成一个空洞概念的发展不平衡规律，企图解决一切现存的谜。但是，令人惊异的是，他竟没有注意到，民族特点不是别的，正是历史发展不平衡性最一般的产物，也可以说就是它的最终结果。唯一需要的是正确地理解这种不平衡性，全面地考虑它，同时要把它扩展到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生产力较快或较慢的发展；整个历史时期扩大或者相反缩小的性质，例如，中世纪，基尔特制度，启蒙的专制政体，议会政治；不同经济部门、不同阶级、不同社会机构、不同文化领域的不平衡发展——所有这些构成这些民族“特点”的基础。一个民族社会型式的特点就是它本身的形成所具有的不平衡性的集中表现。
十月革命就是历史进程不平衡的最重要的表现。不断革命论对十月革命作出了预断；由此可见，这个理论所依据的是不平衡发展的规律，不过不是依据它的抽象形式，而是依据它在实质上对俄国社会和政治特点的具体化。
斯大林牵强附会地运用不平衡发展的规律，并不是为了及时地预见到一个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够夺取政权，而是为了事后即一九二四年擅自把建设一个民族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强加在已经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的身上。但是，恰好是在这里，不平衡发展的规律是用不上的，因为这个规律既没有代替也没有废除世界经济的规律；相反地，不平衡发展的规律是从属于世界经济的规律的。
斯大林把不平衡发展的规律奉为偶像，说它是民族社会主义的充分根据，不过这种民族社会主义不是一切国家共同的型式，而是例外的、救世主的、纯粹俄国的型式。据斯大林看来，只有俄国有可能建设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社会。他就从这一点出发，把俄国的民族特点不仅提高到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点”之上，而且提高到整个世界经济之上。斯大林的全部概念的致命的裂口正是从这里开始的。苏联的特点是那样强有力，以致它可以使苏联在自己的边界以内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而不管人类的其他部分发生了什么事。至于其他国家，由于救世主没有批准，它们的特殊点只不过是共同点的“补充”，只不过是脸上的一颗瘊子。斯大林教导说，“把共产党的活动建立在这些特殊点上，那是不对的。”这条教训适用于美国、英国、南非以及塞尔维亚的共产党——但是不适用于俄国共产党，因为俄国共产党的活动不是建立在“共同点”的基础上，而正是建立在“特殊点”的基础上的。从这里就产生了共产国际的彻头彻尾二元论的战略。当苏联在“消灭阶级”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所有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却完全不顾现有的民族条件而被迫按照日历（八月一日、三月六日，等等）进行一模一样的活动。救世主的民族主义以官僚的抽象的国际主义为补充。这种二元论贯穿在共产国际的整个纲领中，使它失去了任何原则性的意义。
如果我们把英国和印度当作两种截然相反的资本主义类型国家，那末，我们就不得不说，英国和印度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决不是建立在同样的条件、任务和方法上，而是建立在不可分割的相互依靠关系上。印度解放运动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是英国展开革命运动，反过来说也是一样。无论印度或者英国，都不可能建立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二者都必须作为一部分加入更高的整体。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就建立在这一点上，而且只建立在这一点上。
最近，即一九三〇年三月八日，《真理报》重新解释了斯大林的不走运的理论，这家报纸说，“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即作为生产关系的一定形式，可以“在苏联的民族范围内”完全实现。把“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说成是保证不受资本主义包围的干涉，那就又是另一回事了——因为社会主义的这样一种最终胜利，“实际上要求无产阶级革命在几个先进国家中取得胜利”。在列宁党的中央机关报上，摆出一种学识渊博的姿态来解释这样拙劣的经院哲学，要理论思想堕落到多么严重的程度才行呵！如果我们有一刹那的可能在孤立的苏联范围内实现作为一种完善的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那末，那就是“最终胜利”——因为在那种情况下，还谈得上什么可能的干涉呢？社会主义秩序的先决条件是高度的技术、文化水平和居民的团结一致。由于苏联到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可以设想，将拥有两亿到两亿五千万人口，我们不免要问：到那时候还有什么干涉可言呢？在那种情况下，哪个国家或者国家联盟还敢于妄想进行干涉呢？可以想象的干涉只有可能来自苏联方面。但是有这种必要吗？几乎没有。一个落后的国家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有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一个强有力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种榜样对于世界资本主义将意味着一个致命的打击，将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要付出的代价减少到如果不是零的话，至少也是最低的程度。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斯大林主义的全部概念实际上是导致共产国际的消灭。的确，如果社会主义的命运是由可能有的最高权威即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来决定的话，那末，共产国际还有什么历史意义呢？在那种情况下，共产国际的任务将是同臭名远扬的“苏联之友”一道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使它免遭干涉，也就是说，从实质上看，扮演边防哨兵的角色。
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企图用这样最新奇最新鲜的经济论据来证明斯大林主义概念的正确性：《真理报》说，“……正是现在，一种社会主义型式的生产关系正在不仅更深地扎根于工业，而且通过国营农场的增长、通过在全盘集体化的基础上从数量上和质量上大大开展集体农庄运动和消灭富农阶级而也更深地扎根于农业，正是现在，最清楚的一点就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失败理论的可悲的破产，这种理论从本质上说就是‘孟什维克对十月革命的合理性的否定’（斯大林）。”（一九三〇年三月八日《真理报》）
这一段话的确值得注意，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花言巧语掩盖的是十分混乱的思想。《真理报》文章的作者同斯大林站在一起，谴责“否定十月革命的合理性”的“托洛茨基”概念。但是，本书的作者正是在这个概念也就是在不断革命论的基础上，在十月革命发生以前十三年预告过十月革命的不可避免性。而斯大林呢？甚至在二月革命以后，也就是在十月革命以前七八个月，他摆出的还是一种庸俗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姿态。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三日到彼得格勒同那些自命不凡的、当时被他嘲笑为“老布尔什维克”的人们展开无情的斗争是有必要的，而斯大林小心翼翼地、不声不响地从民主主义立场滑到社会主义立场上也是必要的。斯大林的这种秘密的“长入”（顺便说一句，这种“长入”从来没有完成），无论如何，不早于我证明俄国工人阶级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开始以前夺取政权的“合理性”以后十二年。
但是，在从理论上提出对十月革命的预断时，我一点也不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夺取了国家政权以后，就会使前沙皇帝国离开世界经济的轨道。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知道国家政权的作用和意义。国家政权绝不像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仆从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种经济进程的消极反映。政权可以具有巨大的意义，进步的以及反动的，这一点决定于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中。但是，国家政权仍然还是上层建筑的一种工具。政权从沙皇和资产阶级的手中转移到无产阶级的手中，既没有废除世界经济的进程，也没有废除世界经济的规律。的确，十月革命以后有一个时期，苏联和世界市场的经济联系削弱了。但是，如果从只不过是辩证的进程的一个短暂阶段这样一种现象中作出论断，那就大错特错了。国际分工和现代生产力的超民族性质，对苏联来说不仅保持着它们的意义，而且还会随着苏维埃经济上升的程度而使它们的意义增加两倍和十倍。
构成资本主义的一部分的每个落后国家，都经历过各种各样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减少或增加的阶段，但是，总的来说，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是走向世界联系的大大加强，这一点表现在日益增长的对外贸易额上，其中当然也包括资本输出。英国对印度的依赖同印度对英国的依赖，从性质上说自然有其不同之处。但是，这种不同从根本上说决定于它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而绝不是决定于它们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程度。印度是一个殖民地；英国是一个宗主国。但是，如果今天英国处于经济封锁的情况下，那末，它会比印度处于类似的封锁下毁灭得更快些。顺便说一句，这就是世界经济现实的令人信服的说明之一。
资本主义发展——不是根据《资本论》第二卷的那些作为一个分析阶段来说保持其全部意义的抽象公式来说，而是根据历史现实来说——是而且只能是通过有步骤地扩大自己的基础来进行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中，因而也是在资本主义同其内部矛盾进行的斗争中，每个民族资本主义都是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转向“外部市场”的潜力，即世界经济的潜力。从资本主义不断发生的内部危机当中产生出来的不可控制的扩张，构成一种进步力量，一直到它转变成一种对资本主义来说是致命的力量时为止。
十月革命从旧俄国继承下来的，除了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以外，还有同样深刻的整个资本主义同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曾经拥有并且依然拥有物质的性质，也就是说，这些矛盾体现在城乡之间的物质关系中，表现在不同工业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和比例失调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等等当中。这些矛盾的某些根子直接生长在国家的地理和人口条件中，也就是说，养育这些根子的是这种或那种丰富的或缺乏的民族资源，是历史形成的居民群众分布情况，等等。苏维埃经济的力量在于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以及对生产资料的计划领导。苏维埃经济的弱点，除了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落后以外，则在于目前的那种革命后的孤立状态，也就是说，它不仅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甚至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即在对落后国家可以起相当决定性作用的正常国际信贷和一般“提供资金”的形式下，都没有能力得到世界经济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在资本主义时期以及资本主义以前时期的矛盾不仅没有消失，恰恰相反，在苏联从衰退和毁灭的年代中恢复过来以后又出现了；随着苏维埃经济的增长，这些矛盾在恢复和加剧，要使这些矛盾得到克服或甚至减轻，就要求在每个阶段能够接近世界市场的资源。
要想了解被十月革命唤醒而进入新生活的广大领土上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必须清楚地考虑到，除了最近由于经济上取得成就而重新出现的旧矛盾以外，还增加了一种新的最强有力的矛盾，这种矛盾就是苏联工业的集中性质和苏联经济的孤立处境之间的矛盾；苏联工业的集中性质为空前的发展速度提供了可能性，苏联经济的孤立处境则排除了正常利用世界经济潜力的可能性。旧矛盾加上新矛盾就导致这样一种情况，即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令人感到痛苦的困难也产生了。这些困难最直接最强烈地表现在这样一件每个工人和每个农民天天都感觉到的事实上，即劳苦群众的生活条件并没有随着经济的普遍增长而改善，而是由于粮食困难目前正在日益恶化。苏联经济的严重危机说明，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产力不适应于民族市场，只有在国际的规模上才能做到社会主义式的协调和一致。换句话说，苏联经济的危机不仅是成长期间产生的病症，一种初期的病态，而且表明了更加有意义得多的事情——即世界市场的严格控制，这个市场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从属于它，我们同它结合在一起，我们摆脱不了它。”（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然而，不能根据上面说的话就得出结论，否定十月革命的历史“合理性”，这是一种可耻的实利主义的结论。国际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可能是一桩单一的、同一个时间采取的行动。政治上层建筑——革命是这种“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有它自己的辩证法，它专横地打断世界经济的进程，但是它并不废除这种经济的根深柢固的规律。十月革命作为世界革命（这种革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几十年的时间）的第一阶段是“正当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之间的间隔要比我们所预料的长得多。虽然如此，它仍然是一个间隔，而绝不能变成一个自给自足地建设民族社会主义社会的时期。
两种革命概念，在（苏维埃）经济问题上产生了两条基本路线。最初迅速取得的经济成就是完全出乎斯大林的意料的，这些成就促使斯大林在一九二四年秋天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这是为孤立的民族经济提出的实际前景的顶点。正是在这个时期，布哈林提出了他的著名公式：由于可以通过对外贸易的垄断来保护自己，使自己不受世界经济的影响，我们能够建设社会主义，“即使是以乌龟速度”。这是中派（斯大林）和右派（布哈林）集团的共同公式。早在这个时候，斯大林就无尽无休地提出一种想法：我们的工业化速度是我们“自己的事”，同世界经济没有任何关系。这样一种民族自给自足自然不能维持很久，因为它所反映的是经济恢复的最初的很短暂的阶段，而经济恢复却需要恢复我们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国与国相互依赖所产生的最初冲击，出乎民族社会主义者的预料，产生了一种不安情绪，这种情绪到下一个阶段变成了惊慌失措。我们必须在尽可能迅速的工业化和集体化速度的帮助下尽可能迅速地取得经济的“独立性”！——这就是民族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在过去两年中所发生的转变。爬行的和小手小脚的做法完全被冒险主义代替了。而两种做法的理论基础却是一样的：民族社会主义概念。
正如上面所表明的，基本困难来自客观环境，主要是来自苏联的孤立处境。我们在这里将毫不犹豫地考虑，这种客观环境本身究竟在多么大的程度上是领导方面的主观错误所造成的（如一九二三年在德国、一九二四年在保加利亚和爱沙尼亚、一九二六年在英国和波兰以及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在中国执行的错误政策；当前“第三个时期”[2]的错误战略，等等，等等）但是，苏联最剧烈的震动是这一事实造成的，即目前的领导设法装成心甘情愿的样子，他们从工人国家的政治孤立中制订出一个经济上孤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纲领。这就导致试图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农具的基础上把农民土地全盘社会主义集体化——一种最危险的冒险，这种冒险有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合作的可能性遭到破坏的危险。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种情况变得极其尖锐的时候，布哈林这位昨天的“乌龟速度”理论家已经为今天的“疯狂奔驰”的工业化和集体化创作了一首动人的赞美歌。令人担心的是，这首赞美歌不久恐怕也会被宣布为最大的异端。因为在空中已经出现了新的曲调。在经济现实抵制的影响下，斯大林不得不退却。现在的危险是，昨天的那种由惊慌情绪所产生的冒险主义的攻势可能变成一次惊慌失措的退却。这种阶段的变来变去就是民族社会主义的性质无情地带来的结果。
如果一个孤立的工人国家为自己制订一个现实主义的纲领，那就不可能为自己规定脱离世界经济而“独立”的目标，尤其不可能为自己规定“在最短的时期内”建设一个民族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任务并不是要达到抽象的最高速度，而是达到最适宜的，也就是根据国内和世界的经济条件来决定的最好的速度，这种速度可以加强无产阶级的阵地，准备未来的国际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因素，同时首先有步骤地提高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和加强无产阶级同农村非剥削群众的联盟。这种前景应当在整个准备时期都如此，这就是说，一直到先进国家的革命取得胜利，把苏联从目前的孤立处境中解放出来为止。
这里谈到的某些思想在作者的其他著作中有更详尽的阐述，特别是在《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判》一书中。在最近的将来，我希望出版一本小册子，专门评述苏联经济发展的现阶段。我不得不请希望更加了解今天对不断革命论的提法的读者看看本书。但是，上面提到的种种考虑已经足以——我不揣冒昧——显示近年来就原则问题所进行的斗争的充分意义，这场斗争目前正在以两种对立的理论的形式进行着，即一国社会主义论对不断革命论。只有问题的这种现实意义足以说明，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呈献给外国读者的一本书，大部分是批判地重估革命以前的预断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方面的论战。当然，对于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本来是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方式来加以说明的。但是，目前这种方式绝不是作者创造出来的，也不是按照作者的本意选择的。这种方式之所以强加于作者，部分是由于敌对者的意志，部分则是由于政治发展的实际进程。甚至科学中最抽象的数学真理，如果同其发现史联系起来，也可以透彻地领会。这一点甚至更加有力地适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的比较具体的即为历史所决定的真理。我想，要使读者更加接近更加明确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本质，是把在革命前的俄国条件下对革命所进行的预断的来龙去脉说清楚，而不是脱离产生这些政治思想的斗争条件来对这些政治思想进行经院式的和夸夸其谈的说明。
[1] 斯大林发表这篇演说是在一九二九年五月六日，一九三〇年初使它得到一种“纲领性”意义的情况下才第一次出版。——列·托·（这篇演说刊载在《共产党人》[美国]一九三〇年六月号上。见威·兹·福斯特著《美国共产党史》一九五二年版第273页。《斯大林选集》中没有收入这篇演说。——英译者注）
[2] 在一九二八年八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曾讨论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分期问题。第三个时期指资本主义经济和苏联经济几乎同时开始超出各自的战前水平时期。——中译者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