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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狄克的论文中，作为一种征兆来说，有一段话是最令人感到不安的，这段话固然好像同我们感到兴趣的中心主题没有关系，但是由于拉狄克一贯向中派主义的理论家靠拢，这段话同我们感到兴趣的中心主题还是有密切联系的。我说的是他在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多少有些隐蔽的进展。必须详细地谈一谈这一点，因为在拉狄克的错误中，如果这条“傍线”进一步发展下去，就有可能超过所有的其他意见分歧，这一点表明拉狄克的错误已经肯定地发生了由量到质的变化。
拉狄克在讨论来自外部的威胁革命的危险时写道，列宁“……意识到这一事实，即在一九〇五年俄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上，这种[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得到西欧无产阶级的帮助才能保持下去。“（黑体是我标的。——列·托·）
这是错上加错；首先，这是非常粗暴地违背历史的前景。实际上，列宁说，而且不止一次地说，如果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俄国的民主专政（绝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保持下去。这种想法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在一九〇六年斯德哥尔摩党代表大会时期列宁发表的所有论文和演说中（同普列汉诺夫的论战、国有化问题，等等）。那个时期，列宁甚至没有提出在西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但是，当时最重要的事情还不在这里。“在一九〇五年俄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上”是什么意思呢？那末一九一七年的水平又是怎样的呢？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正是在这种水平的差别上建立起来的。共产国际的纲领把整个地球分成许多方块，有些在水平上“适合”于独立地建设社会主义，另外一些则“不合适”；这样就为革命战略建造了一系列毫无希望的死胡同。毫无疑问，经济水平的不同对于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可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一九〇五年，我们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正如同就这一点来说我们也不能建立民主专政一样。在一九一七年，我们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这种专政也就吞并了民主专政。但是，在一九一七年经济发展水平上，正如在一九〇五年水平上一样，只有在西欧无产阶级的及时帮助之下，专政才能保持并发展到社会主义。自然，这种“及时性”不能事先加以估计；它是在发展和斗争的过程中决定的。同这个决定于世界力量对比（它具有最后的和决定性的发言权）的根本问题比较起来，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发展水平的不同，不管本身多么重要，只是一个次要的因素。
但是，拉狄克自己还不满足于含糊地提到这种水平的差别。在提到列宁看到革命的内部问题和世界问题之间的联系（哦，这倒奇怪！）这一事实以后，拉狄克补充说：
“但是，列宁并没有单独把俄国社会主义专政的保持和西欧无产阶级的援助之间的这种联系的概念尖锐化，像托洛茨基的表述所过分尖锐化了的那样，即援助必须是国家的援助，也就是已经取得胜利的西欧无产阶级的援助。”（黑体是我标的。——列·托·）
老实说，当我读到这几句话的时候，我真不相信我的眼睛。拉狄克需要不肖门徒的武库中的这个毫不值钱的武器，究竟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呢？这只不过是令人感到害臊地重述我们经常那样大加嘲笑的斯大林主义的陈词滥调。别的不说，这段引语表明，拉狄克对列宁道路上的主要里程碑知道得太少。列宁同斯大林不一样，他不仅从来没有把欧洲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政权施加压力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对立起来；相反，他表述来自外部的革命援助问题比我还要尖锐。在第一次革命时期，他不倦地一再重复说，我们不应当在欧洲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下保持民主制度（连民主制度也不保持！）。一般地来说，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以及随后的几年中，列宁除了从我们的革命同欧洲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的角度来考虑和估计我们的革命的命运以外，没有用过别的方法。例如，他公开断言：“没有德国革命的胜利，我们就注定了失败。”他是在一九一八年说这句话的，即并不是在一九〇五年的“经济水平”上；当时他心中所想的不是未来的几十年，而是就在眼前的时期，这个时期如果不是几个月的话，至多也不过是几年的功夫。
列宁曾经好几十次宣称：如果我们坚持下来了，那“……是因为当时侥幸凑成的条件使我们在一个短时间内免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害”（在一个短时间内！——列·托·）接下去又说：“无论如何，无论在什么条件下，……国际帝国主义……都不能和苏维埃共和国和平共处……在这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那末，结论是什么呢？不是对无产阶级的“压力”或者资产阶级的“中立化”抱着和平主义的希望吗？不是，结论是这样的：“在这里，俄国革命最大的困难……必须唤起国际革命”[1]。这些话是什么时候说的和写的呢了不是尼古拉二世同威廉二世就缜压革命问题进行谈判和我提出”尖锐“公式的一九〇五年，而是一九一八年、一九一九年以及随后的年代。
回顾过去，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们懂得，没有国际的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列·托·〕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还在革命以前，以及在革命以后，我们都是这样想的：或者是其他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立刻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或者是与此相反，我们非失败不可。尽管有这种想法，但我们还是尽力去做，以便在任何情况下保存苏维埃制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工作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是为了国际革命。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我们在十月革命以前，在十月革命刚刚胜利以及在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时期，一再表达了这种信念。一般说来，这是正确的。可是，实际上运动并不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直线地进展。”[2]
从一九二一年以后，运动开始不像我（同列宁一道）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一九年（而不仅是在一九〇五年）所想象的那样直线地进展。但它还是沿着工人国家和资产阶级世界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的路线发展了。二者不可得兼！只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发展，工人国家才能得到保卫，不仅避免军事上而且避免经济上的致命危险。企图在这个问题上发现两种立场，即列宁的立场和我的立场，这是理论上最偷懒的做法。至少要重新阅读一下列宁的著作，不要诽谤他，不要用斯大林主义的发霉的玉米粥来喂我们！
但是，堕落甚至并没有到此为止。拉狄克说，列宁认为世界无产阶级的“简单的”（本质上是改良主义的、柏塞尔式的）援助就够了，而托洛茨基却“夸大地要求”必须是国家的援助即革命的援助，拉狄克在捏造了这段故事以后继续说：
“经验表明，在这一点上，同样，列宁也是正确的。欧洲无产阶级还不能夺取政权，但在干涉时期，它已强大到足以阻止世界资产阶级用巨大的力量来反对我们。因此，它帮助了我们保持苏维埃政权。除了资本主义世界本身的种种对抗以外，对劳工运动的恐惧是保证干涉结束以后的八年期间和平得以保持的主要力量。”
这段话从我们这个时代的官方文人所作的作业看来，虽然不是创举，但是由于它是历史错误、政治混乱和最大的原则错误的结合，还是值得注意的。
从拉狄克的话中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列宁一九〇五年在他的小册子《两种策略》（这是拉狄克提到的唯一著作）中预言，一九一七年以后国家之间和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将会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可以在一个长时期中排除对我们进行大规模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与此相反，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并没有预见到帝国主义战争以后必然产生的形势，而只是考虑当时的现实，如强盛的霍亨索伦军队、非常强大的哈布斯堡军队、非同小可的法国证券交易所，等等。这真是莫大的时代错误，这种时代错误由于其可笑的内在矛盾而变得更为复杂。因为在拉狄克看来，我的第一个错误正是在于这一事实，即我是“在一九〇五年的发展水平上”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景的。现在第二个错误也很清楚了：我没有根据只是一九一七年以后才出现的国际形势来考虑我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前夜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前景。斯大林经常提出的论据看来就是这样，我们并不感到奇怪，因为我们很了解他在一九一七年以及一九二八年的“发展水平”。但是，拉狄克是怎么掉进这一伙当中来的呢？
然而，甚至这还不是最坏的情况。最坏的是，拉狄克跳过了分别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界限，分别革命立场和和平主义立场的界限。这至少是一个反对战争的斗争问题，也就是如何和用什么方法能够防止或者结束战争的问题；是通过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施加压力呢，还是通过内战来推翻资产阶级呢？拉狄克无意中把一个无产阶级政策的根本问题提到我们之间的争论当中来了。
拉狄克是不是想说我不仅“忽视”农民而且“忽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施加压力，而只考虑无产阶级革命呢？很难说他会维护这样一种不愧为一个台尔曼、一个塞玛尔或者一个蒙穆索的荒唐想法。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时的极左派（季诺维也夫、塔尔海默、台尔曼、贝拉·库恩，等等）鼓吹在西方实行盲动主义策略，以便挽救苏联。我和列宁一道尽可能通俗地向他们说明，他们可以给予我们的最好的帮助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巩固他们的阵地，为夺取政权进行准备，而不是为了我们而仓促地进行革命的冒险。当时，遗憾的是，拉狄克不是站在列宁和托洛茨基一边，而是站在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一边。但是，拉狄克一定记得——无论如何，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记录记得——列宁和我的论据的实质正是攻击极左派的荒谬的“尖锐的表述”。在我们向他们说明党的加强和无产阶级的压力是国内和国际关系中很重要的因素以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补充说，“压力”只是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的一种职能，它完全决定于这一斗争的发展。由于这个原因，列宁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结束的时候在代表们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发表了一篇演说，反对消极和等待事态发展的倾向，最后大体上是用这样一个教训结束了他的演说：不要冒险，但是，亲爱的朋友们，也不要裹足不前，因为单靠“压力”，我们是不能持久的。
拉狄克提出这样一点：欧洲无产阶级在战后不能取得政权，但是它阻止了资产阶级打垮我们。我也不止一次说过这一点。然而，欧洲无产阶级之所以防止了我们陷于毁灭，只不过是因为除了无产阶级的压力以外，同时存在的还有帝国主义战争所带来的很严重的客观后果以及被这一战争恶化了的世界冲突。在帝国主义阵营内部斗争、经济崩溃或者无产阶级压力这些因素当中，究竟哪一个具有比较决定性的意义，那是很难说的；问题不能这样提。单靠和平的压力是不够的，这一点已为帝国主义战争证明得太清楚了，因为不管有什么“压力”，这个战争还是降临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说无产阶级的压力在苏维埃共和国最初最严酷的年代已经得到证明是足够有效的话，那只是因为对欧洲工人来说，当时并不是施加压力的问题，而是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问题——而且这个斗争一再采取了内战的形式。
一九〇五年，欧洲既没有战争，也没有经济崩溃，而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却残暴嚣张，不可一世。当时社会民主党人的“压力”根本不能阻止威廉第二或者弗朗茨·约瑟夫向波兰王国进军，或者一般地说来，不能阻止他们去援助沙皇。甚至在一九一八年，德国无产阶级的压力也没有能够阻止霍亨索伦占领波罗的海各省和乌克兰，如果说他没有能够远征到莫斯科的话，那只不过是因为他的武装部队不够多。要不然，我们是怎样和为什么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呢？昨天的事是多么容易忘记啊！列宁并没有使自己只限于希望无产阶级施加“压力”，而是一再断言，如果德国不革命，我们一定会毁灭。从本质上说，这是正确的，虽然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已经过去了。不要幻想了吧；我们已经接到一个没有日期的延期偿付通知了。像以前一样，我们还是生活在“喘息时机”的条件下。
有一种条件是，无产阶级还不能夺取政权，但能阻止资产阶级利用自己的力量发动战争，这种条件是一种阶级均势不稳定的最高表现的条件。一种均势被说成是不稳定的，正是因为它不能长久保持下去。它必然倒向这一边，或者倒向那一边。不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就是资产阶级通过一系列摧毁性的打击，充分地削弱革命的压力以重新取得行动自由，首先是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
只有一个改良主义者才会把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国家施加的压力描绘为一种不断增长的因素和一种对付干涉的保证。正是从这个概念中产生了在世界资产阶级中立化的条件下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斯大林）。正如猫头鹰在天色微明的时候才起飞一样，在无产阶级的压力下资产阶级中立化的斯大林主义理论，也只是在产生这种理论的条件开始消失的时候才提出来的。
有一个时期，遭到歪曲的战后经验引起这样一种骗人的希望，即没有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而代之以一般的“支持”，我们也可以活下去。在这个时期，世界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无产阶级的失败为资本主义的稳定铺平了道路。战后资本主义的崩溃已经克服。没有尝过帝国主义屠杀的恐怖滋味的新的一代已经成长起来。结果是，资产阶级现在可以比五年或者八年以前更为自由地运用它的战争机器了。
在劳动群众向左转的时候，这种进程进一步发展下去，必将再一次加强他们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压力。但这是一个两面都有刀刃的因素。正是来自工人阶级方面的日益增长的危险，可以在以后的阶段促使资产阶级采取决定性的步骤，来表明它是自己家里的主人，同时试图摧毁传染病的主要中心——苏维埃共和国。反对战争的斗争不是决定于对政府施加的压力，而是完全决定于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和平主义”效果，正像它的改良主义效果一样，只不过是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的副产品；这种效果只有相对的力量，容易变成相反的东西，这就是说，它可以促使资产阶级走上通向战争的道路。资产阶级对劳工运动的恐惧（这是拉狄克非常片面地提到的一点），是所有的社会和平主义者最大的希望。但是，仅仅是对革命的“恐惧”，决定不了什么。能够决定的是革命。由于这个原因，列宁在一九〇五年说，反对君主制度复辟（在一九一八年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唯一保证，并不是无产阶级施加压力，而是它在欧洲取得革命胜利。这是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提法。尽管“喘息时机”具有漫长的性质，列宁的表述到今天还保持着充分的效力。我也是用同样的方法表述这个问题的。一九〇六年我在《总结与展望》一书中写道：
“正是由于害怕无产阶级起义，资产阶级政党即便在投票赞成拨付巨额军费时，也不得不庄严地宣称赞成和平，梦想国际仲载法庭、甚至梦想组织欧洲联邦。当然，这种可怜的宣言既不能消除国家之间的对抗，也不能消除武装冲突。”（《总结与展望》，《我们的革命》第283页）
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基本错误在于这一点：为了挽救斯大林—布哈林的和平主义和民族改良主义前途，追逐一些反对战争危险的革命—技术秘方，结果把反对战争的斗争同夺取政权的斗争分裂开来了。
第六次代表大会的鼓舞者，这些惊慌不安的一国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从本质上说，这是一些吓坏了的和平主义者——企图通过加紧施加“压力”的办法来使资产阶级永远“中立化”。但是，由于他们不能不知道，他们的领导迄今在一系列国家都已导致革命的失败，并已把国际无产阶级先锋队远远丢在后面，于是他们便首先努力扔掉马克思主义的“尖锐的表述”——这种表述把战争问题同革命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他们把反对战争的斗争改变成一种不需要别人帮助的任务了。由于怕本国政党错过决定性的时刻，他们宣布战争危险是永远存在的、不可延缓的和迫在眉睫的。世界上发生的每件事情，都是为了战争的目的而发生的。战争现在不再是资产阶级政体的一种工具；资产阶级政体倒是战争的一种工具了。结果，共产国际反对战争的斗争变成一套在各种场合下都自动重复而在失去效力的时候才消失的老公式。斯大林主义的民族社会主义就倾向于把共产国际变成对资产阶级施加“压力”的一种辅助工具。拉狄克用他的轻率的、散漫的和肤浅的批评所帮助的正是这种倾向，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他已经失去指南针而卷入一股奇特的潮流，这股潮流可以把他带到遥远的彼岸。
[1]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79—80页。
[2]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4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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