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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观点和列宁主义观点之间的分歧本身，在政治上表现为依靠农民的无产阶级专政口号同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口号的对立。争论并不在于资产阶级民主阶段是否可以跳过和工农联盟是否必要——而在于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民主革命中合作的政治结构。
拉狄克的论点太狂妄了，更不用说是轻率的了。他说，只有“没有想透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复杂方法”的人才有可能提出民主专政的政党—政治表现的问题，而列宁据说把整个问题降低为两个阶级在客观历史任务中合作的问题。不，不是这样。
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中撇开革命的主观因素：政党及其纲领——无产阶级和农民合作的政治和组织形式——那末，所有的意见分歧都会消失，不仅是列宁和我之间的标志着同一革命派的两种意见的分歧，而且更糟的是，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之间的意见分歧，最后，还有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和一八四八年革命、甚至一七八九年革命之间的分歧，如果无产阶级能够谈得上同后者有关系的话。所有的资产阶级革命都是以城市和乡村被压迫群众的合作为基础。正是这一点使革命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具有一种民族性质，即全民性质。
我们在政治上以及理论上所争论的，并不是工人和农民的合作本身，而是这种合作的纲领以及合作后党的形式和政治方法。在过去的革命中，工人和农民是在自由资产阶级或者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导下“合作”的。共产国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依然重复过去革命的经验，竭尽全力使中国的工人和农民服从民族自由派蒋介石的政治领导，后来则是服从“民主派”汪精卫的政治领导。列宁提出了同自由资产阶级不可调和地对立的工农联盟问题。这种联盟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就其方法来说，这是城乡被压迫阶级进行合作的一种新的实验。因此，合作的政治形式问题重新提出来。而拉狄克简直忽略了这一点。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他不仅使我们从不断革命的公式向后转，而且使我们从列宁的“民主专政”向后转——而回到一种空虚的历史抽象概念当中。
的确，列宁若干年来是拒绝事先断定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政党—政治和国家组织采取什么形式这样一个问题的，他首先提出用这两个阶级的合作来反对同自由资产阶级的联合。列宁说：在某一历史阶段，从整个客观形势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联盟，以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农民能够建立一个独立政党并且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吗？这个政党在专政政府中是占多数呢，还是占少数呢？无产阶级的代表在革命政府中所占的具体比重有多大呢？这些问题没有一个能够得到必然的答案。“经验将会表明！”只要民主专政的公式没有完全明确工农联盟的政治结构问题，那末，它在一定的程度上——绝不是转变成拉狄克的那种贫乏的抽象概念——依然是一个代数公式，它容许将来作出极其不同的政治解释。
此外，列宁本人绝没有这样的意思，即问题会为专政的阶级基础及其客观历史目的完全解决。主观因素——目的、有意识的方法、党——的意义，列宁知道得很清楚，并且把这一点教导了我们所有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列宁在对他的口号所作的注释中，对于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的工农联盟可能采取的政治形式问题，并没有拒绝作出大体上的和假定的预断。然而，列宁在不同的时期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远远不是一样的。列宁的思想绝不能教条地而必须历史地去理解。列宁并没有从西奈山[1]带来完善的戒律，而是找出一些适合现实的思想和口号，使这些思想和口号具体并且准确，同时在不同的时期给予它们不同的内容。但是，问题的这个方面（它后来具有了决定的性质，并且在一九一七年初把布尔什维克党带到了分裂的边缘）拉狄克根本没有研究过。他干脆不理睬这个方面。
然而，事实上，列宁在说明两个阶级联盟可能拥有的政党—政治表现和政府形式时并不总是一样的，以免党为这些假定的说明所束缚。这样谨慎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在于这个代数公式包含着一个在重要性上很大而在政治上却极不明确的数量：农民。
我只想引用列宁说明民主专政的几个例子，因为全面说明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演变需要单独写一本书。
一九〇五年三月，列宁发展了无产阶级和农民将成为专政的基础这一思想，他写道：
“我们所希望的和可能的这种革命民主专政的社会基础的成分，自然要反映到革命政府的成分上，使革命民主派中形形色色的代表必然要参加这个政府，成者甚至在这个政府中占优势。”（黑体是我标的。——列·托·）[2]
在这几句话中，列宁不仅说明了专政的阶级基础，而且扼要地说明了专政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可能占优势的情况下的具体政府形式。
九〇七年列宁写道：
“先生们，你们说的‘农民土地革命’，要想获得胜利，就应该成为全国范围的中央政权，成为名副其实的农民革命。”[3]
这个公式甚至走得还要远些。它可以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即革命政权必须直接地集中在农民手中。这个公式用事态发展过程本身对它所作的更为深远的解释来说，还包括使无产阶级作为农民革命的“代理人”而取得政权的十月革命。这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公式可能作出的最充分的解释。我们可以这样假定，在一定的程度上，这个公式的强有力的方面就在于这种代数的性质，但是它的危险性也正在于此，这一点在二月以后在我们中间很生动地显露出来，而在中国则导致灾难。
一九〇五年七月，列宁写道：
“没有人说党夺取政权——我们说的只是参加革命，尽可能以领导的地位参加革命……”（第六卷，第278页）[4]
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列宁认为，关于由党夺取政权的问题，可以同意考茨基的意见，他说：
“考茨基不仅认为‘在革命进程中社会民主党取得胜利’‘是非常可能的’，而且他还表示社会民主党人有责任‘使自己的支持者具有胜利信心，如果在斗争以前就抛弃胜利的信念，斗争是不可能成功的’。”[5]
列宁自己所作的这两种解释之间的距离，并不小于列宁同我的公式之间的距离。我们在后面甚至还要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这里，我们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列宁的这些矛盾意味着什么呢？这些矛盾所反映的是革命政治公式中同一个“巨大的未知数”：农民。激进的思想家有时把农民当作俄国历史的斯芬克司[6]，并不是毫无理由的。关于革命专政性质的问题——不管拉狄克愿意不愿意——是同敌视自由资产阶级而又不依靠无产阶级的革命农民政党是否有可能的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后一问题的决定性意义是不难掌握的。如果农民能够在民主革命时期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党，那末，民主专政就可以在最真实最直接的意义上实现，而无产阶级少数参加革命政府的问题就会具有一种的确重要然而却是从属性的意义。农民由于其中间地位和社会成分的复杂性，既不可能有一个独立的政策，也不可能有一个独立的政党，而是在革命时期不得不在资产阶级政策和无产阶级政策之间进行选择，如果我们从这一事实出发，那末，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只有这样估价农民的政治性质，才有可能直接从民主革命当中出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前途。在这一点上，自然并没有“否认”、“忽视”或者“低估”农民。如果土地问题对整个社会生活没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农民革命不是具有巨大的深度和广度，那末，在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甚至根本无从谈起。但是，土地革命为无产阶级专政创造条件这一事实，是由于农民没有能力用自己的力量和在自己的领导下解决自己的历史性问题才产生的。在资产阶级国家甚至落后国家的目前条件下，只要它们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工业时期并且被铁路和电报联结成一个整体——这一点不仅适用于俄国，也适用于中国和印度——农民充当一个领导的政治角色或者甚至只是一个独立的政治角色的能力，就比在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还要小些。我坚持不渝地强调这种想法（这种想法是不断革命论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这一事实，也成了谴责我低估农民的一种十分不充分的和实质上根本没有根据的借口。
列宁对农民政党问题的看法是怎样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广泛地回顾列宁在一九〇五至一九一七年时期对俄国革命的看法的演变。我在这里将只限于提出两段引语：
一九〇七年，列宁写道：
“也许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团结还有客观困难，使这样的政党不能成立，并使农民的民主派在长期中依然象现在那样只是一种脆弱的、不定形的、软弱的劳动派[7]群众。”[8]
一九〇九年，列宁对于同一个题目提出了不同的说法：
“……毫无疑问……革命……达到高度发展，实现了革命专政的时候，就一定会使更定形的和更强大的革命农民政党产生。谁不是这样地看问题，他就是认为在一个成年人的身上，某些重要器官的大小、形态和发育程度仍然会象儿童时期的一样。”[9]
这种假定得到证实了吗？没有，没有得到证实。而正是这一点，促使列宁在历史完全证实的时刻到来以前对革命政府问题作出一种代数学的回答。自然，列宁从来没有把他的假设公式置于现实之上。为建立无产阶级的独立政党而斗争是他的生活中的主要内容。然而，可悲的不肖门徒们追逐农民党的结果却是，使中国工人从属于国民党，在印度以“工农党”的名义绞杀了共产主义，危险地假造农民国际，伪装反帝联盟，等等。
目前盛行的官方思想并没有努力详述上面引证的列宁的矛盾，这些矛盾部分是外形上的和表面上的，部分却是真实的，但它们总都是从问题本身产生出来的。现在，我们当中涌现了一批特殊类型的“红色”教授，他们同过去的反动教授不同之处，往往不在于脊骨更硬些，而只不过是更加无知，他们用学者的态度修剪和清洗了列宁的一切矛盾，即修剪和清洗了列宁思想的动力；标准的引语用不同的线串起来，然后按照“当前”的需要使这一“串”或那一“串”引语流通。
一刹那也不能忘记，在政治上还是“处女”的国家里，在巨大的历史间隙以后，在欧洲和全世界经过漫长的反动时期以后，革命的问题变得尖锐起来，同时仅仅由于这个原因而使革命的问题有了许多未知数。列宁通过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表达了俄国社会条件的特殊性。他对这个公式作过不同的解释，但是在彻底调查清楚俄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以前，他并没有放弃这个公式。那末，这种特殊性究竟何在呢？
土地问题和一般农民问题——作为所有其他问题的基础或者基础的基础——的巨大作用，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对农民及其民粹派意识形态、“反帝”传统和革命锻炼表示同情的人的巨大数量——所有这些整个来说意味着，如果一个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的农民政党毕竟在什么地方有可能建立的话，那末，正是并且首先是在俄国有这种可能。
事实上，在努力建立一个有别于自由派政党或无产阶级政党的农民党或者工农党的过程中，各种可能的政治形式在俄国都尝试过了，非法的、议会的以及二者结合起来的，如土地与自由社、民意党、重分黑土党、合法民粹派、“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党”、“劳动派”、“左翼社会革命党”，等等，等等。有半个世纪的时间，我们好像在进行一次巨大的实验，来建立一个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拥有独立地位的“反对资本主义”的农民党。大家知道，社会革命党的实验达到了最大的规模，它在一九一七年的一个时期实际上成为绝大多数农民的政党。但是，结果怎么样呢？这个政党利用它的地位只是把农民完全叛卖给了自由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人同协约国的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同他们一道进行了反对俄国无产阶级的武装斗争。
这个真正典型的实验表明，在议程上是一些次要问题的平静的历史时期，以农民为基础的小资产阶级政党还能够保持一种执行独立政策的姿态，但是在社会革命危机把所有制的根本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小资产阶级“农民”党就会自动地变成资产阶级手中用来反对无产阶级的一种工具。
如果分析过去我同列宁的意见分歧，不是不管哪年哪月哪日的话一律引用，而是考虑到正确的历史前景，那末，十分清楚，争论——至少在我这方面——并不在于是否需要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来解决民主任务，而在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合作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政党—政治和国家形式，以及它可以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来使革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当然，我说的是我在这次争论中的立场，而不是当时布哈林和拉狄克的立场，他们的立场必须由他们自己来回答。
“不断革命”的公式究竟同列宁的公式多么接近，可以用下面的对比作一生动的说明。一九〇五年夏天，也就是十月总罢工以前和莫斯科十二月暴动以前，我在为拉萨尔的一篇演说写的序言中写道：
“不言而喻，无产阶级正像资产阶级在它的时代一样，也是在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实现它的使命的。无产阶级领导农村，引导它参加运动，并使它对实现自己的计划成到兴趣。然而，无产阶级必须是领袖。这不是‘农民和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依靠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10]（列·托洛茨基：《一九〇五年》，第281页）
现在可以把我在一九〇五年写的而后来在一九〇九年我在波兰文报纸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又引用过的这些话和下面列宁的话比较一下。列宁的这一番话也是在一九〇九年写的，正好是在党代表会议在罗莎·卢森堡的压力之下采纳了“依靠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公式以代替旧的布尔什维克公式以后。孟什维克说列宁的立场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列宁对他们的答复是：
“……布尔什维克在这里给自己选择的公式是说明：‘无产阶级领导农民。’”[11]
“……所有这些说法的意思都是一样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难道这种意思不正是体现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吗？无产阶级依靠农民这个‘公式’不是也完全包括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范围以内吗？”（黑体是我标的。——列·托·）[12]
由此可见，列宁在这里对“代数”公式所作的说明，排除了一个独立的农民政党的概念，甚至还排除了农民在革命政府中起统治作用的概念：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无产阶级依靠农民，因此革命政权是集中在无产阶级政党手中。但这正是不断革命论的核心。
今天，也就是说，在经历了历史考验以后，关于过去在专政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最多只能这样说：
列宁总是从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出发，竭力强调和突出工农进行革命民主合作的必要性——他向我们所有的人教导了这一点——而我，也是坚决地从这种合作出发，不过我竭力强调的是，不仅在集团中而且在被要求来领导这个集团的政府中都有必要实行无产阶级领导。在这件事情上，不可能还有别的分歧。
接着上面所说的，让我们再引用两段话：一段是《总结与展望》中的，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曾用来证明我的观点同列宁的观点之间的对立；另外一段是列宁写的一篇同我论战的文章中的，这段话被拉狄克也用来实现同样的目的。
这里是第一段话：
“无产阶级参加政府在客观上是极可能的，原则上也是可以容许的，只是这种参加要具有统治的和领导的性质。当然，人们可以把这样一个政府说成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无产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专政，甚至说成是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但是问题仍然在于：谁在政府中掌握领导权，并通过政府领导全国？当我们说到工人政府的时候，关于这一点我们的回答是，政府的领导权应该属于工人阶级。”（《我们的革命》，一九〇六年，第250页）
季诺维也夫（在一九二五年！）大叫大嚷，原因是我（在一九〇五年！）曾把农民和知识分子相提并论。在上面引的一段话中，他再没找出别的东西。知识分子被提到是那个时期的条件所决定的，当时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起着和今天完全不同的作用。当时只有纯粹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以农民的名义说话；社会革命党人正式地说来是在无产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三位一体”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政党的；孟什维克——正如我当时所写的——为了证明资产阶级民主的繁荣昌盛而紧紧地跟随着每个激进的知识分子。在那些日子里，我曾经好几百次地说明知识分子没有能力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集团，同时还说明革命农民的决定性意义。
但是，说来说去，我们在这里肯定不是在讨论论战中的一句话，这种句子我根本不想维护。引语的实质在于：我完全接受列宁主义的民主专政内容，而只不过要求给它的政治结构一个更加正确的定义，也就是说，排除无产阶级在小资产阶级多数中只不过是人质的那种联合。
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列宁在一九一六年写的一篇论文，正如拉狄克本人所指出的，这篇论文是“形式上反对托洛茨基，实际上却是反对布哈林、皮达可夫和我自己（即拉狄克）以及若干其他同志”。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供认，因为它完全肯定了我当时的这样一种印象，即列宁只是在外表上把论战的锋芒针对着我，至于从内容方面（我马上就写出来）来说，实际上根本不是指我。这篇论文（有两行）提到据说我“否定农民”的那条罪状，这条罪状后来成了那些不肖门徒及其信徒的主要资本。这篇论文的“核心”——这是拉狄克的说法——是这样一段话：
“托洛茨基也不想一想，”列宁引用我的话说，“如果无产阶级能够带动农村非无产阶级群众去没收地主土地，推翻君主制度，那也就是‘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而在俄国这正是未来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13]
列宁对于我“否定”农民而提出的这种责难，没有寄往“正确的地址”，实际上他指的是真正跳过民主革命阶段的布哈林和拉狄克，这一点不仅从上面说过的一切看来是清楚的，而且从拉狄克本人所引用的那段他正确地称之为列宁那篇论文的“核心”的引语看来也是清楚的。事实上，列宁直接引用我那篇论文中的话是这样的意思，只有无产阶级的独立的和勇敢的政策才能“带动农村非无产阶级群众去没收地主土地，推翻君主制度”，等等——然后列宁才补充说：“托洛茨基也不想一想……这正是未来的革命民主专政。”换句话说，列宁是在这里肯定并且证明（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托洛茨基实际上接受布尔什维克公式的全部实际内容（工农合作和这种合作的民主任务）但是拒绝承认这就是未来的民主专政，民族革命的完成。因此，在这篇显然“尖锐”的论战文章中，所争论的并不是革命及其阶级推动力量在下一阶段的纲领，而正是这些力量的政治关系，专政的政治和政党性质。如果说一方面由于当时的进程本身还不清楚，另一方面由于派别之间有些夸张，因而论战中的误解在那些日子里是可以理解的和不可避免的，那末，拉狄克怎样在事后想尽办法把问题搅得这样混乱就完全不可理解了。
我同列宁所进行的论战，实质上是争论农民在革命中独立的可能性（以及独立的程度），特别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农民政党的可能性。在这场论战中，我责备列宁过高地估计了农民的独立作用。列宁则责备我低估了农民的革命作用。这是从论战本身的逻辑当中产生的。但是，在二十年以后的今天，有人还利用过去说过的这些话，把它们同当时党的前后关系割裂开，并且把论战中所有夸大的地方或者偶尔发生的错误都绝对化，而不是根据我们已有的伟大革命经验来揭示分歧的实际焦点何在以及这些分歧的真正的而不是字面上的范围究竟有多么大，这不是卑鄙的做法吗？
由于我不得不在选择引语方面限制自己，我将在这里只提出列宁论革命阶段的简要提纲，这个提纲是在一九〇五年底写的，但是到一九二六年才第一次在《列宁文集》第五卷中发表[14]。我记得，所有的反对派分子（包括拉狄克）都认为这个提纲的发表是给反对派的最好的礼物，因为从所有按照斯大林主义法典所写的文章来看，列宁在这个提纲中原来犯了“托洛茨基主义”的罪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的决议虽然是谴责托洛茨基主义的，但是它的最重要的几点却好像是公然故意地反对列宁的根本提纲的。斯大林主义分子对于这个提纲的发表咬牙切齿，怒不可遏。这一卷《列宁文集》的编者加米涅夫以其特有的那种并不太感到羞惭的“好脾气”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如果不是由于我们之间正在准备结成一个集团，他是无论如何不会容许这个文件发表的。最后，在《布尔什维克》上刊载的一篇柯斯特采娃写的论女中，这个提纲被欺诈地窜改了，其目的正是为了使列宁在对待整个农民特别是中农的态度上摆脱托洛茨基主义的罪名。
此外，我在这里引一段列宁自己在一九〇九年对于他同我的意见分歧所作的估价：
“托洛茨基同志本人在这个论断中，认为‘民主居民的代表可以参加’‘工人政府’，就是说，认为政府可以由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代表组成。至于无产阶级在什么条件下才可以参加革命政府，这是另外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很可能不但同托洛茨基有分歧，甚至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也有分歧。但是革命阶级专政的问题，无论如何不能归结为在这个或那个革命政府中占‘多数’的问题，不能归结为社会民主党可以参加这个或那个政府的条件问题。”（黑体是我标的。——列·托·）[15]
在列宁的这段话中，又一次证实托洛茨基是接受由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代表组成的政府的，因此并没有“跳过”农民。列宁还进一步着重指出，专政的问题不能归结为政府中的多数问题。这是完全没有争论的。这里的问题首先是无产阶级和农民共同斗争，因而也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为反对自由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影响农民而斗争。但是，如果说工农革命专政问题不能归结为在政府中这个或那个多数的问题，那末，在革命胜利的情况下，这个问题还是不可避免地要作为决定性的问题出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列宁抱着一种谨慎的保留态度（以防万一）是有这样的含意的：如果事情达到党参加革命政府的地步，那末，在这样参加的条件上也许有可能同托洛茨基和波兰同志们发生分歧。因此，只要列宁从理论上认为无产阶级的代表作为少数派可以参加民主政府，那末，这就是一件有可能发生意见分歧的事情。然而，事态的发展表明，我们之间没有产生分歧。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党的最高领导在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组织联合政府这一问题上突然爆发了激烈的斗争。列宁原则上并不反对在苏维埃的基础上联合，但是他明确地要求坚决维护布尔什维克的多数。当时我同列宁肩并肩地站在一起。
现在让我们来听听拉狄克说的话。看看他把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整个问题归结成什么。
拉狄克问道，“一九〇五年的老布尔什维克理论，在什么地方证明是根本正确的呢？在这件事情上：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农民（彼得格勒卫戍军队的士兵）推翻了沙皇制度（在一九一七年。——列·托·）。归根到底，一九〇五年的公式从根本上只是预见到阶级对比关系，而没有预见到具体的政治制度。”
请稍微等一下！我把旧列宁主义公式叫做“代数”公式，并没有包含这样的意思：可以把它归结为一句空话，就像拉狄克非常轻率地所做的那样。“带有根本性的一点实现了：无产阶级和农民共同推翻了沙皇制度。”但是，这个“带有根本性的一点”毫无例外地在所有胜利的或半胜利的革命中都实现了。沙皇、封建地主和牧师在任何地方都经常尝到无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的先锋以及平民和农民的拳头。这种情况早在十六世纪在德国就已经发生，甚至还要早些。在中国，也是工人和农民打倒了“军国主义分子”。这同民主专政有什么关系呢？这种专政在过去发生的革命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在中国革命中也没有出现过。为什么没有出现呢？因为完成革命的艰苦工作的虽然是工人和农民，但是骑在他们背上的却是资产阶级。拉狄克这样极端地使自己脱离了“政治机关”，以致他忘记了革命中“最根本的一点”：谁领导革命和谁取得政权。然而，革命就是夺取政权的斗争。这是一场各阶级不是赤手空拳而是通过“政治机关”（政党，等等）的媒介来进行的政治斗争。
拉狄克向我们这些罪人大发雷霆说，“那些没有彻底思考过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方法的复杂性的人”才会抱着这样的概念：“整个问题最后必然是一个工人和农民共同管理的政府，有一些人甚至认为这必然是一个工人党和农民党的联合政府。”
这“一些人”是些什么样的傻子啊！那末拉狄克本人是怎样想的呢？难道他认为胜利的革命不一定要反映并且保证革命阶级的具体关系吗？拉狄克已经把这个“社会学”问题弄得艰深到这样的程度，除了文字的空壳以外已经一无所有了。
一个人使自己脱离工农合作的政治形式问题到多么不可容许的程度，我们可以从这位拉狄克一九二七年三月对共产主义学院发表的一篇讲话中最好地看出来：
“一年以前，我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这个（广州）政府的文章，我把它称为农民和工人的政府。而编辑部的一位同志却认为这是我的笔误，把它改成工人和农民的政府。我没有提出抗议，就让它保持那个样子：工人和农民的政府。”
由此可见，在一九二七年三月（而不是在一九〇五年），拉狄克认为可以有一个农民和工人的政府，以区别于一个工人和农民的政府。这一点是《真理报》的编辑所没有了解的。我承认，要我的命也不懂得这一点。我们很了解什么是工人和农民的政府。但什么请费神解释这种把形容词调换一下的神秘做法。我们在这里接触到了问题的核心。一九二六年，拉狄克认为蒋介石的广州政府是一个农民和工人的政府。一九二七年，他重复了这个公式。然而，实际上，这个政府却被证明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它利用了工人和农民的革命斗争，然后把他们推进血泊中。这个错误怎么解释呢？难道拉狄克只不过是判断错误吗？离得很远是容易判断错误的。那末，为什么不这样说：我不了解，也看不见，因此我犯了错误。但不是这样，这并不是由于缺乏情报而犯的事实上的错误，而是正如现在已经清楚了的，是一个原则性的严重错误。同工人和农民的政府对立的农民和工人的政府，不是别的而是国民党。这不可能再有别的意思。如果农民不追随无产阶级，那就会追随资产阶级。我认为，在我对“两个阶级的工农党”这个宗派性的斯大林主义概念的批评中（见《共产国际纲领草案；要点批判》），这个问题已经充分阐明。同工人和农民的政府对立的广州“农民和工人的政府”，用当前中国政治的话来说，也就是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的“民主专政”的唯一可以想象的表现；换句话说，也就是同布尔什维克政策（共产国际标之为“托洛茨基主义”）对立的斯大林主义国民党政策的化身。
[1] 据《旧约全书》记载，耶和华曾在西奈山顶向摩西传十诫。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十九、二十章。——中译者注
[2] 《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列宁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261页。
[3] 《社会民主党在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310页。
[4] 托洛茨基这里引的是列宁没有定稿的一篇文章《巴黎公社和民主专政的任务》，此文在《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九卷中只收入了列宁后来增写的结尾部分。——中译者注
[5] 《无产阶级及其在俄国革命中的同盟者》，《列宁全集》第十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第356页。
[6] 斯芬克司是希腊神话中的女面狮身怪物，常出谜给过路行人，如不能解谜，则被杀死。——中译者注
[7] 劳动派是农民在第四届杜马中的代表，他们经常摇摆在立宪民主党人（自由派）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列·托·
[8] 《革命和反革命》，《列宁全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104页。
[9] 《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列宁全集》第十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347页。
[10] 这段引语同成百段的其他引语也顺便表明，我暗示到农民的存在和土地问题的重要性，远在一九〇五年以前，也就是说，在马斯洛夫、塔尔海默、台尔曼、雷梅累、加香、蒙穆索、贝拉·库恩、佩珀、库西宁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向我说明农民的重要意义以前一个时期。——列·托·
[11] 在一九〇九年党代表会议上，列宁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公式，但是，最后他同意了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公式，他们在代表会议上反对孟什维克赢得了多数。——列·托·
[12] 《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列宁全集》第十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335—336页。
[13] 《论革命的两条路线》，《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398页。
[14] 《革命的阶段、方向和前途》，《列宁全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68—71页。
[15] 《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列宁全集》第十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346—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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