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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提交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一）

（即《反提纲（一）》
托洛茨基

（1927年11月5日发表）


一 引言
二 在农民问题上对列宁主义的修正
三 关于农民的分化
四 土地国有化
五 合作社
六 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
七 苏维埃
八 税收和存粮
九 必须端正政治路线

来源：“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托洛茨基言论》（第829—864页）
说明：1927年下半年，反对派提出了一系列政纲，并要求联共（布）中央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展开全党争论。反对派的两篇关于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和农村工作的提纲发表于《真理报》的争论专栏中。《真理报》1927年11月5日发表这个提纲时所加的标题是《托洛茨基反对派关于农村工作的反提纲》。


一 引言


　　1．“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根本改变了农业发展的条件，从而也改变了农业发展的进程，创立了根本不同的另一种土地关系发展的类型，另一种农村阶级力量重新配置的类型，另一种经济形式发展的方向。”（中央的提纲，第一条）
　　这种绝对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单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事实还不能把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开始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对这个时期作了最好的说明。在中央的提纲中用混淆新经济政策与社会主义的庸俗机会主义宣言代替了列宁对这个过渡时期及其内部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因素与社会主义因素竞赛、“谁战胜谁”的问题的说明。
　　“只要还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例如农具和耕畜的私有制，即使土地私有制已经废除）和自由贸易，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存在。”[1]
　　“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2]
　　“我们纲领中的每一条都是每个劳动者应当知道、领会和了解的东西。如果他们不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不了解小农和手工业经济必不可免地经常产生资本主义，如果他们不了解这些，尽管他们一百次地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并且以最激进的共产主义炫耀于人，但这种共产主义是一文不值的。只有共产主义在经济上得到论证的时候，我们才珍视共产主义。”[3]
　　或者无产阶级国家依靠高度发展的和电气化的工业，克服千百万小农户和极小农户在技术上的落后，根据大生产和集体化的原则把他们组织起来；或者资本主义在农村中巩固之后，动摇城市中社会主义的基础。
　　这两个方针（列宁的方针与中央的提纲）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央看来，列宁提出的“谁战胜谁”的问题已不再存在。中央的提纲粉饰现实，削弱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警惕性，从而在实际上助长了农村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反对派认为，这个问题是整个过渡时代的关键。
　　2．反对派看到并考虑到由于十月革命而发生的一切重大变化。无产阶级专政，工业、运输业、信贷业的国有化，商业的公有化，对外贸易的垄断，合作社，这一切为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可能。这个建设已取得重大成就。但是反对派反对粉饰现实，反对掩盖在我国特别严重的危险。
　　粉饰现实必然会导致机会主义的错误。中央的提纲说：
　　“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在其发展中依靠的是在中农基本群众破产，即这些群众由于无产者化而解体的前提下形成的国内市场。相反地，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国内市场形成的过程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情况根本不同。这里市场的扩大不是由于基本农民群众的贫困和无产者化，而是由于中农和贫农生活福利的提高。”（中央的提纲，第一条）
　　后来中央不得不承认，富农的“生活福利”也在提高。这就是说，贫农、中农和富农的“生活福利”都在提高！这幅田园风光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并不存在。农村中在农业发展的条件下开展着阶级斗争。同时农村在无产者化，无力播种的农户在增多。中央没有看到在农业生产力发展的背后日益增长和尖锐化的阶级矛盾。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没有阶级和根据大规模公有生产的原则组织农业时，才能谈得上全体居民群众生活福利平衡的提高。由列宁起草的党纲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的政纲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3．“经济命脉，首先是大工业，乃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中央的提纲，第二条）
　　这是对的。但是党应当知道，这是反对派的提法，而且起初遭到中央的反对。现在中央吸取了这个提法。但是单单承认还是不够的。为了使大工业在事实上成为主导因素，需要有一个能够加强无产阶级经济和政治阵地的明确的阶级政策。否则，关于“大工业是主导因素”的提法就会成为空洞的声明。关于“主导因素”的问题是无产阶级和贫农与中农结成联盟向富农、耐普曼和官僚主义者进行阶级斗争的中心问题。中央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后的政策并非工业是“主导因素”的政策。这表现在工业不断落后于整个经济的发展，也表现在中央没有下决心为了更快地工业化而着手实行坚决的再分配国民收入（反对耐普曼、富农、官僚主义者）的阶级政策。
　　4．中央的提纲中对实行新经济政策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阶段的说明也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对于我国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没有说明。对经济过程所作的带有偏见的娓娓动听的说明是违背列宁主义精神的（“甜蜜蜜的共产主义谎话”——列宁语）。无产阶级除了知道自己的成就（这是无容置疑的）以外，应当知道自己的同盟者和阶级敌人的力量。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无产阶级才能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策。

二 在农民问题上对列宁主义的修正


　　5．从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农民即不剥削别人劳动的基本农民群众是一个重要的同盟者，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与否，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如何，取决于和他们的正确关系。列宁用下面的话最确切地表述了现阶段我们在农民方面的任务：“善于和中农达成协议，一分钟也不放弃和富农作斗争，牢牢地依靠贫农。”[4]反对派包正是这样看待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问题的。
　　6．1925年党内形成了另一个修正主义思潮。最初否认富农的存在。
　　“富农是吓人的东西，是旧世界的幽灵。无论如何这不是一个社会阶层，甚至不是一个集团，甚至够不上一伙。这是一些垂死的个人。”[5]
　　后来制造出一种麻醉人心的理论，说富农会很好地长入社会主义。“富农和富农组织反正没有别的路可走，因为在我国，总的发展范围是由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所早就规定了的。”[6]
　　“我们给他（富农）帮助，而他也给我们帮助。到最后，也许富农的孙子还会因为我们这样对待富农而向我们道谢。”[7]
　　关于富农的这些“甜蜜蜜的谎话”（不是共产主义的谎话，而是资产阶级的谎话）和列宁学说的原理是根本矛盾的，所以克鲁普斯卡娅同志早在1925年4月就曾这样写到布哈林的理论：
　　“布哈林同志在另外一点上也是不正确的。他说，他不是农村阶级斗争的拥护者。不管是不是拥护者，但农村中阶级斗争正在进行，也不可能不进行。”
　　我们知道，列宁对布哈林粉饰富农、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的言论作了一针见血的反击：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不是结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相反地，使这种斗争变得更广泛、更尖锐和更残酷。”[8]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中写了下面一段话：
　　“大农是农业中的资本主义企业主，他们通常都是雇有几个雇佣工人来经营的，他们所以同‘农民’有关，只是因为文化水平不高，生活习惯相同，亲自参加自己农场的体力劳动。这是直接地坚决地反对革命无产阶级的那些资产阶级阶层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层。在全部农村工作中，共产党应该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同这个阶层进行的斗争上，把农村居民中大多数被剥削劳动者从这些剥削者的思想和政治影响下解脱出来，等等。”[9]
　　列宁写道：
　　“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富农屡次恢复过地主、皇帝、神甫、资本家的政权。以前在欧洲的革命中，每当富农利用工人的软弱使共和制又退到君主制，使劳动人民的政权又退到剥削者、富人、寄生虫的专政的时候，情形都是这样。……富农可以而且不难同地主、沙皇、神甫讲和，即使他们互相争吵，但是永远不会同工人阶级讲和。”（《工人同志们！大家都来进行最后的决战！》列宁研究院版第1—2页。）[10]
　　谁不了解这一点，谁相信“富农长入社会主义”，他就只能使革命陷于一筹莫展的境地。
　　7．然后又在农业中指靠所谓殷实农民，即实质上指靠富农。
　　“我们农村政策的发展方向应当是，放松和取消许多妨碍富裕经济和富农经济增长的限制。应当对农民、对全体农民说：发财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不要担心会有人逼迫我们。”这是布哈林同志在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前夕说的。
　　这个从法国资产阶级那里借用来的、布哈林仿佛已经抛弃了的口号，又重新由中央委员司尔佐夫在1927年西伯利亚边区代表会议上提出来了：“趁大好时光积累吧！”
　　这是重复乌斯特里亚洛夫主义的口号，即重复新资产阶级的口号，新资产阶级幻想依靠富农和耐普曼，依靠他们在经济上的发展，以便首先在经济上、然后在政治上对工人政权施加压力。
　　过了两年，布哈林同志现在若无其事地突然声明说，应当“现在转向对富农及所有资产阶级分子施加压力。这是我们应当实行的转变，而且我们应当根据这个转变的精神来进行党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同一位布哈林同志现在写道：“应当对资本主义分子、首先是对富农更加紧进攻。”[11]
　　这是某些无原则的政治家善于转变的典型！
　　但这也说明，反对派并没有徒然地进行斗争，反对派是对的，因为反对派甚至能够逼迫布哈林在代表大会前不得不发表这种言论。
　　为什么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被宣布为在富农面前“惊慌失措”和“掠夺农民”的东西，现在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前夕却被宣布是正确的呢？布哈林写道：“我们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来了一个随机应变。我们解除了中农的许多羁绊，对中农作了一定程度的让步，使富农有可能‘转过来’。”[12]
　　好一个随机应变！列宁有一次写道：“如果按照布哈林那样随机应变，就会把很好的革命断送掉。”[13]现在不禁令人想起列宁的这句话。布哈林是徒然地想用随机应变的话来掩盖这样的事实：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来，中央在农村问题上的政策不是列宁主义的政策，现在应当在反对派批评的影响下急速加以改变。最后，中央向与富农作斗争的急剧转变（暂时还是口头上的）必然向现在领导党的政策的人提出下面的问题。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布哈林的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仍然有效。可是那又为什么要向这些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富农宣战呢？或者是宣布新方针这一事实本身说明这种“理论”是完全错误的。那就应当直截了当地声明。
　　8．崇拜富农的必然后果是脱离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中的社会支柱的贫雇农。
　　“难道你们不知道，在贫农当中有一定比例的游手好闲、简直可以称为懒汉的人？这些懒汉最能大喊大叫地说我们执行富农的政策。”中央书记之一柯秀尔同志曾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这样说。[14]
　　资产阶级教授乌斯特里亚洛夫为此曾夸奖柯秀尔道：“由一位做地方实际工作的人员说出的这个神圣的真理很不合反对派官员们的口味。”[15]
　　“经营自然经济的农村贫民是不幸的生产上的残废者。”加里宁同志这样说。[16]
　　“我们现在的农村痛恨富农，同样也看不起懒汉。对于在农忙时不和大家一样劳动，而‘到河边垂钓’或‘到树林里采蘑菇’的‘主人翁’，辛勤劳动的农户也只能如此对待……苏维埃政权同这样的‘贫农’当然是不能走一条路的。”农业人民委员亚·彼·斯米尔诺夫同志这样写道。[17]
　　“说无产阶级现在在农村中的主要支柱是贫农，这是老生常谈，这就象一个成绩不好的学生按照道听途说的公式办事一样。说共产党在农村中的主要支柱是贫农，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如果说苏维埃政权的主要支柱只能是贫农，苏维埃政权仅仅依靠贫农就能够维持政权，这是否对呢？……在没有战争、没有人对我们进攻的和平时期，我们可以维持住政权，但是那时我们就是没有贫农也可以维持政权的……且举征召农民参军为例：在贫农中没有文化、能力差的人最多，而参军的是最强壮、最优秀的人……最后，谁在军队中起作用？是身体比较强壮、比较有文化的人……而你们怎么希望，在战时状态，在国家真正危险的时刻能够仅仅指靠贫农……”[18]
　　“贫农还有依赖心理，他们指靠国家政治保卫局，指靠领导，随便什么都指靠，只是不指靠自己，不指靠自己的力量。这种消极情绪和依赖心理应该从贫农意识中清除出去。”[19]
　　中央最有名的领导人的上述言论同列宁关于贫农的说法相距十万八千里，犹如社会革命党人的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相距十万八千里一样。这不是无产阶级对贫农的估价，而是富农的估价，是从小业主的观点作的估价。
　　只有富农、小业主、小资产者在观察必然会削弱贫农经济的贫农无产者化的过程时，才会说贫农是“懒汉”、“依赖者”等等。
　　9．在关于农民所有制和农民经济的小资产阶级性质的问题上，也有离开马克思主义立场而倒向社会革命党人理论的表现。
　　斯大林同志在说到西方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时写道：“在俄国却不是这样。我国农业是不能循着这样的道路去发展的，因为单是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和基本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国有化的事实就不容许循着这条道路去发展。”[20]
　　“农民按其地位来说是非社会主义性的。但是，他们应当走上而且一定会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因为……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其他足以使农民免于贫困和破产的道路。”[21]
　　说这些话而一句也不提农村阶级斗争，不提必须向富农作坚决斗争的人，就简直是重弹机会主义者和小资产者、社会革命党人的老调。而居然还把这作为列宁主义呈献给党！事实上这是粉饰富农、掩盖他们使农村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的企图的政策。我国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里被虔诚的希望掩盖和粉饰起来。无怪乎《舵报》[22]的立宪民主党人在读了布哈林和斯大林关于富农的言论后写道：
　　“严格地说，社会革命党人现在有权安心以待：时间和苏维埃政权本身在为他们效劳。”[23]
　　10．离开马克思主义关于只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才能帮助农民在集体主义的基础上改造农业这一个基本原理，乃是修正主义。有人企图把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和列宁的电气化计划对立起来。事实上，列宁所说的合作社不是取消和代替电气化计划，而是对电气化计划的补充。
　　请看布哈林的说法：
　　“当我们转而采取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列宁同志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曾有一个战略计划，而当他写论合作制的文章，即给我们留下在经济政策原理方面的最后遗嘱的时候，他有另外一个战略计划。”[24]中央的提纲对布哈林关于列宁仿佛曾有两个战略计划的臆想也表示支持（第十一条）。
　　对列宁思想的这种歪曲是与对“殷实的中农”的方针、与关于反对派“超工业化”思想的叫喊完全吻合的，这种歪曲是对小资产阶级向党施加的压力所作的直接让步。把“合作社计划”和电气化计划对立起来，也就是否认大工业在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导”作用。
　　“增加财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和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我们在俄国，对于这一点比以前知道得具体多了，我们现在所谈的已经不是模糊的或抽象的恢复大工业的方式，而是确定的、精确计算出来的、具体的电气化计划。”[25]
　　中央在反对派批评的压力下被迫退却，但企图以对反对派的攻击作廉价的报复：
　　“应当指出，反对派的一个特点就是不相信能够通过合作社吸引基本农民群众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这是放弃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因而是反对派对列宁主义的背弃。这种背弃是反对派否认有可能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总的取消主义方针的必然结果。”
　　只要看一下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政纲，就会相信这种说法是荒谬的。这里竭力把关于单一的农民群众不经过内部阶级斗争长入社会主义的典型社会革命党人的看法加在列宁身上，因而这是一种更加不可救药的诽谤。其实这里是掩盖富农的作用以及使合作社受自己控制、使合作社成为自己发财工具的意图。抛弃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取消主义者正是那些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来的两年内实际执行了掩盖富农的政策，向指出富农增长、富农积累及影响增长的人进行疯狂斗争的人。
　　11．和我们国家机关的一定环节错综结合的新资产阶级的代表依靠有这些修正主义倾向的官方方针，公开地力图把农村政策扭转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而富农及其思想代表则用对发展生产力、“一般”提高商品率的关心来掩盖自己的打算。其实富农生产力的发展和富农商品率的增加只会减少和阻碍所有其余农户生产力的发展。
　　中央委员会应当或者驳斥这些指责或者谴责修正主义者。这些指责有事实和文件的根据，是驳不倒的。所以只能实行后者。

三 关于农民的分化


　　12．中央的提纲在农民分化问题上的看法是：
　　“资本主义类型的发展表现为削弱（‘冲刷’）中农而发展贫农和富农这两极集团，而在我们这里则相反，存在着中农集团加强的过程同时富农集团还靠富裕中农而暂时有某些增长，贫农集团在减少，一部分贫农无产者化，人数更多的一部分贫农则逐步转到中农集团里面去。
　　反对派的严重错误在于，他们把资本主义制度下农业发展的规律机械地完全搬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中来，因而做了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尾巴。”（中央的提纲，第七、八条）
　　为了弄清楚谁真正“做了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尾巴”，我们首先援引一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奥加诺夫斯基在他的一本著作中对分化过程所作的说明：
　　“对于从恢复时期初到1926年的实际材料的分析说明，在农村中发生的不是双方面的分化过程，而是单方面的‘普遍上升’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上层集团比别的集团增长得快些，但同时中农也在增长，而下层集团在减少。”
　　可见，正是中央的提纲束手无策地重复了资产阶级关于农业发展过程的旧理论，重复了这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向（战争以前，革命以前，苏维埃政权以前）为反对马克思主义而维护的理论。“列宁主义者”莫洛托夫和一贯反对列宁的右翼民粹派奥加诺夫斯基在对我国农村发展的中心问题的看法上走到一起去了。两人都否认：（1）农村资本主义分化的存在；（2）“冲刷”中农的事实；两人都低估富农的增长，两人都看不见农村无产者化的现象。这种巧合不是偶然的，因为中央在农民问题上的整个原则方针类似民粹主义，即类似小资产阶级的基本理论。党应当完全清楚这种变动的危险，这种变动是小资产阶级包围的压力的结果。
　　然而现实驳倒了资产阶级思想家以及宁要奥加诺夫斯基而不要列宁、重复资产阶级思想家论调的共产党人。近年来农村在分化的道路上走得很远了，产生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尽管关于农村分化的官方统计材料很不完全和很片面，但农村分化的速度和性质还是描画得相当清楚。
　　13．1917一1918年间，农村中随同十月革命而来的是人所共知的农村平均化现象。列宁到1920年时所说的农村“中农化”，正是指这一点。耕地多和耕畜多的农户大大减少了，无耕地无耕畜的农户减少了。
　　这种平均化过程大概一直持续到1922年。在新经济政策下，分化过程又出现了。请看共产主义学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根据对1924—1925年度预算的调查共同整理的材料。这些材料描绘了农户划分为社会集团的鲜明情景。这是在供应国家粮食和出口方面都起决定作用的那些经济地区的材料。
　　所有农户分为五类：一、无产者；二、半无产者；三、中农；四、业主；五、小资本主义。这里采用的把农户划分为各社会集团的方法有碍于准确确定富裕农户的数量和比重。然而，可能的修正不会改变基本的结论，因为很大一部分第四类的农户正在“发展”到资本主义的第五类去。
　　（《1927—1928年度国民经济控制数字》，第353页。）


　　应当极其仔细地看这些数字：第一、因为这里初次认真尝试把所有农户划成各种社会集团；第二、因为这件工作是有权威的机关做的，绝对不可能怀疑它们夸大分化。
　　我们把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农户合为贫农一类，这类农户在上述地区占全体农户的百分之二十五至四十。中农占百分之四十至五十，即占一半，而在两个地区（高加索和乌克兰）少于全体农户的一半。最后，按照共产主义学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分类，包括业主和小资本主义农户的这一类富裕农民集团占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五。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引用和解释这个表格时（《1927—1928年度控制数字》，第353—355页）写道：“资本主义上层掌握了农村很大一部分财富。”这个承认非常重要：它根本驳倒了仿佛反对派过高估计富农的说法。如果说国家计划委员会不得不承认正是反对派两年来一再肯定的道理，却又企图安慰自己说，“然而，基本财富并不在他们（资本主义上层）手中”，那就必须承认，这样安慰自己是没有用的。如果不仅农村很大一部分财富、而且基本财富都转入了资本主义上层手中，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在农村的胜利。以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来安慰自己，是不明智的。必须：（1）承认反对派对富农在农村中的作用的估价是正确的；（2）让全党和工人群众知道这一点；（3）由此作出实际的和政治的结论，而不要安慰自己说，资本主义虽然夺取了农村很大一部分财富，但没有全部夺得。
　　某一类农户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比重不仅取决于他们在经济中的比重，而且也取决于占有主要生产资料的比重。
　　生产资料中分配得最不平衡的是机器。贫农在机器总值中只占很小一部分，在乌克兰才占百分之十二。富裕农户在全部机器总值中占百分之四十至六十。在乌克兰地区，半数或半数以上的机器在他们手中。
　　耕畜的分配大致也和机器的分配一样，虽然某些地区贫农在这方面占的比重比机器分配方面大些。应该指出，关于耕畜的材料是用耕畜头数计算，而不是按价值来计算，这是不一样的。富裕农户的马匹总是要好些，更值钱些。因此如果不按数量，而按质量和价值计算耕畜的分配，那么富裕农户的比重就会大大增加，而贫苦农户的比重就会下降。
　　播种面积的分配略有不同，虽然和上述比例关系很接近。贫农的播种面积占百分之十至二十五，中农在各地区约占一半，富裕农户占百分之二十五至四十五。贫农在播种面积上占的比重比在机器和马匹方面的比重要高些。这是因为很大一部分贫农虽然没有生产资料，但可以用按照奴役性条件从富农那里租用的牲口和农具来耕地。而且许多贫农农户播种的土地只是名义上属于他们，而实际上是属于租土地的富裕农户的，因为富裕农户为了逃避纳税，便把出租的这片耕地不算作富裕农户的，而算作贫农的。统计材料没有估计到这一点。
　　从这些数字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基本生产资料的主要部分属于农村的富裕阶层。这些生产资料是富裕农户手中剥削贫农的工具。
　　14．关于直接税这一栏值得注意。直接税应当成为调节农村中社会过程的有力工具之一。首先我们应当通过直接税来约束农村资本主义上层的剥削意图。然而，如果比较一下三类农户在占有生产资料和缴纳直接税中的比重，就可以看出，贫农缴纳的直接税不比富裕农户和中农少，甚至还要多。
　　税额负担与生产资料成正比，对于富裕农户不征收累进税。固然，这是1925年的情况，从那时以来对富裕农户的征税稍有增加，但是从那时以来分化的过程也大大发展了。
　　为数很大的间接税相对地增加了贫苦农民阶层的纳税负担。
　　15．没有关于近两年半来分化过程的详细材料。上述分类是根据1924—1925年度的统计材料作出的。我们只有关于1925年至1926年各类集团耕地面积变化的材料。当然，耕地面积的多少并不和社会集团完全相符，然而，在社会集团和耕地数量之间无疑有着依从关系。
　　到1925年为止，各类集团耕地面积变动的特点是，无地和少地的农户减少，耕地多的农户增加，而且耕地多的农户的增加比无地或少地农户的减少要快得多。最近四年来无地和少地的农户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五至四十五；这一时期内拥有六至十俄亩土地的农户增加了百分之一百至一百二十；拥有十俄亩和十俄亩以上土地的农户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至二百。无地和少地的农户的减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破产和消失。例如，在西伯利亚一年之内无地的农户消失了百分之十五点八，拥有两俄亩以下土地的农户消失了百分之三点八；在北高加索，无地的农户消失了百分之十四点一，拥有两俄亩以下土地的农户消失了百分之三点八。1925年，在大多数地区无地的农户开始增加。例如，根据春季重点调查的材料，无地农户的比重从1924年至1925年在消费地区从百分之二点一增加到百分之二点八，而在产粮地区从百分之四点八增加到百分之五点一。1926年，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全境无地农户有所增加。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年份
年份无地农户有0.1至2
俄亩的		 有2至4
俄亩的		有4至6
俄亩的		 有6至8
俄亩的		有8至10
俄亩的		 有10俄亩或
10俄亩以上的
1925年……4.734.0 34.115.76.3 2.62.8
1926年……5.033.1 32.416.37.1 3.23.9
1926年的比重和1925年比较增减的百分比………106.4 97.495.61103.8 112.7123.1 139.3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由于中农减少，两极的农户数量增加了。
　　少地的农户有某种程度的上升，这决不是说他们的经济独立性有所增加。从上述关于基本生产资料分配的材料可以看出，这些农户的比重是微不足道的。正是在这个集团中，没有马匹没有农具的农户最多。这一类农户的绝大多数都是用租来的耕畜和农具耕种自己的份地。这是列宁称为有份地的雇农的那部分农民。
　　16．出租土地的现象一年比一年增多。生产地区从1925年至1926年的材料说明租地农户从百分之十一点二增加到百分之十八点二，按照耕地面积划分如下：

农户种类产粮地区该类农户
占的百分比		 产粮地区租用土地
占全部土地的百分比		 产粮地区出租土地
占全部土地的百分比
1925年1926年 1925年1926年 1925年1926年
有2俄亩以下的……31.129.6 4.13.442.5 44.4
有2—6俄亩的……54.954.3 26.321.447.2 42.8
有6俄亩和6俄亩以上的……14.016.1 69.675.210.3 12.8
　100.0100.0 100.0100.0 100.0100.0
（1927年《中央统计局统计数字》）

　　1926年以前租佃的急剧增加是因为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规定资本主义租佃合法的决定已经产生了后果。根据显然缩小了的数字，甚至在1924—1925年度，当租佃半合法的时候，租地的总数就已达七百七十万俄亩。从租地数量增长的速度来看，1927年租地的数量约为一千五百万俄亩。
　　上述材料指出租地迅速集中的过程：四分之三的出租土地集中在百分之十六的上层农户手中。百分之十六的农户拥有百分之七十五点二的租用土地，而只出租百分之十二点八，少地的（不到两俄亩的）农户出租百分之四十四点四，仅租用百分之三点四，中农（有二至六俄亩的）出租百分之四十二点八，仅租用百分之二十一点四。
　　这些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资本主义的分化过程，而不是证明所有各类农民的普遍上升。一方面发生土地使用集中的过程，另一方面底层农户经济上依赖上层农户的程度在增加。
　　17．随着土地使用和生产资料集中在上层集团手中，这些上层集团在越来越多地采用雇佣劳动。另一方面，底层和中等农户或者经过完全破产和消失、或者经过腾出家庭个别成员而抛出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这些“剩余的”人手陷入富农或“实力强大的”中农的奴役，或者进城去，而很大一部分得不到任何使用。这些事实是决不能只用农业移民来说明的。它们和农村的分化有极其密切的联系。
　　关于采用雇佣劳动的材料比关于租地的材料更加不完整。然而统计数字终究抓住了这些现象的趋向：雇佣定期工的农户从占生产地区总农户的百分之一点五增至百分之二点九，而雇佣零工的农户从百分之二点八增至百分之八点四。在各类农户中雇佣劳动的分配和租地的分配也都是极不平衡的。

　　各　类　农　户　　　　　　　　　　　　　　　雇佣定期工或长年工的农户的百分比
　　　　　　　　　　　　　　　　　　　　　　　　　1925年　　　　　　　　1926年
　　有2俄亩以下的……　　　　　　　　　　　　　　　9.6　　　　　　　　　　 7.5
　　有2—6俄亩的……　　　　　　　　　　　　　　　42.9　　　　　　　　　　39.1
　　有6俄亩和6俄亩以上的……　　　　　　　　　　　47.5　　　　　　　　　　53.4
　　　　　　　　　　　　　　　　　　　　　　　　 100.0　　　　　　　　　 100.0
　　　　　　　　　　　　　　　　　　　　　　　（1927年《中央统计局统计数字》）

　　18．各类农户存粮的不平衡也证实了耕地和生产资料分配的不平衡。截至1926年4月1日为止，农村余粮的百分之五十八集中在百分之六的农户手中[26]。
　　1926—1927采购年度末，存粮为八亿至九亿普特，而在今年的粮食采购工作结束后，达到十亿普特。这个存粮数比战前多，大大超过必要的储备量。这些存粮是农村富裕阶层手中奴役贫农的工具和破坏我们经济计划的手段。这些存粮是富农手中向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进攻的重要工具。现在谁也不能辩驳的这一事实完全证实了反对派早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前就提出的警告，完全证实了反对派当时就提醒党加以注意的前景。如果现在突然宣布“加紧”即加强、加速“进攻富农”的口号（见《真理报》），那么这个口号本身就证明：对富农的进攻已经迟了，在党的领导人向发出关于富农增长的信号的人进行疯狂斗争的时候，富农得到了毫无阻碍的发展。事实上“向左开火”的口号，向反对派作斗争，指责反对派“忘记了中农”是一个帷幕，它遮盖了富农及其在城市中的助手耐普曼加强的过程和这一过程的迅速发展。这就是中央近两年来的方针的客观结果。
　　19．农户分裂的过程不是削弱而是加强分化的过程。
　　机器和信贷没有成为农业社会化的杠杆，而常常落入富农和富裕农户手中，帮助他们剥削贫雇农和力量单薄的中农。随着实物盘剥的发展，货币高利贷也在发展。对中亚细亚产棉区约一千个农户的调查[27]说明，将近百分之七十的农户不得不借高利贷。按每俄亩耕地平均计算欠高利贷者的债款数目，贫农最多。比较一下不同社会集团缴农业税的数目和给高利贷者的（超额的）利息数目，就可看出高利贷的掠夺性质。1926年贫苦农户给高利贷者的利息比农业税多三倍，中农多百分之五十，富裕农民多三分之一。
　　20．革命使土地占有量得到平衡。但生产资料则没有平衡。而列宁写道：“很明显，既然有着财产差别和使这些差别更加尖锐的交换制度，土地占有上的任何平均都不能消除真正土地利用的不平衡。”只要把列宁这段话和中央的提纲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到，现在中央的多数人离开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有多远。
　　不管这些使中农经济比重减少的过程发展得有多远，“中农仍然是农村中人数最多的集团。把中农吸引到社会主义农业政策方面来，是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同时，指靠所谓‘殷实农民’实际上就是指靠中农阶层进一步的瓦解和破坏土地国有化”。

四 土地国有化


　　21．农村中正在发展的租佃关系，现有的土地使用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土地不受苏维埃的领导和监督，而由越来越受富农影响的土地联合社支配），第四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转让土地时付款的决定，这一切都破坏土地国有化的基础。
　　出租土地的面积已达一千五百万俄亩之多。这样大量的土地面积有四分之三转归富裕农户使用。在这些基本事实面前，中央的提纲所提出的巩固国有化的措施是远远不够的，而在有些场合下简直会使贫农失去土地。另一方面，中央的提纲所提出的关于租佃期限的那些限制本身固然是正确的，但远没有解决用发展租佃来曲解土地国有化的问题。
　　22．可是，维护和巩固土地国有化是一个重要的任务，因为土地国有化可以而且应当成为苏维埃政权手中向上述的农村资本主义蜕化过程作斗争、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工具之一。党现在就应当制定一个广泛的国家计划，采取一系列措施以便利用土地国有化来达到这个目的，并将此计划提交党机关和苏维埃机关讨论。彻底调整苏维埃国家（国有土地的主人和支配者）和利用这些土地的人之间的关系，需要许多年的时间，但现在就应当指出总的工作方向。农民群众（雇农、贫农、中农）应当有可能参加讨论和准备这些措施。
　　23．所有这些措施应当保证：
　　（1）土地仍归贫苦阶层使用。国家应当负责对这些阶层耕种土地的工作，首先是按集体的原则组织广泛的物质支援。
　　（2）限制富农以及正在变成富农的农户的剥削意图。
　　（3）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广泛发展共耕社、合作社的经营形式，以便尽快地过渡到集体农庄的经营形式。
　　苏维埃政权应当实行支配全国土地的权力，以执行土地政策并向富农越来越想实际掌握（通过租佃形式等等）全国土地的企图作坚决的斗争。
　　现有的土地联合社必须逐步改造成为集体使用国有的土地、把集体贯彻一系列经济措施作为自己任务的土地合作社。
　　巩固土地国有化的重要措施之一应当是使土地联合社服从当地政权机关，并规定由清洗了富农的地方苏维埃对调整土地使用和土地整理问题实行坚定的监督，以便最大限度地保护贫农和中农的利益免受富农的侵犯。应当加强地方苏维埃政权机关在组织农村全部经济生活、首先在推行农业技术措施中的作用。它们应当成为组织农户的倡导者和农村中社会政策的执行者。
　　在实际执行这个制度时，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在各地应尽量支持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是无产阶级的支柱的那些农村阶层和经济形式。这个制度有可能使苏维埃政权掌握公开地和最直接地同农村中一切资本主义因素和过程作斗争的工具。
　　实行上述巩固土地国有化的纲领，需要确切弄清楚土地的数量，确定土地的质量，并对土地作出评定。
　　为此必须加速土地整理和进行土地调查（质量和土地评定）。
　　土地整理工作应完全由国家拨款进行，而且首先应当调整集体农庄和贫苦农户的土地，以尽量保卫他们的利益。
　　同时，必须着手废除按照经营的表面情况而不考虑收入多少规定的农业税，因为它的大部分负担落在力量单薄的农户身上，从而引起完全正当和合理的不满；必须按土地质量和离销售市场的远近征收土地税（地租税）以代替农业税，并且免除贫农和力量单薄的农户的税。而对资本主义富农上层则另课以累进所得税。
　　党应当给予一切旨在废除或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基础之一的土地国有化的倾向以致命的打击。

五 合作社


　　24．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是在采用机器的大规模集体经营的基础上改造农业。正如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中描述的，基本农民群众最易于接受的走向这个目标的道路是合作化。这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整个苏维埃制度给予农民的巨大优越性。只有日益增长的农业机械化过程才能给社会主义生产合作化（集体化）创造日益广泛的基础。如果没有生产方式本身的技术革命，如果没有农业机器，如果不过渡到多区轮作制，如果没有人工肥料等等，就不可能在真正的农业集体化方面展开顺利的和广泛的工作，
　　25．供销合作社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成为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1）受社会主义经济因素、首先是大工业和工会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直接影响；（2）农业的商业职能的合作化过程将逐步引起生产本身的合作化，加强生产的集体化。
　　农业合作社的阶级面貌将不仅由合作化农民各类农户的数量比重决定，而主要由他们的经济比重决定。
　　可是，关于农村不同社会阶层合作化以及合作社为他们服务的现有材料说明，在合作社的全部工作中，农村的富裕阶层参加得比较多些。例如，包括全部农业合作社三分之二社员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农业信贷合作社的材料，提供了截至1926年10月4日为止的情况：

按耕地面积划分的各类农户的比重
按耕地面积的分类在所有农户中 合作社社员债务人贷款 每人平均的欠款数
（卢布）
有2俄亩以下的……36.630.9 31.628.937
有2—6俄亩的……50.945.7 47.945.839
有6俄亩和6俄亩以上的……12.523.4 20.526.357
　100.0100.0 100.0100.0 43
（《农业信贷》杂志1926年8月。《关于合作社的成分》）

　　表格说明，富裕农户比贫农和中农合作化的程度要高，而且享受的信贷待遇要多。
　　1925年和1926年的材料的比较说明，富裕农户无论在债务人数目上或获得贷款的数目上的比重都有所增长。

　在合作社中的比重 债务人的比重贷款总数的比重 每个农户贷款的平均数（卢布）
　1925年1926年 1925年1926年 1925年1926年 1925年1926年
有2俄亩以下的…35.031.0 30.629.332.8 27.433.939.8
有2—8俄亩的…57.358.1 61.361.256.6 57.733.639.4
有8俄亩和8俄亩以上的…7.710.9 8.19.510.6 14.946.868.1
　100.0100.0 100.0100.0 100.0100.0 　　
（《农业信贷》杂志1927年9月）

　　把拥有二至八俄亩土地的农户划为中农是有倾向性的，因为这样缩小了富裕农民的比重，尽管如此，这个表格也说明合作社中富农的增长。现在的情况是，一个农民越是富有，他从现在的农业合作社（其资金在很大程度上靠苏维埃国家拨给）取得的资金就越多。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而且应当给予贫农经济的发展以最大帮助的信贷，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富裕农户。
　　农业信贷应当不再主要是农村殷实的富裕集团的特权。必须停止目前这种状况，即本来就为数不多的贫农的基金往往使用不当，并且替富裕阶层和中等阶层服务。
　　26．必须不仅大大增加给予贫农的拨款，而且要根本改变整个农业信贷的方向，以便给予贫农和力量单薄的中农以长期低息的贷款，改变现有的担保制度。在专业农业合作社中，富裕农户比重的增加更加明显。包括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所有产奶区的奶品合作社的材料提供了下列情况：

比重
按奶牛头数分类的农户在居民中 在奶品合作社社员中产奶量在合作社管理机关中
没有牛的……18.91.6 —2.1
有1～2头牛的……74.770.8 51.348.2
有2头和2头牛以上的……6.427.6 48.749.7
　100.0100.0 100.0100.0
（《奶品经济》杂志1926年第19期）

　　富裕农户在这里也占着和他们的数量不相称的地位，掌握了奶品合作社一半的管理，提供奶品总量的一半。其他各种专业合作社方面的材料也是这样。这些材料都说明，我们的农业合作社由于没有实行生产过程的社会化，所以它不是在削弱、而是在加强农村分化的过程。农业合作社对于农村富裕上层发展经济的帮助，比对贫农的帮助多些。我们的合作社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仍联合着农村力量强大的富裕阶层并为他们服务，掩盖这个事实是直接和列宁的观点相抵触的。为了使合作社完成列宁向它提出的那种伟大的社会主义任务，首先必须明确揭露现时合作社的缺点，不要用列宁关于“真正居民群众的真正合作化”是农村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天才言论来掩盖下列事实：农村的富农和富裕阶层目前还在利用合作社来达到自己组织和自己积累的目的。
　　党的任务在于，使农业合作社真正成为贫农和中农集团的联合组织，成为这些人反对日益增长的富农经济势力的工具。必须坚持不懈地吸收农业工人参加农村合作社的建设。

六 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


　　27．必须以更迅速地发展集体经济来对抗农村中日益增长的私营农场。
　　中央提纲的作者莫洛托夫同志的观点是极其错误的，他在不久以前在这个极重要的问题上提出了一个根本错误的方针：
　　“……决不能陷入贫农要在目前条件下立即使广大农民群众实行集体化的幻想。”[28]
　　恰恰相反，在大规模公共生产基础上改造千百万最小的贫苦农户的基本道路正在于他们的集体化。
　　只有把贫农组织为集体农庄，才能在较大的程度上实现经济上援助贫农的任务。把贫农组织为集体农庄的任务，应该作为我们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只有使农村中党的机关以及合作社和苏维埃机关都来参加这项工作，政府从国家预算中拨出足够的款项，以十分优待的条件供应组织起来的集体以生产资料，才能顺利地完成这个任务。现在给贫农的拨款数目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分散到千百万农户，因而根本完不成多少实际支援的任务。必须年复一年地拨出大量款项不断地给予组织在集体农庄中的贫农以经济援助。应当从来自农村、熟悉农村情况的人们当中培养集体经济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应当在农村小学和农村青年学校中宣传集体农庄的优越性。
　　应当对国营农场的建设投入更多的资金。
　　同时还必须更加经常地支援没有参加集体农庄的贫农，方法是完全免除他们的赋税，实行土地整理、对经济设施贷款、吸收他们参加农业合作社等相应的政策。

七 苏维埃


　　28．1925年给予人数很多的农村剥削分子以选举权的“指令”，仅仅是官僚机关（一直包括它的最上层）对于不断发财致富的上层富裕农民的企求何等同情的最明显表现之一。这个实际上破坏了苏维埃宪法的指令的取消，无疑是反对派批评的结果。但是按照新指令实行的最初的改选，在许多地方已经暴露了受到上面鼓励的、尽量缩减富裕阶层中被剥夺选举权的人数的意图。然而，问题的中心并不在此。在新资产阶级和富农的比重不断增加，他们和官僚机构接近，领导的总方针不正确的情况下，富农和耐普曼甚至被剥夺了权利，也仍然能够在幕后至少影响基层苏维埃机关的成分和政策。
　　从1925年开始，后来由于反对派的反对而局部遏止的富农分子或者“富农帮手”以及市侩钻入基层苏维埃的过程，是一个极深刻的政治过程，如果不注意或者掩盖这个过程就会给无产阶级专政带来严重的后果。
　　29．遏止这种现象不能靠单纯在行政上“活跃”苏维埃的办法，而只能靠执行坚定的阶级政策，坚决反击新的剥削者，提高无产阶级和贫农的积极性和他们在苏维埃国家一切机构中的作用等办法。
　　中央提纲的作者莫洛托夫同志认为，仿佛不能要求工人接近国家或国家接近工人，因为我们的国家本来就是工人的[29]，这种“理论”事先就使一切官僚主义病态神圣不可侵犯，它是最坏的官僚主义公式。严厉谴责这种以及与此类似的“理论”是通过整个国家机关在全部日常工作中接近工农基层的办法向官僚主义病态作真正斗争的必要条件。
　　现在官方同官僚主义所作的斗争，不是依靠劳动群众的阶级积极性，而是靠机关本身的努力，这样的斗争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重大的结果，在许多场合下甚至会助长官僚主义。
　　必须：
　　（1）按照列宁主义精神，采取在真正争取限制新资产阶级和富农的基础上，通过在党内、工会和苏维埃内坚持开展工人民主的办法同官僚作风进行斗争的坚定方针；
　　（2）贯彻使工人、雇农、贫农和中农（反对富农）接近国家并使机关绝对服从劳动群众的迫切利益的口号；
　　（3）提高工人、雇农、贫农和中农的阶级觉悟作为活跃苏维埃的基础；
　　（4）坚决制止对被选举出来的工作人员撤销苏维埃工作的做法，在真正绝对必需的情况下可以例外，但应向选民说明原因；
　　（5）应当争取使最落后的粗工、最愚昧的农妇根据亲身经验确信，他们在任何国家机关中都会得到关心、忠告以及可能的支持。
　　中央提纲关于农民积极分子的条文完全是从反对派这里剽窃来的。在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政纲中说：
　　“应当提出造就非党雇农、贫农和与他们接近的中农积极分子的口号，来对抗缺乏明确阶级内容的‘通过活跃苏维埃造就非党农民积极分子’（斯大林—莫洛托夫语）的口号，因为这在事实上会加强农村上层的领导作用。”

八 税收和存粮


　　30．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反对派曾提议免除百分之四十的农民缴纳农业税。1926年4月，反对派又提出下列要求：“必须改变现行的统一农业税的制度：免除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四十至五十的贫农和力量单薄的农户纳税，无论如何不要追加中农基本群众的税额。”
　　斯大林同志早在1926年4月反驳反对派关于免除百分之四十的农民纳税的提议时曾这样说：
　　“他们（反对派）唯一能够想出来的，就是提议不是免除百分之二十五，而是免除百分之四十的农民缴纳农业税……我们来分析这个提议。我可以肯定说，这个表面上完全无伤大体并仿佛是反对富农的措施，实际上是打击中农，打击工人阶级和贫农与中农的联盟……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同志这里的错误在于，他们事实上混淆了中农和富农，他们想要打击富农，实际上却在打击中农。因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的提议在事实上是一个反对农民的提议。”[30]
　　斯大林同志没有注意到，他在这方面只是重复孟什维克马尔托夫的话，马尔托夫在过去反对列宁时曾说：“这种在一小撮富农和其余农民之间挖一道鸿沟的企图是空想。你们这样只会打击中农。”[31]
　　可见，一年多以前斯大林同志还在重复孟什维主义的陈词滥调，说反对派关于免除贫农纳税的提议仿佛是“反对农民的”提议。
　　现在，在十月革命十周年前夕，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宣言中声明说，除了以前免除纳税的百分之二十五以外，再免除百分之十的贫农纳税。这样，被宣布是“反对农民的提议”的反对派提议却被中央通过了。而且每个工人、每个贫农都清楚看到，这样做已经拖延了时日而且还是反对派施加压力的结果。
　　31．中央还延误执行反对派早在七月全会上提出的另一个提议，这是不能容忍的。
　　农村中有了大量存粮。这些存粮集中在农村富裕阶层手中，并且远远超过必需的储备。另一方面，虽然这是第三个丰收年，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仍嫌不足。虽然这是第三个丰收年，粮食出口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虽然这是第三个丰收年，粮食采购量比去年还少，而粮价却在上涨。农民卖粮的价格和消费者买粮的价格之间的悬殊太大。这种悬殊滋长了寄生性商业活动。富农存粮显然在阻碍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发展，破坏苏维埃政权的计划。
　　必须通过征借的形式从富农手中取得一部分存粮。这个措施只涉及到百分之十的农户，而能够提供不少于一亿五千万普特的粮食，这些粮食可以成为增加出口、发展工业和农业的新动力。必须实行这个措施，这是工人阶级和贫农都关心的。
　　既然工人阶级从自己的低工资中还可以拿出钱来支持工业化公债，那么使农村上层用自己的对于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一部分存粮来支持苏维埃国家，就不应有什么障碍了。为此只是不要限于口头上向富农进攻，而要立即采取实际行动。

九 必须端正政治路线


　　32．虽然农业的恢复过程比较迅速，但是农业的商品率仍然很低：1925—1926年度投入市场的农产品只占战前的百分之六十四，1926—1927年度的出口量仅为1913年出口量的百分之四十二。其原因，除了农村本身总的需要量不断增加（人口的增长和农户的分散，而且在产粮区有百分之三十八的农户购买粮食）以外，在于农业品价格和工业品价格的“剪刀差”，在于富农的迅速增加的实物积累。这引起农业的自然经济化，尤其是使富农的实物积累更加增加。甚至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也不得不承认，“一般工业品的不足，使城乡等价交换受到一定的限制，减低了可能提供的农产品商品量”（第177页）。这种现象破坏城乡结合，并加速农民的分化。
　　33．中央的提纲说：
　　“虽然总的政策完全正确、无产阶级国家及其机关和合作社对农业的影响日益增大，但是也必须指出一系列严重缺点、错误、歪曲以及有时严重违背党的政治路线的行为。”
　　这句话只有后半句是对的。恰恰是中央的总的政策不正确。因此实践中的“错误”、“歪曲”和严重缺点就必不可免了。我们的政策是由中央决定的，而中央企图把自己的错误推到国家机关和主管部门身上，这是可耻的支吾搪塞。
　　中央列举了党的路线的“歪曲者”（农业机关、合作社和农业信贷机关、财政人民委员部、国家采购机关等等），从而也就是指责自己：仿佛除了中央以外所有的人都有过失。“过失者”的名单和“歪曲”的性质完全证实了反对派对中央农村工作总路线的批评是正确的。问题不在于某些主管部门的个别错误，而正是在于领导上的总路线，在于领导上的动摇、走弯路、偏离阶级路线。应该纠正的不仅是各主管部门的错误，而首先是中央的总路线。
　　“集中火力”反对所谓反对派的反中农倾向，实际上导致富农经济实力的发展，使富农对很大一部分中农的影响加强，对贫农的奴役加剧。
　　党在农村中的错误政策应当加以坚决修改，如果不公开承认近两年来采取的路线是错误的并加以谴责，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中央现在说，它至今一直都执行“向富农进攻”的路线，这种说法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中央的方针实际上不是限制农村资本主义，而是使它进一步发展。正因为如此，现在才需要（对党是突如其来的）宣布，至少在口头上宣布“加强对资本主义因素、首先是对富农进攻”的口号。这是反对派的口号，这是正确的口号！但是中央从反对派这里窃取这个口号过于迟缓，而且缺乏诚意！党不可能相信，两年来执行了完全相反的政策的领导人真正打算和真正能够执行反对派的这个口号。为了执行这个口号，应当领会反对派提出的建议。
　　在农村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党应当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领导雇农、贫农和中农基本群众，组织他们反对富农的剥削意图。
　　34．农村雇佣劳动的人数达三百五十万，男女雇农为一百六十万。只有百分之二十的雇农参加了工会。这些往往是奴役性的雇佣合同，未必进行过登记。雇农的工资往往低于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国营农场往往也不例外。平均的实际工资不高于战前的百分之六十三。工作日很少少于十小时，大多数实际上是没有限制的。工资发放不当，拖延过久。雇农困苦不堪的状况不仅是在落后的农民国家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遇到困难的结果，而且毫无疑问也是错误方针的后果，因为这种方针在实际上主要是照顾农村的上层，而不是照顾底层。必须全面系统地保卫雇农的利益，不仅防止富农、而且防止所谓殷实中农的侵犯。
　　35．必须围绕着生动的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来切实地、有计划地在各地牢固地把贫农组织起来：如改选，税收运动，影响对信贷、机器等的分配，土地整理和土地使用，合作化，发放贫农合作化基金，等等。
　　假如我们不建立真正巩固的组织，不明确指出贫农的权利和义务是什么，那么团结贫农仍然只是停留在口头上。
　　我们应当不断粉碎富农的基层组织（不论它们采用什么隐蔽的形式）。
　　雇农自然应当有完全独立的阶级组织（除了苏维埃和合作社以外）。这就是工会。
　　中农基本群众应当组织在农村苏维埃和合作社周围。
　　而贫农，正因为他们是贫农，则需要有另外的组织（除了苏维埃和合作社以外）。
　　必须把有关土地整理和土地使用、税收和党的农村政策的各项基本指令提交贫雇农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预先讨论。
　　贫雇农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不应是临时性的，而应是经常性的。
　　为了反对富农及富裕上层农民成立只能起反革命作用的“农民协会”的意图，贫农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今后应当创造条件来组织在我们党领导下的、应保证无产阶级的影响并且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执行其政策的支柱的“贫农协会”。在农村中贫农和中农与富农这两方面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贫农协会应当保证和那些反对富农的中农基本群众建立友好关系；贫农协会尽力支持中农的这个斗争（在合作社、苏维埃等等中），它是团结那些准备和苏维埃政权一同建设社会主义、反对富农、投机商、反对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基本农民群众的中心。
　　36．党应当通过正确的采购价格政策，组织对中农的信贷和合作化，来尽力促进中农经济的发展，不断地逐渐使这个人数最多的农村阶层过渡到采用机器的大规模集体经济方面去。
　　37．党在对待日益增长的富农阶层方面的任务应当是尽量限制他们的剥削企图。绝对不许违背宪法中剥夺农村剥削阶层在苏维埃选举时选举权的条款。必须实行：高额累进税；保护雇佣劳动和调整农业工人工资的国家立法措施；在土地整理和土地使用方面正确的阶级政策。保护贫农免受奴役性盘剥，尤其是当贫农出租土地时应从立法上予以保护。应当改变农村机器供应的整个政策，要比以前更大地增加对贫农的供应。
　　38．反对派在农民政策的争论问题上的观点已经完全证明是正确的。在反对派尖锐批评的影响下对总路线所作的局部纠正，并没有阻止官方政策继续偏向“殷实的农民”。只要提到下面一点就够了，第四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根据加里宁的报告，一句话也没有提到农村的分化和富农的增长。
　　这种政策只能有一个结果：丧失贫农，没有争得中农。
　　中央的提纲虽然某些条文在口头上“左倾”，但并没有使中央的政策发生转变。再免除百分之十的贫农的农业税，是直接从反对派的政纲中抄袭来的。这个措施是正确的，但还不够。宣布向富农“进攻”，也是从反对派的武库中拿来的。中央的原则性方针既然否认农村资本主义分化的事实，掩盖农村中正在发生的过程的真栩，就必然会在实际活动中采取错误的、机会主义的步骤。中央委员会对农村的阶级力量作了不正确的估计。这就使中央不可能在农村中执行正确的、列宁主义的阶级路线。
　　对于一切机会主义者和中派分子，左的辞句和右的行动从来是形影相随的。广泛利用反对派政纲的一些条文，而又向党隐瞒这个政纲，同时把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大批开除出党，这是每一个党员都不能回避的基本矛盾。


巴卡也夫、加米涅夫、拉柯夫斯基、叶夫多基莫夫、穆拉洛夫、斯米尔加、季诺维也夫、彼得松、托洛茨基
写于1927年11月。

译自《真理报》1927年11月5日。

感谢 Andryushka 校对




[1] 参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355页。——编者注

[2] 参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81页。——编者注

[3] 《列宁全集》第29卷第163页。——编者注

[4]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15卷第564页。——作者注

[5] 波古舍夫斯基的文章，载于《布尔什维克》杂志第9期第10页。——作者注

[6] 布哈林《到社会主义之路》，第49页。——作者注

[7] 布哈林的文章载于《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8期。——作者注

[8] 参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96-297页。——编者注

[9] 同上第282页。——编者注

[10] 同上第3卷第583、584页。——编者注

[11] 布哈林《关于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报告》。——作者注

[12] 布哈林《关于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报告》。——作者注

[13] 《列宁全集》第27卷第103页。——编者注

[14] 《速记记录》第313页。——作者注

[15] 乌斯特里亚洛夫教授《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作者注

[16] 加里宁《论农村》1925年版第61页。——作者注

[17] 《苏维埃政权在农村中的政策》1925年国家出版局版第42页。——作者注

[18] 加里宁1927年春在特维尔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作者注

[19]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75页。——编者注

[20]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19页。——编者注

[21]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79页。——编者注

[22] 《舵报》是白俄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于1920年11月至1931年10月在柏林出版。——第838页。

[23] 1927年10月16日社论。——作者注

[24] 《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8期。——作者注

[25] 《列宁全集》第32卷第399页。——编者注

[26] 《统计综览》1927年第4期第15页。——作者注

[27] 《农业信贷》杂志1926年12月。——作者注

[28] 莫洛托夫《党的农村政策》国家出版局版第64—65页。——作者注

[29] 《真理报》1925年12月3日。——作者注

[30] 斯大林同志在1926年4月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讲话，《速记记录》第112页。——作者注

[31] 《第四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记录》第301页。——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