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上的两次发言 （1927年6月） 说明：这两次发言经刪节并略加改动后，刊登在托洛茨基的《斯大林伪造学派》一书中，见第132～164页。在为该书专供译成外文的版本所作的俄文注释中，托洛茨基就所作删节作如下说明：“下面刊登的是本书作者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会议（起着法庭作用）上的两次发言。在这两次发言的速记记录中，作者对那些不做具体解释外国读者就无法弄清楚的问题作了很多删节。另外，这两次发言是按原讲话稿发表的、只作了一些修辞上的改动”（1929年）。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 №09441 第一次发言托洛茨基：在我发言之前——我不知道我是作为被告，还是作为原告来讲话——我坚决要求撤销扬松同志的审判员资格，因为他过去的活动败坏了自己的名声。你们大家当然非常清楚，自1924年起，除我以外，全体政治局委员曾组成一个派别性的“七人小组”。我的职位被你们的前主席古比雪夫接替，本来按其职责而言，他应当带头捍卫党的章程和道德，但实际上他却带头破坏和践踏它们。这个七人小组是个秘密的反党机构，它背着党决定党的命运。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一次发言中曾点名指出扬松参加过反党的七人小组的活动。没有人反驳这一发言。扬松本人哑口无言。尽管还有一些人犯有同样的罪行，但是关于扬松的证词是记录在案的。现在扬松竟要来审判我有反党行为。我要求撤销扬松的审判员资格。 主席奥尔忠尼启则：这是不可能的。您大概是在开玩笑吧，托洛茨基同志。 托洛茨基：我没有在重大严肃的问题上开玩笑的习惯。我承认我的建议可能使主席团的处境有些尴尬，因为在主席团成员中恐怕还有其他人参加过七人小组的活动。但是我的本意决不是要把我的建议变成玩笑。事实是，如果这叫做“规定议程”的话，那我这个政治局委员当时对这些会议的情况却一无所知。在这些会议上精心策划了反对我的各种办法。特别是规定政治局委员不准彼此论战，而要一致进行反对托洛茨基的论战。这一点党不知道，我就更不知道了。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并不是说奥尔忠尼启则同志是七人小组的成员，但他参加过这个七人派别小组的活动。 奥尔忠尼启则：可能是扬松，而不是奥尔忠尼启则，您搞错了吧？ 托洛茨基：请原谅，不过我认为这一错误纯属形式上的错误。我说的确实是扬松。我不是说扬松同志是这个七人小组的成员；他不是，但他参加过这个七人派别小组的活动，这个派别小组不符合党章规定，违反了党的章程和意志，否则就用不着隐瞒了。如果发现在座的还有其他同志像扬松一样，参加过七人派别小组的活动，那么我恳请把他们也包括在我的撤销要求之内。 斯米尔诺夫：我认为…… 奥尔忠尼启则：请托洛茨基同志发言。 托洛茨基：由于扬松同志试图把季诺维也夫同志对恢复党内较正常的关系和恢复较协调的工作的方法和途径这个问题所做的解释同我的解释对立起来，所以我就从我完全同意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最后提案开始讲起。 现在一些同志想把事情说成是：由于雅罗斯拉夫尔车站事件、由于季诺维也夫的广播讲话和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行为”，所以必须把我们开除出党。假使没有我们反对派早在去年7月初提交给中央的声明的话，这一切看上去颇有道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非常清楚和明确地预言过你们反对我们的一切步骤；预料到你们将利用一切借口来实现改组党的领导的计划，这个计划是你们的派别首领在很久以前，也就是在七月全会之前，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前就已经设想好了的。 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和政治局召开联席会议之前，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突然提出建议将季诺维也夫同志开除出政治局，这是因为幕后派别活动还没有准备就绪，对有些人还得做说服工作，或者说强迫他们将“所有的线索”都从拉舍维奇案件转移到季诺维也夫身上。我们在关于“拉舍维奇事件”的声明中是这样写的……（读）。 当时还没有雅罗斯拉夫尔车站，但我们已预感到会有这个车站，因为当时有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扬松：车站早在雅罗斯拉夫斯基之前就有了。 托洛茨基：雅罗斯拉夫斯基是在雅罗斯拉夫尔车站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政治因素之前就有了。而关于雅罗斯拉夫斯基我们早就说过：如果你们想知道斯大林在半年之后想得到什么，那你们就去参加会议，去听听雅罗斯拉夫斯基说些什么。 现在我来谈一下七月声明：“根据6月24日政治局的决定，提交给本次全体会议的关于拉舍维奇‘事件’的问题，在最后时刻突然以7月20日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决议的形式变成了季诺维也夫同志‘事件’……所有人都非常清楚，这个问题不是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中，而是在由斯大林同志领导的派别小组中得到解决的。” 现在你们是想让老实人都以为，由于雅罗斯拉夫尔车站一事，我们都得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我们进入了实现早已制定并且正在系统实施的计划的新阶段。十四大闭幕后不久，党内比较广泛的干部中反复流传着一些议论，说必须改组政治局，即便撤掉一批列宁时代就参加了领导工作的干部，用那些可能成为完成斯大林同志领导使命的可靠支柱的新一代干部取而代之，这些议论的源头在中央书记处。这个计划得到了由斯大林同志最亲密的拥护者组成的、紧紧抱成一团的小组的支持，但同时也遭到了另外一些决不参加任何‘反对派’的人的反对，其中也包括你们这一方扬松同志的反对。毫无疑问，‘正因为如此’，领导集团才决定分批实施计划，为此需要利用每个适当的时期。扩大政治局，同时将加米涅夫同志从政治局委员降为候补委员，这是预先制定的彻底改组党的领导的第一步。把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留在扩大后的政治局中，把加米涅夫同志留在候补委员中，应该说这就使党表面上保持了原有的基本核心，解除了人们对中央领导的素养和能力的担心。代表大会闭幕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之后，在继续同‘新反对派’进行斗争的同时，各地——首先是莫斯科和哈尔科夫，就像是接到了信号，掀开了反对托洛茨基斗争的新篇章。这一时期，莫斯科组织的领导人多次在积极分子大会上公开说，最近该打击托洛茨基同志。其余那些同‘反对派’毫无瓜葛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表示不赞成莫斯科组织领导人的这种行为，而且人人都知道莫斯科领导人的后台是中央书记处。这一时期不仅在莫斯科，而且在其他许多地方，都在党内非常广泛的范围内对将把托洛茨基同志开除出政治局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对拉舍维奇同志提起的诉讼实际上并没有给改组党的领导的基本计划提供什么新的东西，但促使斯大林集团对实施计划的方法作了某些改变。如果说不久前还计划首先打击托洛茨基同志，而把季诺维也夫的问题放到下一阶段，以便使党逐渐习惯于新领导，使党面对一个个成为既成事实的新的局部性变化，那么拉舍维奇、别连基等同志的‘事件’，由于他们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关系密切，促使领导集团改变了打击顺序，决定先打击季诺维也夫同志……最近关于将季诺维也夫同志开除出政治局的建议是在斯大林核心集团的指使下提出来的，这是用新的斯大林的领导取代党内老的列宁主义的领导道路上的一个阶段。计划依旧在分批实施。托洛茨基同志暂时还留在政治局内，目的首先是让党确实认为季诺维也夫同志真的是由于拉舍维奇事件被解职，其次，为的是采取这些突然措施不致在党内引起过度恐慌。但是有一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就是对托洛茨基同志的问题，如同对加米涅夫同志的问题一样，斯大林核心早已事先决定将他们赶出领导集团；完成这部分计划剩下的只是组织技术工作和寻找适当理由——真正的或者是臆造出来的。”
现在这个组织技术工作就委托给你们了，奥尔忠尼启则同志。所谓组织技术工作就是要寻找适当理由——真正的或者臆造出来的。你们没有真正的理由，你们只能去找臆造出来的理由。 “问题在于彻底改变党的领导。在拉舍维奇同志‘事件’被变成季诺维也夫同志‘事件’之前我们所作的重要声明中，已对这一改变的政治意义作了全面评价。
同志们，这一切现在听起来多么新鲜，多么轰动！可以认为，这是以前写好的，我们不是推测，而是事后研究了你们的所做所为。我非常希望你们在仔细看过你们所有的声明和发言，并将它们与事实加以对比之后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你们现在所走的这条道路是你们预见到的……我们的这个推测对你们来说成了过去和现在你们仍然据以行动的指南。这里只需作一点补充，如果斯大林集团改组领导班子的计划得以实现，那么明显脱离列宁路线的现象就会获得明目张胆的、机会主义的发展。列宁在以‘遗嘱’著称的文献中，清楚而准确地表述了自己的思想，和列宁一样，我们根据近几年的经验深信，斯大林及其一伙的组织政策使党面临进一步分裂主要骨干，进一步脱离阶级路线的危险。事关党的领导，党的命运。鉴于上述情况，我们绝不接受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这一派别性的、危害极大的建议。” 你们对我提出的指控，也可以说是“适当理由”，这是你们根据委托给你们的技术工作找出来的，完全符合我们一年前所作的推测。这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不是第一个阶段，但也不是最后一个阶段。 你们指控我的罪名有两个。第一，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发言。对我所说的扬松同志只说对了一半。他认为，我一向拒绝对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行为作出解释。我准备向党的所有会议，向所有支部，特别是向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对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所有声明作出解释。我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审査我在作为上级机构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如果扬松同志到现在仍然理解不了，那他就应当再好好想一想，重读共产国际的章程和我们党的章程。那时他就会明白我是正确的，正如我否认省监察委员会有权追究我作为党中央委员的发言一样，是绝对正确的。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因我的几次发言而对我进行了谴责，但并没有将自己的权利转托给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是我们国际党的中央委员会。我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在该机构全体会议上发言，主席团却作出决定谴责我，这个决定你们都知道。而你们就因为我的这个发言再次对我进行谴责。你们没有这个权利。当我向扬松同志指出这一点时，他说：“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委托联共中央采取措施反对反对派继续搞派别活动的。”原来如此。但是，要知道这里说的是中央委员会，而不是中央监察委员会，而且这里说的是继续搞派别活动，而绝不是说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几次发言。况且，我再说一遍，当时我已经心甘情愿地进行了解释，如果时间充足的话，我现在也可以作出说明。你们可以再读一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出的文件。这几个星期发生的一切非常有说服力、非常正确地证实，我所叙述的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观点，而且我认为，也是整个所谓反对派在执行委员会本次全会上的观点。（会场上一片喧闹声。）我再说一遍：对于我所讲的全部内容我没什么可要修改的，而斯大林同志4月5日，也就是蒋介石政变前夕的讲话至今还瞒着党。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斯大林同志发出挑战：如果您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也是正确的（决议说执行委员会的所有预见都已得到证实），那么请您谈谈，在蒋介石反革命政变，不是个人政变，而是阶级政变的前一个星期您都说了些什么。那些头脑简单的人我就不用提了，他们说什么难道穆拉维约夫没有背叛吗？莫非我们自己的党内就没有人背叛吗？等等。简直是一派胡言！这完全是另一码事，那里发生了极其深刻的阶级变化，再说资产阶级，有人说我们利用它，然后像挤干的柠檬一样把它扔掉，而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利用了我们。我们帮助资产阶级跨上了马，可它却一脚把我们踹开，夺走了整个政权，血腥屠杀无产阶级。而在此之前一个星期，斯大林却对蒋介石的政治路线承担了责任。这是对党最恶劣的欺骗，在我党的历史上还从未发生过这样恶劣的欺骗行为，说中央委员会“预见到了一切”，但事实上正相反。列宁说过，对党诚实就要弄清事实，正如以前所做的那样，揭露党的领导人犯下的所有错误。我们把我们所有的提纲、所有的文章都带到了执行委员会。可斯大林却把速记记录藏了起来。我敲了所有的门，拨通了所有的电话，为的是得到这个速记记录，斯大林却不给。当我在共产国际向斯大林提出挑战时，当我对他说，请拿出你的速记记录时，他站起来说道：“对托洛茨基同志的人身攻击，我将不予答复。”这算什么人身攻击？为了维护个别同志的威信你们不惜牺牲中国无产阶级的生命。这是革命政党内一般可能犯的最严重的罪行。 再来谈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问题。执行委员会对我的主要指控是，托洛茨基和反对派正在同攻击苏联的叛徒马斯洛夫结成联盟。我再强调一下，这既是在欺骗我们的党，也是在欺骗工人阶级。马斯洛夫集团没有攻击苏联。去年秋天，根据《真理报》的报道，我本人在某种程度上也相信了这一点，当时我还不知道马列茨基之流及其背后和上下左右那些人的全部作用，我对此信以为真，并在指出马斯洛夫集团攻击苏联的10月16日声明上签了名。但这不是实情！我这里有该集团最近一期的《共产主义旗帜》杂志（1927年6月2日）。为使全体党员了解情况，请把该杂志打印出来，好让大家都看看他们是如何攻击苏联的。《真理报》一篇题为《反对派的道路》的卑鄙社论也提到了他们，说他们是张伯伦的走狗。而他们自己在最近的一篇题为《不准干涉苏维埃俄国！》的社论中说：“反对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国家的新十字军讨伐正在策划之中……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阻止这种战争。当然不是通过类似英俄委员会等这种不堪一击的组织。……既然已经很清楚，只有真正的、革命的、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共产国际才能够击退对苏维埃俄国即对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进攻，那么现在所有这些不堪一击的委员会面对备战和进攻只能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地观望。……因为只有通过革命的方法才能阻止帝国主义战争，因为对任何形式的改良主义——哪怕是最左的改良主义——抱有一丝希望都是幻想政策，所以必须纠正犯下的分裂罪行，确切说就是把所有左倾分子都开除出共产国际。” 他们要求恢复他们在共产国际中的席位，目的是要捍卫他们称之为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国家的苏联。“……现在不是躲躲闪闪考虑某个人的威望的时候。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有的东西比领导人的声望更重要，而领导人的整个政策如果得不到改变，将导致与第二国际同样的破产。”你们指控他们背叛，而我认为他们当中的一些革命者要比指控他们的许多人强得多。“……不准干涉苏维埃俄国。这话说起来容易。这一口号要求进行艰苦的、火热的、国际性的宣传和组织方面的工作，然而这些工作甚至还没有着手进行，尽管对越来越尖锐的冲突早已了如指常。” 除了其他要求，文章还提出一个要求：“运输部门、军工厂和化工厂的工人们应立即在‘不让一条船’和‘一列火车载有士兵、武器或装具去反对苏维埃俄国，不让一兵一炮、不让瓦斯和飞机用来反对苏维埃俄国’的口号下实现国际间的团结；在有人残酷地隐瞒现实情况（即苏维埃俄国的所有左派‘改良主义派朋友’都按兵不动）和组织革命反击的情况下，应立即以列宁反对帝国主义的进攻精神进行国际性的反战革命宣传。” “不准干涉苏维埃俄国！——我们向全体工人发出了立即行动起来的号召。” 我只引了文章的一部分。这份刊物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自始至终采取的都是这种精神。马列茨基之流欺骗党和工人阶级，毒化工人阶级的意识，使他们敌友不分，说什么可以对普塞尔和其他人抱有希望，同时又断言乌尔邦斯、马斯洛夫和其他人等是叛徙。 第二个罪名是在雅罗斯拉夫尔车站为斯米尔加送行的示威。你们把斯米尔加放逐到哈巴罗夫斯克。我再一次坚决要求你们对这项放逐作出某种统一的解释。施基里亚托夫在委员会里叫嚷道：“在哈巴罗夫斯克也可以工作！”如果斯米尔加是按正常程序调往哈巴罗夫斯克工作，那么你们就无权说对他的集体送行是反对中央委员会的示威。如果这是对一个现在需要留在负责岗位——即苏维埃战斗岗位——的同志实行行政流放，那么你们就是在欺骗党，就是在耍两面派。你们还要再说送斯米尔加去哈巴罗夫斯克是正常的工作派遣吗？同时，你们还要指控我们搞反对中央委员会的示威吗？这种做法是两面派行为。 再来看看《真理报》6月22日的社论。我的时间有限，我不可能把关于这篇社论应当讲的都讲到。我只引几行，是关于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声明，我说当前最大的危险是党的制度。题为《反对派的道路》的社论就是根据这一点写成的，遗憾的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没时间读这篇文章，尽管……这篇文章在审判我们之前就写好了——审判现在正在这里进行，尽管现在大家都在说：读读马列茨基的文章，你们就会知道明天奥尔忠尼启则将说些什么。这篇文章说：“反对派在政治上利用这些困难，从而使人怀疑他们在危险时刻是否忠于无产阶级、忠于布尔什维克党。因为断言最大的危险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制度，实际上就是在重复苏联阶级敌人的论调。”我不准备理睬在座的马列茨基追随者的，也不准备对这个人作道德评定。我将从政治角度提出问题。文章说，反对派使人怀疑他们在战争时期是否忠于革命。但是现在在我们的外交岗位上，即最具战斗性的阵地上（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应该利用这个阵地保卫苏联）工作的是：加米涅夫、拉柯夫斯基、克列斯廷斯基、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和越飞——此人现不在外交岗位上，但他是一位可能用得着的老外交家……皮达可夫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巴黎，不久前赖因霍尔德也在那里；柯普在斯德哥尔摩；你们把萨法罗夫从中国派到了君士坦丁堡；姆季瓦尼在波斯；奥谢姆在君土坦丁堡；乌菲姆采夫和谢马什柯在维也纳；索柯里尼柯夫从日内瓦回国；卡纳特奇科夫在布拉格；柯伦泰在墨西哥；克拉耶夫斯基昨天从阿根廷回国。要知道这些人全都是反对派，而且还远不止这些人。同志们，我来问你们，如果反对派使人怀疑他们在战争时期是否忠于革命的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对把“叛徒”或准叛徒放到负责的指挥岗位上的革命军司令部又该如何论处呢？我就曾受我们党的委托担任红军的领导工作，对这样的司令部，我会把他们全部枪毙的。你们是不是拿这样的指控开玩笑？ 如果你们有勇气支持马列茨基之流和今天别的坏蛋所说的一切，那么你们应该枪毙或者至少开始孤立那些你们所指控的人；你们还应该解散中央委员会，因为目前，在帝国主义的绞索威胁我们的时刻，中央竟然还把反对派放在战斗性的岗位上。 为什么你们没有这样做呢？这是因为你们清楚马列茨基扯谎是为了欺骗党。这一点你们清楚，因而默不作声。你们知道，他在有意用恶毒的谎言为斯大林开辟道路。你们默不作声，还要包庇他。这里有一封塔斯社“不供发表”的电报，说拉柯夫斯基如何“捍卫苏维埃”，按资产阶级报纸的说法，他如何为维护苏维埃政府的工作而奔走呼号。但是这封电报“不供发表”。而供发表的却诬蔑说反对派使人怀疑他们是否忠于无产阶级。 罗伊津曼：他们没有在83人声明上签名。 托洛茨基：别着急，罗伊津曼同志。克列斯廷斯基已经把自己的签名送来了。今天你们发表了维护拉费斯的不成功的言论。拉费斯是佩特留拉政府的一个部长，他传唤过布尔什维克的领袖。罗伊津曼同志，您所维护的都是些不该维护的人。我知道您是一位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您指责的是无辜的人，维护的却是有罪的人。请您等会儿再谈拉柯夫斯基。我这里有一个党员的声明，他叫波兹南斯基，我本人并不认识他。他是1904年入党的，是个排字工人，我听说，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他曾英勇地参加战斗。（插话：我们了解。真够“英勇”的！） 季诺维也夫：（冲着莫罗兹同志）我们也了解您。1918年是我把您逮捕的。 莫罗兹：1918年我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 季诺维也夫：我说的是担任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委员的莫罗兹同志。（笑声） 托洛茨基：正是这个波兹南斯基同志6月22日给中央委员会寄来了下面这封信。（插话。）我再说一遍，我本人不认识他，而且也从未听说他是反对派分子。这封态度明朗的信引起了我对他的极大兴趣，过后我进行了调查，并从一些绝对可靠的党员那里得到了—些情报，这些材料我也带来了。下面我读一下这封信。“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我看了《真理报》今年6月22日题为《反对派的道路》这篇社论后，就在5月25日同志们的声明（所谓的83人声明）上签了名，目的是维护党的统一和建立真正列宁主义的党的纪律。1904年加入联共（布）。党证号码0019773。Я．М．波兹南斯基。” 我认为，斯捷茨基—马列茨基之流［越］是有恃无恐地胡作非为，今天那些犹豫不决、举棋不定或陷入形式上的而不是革命的纪律的真正的老布尔什维克就会越认为反对派是正确的。 现在我想撇开那些指责性的诽谤，谈谈主要的政治问题。 关于战争危险。我们在去年7月发表的声明中说：“在日益发展壮大的红军与我国和全世界劳苦大众之间建立牢不可破的联系是保卫苏联和维护和平最有力的条件。一切有助于增强工人阶级在国家中的作用、加强工人阶级同雇农和贫农的联系并且巩固工人阶级同中农的联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措施，都能使红军更强大，保证苏维埃国土不受侵犯，并加强和平事业。” 这本身就表明，一年以前我们就呼吁你们关注战争危险问题和战争期间苏联国内的种种危险问题。这些都不是特殊问题。这是我们的阶级政策问题，我们的整个方针问题。当时，国家形式上的元首、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在特维尔发表演讲，说我们需要健壮而有力的士兵，而只有中农才能成为健壮有力的士兵，贫农是不可能提供这样的士兵的，因为他们中间体质瘦弱的人多，因此，这是公开依靠强壮的“中农”的方针，而所谓的“强壮的中农”不是别的，正是富农或准富农。加里宁忘记了我们所完成的十月革命，在这个革命中正是那些瘦小体弱的人战胜了身高体壮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当时和现在在人数上要多得多。你们会说：尊敬的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说的还少吗！可是你们制止过他吗？没有，你们没有制止他，而当我们对他灭贫农志气长富农威风的路线进行批判时，你们却制止我们，出席本次会议的雅柯夫列夫玩弄统计花招以掩护富农。雅柯夫列夫应该受到审判，可是他却要来审判我们。 马列茨基之流说我们反对派正在利用战争危险。 现在是你们在利用战争危险迫害反对派，并准备将他们彻底消灭。请看：你们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我们讨论战争危险问题、英国工人运动问题，特别是中国革命问题的全部文献中，只发表了这本作为党内资料的小红册子，而且还是为了对付反对派才发表的。不仅如此，怎么说呢，你们甚至借口我“未修订讲话稿”而把我的讲话从速记记录中弄掉了。这恰恰说明，你们现在利用战争危险首先是反对我们。 斯捷茨基—马列茨基之流现在在干什么？《真理报》上一直在说些什么？说实在的，《真理报》哪怕提出一个与国际形势、与我们的总路线有关的问题呢也好。《真理报》的理论水平真叫人惭愧，现在从这份报纸上真是没什么可学的！关于战争危险的整个问题被人利用，纯粹是为了用最恶毒的手段来对付反对派。 同志们，不要把社会主义祖国同统治集团混为一谈。 我们声明：只要你们没有从生理上封住我们的嘴，我们就要继续批判斯大林制度。只要你们没有堵住我们的嘴，我们就要继续批判斯大林制度，否则，它将会破坏十月革命的一切成果，这些成果对我们像对你们一样宝贵。早在沙皇统治时期就有一些爱国者，按谢德林的说法，把袓国同统治集团混为一谈。我们完全不同于他们。谢德林说：“他们随声附和，一再附和，结果附和没了。”目前，我们党内有许多“随声附和的人”，不管你说什么，他们都随声附和。但愿别把十月革命也给附和没了！我们要批判斯大林制度，因为它是一个不好的制度，一个倒退的制度，一个思想浅薄、心胸狭窄和目光短浅的制度。我们要加倍批判斯大林制度，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它的危险性，就是因为斯大林的错误在爆发战争时会加重十倍、一百倍。 扬松同志说，我们把1914年的战争同现在的战争混为一谈。这真是信口雌黄！对这两次战争的区别我们比你们清楚。但是，这两次战争对我们布尔什维克来说基本上是同样的，因为这两次战争都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战争。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这一翼有无产阶级专政，世界无产阶级有苏联。苏联在战争中保卫世界无产阶级，世界无产阶级也在保卫苏联。但战争是同世界帝国主义打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对待普塞尔呢？普塞尔何许人也？普塞尔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他现在的表现比1914年坏得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现在对待普塞尔的态度应诙比1914年坏得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现在对待普塞尔的态度应该像1914年列宁的态度那样，因为我们是列宁学校的学生，因为我们看清了普塞尔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及战后的表现。这就是我们的立场。而你们的立场呢？请听听莫斯科委员会是如何教导的： “英俄委员会在同矛头指向苏联的各种干涉进行的斗争中，可以而且无疑应该起（请听！）巨大作用。（请听！）这个委员会在同国际资产阶级挑起新战争的各种企图进行的斗争中，是国际无产阶级力量的组织中心。”（请听！）（研究联共中央七月全会总结的材料。莫斯科委员会宣传鼓动部。）
整整一年，我们都试图使你们的思想在英俄委员会这个问题上开窍。我们对你们说过：这个委员会正在危害英国无产阶级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在此期间，你们的全部威望，积累起来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经验，列宁主义的威望——所有这一切，你们都用来支持普塞尔。你们会说：“可我们也批评他！”这不过是堕落的布尔什维克支持机会主义的一种新形式。你们是“批评”普塞尔，可是无比温和，少得出奇，而且你们仍然同他勾结在一起。而当普塞尔本国的革命者指责他是张伯伦的走狗时，他能对这些革命者说些什么呢？“请看！给英国罢工工人捐款的托姆斯基本人是政治局委员、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他批评了我，尽管如此，他现在仍旧同我携手共进，你们怎么能说我是帝国主义走狗呢？”他说得对不对呢？他说得对。你们用狡猾的手段让普塞尔支配布尔什维主义的整个机制。我们谴责你们的正是这一点。这是一种非常严历的谴责，远比在雅罗斯拉夫尔车站为斯米尔加送行严厉得多。你们通过英俄委员会利用我们党的巨大革命威望来为普塞尔服务。莫斯科委员会宣传鼓动部借口“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而对反对派进行猛烈抨击，并鼓动说，英俄委员会在同矛头指向苏联的各种形式的干涉进行的斗争中，应该起无比巨大的作用，它应成为世界无产阶级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组织中心……同志们，所有这些都是你们说的！正是因为这类事情必须把你们交付法庭审判。 你们利用布尔什维主义做了些什么？你们在这几年当中利用布尔什维主义的全部威望，它的全部经验——即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等——这一切做了什么？你们曾对全世界的工人，首先是对我们莫斯科的工人说，一旦战争爆发，英俄委员会将是组织反帝斗争的中心。而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说，一旦战争爆发，英俄委员会对于假朋友中的所有逃兵和投向苏联敌人阵营里的所有叛徒来说，将是一条现成的堑壕。托马斯公开支持张伯伦，而普塞尔则支持托马斯，这才是最主要的。托马斯靠资本家维持自己。普塞尔则靠欺骗群众维持自己，并且支持托马斯。而你们却支持普塞尔。你们谴责我们支持张伯伦。根本不是这样！正是你们通过右翼同张伯伦勾搭在一起。你们既同支持托马斯的普塞尔，又同支持张伯伦的托马斯一起站在一条战线上。这是经过政治分析的判断，而不是诽谤。 鬼晓得在各种会议上——特别是在工农基层组织会议上——关于反对派都谈了些什么，据说提出了反对派进行“活动”的“经费”问题。可能是一些没有文化和没有觉悟的工人，也可能是你们暗中派来的人提出这样的问题，递上这类黑帮才递的条子的……还有充当报告人的卑鄙家伙竟敢对这些条子做含糊其词的解答。如果你们是真正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你们就有责任制止这种肮脏、可恶和卑鄙的纯斯大林式的反对反对派的勾当。我们并没有造谣中伤，而是发表公开的政治声明：张伯伦和托马斯站在一条战线上，他们得到普塞尔的支持，没有他的支持，他们是无能为力的，而你们却在支持普塞尔，因而正在削弱苏联和加强帝国主义。这是一个严正的政治声明！对这一声明的分量到现在你们自己才有所感觉。 现在来谈谈中国革命。雅罗斯拉夫斯基说，马尔丁诺夫成了一名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好极了！紧随其后的还有唐恩。唐恩在4月23日和5月9日先后在两期《社会主义通报》杂志上声明，完全赞同马尔丁诺夫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观点。唐恩说我们的观点“左倾幼稚”，说拉狄克的路线完全和你们一样是“隐蔽的取消主义”。你们为什么要掩盖这一点，为什么向党隐瞒这些事实？你们说马尔丁诺夫曾经是孟什维克，但是要知道唐恩到现在还是个孟什维克。为什么他声明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赞同马尔丁诺夫和斯大林的观点？而你们又为什么要掩盖这一点？ 我认为，对英俄委员会的方针是分裂共产国际的方针，因为这一方针正倒向阿姆斯特丹。总理事会是阿姆斯特丹的一部分，而阿姆斯特丹又倒向第二国际。现在幼稚地（或者说狡猾地）在阿姆斯特丹国际与第二国际之间划分原则性区别是可笑的；从工人运动的性质方面、政治路线方面和领导方面来看，这两者完全一样，——参加者是同一类人，结成联盟反对布尔什维克。对阿姆斯特丹的路线就是对第二国际的路线。你们说这是“诬蔑”。这不是“诬蔑”。这是根据你们的立场得出来的政治结论。你们也正朝着这个结论迈进。最近一个时期乌杰格斯特同我们的代表团成员在日内瓦大概进行过什么谈判。有没有这回事？我在问你们，我是中央委员，在你们还没有“开除”我之前，我有权知道与党有关的一切，我在问你们有过没有过这样的谈判？最初乌杰格斯特声明说有过，还说布尔什维克现在对进入阿姆斯特丹的态度与一两年前完全不一样。荷兰报刊对此作了报道。很多报纸进行了转载。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看到了。为什么你们不敢说这是谎言？为什么你们对全世界工人阶级都看到的这一报道不予以驳斥？为什么你们在塔斯社“内部”通报上向党隐瞒这一切？难道在列宁时代可以允许社会民主党人向全世界声明，说我们正在同他们进行联合，而我们却不讥讽他们，也不声明这是卑鄙的谎言吗？这一切为什么被隐瞒起来？这里似乎有什么奥秘。乌杰格斯特在发表了最初的几个声明之后，开始巧妙婉转地“否认”谈判的事实。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昨天塔斯社的“内部”电讯说：“虽然矢口否认，但是《Де Стрид》还是刊登了荷兰改良主义工会的领导人斯坚盖斯的文章。文章说：‘乌杰格斯特和茹布在日内瓦国际经济会议期间，在日内瓦同苏联代表团进行了谈判。对工人运动来说这次谈判的意义至少相当于本次经济会议。但是，当时显然决定对这次谈判不作任何报道。我们认为这一决定是错误的。国际间的团结对欧洲工人运动来说有着非常大的意义。欧亚无产阶级的联盟至关重要。首先必须同俄国工会结成联盟。我们不准备在西欧采用俄国的策略，也不会在任何条件下都同意结盟。我们也反对为‘后排观众’举行的谈判。如果茹布和乌杰格斯特确实同苏联代表团进行过谈判，那么就完全不能排除谈判取得实际结果的可能。应该让工人运动了解这一切。组织起来的大多数工人要求同俄国工会团结一致。应该告诉我们，同苏联代表团的谈判是否促进了这种团结，如果没有那么为什么这次谈判没有取得成果。”（塔斯社） 奥尔忠尼启则：索柯里尼柯夫可以说明这一切，是他进行的谈判。 托洛茨基：索柯里尼柯夫或者别的什么人是否进行过谈判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如果进行谈判，必须有中央的授权。如果没有进行，那么必须公开说明这是谎言。 奥尔忠尼启则：任何授权都没有。 托洛茨基：那我倒要问：为什么塔斯社就这个问题接二连三地发电讯——其中一份我在工作委员会中已宣读过——为什么向全党隐瞒塔斯社这些关系到国际布尔什维主义生死存亡的电讯？为什么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在各种报纸上都看到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正在倒向阿姆斯恃丹，却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你们为什么要隐瞒这些？谁都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奥尔忠尼启则：我声明，没有这回事。 托洛茨基：那么必须立即也就是明天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说明整个这件事都是假的。因为现在还在利用这些报道教育全世界的工人。国际无产阶级认为，由于战争的临近，布尔什维克正在接近阿姆斯特丹。（插话）难道可以相信你们，能使他们尽早地认为这是谎言吗？总理事会比阿姆斯特丹强在什么地方？阿姆斯特丹其他部分也仅仅是在最近一年里没有像总理事会出卖总罢工和矿工罢工那样，愿意无耻和卑鄙下流地出卖自己的工人。英国总理事会目前是阿姆斯特丹最令人憎恶的一部分。而你们在写信时竟称其为“亲爱的同志们”。既然你们自己都保持沉默，那么为什么世界无产阶级就该真的以为你们没有倒向阿姆斯特丹呢？莫非你们现在得到了这种信任？在列宁时期党从来都不希望得到盲目的信任，而是一贯对谎言（如果确是谎言）进行驳斥。而现在你们不是一面隐瞒电讯，一面利用这种盲目信任进行投机活动吗？我看这么做不对头。你们这样做无论如何都不会巩固列宁所争得的对党的信任，而是在破坏这种信任，践踏这种信任。 你们若是真像自己所说的那样认真关注战争危险，怎么还会进行疯狂的而且目前正在日益加剧的党内镇压呢？怎么能在目前排斥第一流的军事干部呢？他们被解除军事工作，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央委员会的现行政策是错误的，是招致毁灭的政策，尽管他们准备并且能够为社会主义祖国而战。你们有很多像斯米尔加、姆拉奇科夫斯基、拉舍维奇和巴卡耶夫这样的军事干部吗？我听说你们打算将穆拉洛夫开除出军事检査院，原因是他在83人声明上签了名。你们与普塞尔及其他同类的“反战战士”难分难舍，却要把穆拉洛夫开除出军事检査院。（场内一片喧闹声。有人喊道：谁向您报告的？）谁也没有向我“报告”，但到处都在议论这件事。 奥尔忠尼启则：您抓紧点。 托洛茨基：你们说得对：我正要指出你们在48小时之后即将做的事情，正如去年7月我们事先端出了你们反对我们的全部预谋一样。现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就要开始了。 军事学院和空军学院的学员情况怎样呢？你们正在开除那些参加了反对派的优秀学员。我已经弄到了4名学员的简历，就在即将毕业时这4名学员前几天被你们开除了。第一份是奥霍特尼科夫的简历，第二份是库兹米切夫的，第三份是勃罗伊多的，第四份是卡佩尔的。请听第一份：奥霍特尼科夫，生于1879年，父母是农民（比萨拉比亚人），自己没有土地，为地主种地。小学文化程度，1915年以前，跟着父亲干农活，曾受雇当马车夫。从1915年起，在沙皇部队当兵。二月革命期间，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市；由后备炮兵队选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代表，但在5月份因有布尔什维克倾向而被调往前线第4集团军，在那里由第14炮兵旅选为师委员会和军委员会的代表。十月革命期间作战负伤，入院治疗。1917年12月出院后，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同罗马尼亚占领军作战，一切行动听从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1918年，他在比萨拉比亚加入地下组织，任捷列茨克乡地下革命委员会主席兼游击队队长。他曾因进行这种活动，受过罗马尼亚战地法庭两次审判，并被判处死刑，但都逃脱了。1919年，他率领游击队到达乌克兰，加入红军第45师。担任过不同的指挥职务。整个战争期间，他都在前线。战争结束后多次参加反对白匪的斗争。1924年进入军事学院，因未受过普通教育起初被编在预科班，以“良好”成绩从一年级升入二年级。1927年2月，因持反对派观点第一次受到党内处分。后因参加“为斯米尔加送行”被开除出军事学院。 像这样的简历我这里有4份，内容基本相同。他们都是革命战士、党的战士，负过伤，荣获过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奖状和红旗勋章，是久经锻炼的革命者。他们会永远忠于十月革命，为十月革命斗争到底。而你们却在把他们赶出军事学院。难道应当这样来准备革命的军事防御工作吗？ 大家知道，有些人指责我们悲观和缺乏信心。“悲观”这种指责从何而来呢？看来，这种蠢言恶语来自斯大林。其实，你们当中的许多人正需要大大增强对国际革命的信心，才能像我们那样反潮流而进。而缺乏信心这种指责又是从何而来呢？它来自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个臭名远扬的理论。我们不相信斯大林的这种理论。 季诺维也夫：奥尔忠尼启则1925年曾对我说：“你去写文章反对斯大林。” 托洛茨基：我们不相信这种试图从根本上歪曲马克思和列宁的新发明。我们不相信这种新发明，因此，我们就成了悲观主义者和缺乏信心的人。 但是，你们知道斯大林这位“乐观主义者”的前辈是谁吗？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份重要文件，如果想要我愿发给你们，这是福尔马尔在1879年写的一篇文章。他后来成了著名的德国社会爱国主义者。文章标题为《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把这篇文章译成俄文并发给全体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当然也要发给全体党员。 奥尔忠尼启则：我们已经看过了。 托洛茨基：啊，看过了，那就更糟，说明你们也向党隐瞒了这一点。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习惯这样干。当马克思和列宁在老一辈思想家、空想家和无政府主义者那里找后来成为马克思或列宁观点萌芽的某祌说法时，他们是怎样做的呢？他们怀着感激之情发掘自己的前辈的思想，写有关他们的文章，宣传他们。你们也有前辈。为什么你们对前辈没有感激之情，为什么你们不出版你们奠基人福尔马尔的书？顺便提一句，他更严肃、更有道理、经济上更适当地论证了现在斯大林和布哈林引以自豪的“思想”。福尔马尔这本书的内容实质是什么？这本书是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福尔马尔没有同他们进行公开论战，因为他们的威望太高了！但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绝对明白，他的话是针对谁的。他没有指名道姓，而是说“某些人”。斯大林开始时也是同“某些人”和“有的人”进行论战，他的讲话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智慧。福尔马尔写道：“问题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经济计划，社会主义一定要同时在整个文明世界（所有经济上先进的民族）取得胜利吗？按社会主义思想建立起来的国家可以单独存在吗？” 接下来福尔马尔引用了“某些人”所谓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建成的观点。他写道：“我持相反的观点。我认为——并且以后还要努力证明——社会主义在一个（最初）国家取得彻底胜利不仅具有历史可能性，而且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和繁荣绝对不会有任何障碍。”（《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苏黎世1879年版第54～74页） 可见，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福尔马尔早在1879年就已发展了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论，而他的门徒斯大林只是在1924年才开始创立他的“独特”理论。为什么是在1879年呢？因为当时是一个反动年代，是欧洲工人运动普遍退潮的时期。法兰西公社在1871年遭到破坏。直到1879年止，法国未曾发生革命运动。在英国，自由派工联主义和自由派工人政策全面取得胜利。这是英国和大陆革命运动最为严重的低潮时期。而此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正迅猛发展。由于这种矛盾，福尔马尔便得出了一国社会主义的独特理论。你们知道福尔马尔的结局吗？他最后成了极右的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成了一个沙文主义者。你们会说今天的形势不同了。当然，今天总的形势是不同了，但是，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在最近几年遭到了重大的失败。今天，国际革命及其直接胜利的希望，不像1918～1919年那样大，已经离我们远了，而一些“乐观主义者”大多对此已不抱希望，因而正在得出没有国际革命也能生存下去的结论。机会主义者福尔马尔从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开始，到堕落为狭隘民族主义的福尔马尔主义，其前提也正在这里。 不论与这种理论有没有联系，你们一味指责我们悲观和缺乏信心。我们反对派是“一小撮”悲观主义者和缺乏信心的人，而党是团结一致的，党内全是乐观主义者和充满信心的人。这种描述未免太过于简单了吧？请允许我提出如下一个问题：一个野心家，即追求飞黄腾达的人，现在会参加反对派吗？除非他是一个诡计多端的人，参加进来然后立即退出，为的是马上被封为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优秀代表”。但是，可以说这是极端卑鄙的个别人物。如果以野心家为例，那么，请问，这种人在目前的情况下投靠反对派来谋求个人发迹吗？你们知道，是绝对不会的。当无产者布尔什维克因参加反对派活动正在被赶出工厂而落入失业者队伍的时候（这些人在需要时都能进行战斗，不会亚于在座的全体与会者），一个自私自利的家伙会在这种情况下参加反对派吗？利己主义者是决不会参加的。通过工人反对派的实例我们看到，尽管遭到各种镇压，党的队伍中仍保持着为自己的观点而战斗的勇敢精神。一个革命者最重要的品质是敢于反潮流，能在最不利的条件下为自己的观点而斗争。我再问一次：庸人、官僚和追求私利的人会参加反对派吗？不，绝对不会。那些家庭负担重、对革命悲观失望、留在党内混日子的工人会参加反对派吗？不，绝对不会。他们会说：制度当然不好，但是让他们去为所欲为吧，我管不着。具备什么样品质的人才会在目前情况下参加反对派呢？他必须对自己的事业，即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具有非常坚定的信心，真正革命的信心。但是你们所要求的只是一种涂了保护色的信心，是按长官意志表决的信心，是把社会主义祖国和区委会等同起来跟在书记后面亦步亦趋的信心。如果你是一位经济部门领导人或行政负责人，你就必须投靠区委会或省委会的书记来保护自己。 你们的伟大信心经受过什么考验呢？经受过百分之百投赞成票的表决。那些不愿参加这种强迫表决的人，有时就想法子悄悄溜掉。但是书记不会放过你，你必须投票，而且必须按照指示投票，谁要是不投票，他就记下谁的名字。怎么，你们以为这一切能瞒得过无产阶级吗？你们在糊弄谁？我再问一次：你们在糊弄谁？你们是在不高明地糊弄自己，糊弄革命，糊弄党！那些跟着你们投百分之百赞成票的人，昨天奉命“斥责”托洛茨基、今天又奉命“斥责”季诺维也夫，明天一定会“斥责”布哈林和李可夫，这些人在革命的艰难时刻决不会成为坚定的战士。但是，反对派在倒退和镇压最为困难的时期没有投降，并且把既不受利诱，也不怕威胁的最可贵的战士聚集在自己的周围，他们正是以此证明自己的忠诚和勇敢。 扬松：反对派中也有野心家和追求私利的人。 托洛茨基：请您说出名字来！只要您说出名字，我们就同你们—起坚决把他们赶出去。他们在哪儿？反对派的基本核心是由那些既不怕威胁，也不受利诱的人组成的。 党的制度压制、窒息和束缚着党，掩盖着国内正在发生的深刻的阶级变化过程。在战争危险的谣传刚一出笼的时候，我们就已面临这个过程，而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它还会更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 雅罗斯拉夫斯基：简直就像是在1910年。当时您也是这么说的。 托洛茨基：几个星期以前，您在党支部说，冯玉祥是真正的革命者。 雅罗斯拉夫斯基：不对。 托洛茨基：您在说谎，就像您对1910年的情况说了谎一样。你们既提出这一问题，那我声明如下：我是犯过反对列宁、反对党的严重错误，但是任何时候，即使在过去反对列宁的斗争的最尖锐时刻，我都没有像雅罗斯拉夫斯基现在这样与列宁格格不入。 目前的制度正在使无产阶级先锋队失去本色，因为它不容许开诚布公地说出危险的根源，而现在无产阶级正受到来自非无产阶级方面的危险的威胁，最近整个时期内，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无所作为，而其他阶级却在扩展势力。我认为，谁不想了解这一点，就应该立即把谁“开除出”领导机关。这种无所作为和扩展势力的现象比比皆是。每个专家、每个官员、每个官太太，不管是苏维埃的还是半苏维埃的，他们都很清楚，现在的工人“已经不是1918年的工人了”。这一点你们无论在小铺子里、大街上，还是在电车里都能听到。男工们感觉到了这一点，女工们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乌斯特里亚洛夫是资产阶级暗中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思想家。我们召开过几次学者代表大会，也召开过一次化工工程师代表大会。大会充满新意。一位工程师在发言中说：“地方政权不在地方。”与会者对他报以掌声。另一位工程师谈了地方上的一些腐败现象。有位共产党员安慰他说：这只不过是办事马虎。对此工程师回答道：“是呀，可倒霉的是我们，而不是你们。”在这次化工工程师代表大会上，还有一位工程师从讲台上对一位经济部门领导人的共产党员说：“请开除那些红色共产党员厂长。如果您为此被赶下台的话，两天之后我们就会把您重新放在您原来的岗位上。”这些事实比任何议论都更能说明形势已发生变化。 去年秋天，我同一位高加索游击队员进行过一次谈话。他诉说了游击队员们的不满情绪。“他们有什么不满的，吃不饱吗？”“不是，不是吃不饱，我们那里富得很，而是不让我们掌权。”“那是谁在掌权，难道是富农不成吗？”“不是，还轮不到富农掌权，而是一些不伦不类的中间人物。”这位游击队员一字一板地继续说道：“富农也不满”，他们说：“力量已经是我的，可政权不是我的。”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们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是哪位游击队员对我说的这番话。同志们，这就是北高加索形势的写照。而这种情况莫斯科也有。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工人国家问题。有许多恶毒谎言正在通过《真理报》系统地传播，其一就是所谓我说过我们的国家不是工人国家。这是通过歪曲我的一次未经修订的发言速记记录而捏造出来的。我在那次发言中只是叙述了列宁对苏维埃国家的看法，并将列宁的看法与莫洛托夫的观点进行了对比。列宁说，我们从沙皇机构中接收了许多坏东西。而你们现在怎么说呢？你们正在塑造工人国家的偶像，企图把这个国家当作一种“秉承天意”的特殊国家加以神化。谁是这种神化最出色的理论家？是莫洛托夫。那是他的贡献。我再把他的话给你们读一遍。你们隐瞒了我对莫洛托夫的批评，而《真理报》则歪曲了批评。但是请看，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省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针对加米涅夫所说的话：“我们的国家是工人国家……但是有人向我们提出，说必须使工人阶级更加靠近我们的国家才最正确……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应该给自己提出使工人更加靠近我们国家的任务，但是，我们的国家是什么国家？是谁的国家？难道不是工人的国家吗？难道不是无产阶级的国家吗？那么怎么靠近国家，也就是说，怎么使工人自己靠近执政的和管理国家的工人阶级？”（1925年12月13日《真理报》）这是莫洛托夫的原话。同志们，这是对列宁关于工人国家的概念进行的最拙劣的批判。列宁认为工人国家只有在完成了批判、纠正和完善等大量工作以后，才能成为真正的完全的工人国家。但是按照莫洛托夫的说法，这种国家成了工人的某种绝对化的东西，不可能再进一步接近群众了。我的反驳，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对列宁关于苏维埃国家的分析所作的叙述，正是针对这种官僚政治拜物教的。而关于我，有人对党说，我否定我们国家的工人性质。这样说不对。（插话） 这次会上有人问：“需要做些什么呢？”如果你们真是认为对我所指出的各种现象束手无策，那就是说，你们承认革命必然灭亡。因为，革命在目前这条道路上必定会灭亡。这就是说，你们才是真正的悲观主义者，尽管你们都是些自满自负的人。然而，这种局势完全可以通过改变政策得到挽救。但是，在决定该做什么之前，必须对现状做出说明，指明各种进程发展的方向。你们如果看一看像住房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就会发现这里正在发生的两种过程，它们反映在很容易核查的数字上：无产阶级的住宅面积正在缩小，而其他阶级的却在扩大。至于正在大面积进行建设的乡村，我就用不着说了。当然，建造房子的不是贫农，而是上层分子，即富农和殷实的中农。城市的情况又怎样呢？所谓“手工业者”即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商人和专家，他们今年每人的住房面积都有所增加。而工人的住房面积今年却比去年有所减少。在谈论做什么之前，必须老老实实地指出事实。正如在住房问题上一样，在日常生活、文化、剧院和政治等方面也是如此：非工人阶级日渐发展，而无产阶级则受到挤压，无所作为。 插话：怎样做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 托洛茨基：如果你们再给我一小时的时间，我就告诉你们该怎么做。 奥尔忠尼启则：您的时间快到了。 托洛茨基：我再要15分钟。（通过）我再说一遍：正如资产阶级各个阶层在物质领域进行扩张那样（你们从街道、店铺、电车和公寓都能观察到这种情况），在政治方面也是如此：现在整个无产阶级都受到挤压，而我们党的制度则在加强对无产阶级的这种阶级压制。这是基本事实。这种打击的威胁来白右派，来自非无产阶级。我们批评的目的就是要唤醒无产阶级去认识这种迫在眉睫的危险，就是要让无产阶级别以为政权到手就永世不变，万事大吉了，别以为苏维埃国家会绝对化，在任何情况下都永远是工人国家。必须让无产阶级懂得，苏维埃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在领导实施错误政策的情况下，可能会变成使政权脱离无产阶级基础，而接近资产阶级的机构，然后资产阶级会彻底撕掉苏维埃这件外衣，使自己的政权变成波拿巴主义的政权。在错误的路线下，这种危险是非常现实的。 没有国际革命你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要是没有指靠国际革命的正确政策，要是指靠普塞尔的支持，非但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反而会断送苏维埃政权。必须使无产阶级懂得这一些。我们反对派的错误，我们的罪过就在于我们不想麻痹自己，不肯“乐观地”闭眼不看我国革命所面临的各种危险。 现实的危险来自右边，不是来自我们党内的右翼，因为我们党内的右翼不过是一种传动机构，真正的危险，根本的危险来自正在抬头的各种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家是那个聪明而有远见的资产阶级分子乌斯特里亚洛夫，过去列宁常注意听他发言，并警告大家要提防他。大家知道，乌斯特里亚洛夫不支持我们，他支持斯大林。 1926年秋，乌斯特里亚洛夫写道：“现在需要一种新的策略、新的动力，比方说，需要一种新的经济政策。从这个观点来看，必须承认，最近党向反对派所作的一些实际让步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极大忧虑。”接下来他又写道：“要是反对派领袖的悔过声明是他们单方面无条件投降的结果，那么光荣应该属于政治局。但是，如果这个声明是与他们妥协的产物，那政治局就该死。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斗争一定会再度爆发……取得胜利的中央委员会必须有抵抗反对派瓦解性毒药的内在免疫力。它必须从反对派的失败中得出一切结论……否则，这将是我国的灾难……”乌斯特里亚洛夫继续写道：“因此，这项工作必须由俄国国内的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和专家以及主张演变的而不是主张革命的思想家来进行。” 乌斯特里亚洛夫得出结论说：“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不仅反对季诺维也夫，而且明确地支持斯大林。”乌斯特里亚洛夫反对你们修改选举法细则中的“错误”。他主张彻底粉碎反对派。 而你们的回答是什么呢？你们企图把反对派凊除出中央委员会——暂时还仅仅是中央委员会。乌斯特里亚洛夫是个通晓法国大资产阶级历史的资产阶级分子，对这段历史了如指掌。这位反映新资产阶级情绪的代言人懂得，只有布尔什维克本身的倒退，才能最顺利地为新资产阶级掌权作好准备。这个支持斯大林中央委员会的乌斯特里亚洛夫写道，必须保护（什么？）不受反对派的瓦解性毒药的毒害。可见，他同你们也是一致的，认为反对派是瓦解性毒药，必须清除这种毒药，否则它将是“我国的灾难”。这就是乌斯特里亚洛夫说的话。这就是他不但反对我们，而且支持斯大林的原因。请你们好好想想这一点。现在你们所面对的不是无知的群氓，他们有头脑，不轻意上当受骗，他们不会相信反对派是靠英国的金钱进行活动的，不会的，乌斯特里亚洛夫是一个颇有意识的人，他清楚该说什么，该朝哪个方向走。那么，他为什么支持你们？他同你们一起要维护什么呢？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周报《统计学家报》在6月11日这一号上说了些什么呢？请大家听听：“……已经到了紧急关头：斯大林政府要么粉碎极端分子，彻底制止国外的宣传，要么自己被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集团粉碎！！”这些话是英国资产阶级经济机关报说的。该报写道：到了必须决定谁赶走谁的时刻了。现在也请你们解决这个问题。 最近有人告诉我说，索尔茨同志在与一位曾在反对派83人声明上署名的同志交谈时曾拿法国革命做比喻。那有什么，我认为这是一种正确的方法，我认为，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现在应当把法国大革命，特别是它最后阶段的事实介绍和马克思主义对它的解释重新刊印出来，供党阅读。这是—个挺不错的警告。（奥尔忠尼启则同志插话。）只要大家没有让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停下来，我就一直等着，否则我会说出什么反党的话来，谁也打不断我的话。 扬松：我们能打断。 托洛茨基：打断不了，无政府主义的警告对我无效，我需要主席的经常性警告。 索尔茨同志与这位同志谈了有关他在83人信上签名一事……顺便说一句，这里有个谜：索尔茨点了一个签名者的名字，并提出各种各样的严厉警告，可不知为什么你们却没正式指责我们在83人信上签名。怎么能说雅罗斯拉夫尔车站一事是犯罪行为，说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发言也是犯罪行为。我在共产国际是以国际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工作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不归你们管。如果没有雅罗斯拉夫尔车站，那么雅罗斯拉夫斯基在没有车站的情况下怎么办呢？（雅罗斯拉夫斯基的插话听不清……甚至连你们也没有。）我知道你们也会无中生有地来煮出指控的汤，你们比那个用斧子煮汤的士兵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不提那个83人声明？索尔茨同志点了那个同志，有人告诉我，这个人就是沃罗比约夫。（席上插话：是情报员吗？）你们真的想给党套上嘴套吗？不是情报员，而是同志，这些同志揭露了党内的丑恶行为，他们做得对。那么你们为什么没把83人声明作为指责对象呢？如果你们认为这个声明完全是忠心耿耿和开诚布公的表规，也就是说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可以由一部分党员发表这样的声明，那就太好了，我欢迎这样做。可是对去年七月宣言你们完全不是这样做的。请问：你们是不是认定我有罪，是不是认为我们的集体声明是犯罪行为？或者你们不这样认为？我担心你们的派别中央还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我请求在速记记录中不要有遗漏，要准确无误地记下：既然没有指责我们在83人声明上签名，所以我认为、这并不是因为目前的领导集团准备在党内建立一种更健全的制度，以使党员可以向中央提出声明、宣言和建议（这样就不会有这种审判了），而是因为领导集团还没有弄清楚这个问题。 奥尔忠尼启则：您所做的一切实际上使对问题的辩论和讨论变得完全不是所希望的那样了…… 托洛茨基：不正确之间和不合法之间（这个不必由我向你们做解释，因为你们要维护的正是合法性），以及不正确与不合法之间有很大区别。比如，我认为你们此时的行为是错误的，但我不能说这是不合法的。你们实施的是一条错误路线，审判的是不该审判的人，然而你们的审判是根据党的法规进行的。我想知道：你们是不是认为83人声明实质上，即政治上是错误的，但从党章的角度来看又是合法的？我是这样理解你们的。 有人说我说话尖刻等等，难道我缺少同志式的态度不成，我再次提醒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并请他读一读《反对派的道路》这篇文章，该文最先提出反对反对派，说反对派超越了“同志式的（！）批评”，因此以“同志式的态度”劝诫他们，说反对派在战争中充当了张伯伦的帮凶。如果你们不纠正这一点，你们将很难用正确的同志式的口吻劝诫我们这些反对派，虽然我们完全准备接受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劝诫。索尔茨同志在同这位同志交谈时，正如前面所说，曾拿法国大革命做比较。 索尔茨同志现在就在这里，他最清楚他都说了些什么，要是我把他的话转述错了，他会纠正我的。索尔茨说过：“83人声明意味着什么？它会造成什么结果？你们知道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它导致什么样的结果。这就是逮捕和断头台。”同索尔茨同志交谈的沃罗比约夫同志问他：“怎么，你们打算把我们送上断头台？”索尔茨在回答时作了冗长的解释。他说：“您难道认为罗伯斯比尔把丹东送上断头台时，他不感到惋惜吗？而后来罗伯斯比尔自己也不得不走上……您认为这不可惜吗？当然可惜，但是不得不……。”这就是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我再说一遍，我们现在必须要重新认识法国大革命。这是绝对必要的。我们甚至可以从克鲁泡特金开始。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比饶勒斯更了解法国大革命的民族内幕和阶级内幕。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许多人被送上断头台。我们也枪决了许多人。但是，法国大革命中有两大篇章，其中一章是这样的（向上指），另一章是这样的（向下指）。这一点必须弄清楚。当篇章这样（向上指）时，法国的雅各宾派，即当时的布尔什维克，曾把许多君主派和吉伦特派送上断头台。我们也有过这样的伟大篇章，当时我们反对派同你们一起成为枪手，枪毙了许多白卫分子和吉伦特派，我们同你们一起都成了枪手。而后来当法国的乌斯特里亚洛夫之流和准乌斯特 里亚洛夫之流——雅各宾派右翼中的热月派和波拿巴派——开始放逐和抢杀雅各宾派左翼即当时的布尔什维克的时候，在法国便开始了另一个篇章。我倒希望索尔茨同志彻底思考一下他的比较，首先让他自我回答：索尔茨准备按照哪一个篇章来枪毙我们？（场内议论纷纷。）这不是开玩笑，革命是严肃的事业。我们谁也不会被枪毙所吓倒。我们全是老革命家。但是必须知道枪毙谁，按照哪一个“篇章”枪毙。我们枪毙人的时候，我们非常清楚是按照哪一个篇章枪毙的。但是，索尔茨同志，你们准备按照哪一个篇章来枪毙人，你们现在清楚吗？索尔茨同志，我担心你们正准备按照乌斯特里亚洛夫篇章，即按照热月篇章来枪毙我们。 当我们中间使用“热月派”这个词，大家都把它当作骂人话。人们都认为热月派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派，是君主制政权的自觉拥护者，如此等等。决不是这样！热月派是雅各宾派，不同的是他们变成了右派。雅各宾组织——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在各种阶级矛盾的压力下，很快决定必须消灭罗伯斯比尔集团。你们是不是以为他们会在热月9日的第二天对自己说，现在我们已经把政权转到资产阶级手中了吗？决不是这样！请查看当时的所有报纸。他们说：我们消灭了一小撮扰乱党内安宁的人，而现在，把他们消灭之后，革命将彻底取得胜利。如果索尔茨同志对此表示怀疑…… 索尔茨：您确实是在重复我的话。 托洛茨基：这就更好了。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的话，索尔茨同志，那将大大有助于我们解决你们准备通过粉碎反对派展开什么样的篇章这个问题。对下面这一点必须有明确的理解，就是如果不照应当做的那样着手纠正党的阶级路线，那么党不得不奉行乌斯特里亚洛夫指定的路线，即对反对派实行残酷斗争的路线。如果你们坚持斯大林的路线，那么你们就应该沿着这条路线走到底。 布里瓦尔是雅各宾派的右翼分子，热月派分子，下面我把他的话读给你们听听。他在报告关于国民公会开会期间将罗伯斯比尔和其他雅各宾派分子交付革命法庭审判的情况时说：“披着爱国主义外衣的阴谋家、反革命分子企图破坏自由；国民公会下令逮捕他们，这些人是：罗伯斯比尔、库通、圣茹斯特、勒巴和小罗伯斯比尔。您的意见如何？——主席问我。我回答说：凡是在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中总是按照山岳派的原则精神投票的人，都投票赞成逮捕。我更是极力赞成，因为我是这项措施的提议人之一。此外，我作为秘书，立即签发了国民公会的这项法令。” 这就是当时的索尔茨或扬松做报告的情况。罗伯斯比尔及其同伙都成了反革命分子。“凡总是按照山岳派的原则精神投票的人”，按当时的话等于是说，“谁总是布尔什维克”。布里瓦尔自以为是老布尔什维克。“作为秘书，立即签发了国民公会的这项法令”。今天也有立即“签发”的书记。今天，也有这样的书记…… 再听一听法国国民公会在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等人被处决以后发出的告全国人民书：“公民们，正当取得战胜外敌的辉煌胜利的时候，共和国受到了新危险的威胁……如果法国公民在祖国和少数个别人物之间进行抉择的时刻犹豫不决，国民公会的工作就会化为泡影，军队的勇敢也将失去一切意义……响应袓国的号召，不参加万恶的贵族和人民的敌人的队伍，你们将再一次拯救袓国。” 他们以为在革命胜利的道路上实现的是“少数个别人物”的利益；他们不懂得这些“个别人物”反映的是那个时代最低层的革命自发势力的情绪。这些“个别人物”反映的是反对“新的新经济政策”和反对波拿巴主义的自发势力的情绪。热月派以为这件事所涉及的是几个人的更换，而不是阶级的变动。“响应祖国的号召，不参加万恶的贵族的队伍。”罗伯斯比尔的朋友都成了贵族。而我们今天不是也从扬松口中听到称我为“贵族”的同样喊声吗？ 我可以向你们引证许多篇把革命的雅各宾派说成是当时的张伯伦即皮特的走狗的文章。这个比喻实在令人吃惊！现今袖珍版的皮特就是张伯伦。请你们看看奥拉尔的《革命史》：“敌人不满足于杀死罗伯斯比尔和他的朋友，还对他们进行污蔑，把他们说成是法国人心目中的君主派和卖国贼。”这是原话。而今天，《真理报》上以《反对派的道路》为题的文章不也正是走上了同样的道路吗？凡是读过《真理报》最近一篇社论的人都会嗅到它的气味。这种“第二个篇章”的气味正在钻进人们的鼻孔。第二个篇章的气味就是乌斯特里亚洛夫主义。这个主义正是在我们党的制度压制每一个反对热月的人的时候，渗入了我们党的官方机构，解除了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的武装。在党内，群众工作者受到压制。普通工人默不作声。 你们是想用新的“清洗”达到进一步的沉默。这就是党的制度。请回忆一下雅各宾俱乐部的历史。那里有过两次清洗的篇章。当浪潮像这样（向上指）时，温和派受到排斥；当路线开始曲折向下时，革命的雅各宾派则开始受到排斥。这样一来雅各宾俱乐部作出了什么反应呢？俱乐部中建立起一种恐吓和无个人独立面貌的制度，因为强迫大家沉默，要求百分之百地投赞成票，放弃一切批评，强迫按照上面的命令进行思考，使大家不敢再认为党是生机勃勃的、独立的组织，而不是至高无上的权力机构。当时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当时执行同你们一样的各种职能的机构——同整个革命一起完成了两个篇章。在第二个篇章时期，它使党员丧失了思考的习惯，迫使他们盲目接受上面的一切东西。雅各宾俱乐部，这个革命的发祥地，变成了培育未来的拿破仑官吏的温床。我们应该向法国革命学习。但是，难道真需要历史的重演吗？（插话） 说这些可不是开派别玩笑。没有人愿为区区小事而拿大事去冒险。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在这种场合对这些问题的最后解释。我不知道你们将怎样迅速地执行我在发言开头时提到的那条路线。但是，我并不想用给我的这80分钟来驳斥你们向我提出的各种卑鄙无耻的无谓指责，而是要提出分歧的基本问题。 请你们再读一读列宁谈分歧的那些讲话，你们会发现，关键时刻他用三言两语就把党内斗争中常出现的无关紧要的分歧一扫而光，并十分尖锐地提出一些最重要的问题。现在我也向你们提出一个根本问题： 为了避免分裂应该做些什么呢？分裂可以避免吗？如果我们生活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前和革命以前的条件下，生活在各种矛盾相当缓慢地积累的条件下，我认为，分裂要比保持团结的可能性大得多。要是对深刻分歧抱有幻想，那就是犯罪。 我曾在三人小组中明确地指出，如果我们生活在从前的、革命前的条件下，即各种矛盾缓慢积累的条件下，分裂要比保持团结的可能性大得多。 但是，现在的局势不同了。我们的分歧已经尖锐到了可怕的程度，各种矛盾变得异常尖锐。最近一个时期，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分歧再次变得极为严重起来。但是与此同时，第一，我们党内拥有巨大的革命潜力，拥有从列宁著作、党的纲领和党的传统中积累起来的经验这一笔巨大的思想财富。你们大量浪费了这笔资产，很多都被你们用目前党的报刊上占统治地位的“新学派”毫无价值的东西取而代之。但还是留下了很多纯金。第二、目前正处在充满着急剧转变、重大事件和大量教训的历史时期，从中应当并且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 如果没有中国革命事件，我们的态度也不会变得如此激烈。比如，我们对工人的工资问题展开了争论。当然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除了直接实际意义以外，对我们来说还有一种预示意义，指出了应该把注意力集中于何处，迫使我们去检查领导中的多数派对我们赖以维持的工人阶级最起码和最迫切的要求是否给予了足够的注意。当然所有这一切过去和现在都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对评价路线来说则主要具有预示意义。而现在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没有中国革命最近的事件，我们的态度今天也不会如此激烈。但是，中国革命及其现在发生的事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态度也就变得极其激烈：存在两条路线。但是，同志们，这里正好用上一句话：碰得越疼越要治。 目前有许多重大事件正在使两条路线经受考验。但是你们无权隐瞒这些事实，它们迟早总会大白于天下。不应该隐瞒无产阶级的胜利与失败。党可以使了解和接受这些教训的工作做起来更容易或更困难。你们正在增加这些困难。因而我们，只有我们才是乐观主义者。我们说我们正在纠正党的政策，使其不要分裂。我们正在为十月革命的路线而战斗，而且还要继续为它战斗。我们现在深信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因而毫不怀疑这条路线将会深入到我们党的大多数无产者的意识之中。 那些用镇压来反对这一路线的人，那些和《真理报》同唱一曲的人，在很短的时间里造成了分裂，他们是极端的悲观主义者，是好造谣中伤制造分裂的人，他们被历史赶进了死胡同。他们已无望取得思想上的胜利，留给他们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被驱除……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责任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中央监察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的责任应该是在这个急剧转折时期建立一种比较健全而又灵活的党内制度，在不发生动荡的情况下让两条对抗的路线去经受各种巨大事变的考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党的有用之才。但是必须使反对派也有可能进行自我检验，当然是在党章规定的范围内。同时要维护为此而制定的所有党章条文。必须解除分裂分子的职务、使他们无法分裂。必须保证党能在各种重大事变的基础上进行思想上的自我批评。如能做到这一点，我相信党的方针在一、二年内一定会纠正过来。当然不是所有在座的人都能和现在一样在那些机关参加会议。但是党会保持住自已的统一。我再说一遍，我在三人小组说的那些话，现在又可以用来反驳索尔茨同志的哲学：不要仓促从事，不要通过事后无法补救的决定。当心不要搞得以后说：我们抛开了应该保留的人，而保留了应该抛开的人。 奥尔忠尼启则：现在我们开始讨论。请萨哈罗夫同志发言。 第二次发言托洛茨基：这是党的一位负责同志、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的一份“起诉词”。不论是在群众大会上，还是在小型集会上，或是在别人给雅罗斯拉夫斯基起草的发言稿中，只要是反对反对派，说什么都行，可是在党的最高机关中……“起诉人”也是这么说的……但事实毕竟比你们更有说服力。党的高级机关当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然而事实比你们更有说服力。今天，我参加完早晨的会议回来时，正好收到两份“不供发表”的电讯稿，这两份电讯稿再一次推翻了你们的观点。像是有意作对似的，一份是关于英俄委员会的，另一份是关于中国革命的。这两份电讯稿都是瞒着党的。第一份电讯稿写道：“伦敦6月22日电（塔斯社）工会总理事会今天分析研究了希克斯和西特林6月18日从柏林发来的他们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会见的消息，并决定将这一消息以及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来往书信的摘要作为报告一并转交给国际联系委员会”。 原来，我们的代表已经会见过总理事会的代表。有关这次会见的情况英国的资产阶级报刊已作了报道，可我们现在却一无所知。 彼得斯：怎么会一无所知，各报都登出来了。 托洛茨基：是登出来了，可说的是将要举行会见。现在整个欧洲人们所谈论的已经是这次会见本身的情况了，通报也出来了。而塔斯社的电讯稿却“不供发表”。请继续往下听：“此外，总理事会还讨论了声明的内容，这个声明将由该理事会在下一次会议上通过。总理事会的例行会议在正常情况下应于7月份召开，工会人士认为，这是总理事会不同意召开英俄委员会的征兆。在同塔斯社的代表会谈时，接近总理事会右翼的研究工运问题的一些报社记者认为，目前出现的形势是在向俄国人宣战。” 因此，决定将召开英俄委员会的建议作为报告提交给国际事务委员会。这种喑中破坏行为被看成是“向俄国人宣战”是完全正确的。这就是今天从伦敦发过来的电讯稿的内容，但电讯稿却被宣布“不供发表”。怎么，难道我们没有权利知道这一切吗？究竟是什么样的“贵族”向百万人的党隐瞒这样的电讯稿？中央委员会必须向党作出答复，究竟是谁隐瞒了这些电讯稿？为什么要隐瞒？而更重要的是，在对英俄委员会的整个评价上谁是正确的？一年前莫斯科委员会曾说，英俄委员会在有战争危险的情况下将起巨大作用。战争危险早就有了。托姆斯基去过柏林，在那里进行了协商。结果怎么样呢？将召集英俄委员会的建议作为报告提交给国际事务委员会，因为总理事会正在向我们，而不是向张伯伦宣战。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高兴地接受扬松同志的声明，他说我们可以随时参加工人支部，并在那里为我们的观点辩护，这时，我们感到痛苦的将不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对我们的追究，而是被工人抛弃。 我高兴地得知，83人声明（现在的人数要多得多）没有破坏党的纪律，因此我得出结论：对在声明上签名的人的任何迫害都是对党章的破坏。我将采用一切办法尽可能地把这类迫害的情况原原本本地报告给奥尔忠尼启则同志。但是我必须指出，这不是雅罗斯拉夫斯基的态度。我还要补充一点，或许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和缺乏信心的人，但是我认为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的态度比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的态度强硬得多，因为雅罗斯拉夫斯基在执行现行方针时更果断、更坚决和更彻底。 我高兴地得知，索尔茨同志称我可以对关于废品问题的文章提出原则性的批评。我高兴地指出，大多数与会者都支持索尔茨同志的这一建议。我高兴地指出，出席本次会议的《真理报》编辑部秘书乌里扬诺娃同志也不反对这一点。 我得知了罗伊津曼同志关于他敦促调査破瓶塞的声明，这些破瓶塞是同伏特加酒一起售出的，而且还提出新的苏维埃口号：“没有伏特加酒吃饭都不香”，“醉汉睡一觉就会清醒”……等等。我收到了我们主席就这个问题写的一个便条，上面只有一个非常简单而形象的词——“下流”。但是，我必须指出，这些破瓶塞的存在并不是孤立的，它们进一步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工人国家正在出售伏特加酒。 奥尔忠尼启则：季诺维也夫本人赞成这一点，但是我反对。 托洛茨基：如果他赞成，那他就错了。如果您反对，那您就对了。最后，有一点必须弄清楚，在沙皇制度下，伏特加酒对国家预算有利，而于私人经济不利。这是在沙皇制度下的情况。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伏特加酒怎么样呢？它对国家预算有利，而于国有经济不利。我认为，除了所有其他后果，诸如那些口号外，对国有经济的弊要大大超过对预算的利，因此我们现在做的工作是在反对我们自己。 我高兴地指出，当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明目张胆地说我逮捕米雅斯尼科夫和枪杀共产党员时，大会主席打断了他的话。我必须指出，说我枪杀共产党员的卑鄙流言早就传开了。我还必须告诉你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如何对待我枪杀共产党员的卑鄙诽谤的。同志们，我这里有伊里奇所写并由他签署的公文副本。原件我已在几年前交给了列宁研究院。我保存的是影印件，而这一份是用打字机打印出来的副本。 公文纸的上端写有“人民委员会主席”字样，最下端有列宁亲笔写的几行字：“同志们：我知道托洛茨基同志所下命令的严厉性质，我完全相信，绝对相信托洛茨基同志所下命令是正确的、合理的，是事业的利益所必须的，因此我完全支持此命令。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这是列宁同志亲笔写的。当他把下端写有这几行字的空白公文纸亲手交给我时，我表示不解。他对我说：“我得到报告，有人散布流言蜚语，说您枪杀共产党员。我给您这样一张公文纸，而且像这种写有我同意您的决定的公文纸需要多少我就给多少，您可以在上面写上任何决定，公文纸上已有我事先签上的名字。”这是1919年7月的事情。现在有很多关于我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态度，而更重要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的态度的流言蜚语，我倒要看看什么人能拿出这种公文纸来，这种已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签名的空白公文纸，列宁给我时说他先签上名字，我可以作出任何决定，于是这样的决定不仅常常决定着个别共产党员的命运，而且还决定着更多的东西。事情就是这样。但是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雅罗斯拉夫斯基将比奥尔忠尼启则更强硬，在所有的支部里将流传雅罗斯拉夫斯基的说法，而不是奥尔忠尼启则在这次会上对他的谴责。然后奥尔忠尼启则本人也会说：“一点办法也没有，群众要求这样做，其实我本人也是听了托洛茨基的发言才确信这一点的……” 奥尔忠尼启则：这是什么预见！ 托洛茨基：我高兴地得知，奥尔忠尼启则同志谴责《真理报》的社论。但是这50万份净是流言蜚语的报告纸是政治事实，而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的谴责却鲜为人知的。雅罗斯拉夫斯基分子省里和县里都有。马列茨基的文章对县里、省里和其他地方的雅罗斯拉夫斯基分子来说就是斯大林的调子。运动将按照这个调子进行。这是利用最不觉悟的阶层的黑帮本性进行的肮脏的投机活动。 雅罗斯拉夫斯基：我反对这些诽谤性的攻击。您自己才是黑帮分子。（奥尔忠尼启则按铃。） 托洛茨基：我高兴地得知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的声明，他说同我的看法一样，认为一年以来官僚主义有所增长。 雅罗斯拉夫斯基：我反对。 罗济特：应该让诽谤分子规矩点。 奥尔忠尼启则：谁也没有委托您发表声明。 托洛茨基：这不只是官僚人数问题，而是制度问题，方针问题，是领导者对被领导者的态度问题。在一次区里召开的有部分积极分子参加的秘密会议上，区委书记雅柯夫列夫作了一个攻击反对派的派别性报告，一位女士发了言，大致内容是：“这里说的一切都是对的，对反对派必须加以惩罚，但要命的是，当一个衣冠楚楚的人来到区委会时，他立刻会被带到他所需要去的地方，而一个衣着普通满身污垢的女士来到这里时，她就得在过道立等多时”。说这话的是一位女工，区委会委员。这种意见现在随时随地都能听到。这不仅说明官僚者人数的增加，而且表明统治集团正在日益同苏维埃新经济政策社会的上层融为一体，也表明正在形成两个阶层、两种生活方式、两种习惯、两种关系，或者用更尖锐的话说，正在形成日常生活中双重权力的要素，在进一步发展的情況下这种双重权力可能会转变成双重政权，而双重政权将会对无产阶级专政构成直接的烕胁。城市中的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是一个庞大阶层，他们在下午二点以前过着职员生活，而三点以后则过着市侩生活，对中央委员会采取自由主义态度，而每星期三下午六点以后他们都要谴责反对派缺乏信心。这种党员活像私下里信奉达尔文理论，而需要时就拿出圣餐证的沙皇官吏。 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建议我们帮助他进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那么，你们为什么要解除反对派的职务呢？难道他们拒绝“提供帮助”吗？确实，过去和现在都有米柳亭式的人物，他们试图证明反对派不好好工作，妄图在背地里捣鬼败坏他们的名声，（我认为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并不鼓励他们这么做）。但是我可以肯定，绝大多数反对派被解除职务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称职，或者不遵循中央的指示，而是因为他们的信念而受到处罚，是作为反对派被解职的。他们是由于所谓“托洛茨基主义”而遭到惩罚和被解职的。 奥尔忠尼启则同志提出的帮助他进行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建议，使我想起了另一个更具权威性的建议，就是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最后一次谈话，那是在他写完对外贸易垄断的信之后和他写关于民族问题的信之前的事。我记得，这件事发生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第二次患病前的两三个星期。他把我叫到克里姆林宫他的住处，谈了我们苏维埃机关里快速增长起来的官僚主义和必须找到彻底解决的办法问题。他建议成立一个隶属于中央委员会的专门委员会并请我积极参与这项工作。我回答他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认为，目前在同苏维埃机关的官僚主义进行斗争时不应忘记，无论在地方，还是在中央，即在省、县、区、中央，所谓中央委员会等等形成了一套围绕党的著名领导集团和领导人挑选党的、非党的、准党的官员和专家的特殊办法。只要触动一个官员，就会牵涉到专家上头的党员领导干部，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可承担不了这样的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想了一会儿说道（我可以一字不差地转述他的原话）“这就是，我说的是必须同苏维埃官僚主义作斗争，而您认为斗争对象还应加上中央组织局？”由于出乎意外我不禁笑了起来，因为我脑子里还没有这种完整的想法。我回答说：“大概就是这样。”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那好，我建议成立一个联盟”。我说：“很乐意和一个好人组成联盟。”最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他建议在中央委员会下成立一个同“所有”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委员会，而通过该委员会我们就可以也碰碰中央组织局。关于组织方面的问题他答应再“考虑一下”。就此我们便分手了。后来我有近两个星期都在等他的电话，但是伊里奇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不久便卧床不起了。后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派自己的秘书给我送来了几封关于民族问题的信，结果这件事就中断了。（会场上一片喧闹声。） 我当时把这一情况告诉过几位最亲密的中央委员同志，我希望他们也一字不差地再来叙述一遍。同志们，这件事是根据当时的整个形势提出来的，这件事大致发生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或准备写关于民族问题的信的时候，也就是在他给我写了关于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的信之后和他派人给我送来关于民族问题的便函之前。 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在这里试图以他对此类事情所特有的果断否定我引用过的他的一句话，不久前，就在这两天，他说冯玉祥是一个可靠的革命者。我建议中央指定一个委员会调査此事，也就是调查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不久前在党的一个比较大的基层组织中是否说过：冯玉祥是可靠的革命者，是“真正的农民”或“真正的无产者”，而当有人对他说，冯玉祥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时，雅罗斯拉夫斯基回答：“没有的事，他从莫斯科回到国内以后，把所有的神父都赶走了”，为此他提议与会者热烈鼓掌以示对冯玉祥的敬意，冯玉祥从莫斯科回来后成了雅罗斯拉夫斯基的志同道合者——一个积极的反宗教主义者。 我再次请求把斯大林同志4月5日讲话的速记记录送给我。我请求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把这份速记记录给我。我现在还是中央委员，我有权得到这个记录。作为中央委员，我可习惯于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因此，我最后请求把这份速记记录给我。 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说，唐恩兴高采烈地刊登了我的发言。我认为唐恩兴高采烈地刊登所有关于我们内部批评的东西，转载我们所有的争论内容，目的是加深我们的内讧。我再说一遍，有一次我曾经说过这件事：翻一翻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就会发现，这些报刊经常称赞反对派所提出的批评，但是也毫不留情地谴责他们的政策。而这些报刊称赞的正是你们的政策。这些报刊在政策、内部事务和中国革命等问题上赞同斯大林的观点，而它称赞的只是我们的批评。我记得，当列宁谈到我们苏维埃机关的官僚主义、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和我们从沙皇制度中继承的官僚主义的最坏一面时，所有的白卫坏蛋都高兴得手舞足蹈，但是，这丝毫没有降低列宁对我们的国家组织一处的批评的意义。 我想在本次会议上，利用这一次机会简略地谈一谈托洛茨基主义问题，也就是那些出现在我的所谓政治传记中的、特别是通过作为审判员出席本次会议的雅罗斯拉夫斯基以及与之类似的人的口和笔所传播的谎言。所有的老党员都知道，我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在许多极其重要的问题上一度反对过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但我不是孟什维克。如果把孟什维主义理解成一种政治阶级路线——实际上也只能这样理解，那么，我从来都不是孟什维克。从1904年年中起，也就是从孟什维主义开始形式［成］一种政治倾向时起，我就从组织上和政治上同孟什维主义决裂了。在对待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上，我不同意维拉·查苏利奇的文章和阿克雪里罗得关于支持地方自治自由派计划等等的文章的观点。在各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问题上，我同孟什维主义的观点从来就不一样。而这是主要问题。雅罗斯拉夫斯基之流不仅用近10年的情况，而且用更早以前的事情（那时我还站在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两个主要派别之外），欺骗党和共产国际。 1905年5月，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关于武装起义和临时政府问题的决议。克拉辛同志在大会上提出了一个重要修正案，它实际上成了一项单独的决议，曾在大会上受到列宁的高度赞扬。克拉辛提出的这个决议案完全是我在彼得堡草拟的，我有这方面的证据，即克拉辛在一次会议上写给我的一张便条。布尔什维克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武装起义和临时政府问题的最重要决议的中心部分——清查记录——是我执笔的，我也因此而感到自豪。在批判我的人的功劳簿上有什么能与此相比的东西吗？ 1905年，巴库布尔什维克地下印刷所印发的许多传单都是我起草的，例如就1月9日事件告农民书，评沙皇的土地法，等等，等等。1906年[1]，11月间列宁主持的《新生活报》同我在《开端报》上发表的几篇论我国革命性质的文章是一致的。我在这些文章中阐述了所谓不断革命论。 奥尔忠尼启则：可是，您当时是在《开端报》，而不是在《新生活报》。 托洛茨基：您大概忘了当时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中央一致通过了一项关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保持统一的决议。几个星期后《开端报》便同《新生活报》合并了，《新生活报》曾不止一次地撰文热烈赞扬我的文章。这是趋于统一的时期。两报合并两个月之后又一次分裂了。当时我又被捕入狱……当然我那时不是布尔什维克，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我必须说，你们歪曲了我过去的历史。你们只字不提1905年我在苏维埃与布尔什维克（克努尼扬茨[2]、涅姆佐夫、克拉西科夫等人）携手合作的事实。当时不存在意见分歧。当列宁尖锐地批评同布尔什维克党外的革命者的细微分歧时，当他毫不留情地抨击犹豫不决和吞吞吐吐的行为时，他的做法绝对正确。但是后来当你们向我指出我的错误时，你们却不顾这些错误的实际发展情况，极力歪曲并加以夸大，这是欺骗行为。你们只字不提我1905年在苏维埃与布尔什维克携手合作的事实。你们只字不提1906年列宁在《新浪潮》上发表我的阐述我们在革命中对待农民的态度的小册子《我们的策略》这个事实。你们只字不提列宁1907年在伦敦代表大会上赞扬我对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态度的事实。我肯定，我同布尔什维主义的分歧从来没有大过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在同一些问题上同布尔什维主义的分歧。有谁敢说他们同布尔什维克有分歧。有谁敢说他们是孟什维克。 我那时不是布尔什维克，但是我从来没有在组织问题上犯过像维护英俄委员会或让中国共产党附属于国民党这类极端荒谬的重大政治错误。这不仅是组织问题上的，而且是整个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但是我从来没有犯过这种错误，即使在我本人对列宁右的背离最严重的时候，我也没有犯过这种错误。 克里沃夫：那维也纳的行动纲领是怎么因事？ 托洛茨基：您说的是1912年八月联盟吗？ 克里沃夫：是的。 托洛茨基：那是调和主义的产物。我那时对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统一起来的可能性还没有绝望。但是请不要忘记，奥尔忠尼启则、雅罗斯拉夫斯基和其他一些人，他们自己在1917年，不是在1912年，而是在1917年加入了同孟什维克的联合组织。维也纳代表会议是搞调和主义的一次尝试。我决没有想同孟什维克结成联盟来反对布尔什维克。我对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的和解仍抱有希望，力图使两者统一起来。列宁和以往一样，不同意搞这种人为的统一。由于实行调和主义政策，我发现我同孟什维克在形式上已结成了联盟。但是我与他们之间立刻，几乎在第二天就开始了斗争，而战争爆发时我们已经成了互不相容的对手。可是斯大林当时是一个相当庸俗的调和主义者，尤其是在最尖锐的时刻。1911年，斯大林写了一篇关于列宁与马尔托夫斗争的文章，称这一斗争是“杯水风浪”。这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说的话。1917年3月，斯大林赞成与策列铁里联合。1926年，斯大林又赞成同普塞尔、蒋介石和汪精卫结成联盟。和这些错误相比，我的错误真是微不足道。我在1914年即战争期间的活动遭到了彻头彻尾的社会民主党人库西宁，特别是当时的爱国主义者或考茨基主义者那帮先生的严重歪曲。我提请大家注意，我在战争开始时写了一本题为《战争与国际》的小册子，当时对我没有好感也不可能有好感的季诺维也夫说，这本小册子在所有的基本问题上对问题的提法都是正确的。 什克洛夫斯基：那是1914年的事！ 托洛茨基：一点不错，是1914年的事。这本小册子成了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极左派手中的武器。我当时虽不是布尔什维克，却是一个革命的国际主义者。我在法国曾同一批社会党人和工团主义者同志一起活动，他们后来都参加了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创建者。我是作为革命的国际主义者被逐出法国的。我是作为革命的国际主义者被逐出西班牙的。在纽约，我曾同沃洛达尔斯基[3]和布哈林一起在《新世界报》工作。后来我遭到了当时是庸俗孟什维克的梅利尼昌斯基这类“布尔什维克”的错误指责，他们伪造了许多事实…… 在加拿大阿默斯特的集中营里，我曾把德国水兵中的李卜克内西的拥护者组织起来，后来这些人站在斯巴达克派方面进行斗争。1917年2～3月，我为《新世界报》撰写了几篇文章，当然就深度而言这些文章无法同列宁的文章相比——你们也不能这样要求我，但是这些文章的精神与列宁的文章相同，当时正是斯大林作为半孟什维克和半护国派分子在《真理报》上大发议论的时候。 奥尔忠尼启则：您只剩下四分钟了，托洛茨基同志。 托洛茨基：可我还没有回答你们提出的有关我国革命正走向“衰落”这个主要问题。 奥尔忠尼启则：您为什么花这么长时间谈您的经历？ 托洛茨基：我认为被告人有权谈自己的经历，在这种情况下主席不应加以限制，再说，关于我的经历的问题又不是我先提出来的。我并不想这么做。问题够多的了。但是，正是斯大林派用我的经历问题取代了一切政治问题。我只能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来回答各种谎言。我请求主席团再给我15分钟来回答我国革命的命运问题。 奥尔忠尼启则：您先讲完剩下的这四分钟，然后我们再说给您延长时间的问题。 托洛茨基：奥尔忠尼启则指责我拿法国大革命作比喻，说是不能谈监狱、断头台和衰落的前景等问题。有一句谚语说得好，说说伤不了人。伤人的是事实，是行动，是错误的政策。——但是，我必须说明，这个问题决不是我主动提出来的。这一点我绝对坚持。索尔茨并没有否定我原则上援引的是他的话。因此我认为援引他的话这件事是得到证实的。据沃罗比约夫说，索尔茨是这样说的：“你们想一想，当罗伯斯比尔把丹东送上断头台的时候，他就不感到惋惜吗？你们想想，罗伯斯比尔不是真诚的革命者，他不是只考虑革命的利益，而用断头台来了结，因为革命斗争的逻辑就是如此。”我援引了索尔茨的这些话。这些话使我有根据提出革命的不同阶段的问题，革命的高潮和低潮问题，这个高潮和低潮不论是暂时的还是最终的。是暂时的还是最终的，是这个问题的关键，我必须指出，目前所有的基层组织都在为作更进一步的“结论”进行准备，这种准备正是根据驱逐和镇压的路线进行的，而你们，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却如此轻率地官僚主义地排除这条路线。是的，我再强调一遍，你们如此轻率地官僚主义地排除这条路线，闭眼不看党内外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次会上有一位同志说：“千万别发生不该发生的事情”。这是对目前正在进行的准备工作的反应……所有基层组织里的报告人事先都经过乌格拉诺夫之流和曼德尔施塔姆之流专门的训练，他们每提出一个关于反对派的问题，就会有一个工人，多半是奉命，站起来说：“你们还同他们啰嗦什么？还不该把他们枪毙吗？”这时，报告人就会态度温和、假仁假义地反对说：“同志们，不要着急。”这已是党内的老一套了。问题常常是背着反对派分子提出来的，造谣中伤、含沙射影、粗暴无耻地即纯斯大林式地歪曲反对派的纲领及反对派成员的革命经历，把他们说成革命的敌人，党的敌人，这一切是为了激起受蒙骗的与会者和不成熟的年轻党员的强烈反响——这些人是你们故意塞进党的队伍里来的——，也是为了以后你们有可能说：“你们瞧，我们是准备等一等的，可群众这么要求。”这是斯大林的既定战略，你们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是这种运动的组织者，可后来你们自己遭到这一运动浪潮的冲击时，你们却说：“是党要求这样做的，我能怎么样”…… 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对我的第二个指责是更为一般性的政治指贲。他说，我拿法国大革命作比喻正表明了我的“悲观主义”。 据他说，托洛茨基认为革命已经灭亡了。要是我认为革命已经灭亡了，那我干嘛还要同你们斗争呢？在这个问题上，你们始终不能自圆其说。要是我像您所说的那样，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我为什么还要提出“掠夺农民”的建议呢？也许像您所说的那样，是由于我对农民有个人仇恨吗？要是我不相信革命，我为什么还要进行斗争？随大流岂不更好。请你们把这一点弄清楚，凡是认为革命已经灭亡了的人，也就不会进行斗争了。同志们，你们又没能自圆其说。 十月革命没有灭亡，我从来不认为它已经灭亡了。但是我说过，如果真有人这么做，十月革命是可能灭亡的，——而你们也确实在这方面做了些什么。奥尔忠尼启则同志，您在这个问题上的全部思想不是辩证的，而是形式主义的。您的思想忽视了各种现实力量之间的斗争问题，忽视了党的问题，您的思想渗透了彻头彻尾的宿命论，您在区别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时，把它们看成是与形势和政治无关的两种不可改变的范畴，按照您的观点，一个人要么只能是“乐观主义者”，要么只能是“悲观主义者”，也就是说，或者认为革命已经彻底灭亡，或者认为革命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管我们怎么做都不会灭亡。这两种观点是错误的。难道革命没有经历过一系列的高潮和低潮吗？难道在十月革命时期没有过汹涌澎湃的高潮吗？难道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我们没有处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吗？请回想一下列宁在同左派共产主义者进行斗争时说过的话，他说革命时期驾驶政权这辆汽车是异常困难的，因为时时刻刻都要对付急转弯。布列斯特和约是一次退却。喀琅施塔得暴动以后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也是一次退却。每一次退却的浪潮不都引起了机会主义情绪吗？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当革命的这种退却和低潮延续了一年、二年、三年的时候，就会使群众以至于党内的情绪更加低落。奥尔忠尼启则同志，您是高加索人，您知道山路不是笔直向上的，而是迂回曲折的，待到爬过陡峭的上坡，常常要走两三俄里的下坡路，然后再继续爬坡，但总的来看这毕竟是通向山巅之路。当我中途走的是一般下坡路时，我必须想到，山路迂回曲折，马上就会下坡的。要是我由于“乐观主义”，全然不顾山峦的起伏曲折，我的车子就会在某一个转弯处落入万丈深渊。我认为，你们目前正在向右转，正在走下坡路。危险在于你们看不到这一点，也就是说你们闭眼无视这一事实。而闭着眼睛登山是危险的。 我们已经攀登十年了。在这期间我们经历了布列斯特和约和喀琅施塔得暴动，实行了新经济政策。难道新经济政策（实行这一政策是绝对有必要的）没有引起控制我们自己党内右翼的乌斯特里亚洛夫主义这种现象吗？ 1923年秋天，在德国革命高涨的同时，我国曾出现波澜壮阔的形势。而德国革命失败后，我们也开始了低潮。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在这次低潮中出笼的，这是一种悲观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完全背道而驰。1926年，中国革命期间，随着国际形势的好转，我国又出现过一次汹浦澎湃的高潮。而中国革命在上海失败以后，我们又出现了低潮。对曲折的革命运动必须根据所有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1923年起我们遭到了一系列惨重失败。只有可怜的懦夫才灰心丧气。那些连左右脚、革命的高潮和低潮都分辨不清的人纯属瞎子、蠢才和官僚主义者。1924年1月失败以后，我同布兰德勒进行过一次谈话，他对我说：“1923年秋天我不同意您的观点，是因为您过于乐观；而现在您又太悲观了，所以我还是不同意您的观点。”我回答他说：“布兰德勒同志，恐怕您永远成不了革命者，因为您分不清革命的高潮和低潮。” 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在探讨革命的成败问题时，完全忽视了这两者在进程中的辩证关系，也就是说，完全忽视了我们的政策与客现条件的互相作用。他是这样提出问题的：革命不是必胜，就是必败。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确实犯了根本性的锗误，我们就可能断送革命。如果我们全力以赴去纠正错误路线，我们就会取得胜利。但是，有人断言我们无论对富农，还是对英俄委员会，或是对中国革命做什么都无损于革命，革命“反正”必定胜利，作出这种推断的只能是那些无动于衷的官僚主义者。而正是他们会毁掉革命。我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呢？首先是两个时代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不同。在法国起领导作用的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下层，而在我国则是无产阶级。正是由于这一点、资产阶级革命才能在我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得到发展，尽管目前还存在着各种巨大的阻力和危险。这是第一个不同点。 第二个不同点是：当时法国的周围是一些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比法国更为落后的封建国家。而我国的周围却是些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在技术和生产方面都比我们先进，而且有更加强大和更有文化的无产阶级。这些国家在比较近的将来可能会爆发革命。这就是说，尽管帝国主义极端仇视我们，但是从长远的历史观点看，我国革命的国际处境远比18世纪末法国的处境有利得多。 最后是第三个不同点。我们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生活在国际国内大动荡的时代，这造成了革命曲线的急剧上升，我们的政策就是以此为基础的。但是，不能认为这条“曲线”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帮助我们前进。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谁要是认为我们甚至在资本主义有可能击败无产阶级几十年的情况下还能建成社会主义，那他就是无知。这不是乐观主义，而是愚蠢的民族改良主义。我们只有作为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才能取得胜利。即使世界革命推迟多年，我们也必须坚持到它的到来。在这方面，我们政策的取向具有决定性意义。采取正确的革命方针，我们就能自我巩固许多年，就能巩固共产国际，就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就能获得世界革命对我们的巨大历史性帮助。 堕落的政策和指靠乌斯特里亚洛夫主义的方针将会使我们延缓世界革命，削弱我们自身，我们无疑会遭到灭亡。我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革命灭亡了吗？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这样认为。否则就没有斗争意义了。但是我认为，目前也就是近三年以来，由于客观原因和不切实际的政策，我们的革命确实出现了严重的低落。那些客观原因是众所周知的。1923年，资产阶级是否击败了德国的工人呢？击败了。本次会上也谈到了保加利亚和爱沙尼亚所遭到的失败。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被中国资产阶级伙同帝国主义击败的吗？是的。这些都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实。这些事实对我们有没有影响呢？有的。这些事实是否延缓了我们向社会主义的发展呢？延缓了。我国经济中的危机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剪刀差，这种危机是造成农民和工人群众的不满和革命情绪低落的原因吗？是的。你们说我们“张皇失措”。真是胡说八道！我要对你们说：你们官僚主义的盲目无知会使我们遭到灭亡。关于这一点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曾说过：官僚主义的盲目无知是所有危险中最大的危险。冒充“乐观主义”的官僚主义的盲目无知将使我们遭到灭亡。我认为党的制度是最大的危险，这引起了一些同志的不满。可事实的确如此。如果党的制度中目的与手段、任务与方法之间存在着不相适应的地方，即内在的差距，那么这些现象就会使我们四分五裂，使我们陷入困境。如何检验党的路线呢？我们在中国对它的检验是最清楚最准确的。我已经给你们读了今天发来的一份电讯稿，而你们向党隐瞒了这份电讯稿，因为它说明你们的路线不正确。 奥尔忠尼启则：托洛茨基同志，您刚才读的那份电讯稿，报上已经登出来了。 托洛茨基：当然，部分内容是登出来了。但是罪过就在于主要事实竟向党隐瞒了几个星期。电讯稿中还有另外一个情况，一个更为重要的情况。这个情况证明，我们目前在一些基本问题上正像瞎子一样摸着黑行走。我们用对普塞尔的希望“武装”国际无产阶级，用对蒋介石的希望“武装”中国的工人。难道这是革命的政策吗？我已经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里说过，在这种路线下，关于总罢工和在战争爆发时举行武装起义的所有谈话都毫无价值。谁寄希望于普塞尔，谁就会指望普塞尔，那他就不可能而且永远不可能走上这条路。英国工人怎样才能重新起来举行总罢工呢？为此他们不仅必须反对资本家和资本家的国家，而且还必须反对工联和工党的所有机构，反对工人官僚把持的舆论工具。英国工人应该痛恨这群卑鄙的卖身投靠的官僚，去发动总罢工。而你们做了些什么呢？你们一方面说，我们要帮助世界革命，而另一方面又同普塞尔称兄道弟，说普塞尔在战争爆发时将成为我们的朋友，因而帮助他们欺骗和麻痹工人。用这样的政策能不能发动工人举行总罢工和起义呢？难道你们把列宁在这些基本问题上对我们的教导都忘记了吗？ 我认为，党的方针是主要危险。它压制了革命的反抗，加强了右派的方针。右派的方针是什么呢？我认为，你们依靠的是富裕农民，而不是雇农和贫农。我认为，你们坚持的是于官僚和官员有利，而于群众不利的方针。你们过于信赖各种机构。在这些机构中，你们彼此得到有力的内部支持，互相包庇，这就是压缩编制一事迟迟不能实现的原因。由于脱离群众，出现了互相隐瞒的情况，而这一切都被认为是政权的主要支柱。在我们党内，现在依靠的是书记，而不是普通党员。党的整个制度是这样的：上层依靠的是机关，而不是普通党员和群众工作者。你们依靠的是普塞尔，而不是被普塞尔激怒了的工人，你们不依靠革命的矿工，而是依靠出卖矿工的普塞尔。在中国，你们采取的方针是指靠蒋介石和汪精卫，而不是上海的无产者，不是扛大炮的苦力和起义的农民。我们这里现在依靠的是马尔丁诺夫、拉费斯、彼得罗夫斯基、斯捷茨基、马列茨基、什麦拉尔、佩佩尔和库西宁。这些人政治上都是完全或不完全的腐化堕落分子，他们在困难时刻不会帮助我们。 现在你们已提出把我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问题。当然，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作为普通党员在任何一个地方工作。但是，这并没有解决问题。你们必须作出进一步的结论。生活本身将迫使你们作出这些结论。你们最好是尽早停止和改变这个方针。你们驱除我们就是加快党的右倾，加快共产国际的右倾。你们驱除我们是为了“支持”也会出卖你们的普塞尔。如果你们中央监察委员会不想弄清这一点，那么你们不仅不会缓和党的危机，而且相反，还会给纠正党的路线造成极大的困难。 奥尔忠尼启则：我收到了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有关托洛茨基同志的一个提法的声明，托洛茨基说他即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利用群众的黑帮情绪做文章。遗憾的是我没有听到托洛茨基同志这么说，否则我就会让他放规矩点儿。“我坚决反对托洛茨基同志的说法……（读声明）我认为托洛茨基同志的这种说法是可耻的诽谤。” 下面请季诺维也夫同志发言。 1927年6月 [1] 原文如此，似应为1905年。 [2] 克努尼扬茨，波·米（1878－1911）——俄国革命活动家，布尔什维克。 [3] 沃洛达尔斯基，弗·（1891～1918）——十月革命后从事出版和宣传工作，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18年被喑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