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译者注：
　　《八十四人声明》起草于1927年4月中旬蒋介石发动反共政变并在上海屠杀工人后不久。那个时候，反对派的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在党内传播文件并寻求对声明的签名支持。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会会议（1927年5月18-30日）前夕，此文件广为传播，并于五月日提交联共政治局。然而反对派无力让群众听到他们对中国政策的批判——他们的抗议声明无法公布，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拒绝召开特别会议，哪怕公开这些记录，去讨论相关的问题都不肯。最后，托洛茨基被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发起辩论，在当时他还有这一权利。（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的发言收录在《列夫·托洛茨基论中国》）。然而，他的发言遭到了《真理报》的讨伐，被说成是破坏纪律和对党不忠，而发言在未公开的速记记录里也被略去了。
　　托洛茨基后来认为当时发表声明是想“让更多人承担起责任，只有这样，每个人肩头遭受的打击才会减轻。”（《关于反对派策略的通信》，英译本第332页）。这是左翼反对派在1926年10月声明放弃派别行为之后的转变，试图重新赢得党内无产阶级核心的支持。尽管这一声明是在中国的灾难以及与英国关系恶化的情况下写的，但它同时也提到了更多的国内事务，坚持反对派的民主权利，并要求在即将到来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进行讨论。
　　声明中的有些参考资料可能对读者来说并不熟悉。在1927年春天，联共中央委员会要求开展一项叫作“生产合理化”的运动以提高工业效率。通过这一措施，工人被分割成原子化的个体，流水线制度被引进，更多的机器被使用，更多规范将被树立。因为官僚主义的胡乱管理，生产合理化运动推出没多久就被工人们看作是裁员前奏，大家都认为机械化可能让自己丢掉工作。
　　附言里的“《真理报》上的专断的马尔丁诺夫路线”，指的是亚历山大·马尔丁诺夫（Alexander Martynov）在中国革命中扮演的角色，此人之前是孟什维克右派，反对十月革命，1923年则加入执政党。他是中国“四阶级联盟”理论的创始人（国民党是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无产阶级四个阶级的政党），根据这一理论，中国共产党被迫留在国民党内作为附庸——因为共产主义者要同进步资产阶级合作。
　　“‘新的’学派——所谓的‘青年’”指的是一批受布哈林影响的知识分子，而且这些门徒们走得比布哈林更远，在布哈林的一些想法上他们的观点更明确。他们是马雷斯基（Maretsky）、谢斯基（Stetsky）以及其他一些“红色教授”，他们鼓吹依赖那些在农村“经济上强势”的农民，在报刊杂志、大学和宣传部门里散布新民粹派思想。
　　这份声明抗议说，党报压制反对派要求同国民党决裂的呼吁。实际上，拉狄克与季诺维也夫并不赞同马上跟国民党决裂，这只是托洛茨基和他的一些支持者们的主张。拉狄克与季诺维也夫直到1927年夏季中旬国民党左派开始驱逐共产党员了才同意托洛茨基的见解。1931年，托洛茨基说拉狄克的投票让季诺维也夫的主张在反对派核心分子中占了上风，这导致了反对派在这一问题上的表态显得很暧昧。（见《托洛茨基论中国》英文本，第492-493页）。
　　英俄委员会的问题同中国问题交织在一起。英国工会在1927年3月支持英帝国主义轰炸南京。尽管如此，苏联领导拒绝同英俄委员会决裂。四月间，苏联工会的代表在柏林同英国工会代表见面，重申了对英俄委员会的支持，尽管后者拒绝拥护共产党发起的“帝国主义从中国撤军”的提议。5月12日，英国当局袭击了苏联在伦敦的贸易代表处，并在国内发动了对共产主义者的迫害。
　　《致共产党员的公告》（英文本）（1927年7-9月），由杰夫·怀特（Jeff White）从法文翻译，乔治·桑德斯（George Saunders）根据俄文进行了校对。有些名字的拼法以及他们的入党日期与“121人声明”（1927年12月3日）略有出入，可能是因为这份文件是从手稿上草草打字整理的，文件一开始被称作《八十三人声明》。后来有500人在上面签名，最后有3000人签名。

（野耕译）
译自《左翼反对派的挑战：1926-27》（英文本，纽约探路者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