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不要倾倒垃圾！ （1927年4月21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 №09425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红色教授学院支部委员会 昨天，4月20日，红色教授学院支部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时，作为“原则”论据提出了以下历史性看法和观点： 1．反对派建议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然而（？！）1923年秋天托洛茨基曾反对在德国建立苏维埃。这个有力的论据已在许多地方提出过，看来它也注定要遭到同其他一些论据，即所谓反对派号召退出工会、认为英国共产党是工人运动的障碍、害怕丰收等等论据相同的命运。大家都知道果戈理的小说《钦差大臣》里有一个小城市的居民总是向每堵新围墙倾倒垃圾。我们党内某些政论家、雄辩家和“理论家”也是这样，每当提出一个新的重大问题时，总是借此倾倒一堆垃圾。就算托洛茨基1923年曾反对在德国建立苏维埃，那也由此根本得不出1927年在中国不应建立苏维埃的结论。苏维埃不是超历史的组织形式。要想澄清托洛茨基在1923年是否正确，必须对当时的德国形势作具体分析。即使托洛茨基当时不对，这也丝毫不能说明在当前革命的中国不应建立苏维埃。 其实，所谓我在1923年曾反对在德国建立苏维埃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问题根本不在于是否建立苏维埃，而在于如何建立。在1923年的德国，工厂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苏维埃的职能和作用。当时的问题在于：是在我党领导下的革命的工厂委员会存在的同时另建立苏维埃呢，还是将现成的工厂委员会形式发展成苏维埃。我当时出于一系列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考虑（要说明这些考虑太费时间）主张第二种解决方案。足以说明问题的是，政治局在经过全面讨论之后通过了我的建议，即将工厂委员会变为苏维埃，等武装起义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再公开建立苏维埃。 总之，当时没有一个人怀疑，仅靠共产党或共产党与左派社会民主党的联盟来领导1923年的革命是绝对不够的。必须有选举产生的，同车间、工厂、城市、地区保持密切联系的革命的群众性组织，对此谁也没有异议。正是这一点使我们作出共同决定：必须把工厂委员会发展成苏维埃，以便以后起义全面展开时公开举起苏维埃的旗帜。 2．在那次支部会议上宣读了蒋介石的信，即简单引用了蒋介石所谓他赞同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而不同意斯大林和李可夫的意见的口头声明。这个消息（“文件”）显然会加深未来的红色教授们关于中国革命的认识。对类似蒋介石“赞同”反对派的观点这种可笑的蠢话大概是不值一提的，如果这种蠢话没有同某些人力图向每堵新围墙，即每个新的重大问题倾倒的垃圾掺和在一起的话。 蒋介石是否真的说过或写过上述那些话，我不知道。就算是他说过，那么他究竟赞同反对派的什么观点呢？原来他想分裂国共合作。对此，只要稍加思考，就会全弄明白。蒋介石从我们的报纸上看到，似乎反对派想破坏国共合作，想使国共相互敌视，想使国共之间发生战争，想使共产党放弃对革命的领导而去做一些“小事”。这种对反对派观点的面目全非的歪曲无疑会受到蒋介石的欢迎。可见，如果说蒋介石赞同什么，那他赞同的不是反对派的观点，而是强加给它的胡说八道。我们所说的不是共产党同国民党，即同国民党中的革命分子、同国民党中真正的左派进行战争，而是同国民党进行这样一种形式的合作，在这种合作中共产党应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应有的那种完全的独立性。当中国要求与其他国家签订平等条约时，帝国主义分子便叫嚷说中国剥夺他们的权利。当我们要求中国无产阶级同其他阶级平等协商（联盟）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便叫嚷我们号召无产阶级背叛革命。无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结成紧密联盟绝不是说无产阶级政党应失去独立性并服从资产阶级政党的纪律。这一点我们在其他文件和讲话中已多次解释过，诚然，这些文件和讲话未曾公布，这就使人有可能向全世界（其中包括蒋介石）说什么反对派赞成中断同国民党的合作。 然而，问题可以扩大，对反对派的其他批评也确实把问题扩大了。这些批评说，我们的政策完全“在帮助右翼”。那个红色教授支部详尽地证明和解释说，在有关英俄委员会的问题上反对派支持想分裂英俄委员会的托马斯，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反对派迎合想分裂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右派，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他们说，我们的政策是为右派服务的。 3．听到这样的论据，真使人感到惊讶不已：按照这种论据整个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岂不是要成为泡影，因为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始终是在孟什维克的指责声中发展的，他们说布尔什维克是为反动派服务的，说布尔什维克帮助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反对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帮助所有立宪民主党人反对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帮助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帮助右派孟什维克反对孟什维克国际派，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指责列宁，说他以自己的政策向谢德曼提供了最好的帮助。有人指责我们，说我们以自己的不调和的策略帮助了列诺得尔。列诺得尔指责法国共产党人，说他们帮助彭加勒。要知道，这种指责不仅是陈词滥调，而且令人极其厌恶！一个革命者怎能如此不知羞耻，竟然检拾从孟什维克的破烂口袋里掉出来的、丢在街上没人要的这种指责呢？ 法国共产党人指责法国社会党人同激进党人联盟。“塔恩”则日复一日地指责激进党人同社会党人联盟。“塔恩”即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领导机构力图不惜任何代价破坏激进党人同社会党人的联盟。激进党人回答说：我们不想把社会党人向左推入共产党人的怀抱，他们指责彭加勒的做法“有利于莫斯科”。社会党人回答说，他们不想把激进党人推入右派阵营，并指责共产党人的做法有利于反动派。事实是，反动政党也好，共产党也好，都同样力图（从不同方向）破坏激进党人同社会党人的联盟。这是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政策的论据吗？ 如果我们的苏维埃工会现在决定参如阿姆斯特丹国际，服从它的纪律，全世界的资本家报刊就会疯狂叫嚣反对阿姆斯特丹领袖同莫斯科共产党人联盟。对此至少没有人会怀疑。而马尔丁诺夫派则会由此得出结论：我们不参加阿姆斯特丹国际，就是为全世界资本服务。 众所周知，欧洲的一般小资产阶级政党、和平主义政党和社会民主党过去最信任、现在依然在某种程度上信任国际联盟。而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政党、公开的帝国主义政党（大概只有直接操纵国际联盟的英国除外）则对国际联盟持怀疑的或公开敌视的态度。例如，德国纳粹党人就是这样。他们公开赞同我们不参加国际联盟。相反，欧洲社会民主党则不止一次指责我们，说我们不参加国际联盟，就是为纳粹党人和所有帝国主义分子服务。 帝国主义大战期间，欧洲各国政府要求各社会爱国主义政党将国际主义者和失败主义者等等从党内清除出去。另一方面，列宁则要求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同社会爱国主义政党无情地决裂。考茨基分子指责列宁，说他分裂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和社会爱国主义者，是在执行帝国主义分子的旨意。 可以再稍微往前回忆一下社会民主党还完全是反对党的那个时期，当时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投票反对“自由党”法案，而且在计票时它的票与同样反对自由党中央的提案的极右派的票算在一起。旧议会的速记记录充满了对持反对派立场的社会民主党的指责，说它与反动派沆瀣一气。 而1905年呢？1917年呢？从4月到10月李伯尔、唐恩之流在政治上靠什么生活呢？就靠对布尔什维克指责，说布尔什维克孤立了无产阶级，使它同“革命民主派”相对立，说布尔什维克这样做是对反动派最大的效劳。列宁回答说，布尔什维克以独立的阶级政策使无产阶级先锋队“离开”社会护国派上层以后，为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农民结成真正的联盟铺平了逍路。 说真正的革命政党在帮助反动派这种陈腐的、反动透顶的、庸俗的抱怨，在自由派和当今的社会民主派口中只有一个意思，就是如果无产阶级不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不执行独立的政策，同意自愿支持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那么后者就会感到自己坚强得多，对反动派斗争就会勇敢得多。这是正确的。对此不可能有任何怀疑。但是全部“不幸”在于：有无产阶级存在，而且它认为历史绝不仅仅是“民主派”同反动派的斗争；无产阶级有自己的巨大得多的历史任务。无产阶级先锋队知道，如果它的独立政策能够削弱中间的“民主派”，群众就会团结在它的周围，领导着这些群众，它就会成为反动派的可怕的敌人，比所谓的“民主派”可怕得多。谁没有掌握这一革命政策的基本原理，没有学会把它运用于每个国家、每个时期的具体形势，他就必然会倾向“革命民主派的统一”这种陈词滥调，这是曾盛行一时的策列铁里精神。这种情形现在随处可见。或许上述看法适用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以外的所有国家？或许有人会对我们说，异族压迫比阶级关系逻辑更具有力量，因此它促使中国的党和无产阶级执行一条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发展和行动路线？对此首先应回答，这种抽象引用中国民族“特殊性”的做法一点也不“特殊”。孟什维克在维护自己1905～1917年的策略时就是以俄国的特殊性为借口的。现在，马尔丁诺夫[1]同志的学派又以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为借口，把这种被俄国事态进程踏烂了的策略推荐给中国。（我们认为，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就是阶级斗争。马尔丁诺夫同志的流派的根据是，民族压迫使阶级矛盾减缓，只是由于无产阶级极左的“极端行为”，阶级矛盾才又加剧。孟什维克为纪念1905年革命而出的一部五卷本著作中的哲学就是这样。）那里借口沙皇制度，这里借口帝国主义压迫。但结论一模一样，毫厘不差。只是20年前用的是专制制度一词，现在用的是帝国主义一词。英国帝国主义与专制制度当然不同，但孟什维克对它们的引证却没有丝毫区别。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就是阶级斗争。难道这在革命后的今天还不清楚吗？马尔丁诺夫同志的学派关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结成反帝统一战线的全部理论现在遭到蒋介石……的反对。他退出了统一战线，而且不是一般地退出。如果愿意，可以称他是“叛徒”。对革命来说，他不仅是叛徒，而且是刽子手。但对本阶级即资产阶级来说，他不是“叛徒”，而是仆从和执行者。这个阶级不愿同日益抬头的无产阶级和起义农民联盟，尽管马尔丁诺夫同志的学派认为应该联盟。非常希望红色教授学院支部的教授们能牢牢吸取中国事件的教训，因为中国革命，别的且不说，对我党年轻一代来说是一所不可替代的学校。过去有，现在仍然有不少人，他们对各种原则背得滚瓜烂熟，可一接触实际就四处碰壁。应当学会在行动中领会原则。 列·托洛茨基 [1] 马尔丁诺夫，亚·（1865～1935）俄国经济派领袖之一，孟什维克。1923年加入俄共（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