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德国共产党的左翼反对派问题 （1927年4月2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 №08003
亲爱的同志： 我这是第一次看到德国共产党左翼反对派的《情况通报》（1927年3月1日第5～6期合刊）。这一期使人对马斯洛夫、费舍、乌尔邦斯集团的总面貌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 1．不能不指出，那种认定这一集团宣布苏联是资产阶级国家并从事反对苏联的叛卖活动的观点是不正确的。相反，该团体极其尖锐地提出反对威胁苏联的帝国主义干涉的问题。该团体在给德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声明中说： “我们无疑将尽我们的一切力量支持苏维埃俄国，但支持的方式完全不同于改良派阵营的‘朋友们’。”
在给党代表大会的公开信中说： “同时我们的确不赞成卡茨、科尔什[1]或施瓦尔茨在俄国问题上发表的错误的、非共产主义的观点。
公开信援引了左派代表在议会的有关讲话，同极左派明确划清了界限。“我们认为苏维埃俄同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我们不赞成任何关于俄国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科尔什），以及在俄国策划‘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施瓦尔茨）的言论，我们认为这是取消主义言论。我们现在仍然一如既往地认为，支持无产阶级的俄国反对帝国主义的任何进攻和反对孟什维克的诬蔑运动，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不言而喻的义务。” 诚然，可以认为，这些左派的总方针给世界革命因而也给苏联的国防带来了危害。这种说法没错。这已经是总的政治评价问题了。但列举事实应当实事求是。左派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过去和现在同极左派坚决划清了界限，并提出了一系列目的在于更具体地同威胁苏联的危险作斗争的建议。我认为，从现在或以后有无可能恢复这一团体在共产国际中的席位的角度来看，这个事实是主要的。 在左派提出的反对干涉的措施（召开运输工人、海员、军工工人代表会议等等）中有这样一个建议： “立即召开英俄委员会会议，该委员会中的改良派成员——不言而喻——肯定不会采取任何措施来反对‘自己的’、得到他们支持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那时便利用这一点揭露这些叛徒并因此而补上在英国总罢工期间未做的工作，使英国无产阶级认清‘左的’和右的改良主义。”
这个建议是完全正确的，在政治上也是适宜的。在我国刊物的倡议下，所有共产主义的刊物在最近时期都大谈特谈干涉的危险性。就像有人先诉我们所（疑为“告诉我们说”之误——录入者）的那样，英俄委员会并不是“一具僵尸”，却始终一言不发。英苏两国政府频频交换措辞严厉的照会，英方的照会是对和平的公然威胁，英俄委员会对此一言不发。英国炮轰南京，英俄委员会对此一言不发。如果该委员会还在，它为什么一言不发呢？而如果它已不复存在，为什么对它的灭亡避而不谈呢？我们看到，俄国反对派在英国总罢工失败之后揭露过的、英俄委员会的英方成员在掘煤工举行罢工的整个时斯内每天都鼓吹的那种政策，在这里又一次拙劣地再现。不管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反正我们现在是扮演了包庇英国孟什维克的角色，列宁曾说他们比俄国孟什维克要坏得多。 在为即将召开的德国共产党埃森代表大会而写的一篇文章中，对形势作了如下评价： “改良派对无产阶级影响的增强反映了德国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不仅最近时期的所有国会选举，而且更重要的是所有工会选举，都表明了这一点。”
接下去我们看到，这篇文章作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声明，对德国“稳定”的特殊性作了说明： “事实上，左派在这次党代表大会[2]上所犯的一个严重错误是，他们没有毫不留愦地向党说明1923年失败的严重性，没有进行必要的选举，没有冷静地、实事求是地向党说明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趋势，没有根据这种情况提出当前时期的斗争纲领和口号，而这本来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同时强调指出纲领性的观点也是完全正确和绝对必要的。”（黑体是我加的）
我认为，这一表白实质上是正确的，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表明左派通过这个问题学到了许多东西。早在1923年11～12月间就已经相当清楚地表明：革命形势的最尖锐时期已经过去；低潮已经开始；这个低潮将月复一月地变得日益严重。布兰德勒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是制订导致无产阶级遭到严重失败的政策（的）罪魁祸首之一。他说，革命形势“在发展”。克拉拉·蔡特金也说过这样的话。然而左派当时也没有看到到失败的严重程度，因而没有预见到整个政治形势发生急剧而深刻的转折的必然。不仅如此，他们由于一时冲动而打算把一些人打入“取消派”之列，这些人在当时就已指出这种转折是不可避免的，并提醒人们防止那种在1923年是绝对正确而必要的，但在1924年这个绝对稳定的时期却有可能是极其危险甚至是毁灭性的政策的人。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完全正确地指出，由于失败，一方面人们对失败的意义及后果作出了错误的评价，另一方面在左派阵营中对“当时条件下什么是‘左倾’”出现了——在我们看来是大多数人的——完全错误的理解。”例如，许多左派按照文章的说法，而我们认为是整个左派——当时都认为“谈论放慢革命的速度是根本不允许的”。这可真是一针见血。“左”倾表现为浮躁不安，不愿意“容忍”这样一个事实——即具有重要意义的革命形势这一次已经过去。在这个问题上左派和布兰德勒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走到了一起，当然是殊途同归。布兰德勒力图掩饰失败的规模，指责我们对1923年的革命形势“估计过高”，并把自己打扮成对明天充满信心的乐观主义者。左派则继续作出直接革命的展望，因而不得不过低估计1923年失败的意义，并且认为1924年的政治形势不是急剧转折的结果，而是过去的直接继续。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布兰德勒猛烈抨击托洛茨基对形势的评价，左派中没有一个人站出来纠正他的错误。相反，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意见完全一致。斯大林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即在稳定和革命低潮开始一年半之后，谈到群众向左转（！）的问题。正是在这一评价的基础上产生了错误的总方针，从而导致德国的左派领导屡犯错误并促成左派领导的迅速灭亡。说我们赞同布兰德勒1923年的政策或他对失败之后形势的评价，这是错误的。我们同他存在着重大分歧。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接受左派的行动纲领，因为它没有考虑到政治形势已经发生的急剧转折。在从那时起的三年多时间里，布兰德勒没有学会辨别革命的正面和背面。他在德国和俄国问题上的表现都说明了这一点。至于说到左派，那么正像上面所引的几段文字指出的那样，他们学会了许多东西。说左派（马斯洛夫、路特·费舍、乌尔邦斯等人）否认所谓的稳定，这是错误的。相反，正像上面所引的几段文字告诉我们的那样，他们明确地承认稳定——和完全正确地——把稳定看作是已经变化的阶级力量对比，而不是看作某种机械的过程。他们完全正确地认为稳定的基本政治标志是改良派对无产阶级影响的增强。他们完全正确地认为原因就在于1923年秋天革命的失败，当时党未能利用无可怀疑的革命形势并带领无可怀疑的革命群众去夺取政权。经过巨大考验和希望之后遭到的这次巨大失败不可能不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积极性的降低，从而使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转变。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巩固使它有可能推行旨在巩固其经济阵地的政策。其中最有可能的是采取一系列为经济“稳定”开辟道路的国家措施。 指责俄国反对派否认经济稳定是没有道理的。1923年（德国的）经济混乱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巩固必然会带来经济上的调整，而经济上的调整又会使资本主义阵地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但在这种集中发生变化的时代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确地认识到，经济现象与政治现象之间存在辩证的依赖关系。我们同庸俗的宿命论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种宿命论认为稳定的到来（怎样？从哪里？为什么？）打断了德国革命的发展。打断革命的不是经济因素，而是政治因素：共产党没有驾驭形势的能力。全体无产阶级、全体人民亲眼目睹了党所经受的考验和遭到的失败。由此开始寻找通过其他途径摆脱不可救药的危机的方法，再说领导作用已经转到资产阶级方而。谁不明白这一点，谁就什么也不明白。 我们看到，左派明白1923年末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这本身就是政治上成熟的标志。我们的时代与战前不同，是政治急剧转折的时代。应当学会及时对这些转折作出判断和评价。在低潮开始一年半之后说群众“向左转"，这就意味着要犯重大的错误。现在左派已经明白了这一点。至于他们进行这种评价时说错的话，只具有次要意义并且来自他们昨天的认识。他们明白了最主要一点，即在1923年是正确的手段和方法，在1924～1925年就可能是极其有害的。他们明白，“根本不允许的”（！）不是谈论放慢革命发展的速度。相反，根本不允许的是不考虑事实，否则就会碰得头破血流。 德国“极右派”的情形则完全相反。他们完全否认相对稳定（见他们1927年3月1日的机关报《共产主义政治》）。他们认为，关于随着这种稳定的发展会出现新的革命形势的说法，纯粹是自欺欺人。他们问道，在稳定即资本主义得到巩固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出现革命形势呢？他们对稳定的分析同机会主义者一样充满了宿命论——只不过是从另一端。在他们看来稳定是资本主义巩固的独立过程。在我们看来，稳定首先是阶级斗争的过程，阶级力量对比不断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稳定的每一个新阶段都在各阶级和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产生新的、更高形式的矛盾，而且始终具有矛盾日趋激化的倾向。正是在这一辩证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发生革命动荡和战争风云。只有可怜的庸人才会认为只有在直接革命的形势下才需要共产党。可以满怀信心地说，目前的帝国主义时代要关心的是革命形势健康发展。现在需要的只是德国共产党利用目前的稳定时期进行相应的准备。在布兰德勒看来胜利遥遥无期，在左派看来胜利必然到来。 4．左派在给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公开信中驳斥了指责他们破坏共产主义原则的论调，指出他们从来没有破坏过“关于革命的代议制、关于在改良主义的群众组织中首先是在工会中开展革命工作，关于建立工人苏维埃等的基本原则，就如它们（这些原则）在第二次国际代表大会上被通过时那样，而在大会以后它们越来越遗忘了”。这段话给人一种奇怪的印象。它会被理解为好像对共产国际纲领策略的表述是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完成的。如果间想起左派在第三次和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是反对派，那么这种印象就更深刻了。谣传左派中的一些人认为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是错误的。如果是这样，那就是说他们不想把1923～1924年间的教训搬到1921年。战后直接发生的混乱无序的群众高潮不可能取得胜利，原因是没有一个同这些群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真正革命的党。而当党形成以后（当然只是个雏形），在群众中低潮已经开始。由此产生了党在1921年二月战斗期间的错误。第三次代表大会对这些错误作了权衡和评价并提出了迎接新的战斗时期的纲领。理解1921年的转折同样是必要的，就像理解1923年的转折一样。这两次教训都同样成了革命时期的战略及其急剧转折政策的组成部分， 5．在使国际无产阶级对即将到来的帝国主义战争作好准备的一系列措施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项指示：必须“孜孜不倦地和坚持不懈地宣传列宁的口号：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进行国内战争”。（见《给党代表大会的公开佶》） 这一表述是不确切的。很可能，这里只是表述上有缺陷——没有别的意思。但不确切的表述会使人得出错误的政治结论。列宁说的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进行国内战争”的口号会被理解为老一个套：以战争对抗战争，等等。一般来说，如果形势已经非常有利于革命，无产阶级能够用国内战争对抗帝国主义战争，那么资产阶级未必有可能发动帝国主义战争。如果形势使资产阶级能够将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强加于人民群众，那么无产阶级未必能够简单地用国内战争来对抗帝国主义战争。无产阶级政策的目的将是在以后的进程中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恰恰说明和平主义鼓吹者提出的“拒绝”战争、新兵罢战等口号是愚蠢的。如果由于叛卖性的社会民主党的影响的存在和由于我们的错误，资产阶级能够重新把国家拖入战争轨道，那么共产党就不能简单的“宣布”进行国内战争，而应把自己的整个宣传和组织工作转到战争轨道上来，以便在某个时刻，在形势发生急剧转折的情况下，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就是列宁的口号的意思，仅此而已。 6．我们认为，总的来看，1923年左派对于德国“国防”所持的观点是正确的。这个问题是布哈林……在1926年奇怪地提出来的。左派完全正确地认为，战败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同战胜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一样，在战争中成为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俄国资产阶级在1917年被打得一败涂地。然而，我们的党没有实行民族和解的政策。德国左派完全正确地指出，比利时社会党人完全有理由以他们的中立的祖国被毁灭来为自己辩护。然而，我们认为王德威尔得是一个不亚于谢德曼的叛徒。不言而喻，如果——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本国战败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帮助它医治好创伤，而在它表现出有能力扼杀别人的时候与它分道扬镳，那么这样做纯粹是愚蠢的行为。 关于工人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而与资本主义国家达成可能的协议的问题，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显然，苏联不能与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结成永久或长期的防御性和进攻性的联盟，因为它们的政策的目的截然相反，所以阵线的暂时一致只能是一种例外，而不是通例。但例外是可能的：例如，与边境缓冲国达成不允许外国干涉军过境的协议。这样的协议如果有可能达成，哪怕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也完全允许，在某些条件下甚至是完全适宜的。边境缓冲国的共产党应当拥护这样的协议，当然在批评本国资产阶级方面也丝毫不能缩手缩脚。这里说的不是支持“自己的”被压迫的资产阶级，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哪怕是弱国）的民族战争，而是利用该帝国主义国家（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所处的特殊条件，以利于工人国家防备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进攻。 最近进行的那场建立在谎言和诬蔑之上的手榴弹事件，始终是在为干涉做准备工作。但我们完全有权提出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工人国家能否和一个由于环境所迫而有同样利害关系的帝国主义国家签订共同生产武器弹药的军事技术协议呢？如果这个工人国家很落后，如果它没有足够的资金，如果它可以通过签订这样的协议而增强自己的防御能力，那么它当然有权并且应当签订这样的协议。列宁在一次同布哈林争论时已经提出过这个问题，当时我们没有拒绝法帝国主义提供的军事技术援助，以反对向我们发动进攻的霍亨索伦[3]。一个正直的人能否从强盗那里得到左轮手枪呢？——列宁向布哈林通俗地讲解了他的观点的错误。如果强盗准备向一个正直的人供应左轮手枪时只有一个条件，即他这个强盗同时也得到为自己生产左轮手枪的可能性，那么事情不会有丝毫的改变。一个处于强敌四面包围之中的工人国家有权与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者签订有可能增强工人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暂时协定，否认这一点是荒谬、可鄙和可耻的。德国每一个革命的和只要是正直的工人都会理解，不签订这样的协议工人国家早就灭亡了。只有像科尔什、施瓦尔茨之流这些可怜又可鄙的饶舌者才会认为这是背叛，恰恰相反，这是在履行无产阶级专政政府的义务。 我关于我所收到的这期左派刊物的评论就写到这里。总的结论我已经在前面作出了。布兰德勒在这些年中什么也没有学到，左派则学到了许多东西。所以我认为，左派将为自己找回在共产国际中的位置。 列·托洛茨基 [1] 科尔什，卡·（1886～1961）——1919年加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920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4～1925年任徳共机关报《国际》主编，1926年与团结在《共产主义政治》杂志周围的一些人组成极左集团，被开除出党，后作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活动。 [2] 在1924年春天召开的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左派从布兰德勒分子手中夺过了权力。 [3] 霍亨索伦，指威廉二世（1859～1941）——德国皇命和普鲁士国王（1888～19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