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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十五次党代表会议
托洛茨基 （1926年9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 №07953
一、目前形势及其危险
1．从苏联建设和联共党内变化的角度来看，国际和国内形势具有哪些基本特点呢？简述如下：
（1）在无产阶级遭到一连串的失败之后世界革命的发展速度放慢；
（2）从军事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而后新经济政策又得到了一系列的新进展（1924年4月）；
（3）工业滞后，商品荒，比例失调及比例失调日趋严重；
（4））农村分化加剧；富农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增强。
（5）整个小资产阶级即新旧小资产阶级得到加强；介入城乡经济关系的真正的商业和高利贷资产阶级得到加强；
（6）在苏维埃和其他机构内发挥巨大作用的大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日趋活跃；
（7）通过吸收数十万没有参加过（至少没有自觉地参加过》革命前的阶级斗争、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等的政治斗争的新党员使联共规模得到扩展；党的干部或者靠新成员，或者靠其他政党的退党人员，或者靠脱党多年而七月革命后又回到党内的那些“老布尔什维克”而得到补充；
（8）列宁逝世。
2．光是上述情况就清楚地表明了危险来自何方。列宁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党不知不觉地发生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蜕变的危险。他在最后几篇文章中提出要防止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产生官僚主义。他指出，及时跨上工业的铁马是防止农民狭隘性王国的保证。
3．国有工业的发展不容置疑。关于这一发展的意义无须赘言。但问题取决于经济的各个方面的对比，取决于由此产生的各个阶级的对比。商品荒、比例失调进一步加剧的前景、富农和私商的发展，实际上都表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发展速度滞后。这是理解形势的钥匙。
只有保持相应发展速度的工业才能为农业的集体化即把贫农以及中农组成生产联合体提供技术基础。在工业滞后、甚至连农村市场的日常需求都满足不了的情况下——更不用说对农民经济进行改造了——农村的分化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意义。对分化估计过低，掩饰分化，对此慰以空话，就是暗中破坏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基础。
领导集团或者根本否定工农业比例失调，或者宣称比例失调是历史的必然，最后，或者是预言现行经济政策下比例失调将不断得到缓解。这一年来的实践已经彻底驳倒了这种充满内在矛盾的观点。比例失调进一步加剧。这就是说，农村的分化和私人资本的积累在近期将以更快速度发展。同时，我们从过去继承下来的固定资本几乎已经消耗殆尽。工业的进一步扩大要求必须相应投入比现在多得多的资本。这也要求在国民经济积累的再分配方面采取更为系统和坚决的措施，从富农、商人、不断壮大的私人企业主向国有工业倾斜。在这方面从上到下都应当对国家预算进行修订。只有全党明确认识到那些现在就已相当尖锐的经济矛盾进一步发展的危险，才有可能实行这种坚决而彻底的政策。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结合构成威胁的不是工业的冒进，而是工业滞后的不断加剧。根据这种情况全党应当接受新的方针。
富农、商人、全体小资产者一边巩固自己的经济阵地，一边在敲政治的大门。苏维埃中力量对比的变化有利于小资产阶级而有损于工人和农村贫民，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抹杀这个事实（即无产阶级和农村贫民的政治比重在减少）的意义，至少意味着以轻率的态度对待在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步步进逼的条件下保卫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在农业人民委员部、农业合作社、农业贷款方面，一方面，工作实际上在向农村的富裕阶层倾斜，而另一方面，政治方针发生了转折，即有意识地把希望寄托在农村上层身上。关于农村和整个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倾向和社会主义倾向斗争的问题，被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挤到了一边。
所有这些经济过程和政治倾向都以新理论作掩护，根据这个理论合作社本身似乎有能力把贫农、中农和富农的经济联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并将它们引上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取决于工业的作用。与此同时向所有农村阶层提出了“发财吧”的口号——而当时的情况是，富农明显地靠剥削贫农而致富。新的富农合作社理论是对列宁主义的粗暴歪曲。
在国家存有积累的情况下，工业的滞后不仅意味着无产阶级经济和政治比重的减少，而且意味着失业的直线上升和工资增长的停滞。
与此相应，在劳动力问题上的落后的资本主义的观点重新抬头，就是说，似乎只有在预先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才能提高工资。实际上，在我国的条件下工资的提高应当成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这种惟一正确、惟一适宜、惟一社会主义的政策是完全可以实行的，条件是对经济及经济资源给以正确的领导。
同常常冒充为“农民”的富农的关系趋于融洽是有代价的，不仅延误了工业的发展（这对工人和农民群众都是个打击），而且恶化了同广大工人阶级群众的政治关系。
党的路线在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和官僚机构的压力之下发生了偏移，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不了解这一事实就不能找到摆脱危机的办法。
4．在上面所指出的情况下，集中火力向左打，即打击那些不仅提醒我们注意小资产阶级蜕变的一般历史危险，而且警惕地注视着这种蜕变的每一个特征，要求采取相应的思想、政治和组织反措施的人，这意味着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集中火力打击左，意味着通过消除党内的批评意见和警告来直接促进堕落和蜕变的过程。我们现在正不知不觉地慢慢堕落。乌斯特里亚洛夫[1]建议把这种堕落变为自觉的有控制的堕落。进一步集中火力对付左和策划“消灭反对派”——如果得逞的话，——意味着无产阶级成分的极大削弱，并有可能把堕落变成不加控制的灾难性的堕落。当然，从这种堕落中得益的不是那些目光短浅地集中火力对付左的同志，而是所有的阶级敌人。
二、政治上的两重性
（言与行之间的剪刀差）
官方领导集团是一个联盟，其骨干是斯大林的机关派别集团。这个联盟有三种基本成分：一些人奉行指靠业主的方计，另一些人奉行工联主义的方针，第三类人是纯粹的机关工作人员，他们把联盟团结在一起，用反对派来吓唬“业主”和工联主义者，竭力把整个集团从陡坡向右拉。
联盟的组织领导属于纯粹的机关工作人员，这些人没有政治方针，用耍手腕取代政治方针。两种明确的社会倾向的代表为政治注入了实际内容。以斯大林为首的专耍手腕的人就像是联盟在向右滑时的制动装置。总之，结果是乌斯特里亚洛夫建议的那种机制即所谓有控制的堕落。
从无产阶级观点对这一政策进行批评，总是马上而且几乎是自动地遭到抨击和谴责。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领导集团就会作出一项决议，赞成所谓的反对派说的许多话。但政策仍跟从前一样，因为决议的执行者实际上是反对决议的，他们只是出于谋略上的考虑，在联盟的机关领导人的压力之下才接受决议的。1923年12月5日关于党的制度的决议就是这种情况，决议作出后党的制度比通过决议之前变得更加糟糕。1925年十月全会关于贫农集团的决议也是这种情况。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国际体制民主化的决议也遇到同样的遭遇。最近时期关于工资、关于国家预算的结构、关于节约制度、关于农业合作社、关于住宅建设等问题也是这种情况。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工会、国家机关中的）的几乎是反对派的决议通过得越多，官僚主义就越严重。在正式决议和实际政策——关于工业、农村、党——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越来越大的差距即一种政治上的剪刀差。决议成了对付反对派的工具，确切些说，成了解除反对派武装的企图，从这个意义上讲成了给党的无产阶级分子的一种口头上的礼品。而实际政策则成了对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和官僚主义机关的实际贡品。堕落的程度可以用这种政治剪刀差的程度来衡量。还可以用政治剪刀差的程度来衡量斯大林压制的程度：政治实践越不符合决议即党的社会成分和党的传统，就越不可能通过正常的党的途径来贯彻这一政策，就越需要采用委任制和惩罚手段。
只有在剥削阶级掌权的社会里两重性才是必不可少的政治工具。在所谓的民主制度下政治剪刀差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一方面是普遍的平等，另一方面是一小撮剥削者称王称霸。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不管这一专政多么严酷，正确的政策不仅可能而且应当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政治剪刀差在我们这里的出现本身就已经是堕落到与党格格不入的轨道上的准确无误的征候。在斯大林集团中，把无原则性上升为体系的专家占了很大的比重。要求言行一致被戏称为浪漫主义。实际政策就是一方面口头上重复反对派的口号，另一方面不断向富农倾向和工联主义倾向作出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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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党内存在富农倾向意味着实际上把党变成代表各阶级利益的政治集团的全国联盟。在专政面临右的危险时向左开火。在专政面临右的危险时向左开火，——这就是对党的统一的真正威助。
每一种倾向同时也威胁着现派别领导集团的统一。领导联盟中的工联主义分子在一个月之前或晚些时候就已感到富农的压力不断加大。工联主义倾向和富农倾向的代表人物之间在某些问题上产生的分歧，现在已在党的上层暴露出来。大量的这类分歧是通过派别方式即背着党解决的。然而，领导集团不可能长期保持统一的假象。阶级利益的逻辑比机关手腕和斯大林的诡计更有威力。不管官僚主义怎样向工会施加压力，工会都不可能不成为反对富农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组织。
三、向中派主义的堕落
中派主义是介于布尔什维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和孟什维主义之间的一种中间思潮。中派主义实质上意味着不稳定的过渡状态。在革命高涨时期中派主义通常是通往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桥梁。在低潮和衰落时期中派主义一般是从革命立场后退的桥梁。
对无产阶级路线的背离在我国的条件下意味着走向机会主义的两个变种：孟什维主义和社会革命党的思想。斯大林的中派主义是铁路线上的一个小车站。在绝大多数居民都是农民的条件下，这种背离必然涂上民粹主义的色彩，这实质上意味着闭眼不看农村的分化，纵容富农，抹杀工业作为走向社会主义的真正保证的主导作用，剥夺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党内的领导作用。
正是在一个城乡无产者同富农之间存在着大量过渡阶段的国家里，背离有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往往以通常的言论、口号和引文作为掩护，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然而如果这一过程今后仍将在无人阻止和反对的情况下继续下去，那么到了一定的阶段肯定会出现公开的政治变化即政权的阶级转移。同时，斯大林的中派主义保卫和掩盖右的倾向，模糊和麻痹党的意识——在富农、私商、工业的滞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实现的保障等问题上。同在传统的布尔什维主义公式的掩饰下粉墨登场的中派主义进行斗争，就是为无产阶级保持政权而斗争。
四、现实主义、实践主义和舍本逐末
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同“经济派”、孟什维克，改良派、中派等所有机会主义者的虚假的现实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因此布尔什维主义在其整个历史时期内多次被指责为空想、浪漫主义、主观主义等等。布尔什维主义不仅在本国范围内，而且在国际范围内总是把当前任务同基本的阶级倾向联系起来。这正是列宁的革命现实主义，它同缺乏思想的实践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更不用说一天又一天地耍无原则的手腕了。
对布尔什维主义路线的背离越来越经常地和牵强地披上了考虑“实际”政策、必须拥有“稳固的立足点”等外衣。与此同时，对国际革命的憧憬遭到了公开的嘲讽。对“稳固的立足点”的寻找越来越推动人们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前进。迁就政策对革命改造政策占据了越来越大的优势。对小资产者、富农、官僚、英国工联主义者、庸俗的社会舆论、小市民关于婚姻和家庭的观点尽力迁就，掩饰这种迁就的哲学是认为富农及其后代是社会主义建设必不可少的人员。不仅嘲讽“浪漫主义”，而且还讥笑“流亡活动”。我们党的不可估量的优势就在于党的领导阶层中有数百名从前的流亡者，他们在多年的实践中不仅了解国际工人运动，而且同这一运动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革命的国际主义思想已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布尔什维主义不可能不成为国际革命的政党。“流亡者”不可能不成为这个党的宝贵的财富。相反，滑向民族局限性、“一国社会主义”的泥潭等等，不可能不对革命“浪漫主义”和“流亡活动”产生仇视。
五、阶级敌人的评价
我们的阶级敌人对我们的分歧的评价具有重大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资产阶级和孟什维克报刊对我们党内正在进行的反对反对派的运动所作的众口一词的评论是极有教益的。除了像保尔·莱维这样一些极不负责的政治阴谋家以外，所有“有声望的”孟什维克和资产阶级报刊都一致认为，打击反对派、将季诺维也夫开除出政治局等等，是我国接近“正常”制度的标志。依靠富裕农民的方针被资产阶级报刊看成是斯大林集团进步性的基本方面。一些报纸，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报纸，希望斯大林集团能进一步采取明智的措施，以此来保证在不发生新的动荡的情况下将俄国彻底纳入国际“文化”的范围。另外一些出版物，主要是大资本主义出版物，认为斯大林集团的政策只是让国家做好迎接新制度的准备，然而要实行新制度还需要其他集团和其他领袖。但所有的资产阶级报刊都认为，只有斯大林集团战胜反对派，才能保证苏联回到资本主义进步的道路上来。
当然，对于我们来说资产阶级报刊并不是一面准确无误的“反映”镜。在利用敌人的评价之前应当想一想，敌人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作出这样的评价而不是别的评价。但决不能对各国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报刊在这件事上意见完全一致这个事实不闻不问。对于反对派，外国报刊几乎完全是根据布哈林、斯列普科夫等人对反对派所作的歪曲评价进行评判的。而对于斯大林集团，我们的敌人是根据这一集团的自我评价进行评判的。敌人的评判表明，执政派的政策中有一些使各国大小资产阶级满怀希望的东西。可以不把这个事实告诉自己的党，但要回避这个事实却是不行的。
六、堕落的理论伪装
（斯大林集团打着反“托洛茨基主义”的幌子进行反列宁主义的斗争）
1．诸如小资产阶级的壮大，中产阶级的产生，小资产阶级对苏维埃和合作社的政治进攻，我们党内某些成分思想上的蜕化，偷换党的思想，对无产阶级路线的背离等等这样一些过程的发展——在一定时期内——是缓慢的，因而几乎是不知不觉的。起初可能觉得党的传统的继承性似乎完完全全地保留了下来。但这只不过是暂时的。事实的压力强于思想的伪装，哪怕是建立在坚定的传统之上的伪装。
2．反对反对派的思想斗争（因为这里一般是可以谈论思想斗争的）是在同“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的幌子下进行的。同时“托洛茨基主义”的概念每天都在变。对新的经济和政治现象不是作阶级分析，而是完全按照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方法，用胡乱摘录的引文来做文章。
反对派的各个部分通过不同的途径，甚至在相互斗争中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这一事实被企图用来证明反对派的“无原则性”。为了有助于作这种证明，向党和共产国际隐瞒了反对派清楚明了地叙述自己在所有基本问题上的观点的文件。要求从上而下地一致投票反对反对派，而试图宣渎反对派声明的人则被开除出党。试图使党相信，克鲁普斯卡娅、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数百名有20年以上党龄的其他工作人员突然背离了列宁主义。这种指责无需考虑事实和反驳论椐。
3．政治上不知不觉的堕落是为了不让人感觉得到，需要思想上的伪装，需要利用一些旧的常见的名词术语、旧概念来达到与这些概念的本意截然相反的目的。如果说过去认为“托洛茨基主义”具有调和主义和中派主义的特点，那么现在由于发展的无情戏弄，“托洛茨基主义”被认为是旨在反对背离布尔什维主义立场而滑到中派主义立场的革命批评。认清这一思想伪装是在走向党的正确方针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4．思想伪装在穷途末路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中表现得最为拙劣。列宁主义，革命时代产生自帝国主义，产生自世界范围内而不是一国范围内资本主义的“成熟”和“过熟"。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在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出现。这一专政的命运同全世界首先是欧洲和亚洲的经济和政治发展进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则与此相反，说什么既然无产阶级在一个国家内取得了政权，它也就使这个国家脱离了全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社会主义在俄国的发展被说成是“有保证的”，与世界革命的进程无关。整个这一理论从头至尾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和革命时代的性质的学说的攻击。但由于历史的捉弄，对列宁主义的粗暴修正是打着批评“托洛茨基主义”的幌子出现的。
有一种极其荒谬的观点认为，似乎不承认斯大林的新理论就是怀疑论，就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信心等等。坚决否定和谴责斯大林的理论只是说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应当掩盖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缺乏信心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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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问题上，除了在政治上发生明显的变动（农业人民委员斯米尔诺夫和卡明斯基关于农业合作社的建议，加里宁和彼得罗夫斯基同志关于选举的指示，布哈林“发财吧”的口号等等），最近时期还对列宁主义进行了同样粗暴的理论修正。尽管农业的商品率在工业滞后的情况下有了普遍的增长，但农民的分化却被有意低估，甚至被化为乌有，这完全是步民粹派之后尘。正在形成一个特殊的统计学派，该学派使出浑身解数，不是用来揭示，而恰恰相反，是用来掩盖农村分化的过程（雅柯夫列夫[2]同志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越来越经常地解释为两个在历史上“权利平等的”阶级的联盟，说它们都同样保证向社会主义的发展：一个通过工业，一个是通过合作社。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作用被抹杀，就像工业在经济上的主要作用被抹杀一样。这样一来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本身也成了一个空壳。绝对不可缺少的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系，被置于同无产阶级与世界革命的联系相对立的状态，似乎没有与世界革命的联系，无产阶级也能够应付自如——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实际上就意味着没有世界革命也行。用这种极其错误的观点对没有经受过阶级斗争考验的年轻一代进行教育，年轻一代只知道社会革命党人是白卫分子，却不知道社会革命党人是鼓吹工人和农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结成“权利平等的”联盟的俄罗斯的民族的“社会主义”学派。党的新一代受到的是无耻修正列宁主义的教育，而这种修正是打着同“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的幌子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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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我们在党内制度问题上也看到了这一过程。在评价党内制度时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个问题是：党在列宁去世后是否保留了党在列宁生前所拥有的议论、批评和选举的自由？谁说保留了，谁就是在撒谎。同时，对那些导致党的生活如今严重官僚化的方法进行的批评，却被说成是企图把党变成派别的大杂烩，把布尔什维克同麦克唐纳的党相提并论等等。执政派打着同“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的幌子反对列宁的党内生活准则。
任何企图驱除和消灭右派和左派集团中最积极的分子并代之以“按照委任制”偶然选派的领导人的做法，都必然蕴蓄着对党进行不稳定的官僚主义管理的危险。不能无视这样的事实即右派集团同左派集团一样，在党内拥有独立的根基和传统，同群众运动有联系并且善于学习。现今的领导是暂时的组织联合体，由于他们把自己同右派和左派对立起来，因此只能靠莫斯科的帮助苟延残喘。
七、政治水平的降低是政治堕落的结果
披着理论伪装的政治堕落不可能对形势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结果导致党的理论水平每况愈下。这不是哪些人的问题，而是路线问题。现在“理论”的任务不是进行分析、总结和预测，而是在事后用常见的说法来证明堕落政策是正确的。由此使党的刊物变得异常官僚化。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文字代办学派（斯列普科夫[3]、斯捷茨基、斯腾[4]等等，等等、他们掌握了一点儿马克思主义，是完全为了用来达到政治诡辩的目的。党的出版工作的最高领导被托付给像布罗伊多这样的人。我们看到，当统计数字同官方政策产生矛盾时，如有时揭示了农民分化的迅速发展（谷物饲料平衡表），而有时又揭示了小资产者和富农对苏维埃的进攻，这时就对统计进行行政干预。对无产阶级路线的背离必然导致党在理论上解除武装。
官方反对持不同意见者的论战变得越来越粗暴——不是就其调子而就其内容而言，越来越不成体统。有争议问题的理论和政治实质被拋置一旁。任务只有一个，即损害反对派的声誉，在反对派和其他某个曾经受过批判的派别之间找出某种外在的、偶然的、人员的或时间上的联系来。实现这一目的靠的是拙劣的诡辩和间接的罪证。曲解引文，断章取义地摘引片言只字的方式越来越受到布哈林及其学派的推崇。梅德维捷夫写于1924年初、在两年来的时间里都不为党所知的一封信，现在被从档案中翻了出来，并借助于拙劣的和不正当的歪曲和暗示的手段塞给反对派，其目的是要把同反对派所坚持的主张截然相反的观点强加于反对派。奥索夫斯基当时一篇无人知晓的文章也是这种遭遇，他在其文章见诸报端之前就被开除出党。所有这种假装坚持原则的论战都充满了骇人听闻的思想粗俗、陈规旧套和弄虚作假。
要保证小册子或文章能够问世，只需往其中加上几句反对反对派或反对派某些代表人物的无耻谰言即可。这个方法似乎免除了作者对其他所有方面应负的责任。由于这样的制度，党的文库中增加了成百上千篇理论上无用、政治上空洞、但在党性和政治上靠得住的“著作”，因为它们是反对反对派的（请看卡冈诺维奇、乌格拉诺夫、克维林同志及其他许许多多名气较小的现行路线的代表的文章、讲话和小册子）。
革命的政策不仅应当对现在和过去作出评价，还应当对未来作出有远见的展望。机会主义的政策则恰恰相反，只顾眼前利益，实际上不愿意作出理论概括。布尔什维主义的革命路线涉及面宽，理论上准确。对这一路线的背离必然引起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提法的内心敌视。背离需要掩饰。分析被经院哲学所取代。这就是布哈林的经院素质在今天获得如此大的发展并在政治上大显身手的原因。但即便是他，待他培育的代办“学派”彻底暴露时，大概也会被抛弃的。
八、在同反对派的斗争中暴露出哪些倾向
在处于上面所分析的条件中的执政党内部，必然会产生诸如蜕化、革命意志消沉、沉湎于庸俗习气、官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滋长以及追逐名利等等现象，对此难道可以有半点怀疑吗？这些不可避免的倾向究竟发展到了何种程度并蔓延到了多大的范围呢？由于党内的现行制度而无法对这一极其重要的问题进行检査。其实无须检査也很清楚，官僚主义制度不断加剧蜕化的倾向。因为数量众多而且还在不断增多的党内（实质是党外）庸人由于对上面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回答“是的是的”而受到保护和奖励；革命分子则因为提出批评、表示异议、要求答复而受到迫害并被开除出党。
在列宁生前，清党运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仕务就是把那些入党不是为了干革命而是为了捞取执政党的好处的分子清除出党。工人反对派的错误倾向在当时受到了党的谴责，然而工人反对派仍然被广泛吸收参加了把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者、异己分子、追逐名利者清除出党的工作。现在清党的目的则几乎完全是为了清除反对派。那些鼓吹所谓“铁的纪律”的人常常是一些同党的革命精神格格不人的分子，这些人从来没有参加过革命斗争或是在最困难的年代里脱离了党，他们加入党或回到党的队伍中来是因为党成了稳固的执政党，而这样的党实质上正符合他们的保守倾向。这是一些还维护“秩序”而不管秩序的阶级内容如何的分子。关于我国的建设同世界革命的关系，关于歪曲党的阶级性质，关于同贫农的分歧等问题的提法激怒了他们，他们觉得这是对“制度”和“秩序”的危害。就是这类一遇大的危险或在欧洲历史即将发生革命转折的关头就会绝望和惊慌失措的保守的小资产者，现在成了同反对派作斗争的极端派代表。
党的机关越僵化、派性越严重，党的基本群众就越是模棱两可和优柔寡断，党内就越容易产生蜕化，而且瓦解的过程越是不易察觉。反对派捍卫党的阶级路线和党的政策的国际主义性质，因而成了吸引党的无产阶级核心、吸引真正的革命分子、吸引优秀的青年党员，一句话，成了吸引所有那些不是把党看做管理现有国家的机器，而是看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革命的工具的人的核心。
斯大林集团所挑起的这场反对反对派的疯狂斗争一旦取得胜利，必然意味着保守派庸人比重的增加，意味着小资产阶级蜕化过程在党内相当多的和有影响的人士中间加速发展。
九、国际问题上的中派主义
1．中派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即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产生的。在苏维埃的条件下即在一个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里，中派主义必然具有新的形式，而迷惑人的正是这一点。然而我国的中派主义在国际舞台上一亮相，就立刻暴露无遗。在共产国际问题上斯大林集团的做法是：
（1）竭力将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说得遥遥无期；由此导致过高估计资本主义的稳定；
（2）力图割裂我国对内政策对国际革命的依赖关系；由此产生了反列宁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
（3）越来越将重心转移到客观过程上来：由此产生了“阶段”论，使我们重返《工人事业》的“阶段”理论；由此导致对自觉的革命因素即党估计不足；
（4）越来越接近共产国际中真正的右派或干脆没有思想的分子，同时不仅对极左派，而且对所有独立的革命分子进行残酷迫害；
（5）力图用组织手腕代替政策；为此目的缓和了对中派的批评并且对真正的右派分子，只要他们俯首听命，就拒不作出组织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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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向中派主义立场的堕落在英俄委员会问题上暴露得最为明显和不容置疑，而且是在极短的时间内。这不是偶然的。通过国内问题即首先通过发展较慢的经济进程为对斯大林集团的政治立场进行检验，必然要比通过西欧阶级斗争的进程特别是近几个月来英国阶级斗争所采用的激烈形式进行检验来得慢。
在英俄委员会问题上对中派主义政策的布尔什维主义批评，不是被谴责为“托洛茨基主义”，而是被谴责为召回主义。正像已经提出的，对于堕落来说，极有代表性的是利用过去的说法作辩解，把这些说法从活的概念变成经院主义的文章。
召回主义是什么呢？召回主义就是在革命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要求无产阶级的代表退出反革命的假议会机构。那里所说的不是同背叛了的领袖自愿结成联盟，而是参加发展进程强加给我们的代议机关。仅此一点就证明类比完全是经院性质的。如果一定要从第三和第四届国家杜马时代寻找例子，那么不要从布尔什维克代表被迫参加杜马本身中去寻找，而要从布尔什维克党团和孟什维克党团自愿结成联盟中去寻找。这个联盟一直保留到孟什维主义变为公开的取消主义、变为斯托雷平式的工党为止。
当时列宁要求布尔什维克党团同孟什维克党团断绝关系，最后他达到了目的。调和派和中派对断绝关系愤愤不平，说问题不在于“领袖”的联盟，说哪一派的后面都有“群众”。然而列宁是正确的。如果同那些公然变成合法的六三反对派的人保持一致，就不能实行革命的政策。现在也一样，如果同那些在巨大的考验中暴露了真面目、实为矿山主和保守党政府的直接和间接代理人的自由派工人政治家保持一致，哪怕是一丝一亳的一致，就不能在英国无产阶级中间实行革命的政策。
3．在阿姆斯特丹国际问题上，中派主义路线导致了极大的混乱，这种混乱能使共产国际彻底迷失方向。
一切有利于保留英俄委员会的理由都会被而且肯定会被刻意用来证明加入阿姆斯特丹国际是对的。如果说总理事会是一个不能跳过去的历史“阶段”（斯大林语），那么阿姆斯特丹国际则是一个更大的阶段，因为整体总是大于自己的一个部分的（总理事会加入阿姆斯特丹国际）。如果说在政治上同工会上层人士断绝关系意味着号召工人退出工会（布哈林的理论），那么显然，我们不加入阿姆斯特丹国际就等于号召全世界的工人不加入工会或退出工会。
然而，中央的《通告信》（1926年1月14日《真理报》）说：“联共（布）中央坚决驳斥所谓苏联工会有可能加入阿姆斯特丹国际的反革命传言”。这个断然声明本身没有给任何曲解留下余地，然而需要重新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不加入作为历史上的一个工会组织因而也是一个历史“阶段”的阿姆斯特丹国际呢？
这种解释尤为必要的原因是：（1）我国几乎所有的工会去年在章程中都不再提起红色工会国际，而是说要加入工会国际联合会；当时人所共知，除了共产国际只有一个国际联合会——阿姆斯特丹同际；（2）许多著名的和负责的党的工作人员在1925年都表示赞成加入阿姆斯特丹国际：一些人主张有条件加入（托姆斯基同志），另一些人主张无条件地坚决加入（政治局候补委员卡冈诺维奇[5]同志）。
同英国代表团的巴黎谈判和柏林谈判结果使问题更加复杂。总理事会坚决拒绝以任何方式同我们共同参加实际斗争，然而却又一次在关于工会运动的统一的决议上签了字。这一决议同保留英俄委员会本身一样，其惟一的现实意义只能理解为：委员会应当成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参加阿姆斯特丹国际的桥梁。然而这一想法本身却被宣布为“反革命传言”。
显然，中派主义意味着在世界工人运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前后脱节、自相矛盾和思想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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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集团在共产国际所有其他问题上的政策，就其实质来说，具有同样的中派主义性质。
4．在波兰，在发生军事政变（在时间上正好与英国总罢工相合）的日子里，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实行可怜的尾巴主义政策，将共产党变成了小资产阶级爱国主义自发势力的组成部分。在如此严重的关头很难想像还有比这更大的机会主义错误。然而，我国报刊对波共中央委员会的批评如同蜻蜓点水，似乎是为了求得良心上的平衡。波共中央委员会在最紧要的关头把党引上了克伦斯基式的道路，却未伤一根寒毛。而左派却被解除工作，遭到批判，在德围左派则被开除出党。
5．英国共产党在批评工党中的中派和工联主义方面过去和现在表现得都不够坚决。指出下面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英国共产党领导人认为共产国际关于总罢工被出卖的提纲过于严厉，只是迫于巨大的压力才将提纲登载出来。他们认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呼吁书是错误的。斯大林集团不是坦率地和坚决地指出英国共产党的这些弱点（这些弱点如果不能及时得到克服，就会在今后给英国无产阶级带来极大的困难），而是掩饰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消极观望和犹豫不决等过错，并对指出这些过错的人进行公开迫害。
6．领导集团对国民党采取的立场具有完全的机会主义性质。现在，当中国的民族民主运动越来越按阶级路线划分的时候；当年轻的中国无产阶级通过发动有数百万工人参加的罢工而走上斗争舞台的时候；当工会组织吸收了数万、数十万工人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已经不能再作为一个宣传团体继续留在国民党内，而应当给自己提出成为独立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的任务，这个党应当为争取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领导权而进行斗争。共产党的独立性决定着它不能在组织上加入国民党，但并不排除它同国民党结成长期的政治联盟，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斯大林集团却把关于共产党和国民党在组织上划清界限的问题提法本身说成是“极左”、“投降主义”、“取消主义”以及其他一些难听的字眼，以便掩饰其对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错误的、尾巴主义的态度和对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斗争中可能起的作用的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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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斯大林集团在世界革命运动的问题上堕落到中派主义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联共党内反对反对派的残酷的机关斗争使这种堕落日益加剧。联共内部斗争的原则方针必然会在共产国际各党中有所反映。外国党内反对反对派追随者的斗争将推动斯大林集团越来越向右转，从而将斯大林集团在世界工人运动问题上的中派主义、机会主义路线暴露无遗。
十、关于“稳定”问题的抽象提法是机会主义的理论伪装
战后我们在欧洲看到了什么？经济方面：生产的不正常的急剧收缩和扩大——尽管某些领域取得了技术成就，但整体上仍低于战前所达到的水平。政治方面：政治局势如此急剧的动荡，忽左忽右。
什么是稳定？战前和战后的欧洲
可以称之为真正稳定和有生命力的资本主义制度是这样的：生产力的发展能够充分满足不断扩大的整个生产的需要，满足部分改善劳动群众至少是劳动群众上层状况的需要。这样的情况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中都没有出现过。一个国家或一个工业部门的状况的暂时改善反映出另一个国家或另一个工业部门的状况的恶化。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样理解稳定呢？
（1）没有战争，至少在欧洲大陆没有战争。
（2）没有革命——指公开的国内战争。
（3）各国之间建立起比较“正常的”经济关系，其中包括通商条约。
（4）货币比较稳定。
战前我们在欧洲看到了什么？
经济方面：通过“正常的”行情波动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高。
政治方面：通过不大的动荡社会民主党得到发展，自由主义遭到削弱。
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经济和政治矛盾加剧的有序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不断为无产阶级革命准备先决条件。
稳定和普塞尔现象
稳定，比如说，对于今天的英国意味着什么呢？生产力的发展吗？经济情况的改善吗？更加美好的前程吗？工人群众的相对满意和平静吗？绝对不是。英国资本主义的所谓稳定依靠的完全是五花八门和形形色色的旧工人组织中的保守势力，而且是在英国共产党软弱无力的情况下。英国在经济和社会关系方面革命已经完全成熟。问题纯粹是在政治方面。稳定的主要基础是工党和工联的上层人物，这些人在英国实质上是按分工原则组成的一个统一的整体。在工人群众处于总罢工和挖煤工罢工期间那种状态下，在资本主义稳定的机制中占据主要地位的已经不再是麦克唐纳和托马斯，而是皮尤、普塞尔及其一伙。他们起主要作用，托马斯起补充作用。没有普塞尔，托马斯就失去了依托，而与托马斯一起的还有鲍德温。虚伪的、外交官式的、披上伪装的、普塞尔式的“左派”，时而轮流地，时而同时地与教徒和布尔什维克称兄道弟，他们随时准备不仅要退却，而且要叛变，这就是英国革命现在的主要障碍。稳定这就楚普塞尔现象。谁不理解这一点，谁就不知道了解整个政治形势的关键。由此可见，以存在稳定为由来证明同普塞尔结成政治联盟是正确的，这是理论上多么荒谬，实践上多么有害的机会主义。英国经济的客观稳定遭到了根本破坏。为了动摇政治稳定，应当摧毁普塞尔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工人群众的面前同普塞尔保持一致，哪怕是一丝一毫的一致，也是一种极大的犯罪和耻辱。
为了德国党的稳定，两个基本派别应当在思想政治上相互接近和相互渗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拥有正确的政策和相宜的领导。
当然，这并不是说，右派或左派将完完全全以现在的形式加入这个联合组织。一定的选举是不可避免的。将被淘汰的首先是两个派别中那些迄今为止仍对自己的片面性和党的领导必然建立在更正确、更全面的共产主义政策基础上缺乏认识的人。不可避免地将被淘汰的还有那些准备同共产国际分道扬镳或宣称苏联是资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应当对这个国家采取反对派立场的“左派”分子。当然，这并不是说，应当将每个对共产国际或对苏联有过激言论的工人都自动排除在外。在受联共内部事件影响进行激烈的派别斗争的情况下，这种过激言论是不可避免的。但德国共产党变更力量配置当然应当在共产国际和严格的党的继承性的范围内进行。右派和左派在现时党的犮展的更高阶段上的相互接近，其目的决不是要消除或摆脱“台尔曼集团”的领导，因为这样做只是意味着将台尔曼自己现在用于左派的那些错误方法用于这个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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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一些战后大规模群众斗争经验不够丰富的国家里，共产党内的派别具有不够鲜明的特征，但这些派别总的来说反映了那些向这一或那一方向倾斜，集偶然事件、外部压力、个人因素等于一身的发展中的矛盾。然而，就是对法国来说，也不可能通过消除所谓的右派和左派方式来保证对党实行正确的和稳定的领导，这是毫无疑义的。那种旨在通过施加组织压力的方法使这两个派别处于反对派地位的不可原谅的派别政策是极其有害的，应当受到坚决的谴责。另一方面，每一个反对派集团和这些集团的每一个成员，如果意识不到必须在法国阶级斗争的发展所提出的任务的基础上相互接近，将不可避免地被今后的发展抛到一边。革命的政策不是向昨天而是向明天看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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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以上所述理解为，现存的右派或左派表达了同正式的中央相对立的已经很完备的正确方针。无疑，在一些右派中间存在着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而在左派中间——则有不少的“幼稚病”。如果认为官方的领导干部大部分都是没有思想的官僚主义者，那也是错误的。事实上，对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命运担忧的责任感使许多真正的革命者暂时留在了占统治地位的官僚主义制度下，尽管对这种制度的不满与日俱增。然而，从以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在共产国际内部，在全面争论——其中包括围绕联共许多问题进行争论——的基础上，彻底的重新配置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只有这样共产国际各党才能摆脱以联共的现行制度为基本来源的机关淫威。
共产国际的所有有生命力的部分越是迅速地、广泛地、坚决地提出这个迫切任务，而不理睬现在那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明日黄花的派别，这个任务解决时引起的震动就越小。
十一、出路
国内和国际政策的所有问题必然会使我们重新面对党的制度的问题。在经济、工资、税收等问题上背离阶级路线，就其本身来说当然是极其严重的危险。然而，由于斯大林制度束缚了党的手脚，使党没有机会通过正常的途径纠正党的领导层的方针，这一危险扩大了10倍。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共产国际。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必须对共产国际实行更民主的集体领导的决议在实践中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在共产国际问题上的最重要决议都是通过纯粹的派别方式作出的，通过斯大林派遣的秘使贯彻实行的。改变共产国际的制度成了国际革命运动生死存亡的问题。这种改变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实现或者同时改变联共的制度，或者通过反对联共在共产国标中的领导作用的斗争。无须多言，所有的努力都应当是为了保证实现第一种途径。争取改变联共制度的斗争就是争取改善共产国际制度和保留我们党在共产国际中的思想领导作用的斗争。
在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和代表大会之后，关于党的制度的问题更加激化，表现为斯大林应不应当继续担任总书记这样一个问题。这样的提法同所谓的列宁遗嘱有继承关系，列宁建议为了党的健康发展应及时撤消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列宁的理由是，斯大林粗暴，不守规矩，会滥用权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建议充满深刻的政治和心理敏锐性，对此现在未必还会有疑问。斯大林的力量十分之九不是他个人的力量，而是他“继承下来”的机关的力量，因为斯大林早在列宁生前就当上了总书记，尽管这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违背列宁意愿的。在列宁生前，尽管斯大林是总书记，但机关执行的是政治局的政策即列宁的政策。列宁去世后，斯大林领导的机关变成了独立的力量。斯大林的作用就是党内派别官僚主义原则最完整的表达者的作用。但正因为这样，现在问题决不在于斯大林当还是不当总书记。显然，即使中央委员会明天能解除斯大林（“根据他个人的请求”）的总书记职务，任命鲁祖塔克、莫洛托夫等担任这一职务或者根本取消总书记一职，实际上这在目前的总的形势下也不会给党的制度带来任何变化。现在的中央委员会同中央监察委员会—样，完全是通过派别途径单方面挑选出来的。省委书记、边区书记和州委书记也是通过上头这种派别方式由上级挑选出来的，然后由这些书记如法挑选出县委书记和区委书记。每一位书记再相应地为自已挑选出省委员会、边区委员会、县委员会、区委员会等等。在选举出席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的代表时，名单实际上是由书记们圈定的，而且经常警告说，省委或中央“不能容忍”反对派的代表当选。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管理中被荒谬到极点的派别官僚主义集中制取而代之。机关掐住了党的喉咙，不仅不让党说话，而且不让党喘气。机关的核心是封闭的斯大林集团，这个集团认为自己是不可更换的：对它的任何批评在第一阶段都被它宣布为反对党的统一的罪行，在第二阶段则被说成是国事罪。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是以总书记身份还是以政治局委员身份或是以其他什么身份来领导他那个在党的机关内部组成的集团，已经完全无关紧要了。斯大林的集团独裁使党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这种独裁如果不遇到反击，将给党带来越来越惨痛的一次又一次动荡。问题不在于让斯大林名誉扫地和将他驱除出去，即不在于用斯大林之道还治斯大林之身，而在于恢复正常的即列宁的党内制度，斯大林集团也将会溶合于这个制度之中。应当将党对机关的权力还给党。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召开经过认真准备和民主选举的代表大会，这样的代表大会将使中央委员会和所有党的机关的组成符合百万党员的真正想法和情绪。
列·托洛茨基
1926年9月
[1] 乌斯特里亚洛夫，尼·瓦·（1890〜1938）——立宪民主党活动家，曾参加高尔察克白卫政府，高失败后移居哈尔滨。1921〜1922年在布拉格和巴黎出版《路标转换》文集和杂志，是路标转换派的思想家之一。1935年返回苏联。
[2] 雅柯夫列夫，雅·阿·（1896〜1938）——191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2—1923年任党中央鼓动宣传部副部长，后历任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农业人民委员等职。
[3] 斯列普可夫，A．H．（1899〜1937）——1919年入党。1924〜1928年在《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工作，1928〜1932年任伏尔加区委常务局委员和宣传鼓动工作部部长。后遭镇压。
[4] 斯腾，Я．З．（1899～1938）——1914年入党。1924～1927年任共产国际执全会宣传鼓动部处长，1927—1928年任联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1928〜1930年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副院长。
[5] “……我们应当在广大工人群众中取得牢固地位，我们应当加入阿姆斯特丹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工会组织。有些人会产生疑问：我们布尔什维克一直都在同机会主义者作斗争，怎么能同他们在阿姆斯特丹国际中坐在一起呢？这似乎有些不好理解，但事实上这是一种迂回前进的力式。广大工人群众在相当大程度上跟着阿姆斯恃丹国际走——因此我们应当到有群众的地方去。我们布尔什维克希望，我们在反对资本进攻的基础上与阿姆斯特丹国际共同工作，我们就能把其他国家的工会组织首先是英国的工会组织团结在我们周围……“（拉·莫·卡冈诺维奇《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之后党的工会的当前任务》第52页）。——托洛茨基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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