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马克思主义与军事斗争 1924年3月19日 说明：首次发表在1924年3月28日的《真理报》上，英译本发表在1944年5月的《新国际》杂志上。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这本书基本上是对1870年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的分析记录。它是由战争期间发表在《派尔—麦尔新闻》上的一系列文章汇编而成。所以，读者也就不必指望能在这些文章中找到什么军事专著或系统的兵法理论了。这不是恩格斯的任务，恩格斯的任务是对交战双方的军力与手段进行全面分析，并逐日分析双方使用这些军力与手段的方法，帮助读者认清军事行动的实际情况，有时甚至还要把所谓的未来的面纱揭开一角。这类军事评论至少占据了此书三分之二的篇幅。剩下的三分之一则紧密结合普法战争的进程，对军事专业的多个专业领域进行了探讨，比如《如何击败普军》、《普鲁士军事制度的原则》、《萨拉哥沙—巴黎》、《法皇的辩白》等。 显然，对这本书，不应该像对恩格斯其他的纯理论著作一样来研究和阅读。为了最好地理解包含在这本书中的形象具体的思想与评述，必须在地图上分析普法战争中的每一步军事行动，并把最新的战争史研究成果考虑进去。普通读者不必给自己规定这样一个科学地批评的任务：这要求读者接受过军事训练，对这个课题有着特殊的兴趣，并且愿意投入大量的时间。但是，为了这种兴趣而投入如此之大，这样做对吗？在我们看来，是的，因为这能让我们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本人的军事水平和军事上的洞察力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深入分析恩格斯极其简练的文章，把他的判断与预测与同时代的其他军事作家的判断与预测进行对比，不仅对了解他的生平大有帮助——而他的生平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重要篇章——而且也能给马克思主义与军事专业这个问题提供一个非常合适的例证。 一件贯穿始终的工作恩格斯在所有这些文章中只字未提马克思主义或辩证法，然而我们不必为此感到惊讶，因为他当时是在匿名给一家资产阶级期刊撰稿，而且马克思的名字在那时也还鲜为人知。但是，恩格斯之所以没有在这些文章中显露出这些一般理论性的思考，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外部因素。我们也许可以相信：假如恩格斯当时有机会在一家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报纸上讨论普法战争——他能更自由地表达自己政治上的爱憎——他对战争的分析与评价也许并不会与他在《派尔—麦尔新闻》上发表过的有多大差别。恩格斯恪守了原则，没有把任何抽象的教条从外界插进军事科学的领域，也没有提出什么新发现的战术秘诀。 尽管恩格斯的文章十分简洁，但我们还是能看出来，他非常认真地研究了战争的各种要素，从国家的领土面积与人口，到特罗胥[2]将军的过往生平，研究这个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位将军的习性。在这些文章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出恩格斯在撰写这些文章之前，就一直在不断进行着浩大的工作。恩格斯不仅是一位知识渊博的思想家，还是一位卓越的作家，他并不是只会把原材料塞给读者。这也许会让人觉得他的一些观察与总结有失粗率，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对经验性的材料进行了精心加工，做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判断。有一个事实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后来的战争过程，反复证实了恩格斯的预测。毋庸置疑的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恩格斯的这本著作，就是说，我们年轻的军事理论家要像恩格斯研究战争一样，以巨大的热情来研究恩格斯的这本著作。 战争中的数量与质量但即使是在那些只是读过而没有研究过这本书的人当中——即使是在军人中间，这些人也占了绝大多数——恩格斯的这本书也会极大地激起他们的兴趣，这不仅是因为此书对许多军事行动进行了分析，也是因为在这本军事评论中充满了对战争过程的整体评述，以及在军事专业领域中的判断，前面讲过，有几篇文章全篇都是讲这些内容的。 根据毕达哥拉斯派的旧观念，数字——现实意义上的数字，而不是神秘意义上的——主宰着世间万物，这句话也许特别适用于战争。首先是营的数量。然后是火炮的数量，火器的性能指标也根据射程和精度得到了量化。士兵的士气，可根据长途行军的能力、忍受敌方火力的时间长短等因素来估算。然而，我们越是深入这个领域，问题也就变得更为复杂。一国的装备的数量和特点取决于该国的生产力状况。军队及其指挥人员的构成则与该国的社会结果相符。后勤管理机关取决于整个政权机关，政权机关又取决于统治阶级的性质。军队的士气取决于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统治阶级根据战争的任务要求来制定军队的主观目标的能力。指挥人员的能力与才干，取决于统治阶级在历史上的作用，取决于统治阶级将国土上最有创造力的力量集中使用在自己的目的上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又取决于统治阶级是否发挥了进步的历史作用，还是已经苟延残喘、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存续而斗争。 至此，我们还只揭开了基本的坐标系，通过这些坐标也只能让人有个大致的概念。在现实中，战争行为的各个领域是相互依赖的，它们又都与社会秩序的多个方面紧密相连，而且关系要复杂、具体得多。在战场上的最终分析中，所有这些数据最后总结为普通士兵的数量、指挥官、伤亡人数、俘虏与逃兵人数、占领区的面积与战利品的数量。但是，最终的结果该如何预测呢？假如在战役或战争发生之前，就能准确地记录和测算一切因素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战争了，因为谁也不想打一场预先就知道要失败的仗。但是我们无法准确预测全部因素。在战争中，只有最直接的物质因素，才能得到量化。 不过，到目前为止，由于军队的物质因素方面的问题，都要依靠整个国家的经济，所以任何分析，当然还有任何预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假定的数值。在精神因素方面更是如此：该国的政治稳定程度、军队的战斗意志、后方的态度、国家机关各部门之间工作的协调程度，指挥官的才能，等等。拉普拉斯[3]曾说过，如果有一智慧处在可以窥测世间万物的发展过程的位置上，就能准确无误地预测未来发生的一切。这个结论当然是从决定论推导出来的：一切结果必有其原因。但是大家都知道，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不具备这样的智慧。因此，即便是天资最聪颖、知识又最为渊博的人，也经常会在预测中出错。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只有尽可能深入地观察已知的过程中的各种要素、尽可能找出这些要素应该在的位置、把它们综合起来加以估计，再加上丰富的创造性的科学经验和广阔的视野，才能得出正确的预测。 步兵的过去与现在恩格斯谦虚地把这本著作的任务定为“给报纸写的军事评论”，他在写作中自始至终坚持了这一点：他在写作中，处处都透露出了一个曾接受过伟大的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理论学校、1848年革命的实践学校和第一国际的熏陶的军事综合评论家的敏锐观察力。 恩格斯写道：“现在我们把双方准备互相残杀的兵力作一对比。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只谈步兵。步兵是决定战斗胜负的兵种。而在骑兵和炮兵（包括多管炮和其他奏奇效的兵器）方面的微弱优势，对于任何一方都是没有很大意义的[4]。”
这段话对于1870年的法国和德国来说，大体上是对的，当然，在我们这个时代，这话就不再正确了。现在不可能只靠营的数量来测算军事力量的对比。时至今日，步兵确实仍是战斗中的主要因素。但步兵的技术水平已经有了显著的增长，尽管各国军队的增长程度并不完全一致。我们不仅应该考虑到在1870年还是一种“奏奇效的兵器”的机枪，数量和重要性都已大幅提升的炮兵，还应该考虑到各种全新的辅助性科技：可用于战争和运输的汽车、航空器与化学武器。任何只考虑到营的数量，而没有考虑这些因素的统计，在现在都是彻底脱离实际的。恩格斯根据自己的计算，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可供调遣的经过训练的士兵这方面，德国远远胜过法国，战争拖得越久，对德国就越有利——除非拿破仑三世能够先发制人，在德国发挥自己的潜在优势之前，就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然后恩格斯转到了战略层面，这是一个独立的领域，在这里起作用的是最高级的军事艺术，这个层面上的军事艺术，通过一个由各种杠杆和传送带组成的复杂体系，与政治、经济、文化和行政结合为一体。在战略层面上，恩格斯认为，必须一开始就要正视无法逃避的现实的限制： “但在目前应当记住，任何时候都不应当确信这些战略计划会完全带来一切预期的效果。障碍随时随地都会发生，例如：部队可能在需要他们的时候不能准时来到；敌人可能突然移动，也可能已采取了意外的戒备措施；此外，激烈而顽强的战斗或者某一个将军的健全的理智，也往往能使败军避免因失败而造成的最坏的结局，即避免失去同自己基地的交通线[5]。”
这无疑是正确的，只有已故的普菲尔[6]将军和他后来的崇拜者之一才会反对这样一个现实主义的战略观念：即先考虑哪些因素才是整个战争计划中最重要的因素，然后再在情况许可的范围内把这些因素做到最好；要考虑到各种无法预先确定的因素；下达命令时要灵活，要根据具体形势和各种无法预料的变化来制定命令；最重要的是：要及时记录形势的每一个具体变化，并据此修改计划，甚至是推倒重来——这正是战争艺术的真谛所在。如果有一个算无遗策的战略计划，如果天气情况、士兵的伙食和行军还有敌人的意图都能预先准确算出，那么任何能够精通算法的四大优先准则的机器人都能成为百战百胜的战场指挥官。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这样的作战计划是不可能制定出来的。作战计划并不具备一种绝对的性质，正如恩格斯正确地指出的，即使是最完善的计划，也不能保证一定会胜利。另一方面，计划中的任何疏漏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失败。任何一个稍微严肃些的指挥官都知道要重视计划，但不可一味盲从计划。可要是哪个指挥官以此为借口否认计划的话，那他就会被枪毙或送进精神病院。军队中的政治事情是怎样与拿破仑三世的战略计划结合在一起的呢？我们已经知道，德国享有一个巨大的潜在优势，那就是它在训练有素的士兵这方面拥有绝对数量优势。正如恩格斯所强调的那样，拿破仑三世的任务是迅速而坚决地打击敌人，使敌人发挥不出这方面的优势。人们或许会以为，拿破仑的传统有利于这套方案。但是，不谈其他方面，要想实现这般大胆的方案，必须依赖于军需工作和第二帝国的整个体制，而它的官僚阶层既任性妄为又缺乏能力，所以它不能保障部队的后勤补给与装备供应。因此，在战争初期，矛盾不断，浪费了时间，谁也帮不上忙，任何计划都不可能执行下去，这一切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崩溃。 恩格斯在一些段落中，简单地谈了一下“政治”的干预会对军事行动造成的危害。乍一看，这与战争基本上是政治的延续这一观点是矛盾的。然而事实上，二者并无矛盾。战争当然是政治的延续，但它有自己独特的手段和方法。当政治为解决其基本任务而不得不诉诸战争时，政治不应该为了次要任务而妨碍战争。正如恩格斯所认为的，拿破仑三世企图发起军事行动，用短暂的胜利来使“舆论”偏向自己，而从军事观点来看，这样的行动显然是不明智的，所以，这当然就会被认为是政治对战争的不可容忍的干预，这样的干预会使战争不可能完成政治给它规定的基本任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拿破仑三世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权，不得不允许进行这样的政治干预，这个政权暴露出了明显的自责，使它在战争初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崩溃。 在军队连遭败仗、将士纷纷被俘之后，被击败的法国在甘贝塔[7]的领导下试图建立一支新的军队，恩格斯在评述了这些工作之后，对军事组织的本质做出了惊人的理解。他很好地描写了那些临时应征的、半守纪律的年轻士兵。他写道，这些部队“如果不率领他们向敌人前进，他们便会马上叫喊这是‘叛变’，而当敌人真正让他们认识到厉害时，他们却又会立刻逃跑”[8]。这不禁让我们想起自己在1917年至1918年间组建的第一批步兵分队和团队。 人民的武装力量恩格斯非常清楚，在其他必要条件都已具备的情况下，主要的困难在于将群众转变为一个个连或营。他写道：“谁要是见过民众队伍——无论是巴登的Freischaaren[9]，在布尔河作战的扬基志愿兵，法国的流动自卫军或是不列颠志愿军——的操练或战斗，谁就会立刻明白，这些军队无能和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在于军官不了解自己的职责[10]”。 最有教益的是看看恩格斯是如何用心论述军队中的地方自卫军的。在保存群众动员（群众起义）的力量、（在极短时间内）武装起来的民族等问题上，恩格斯与当时盛行于法国的种种伪革命的空谈是何等格格不入。恩格斯非常清楚军官和士官在营队中的重要作用。他准确地估计了第二帝国的正规军在惨败之后，第三共和国还能剩下多少军官。恩格斯高度关注了这些特征在新组建的所谓的卢瓦尔军团中的发展，这支部队绝非武装的乌合之众。例如他以赞扬的口吻写道，新建的这个军团不仅行动一致，服从命令，而且“重新学会了一件很重要的、被路易—拿破仑的军队完全遗忘了的事情：担任轻步兵勤务——一种掩护翼侧和后方不受突然的袭击、侦察敌情、突然袭击敌人部队、获取情报和捕捉俘虏的本领[11]。” 这在恩格斯的“报纸”文章中随处可见：大胆地掌握问题实质，方法上讲求实际，在大小事情上都具有敏锐的眼光，并总是能细致入微地掌控各种材料。他计算了法军征兵的数量和滑膛枪的数量，反复研究德军炮兵，思索普鲁士骑兵马匹的质量，并且从不忘记考虑普军士官的质量。面对着随着事态发展而出现的巴黎的攻防问题，他调查了巴黎城防工事的质量，德法两军炮兵的作战能力，并仔细思考了巴黎城墙背后是否还有可以投入作战的正规军。在1918年我们没有像恩格斯一样做过这些工作，这是多么的令人遗憾啊！如果我们做了这样的工作，当时广为散布的各种把“革命热情”和“无产阶级精神”同专业的组织、完善的纪律与训练有素的指挥对立起来的偏见，一定能够更快、更好地得到克服。 恩格斯的方法恩格斯的军事评论方法是表达的非常清楚的，他在《战争短评（十三）》[12]中反驳了来自柏林的德军“已坚决向巴黎挺进”的消息，这就是一个好例子。讨论巴黎城防工事的那篇文章[13]得到了马克思的热烈赞扬。讨论围攻巴黎的《战争短评（二十四）》，是恩格斯研究军事问题的一个好例子。恩格斯开篇就明确了两个要点：“第一，巴黎无从指望任何法军及时前来解围……第二，……巴黎的守备部队无力进行大规模的进攻[14]。”其他的分析全部围绕这两个基本点展开。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他对自由射手（franctireur）战争以及使用这种战法的可能性的两个评价[15]。恩格斯在他的每一篇评论中都充满了自信。这种自信经受住了两方面的考验：一方面是与“真正的”军事专家就相同的问题所写的文章的对比；另一方面是更为有力的考验——事件本身的考验。 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在分析中无情地排除了一切抽象概念，将战争看作各种行动的具体联系，从现存的各种力量、手段与使用它们的可能性的角度出发来考虑每一个行动，他就像……一个军事专家一样行动，也就是说，他像一个从事这门职业或行当的人一样，从指挥作战的各种内部因素出发，来考虑问题。恩格斯的文章在当时被当作匿名的军事专家所著，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当时他的朋友才给他起了“将军”这个绰号。是的，他就像“将军”一样来对待军事问题，他在专业的军事领域或许有所不足，或许缺乏必要的实战经验，但他拥有一个天才的大脑，这可不是每个将军都能有的。 可是，也许有人会问：尽管如此，但这些文章中哪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呢？。对于这个问题可以这样回答：在一定程度上，马克思主义在这些文章中表达得恰到好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哲学前提之一，就是真理总是以具体形式表现的。这就是说，战争的专业及其问题不能简化为社会和政治问题。战争就是战争，任何一个要分析战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要牢记：战争的真理也是具体的。恩格斯这本书讲的主要就是这个道理。但这本书讲的还不止这一点。 如果军事问题不能被简化为政治问题，那我们也就不能将军事问题同政治问题分隔开来。我们前面讲过，战争是政治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延续。提出这个辩证而深刻的见解的是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延续，想要洞察战争真谛的人必须洞悉作为战争前提的政治。但是，战争是政治“以另外的形式”的延续，这意味着：要想准确地评估战争的“其他形式”，只有正确的政治导向是不够的。恩格斯最大的、无可比拟的优点就是：他能够深刻把握战争的独立性质——战争具有自己的内在技艺、结构、方法、传统与成见——同时又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专家，而在最终的分析中战争总是要服从政治的。 无需赘言，这个巨大的优势，并不能保证恩格斯在具体的军事判断与预测中不犯错误。在美国内战期间，恩格斯高估了南军在第一阶段显示出来的纯军事优势，并因此认为南方有可能赢得战争。在1866年的普奥战争中，就在那场至关重要的、奠定了普鲁士的胜利的凯尼格列茨战役前夜，恩格斯还指望普鲁士后备军中发生兵变[16]。在这本普法战争的评论集中，尽管从整体上来说，恩格斯的预测要比前面两个例子正确得多，但在个别问题上肯定也会出现一些失误。只有极其天真的人，才会以为马克思、恩格斯或列宁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的所有判断都是正确的。在对那些最重大、最复杂的问题下判断时，他们比别人犯的错要少，这才是他们的思考的伟大之处。他们的伟大之处还在于：在某些问题上，他们做出的判断是错误的，而有些人，不管是否出于侥幸，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但是，在对他们判断错误的原因进行认真的分析之后，往往能够让人获得更为深刻的教益。 阶级的战略战术各种抽象的概念，比如每个阶级都有其独特的战术和战略的观点，自然不会得到恩格斯的支持。他非常清楚，军事组织与战争的根基，是由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而不是纯粹的阶级意志来决定的。当然，必须承认，封建时代自有其战术，甚至是有一系列协调的战术；资本主义时代也不只有一种、而是有多种战术；如果社会主义被迫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的话，那它也一定会发展出新的战争策略。总的来说，这样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要比封建社会高，而假以时日，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也会高过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不能走得太远了。如果走得太远，就会得出这种错误的结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在生产力还十分低下的时候，也能立即形成新的战术——而新战术只有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情况下才会出现。 我们以前经常把经济的过程与现象同军事进行比较。如今，针对经济提出一些军事问题，或许也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在经济方面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在社会主义经济的条件下，工业是工人国家的财产，并依照工人国家的要求与指示来进行生产，这是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工业的社会管理制度，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有重大区别。这种重大区别体现在工业管理体系上，体现在管理人员的选举上，体现在工厂管理层与工人之间的关系等方面。但是，在生产过程方面，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我们已经创造了迥异于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属于自己的社会主义方法了吗？我们还远远没有做到这一点。生产方法取决于物质方面的技术，和工人的文化修养与生产水平。现在我们还用着破旧的机器，我们还没有充分利用我们的工厂，我们现在的生产力水平还不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在这方面，我们不仅没有创造出任何新的东西，而且我们还只能希望，经过多年努力之后，我们能够获得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就已经用上了的生产方法和手段，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生产方法与手段，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才会将我们远远抛在后面。尽管如此，如果这就是经济方面的问题的话，那么军事领域的问题也不会差得太远吧？战术是由现有的战争技术与军人的军事素养和文化水平决定的。 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军队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管理结构与资产阶级军队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的。这体现于指挥员的选拔方式、指挥员与普通战士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于鼓舞我们军队战斗的政治目的。但我们不能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凭借着我们如此之低的技术水平与文化水平，我们也已经能够创造全新的战术，而且要比最文明的西方野兽已经拥有的战术更加完善。恩格斯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的第一阶段将要持续很多年，不能把这个第一阶段等同于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更高的发展阶段。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础上，随着生产力的增长，我们的生产过程也必然会获得迥异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过程的性质。为了改变生产的性质，我们不需要更多的革命，不需要改变所有制，只需要在已有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军队。在苏维埃国家，以工人和农民组成的劳动共同体为基础，在先进工人的指导下，我们肯定会创造出新的战术。但新的战术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创造出来呢？当我们的生产力接近或超过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 明白这一点之后，就不难理解：当我们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军事冲突时，我们会有一个很小但却弥足珍贵的优点，足以让我们潜在的敌人丧命。这个优点就是：产生了绝大多数普通士兵的那个阶级，与我们的统治阶级并不是敌对关系。我们的国家是工人与农民的国家，我们的军队是工人与农民的军队。但这不是军事上的而是政治上的优势。不能因为有了这个政治优势就在军事上自高自大。恰恰相反，我们对自己的落后了解得越清楚，就能越谦虚，也就能更快地学会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与战术，一旦发生军事冲突，我们在资产阶级军队中间插入楔子——不仅是军事上的楔子，更是革命的楔子——离间资产阶级与普通士兵，使其分化瓦解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大名鼎鼎的切尔诺夫[17]曾做出一个重大发现：他发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民族主义”，我不知道在这里提到这个发现是否合适。对于这个问题，早在我们之前，恩格斯的这本书就已对此做出了明确的回答，这个回答并未改变我们之前的判断。他捍卫德意志的民族利益，反对拿破仑三世的帝国，因为在当时的具体历史关系中，德意志民族统一的利益代表着进步的、潜在的革命性的力量。在同样的规律指导下，我们现在支持殖民地人民的民族利益，反对帝国主义。恩格斯在普法战争第一阶段写的文章中，非常委婉地表达了这种立场。难道只因为恩格斯是德意志人，他就应该去迎合拿破仑三世和切尔诺夫，对普法战争的历史意义做出相反的评价吗？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当这场战争的进步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德意志的统一已经得到确保，法兰西第二帝国已被推翻的时候，恩格斯立刻改变了他的“同情”——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个充满了感情色彩的字眼来表达他的政治倾向的话。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因为在完成这些任务之后，问题已变为确保普鲁士容克在德国的统治地位，以及确保普鲁士化的德国在欧洲的统治地位了。在这种情况下，保卫已被肢解的法国，就成了一件具有革命因素的事情，甚至可能转化为革命。这时恩格斯便站在了保卫法国的立场。但是，正如他在战争前半阶段一样，他在后半阶段也没有让自己的同情心影响对战争形势的客观判断，最起码他竭力避免了这种情况发生。在战争的两个阶段中，他都充分思考了战争的各种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因素，这为他的预测奠定了坚实的客观基础。 指出这一点并不是多余的（即使只是简单提一下）：这个“爱国的”和“民族主义的”恩格斯，在讨论加强法国首都城防的文章中，是如何带着同情心考虑了英国、意大利、奥地利和斯堪的纳维亚发起有利于法国的干涉的可能性[18]。他在一家英国报纸上的专栏文章提出这些观点，就是为了推动外国发起干涉，向霍亨佐伦王朝统治的亲爱的德意志祖国开战。这甚至要比一趟密封列车[19]更有力量！ 恩格斯对军事问题的兴趣，并非出于民族利益，而纯粹是出于革命的利益。作为一个在1848年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创作了《共产党宣言》、经历过大小革命斗争的成熟的革命家，恩格斯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看做一个纯粹的实践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并不完全取决于军事问题。在1859年、1864年、1866年和1870年至1871年的民族运动与战争中，恩格斯都在寻找直接推动革命行动的方法。他仔细观察了每一场新战争，并揭示了这些战争与革命相关的可能性，还试图寻找在未来通过武力进行革命的稳妥办法。在恩格斯对军队和战争问题的解释中，我们找不到一丝学究式的和纯鼓动性的态度，这些解释都是活泼生动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原则立场上是一致的。但马克思并没有专门研究军事问题，他在这方面完全依赖他的“第二小提琴手”。 在第二国际时期，就像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一样，这种出于革命利益而研究战争问题的态度，已经几乎被彻底抛弃了。但是，将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最清楚地表现出来的，或许是它对军国主义的肤浅的轻蔑态度，在它眼里，军国主义是一种野蛮的习俗，甚至不值得自己去关注。1914年至1918年的帝国主义大战，再次让人回想起了——伴随着何等强烈的轻率！——军国主义，已经完全不是陈词滥调的鼓动与议会中的长篇大论里的那个样子了。战争打得各国社会党惊慌失措，他们原先义正辞严地反对军国主义，现在却对军国主义卑躬屈膝。是十月革命第一个挺身而出，它不仅唤醒了积极对待战争问题的革命态度，还在实际上把军国主义的矛头转向了各国统治阶级。世界革命将把这项工作进行到底。 注释 [1] 普法战争期间，《派尔—麦尔新闻》（Pall Mall Gazette）的一位撰稿人建议马克思为该报撰写军事通讯，马克思把这个建议转给了恩格斯，于是恩格斯便为该报撰写了59篇军事评论。恩格斯在世时，这些评论没有再版。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维克托·阿德勒（Victor Adler）保存了当时的《派尔—麦尔新闻》，在他去世后，恩格斯的这些文章才于1923年以《战争短评》的标题在维也纳出了单行本。1924年出了俄文版，本文即为托洛茨基为该书俄文版写的书评，发表于1924年3月28日的《真理报》。本文首次以英文发表于1944年5月号《新国际》。 《战争短评》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可在下列地址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17/002.htm [2] 路易·儒勒·特罗胥（Louis Jules Trochu，1815—1896），法国将军。普法战争爆发前曾因匿名撰写了一本同情七月王朝的小册子而被迫退役。法军连吃败仗后被重新起用，1870年8月17日任巴黎总督兼城防总司令，9月4日任国防政府主席，1871年辞去巴黎总督之职，但仍保留了国防政府主席的职务，直到2月。1872年退出政界，1873年退役。 [3] 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1749—1827），法国数学家。 [4] 《战争短评（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14页。 [5] 《战争短评（三）》，同上，第24页。 [6] 恩斯特·海因里希·阿道夫·冯·普菲尔（Ernst Heinrich Adolf von Pfuel，1779—1866），德国将领，曾任普鲁士陆军大臣和首相。 [7] 莱昂·甘贝塔（Léon Gambetta，1838—1882），法国政治家，在普法战争期间，当拿破仑三世被俘后，法国成立了第三共和国，由他出任国防政府的内政部长。 [8] 《战争短评（二十七）》，同上，第181页。 [9] 巴登的Freischaaren是１８４９年德国南部和西部为了维护帝国宪法而举行起义时期加入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抗击侵入普法尔茨和巴登的普鲁士军队的志愿部队。 [10] 《麦茨的陷落》，同上，第162页。 [11] 《法国的军事形势》，同上，第196页。 [12] 《战争短评（十三）》，同上，第77—79页。 [13] 《战争短评（十六）》，同上，第94—98页。 [14] 《战争短评（二十四）》，同上，第148—149页。 [15] 《普鲁士的自由射手》，同上，第214—218页。 [16] 《德国战争短评（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07页。 [17]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尔诺夫（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Чернов，1873—1952），社会革命党创立者之一，二月革命后曾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和立宪会议主席，十月革命后参加白军运动，失败后流亡欧洲。 [18] 《筑垒的首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188—189页。 [19] 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列宁等流亡在欧洲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领袖要返回俄国，但协约国拒绝让他们通过，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同德国政府接触，请求德国政府允许他们经过德国领土返回俄国。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德方同意列宁等人乘坐一趟密封的列车穿过德国领土；作为交换，列宁等人承诺回国后劝说临时政府释放同等数量的同盟国战俘。4月16日晚，列宁终于抵达了阔别多年的祖国，次日立刻提出了著名的《四月提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