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致米·奥里明斯基[1] （1921年12月6日） 《托洛茨基读本》编者按：我们已经说过，1917年以前在组织问题上列宁和托洛茨基有过严重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表现在会议上的争论、报刊上的论战，也表现在当时的私人通信上。私人通信是不公发表的，语言往往显得更加坦率激烈，用词不加控制。托洛茨基1913年4月1日写给尼·谢·齐赫泽的信等就属此类，其中对列宁颇多不敬之词。1921年主持党史研究工作的奥里明斯基就是否公布托洛茨基给齐赫泽的信征询托洛茨基的意见。托洛茨基明确地予以拒绝，认为“会造成完全多余的政治上的麻烦”，同时还“可能会导致一场论战”。托洛茨基认为，他过去进行论战的文章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分析革命内部的力量和革命的前途的文章，他“可以一字不改地拿出去，因为这些文章从1917年起就完完全全符合我党的立场”，另一类是对俄国社会党各派的估计，这“显然是错误的”。应该说，托洛茨基当时对历史问题所采取的态度是明智的。然而几年之后，在党内争论中不断采取翻历史老账、公布不利于对方的历史文件的办法，以达到打倒对方的目的。1924－1925年间，在反托洛茨基的高潮中，托洛茨基1913年给齐赫泽的信、1915年给乌里茨基的信被公布，收入《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一书。 亲爱的米哈伊尔·斯切潘诺维奇： 请原谅，答复迟了些。这个星期我忙得厉害。您问到可不可以公布我给齐赫泽[2]的信件。我不以为这样做是适当的。现在还不是谈往事的时候。那些信都是在一时的印象和需要下草成的，信中的语调就表现了这种情况。今天的读者不会理解这种语调，不会去查考必要的史实，因而只会感到莫名其妙。从国外应该可以得到党内档案和国外马克思主义书刊。那里会有所有参加过“吵架”的人的大量信件。莫非您打算现在公布它们吗？这会造成完全多余的政治上的麻烦，因为党内大概找不到几个老侨民在当时思想斗争的影响下，出于一时的激动等等而未在通信中互相粗暴地辱骂过。 给我的信加一些说明吗？但这等于把我当时同布尔什维克的意见分歧说出来。我在自己的小册子《总结与展望》的序言中简略地谈过这一点。我看不出由于偶然在警察厅的案卷中发现一些信件就有重提旧事的必要。对于这一点应当补充说，现在回顾派别斗争可能会导致一场论战，因为——我对这件事衷心感到后悔——我绝不认为我和布尔什维克的意见分歧全是我不对。在对孟什维克派的估计方面是我不对，而且是根本不对，我把它的革命可能性估计太高了，希望能够孤立并完全消灭它的右翼。但是，这个根本错误之发生，是因为我用不断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的观点来看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两个派别，而在那个时期无论布尔什维克或孟什维克都是坚持资产阶级革命和民主共和国的观点的。当时我认为两派之间的意见分歧在原则上并不怎么厉害，我曾希望（我在信件和报告里屡次表示过这种希望）革命进程本身能把两派引导到不断革命和工人阶级争夺政权的立场上，这一点在1905年已经部分地实现了（如列宁同志为考茨基论俄国革命动力一文写的序言和《开端报》的整个路线）。 我认为我对革命动力的估计是绝对正确的，而我根据这个估计对两个派所做的结论则是绝对不正确的。只有布尔什维克主义由于自己的不调和的路线，才把旧知识界和工人阶级先进阶层中的真正革命分子集中在自己的队伍里。只是由于布尔什维主义建立了这种革命的、紧密团结的组织，才可能那么迅速地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转变为革命社会主义的立场。 现在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把我同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进行论战的文章分做两大类：一类是关于分析革命的内部力量和关于革命的前途（见罗莎·卢森堡主编的波兰理论性机关刊物，《新时代》杂志）的文章；另一类是关于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各派的估计、关于各派别的斗争等等的文章。第一类文章，就是现在我也可以一字不改地拿出去，因为这些文章从1917年起就完完全全符合我们党的立场。第二类文章显然是错误的，不值得再版了。寄来的两封信就属于这第二类文章，发表它们是不合时宜的。10年以后让别的人去做这件事吧，如果那时对此感兴趣的话。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托洛茨基
[1] 米·斯·奥里明斯基（1863－1928）——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主持俄共（布）党史委员会的工作，是《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的编辑，列宁研究院院委员会委员。 [2] 尼·谢·齐赫泽（1864－1926）——俄国孟什维克领袖之一。第三、四届国家杜马代表，第四届国家杜马孟什维克党团领袖。1917年二月革命后是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委员，护国派分子。十月革命后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主席。1921年移居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