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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和提案 （1907年5月）
说明：1907年5月在伦敦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一起合开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会上，两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孟什维克都反对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提案。托洛茨基在会上以“非派别”、“中派”立场发言，试图撮合两派“统一”。
来源：“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托洛茨基言论（上）》（第151—174页） 讨论大会议程时的发言（5月2日〔15日〕） 同志们！听了阿列克辛斯基同志的发言，我终于明白了，我想你们也都明白了，为什么他是那样地渴望讨论“理论”问题。他受这种神圣的渴望的支配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在眼下讨论议程的时候，他就已经按捺不住地在讨论理论方面作了一番回顾，显然是要表明，他是如何理解这个问题的。他给我们念了被大家遗忘的《信使报》[38]、《评论》文集[39]等等上面被遗忘的文章里摘下来的大段大段的引文，——这是一个为文字骷髅举行的长长的送葬行列，它要同时展示阿列克辛斯基的马克思主义的博学多才和唐恩同志的充满致命矛盾的著作事业。在我们从实质上来探讨问题之前，我们现在就已经知道，某一天唐恩说“是”，而另一天问一个唐恩说“否”。至于坚持原则的阿列克辛斯基则总是说“否”，甚至在需要讲“是”的时候也是如此。单从这个小小的例子就可以明白，当阿列克辛斯基将来讲到“当代革命的性质”或“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时，他在我们面前将会发挥多么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和多么渊博的学识。对于我来说，单是这一个前景就足以投票赞成从议程上取消这类问题了。 我所希望的是代表大会能自始至终开成一个政治性的代表大会，一个革命政党代表们的集会，而不是爱好争论可疑的或者甚至不容置疑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俱乐部。我需要的是政治指令，而不是你们关于我国革命现阶段性质的一般的哲学观点。如果我通过诚实的脑力劳动所得出的对革命的整个观点和你们的观点不一样，那么你们可以相信，你们的决议不可能迫使我按照你们的观点来思考。如果你们通过一项明确的政治指令，那么不管我是否同意它，我将本着我作为一个党员所承担的自觉纪律加以贯彻。给我们一个行动的公式吧！这就是我所要求的。而且我想，派你们到这里来的工人们也会这样要求你们的。阿列克辛斯基喊道：但是不事先形成思想的统一，怎么能形成行动的统一呢？这是他的原话。这是非常准确的话，正是由于这一点，这些话把你们的观点引到了荒谬的地步。同志们，思想的统一不是在代表大会上造成的；你们所能做到的充其量不过是进行一次思想统计罢了，持这种观点的有多少多少代表，持另一种观点的有多少多少代表。仅此而已。至于那种不是形式上的，不是决议上的书面的思想统一，而是归根到底没有它党的存在就是不可思议的那种实际统一，那么它不是在伦敦这里，在这个教堂里，在对哲学题目匆匆忙忙的辩论中，而是在我们的各种判断和事件的实际进程的经常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如果你们相信你们对革命的总估计是正确的，那么就请耐心地等待，让事件有可能参加争论，而如果需要的话，就请用你们的理论论战来帮助事件的物质批判，但是不要急于在每一个具体时刻机械地估量党对每一个理论问题的认识状况。同阿列克辛斯基的意见相反，政治行动的统一在形形色色的思想下是可能的。怎么可能不是这样呢？要知道在相反的情况下政治活动将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我们的行动统一的基础是客观关系的统一，首先是阶级斗争的统一。我们的全部智慧在代表大会上应当表现在善于从各种事实的这一客观的统一，通过形形色色的主观观念，走向政治行动的统一。有人反对这一点说：不错，但是你们想使实践脱离理论。对你们来说在这两者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你们没有建立必要的理论前提，就去着手解决政治问题。我回答说，很好，我接受异议。但是请继续走下去，一直走到底。请建立前提吧！但要知道这需要方法。你们的方法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内容是什么？让我们就在这里建立“思想的统一”吧！在议论革命性质或阶级任务之前，首先让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分析一下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并作出决议说明有多少多少人对它作如此这般的理解。你们同意吗？其次，你们要求实践不脱离理论。但是要知道正是你们把它们分割开来了，而且是从根本上分割开来了。你们靠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生活。在洁白的那一面是你们的革命和阶级任务的哲学，而在乌黑的那一面你们放上关于杜马鼓动或工会问题。你们害怕不能在政治问题上展开你们的意见分歧。可是我要说，这是对意见分歧的最好的考验。如果你们的意见分歧有某种价值的话，它们在讨论党应当怎样做和做些什么的时候就一定会有反映。谁不想讨论“原则”问题，照阿列克辛斯基看来，谁就是有意在实际政策的“小水洼”中搅水。但要知道这些话正是你们的最好的自我谴责。你们说：我们的实践是那么渺小、狭隘和可怜，以致在讨论它的时候我们不能显示出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灿烂光辉。你们不是把如何使党的工作提高到应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高度的问题作为代表大会的重点，却公然骂我们的全部实践活动，换句话说就是党本身，是小水洼，而自己则走到门面讲究的理论练习的那一面去。你们知道你们想要的是什么吗？你们想用马克思主义的免罪符来安慰你们提出抗议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良心。而我对你们说，你们的这个免罪符我看只值六便士，不会再多了。但是我担心你们的派别的良心会更强烈地反抗你们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良心。你们担心，你们有一些人会直截了当地说，你们无法用政治问题来向群众解释，为什么你们本身作为不断地折磨党的两个派别而存在着。如果你们不能用政治问题来解释这一点，那么群众就永远也不会了解你们。只要事变对你们的意见分歧还没有感到需要，这些意见分歧就只具有书面上的，充其量也只具有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意义。如果你们相信你们的派别的生命力，那就请等待事变吧！但是你们没有耐心。马尔托夫同志出来宣称，他那一派准备接受竞赛。他威胁说要在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建立一道筑有可怕的炮楼的马克思主义城墙。瓦连廷以布尔什维克的名义回答他说：“我们不怕分裂！”他以挖掘一条深深的壕沟相威胁。马尔托夫同志！你们将用你们的论战性著作来建立你们的城墙，别的材料你们是没有的。瓦连廷同志，而你们将用你们的决议的铁锹来挖掘你们的壕沟。你们还是不能互相分开。因为分裂需要的东西比堆积如山的论战文件要多。如果你们认为分裂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就请你们等待着事变而不是决议来把你们分开吧。请不要赶到事变的进程之前去！难道你们还没有经历过正式分裂的时期？而结果怎么样呢？你们并排地干同样的事，脚踩同一块土地，互相踩对方的脚。你们是怎么收场的呢？被迫统一，起初是在联合的基础上。你们从联合委员会转到统一代表大会。你们从统一代表大会回到修正你们的意见分歧。为了“思想的统一”，你们“不怕”从意见分歧重新转向分裂，——显然，这仅仅是为了以后重新需要联合委员会而已。这就是你们为党安排的理想生活：从“原则的”辩论走向分裂，从分裂通过原则的辩论走向统一代表大会，并通过新的“思想的统一”走向新的分裂。不，同志们，够了！ 讨论杜马党团工作报告时的发言（5月8日〔21日〕） 同志们！我应当首先声明，我本来打算对我们杜马党团提出批评，但由于布尔什维克同志刚刚采取的步骤而使我感到为难了。他们提出了一个实质上是对杜马党团投不信任票的决议案。如果这个决议案为代表大会的多数所通过，它就意味着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杜马代表们辞去自己的席位和党失去自己的杜马党团，或者是党团同代表大会的多数决裂并给党带来分裂。很难说布尔什维克决议案的这两种后果中哪一种更可悲一些。如果布尔什维克同志用正面指示的形式向党团提出政治要求，并且在这里，在代表大会上就决议的性质同所有那些认为必须促使党团走上奉行更为坚决和更为独立的政策的道路，但同时认为不容许给党带来分裂的集团进行协商，他们的做法就会具有大得多的政治意义。布尔什维克没有这样做。他们宁愿提出明知不仅孟什维克，而且连所谓的中派集团也难以接受的决议。 这个步骤可能产生的后果是什么？孟什维克大概会提出使代表大会同样不能接受的决议。中派将否决这两个决议，由于没有可能同各派就一项共同的决议达成协议，中派将不得不建议直接转而讨论下一项问题，对此你们大家将势必给以支持。杜马党团将依然得不到指示。你们为自己提出的目标还是达不到。你们的派别的不妥协性，将打击看来作为你们这一派的基础的政治任务。 讲了这段开场白使我感到轻松一些，现在我就来直接谈一谈杜马党团的策略问题。 同志们！在杜马策略之前有一个选举策略，前者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后者的直接后果。孟什维克在选举运动时期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呢？在有黑帮分子危险的一切场合，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协议。在没有这种危险的地方，也就没有协议，党就完全独立地行动。我应当说，同志们，我不但不赞成这种策略，而且简直不理解它。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宣传团体参加选举，而不希图直接确定人民代表的政治面貌，——那样一来，任何协议，包括同立宪民主党人的协议就都是不适宜的了。或者是我们作为一个政党进行斗争，目的是不仅使思想，而且也使关系直接革命化，这样一来我就不懂，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局限于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协议。有人说，这种协议的目的只可能是孤立反动派，这是一种多么冠冕堂皇的回答！帮助立宪民主党人反对十月党人[40]，意味着孤立反动派，而把革命民主派置于自由派机会主义者的地位，难道这不意味着给同一个反动派以坚决的打击？为什么我们参予政治斗争要受这种人为的局限？为什么我们不走到底，不在使立宪民主党人取得对黑帮分子的优势以后，使劳动派[41]和社会革命党人取得对立宪民主党人的优势？ 你们孟什维克往往反对在政治关系方面加强政治斗争。你们要求把那种客观地存在于我们革命之中的自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政治“合作”，用政治思想的语言表达出来。但是难道在无产阶级和以农民为首的人民群众之间这种“合作”要少吗？或者说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对抗要比无产阶级和城市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抗更厉害？你们无法说明这一点。但在这种情况下，既然你们承认这些相互关系不仅是容许的，而且也是必需的，那么你们在达成选举协议的实践中就应当考虑到所有这些相互关系。否则你们将陷入致命的矛盾之中。如果你们同自由派达成反对反动派的协议而不同革命的农民达成反对自由资产阶级的协议，你们就会破坏全部现实的前景，如果你们不是独立地干预政治关系而使之革命化，就只会完全支持立宪民主党人，也就是说在选举时实际上处于自由资产阶级的援军的地位。幸而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因为孟什维克的策略没有被采取。所谓的左派联盟在选举时所起的作用，比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的协议要大得多。使激进民主派摆脱立宪民主党的自由主义的过程，是在社会民主党起领导作用的“左派联盟”的旗帜下完成的。这一事实的征兆性的意义，要比它的直接后果大得多。 我们的杜马党团是在选举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它把选举运动的错误的前提搬过来作为自己的策略。“必须孤立反动派”，因此必须注意使反对派在投票时尽可能地齐心一致。但是除了这个任务以外，社会民主党拥有充分的自由来在同等程度上进行反对自由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图谋和小市民社会主义的反动空想要求的斗争。这里的错误同选举时所犯的错误是一样的。杜马党团为自己规定的任务是使自己的行动同自由资产阶级的行动配合一致，它认识不到有必要同自由资产阶级进行面对面的直接斗争以影响农民代表。但即使在这里，也象在选举时一样，局势的逻辑要比荒谬的前提更加有力。拟议中的同立宪民主党人的合作让位于同他们的残酷斗争。 策烈铁里同志在作关于杜马党团活动的报告时正是以自己的荒谬的历史哲学前提开始的。他说，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是一股听候民主派资产阶级调遣的盲目的自发力量，因而革命没有它的份。在1848年，它独立地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并在斗争中倒下了。我们的无产阶级应当开展可能成为这两个时代的策略的合题的活动。完全独立自主，但在同资产阶级社会所有现存阶级合作中的完全独立自主！遗憾的是，合题这一思想是没有任何内容的，因为它使策略脱离一定的社会历史基础，并且是被作为抽象的图式来运用的。两个革命时代的策略的合题！但是，也许你们会给我们提供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中叶的社会条件的合题吧？或者你们已经忘记了，在1848年革命以后已经度过了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六十年，全世界的阶级斗争已经达到了高度紧张的状态，我们的资产阶级社会比1848年的德国、奥地利或法国分化得更加厉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承认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我们资产阶级革命的——我准备同你们约定这样称呼它——主要动力。我们依靠阶级斗争。我们的全部活动就是要使这一斗争具有政治的表现形式。如果是这样，如果我们从我们革命的这一基本事实中作出一切结论，并为这些结论所产生的全部后果承担责任，我们就应当承认，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同自由资产阶级的合作是从属于它们不断进行的阶级斗争这一事实的。杜马党团不应当把“孤立”反动派的全体反对派行动的统一和一致摆在自己活动的首位，而应当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统一、发展和深入摆在自己活动的首位。 同时，你们孟什维克在你们的政治活动中，确切些说，在你们的政治活动的哲学前提中，——幸而你们不是前后一致的，因为你们干的事情通常要比你们的言论好一些，——你们孟什维克太经常地脱离实际发展的阶级斗争，并企图扮演检查历史的角色。你们预先规定历史发展的总方向、它的合力，并且你们不是力求依然作为这一过程的一种力量，即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而是企图监督整个历史发展，企图凭借可能的合力来安排自己的活动。这一策略使你们在选举运动中犯错误，它也正在威胁着你们在杜马中的活动。 检查历史！你们为国家的政治发展在一个时期提出了纯粹表面的目标：孤立反动派，而你们却完全脱离了作为历史过程的实际内容的各阶级、集团和政党的复杂斗争，并且你们企图用纯粹人为的界限把自己的政治积极性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检查历史！你们参加杜马并决定把自己的行动建立在孤立反动派的同一种思想基础之上。你们担心“孤立”无产阶级，你们争取过全国反对派的行动统一，于是你们相应地安排和布置了你们自己在国家杜马的行动。确切些说，你们想这样做。但是我问问你们：如果这种统一不是虚构，不是你们的想象的产物，那为什么你们不设想那些立宪民主党人会追求反对派的行动统一呢？为什么他们不向你们靠近呢？为什么恰恰是向右派看齐呢？为什么你们要用与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无关的考虑，用以自由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情绪为出发点的考虑来限制你们的活动呢？为什么恰恰是你们承担替一切人和一切事思考和对你们认为是反对党的一切政党进行监督的任务呢？（马尔丁诺夫：“因为我们是先锋队丨”）因为你们是先锋队？但是难道先锋队的作用是取决于对后卫队的迁就吗？难道你们对民主派的领导，就在于在每一个特定时刻，把你们自己摆在从属于民主派最落后的代表人物的地位吗？我的关于先锋队的概念和你们的不同，马尔丁诺夫同志。我认为，我们“先锋队”的作用就是要使我们习惯于不怕我们在杜马可能遭到孤立，如果我们以在杜马中的孤立作为我们党团采取坚决行动的代价，那么我们采取这种策略就只会使人民群众摆脱那些拒绝支持我们的政党的领导，而转到我们这一边来。（普列汉诺夫：“在这种情况下这就不是什么孤立了！”）啊，当然，革命的策略是不可能使我们脱离群众陷于孤立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使我们孤立于“全国反对派”各政党之外。我希望我们不怕这一点。（策烈铁里：“难道我们怕这一点吗？”）幸而，策烈铁里同志，很少这样。不过我已经声明过，我准备对你们在杜马中采取的大多数行动表示赞同。我感到惋惜的只是你们没有把你们打算做的来同你们实际上做过的事对照一下。你们曾经打算在保持完全独立自主的情况下（我们全都要求这样！）有时同这一个政党，有时同那一个政党一起投票。而在实际上你们每天都在为争取对民粹主义民主派施加影响而同立宪民主党人进行斗争。你们自己承认这是事实。请你们全面考虑这一事实并从中得出必要的策略结论。诚然，你们用暂时的革命低潮来解释你们目前对立宪民主党人的态度，这种暂时的革命低潮把立宪民主党人推向同旧政权进行反革命调情的道路。你们表示，希望新的政治高潮会使立宪民主党人重新返回到他们的反对派的立场，从而改变你们对他们的态度。 就算是这样吧！但是否现在你们就认为必须无情地揭露立宪民主党人的反民主的、反革命的政策？当然是！你们是否认为，这种揭露会使立宪民主党人在他们所依靠的民主集团的心目中受到损害？你们是否认为，在新的革命高潮时刻，这些集团会背弃立宪民主党人？你们在杜马的策略实际上不正是要达到这一点吗？请把你们的意图和你们的行动结合在一起吧！ 在少数派为选举这次代表大会而提出的正式纲领中说，社会民主党在同等程度上进行着既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反革命意图，又反对小市民社会主义的反动倾向的斗争。这个总公式规定了党对立宪民主党人和民粹派的态度。但我们在实际上看到的是什么呢？你们依靠民粹派投票反对立宪民主党人。你们为影响民粹派而同立宪民主党人进行斗争。你们参加全体反对派的会议，以便在民粹派面前揭露立宪民主党人。用策烈铁里的话来说，你们“规劝”劳动派。你们是否“在同等程度上”“规劝”立宪民主党人呢，策烈铁里同志？不，你们在同他们作斗争。请看看你们的报刊。社论在揭露立宪民主党人，小品文在歼灭立宪民主党人，甚至诗歌也在写同立宪民主党人的斗争。在工人会议上也是如此。难道你们也这样地同民粹派进行斗争吗？没有的事。（柯斯特罗夫：“这可是很坏！”）不管这是坏是好，但这是事实！你们必须承认它并作出解释。（马尔托夫：“我们在这里正在同民粹派的偏见进行斗争！”）在这里？那为什么你们在这里的活动没有反映出你们在全国的活动呢？这是否再一次证明，你们的政治行动不符合你们的策略意图？你们尽可以懊悔你们自己没有执行你们的政治纲领的规定，但你们无法人为地移动政治关系的轴心。局势的逻辑迫使你们——为了这一点应赞扬你们的政治敏感性——放弃你们的检查员的观点并为全国反对派带来分裂，从而使革命民主派脱离自由资产阶级，并同民粹派一起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只是希望你们能做到使你们的前提同你们的实践和谐一致。 布尔什维克的竞争性的策略是同孟什维克的这种监督历史的未定形的策略对立的，而我要说，——不是从任何“中派政策”的考虑出发，而是凭良心和真诚的信念，——布尔什维克策略的缺点，经常在于纯粹形式主义的过分严峻态度和“不妥协主义”；它经常成为孟什维克策略的单纯的对立面，缺乏革命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局限于表面上革命的无所作为。这不是政治的革命性，而是表面的革命性。它利用的是文件而不是事实和关系……这里曾不止一次地提及达尼洛夫同志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喝的那杯茶，它被看作是一种机会主义行为。我倒从另一方面想起来，毫不妥协的革命家阿列克辛斯基在选举之后是怎样拒绝同立宪民主党人代表在一起照相的。不管你们怎么想，如果说自由派的一杯茶（看来达尼洛夫同志喝这杯茶终生毒害了自己的政治肠胃）是企图建立一个全国反对派的不坏的象征，那么没有能够摄取阿列克辛斯基同志革命形象的照相底版，就是他铁面无情的革命不妥协性的不坏的写照。这两种策略有其接近之处，并且互相转化。为了说明我的想法，我要引用一个纯粹表面上的革命性的例子，从这个例子看来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一回都是有过错的：这就是要求拒绝把预算案移交给委员会。社会民主党本应从一开始就声明完全不能接受专制政府的预算案，这一点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但它把自己对预算案的原则态度同把预算案移交给委员会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毫无疑问的错误。我们本身需要一个委员会来详详细细地批评预算案，以革命的方式揭露沙皇的经济。拒绝委员会就意味着放弃非常宝贵的宣传鼓动材料。我们的问题的提法实际上引起了什么结果呢？我们——除了我们没有别人——认为把预算案交给委员会是对专制制度的财政投信任票。而当委员会得到了赞同时——这在事先就已经清楚了，——交易所认为这一事实正是信任的表现，因而我们的无期公债涨了。 既然我们在这里已经谈到了预算案，我想再三言两语地谈一谈我们今后在这个问题上的策略。 我想，预算问题将是最近一个时期政治危机的中心问题。至于我们将投票反对预算案，这一点我就不用说了。但是我担心，我们的投票会变成仅仅是一种“无目的的示威”——用司徒卢威先生的巧妙的话来说。事先早就知道预算案会被杜马的多数通过，而又投自己的六、七十张反对票，这就意味着在当前情况下多少无非是一种无目的的示威而已。社会民主党不能而且也不应当把自己的作用变成这样。我们应当尽我们一切力量使杜马无法通过预算案。做到这一点的办法很清楚：利用杜马讲台和在杜马外进行宣传鼓动的一切手段，在“不给政府一分钱！”的口号下组织广泛的运动。（柯斯特罗夫：“正在这样做！）我听说了，柯斯特罗夫同志，在高加索正在这样做，那里正在为给杜马的一份有关的声明征集签名。但是需要全党在全国各地围绕这一个问题组织有计划的运动。很难预言我们的直接成绩会有多大。但是我们应当尽一切力量来至少使劳动派同中派，可耻的政策决裂，中派的政策就是把一个又一个阵地交给敌人。 我现在就用一开头所讲的来结束我的发言。 我们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对我们杜马党团的活动进行坚决的全面的批评。我们可以而且应当给我们的党团指出，它的意图往往同它的行动不一致，它的行动通常总要超出它的意图，可是它的意图却常常阻碍它的行动。但与此同时，如果我们考虑到党团整个行动的政治价值，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党团诚实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并理应得到党的信任。我并不认为你们之中有人会反对这一点。你们既然拒绝信任党团，那么你们就应当从这种拒绝中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并要求党团辞去自己的席位。但这就会是分裂，因为有半个党在支持代表们，完全赞同他们的全部政策，而且它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42]上给他们作出了实行这种政策的指示。表示不信任实质上会是不公正的，而就后果来说对党会是致命的。但是你们布尔什维克同志由于提出了你们的决议案而恰恰走上了这条道路。你们在需要极端谨慎地对待的问题上表现了不能容许的派别性。你们提出的决议不是别的，而是对我们杜马代表的活动的谴责。如果说这不是你们的纯粹派别性的狂妄行为，那就是说，你们认为代表大会会利用自己的表决来支持你们的决议。但要知道这正好意味着党团的辞职或分裂，而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是党的最大的危机。你们的目的是什么：是进行派别报复呢还是促使杜马党团走上奉行更坚决、更革命的政策的道路呢？如果你们为自己提出的是第二个目的，那么你们就应当懂得，党要利用的正是由这些成员组成的、具有这些思想以及个人的传统和联系的这一党团。我们可以通过代表大会的决议责令它执行一定的政策，但是我们不能象阿列克辛斯基同志所希望的那样在党团内部建立“思想的统一”。如果你们用一切办法获得一个有力的多数来支持政治决议案，你们就会显出政治上的成熟，而我个人同你们的接近就会远远超过同孟什维克的接近，但是既然你们承认，党在今后还要利用党团的工作，那么你们就无权要求对党团提出不信任的表决。你们用你们的行为来瓦解代表大会和败坏党。促使你们提出你们决议案的同样的派别逻辑，现在正促使孟什维克提出同样为多数派所难以接受的示威性的反决议。双方都将使代表大会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完全无法提出会得到相当大的和有权威的多数、会为党保存杜马党团并责令党团执行团结这次代表大会多数的政策的决议案。正是在这里要求最有分寸和最高度的党的责任感。你们既没有前者，也没有后者。你们甚至没有试图同如此接近你们的波兰代表团达成协议。对你们来说重要的是在代表大会上进行派别示威，而不是党在国内的行动统一。布尔什维克同志，我对你们说：如果你们珍视你们为之斗争的那些政治任务，那就使你们的派别偏执性服从这些任务，收回你们的决议案，同那些整个来说是接近你们立场的派别和集团达成协议，并提出能团结多数和为党团创造进行系统工作的可能性的决议案。（列宁：“请您提出来吧！”）怎么？您要求我向代表大会提出调和的决议案，而与此同时您却用自己的全部行动来破坏妥协的可能性。您想要在有三百人的代表大会上为每一个字讨价还价，而不是真诚地尝试在委员会里进行协商。列宁同志，您想要我提出妥协的建议，而我却希望您自己懂得和承认这种决议的必要性，并同我一起提出来。不理解妥协的必要性，妥协本身将成为新的斗争和败坏的根源。只有在各个派別都必须遵守的统一的党的行动统一的约法凌驾于完全合法的派别要求的竞争之上时，妥协才会富有生气和内容！ 讨论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时的发言（5月12日〔25日〕） 同志们！情报局把我作为“特殊派别的代表”，给了我十五分钟的时间。我应当说一下，我个人并不希图在代表大会上充当特殊派别的代表，这个决定是情报局主动作出的。我可以满意地指出，卢森堡同志代表波兰代表团在这里所发挥的观点同我过去和现在坚持的观点是极其相近的。如果说在我们之间可以找出差异的话，那么与其说是政治倾向上的差异，不如说是个性色彩上的细微差别。我们的思想是沿着同一条唯物主义分析的轨道前进的。为了避免误会起见，我应当声明，在使党分裂的政治问题上，我决不是象某些同志强加于我的那样，持某种“中派”的特殊观点。据我看来，中派的立场就是要求清楚明确地认识到妥协的必要性，把它作为必须普遍奉行的策略的前提。但是，如果说我.认识到并强调妥协的必要性，这并不等于说，我自己在某一政治问题上的观点是用妥协，用求取两种矛盾意见的平均数的办法拼凑成的。我们看到，这种思维方法的典范是这里的崩得[43]代表团的代表阿布拉莫维奇同志，他从这里取一点，从那里取一点。我同这一类“东拼西凑的马克思主义”是永远格格不入的。 如果说我不希图充当特殊派别的代表，简言之，第三派的代表，那么我坚决要求有权对每一个问题拥有自己的一定的观点。行动的统一是以妥协为前提的，它要求造成党的合力，但是我拒绝事先使自己的思想符合于这种预定的合力的荣幸，我保留全力捍卫自己的观点的权利。 我对思想斗争的意义的理解并不比派别的学理主义者差。后者和我不同，他们全然不了解使党内斗争服从于党的政治行动统一的客观必要性。我们各派在捍卫运动的需要、要求和原则的时候，却无视一条最基本的原则：无产阶级行动的统一，阶级斗争的统一。 党的不幸在于要出某一个在这里称之为中派的特殊集团来保卫这一阶级政策的原则。这标志着党在政治上的不成熟。“中派”的趋向应成为整个社会民主党的共同财富。否则党将会没有行动能力。这里有人指出——完全正确地指出——“中派束手无策”。但这种束手无策只不过是整个代表大会束手无策的外部表现而已。我不知道有能拯救我们的专门药方。只有普遍提高党的文化，提高党员的成熟性，提高党的领袖的责任感——只有这个复杂的过程才能使党摆脱目前的不正常状态，从而消除中派作为党的统一的体现者的必要性。 现在谈谈实质问题。同志们都知道，我同那种在前一个时期作为我们党的正式哲学的关于我国革命和资产阶级政党在我国革命中的作用的观点，有着根本的分歧。 孟什维克同志们觉得，他们自己的观点是异常复杂的。我不止一次地听到过他们指责那种关于俄国革命进程的简单化概念。但是，尽管极端不定形（这种不定形是复杂的一种形式），——也许正是由于这种不定形，——孟什维克的观点正在变成一种甚至连米留可夫先生也能理解的非常简单的图式。 在不久以前问世的《第二届国家杜马的选举是怎样进行的》一书的后记中，这位立宪民主党的思想领袖写道：
“至于狭义上的左派集团即社会主义和革命集团，要同他们搞到一起将是比较困难的。但就是在这里，即使没有一定的正面的理由，也还是有一些能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我们接近的很有力的反面理由。他们的目的是对我们进行批判和破坏威信；单是为了这一点就需要我们存在和活动。我们知道，不仅对于俄国的社会主义者，而且对于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来说，现在正在进行的变革是资产阶级变革，而不是社会主义变革，这是应当由资产阶级民主派来实现的变革。世界上任何社会主义者都不准备去占据该民主派的位置……如果国家把他们如此大量地派到杜马去，那当然不是为了在目前实现社会主义，或者是为了亲手实现预备性的‘资产阶级’改革……这样一来，让我们扮演议会主义者的角色，比起他们因担任这个角色而使自己的名誉受到损害来说，对他们要有利得多。”
你们看到，米留可夫立即把我们引到了问题的核心。这段引文包含了孟什维克关于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同社会民主派相互关系的观点的全部基本内容。“正在进行的变革是资产阶级变革，而不是社会主义变革”。这是第一。资产阶级变革“应当由资产阶级民主派来实现”。这是第二。社会民主党不能亲手实行资产阶级改革；它起的纯粹是反对派的作用：“批判和破坏威信。”这是第三。最后，第四，要使社会主义者有可能继续处于反对派的地位，“就需要我们（即资产阶级民主派）存在和活动”。如果没有“我们”呢？如果没有能够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呢？那就只好把它臆造出来。孟什维主义得出的正是这个结论。它用自己的想象来创造资产阶级民主派及其特性和历史。 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首先应当为自己提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社会基础问题：它可以依靠哪些阶层或阶级？ 大资产阶级谈不上是革命的力量，这是我们大家都同意的。某些里昂工业家甚至在法国大革命时代也起了反革命的作用，而这次革命是最广义的民族革命。但是有人对我们说，中等资产阶级，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然而这个小资产阶级是什么呢？ 雅各宾派[4]依靠从手工业行会中成长起来的城市民主派。小工匠、帮工和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小市民组成了革命的长裤汉[44]大军，即领导政党山岳派的支柱。正是这个经过长期的行会手工业历史学校的密集的城市居民群众，承担了革命变革的全部重担。革命的客观后果是建立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正常”条件。但是历史过程的社会结构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即资产阶级的统治条件是由平民、街头民主派和长裤汉创造的。他们的恐怖专政为资产阶级社会清除了旧的垃圾，然后资产阶级推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专政，取得了统治。 我问你们（唉，这可已经不止一次了）：在存在着无产阶级这个反对派的情况下，哪一个社会阶级能够把我们这里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扶植起来，使它掌握政权并使它有可能完成巨大的工作。这是中心问题，我再次向孟什维克们提出这个问题。 不错，我们有大量的革命农民群众。但是少数派同志知道得不比我差，农民不管如何革命，但不能起独立的尤其是政治领导的作用。农民无疑可以是为革命服务的巨大的力量，但是如果认为庄稼汉的政党有能力领导资产阶级变革，能够以自己的主动精神把国家的生产力从古老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那就不配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城市是现代社会的领导者，也只有它才有能力起资产阶级革命领导者的作用。而我们的有能力领导全国的城市民主派在什么地方呢？ 马尔丁诺夫同志已经不止一次地拿着放大镜来寻找它了。他找到了萨拉托夫的教师、彼得堡的律师和莫斯科的统计学家！他和他的所有志同道合者一样，只是不愿意看到，在俄国革命中工业无产阶级已经占居了十八世纪末手工业半无产阶级民主派长裤汉所占居的地盘。同志们，我提请你们注意这一根本事实。 我们的大工业不是从手工业中自然地成长起来的。我们城市的经济史根本不知道行会时期。我们的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欧洲资本的直接逼迫下产生的。它占据的实际上是原始处女地，没有遇到手工业文化的反抗。外国资本通过国债的渠道和私人创业的孔道流入我国。它在自己周围集中了一支工业无产阶级大军，不让手工业得以产生和发展。由于这个过程的结果，在我们这里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刻，城市中的主要力量是极高的社会类型的工业无产阶级。这是不容辩驳的事实，这一事实必须作为我们全部革命策略结论的基础。 如果少数派同志相信革命能够胜利，或者哪怕仅仅承认有这种胜利的可能性，那么他们就不能否认，除了无产阶级，我们这里就没有革命政权的历史竞争者了。正如法国大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城市民主派领导了革命的民族一样，无产阶级这个我们唯一的城市革命民主派，必须在农民群众中找到支柱并掌握政权，——一旦革命取得胜利。直接依靠无产阶级并通过它依靠革命农民的政府还不是社会主义专政。我现在不去谈无产阶级政府以后的前途。 也许无产阶级注定要失败，如同雅各宾民主派的失败一样，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扫清地盘。我只想肯定一点：如果我们这里的革命运动象普列汉诺夫所预言的那样，作为工人运动而取得了胜利，那么革命的胜利在我们这里只可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胜利，——或者是革命根本不可能胜利。 我完全有决心坚持这个结论。如果认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之间的社会矛盾使无产阶级不能领导后者，无产阶级本身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那就必须得出结论：我们的革命是注定根本不能胜利的。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自然结局必然是自由资产阶级同旧政权的妥协。这是决不能否认其可能性的一种结局。但是很清楚，这是由于革命内部软弱而造成的革命失败道路上的结局。 实际上，孟什维克的整个分析——首先是他们对无产阶级及其同农民可能有的关系的评价——必然使他们走上革命的悲观主义道路。 但是他们顽强地要离开这条道路，依靠……资产阶级民主派来加强革命的乐观主义。 他们对立宪民主党人的态度就是由此而来的。对于他们来说，立宪民主党人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象征，而资产阶级民主派就是革命政权的天然竞争者。 马尔丁诺夫同志从这个观点出发创立了一整套立宪民主党的历史哲学。要知道，立宪民主党人在革命平静的时期是右倾的，而当革命趋于高涨时则向左转了。因此，他们对革命的未来保有竞争权。 然而我要断定，马尔丁诺夫描绘的立宪民主党人的历史是带有偏见的、迎合某种道德的历史。 马尔丁诺夫提醒我们说，1905年10月立宪民主党人曾经签名表示同情罢工工人。这是不容置辩的事实。 但是在这种空洞的同情之下掩盖着的是什么东西呢？是在街头恐怖面前表现出来的最庸俗的资产阶级的恐惧心理。革命运动刚一发展起来，立宪民主党人就被完全清扫出政治舞台了。米留可夫在我已经引证过的那本小册子里直言不讳地说明了这种被清扫的原因：
“当10月17日以后在俄国第一次出现自由政治集会的时候，其情绪自然是左的……甚至象立宪民主党这样一个在当时刚成立几个月并准备进行议会（着重号是作者加的）斗争的政党，在1905年的最后几个月要发表讲话完全不可能的。现在责备党在那时没有通过举行群众大会来抗议托洛茨基主义的‘革命幻想’和‘布朗基主义[21]’旧病的那些人，根本不懂得或不记得参加群众大会的民主派大众当时的情绪。”［《选举是怎样进行的》第91、92页。——托洛茨基注］
你们看，米留可夫先生对我真是过誉了，把革命最高涨的时期同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但是引文的有趣之点不在这里。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确定一点：在10月和11月间立宪民主党人唯一可以进行的工作，就是同革命的“幻想”即实际上同群众的革命运动进行斗争，如果说他们并没有完成这一工作，则只是因为害怕人民集会上的民主派大众。而这是在他们党度成立蜜月的时候！而这是在我们的革命处于最高潮的时刻！马尔丁诺夫同志回忆了立宪民主党人向罢工工人表示的无关痛痒的敬意。但是，作为一个有偏见的历史学家，他忘了提一提立宪民主党人领导的地方自治派十一月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讨论了他们参加人民运动的问题吗？没有，它商讨了同维特内阁妥协的问题。当塞瓦斯托波尔起义的消息传来时，代表大会立即坚决地右倾了——是右倾，而不是左倾。只是当米留可夫先生说了谢天谢地，起义已经被镇压下去了这番话以后，立宪民主党的地方自治派才重新走上立宪的轨道。你们可以看到，对马尔丁诺夫的总论题要作极大的限制才行。 其次的一个情况是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杜马中的作为。不用说，这是自由派政党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但是怎样来解释立宪民主党人的这种兴旺景象呢？ 我们对抵制策略的评价可以不同。但是对我们大家来说毫无疑问的一点应当是，恰恰是这种策略人为地因而也是暂时地把民主派的广大阶层推到了立宪民主党人一边，把许多激进分子推入立宪民主党代表团的怀抱，从而把立宪民主党变成了“全国”反对派的机关；立宪民主党人的这一特殊的情况一直持续到维堡宣言[45]的发表，这也就是那个马尔丁诺夫援引过的宣言。但是第二届杜马的选举就已迫使立宪民主党人采取他们所固有的同“革命幻想”进行斗争的立场了。 立宪民主党的历史编纂学家阿列克塞·斯米尔诺夫先生是这样描绘在立宪民主党人最有影响的城市里的选举运动的：
“在城市选民中没有拥护政府的人……因此会上斗争的中心就转到另—方面——人民自由党和左派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争论。”［《选举是怎样进行的》第90页。——托洛茨基注］
第一届选举中反对派的混乱，在第二届选举中让位于按革命民主主义路线的分化。立宪民主党人动员自己的选民反对民主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口号。这是最基本的事实。立宪民主党人的社会基础变得更狭小和更缺乏民主性了。而这已经不是偶然的、暂时的、瞬息的情况了。它标志着自由派和革命民主派之间真正严重的分裂。米留可夫对第二届选举的这种结果看得非常清楚。这位立宪民主党领袖指出第一届杜马立宪民主党人拥有多数——“也许是因为没有竞争者”，——而在第二届选举中他们丧失了这个多数，然后他说： “然而现在我们在国内有很大一部分人追随我们，他们表示拥护我们的策略，反对革命的策略。”［《选举是怎样进行的》第286页。——托洛茨基注］
少数派同志不能不希望这样明确地评价正在发生的事情。你们是否认为，往后事情会发展成另一个样子？立宪民主党人会把民主派重新集合在自己的旗帜下，并变得革命一些？你们是否认为，情况恰好相反，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将使民主派彻底脱离自由派并把后者抛入反动阵营？第二届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人的整个策略难道不是正在导致这一点吗？难道你们自己的策略，你们在杜马的言行，你们在报刊和集会上的揭露不正在导致这一点吗？你们相信立宪民主党人还会振作和崛起有什么根据呢？是根据政治发展的事实？不，是根据你们的图式！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你们需要城市资产阶级民主派。你们如饥似渴地寻找他们，但除了立宪民主党人以外一无所获。于是你们就靠他们发扬惊人的乐观主义精抻，你们替他们乔装打扮，你们想使他们起一种他们不想起、不能起、将来也不会起的历史作用。对于我提出来的根本问题——我已多次提过了——，我没有听到回答。你们缺乏革命的预见。你们的政策缺乏远大的前景。 因此，你们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可以用代表大会应当永志不忘的随机应变几个字来表示。无产阶级不是为争取影响人民群众而进行着不断的斗争，他们不是用把劳动者和被压迫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成为他们的代言人和领袖这样一种指导思想，来监督自己的策略步骤，——他们实行随机应变的政策。他们在原则上正在失去为了长远的胜利成果而不顾暂时利益的可能性，——他们凭经验掂斤估两，他们施展其随机应变的商业－政治巧计。普列汉诺夫同志问道：“我为什么要对金发女人比对黑发女人更喜欢呢？”那么我得承认，既然说的是金发女人和黑发女人，这无疑属于德国人所说的Privatsache［德语：私事。——编者注］的范围，即由个人自由处理的范围。我想，甚至以在原则性问题上铁面无情著称的阿列克辛斯基同志也不会要求代表大会在这一方面确立“思想的统一”，以作为行动统一的前提。 关于恢复两个中央的提案（5月19日〔6月1日〕） 中央委员会只有在得到党代表会议的同意后才能撤换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46] 译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记录》1963年莫斯科俄文版第48—51、257—266、397—404、592页。 [38] 《信使报》是孟什维克的合法日报，1906年5月17日（30日）至6月13日（26日）在彼得堡出版，代替原来的《涅瓦报》。共出了二十五号。《信使报》停刊后孟什维克出版了《劳动呼声报》。——第152页。 [39] 《评论》是孟什维克的文集，1906年和1907年在彼得堡出版。文集一共出了三册。——第152页。 [40] 十月党人是俄国十月党的成员。十月党或十月十七日同盟是代表俄国大工业资产阶级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产业的大地主利益的反革命政党，于1905年沙皇的10月17日（公历30日）诏书颁布后成立。被革命吓坏了的沙皇在诏书中答应给人民以公民权。十月党人在口头上承认诏书，事实上并不想对沙皇制度实行什么限制，他们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内外政策。从1906年秋天起，十月党成了执政党。俄国二月革命后，十月党人参加临时政府，积极反对俄国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后，十月党人疯狂地反对苏维埃政权。——第157、274页。 [41] 劳动派是俄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906年4月由第一届国家杜马的农民代表组成。劳动派党团在所有四届杜马中都存在。 劳动派要求按劳动额平均分配土地（由此得名劳动派），废除一切等级限制和民族限制，实行地方和城市的自治机关的民主化，用普选制选举国家杜马。 在俄国二月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劳动派同人民社会党人一起投入了反革命阵营。劳动派对十月革命采取敌视态度。——第157页。 [42] 即1906年4月23日—5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 这次代表大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有：土地问题，对当前形势和无产阶级阶级任务时估计，对国家杜马的态度，组织问题。 孟什维克在大会上占了多数，因而在许多问题上通过了孟什维克的决议（土地纲领以及关于对国家杜马的态度的决议等等）。大会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党章第一条关于党员资格的条文。——第164、656页。 [43] 崩得即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成立于1897年，它所联合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1898年3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遭到代表大会的坚决拒绝，崩得退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1906年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以后，崩得重新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崩得分子一直支持孟什维克，不断反对布尔什维克。崩得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性质的组织。崩得提出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同布尔什维克的民族自决权这个纲领性要求相对立。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俄代表会议把崩得开除出党。 1917年崩得支持反革命的临时政府，反对十月革命。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俄国共产党（布）。——第166页。 [4] 雅各宾派又称山岳派，是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十八世纪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下层资产阶级的利益，1793—1 794年实行了雅各宾专政，颁布了一系列废除封建所有制、镇压反革命活动和击退外围武装干涉的法令。1794年热月反革命政变后被解散。——第3、14、168、202、224、310、403、444、724页。 [44] 长裤汉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对革命人民大众的最流行的称呼。人们把穿长裤的人叫做“长裤汉”，以别于穿短裤和丝袜的贵族和富有的资产者。——第168、191、202页。 [21] 布朗基主义是以法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著名领袖布朗基为首的一个流派。 布朗基积极参加了法国的革命运动，两次被判死刑，差不多有半生是在监狱中度过的。 列宁认为布朗基是一个无可怀疑的革命家和社会主义的热烈拥护者，但同时又坚决地批评了他的宗派主义和密谋活动的方法。列宁指出：“布朗基主义是否认阶级斗争的理论。布朗基主义不是想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想通过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列宁全集》第10卷第361页）——第77、171、220、560、810页。 [45] 俄国第一届国家杜马被驱散以后，杜马中包括立宪民主党人在内的二百名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于1906年7月9—10日（22—23日）举行维堡会议，通过了《人民代表告人民书》，即所谓维堡宣言。宣言号召人民对政府进行“消极抵抗”；在沙皇没有规定选举新的杜马以前不要纳税，新兵不要应征入伍。这是一个阴谋，目的是要使民众脱离旨在推翻专制制度的积极的革命斗争。1906年9月，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公开承认“消极抵抗”“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第172页。 [46] 托洛茨基的这个提案是针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当天下午的会议上所通过的组织章程的第七条的。该条规定中央委员会“任命在其监督下工作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托洛茨基援引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同《前进报》编辑部的冲突事件作为提案的理由（1905年《前进报》在埃斯内尔•库尔特为首的机会主义编辑部的控制下，采取了反对群众性政治罢工的立场，引起广大党员的不满，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解散了这个编辑部）。托洛茨基的提案试图把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置于同等的地位。他的提案得到了孟什维克的支持，但为代表大会的绝大多数所否决。——第1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