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斯大林其人 1913年的一天，在古老的哈布斯堡王朝首都维也纳，我正在斯柯别列夫的寓所喝茶。斯柯别列夫是巴库一个富裕的磨坊主的儿子，他当时在念大学，是我政治上的追随者。几年后，他变成了我的敌人，当上了临时政府的部长。我们一边喝着浓郁的俄罗斯茶，一边谈话，话题自然是关于推翻沙皇制度的事。突然，没有听到任何敲门声，门就一下打开了，接着出现了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个子不高，瘦瘦的，有着一副黑灰色的面孔，上面长着一些明显的麻子。来者手里拿着一只空杯子。他显然没有料到我在房间里，他的目光露出一种不友善的神情。陌生人喉音浓重地嘟哝了一声，勉强算是问候，然后走到茶炊跟前，默默地接满茶，又默默地走了出去。我疑惑地看了斯柯别列夫一眼。 “这是高加索人朱加施维里⑴，我的同乡。他刚刚进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想必已在他们那里扮演一个角色。” 这个人给我的印象是模糊的，但这印象又是绝非一般的。是否是因为有了后来的那些事件我才这么说呢？不是的，如果真是这样，恐怕我早就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了。悄然的出现和突然的离去，目光中的先验的敌意，吐音不清的问候，尤其是脸上的那种阴森的沉思神情，分明给人一种不安的感觉……几个月后，我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读到一篇论述民族问题的文章，文章署了一个我所不熟悉的名字：И?斯大林。这篇文章的引入注目之处主要在于，通篇平谈的文字中不时突然闪出独到的思想和令人信服的见解。后来我才知道，此文是列宁启发的，学生的稿子上留有老师的手笔，我没有把文章的作者与那个在维也纳傲慢地接茶水的神秘的格鲁吉亚人联系起来，更没有想到四年后他会在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中主持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 1917年5月5日，我从加拿大集中营回到了革命中的彼得格勒。所有革命党派的领袖们都已经聚集在那里。我立即见到了列宁、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卢那察尔斯基，他们是我在侨居国外期间早就熟悉的，我还认识了年轻的斯维尔德洛夫，不久他便担任了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一任主席。我没有见过斯大林。没有人提起他的名字。在那个每日的生活内容都由会议构成的年代里，他根本不在公众集会上发表讲话。列宁领导的《真理报》上倒是常有署名斯大林的文章出现。我每次都是随便看几眼，从不打听它们的作者是谁，我想这多半是任何一个编辑部都有的那种庸才。 在党的会议上，我肯定见过他，不过并没有感到他与那些二、三流的布尔什维克有什么区别。他极少发言，一点儿也不引人注意。这年的7月至10月底，列宁和季诺维也夫避往芬兰。我和斯维尔德洛夫协同工作。每当遇到棘手的政治问题，他总是说： “需要写信向伊里奇请示”；而如果遇到的是实际问题，他有时也会说： “需要和斯大林商量一下。” 其它布尔什维克上层人士往往也用一种特别的口气说起斯大林的名字，——不是作为领袖，而是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严肃的革命者的名字。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政府的第一次会议在斯莫尔尼宫列宁的办公室举行，办公室里有用未上漆的板壁隔成的电话间兼打字间。我和斯大林最先到达那里。从板壁后面传出德宾科⑵低沉而动听的嗓音，他在和芬兰通电话，说话的语气十分轻柔。这位留着黑色胡子的二十九岁水兵，身材高大，性情欢快而又充满自信，不久前刚刚结交了一位贵族出身的女士亚历山德拉?科伦泰⑶，这位女士会说六种语言，年龄在四十六岁上下。不消说，这成了党内某些人拿来取笑的资料。斯大林在此之前从未和我有过私人交谈，这时却突然随便地走到我跟前，一边用肩膀示意板壁后面，一边嘻嘻地笑着说道： “他这是和科伦泰，和科伦泰……” 我觉得斯大林的动作和笑声在这种场合显得极不得体和俗不可耐。我不记得我当时是把目光转向一旁没有吭声呢，还是冷淡地说了声: “这是他们的事。” 斯大林马上意识到自己讨了个没趣儿。他的脸色一下变了，略带黄色的眼睛里闪现出我先前在维也纳看到的那种敌视的神情。从此以后，他和我谈话时再也没有涉及到私人方面的内容。 当斯大林成为政府成员时，非但人民群众，甚至连党内的大多数人也根本不知道他。他是布尔什维克党最高统帅部成员，这是他在政府中享有部分权力的所在。不过，即使在他所领导的人民委员部的“部务委员会”里，斯大林也没有威信，在所有重大问题上他总是扮演少数派的角色。他那时还不可能发号施令，也不具备说服年轻对手的能力。每当他的忍耐力达到极限时，他干脆就从会场上一走了之。斯大林的一位助手和吹捧者，部务委员会成员彼斯塔科夫对自己的上司有过这样一番精彩的描述，“我出去一下，”斯大林说了一声，便从会议室里消失了，他往往躲到斯莫尔尼宫最偏僻的角落里，后来在克里姆林宫他也如法炮制。 “要想找到他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先等他一会儿，后来也就散会了。” 通常只有颇具耐性的彼斯塔科夫留下来等他。列宁办公室打来电话，要找斯大林。 “我回答说，斯大林出去了，”彼斯塔科夫叙述道。可是，列宁要求立即找到斯大林。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差事。我总要在斯莫尔尼宫或克里姆林宫漫长的走廊里转悠好长时间，才会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他。有两次我是在水兵沃隆佐夫的住处找到斯大林的，他正躺在厨房里的沙发上吸烟斗……” 这段描述为我们提供了解斯大林性格的锁钥，他的性格的主要特征是极度的权力欲与资质不足所造成的矛盾。他躺在厨房的沙发上吸烟斗时，一定在思索那些不堪其苦的争论，思索如何极大限度地给反对派以打击，如何才能更好地彻底结束这一切。他当时未必想到他日后能够达到这一目的。 斯大林的名字叫约瑟夫或索索，是鞋匠维萨里昂?朱加什维里家的第四个孩子，1879年12月21日生于梯弗里斯省的一个名叫哥里的小城市。；我写此文时，这位俄罗斯的统治者该做六十大寿了。他母亲生他时才二十岁，她时常为比较富裕的邻居们缝洗衣裳和烤面包，挣些钱来养家。父亲是个性情冷酷而又放荡不羁的人，经常酗酒，挣的那几个钱大部分被他喝进肚子里。约瑟夫少年时代的同学回忆说，朱加施维里对妻子和儿子的态度非常粗暴，动不动就把他们痛打一顿：“……他从索索的内心里夺走了对上帝和人的爱，从而埋下了儿子对生身父亲的憎恶的种子”。 这位格鲁吉亚妇女在家庭中的奴隶地位对约瑟夫的一生发生了影响。他后来十分赞同要求男女完全平等的纲领，可是在自己的私人生活中，他却彻底继承了其父的家风，把女人视作专为满足男人的必需而又有限的生理功能而存在的下作之物。 父亲想让儿子长大后成为一名皮鞋匠。母亲则仰慕虚荣，想望自己的索索能有一个神甫那样的好职业，这和希特勒的母亲希望自己的阿道夫当上一名牧师何其相似。十一岁上，约瑟夫进正教小学读书。在这里，他初次学习到俄语，这种被迫而学的非本族语言，他终生也未能掌握得十分熟练。学校的学生大部分是神甫、官吏和格鲁吉亚小贵族家的子弟。鞋匠的儿子置身于这些地方贵胄之中颇有小贱民的感觉。他很早便学会了咬牙忍耐，把仇恨深深埋在心中。 还在小学时代，这位预备做神甫的鞋匠之子就和宗教断绝了关系。 “知道吗，我们受骗啦，”他对一个同学说道。“上帝并不存在。” 在革命前的俄国，青年男女们脱离宗教的时间一般都很早，而且往往是在童年的时候：这已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不过，“我们受骗啦”这句话却已带上了未来斯大林的痕迹。年轻的无神论者还是从初级正教学校升入了梯弗里斯正教中学，并在那里度过了五个难熬的年头。这所正教中学，就其生活制度而言，介乎于修道院和监狱两者之间。学校的伙食非常糟糕，当然，日后神职的肥缺会对此有所补偿的。至于它的教育法，则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体罚。因而，许多学生学会了在值班修士的眼皮底下做出虔诚的样子，用以掩饰自己内心中的叛逆思想。梯弗里斯正教中学出了不少高加索革命者。在这样的环境里，索索参加秘密小组是毫不奇怪的。他最初的政治观点带有明显的民族浪漫主义的色彩。他为自己起了个化名叫科巴，这是他从格鲁吉亚爱国小说中的一个主人公那里借用来的名字。他的那些亲密的战友们直到最近这些年仍然称呼他的这个名字；现在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枪杀。 在正教中学里，年轻的朱加什维里比在正教小学时更加感到自己的穷困。 “他那时身无分文，”他当年的一位同学回忆道。“我们却全都能从家里收到包裹和零用钱。” 在这种情况下，约瑟夫对未来的向往变得格外强烈。他要给这些富家子弟一点儿厉害看看！还在那个时代，同学们就发现约瑟夫专好搜寻他人的缺陷，而且总爱以不相信的态度对待别人的无私举动。他善于利用别人的弱点，给对手狠狠一击。如果有谁想要反对他，或者哪怕是想对他解释一下他所不懂的东西，那么这个人也定会给自己招来“刻骨的仇视”。科巴有着一种支配他人的愿望。 他开始阅读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品，读达尔文和马克思的著作。由于对神学缺乏兴趣的缘故，约瑟夫的学习成绩每况愈下，于是，1899年7月，他未及毕业便被迫退学了。他在正教学校一共呆了九年，离校时差不多快二十岁了，这样的年龄，在高加索人看来，已是成年人了。他自命为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母亲的愿望落空了：他没有穿上僧侣长袍成为神甫。 科巴用格鲁吉亚语和生硬的俄语书写传单，在地下印刷厂工作，在工人小组里讲解剩余价值的秘密，参加党的地方委员会的活动。他的革命道路颇为复杂：从高加索的一个城市潜往另一个城市，坐牢，流放，逃亡，从事一段时间的地下工作，然后又是被捕。警察局在其上报的材料中是这样形容他的： “此人是被从正教中学里开除出来的，没有身份证，没有固定职业，也没有住所。” 他青年时代的一位朋友把他描绘成一个面色忧郁，头发蓬乱，衣着不整的人： “他没有钱财，”那位朋友解释道。“无力使自己穿戴考究；而且他也确无必要保持眼饰整洁。” 科巴的命运是沙皇时代典型的普通外省革命者的命运。如果他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在他前进的道路上，每走一步都伴随着搞阴谋、违反纪律、独断专行、诽谤他人、甚至到警察局告密出卖与他意见不一致的同志的传闻。当然，这些事情未必都是真实的，其中编造的成分肯定不少。然而，没有任何一个革命者像他那样遭到如此众多的物议！ 1903年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分裂后，行事谨慎而又迟慢的科巴站在一旁观望了一年半之久，才最终加入了布尔什维克派。不过，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默默无闻的。本世纪初期曾在高加索起过重要革命作用的克拉辛——当年他是一名出色的工程师，后来成为一名不那么出色的苏联外交官——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列举了一大串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的名字，可是对斯大林的名字提也没提。国外有一个以列宁为首的革命中心。所有著名的青年革命者都与这个中心保持联系，他们经常出国到那里去，并和列宁有书信往来。可是在所有的这些书信中科巴的名字一次也未被人提及。他知道自己是个外省人，前进的步伐缓慢而艰难，总是以嫉妒的目光左顾右盼。 1905年的革命与斯大林了不相涉。这一年他是在梯弗里斯度过的，那里正是孟什维克的一统天下。10月17日沙皇颁布立宪宣言那天，有人看见科巴站在晒台上打手势，准备发表演说。这天，人们全都爬上了晒台。然而，科巴没能当上演说家，面对那么多的人他失去了开口的勇气。他只有在秘密联络点里才会有坚毅果敢之感。 反动势力造成了群众运动的急剧低落，从而导致了恐怖活动的一时勃兴。在依然保存着情杀和血族复仇风习的高加索，出现了一批大胆制造恐怖行为的人。他们刺杀省长，干掉警察，处决叛徒；还以革命的名义，挥动手枪和炸弹抢劫金库。这些事情都牵扯到科巴的名字；可是，对此，迄今查无任何实据。我们政治上的敌人们显然过分夸大了斯大林活动中的这一方面，他们说他亲手从屋顶上往梯弗里斯广场扔下第一颗炸弹，以便抢劫国库里的钱。然而，在梯弗里斯抢劫行动的直接参加者的回忆录中却一次也没有提到科巴的名字。他本人也只字未提此事。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在这次恐怖活动中袖手旁观，没起一点作用。池极有可能是这一行动的幕后策划者：他挑选出一些合适的人，把党的委员会的决定告诉他们，而自己则置身事外。这样做更符合他的性格。 只是到了1912年，当科巴在反动年代表现出坚强的品格和对党的忠诚之后，他的活动舞台才从外省移至中央。其实，党的代表会议并未同意科巴进入中央委员会。可是，列宁却通过中央委员会未经选举而使他成为了中央委员。从这时起，这位格鲁吉亚人开始使用他的俄语化名：斯大林。这个名字源自俄语中的钢这个词。在当时这反映的与其说是他的性格特征，不如说是派别的特征。还在1903年，未来的布尔什维克们便自称为“坚硬派”，而孟什维克则自称为“温和派”。孟什维克的领袖之一普列汉诺夫曾讥讽地称布尔什维克为“坚硬的石头”。列宁却把这个称呼当作一种称赞接受下来。当时有一个年轻的布尔什维克选中加米涅夫作化名⑷，——其原因与朱加施维里自称为斯大林的原因是一样的。不过，两者的区别在于，加米涅夫的性格中没有一丝与“石头。相似的东西，而斯大林这个硬邦邦的化名则十分符合他本人的性格。 1913年3月，斯大林在彼得堡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极圈以内的一个名叫库列伊卡的小村子，直到1917年3月君主制被推翻之后，他才得以从流放地返回。这四年时间完全归斯大林自行支配，可是他竟没有写出一行可以在以后拿出去发表的文字。要知道，那是世界大战和世界社会主义经受重大转折的年代啊。曾一度和斯大林同居一室的斯维尔德洛夫⑸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 “我们只有两个人，和我住在一起的是格鲁吉亚人朱加什维里……小伙子人还不坏，不过在日常生活中却是个十足的个人主义者。” 不断有流放者从库列伊卡迁移他处。动辄大动肝火，虚荣心很强而又不愿与人为善的斯大林，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个难处的邻居。 “斯大林落落寡合，不与人往来，”一位流放者后来回忆道。“他终日打猎，钓鱼，几乎完全生活在孤独之中。” 斯大林打猎时从不使用猎枪，而是喜欢下捕兽夹子。1916年动员年纪较大些的人入伍时，斯大林在流放中也被征召，只是由于左手不能弯曲才得以幸免。 斯大林在监狱和流放地前后共呆了近八年时间，然而令人惊奇的是，他在此期间竟未能学会一门外语。在巴库监狱里他倒是尝试过学习德语，可是不久便放弃了这桩毫无指望的事，转而学习世界语，并以其是一种未来语言而自慰。在认知领域，尤其是在语言学领域，智力平平的斯大林总爱寻找捷径来走。1917年2月底（俄历），革命取得了胜利。⑹斯大林回到了彼得格勒。在刚刚过去的那个十二月，他已满三十七岁了。 当时主持党的工作的是一个由几位青年同志——其中包括现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在内——组成的小组，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一道把他们当作过于“左倾”的人而解除了领导工作，并使党的方针转向支持临时政府。可是，三个星期后，列宁从国外回来了，他撤消了斯大林的职务，重新确定党的方针是夺取政权。在十月革命前的几个月里，很难看出斯大林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一些较有影响和才干的人则十分活跃，他们在各个方面都使斯大林相形见绌。他既没有理论上的想象力，又缺乏历史的远见卓识。在复杂的局势中，他只会默默地观望。如果斯大林对一种新的思想表示相信，那么这种思想在此之前一定建立了自己的官僚体系。 每次革命都有其自身的法则和节奏，它往往毫不客气地对谨小慎微、优柔寡断的斯大林加以否定。1905年是这样，1917年也是这样。后来，一旦有新的革命发生——不论是德国、中国，还是西班牙，斯大林必定惊慌失措，并对革命的群众暗暗不满，这些群众是他无法通过国家机器来任意摆布的。 肤浅的心理学家们往往把斯大林描绘成一个性情稳定的人，一个某种意义上古风犹存的淳朴之人。实际上，斯大林身上的一切都充满了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强烈的功名心与资质不足的抵触。列宁的特点是什么呢，——是精神力量间的谐调：理论思维能力、实践洞察能力、意志力、自制力，这一切在他那里都聚成一个积极的整体。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把它们立即调动起来。斯大林的意志力也许并不比列宁的意志力逊色。可是，如果用百分比来表示的话，他的智力却只及列宁的百分之十到二十。而且，在智力方面，斯大林也同样是不均衡的：由于综合能力和创造性的想象力偏弱的缘故，他的实践洞察力和耍手腕的本领特别发达。对斯大林来说，促使他成为革命者的主要动力从来不是对被压迫者的同情，而是对那个强大的世界的仇恨；而对列宁来说，恰恰是对被压迫者的同情才使他的人格闪耀出动人的光彩和高尚的力量。其实，列宁不光善于爱，他也善于恨。 十月革命时期，斯大林感到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走运。不论什么时候，总会有人当众纠正他的讲话，总会有人胜他一筹，使他不能望其项背。他的虚荣心象体内的脓瘤一样搅得他坐卧不宁，在与从列宁起的那些杰出人物的关系中，他变得多疑，并常怀嫉妒。在政治局里，他几乎总是沉默寡言，神情阴郁。只有在那些粗野、果敢而又不拘俗礼的人们中间，他才显得比较平和和友善。在监狱的时候，他和刑事犯比和政治犯更容易处得来。 粗鲁是斯大林的一大生理特点。可是，渐渐地他却把这一生理特点变成了一种有意识的工具。对那些头脑简单的人来说，这种粗鲁往往会造成某种真诚的印象。“这个人不耍滑头，——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斯大林需要的正是这一效果。在那个时候，如果有事情涉及到他，他准会异常敏感，抱怨叫屈，喜怒无常。一旦有身受排挤之感，斯大林便转身背向众人，躲到某个角落里吸烟斗，阴沉着脸不吭一声，默默地幻想着复仇之事。 斯大林在斗争中从来不驳斥对手的批评，而是立即把它还赠对方，并使它带上极其粗鲁、极其残酷的性质。他的指责往往不择手段，愈荒谬愈好。批评他的人说，斯大林的政策损害了人民的利益。斯大林回答说，我的对手是法西斯收买的走狗。人们十分惊讶，如此耸人听闻的谎话怎么能够说得出口呢。这种方法（莫斯科审判⑺就是在此方法的基础上进行的）应当作为一种“斯大林反射现象”被大胆地写进心理学教科书，以使它百世流芳。 十月革命初期，克里姆林宫的生活十分简朴。1919年的一天，我偶然得知人民委员会合作社的门市部出售一种高加索酒，于是便提议停止出售，因为当时是禁止销售酒类的。 “这事儿会传到前线的，说克里坶林宫设宴吃酒，”我对列于说道。“这将产生不好的影响”。 谈话时在场的另一个人是斯大林。 “我们高加索人离了酒怎么能行？!”他不高兴地说道。 “您瞧，”列宁戏谑地说道。“高加索人离了酒就活不了啦！” 我不战自降了。 在克里姆林宫，如同整个莫斯科一样，不断发生住房之争，因为房子不够用。斯大林的住所四周十分吵闹，他想换一处比较安静的房子。契卡工作人员别连基建议他搬进大克里姆林宫⑻的华丽的房间。我的妻子曾主管过九年全国博物馆和文物管理工作，当时她反对这一建议，因为大克里姆林宫是作为博物馆保护的。列宁给她写了一封劝导性的长信：说是可以把大克里姆林宫几个房间里的较有价值的家具搬走，房间可以采取特殊的措施加以保护；斯大林急需一个可以安稳睡觉的住所；眼下他的住所只能住那些在大炮的轰隆声中也能入睡的年轻同志，等等。可是，我的这位保护博物馆的妻子却不屈从于列宁的这些理由。列宁任命了一个小组来研究这个问题。小组认为，大克里姆林宫里确实不宜住人。最后，好商量的谢列布里亚科夫⑼把自己的住所让给了斯大林，而他本人却在十七年后被斯大林枪决了。 我从未去过斯大林的住处。可是，法国作家里昂?巴比塞——他在去世前不久写了两本传记：《耶稣?基督》和《约瑟夫?斯大林》——详细描绘过克里姆林宫里的这所不大的房子，独裁者的那个简朴的住房就在它的二层楼上。逃往国外的斯大林的前任秘书巴扎诺夫对巴比塞的描绘作了补充。斯大林住所的门旁总有一个卫兵站岗。小小的前厅里挂着主人穿用的士兵大衣和军帽。三个房间和餐室里的家具十分普通。斯大林的长子雅沙是前妻所生，他有很长一段时间睡在餐室的沙发上，这张沙发晚上就是他的床铺……几年后，他成了一名工程师，便离开了父亲。 早餐和午餐原来一直是由人民委员会的食堂送来的，可是后来这些年斯大林害怕有人往饭菜里下毒，便让在家里备饭。如果吃饭时遇到主人心绪不佳（这是常有的事），一家人谁也不敢出声。 “他在自己家里，”巴扎诺夫讲述道。“俨然是位暴君。终日里盛气凌人，一言不发，对妻子或儿子的问话，一慨不理。” 早餐后，这位一家之主便往窗前的安乐椅上一躺，吱吱地吸着烟斗。通往克里姆林宫的内线电话响了起来。 “科巴；莫洛托夫找你，”妻子阿利卢耶娃说道。 “告诉他，说我睡了，”斯大林当着秘书的面回答道，意在显示他对莫洛托夫的蔑视。 国内战争开始以后，斯大林身上老是穿着一套类似军装样的衣服：长筒靴、制服上衣和绿色裤子，他在有意表明自己与军队的关系。 “从未见过他穿别的服装，只有夏天除外，夏天他穿白色的亚麻衣服”。 既然说的是斯大林住所的前厅、他的军大衣和长筒靴，我们应当承认，每到夜晚，克里姆林宫大院里的汽车轰鸣声总也不断，吵得人无法入睡。于是订出一条规定：夜间十一点以后，所有的汽车一律停在住宅区外边的拱门旁，任何人进入住宅区都得步行。可是，不知谁的汽车依然我行我素，无视规定的存在。我不止一次在夜间三点钟的时侯被汽车声吵醒，于是有一次我在窗前等那辆汽车回来，并叫住了开车的司机。 “难道你不知道这儿的规定吗？” “知道，托洛茨基同志，”司机回答道。“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斯大林同志在拱门那儿命令我：开进去！” 斯大林除了克里姆林宫的这所住房，另外在莫斯科郊区的哥尔克村还有一座别墅，这本是列宁住过的地方，斯大林把他的遗孀从里面挤走，并将它据为已有。别墅里有一个房间专供放映电影用。另一个房间里则放置一件负有满足主人音乐需要使命的贵重乐器：自动钢琴。他在克里姆林宫的住所里也有一架同样的自动钢琴。显然，他离了艺术便一天也活不下去。休息的时候，他常常摆弄八音盒，欣赏它发出的悦耳声音。在音乐方面，一如在政冶方面那样，他更喜欢易于摆弄的东西。那个时候，苏联的作曲家们把拥有两架自动钢琴的这位独裁者的每项旨意都奉为圭臬。 1913年，斯大林二十四岁的时候，他和一位文化水平不高的年轻格鲁吉亚姑娘结了婚。据他少年时代的朋友回忆，婚姻还是挺美满的，因为他的妻子“是在要求妇女顺从的神圣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女人”。每当丈夫到外边参加秘密会议，年轻的妻子便在虔诚的祈祷中度过一个个夜晚。科巴之所以能够容忍妻子的宗教信仰，原因在于他并不把她看作志同道合的伴侣。这位年纪轻轻的妻子于1907年死于结核病或肺炎，她是按东正教的仪式被安葬的。她留下了一个男孩，这孩子巴比塞的话是颇具权威性的。一直寄居在梯弗里斯的亲戚家中，十岁时被送到克里姆林宫。我们常常看见他在我儿子们的房间里玩。他觉得在我们家比在父亲家里自在。我在自己的文稿中发现了妻子写的这样一则笔记： “雅沙是个十二岁左右的男孩，小脸黑黑的，但十分细嫩，他有一双引人（注目）的黑眼睛，象金子一样闪闪发光。他生得单薄，非常小巧，听说很象他死于结核病的母亲。举止说话十分柔和。雅沙和谢廖扎很要好，他跟谢廖扎说，他父亲常常严厉地惩罚他，揍他，因为他抽烟。‘他怎么打我也没用，甭想让我戒烟。’‘知道吗，雅沙昨晚和卫兵在走廊上过了一夜，’谢廖扎对我说道。‘斯大林把他从家里赶了出去，因为他身上有烟味。’” 有一天，我在孩子们的房间正巧碰见雅沙手里夹着一支香烟。他不知所措地笑了笑。 “抽吧，没关系，”我安慰他说。 “我爸爸是个疯子，”他深信不疑地说道。“自己抽烟，却不让我抽。” 我有必要在此转述一下布哈林告诉我的另一件事，当时似乎是1924年，他在和斯大林接近的同时，还和我保持着十分友好的关系。 “我刚从科巴那儿来，”他对我说道。“您猜他在干什么？他从小床上抱起他那才满周岁的男孩，从烟斗里足足吸了一大口烟，然后喷到孩子的脸上。” “您胡扯些什么！”我打断他的话说道。 “真的，这是真的！真万确，”布哈林带着他那特有的孩子气急忙反驳道。“小孩儿呛得喘不过气来，哇哇直哭，科巴却哈哈大笑，说：‘没事儿，没事儿，这样长得结实……’。” 布哈林十分滑稽地模仿着斯大林的格鲁吉亚口音。 “这难道不是一种毫无道理的野蛮行为？!” “您不了解科巴：他就是这么一个独特的人……” 显而易见，性情温和的布哈林对斯大林的这种粗鲁作风多少有点敬仰。不得不同意，这位父亲的确够“独特的”：他一方面用烟“锻炼”小儿子，另一方面却用当鞋匠的父亲曾对待过他的那种教育方法让大儿子戒烟……埃米尔?路德维希⑽曾担心在克里姆林宫看到的会是一个目空一切的独裁者，可是实际上他看到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却是一个可以向之“托付自己子女”的人。这未免太匆忙了吧？这位尊敬的作家最好不要这么做…… 斯大林再度结婚，新娘是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她是一个俄罗斯工人的女儿，母亲是格鲁吉亚人。阿利卢耶娃生于1902年，十月革命后曾在列宁秘书处工作。国内战争时期，她在察里津前线，斯大林也在那里。当时她十七岁，而斯大林则有四十岁了。她长得十分可爱，举止文雅大方。当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的时候，她还进人工业学院学习。在斩大林的领导下，开展了迫害我的活动，阿利卢耶娃每次遇见我的妻子，总是表示出深切的关心之意。她显然在感情上更接近那些遭受迫害的人。1932年11月9日，阿利卢耶娃突然去世。当时她年仅三十岁。关于她猝然死亡的原因，苏联报纸一直保持沉默。莫斯科城里却颇多传言，说她是自杀的，还说到她自杀的原因。在伏罗希洛夫⑾家的晚会上，她竟当着所有党政要人的面批评了导致农村饥荒的现行农业政策。斯大林用俄语里最粗野的话当众辱骂了她一顿。阿利卢耶娃回到住所时，克里姆林宫的服务人员发现她神情十分激动。稍后不久，她的房里便传出了枪声。斯大林在得到了许多人向他表示的同情之后，又转入了他的议事日程。 在著名的俄罗斯作家阿菲诺根诺夫1931年创作的一部话剧⑿中讲到，如果对一百个公民进行考察，那么便会发现其中八十人生活在恐惧之中。在血腥的大清洗年代，这剩下的百分之二十中的大部分人也被恐惧所吞噬。眼下，斯大林政冶手腕的主要动力来自他自己制造的恐惧。斯大林本人并非胆小鬼，他的政治手腕反映的不过是享有特权的暴发户集团对自己的明天的恐惧。斯大林一向不相信群众，现在则害怕他们了。举世震惊的斯大林与希特勒的联盟产生于特权集团对战争的恐惧，这一事实是无可争辩的。这一联盟是可以预见的：外交家们须及时改弦更张。预见到这一联盟的，其中就有作者本人。可是外交家先生们却象普通人一样，总觉得不大可靠的预言要比可靠的预言好。而在我们这个疯狂的时代，可靠的预言往往总是不可靠的。和法国、英国、甚至美国的联盟，只有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才会给苏联带来益处。可是，克里姆林宫最大的愿望却是避免战争。斯大林懂得，假如苏联在和民主国家的联盟中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那么他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多半也会削弱和放弃现有的寡头政治，克里姆林宫的宗旨不是寻求能够赢得胜利的盟友，而是要千方百计避免战争。要想做到这一点，只有与柏林和东京建立友好关系。这便是斯大林在纳粹上台掌权后所采取的基本立场。 还有一点同样不可忽视，那就是斯大林敬仰的绝非张伯伦，而是希特勒。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不仅在这位法西斯元首身上发现了他所有的东西，而且也发现了他所没有的东西。希特勒好歹是一场大运动的发起人。他的思想无论多么卑鄙，还是成功地联合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于是，产生了一个政党，它以世界从未有过的威力武装了自己的领袖。眼下，希特勒集主动精神、阴险狡诈和丧心病狂于一身，正准备如何恰如其分地按自己的样子改造我们这个星球。 斯大林的形象和他走过的道路则是另外一种样子。不是斯大林创造了权力机构。而是权力机构塑造了斯大林。机构是一架死机器，就象自动钢琴一样，它无法从事创作活动。官僚集团上上下下全是庸才。斯大林是官僚集团中最杰出的一个庸才。他的长处在于，他比所有其它的人更坚决、更果断、更无情地表现出统治集团的自卫本能。其实，这恰恰是他的软弱之处。他目光短浅，是个历史上的近视眼。他是个出色的战术家，但却不是个战略家。关于这点，他在1905年和1917年战争中的表现足资证明。斯大林本人肯定意识到自己的庸碌无能。由此便产生了他需要别人奉承的心理，产生了他对希特勒的羡慕和暗中的崇拜。 苏联在欧洲间谍活动的前领导人克里维茨基回忆说，希特勒1934年6月在其党内进行的清洗活动给斯大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这才叫领袖呢！”行动迟慢的莫斯科独裁者自言自语地说道。从那时起，他显然效法起希特勒来了。苏联的血腥大清洗，“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的伪善而无耻的把戏，以及眼下对波兰的入侵，——所有这一切都是斯大林从留着卓别林式的小胡子的德国天才那里学到的。 克里姆林宫的辩护士们——有时也有他的敌人——试图找出斯大林—希特勒联盟与1918年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之间的类似之处。这种类似近乎于嘲弄。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是在全人类面前公开进行的。当时，苏维埃国家没有一支能作战的部队。德国进攻俄罗斯，占领了大片国土和军事给养。莫斯科政府别无良策，不得不在和约上签字，这个和约我们自己也公开称之为无力自卫的革命在强大的侵略者面前的投降。这里，根本不存在我们帮助霍亨索伦⒀的问题。至于目前的这个公约，它是在苏联拥有数百万军队的情况下缔结的；它的直接任务是以毁灭波兰来满足希特勒，于是，在“解放”八百万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幌子下，苏联红军的武装干涉变成了对二千三百万波兰人的民族奴役。通过比较，不难发现，两者之间没有丝毫相同之处，有的只是明显的对立。 克里姆林宫试图首先以占领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的方式使人民对它与希特勒的可恶联盟有一种爱国主义的满足。不过，对斯大林来说，入侵波兰还有其个人动机，这动机仍象往常一样，是一种报复。1920年，未来的元帅图哈切夫斯基率红军部队进军华沙。另一位未来的元帅叶戈罗夫进攻伦贝格⒁。斯大林是和后者在一起的。当莫斯科指挥部得知图哈切夫斯基在维斯瓦河遭到反突击时，下令让叶戈罗夫从伦贝格方向转到卢布尔，以便增援图哈切夫斯基。可是，斯大林担心图哈切夫斯基拿下华沙后，会从他手里“抢夺”伦贝格。于是，叶戈罗夫仰仗斯大林的权威，没有执行大本营的命令。只是在四天以后，当图哈切夫斯基的危急状况十分明显的时候，叶戈罗夫的部队才转到卢布尔。但为时已晚：惨剧发生了。在党和军队的上层人土中间，斯大林是造成图哈切夫斯基兵败维斯瓦河的祸首是尽人皆知的。对斯大林来说，此次入侵波兰并拿下伦贝格是为1920年的惨败进行报复的大好时机。 然而，战略家希特勒之于战术家斯大林，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希特勒利用波兰的战争把斯大林捆在自己的战车上，使他无暇玩弄花招；希特勒败坏了斯大林的名声，而且就便也玷污了共产国际。没有一个人会说，希特勒当上了一名共产党员，可是人人都说，斯大林成了希特勒的走狗。然而，即便以丧失国格的、背叛性的联盟为代价，斯大林也未能买到主要的东西：和平。无论有关中立国地位的国际法多么威严，也不会有哪一个文明国家能在世界性的风暴中幸免于难。苏联尤其不能做到这一点。每走一步，希特勒都将向莫斯科提出一个更高的要求。今天他把“伟大的乌克兰”交给他的莫斯科朋友临时保护。明天他就会提出谁是乌克兰这块土地的主人的问题。无论斯大林也罢，希特勒也罢，他们都不止一次地撕毁过各种协议。他们之间的这个协议会维持多久呢？一旦人民将在窒息性的毒气烟雾中挣扎，结盟双方所承担的神圣义务就将成为一文不值的偏见。“有本事就逃吧！”——这就是政府、民族和阶级的口号。莫斯科的寡头政治无论如何也经受不住这场战争，它如此惧怕战争是不无道理的。斯大林的坠落也挽救不了希特勒的性命，后者正带着梦行者的一贯正确的品格慢慢走向深渊。 希特勒即便借助于斯大林的力量也无法改造我们这个星球。能够改造它的将是另一些人。 列夫.托洛茨基 1939年9月22日，科约阿坎⒂ ⑴ 朱加施维里，斯大林原来的姓。——译注 ⑵ 德宾科(1889--1938年)，苏联高级军事指挥宫。——译注 ⑶ 科伦泰(1872--1952年)，俄国革命活动家。曾任俄共(布)中央妇女部长，驻外大使等职。——译注
⑷ 加米涅夫(1883—1936年)，苏联政治活动家。原姓罗森弗尔德。——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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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的俄国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译注 ⑾
伏罗希洛夫(188l一1969年)，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苏联元帅。——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