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日（一九二七年）马丁诺夫[2]在「真理报」上，极有力地并且……十分"孟什维克"式地，论证了官方立场的正确。就是说，确认了保持四个阶级联盟的必要；确认不要急于打倒联合政府，因为在这个政府里，工人正与大资产阶级坐在一起主持工作；确认不能过早地把「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放在联合政府的面前。」（「社会主义报道」第八号第四页，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一九二七年一月五日，广州政府颁布了一个新的罢工法，在这条法律中，禁止工人示威游行时携带武器，禁止逮捕商人和企业家，禁止没收他们的商品，建立强迫的仲裁委员会，调节劳资冲突。这条法律中的许多条款是保护工人利益的……但是与这些条款并列的，还有其它的条款，比如限制罢工自由的条款。革命战争中为保卫革命的最高利益，工人阶级必需实行某些自我限制，但上述法律的某些条款就超过了自我限制的必要程度。」（「共产国际」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第九号第四百零八页。）

　　「中国的革命军（即蒋介石的军队），是中国工人和农民解放斗争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广东军队的进展，意味着对帝国主义的打击，对它的中国走狗的打击，与此同时，中国一切革命分子，特别是工人，也因此会得到集会、罢工、出版与组织的自由。」（「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第四十六页）

　　「青年学生（革命的学生），青年工人，青年农民，假使能让他们都从属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影响之下，那么，所有这些人就会化作一股巨大力量，推动革命飞速发展。」（同书第五十五页）

　　「蒋介石同志在对国民党党员的演说中指出，假使中国革命不能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亦即农民问题，那么革命成功一定是不可想象的。国民党奋斗的目标，不是在中国国民革命后建立资产阶级统治，如同西欧当年所建立的资产阶级统治一样，或是如同现在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统治那样（只有苏联除外）。……我们都相信，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国民党一定会完成牠的历史任务。」（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记录（德文版），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三○三到四○四页。）

　　「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第七次全体会议对中国革命进程的预测，已经被最近的一切事变，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在落后国家中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常常企图把共产主义的外衣披在自己身上。对类似的企图，我们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

　　「共产国际应当与殖民地及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暂时的联盟，但是决不能与牠混为一体。即使无产阶级运动还处于萌芽阶段，也一定要无条件地保持自身的政治独立性。」

　　「中国的各个阶级，自无产阶级到资产阶级，都深恨外国资本的走狗——军阀；对于中国的所有阶级来说，广州政府就是全中国的国民政府。」（「消息报」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

　　「鲁祖塔克同志，在谈到中国形势的时侯，指出革命政府的后面，有中国所有阶级的通力支持。」（「真理报」一九二七年三月九日）

　　「中国革命的第一道大伤口，便是四月十一到十二号对上海工人的屠杀。关于这个政变，我会较详细地说一下，因为我知道，我们党内很少有人晓得牠。在上海，曾经有过二十一天的所谓人民政府的存在；在这个政府里面，共产党人占多数，所以我们可以说，上海曾有过二十一天的共产党政府。但是，这个共产党政府表现得十分消极，虽然蒋介石早已在准备政变，每天都有爆发的可能。

　　「反对派是不满意的，因为上海工人没有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主动决一死战。反对派不懂得，中国革命是不能发展得太快的。牠不懂得，我们不能在不利的条件下，盲目地投入到决定性的斗争中去。反对派不懂得在不利的条件下避免决战（当可以避免的时候），就等于是帮助革命的敌人……」

　　「国民党的领导层，由于缺乏带有革命性的工农热血，正在生病，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帮助它得到这些新血。到那个时侯，形势就会有根本的不同。」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与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策略，在中国革命上一个阶段，是绝对正确的。仅就北伐的成绩而论（！），牠已给了这个策略一个历史性的证明……。」

　　「上海政变以后，每个人都很清楚，中国革命正在开始一个新的阶段，资产阶级正在背离革命。这一点所有的同志都承认了，并且立刻公开下了结论。但是有一件事，他们却没有看到。那就是，虽然资产阶级正在背离革命，然而武汉政府，连想都不想离开资产阶级。不幸，我们同志中的大多数，不了解这种情况，他们对于武汉政府存有许多幻想。他们把武汉政府几乎当作工农民主专政的典范、标准模式。」（这一段被删去的演说，在大会记录中三十三页）
　　「上海政变以后，很显然，资产阶级是在背离革命了……」。

　　「蒋介石的政变，表明现在南方会有两个营垒，两个政府，两支军队，两个中心。一个革命的中心在武汉，一个反革命的中心在南京。」

　　「这就是说，武汉革命的国民党，领导着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坚决斗争，牠会在实质上转变为革命的工农民主专政……」

　　斯大林继续说：「因此，在现阶段，在国民党内部，推行左派分子与共产党员密切合作的政策，具有特殊力量与特殊意义。……没有这样的联合，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问题」一二五至一二七页）

　　「共产国际以最坚决的态度，驳斥那些要求中共退出国民党的要求。……中国国民党，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组织，在这个组织里面，无产阶级直接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合作」。

　　「我们俄国的反对派，众所周知，也主张共产党员必须退出国民党。把这种观点贯彻到底的话，早早晚晚必然要拾起一九一七年托洛次基宣传的那个著名口号：「不要沙皇，要工人政府」。把这个口号用在中国，就成了：「不要军阀，要工人政府」。幸好，我们的反对派暂时还没走到这一步。」（「无产阶级革命」五十四页）

　　「在整个武汉阶段，中共中央的政策是什么？牠的政策归结为"后撤"两个字……

　　「在这个时候，有一些负责同志，中国同志和非中国同志，发明了所谓后撤理论。他们说：反动派正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压过来，所以我们必须马上后撤，以保留合法工作的可能；假使我们后撤，我们是能保持这种可能的，假使我们起来自卫或者主动进攻，那一切就全完了。」

　　「在中国，一般地说来，工农代表大会是不是应当建立呢？是的，应当的，绝对应当的。可是牠的建立，要在武汉革命政府巩固以后，要在土地革命深入开展了以后，要在土地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

　　「在本质上说，斯大林的路线，几乎是无可非议的。尽量争取留在国民党内，不到万不得已，不放弃与它的左翼合作。「时机不到，不冒然出击」。不提出「一切政权归工农代表大会」的口号，因为这种口号只能「给中国人民的敌人提供新的宣传材料来反对革命，来制造新的谣言，说中国进行的革命不是民族革命，而是莫斯科人为的输出革命」——还有比这更稳健睿智的政策吗？……」（「社会主义报道」第九期（一五一）第一页）。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坚决提请中国共产党注意：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加强和发展一切工农群众组织，……在这些组织里面，必须动员广大群众加入国民党。只有这样，国民党才会转变为有力的群众组织，才会成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工人阶级的革命组织。」

　　「后来，他们（共产党的部长）干脆不来开会了，自己不出头露面，而是听任部里上百官员自行其是。这两个部长在任的时期，没有颁布过哪怕一个改善工农地位的法令。这还不算稀奇，他们的下台经过更加可耻。这两个部长，一个说生病，一个说要到外国去，便以此等理由请求免职。他们本来应该说：你们是反革命，你们是叛徒，我们不再与你们在一起了。这才是政治性的辞职。可是他们并没有这样作，一个说他确实病了；而谭平山甚至写道，他拿广大的农民运动没办法，所以请求准许他辞职。我们能够想象还有比这更大的羞耻吗？一个共产党员部长，竟说他拿农民运动没办法，那么谁能呢？看来，只有反革命军队的刺刀有办法了。这是公开承认，武汉政府对农民运动的残酷镇压是合情合理的。」

　　「托洛次基同志……在全体会议上要求，用苏维埃的形式，在中国立即确立两重政权的形势，并立刻采取打倒左派国民党政府的路线。这种在形式上（！）极左的（！！），可是在实际上机会主义的（！！！）要求，不过是重复旧的托洛次基主义。托洛次基是要跳过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土地革命阶段。」

　　「原定在武汉开的工会大会一天天地拖延下去，当牠终于招开的时候，也没有做出任何努力，以对反革命进行有组织的抵抗。反之，在大会最后的一天，牠还决议在国民政府公署之前，举行群众游行，目的是表示他们对政府的忠诚。（洛佐夫斯基（注五）插言：「我在那里警告了他们」。）」

　　「武汉方面的政变，发生于五月二十一到二十二日。……政变是在简直不可信的情形下发生的。在长沙的军队有一千七百人，集合在长沙周围的农民武装则有近二万人。虽然有这样的优势，反动军官还是夺取了政权，枪杀了所有的农民积极分子，解散了一切革命组织，建立了他们的独裁。这完全因为长沙和武汉领袖们的懦怯，犹疑和退让的政策所致。农民们听到了长沙政变的消息，他们便自己准备起来，打算围攻长沙。这进攻是五月二十二日决定的。农民从各方面调动他们的队伍，向长沙进发。很明显，他们不要很大的努力，便可取得长沙城。可是正当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来一封信，在这封信上，陈独秀教他们最好避免公开的冲突，把问题转到武汉来解决（注六）。湖南省委根据这封信，便下了一道命令，通知农民武装退却，不要向前进展。但是这个命令，没有送达到某两个分队，这两个分队，便向长沙进发，结果是被军队消灭了。」（记录三十四页）。

　　「在这里，我有责任说，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共产党确实犯了空前的机会主义错误……可是我们决不应责备党的群众，让他们为这些错误负责……我深信（我曾见过许多共产国际底支部），没有哪一个支部能像中国支部那样献身于共产主义，能像中国同志在为理想的斗争中那样英勇。任何国家共产党员都没有中国同志英勇」（记录三十六页）。

　　「在中国，北洋政府的军队面对的不是赤手空拳的人民，而是武装的人民，也就是革命军。在中国，武装的革命在与武装的反革命进行斗争。」

　　「社会民主党和托洛次基主义者正在诋毁中国革命，说什么中国革命已经彻底完蛋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牠的一切支部，应当与这些毁谤坚决斗争，这是他们的责任。」

　　「客观上说来，广州暴动的性质，已经属于革命退潮时期的「且战且退」。」（「真理报」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广州暴动的失败，给了中国无产阶级一个更重的打击。革命的第一个阶段，在这样连续败北的情形之下完结了。在工业中心地区，工人运动已经感觉到消沉的气象。」（「真理报」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七日第一百六十四号）

　　「在一九二八年，有四十万工人罢工：一九二九年，罢工的人数，已经达到七十五万；一九三○年上半年，工人运动完全巩固了它的地位而且在很快地发展。」[3]。

　　「苏维埃的口号，不表示别的，而是要即刻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组织无产阶级的政权。」（摘引「政治局对反对派政纲的书面答复」，一九二七年四月）。

　　「但是假使无产阶级有了工人代表苏维埃，他们是不会以此为满足的。他们会向共产党说（而且他们将是对的）：我们有了苏维埃，而苏维埃是政权机关，为什么我们不能压资产阶级让步一点？不能没收他们一点？这时，假使工农代表苏维埃已经存在，而又不采取没收资产阶级的路线，在群众眼里共产党人就变成吹牛大王了。在革命的现阶段上，采取这种路线是可能与应该的吗？不，我们不应该。」。

　　「目前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这个阶段还没有完成……企图跳过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估计中国革命是所谓「不断」革命，这种倾向，是错误的，牠与一九○五年托洛次基所犯的错误一样。」。

　　斯大林说：「若以为帝国主义者的罪恶行径，就这样过去而不会受到惩罚，那真是可笑。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已经建立了苏维埃和红军，反抗着他们。听人说，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苏维埃政府。我以为假使这是真的，那一点也不奇怪。毫无疑问，只有苏维埃才能挽救中国免于完全的瓜分和衰亡。」（「真理报」一九三○年六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