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局势的真相和共产党的任务

第一章　前言

　　在最后一次出席党代表大会所做的发言中，列宁说道：“过去一年来，国家是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是在新经济政策方面，它是否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了呢？没有。我们不愿意承认它没有按照我们的意志来行动。它是怎样行动的呢？就像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虽然有人坐在里面驾驶，可是汽车不是开往驾驶者要它去的方向，而是开往别人要它去的地方，不知这个别人是谁，是秘密的，不合法的，天知道是那里来的人，还是投机者和私人经济资本家，或者两者都是，——总之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常常完全不按照掌握轮盘的那个人所想象的那样行驶”[1]。

　　在这些话里提供了我们应该用来审查我们政策中根本问题的准则。汽车正往什么方向行驶？还有国家呢？政权呢？它是按照我们，代表工人和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的共产党人所要求的方向行驶着吗？还是没有按照我们所要求的方向？还是“不完全是”按照我们所要求的方向？

　　自从列宁逝世以来的这些年里，我们曾经不只一次地促使党的中央机关，之后并试图促使全党，注意这个事实：由于错误的领导，列宁所指出的危险已经大大地增长了。汽车不是按照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所要求的方向行驶。尽管我们遭到了种种迫害，在党代表大会前夕我们仍然认为自己有义务，以加倍的努力唤起党对这个事实的注意。因为我们确信这个情况是可以纠正的。党本身可以纠正这个情况。

　　列宁说汽车常常驶往我们敌对力量所指示的地方，他这么说使我们注意两个极为重要的事实。第一，在我们社会里存在着敌视我们事业的力量，这就是富农、新资产阶级和官僚；他们利用我们的落后和我们政治上的错误，他们依靠国际资本主义的支持。第二，这些力量是强大到能把我们政府的、经济的汽车推往错误的方向，并且最后甚至企图（开头用隐蔽的形式）把汽车的方向盘抓过去。

　　列宁的话给我们规定了如下的责任：

　　（一）对富农、新资产阶级和官僚这些敌对力量的增长要提高警惕；

　　（二）要记住，随着国家的全面恢复，这些力量将竭力联合，把他们的“修正案”加进我们的计划里去，对我们的政策施加日益增大的压力，通过我们的机器来满足他们的利益；

　　（三）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去削弱这些敌对力量的增长、联合和压力，防止他们在实际上（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来）造成两个政权制度，这是他们一心想达到的目的；

　　（四）把这些问题的全部真相坦白地告诉全体劳动群众。其中包括“热月政变”的危险和反对这一危险的斗争这个根本问题的真相。

　　自从列宁发出他的警告以来，我们有许多事情改善了，但是也有许多事情更坏了。国家机器的影响在增长，但同时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化也在发展。由于资本主义势力在农村中的绝对和相对增长及在城市中的绝对增长，因此我国资产阶级分子开始产生政治上的自觉意识。这些分子对于他们在工作中和在社交中接触到的那部分共产党人，竭力进行腐化，而其结果并不是总是不成功的。斯大林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向左开火！”的口号不能不促使党内右派分子和国内的资产阶级—乌斯特里雅洛夫分子更进一步联合起来。

　　“谁战胜谁”的问题要在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文化战线的各个方面长期进行阶级斗争来决定胜负——这是一场最后决定是社会主义发展路线呢，还是资本主义发展路线的斗争；是一场最后决定是按照社会主义路线分配国民收入呢，还是按照资本主义路线分配国民收入的斗争；是一场最后决定是单一的无产阶级政权呢，还是和新兴资产阶级平分政权的斗争。在一个小农、小小农和一般的小有产者占压倒多数的国家里，最重大的事变常常是断断续续地和暗中进行的，只是在最后才“意外地”爆发出来。

　　资本主义成分的主要表现是农村阶级分化和城市私人资本家的增多。农村的上等阶层和城市的资产阶级分子正愈来愈紧密地同我们国家——经济机构的各种环节连结起来。而这个机构常常在统计数字的掩盖下帮助新资产阶级，使它增大自己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的活动取得成功。

　　国营的、合作社营的和私营的贸易机构占去我们国民收入的一个很大份额，超过总生产量的十分之一。另一方面，近年来，私人资本以商业中间人的资格所经营的贸易，大大超过了全部贸易额的五分之一，每年的绝对数字则超过了五十亿。一直到现在，一般的消费者所需产品的50﹪以上是来自私人资本家之手。这对于私人资本家则成为他们利润和积累的根本来源。农业价格和工业价格的差额，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的差额，农村经济不同部门在不同地区和季节的价格的差额，国内和国际价格（走私货品）的差额，这些都是私人收益的经常来源。

　　私人资本在贷款上获取高利，在政府公债上赚钱。

　　私人资本在工业上的活动也是很可观的。虽然在最近这个时期私人资本的相对数字减少了，但它的绝对数字仍在增长。登记的私人资本经营的工业每年总产值为四亿。小型工业、家庭工业和手工业每年总产值为十八亿以上。总计，各种非国营工业加起来占全部商品生产的五分之一，占全部市场商品的40﹪左右。属于非国营工业的广大群众和私人资本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商业资本和家庭工业资本对于手工业工人群众各种公开的或隐蔽形式的剥削是新资产阶级积累资本的一个极为重要并且日益增大的来源。

　　税收、工资、价格和信贷是分配国民收入的主要工具，某些阶级从而得到加强，另一些阶级则被削弱。

　　目前农业税总的来说是以一种颠倒的累进办法征收的：对力量弱的课以重税，对力量强的和富农则只课以轻税。根据大致的估计，占苏联（即使把阶级分化高度发展的省份，如：乌克兰、北高加索和西伯利亚除外）土地所有者中34﹪的贫农，得到的纯收入占总数的18﹪。而占7.5﹪的最高层土地所有者获得的纯收入也正好是18﹪。而且，这两者缴纳大体相同数额的税——总税收的20﹪。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税收加在每一个贫农身上的负担比加在富农身上，或者比一般“力量强的”土地所有者身上的负担都要沉重得多。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的领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我们的税收政策绝没有“剥夺”富农。它一点也没有阻碍富农把不断增多的金钱和货物集中在他们手里。

　　间接税在我们预算中的作用正在惊人地增大，结果就降低了直接税的作用。仅此一端，税收的负担就自动从较富有的阶层身上转移到较穷苦的阶层身上。1925年至1926年，征自工人的税收为上一年的两倍，而征自其它城市居民的税收则减少了6﹪[2]。愈来愈沉重得难以忍受的酒税正好落在各工业部门身上。根据某些大致的估计，1926年和1925年比较，按人口计算的收入的增长，农民是19﹪，工人是26﹪，商人和工业家是46﹪。如果把农民划分为三个基本阶层，你就会看到富农收入的增加比工人收入的增加要多到难以比较的程度。根据税收材料估计出来的商人和工业家的收入，无疑是少于他们的实际收入的。但是，即使是这些加工过的数字，也清楚地证明了阶级分化有了发展。

　　在过去一年半之间，工农业价格的“剪刀差”已经更加扩大了。农民出售产品所得的价格，至多为战前价格的1.25倍，而他购买工业品所付出的价格至少为战前价格的2.2倍。去年一年，农民，并且主要又是下层农民的这种超额支出的总数为十亿卢布，这不仅加剧了工农业之间的矛盾，而且使得农村阶级分化大大尖锐化。

　　批发和零售价格之间的差额，使国营工业受了损失，也使得消费者受了损失，这就是说有一个第三方面得到了利益。得到利益的是私人资本家，因此也就是资本主义。

　　1927年的实际工资最多也不过维持了1925年秋季的水平。可是在这两年期间，无疑地国家变得更富了，国民总收入增加了，农村的富农阶层极为迅速地扩大了他们的储存，私人资本家、商人、投机者迅速地增加了他们的积累。很清楚，国民总收入中工人所占的份额是减少了，而其它阶级所占的份额却增大了。在评价我们的全面情况时，这个事实非常重要。

　　只有从心里认为我国工人阶级和我们党不能克服它的困难和危险的人，才会硬说，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发展中的这些矛盾、指出这些敌对势力的增长，是惊慌失措和悲观主义。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必须看清危险。我们把它们确实地指出来，正是为了用正确的方法和它们斗争并且克服它们。

　　敌对势力——富农、新资产阶级和官僚——一定程度的增长，在新经济政策下是不可避免的。你不能用单纯行政或简单经济压力来消灭这些力量。由于我们提出和执行新经济政策，我们自己就为我国资本主义关系创造了一定的地盘，并且在将来很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还必须承认它们是不可避免的。当列宁说下面这段话的时候，他不过是提醒我们注意工人必须知道的一个赤裸裸的事实：“当我们继续是一个小农国家的时候，资本主义在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基础。这是我们必须记住的……..我们还没有挖掉资本主义的老根，还没有铲除国内敌人的基础。”[3]

　　列宁在这里指出的无比重要的这个社会情况，我们已经说过，是不能简单地消灭的，但是我们能通过正确的、有计划的工人阶级政策，依靠贫农和依靠同中农的联盟来克服它，跟它斗争。这个政策是有机地包括在所有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在世界范围内的加强里面，包括在社会主义指挥中心最迅速的提高里面，这个指挥中心是为准备和发展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而工作的。

　　正确的列宁主义政策也包括策略的运用。在和资本主义势力进行斗争的时候，列宁常常采取部分让步的办法，以便麻痹敌人；采取暂时后退的办法，以便以后更成功地前进。现在也需要运用策略。但是在对于不能用直接进攻击败的敌人进行迂回运动作战的时候，列宁总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这条战线上的。在他领导下，党总是明了采取每一个策略的理由，它的意义，它的限度，不可超越的界线，以及无产阶级再次开始前进的位置。在列宁领导下的那些年月里，后退就叫做后退，让步就叫做让步。由于这样，在迂回运动中的无产阶级队伍总是保持着它的团结一致、战斗精神和明确的目标意识。

　　在最近时期，领袖们已经肯定地脱离了这些列宁主义的方法。党盲目地被斯大林集团领着前进。这个集团掩盖敌人的势力，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件事情上制造一种成功的外表，它没有给无产阶级指出前途——或者，更坏的是，它给无产阶级指出一个错误的前途。它左右摇摆着前进，迁就和迎合敌对分子。它使得无产阶级队伍的力量削弱并且发生混乱。它促成了消极态度的增长、对领导不信任和对革命力量缺乏信心。它借口列宁主义策略而把非原则的左右跳跃伪装起来，这种左右跳跃总是出乎党的意料的，为党所不理解的，削弱党的力量的。唯一的结果是使敌人赢得了时间，他们前进了。斯大林、布哈林、李可夫的这一类策略的“典型”例子在国际上是他们的中国政策和对英俄委员会[4]的政策，在国内是他们对富农的政策。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一项彻底错误的政策的严重后果落在他们头上以后，他们才能发现真相，或者一部份真相。

　　在我党中央机构的政策实际上决定于斯大林集团的这两年[5]的结束之际，我们可以认为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个集团无力防止：(1)那些企图把我国的发展推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势力的无节制增长；(2)在富农、新资产阶级和官僚力量增长的相形之下，工人阶级和贫农地位的削弱；(3)工人国家在和国际资本主义斗争中一般地位的削弱，苏联国际威信的下降。

　　斯大林集团明显的错误是：不把全部真实情况告诉党、工人阶级和农民，反而掩盖事实，讳言敌对势力的增长，不许那些追究和揭发真实情况的人开口。

　　在整个情况表明危险来自右面的时候，却集中向左开火；粗暴地、机械地压制表示无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革命命运正当震惊的一切批评，公然默许右倾趋势，削弱党的无产阶级和老布尔什维克核心的影响——所以这些事情，正是在最需要无产阶级的积极活动、党的警惕和团结、对列宁真正遗产的忠诚这样一个时期，来削弱工人阶级并使它解除武装。

　　党的领袖们曲解列宁，修改列宁，解释列宁，补充列宁，视其掩盖他们连续犯下的每一错误的需要而定。自从列宁逝世以来，一系列的新理论被创造出来了，唯一的意义是：为斯大林集团脱离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提供理论依据。孟什维克、路线转换派【事后的同情者】和资本主义报刊欢迎斯大林—布哈林—马尔丁诺夫的政策和新理论，并且认为这是一个“从列宁前进”（乌斯特里雅洛夫）的运动，是“具有政治家风度的说理”，是“现实主义”，是对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乌托邦”的否定。他们欢迎从党的领导中清除一支布尔什维克军队——列宁的战友——，并且认为这是一个改变党的根本路线的实际步骤。

　　同时新经济政策在初步阶段的发展，没有受到坚决的阶级政策的制约和修正，将造成同样性质的更大危险。

　　二千五百万小农户是俄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根源。逐渐从这一大批人中出现的富农阶层，正在重演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下埋装一个大地雷。这个过程的前途最终取决于国营企业增长和私营企业增长的对比。我们工业增长的缓慢步伐大大增加了农民中的阶级分化的速度和由此而产生的在政治方面的危险。

　　列宁写道：“在其它国家的历史上，富农屡次恢复过地主、皇帝、神甫、资本家的政权。以前所有欧洲的革命由于工人软弱，富农使共和制退到了君主制，使劳动人民的政权退到了剥削者、富人、寄生虫的专政。….你可以相当容易地使富农同地主、沙皇、神甫讲和，即使他们互相争吵，但是要使它同工人阶级讲和，永远办不到。”[6]

　　谁要是不懂得这一点，谁要是相信“富农长入社会主义”，谁就只能使得革命撞在暗礁上毁灭。

　　我国存在着两个互不兼容的基本立场。一个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立场，另一个是一心要把我们的发展转到资本主义轨道上去的资产阶级立场。

　　资产阶级和追随它的小资产阶级各阶层这个阵营，把它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工厂主的私人首创精神和个人利益上。这个阵营把它的赌注下在“力量强的农民”身上，要使合作社、工业和我们的对外贸易都为这种农民利益服务，这个阵营认为社会主义工业不应该依靠国家预算，它不应该发展得太快以致损害农业资本家的利益。争取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于日益加强的小资产阶级来说，就是压榨工人的体力和神经。争取降低价格对它来说，就是为商业资本的利益而减少社会主义工业的积累。反对官僚主义对它来说意味着解散工业，削弱计划中心；意味着把重工业置于不重要的地位——这又是进行一次有利于力量强的农民的调整，并且很快就放弃对外贸易垄断制。这就是乌斯特里雅洛夫之流的路线。这条路线的名字就是根据分期计划实现资本主义复辟。这在我国是一个强大的趋势，它影响着我们党内的某些集团。

　　关于无产阶级路线，列宁是这么说的：

　　“只有在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最终平定剥削者的一切反抗，确使他们完全屈服，并保证本身完全巩固，在大规模集体生产和最新技术（全部经济电气化）的基础上改组全部工业的时候，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的巩固才能认为是有了保证。只有这样，城市才有可能给落后和无变化的农村以技术的和社会的根本的帮助，这种帮助将为大大提高农业和耕作劳动生产率打下物质基础，从而用实例的力量和小农自身的利益迫使他们过渡到大规模的、集体的、用机器耕种的农业上去”。[7]

　　我们党的整个政策——预算，税收，工业，农业，对内和对外贸易，一切的一切，应该建立在这个原则上。这就是反对派的根本立场。这就是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这两个立场之间，斯大林派一天天趋近前者，他们正沿着一条时而稍稍向左然后大大向右的摇摆路线前进。列宁主义路线是在同资本主义成分不断斗争中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乌斯特里雅洛夫路线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以逐步侵蚀十月革命果实的方式来发展生产力。斯大林路线在客观上导致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减慢，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降低，从而为乌斯特里雅洛夫路线的最后胜利准备了条件。斯大林路线背离了社会主义的真面目是掩盖在人们熟知的社会主义辞句的假面具下面的，因此它的危险性和破坏性就更大。我们建设过程的完成会把经济发展的全部根本问题暴露出来，并且会使得斯大林的政策破产，这种政策用来解决重大问题——无论中国革命问题，或者苏联基本建设问题，是完全无能的。

　　尽管情势紧急，并且由于现领导的生硬错误而使紧急情势达于极点，情势仍然是能够扭转的。但是必须改变党领导集团的路线，并且必须按照列宁所指示的方向，雷厉风行地改变。

第二章　工人阶级和工会的状况

　　十月革命使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个大国的统治阶级。我们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是把那个以人剥削人为基础的整个社会制度加以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我们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是彻底全面改变工人阶级物质文化生活条件的第一步。尽管我们的国家穷困，我们的劳动法给了工人——甚至过去被剥夺所有集体自卫权利的最落后工人——法律保证，这是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来没有也永远不能给工人的。工会已被提高到一个统治阶级手中的极为重要的社会工具的地位，这就使它一方面能够把那些在其它情况下完全无法接近的群众组织起来，另一方面能够直接影响工人国家的整个政治路线。

　　党所面对的问题是保证这些最高的历史成就的进一步发展，——这就是用真正社会主义的内容来充实它们。我们在这条道路上能否成功决定于国内和国际的客观条件，也决定于我们路线的正确性和领导的实际才能。

　　在估计我国沿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发展的情况时，决定性的因素应当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成分对资本主义成分的优势——加上工人阶级各方面生活条件的改善。这种改善在物质方面（产业工人就业的数目，实际工资的提高，工人预算的性质，居住条件，医药治疗等等）、在政治方面（党，工会，苏维埃，共青团）、最后在文化方面（学校，书籍，报纸，剧场）都应该是很明显的。企图把工人根本的具体利益放在不重要的地位，并且在“基尔特社会主义”这个诬蔑性的借口之下把工人的根本的具体利益同工人阶级的总的历史利益对立起来，这种企图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危险的。

　　工人国家占用剩余价值当然不是剥削。但是首先，我们的工人国家是一个有官僚主义偏差的工人国家。庞大臃肿而享有特权的行政管理机构吞掉了很大一部份剩余价值。其次，日益成长的资产阶级用贸易和在不正常的价差上投机的手段，盗取了国营工业所创造的一部份剩余价值。

　　一般来说，在经济恢复的这个时期，工人的数目和他们的生活条件已有所提高，这不仅是绝对的提高而且是相对的提高——也就是同其它阶级的增长相比较。但是，在最近时期，发生了一个急剧的变化。工人阶级数目上的增长及其状况的改善几乎停止了，而它的敌人却在继续增长，而且是以一种加快的速度在继续增长。这必然导致不仅工厂工人状况的恶化，而且导致无产阶级在苏维埃社会中所占的比重下降。

　　资产阶级在工人中的代理人孟什维克正在得意洋洋地指点我们工人物质上的可怜状况。他们正在竭力煽动无产阶级反对苏维埃国家，竭力劝诱工人接受资产阶级—孟什维克的口号——“恢复资本主义”。骄傲自满的官吏在反对派坚持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主张里看见了“孟什维克主义”，这正是给孟什维克主义尽了最大的义务，正是把工人驱赶到它的黄色旗帜下面去。

　　要克服困难必须了解困难。必须公平正直地用劳动群众的实际状况来检验我们的成功和失败。

工人的状况

　　到1925年秋季为止，我们的经济恢复时期使工资有了充分迅速的提高。但是从1926年开始的实际工资大为降低的情况直到1927年初才被扭转。1926—1927年会计年度的头两个季度，大企业中的每月平均工资以莫斯科卢布计算，分别为30卢布67戈比，和30卢布33戈比；而1925年秋季为29卢布62戈比。第三季度——按照初步估计——为31卢布62戈比。因此今年的实际工资没有变动，大致在1925年秋季的水平。

　　当然，特殊部类和特殊地区——首先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工人的工资和一般物质水平无疑是高于这个平均水平的。但是另一方面，其它广大的工人阶层的物质水平却大大低于这些平均数字。

　　而且，所有的数据都证明工资的增长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劳动强度加强了，而恶劣的劳动条件仍然未变。

　　工资的提高愈来愈以要求加强劳动强度为条件。这些新趋势是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兼容的，而中央委员会在其著名的关于合理化的决议[8]中加强了这种趋势。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这项决议。这种政策意味着，由于发展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增加的社会财富本身并不导致工资的增加。

　　工人数目的微小增长意味着每一个家庭中劳动成员的数目的降低。以实际卢布计算，从1924—1925年以来，工人家庭的开支预算降低了。住房费用的增高迫使工人把它的一部份住房出租。失业者直接或间接地加重了工人预算的负担。迅速增加的酒类消费加重了他的预算负担。从总数可以看到工人的生活标准明显地下降了。除非在实行生产合理化的同时，把工业和交通扩大到足以吸收被解雇的工人，否则现在推行的生产合理化必将使得工人阶级的状况更加恶化。实际上，“合理化”的结果常常是把一些工人“赶出去”，并且降低其余工人的物质条件。这必然使得工人群众对合理化本身充满不信任。

　　在劳动条件恶化的情况下，常常是工人中最弱的部分最倒霉，这就是：非熟练工人，季节工人，女工，青工。

　　1926年，几乎在工业所有部门中，女工的工资同男工相比较有了明显的下降。在三个工业部门的非熟练工人中，女工1926年3月的收入分别为男工收入的51.8％，61.7％和83％。在泥炭工业和装卸工作等方面，一直没有实行改善女工工作条件的必要措施。青工的平均收入和所有工人的收入相比较是在不断的下降。1923年为47.1％，1924年为45％，1925年为43.4％，1926年为40.5％，1927年为39.5％[9]。

　　1926年3月，49.5％的青工收入少于20卢布[10]。规定在每一事业单位的一定数目的工人中要雇用一定数目的青工的条例被取消了，这对青年工人和工人家庭是沉重的打击。青工的失业数字正在大大地增加。

农业工人

　　在全国350万雇佣工人中，有160万是男女农业雇工。在这些农业雇工里只有20％被组织在工会中。工资合同的登记刚刚开始。他们工资之低几乎等于奴隶劳动。农业雇工的工资向来低于法定的最低限度——而且这情形甚至常常发生在苏维埃农庄中。平均实际工资不高于战前水平的63％。工作日很少有低于十小时的。实际上，多数情况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工资的支付是不定期的，并且是在令人难忍的拖延之后才支付。农业雇工的这种悲惨状况不仅是由于在落后的农民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而引起的结果。而且这也是错误路线的必然结果，这条路线实际上——在实际生活里——所优先关心的是农村的上层阶层，而不是下层阶层。我们必须全面地，有步骤地保护农业雇工，不仅要反对富农，还要反对所谓“力量强的”中农。

住房问题

　　工人通常的居住面积向来大大低于整个城市居民的平均居住面积。大工业城市的工人在这方面是居民中受惠最少的。在一系列所调查的城市中，各社会阶层在居住面积分配上的情形如下：

　　产业工人，每人5.6平方公尺；职员，每人6.9平方公尺；手艺工匠，每人7.6平方公尺；自由职业者，每人10.9平方公尺；非工人成分，每人7.1平方公尺。工人占末位。而且，工人的居住面积正在一年一年地缩小，而非无产阶级分子的居住面积却在扩大。住房建设问题的总的状况威胁着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无视这个事实，提出了一个住房建设的远景，按照这个远景，五年之后的住房情况比现在还要糟糕。而且这是委员会自己承认的。按照五年计划，到1931年末的时候，平均标准将从1926年末的11.3平方阿尔申[11]降到10.6阿尔申。

失业问题

　　工业化发展迟缓的情形在其它任何方面都不如在失业问题上表现得那样可怕，失业打击着工业无产阶级的基本队伍。1927年4月失业登记的官方数字是1,278,000人[12]。失业实际人数大约二百万。失业人数的增长比起就业工人总数来是快得无可比拟。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制订的五年计划，我国工业在整个五年期间将吸收四十万稍多一点的固定就业工人。这意味着，加上不断从农村流入的工人，到1931年底时失业人数将增加到三百万人。这种情势将引起的后果是，无家可归的儿童、乞丐和妓女的增多。付给失业者的少量失业保险金引起了人们正当的不满。救济金的平均数为11.9卢布——约等于战前5卢布。工会救济金的平均数为6.5到7卢布——而且在失业的工会会员中大概只有20％的人可以领到这种救济金。

　　劳动法规被加上了许许多多的解释，为数之多超过了它本身的条文好几倍。而这些解释实际上是取消了法规的许多条文。特别是关于临时和季节工人的法律保障被破坏了。

　　最近实行的签订集体合同的制度是以几乎普遍地放松法律限制和压低工资等级标准为特点的。赋予经济管理部门以强制仲裁权，这就使得集体合同本身形同虚设，使它从一种双方协议的行动变成一道行政命令了[13]。工业方面拨充工人的赔偿金的款项是非常不充分的。根据劳动人民委员会的材料，在1925—1926年度，在每一千工人中发生因伤残废事故为97.6起。每年有十分之一的工人受伤。

　　劳动纠纷事件的激增在这几年来是很突出的，这些事件大部分是用强迫手段而不是用调解方式加以解决的。

　　车间里的制度每况愈下。行政机构愈来愈力求建立起他们的无限权威。工人的雇用和解雇实际上完全操在行政机构手中。革命前的那些雇主和工人的关系现在并不罕见。

　　生产会议逐渐变得形同虚设。工人所通过的实际建议大部分从来没有实现过。而这种生产会议所提出的改进措施，其结果往往是使工人遭到裁减，这种情形就使得工人对于生产会议感到厌恶。因此出席生产会议的人寥寥无几。

　　在文化方面，必须注重提出的是学校问题。让孩子受初等教育对工人来说正变得愈来愈困难，更不要说职业训练了。几乎在所有的工人阶级区，缺乏学校的情形在继续发展。父母必须支付学杂费，这实际上就剥夺了工人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学校的缺乏和幼儿园设备不足驱使很大一部份工人子女在街头嬉戏。

工会和工人

　　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一项决议中所指出的“在工厂劳动条件问题上的利益矛盾”，近年来大大地发展了。但是，近来党关于工会运动的整个政策和工会领导人的实际行动对于工会产生了这样一种影响，那就是，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所说：“工会往往不善于处理他们的工作，表现了片面性，常把主要的和最重要的任务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上；主要的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卫工会组织下的群众的经济利益，尽一切可能提高他们的物质和精神水平。”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后的情况并没有变得较好一些，而是更坏了。工会的官僚主义化更进了一步。

　　在十个产业工会选举产生的执行机构的全部人员中，车间工人和非党工人积极分子所占的百分比是微乎其微的（12﹪—13﹪）。工会代表会议的极大多数代表是和工业完全没有关系的人[14]。工会和工人群众同社会主义工业的行政方面的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疏远。工会组织下的工人群众的自主活动已被工会支部书记、工厂经理、工厂委员会和车间委员会的主席（“三边”）之间的协议所代替。工人对工厂委员会和车间委员会抱着不信任的态度。出席会员大会的人是很少的。

　　工人的不满既然在工会中无处发泄，因此不得不压抑下去。“我们千万不要太积极——如果你想保住饭碗，就别那么多嘴多舌”。这样一些说法是很平常的[15]。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方面必然愈来愈多地企图在工会组织以外采取行动以改善他们的状况。仅仅由于这一点就必须根本改变目前的工会制度。

最重要的实际建议

一、物质条件方面

　　（一）根除任何企图延长八小时工作制的倾向。只在绝对不可避免的时候才允许延长工时。不允许在雇用临时工人上滥用职权，不允许把正式工人降低为“季节工人”待遇。在违背以前的规定而延长工时的有损健康的行业里，取消所延长的工时。

　　（二）最急迫的问题是提高工资，至少要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相适应。将来的方针必须是适应劳动生产率的每一增长有计划地提高实际工资。必须使不同部类的工人的工资差别达到日益平衡，方法是有计划地提高低薪工人的工资，而绝不是降低高薪工人的工资。

　　（三）我们必须制止官僚主义式地滥用合理化措施。合理化必须同相应的工业发展、同按计划分配劳动力、同反对浪费工人阶级生产力——特别是熟练工人——的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

　　（四）减轻失业的恶果：(1)必须调整失业救济金，使之相当于具体地区的平均工资。(2)鉴于失业时间的持久，救济期必须从一年延长到一年半。(3)不允许再降低社会保险税，对实际上不缴纳社会保险税的行为必须进行一次认真的斗争。(4)必须制止把保险基金用在一般保健和卫生措施上。(5)我们必须全力反对“在被保险人身上进行节约”的倾向。(6)我们必须取消在各种借口下剥夺真正失业工人领取救济金和向职业介绍所登记的权利的一切条例。(7)必须以增加失业者的福利（从产业工人开始）为方针。我们必须为开办长期社会事业制订多方考虑和细心编制的计划，按照这种计划，失业的劳动力将得到利用，而充分有利于国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五）有计划地改善工人的居住条件。在全部住房问题上坚决实行阶级政策。不允许牺牲工人利益而去改善非无产阶级成分的居住条件。不许把被解雇的工人和半失业的工人赶出住房。

　　必须采取有利措施使公寓房屋有较健全的发展。必须使低薪工人可以得到公寓房屋。不允许上层职员占去原定拨给产业工人的房屋。

　　必须放弃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制订的明显违背社会主义政策的住房计划。必须责成各企业机关充分增加其住房建筑开支，和供此项用途的预算款项及贷款，以使今后五年内工人住房确实得到改善。

　　（六）集体合同必须在工人会议上进行真正的而不是虚有其表的讨论之后才能签订。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必须撤销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给工厂行政方面以强制仲裁权的决议。劳动法规必须被看做劳动者的正当要求的最低限度，而不是最高限度。集体合同必须包含合同整个有效期间不许裁减工人和职员的保证（特许例外必须载明）。生产指针必须以一般工人而不是个别工人为基础加以核定，并且这将做为工资合同整个有效期间的指标。凡是使得工人的各种待遇标准低于原合同的任何修改，均应宣布绝对禁止。

　　（七）工资和标准局必须至于工人和工会的有限控制之下，必须停止工资和标准的经常改变。

　　（八）安全设备和改善工厂条件的拨款必须增加。不执行劳动保护条例的必须课以更高罚款。

　　（九）必须重新审查对劳动法规所做的一切解释，那些导致劳动条件降低的解释必须予以取消。

　　（十）对于女工实行“同工同酬”。一般地应把妇女工作分在较高等级。

　　（十一）禁止学徒无偿劳动。禁止降低青工工资。必须采取措施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

　　（十二）绝对不准实行有损工人切身利益的节约措施。我们必须恢复那些从工人那里剥夺掉的“琐细开支”（孩子日托，公共汽车票，较长的假期，等等）。

　　（十三）工会必须更多地注意季节工问题。

　　（十四）工厂内供应工人的医疗设备必须增加（救护车，急救室，医院，等等）。

　　（十五）为工人区儿童设立的学校的数量必须增加。

　　（十六）国家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加强工人合作社。

二、工会方面

　　（一）评定工会工作，主要应以它在目前工业的可能限度内在多大程度上维护了工人的经济和文化利益为准。

　　（二）党组织在决定有关工人群众经济和文化利益的措施时，必须认真考虑工会中共产党员的意见。

　　（三）工会工作的基础必须是：认真选举，凡事公开，对会员负责。

　　（四）行政机构的组成必须和同级工会机构进行真正的而不是虚有其表的协商，取得意见一致。

　　（五）在每一届工会代表大会（包括全苏工会代表大会）和一切由选举产生的工会机构（包括全俄工会理事会）中，直接参加生产的工人必须占多数。非党工人在这些机构中所占的比例至少必须提高到三分之一。

　　必须定期选派一定数量的工会机关干部去从事生产劳动。

　　在工会活动中更多地采用志愿工作制，广泛实行志愿工作的原则，更多地鼓励车间工人参加志愿工作。

　　（六）不允许因党内分歧而撤换被选入工会的共产党员。

　　（七）必须保证车间委员会和工厂委员会对于行政机构的绝对独立性。雇用和解雇工人，把工人从一个工种调到另一工种工作超过两星期等——所有这一类的事只有在通知车间委员会以后才能办理。为反对在这一类事情上的滥用职权，车间委员会得有权向相当工会和纠纷评议委员会对行政方面的决定提出控诉。

　　（八）必须保护工人通讯员的权利，因通讯员进行揭发而对之加以迫害的人，必须受到严厉的惩处。

　　刑法中应该加进一条，凡是因提出批评，提出独立建议，以及投票，而对工人直接或间接、公开或暗中加以迫害的，应作为危害国家的严重罪行而予以惩处。

　　（九）必须扩大生产会议监督委员会的职权，使之有权监督生产会议决议的执行，并有权检查生产会议在保护工人利益方面的成绩。

　　（十）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在列宁领导下通过的关于国营企业罢工问题的决议，仍然有效。

　　当租让企业发生罢工时，应把它看作私营企业。

　　（十一）重新审查劳动统计的全部制度，它以现在的形式所提供的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文化状况都是不真实的、显然带有伪饰的，因此极大地妨害了保卫工人阶级经济和文化利益的工作。

　　工人阶级在十月革命十周年时的困难状况，归根结蒂当然可以说是由于国家的贫困、由于干涉和封锁的结果，由于资本主义环境对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不断斗争。这种状况不能一下子改变。但是我们能够也必须用正确的政策改变这种情况。布尔什维克的任务不是自满地去描绘他们的成就——当然确实有成就——，而是明确地提出还要做什么、必须做什么、以及如有正确的政策就能做到什么的问题。

第三章　农业问题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16]或者是无产阶级国家依靠工业的高度发展和电气化去克服千百万的小企业技术上的落后性，并且在集中化和集体化的基础上把它们组织起来；或者是资本主义在农村积蓄力量，破坏城市里的社会主义基础。

　　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农民——这是指不剥削别人劳动的基本农民群众——是同盟军，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都依靠同它之间的正确联盟。关于农民问题，列宁在下面的话里早已正确地规定了我们现阶段的任务：“善于同中农达成协议，一分钟也不放弃对富农的斗争，只是牢牢地依靠贫农。”[17]

　　在农民问题上，斯大林—布哈林集团正在修正列宁，他们修正的主要方面可以概括为以下八点：

　　（一）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即：只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才能帮助农民沿着集体化道路改造农业。

　　（二）对于雇农和贫农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地区的社会基础这个问题，估计不足。

　　（三）把我们在农业经济的希望寄托在所谓“力量强的”农民身上——这在实质上即是富农。

　　（四）忽视或公然否认农民所有制和农民经济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这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转向社会革命党人的学说。

　　（五）低估资本主义成分目前在农村中的发展，并且掩饰农民中正在发生的阶级分化。

　　（六）创造了一种起瓦解作用的学说，大意是：“富农和富农组织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因为我国发展的总框框是由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构预定的。”[18]

　　（七）鼓励“富农合作社的核心长入我们的制度里来”[19]。“这个问题可以表述为，必须让富裕农民和富农发挥他们的经济潜力”。[20]

　　（八）企图把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同他的电气化计划对立起来。按照列宁自己的意见，只有把这两个计划结合起来才能保证过渡到社会主义。

　　新资产阶级的代表利用官方集团这些修正主义的倾向，已经同我们国家机关的某些环节勾结起来，他们正公然企图把我们在农村中的全部政策转到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并且，附带说一下，富农和富农思想的辩护人把他们的野心用关心生产力的发展、关心“一般的”商品产量的增长等等托词掩盖起来。事实上，富农的生产力的发展和富农的商品生产的增长正在压制和阻碍着所有其它农民经济生产力的发展。

　　虽然我们农业恢复的过程比较迅速，但农民经济的商品生产是很低的。1925年至1926年间，投入市场的商品总量为战前水平的64﹪，出口量仅为1913年出口量的24﹪。这除了由于农村本身一般消费量增加[21]以外，主要由于农业产品和工业产品之间的差价，以及富农加紧囤积食物。甚至五年计划也不得不承认“由于一般地缺乏工业产品，就使得城乡间货物的等价交换受到一定的限制，降低了可能投入市场的农产品数量”[22]。因此，工业的落后延缓了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延缓了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它破坏了城乡联盟，并且引起农民中迅速的阶级分化。

　　反对派在有关农民政策的有争论的问题上的看法，已经得到了完全、绝对的证实。在反对派尖锐批评的压力下，我们的总路线已经有了部分的改正，但是这些改正并没有阻止住官僚集团继续倒向“力量强的农民”方面去的倾向。为了证明这一点，只要指出下面的事实就够了，从加里宁的报告来看，在第十四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没有一个字提到农村的阶级分化或者富农的增长。

　　这个政策只有一个结果：我们将要失掉贫农，并且争取不到中农。

农民中的阶层分化

　　近年来农业地区已经朝着资本主义阶级分化的方向走了很远。

　　在过去的四年间，无地和少地的阶层减少了35﹪—45﹪。同时占有六到十俄亩的阶层增加了100﹪—200﹪。占有十俄亩以上的阶层增加了150﹪—200﹪。无地和少地阶层百分比的减少，很大原因是由于破产和流散。例如，在西伯利亚，在一年的期间，15.8﹪的无地农户和3.8﹪的占有二俄亩以下土地的农户流散和消失了。在北高加索，14.1﹪的无地农户和3.8﹪占有二俄亩以下土地的农户流散了。

　　没有马匹和农具的农户要升入下中农地位是极端缓慢的。目前全国仍然有30﹪—40﹪没有马匹和农具的农户，这类农户中的基本群众正在下降到贫农的地位中去。

　　在北高加索，主要生产手段的分配如下：50﹪的最贫穷农户占有生产手段15﹪。中间阶层，占农户总数的35﹪，占有主要生产手段的35﹪。最高阶层，占农户总数的15﹪，占有生产手段50﹪。在其它省分（西伯利亚、乌克兰等地）也可以看到生产手段分配的同样情况。

　　上述土地和生产手段分配不平等的情况在不同阶层农户的存粮分配中也可以得到证实。1926年四月一日，农村中58﹪的剩余粮食是在6﹪的农户手里[23]。

　　出租土地所占的比例一年年地增加。在多数情况下，出租土地的业主都是占有生产手段的大土地所有者。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为了逃税，出租土地的事情是隐秘的。贫农既缺乏农具又缺乏牲口，他们大部分是用租来的工具和牲口耕种土地。地租的条件和农具及牲口租费的条件几乎苛刻到奴隶制的程度。伴随着这种物质上的奴役，金融上的高利贷也在发展。

　　目前农民所有权的分裂不但没有减弱，而是加强了阶级分化的过程。机器和贷款并没有在农业社会主义化上发生作用，而是经常落入富农和富裕农民的手中，从而加强了对雇农、贫农和下中农的剥削。

　　除了土地和农具集中在最高阶层的手中以外，他们使用雇工的程度也在日益增高。

　　另一方面，或者由于彻底破产和流散，或者由于个别家庭成员出走，因此一批数目不断增加的“雇农”正从下层和部分中层农户中出现。这些剩余劳动力有些落在富农或“力量强的”中农的奴役之下，有些流入城市，还有很多人找不到任何职业。

　　尽管这些情况已经发展得很严重，并且使得中农在经济上的比重下降，但中农仍然是在数量上最大的农民阶层。把中农争取到社会主义农业政策方面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主要问题。把我们的希望放在所谓“力量强的农民”身上，实际上就是把我们的希望放在中间阶层的进一步分化上。

　　只有对雇农的适当关心，只有以贫农和贫农同中农联盟为基础的路线，只有同富农坚决斗争，只有工业化的道路，只有阶级路线的合作社道路和阶级路线的农村信贷制度，才能把中农吸引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上来。

实际建议

在目前正在进行的农村阶级斗争中，党必须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站在雇农、贫农和中农基本群众前面，并且把他们组织起来反对富农的剥削企图。

　　为了加强农业无产者——这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的阶级地位，需要采取我们在工人阶级的状况那一节里所提出的一系列措施。

　　必须不再使农业贷款在大多数情况下成为农村富裕阶层的特权。我们必须结束目前这样的状况——贫农的微乎其微的储蓄不是用于他们所希望的用途上，而是用于为富裕阶层和中等阶层服务。

　　必须迅速发展集体化耕作，用以抵销农村私人所有制的增长。必须有步骤地、逐年资助贫农组织集体农庄。

　　同时，我们必须更有步骤地帮助集体农庄以外的贫农，方式有：完全免税，适当的土地政策，农具贷款，吸收他们参加农业合作社。“使苏维埃活跃起来，从而造成非党农民的活动中心”（斯大林—莫洛托夫），这个口号既没有阶级内容，而且实际上会加强农村上层的支配作用，我们必须采取下面的口号来代替它：“建立由雇农、贫农和接近雇贫农的中农所组成的非党活动中心。”

　　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真正有计划的、普遍的、长期的贫农组织，这个组织以生活中的实际政治和经济问题为中心，诸如选举问题，税收问题；对贷款、机器等的分配的影响、土地分配和利用、合作社的建立、贫农从合作劳动中得到现金报酬等等。

　　党应该用一切手段促进中农在经济上的发展——在谷物价格上采取明智的政策，在组织贷款和合作社方面使他们可以得到贷款和加入合作社，有步骤地、逐渐地使这个人数最多的农民阶层可以得到大规模的、使用机器的、集体经济的好处。

　　党在日益增长的富农阶级这个问题上的任务应该是从各方面限制他们的剥削活动。我们绝不能允许继续违背我们宪法载有的剥夺剥削阶级在苏维埃中的选举权的条款。下述的措施是必要的：实行累进税制度；采取国家立法措施保护雇农和规定农业工人的工资；在土地分配和土地使用问题上采取正确的阶级政策；在向农村拖拉机和其它生产工具问题上也同样采取正确的阶级政策。

　　农村地租制度的发展，目前使用土地的办法（按照这个办法，土地由土地公社处理，而土地公社是处在一切苏维埃的领导和控制之外并且日益处于富农的影响之下），第十四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在每年分配土地时“给以补偿”的决议——所有这一切都在破坏着土地国有化的基础。

　　加强土地国有化的一个重要措施是，把这些土地公社从属于国家地方机关，在处理一切有关土地分配和使用的问题上确立地方苏维埃（清洗其中的富农分子）的有力控制。这种控制的的目的应该是最大限度地保护贫苦和无力的小农的利益免受人数众多的富农的侵害。必须在我们现有经验的基础上制订一系列补充的措施，用以制止土地公社中富农所占比例的过份增长。尤其是，必须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事实上把作为土地出租者的富农置于农村苏维埃政权的完全和绝对的监督和控制之下。

　　党应该粉碎一切只在取消和破坏土地国有化的倾向——土地国有化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基本支柱。

　　目前实行的普遍农业税制度应该改变，改变的方针是：完全免除40﹪—50﹪最贫困农户的税收，并且不许因此在中农基本群众身上增加任何税收作为补偿。收税的日期应该适合下层纳税人的利益。

　　应该拨出为数要大的多的一笔款项用于建立苏维埃农场和集体农庄。必须最大限度地放宽新建立的集体农庄和其它形式的集体化组织归还贷款的期限。被剥夺选举权的人不能作为集体农庄的庄员。把小生产变成集体大生产的思想应该贯穿到合作社的全部工作中去。在机器供应方面必须坚决实行阶级路线，必须对欺诈的机器公司特别进行斗争。

　　分配土地的工作必须继续进行，其一切损失由国家负担，首先必须关心集体农庄和贫苦农户，最大限度地保护它们的利益。

　　谷物和其它农产品的价格应该保证贫农和中农里的基本群众起码能够维持和逐渐提高他们现有的经济水平。应该采取措施消除秋季和春季之间的谷物价差。因为这种差别对于农村贫苦阶层来说损失极大，而其全部利益都归于上层。

　　不仅必须大大地增加贫农基金的拨款，并且必须彻底改变农业贷款的方针，使之保证贫农和无力的中农能得到低利长期贷款，并且取消现在实行的保证人和担保的制度。

合作制

　　农村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就是要在大规模的、使用机器的、集体经济的基础上改造农业。正如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里所说的，对于农民基本群众来说，合作制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最简单的道路。这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给予农民的巨大利益。只有发展农业机械化这个方法才能为社会主义合作制（或者集体制）造成广阔的基础。没有生产方法上的技术革命——这就是说，没有农业机器，没有作物轮作制，没有人造肥料，等等——，农业真正集体化的工作就不可能成功和展开。

　　供销合作社只有在下数条件下才能导向社会主义：（一）这个过程在社会主义成分（特别是大工业和工会）的经济和政治的直接影响之下发生。（二）农业合作社发挥贸易职能的过程逐渐导致其本身的集体化。农业合作社的阶级性质不仅决定于参加合作的农民的不同阶层在数量上的比重，而且尤其决定于他们在经济上的比重。党的任务就是要尽力使农业合作制成为贫农和中农的真正联盟，成为贫农和中农反对富农经济势力增长的斗争武器。我们必须有步骤地和坚持不懈地把农业无产者引导到建立合作社的事业中来。

　　只有在参加合作的人口得到最大限度独立的条件下才可能有成功的合作社结构。合作社同大工业和无产阶级国家间的真正联盟应该是各合作社组织的正常制度联盟，不允许官僚主义的控制方法。

　　党领导显然背离布尔什维克在农村的基本路线，他们倾向于寻求富裕农民和富农的支持；他们用反无产阶级的言词掩盖他们这种背离行为，说什么“穷人的幻想”，“吃白饭”， “懒汉主义”，并说在保卫苏联上贫农的价值不大——鉴于所有这些情形，我们比任何时候更有必要牢记我们党纲上的话。在明确指出我们同中农联盟的极端重要性之后，党纲简单明了地宣称：“俄国共产党在其全部农村工作中仍旧是依靠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农民力量。党首先把他们组织为独立的力量，建立农村党核心，建立贫农组织，建立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分子的特殊类型的工会，诸如此类。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使他们同城市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使他们摆脱农村资产阶级和小私有者利益的影响。”[24]

第四章　国营工业和建设社会主义

工业发展的速度

　　“社会主义的唯一的物质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25]

　　在一定的历史情况——资本主义的包围和世界革命的迟迟未到——下，在目前最初阶段，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条件就是工业化的速度必须迅速到足以保证在最近的将来至少解决下列问题：

　　（一）国内无产阶级的物质地位必须绝对地和相对地加强（增加就业工人的数量，减少失业人数，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水平，特别需要按照卫生标准扩大工人阶级的住房面积）。

　　（二）工业、运输和电站工作的发展速度至少必须同全国需要和资源的增长相适应。

　　（三）必须使农业有可能逐步过渡到较高的技术基础上，并且保证为工业提供日益增多的原料。

　　（四）在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在技术问题上，在改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物质条件问题上，苏联绝不能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而必须在最近的将来超过它们。

　　（五）工业化必须达到足以保证国防的程度，特别是保证军事工业的适当增长。

　　（六）社会主义成分、国家成分和合作社成分必须有步骤地增长，排挤一部份、同时控制和改造另外一部份前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资本主义的和前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

　　虽然我们在工业、电气化和运输方面有很大成就，但是工业化还远没有得到必须和可能的发展。目前工业化的速度以及为今后几年规定的速度是显然不够的。

　　没有，当然也不可能有一种政策使我们可以一下子解决所有的困难，或者把有步骤地发展我国工业和文化的一个长时期一下子跳过去。但是我们在工业和文化上十分落后的状态要求特别加紧的努力，把我们的一切财富真正地、及时地动员起来，正确地利用每一种资源，最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工业，还有运输、电气化和建筑工作长期落在人民的要求和需要后面，落在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制度的要求和需要后面；由于这种落后，全国经济周转好像被夹在一把钳子里。这种落后使得农产物商品部分的成交和出口降低。它使进口受到极为狭窄的限制，使生产价格和成本提高，使切尔文[26]不稳定，使生产力的发展迟缓。它延迟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一切物质条件的改善，造成了失业的惊人增长和生活条件的恶化。它破坏了工业同农业的联盟，削弱了我国自卫的能力。

　　工业发展速度不够快转过来又导致农业发展的迟缓。同时，没有农业生产力的决定性的提高和商品生产的大量增加，工业化也是不可能的。

价格

　　不逐步地和坚决地降低生产成本及工业品的批发和零售价格，并且使它们同国际价格平衡，就不可能加速工业化。真正的进步就在这里，无论是在提高我们的工作的技术基础的问题上，或者是在更好地满足劳动群众的要求的问题上。

　　现在应该停止说什么反对派希望提高价格这种下流无聊的叫嚣了。在希望降低价格上，全党是绝对一致的。但仅仅希望是不够的。政策是否正确，不应该凭意图而应该凭结果来判断。目前降低价格的斗争的结果甚至使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也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个政策我们不是正在损失大量的金钱吗？布哈林在今年一月份问道：“十亿的钱到哪儿去了呢？”在这同一个问题上，鲁祖塔克接着布哈林问道：“批发和零售之间的差价到哪儿去了呢？”[27]由于长期缺乏货物，由于极其官僚主义式地普遍降低批发价格，而这种做法在多数情况下又并没有使工人和农民受惠，就使国营工业蒙受了成亿卢布的损失。批发和零售间的差价所产生的利润（特别是落到私商手中的）是如此巨大，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应该把这种贸易利润的一部份保留在国营工业手里。从过去几年整个经济方面的经验里得出的无可辩驳的结论是：必须迅速克服不平衡状态，增加工业商品的数量，加快工业发展的速度。这才是真正降低批发和零售价格，首先是降低生产成本的唯一道路，后者在去年已经显出上升而不是下降的趋势。

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制订的五年计划

（1926—1927年到1930—1931年）

　　载在即将召开的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议程上的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问题，完全应该成为全党注意的焦点。这个五年计划还没有正式通过，而按照它现在的样子是很难被通过的。但它却以最系统、最完整的型态表现出目前经济领导方面的根本观点。

　　按照这个计划，工业基本投资几乎不是逐年增长的（明年为十一亿四千二百万，1931年为十二亿零五百万）。并且工业基本投资在国民经济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将从36.4﹪降低到27.8﹪。按照这个计划，国家预算中工业纯投资在1927到1931这几年间，大约将从二亿降到九千万。每年生产增长率按推定应超过前一年4﹪到9﹪——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在迅速发展时期的增长率。土地、生产手段、银行的国有化，和行政机关的集中所具有的巨大有利条件——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所产生的各种有利条件——在五年计划里完全没有得到反映。

　　目前少得可怜的工业产品的个人消费量规定在五年期间只不过是增长12﹪。棉织品的消费量在1931年将为战前的97﹪，比美国1923年的消费量少六分之五。煤的消费量比德国1926年的消费量少八分之七，比美国1923年消费量少十八分之十七。生铁消费量比德国少五分之四多，比美国少92﹪。发电量将比德国少四分之三，比美国少八分之七。纸的消费量在五年最后的时候将为战前消费量的83﹪。所有这一切是发生在十月革命十五年之后！在十月革命周年纪念的时候拿出这样寒伧、彻头彻尾悲观主义的计划，这实在意味着你们的工作就是要反对社会主义。五年计划所规定的降低零售价格17﹪即使实现了，这在我国价格同国际价格的比例上也起不了任何作用，后者比前者低2.5到3倍。

　　物价即使降低得这么微不足道（而且这还不过是一个计划），五年计划也预计到工业品将感不足，无法来满足全国从货币上来计算一年可达四亿卢布对工业品的需求。只要想一想，目前惊人的批发价格在五年期间要降低22﹪——这减得并不算太多——，仅仅这一项就会造成为数整整十亿的货物缺乏。不平衡状态就是这样维持不变，成为零售价增高的一个长期根源。五年计划答应农民在1931年将得到相当于战前数量的工业产品，而价格要高1.5倍。它答应大工业工人在五年终了的时候名义工资将增加33﹪，不算没有根据的降低物价的希望。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设计，为了消除供求间的不平衡，将提高工人缴付的房租，使之高于目前租金金额2.5倍，每年约为四亿卢布。

　　看到居民中富裕阶层有多余的购买力，计划委员会的官员要来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以改变这种情况。很难使人相信，这样一种恢复市场平衡的方法，是工人国家的负责机关制订的！所有这些虚假的远景，迫使消费者从取消国家垄断对外贸易这条毁灭性道路中寻找出路。

　　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建筑六千到七千俄里新铁路的计划——与此对照，例如，在1895—1900五年间所建的铁路为一万四千俄里——是严重地不敷需要，这不仅从社会主义工业话的观点来说，而且从各主要省分最基本的经济要求的观点来说。

　　或者是偏向这边或者是偏向那边，这就是实际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国家机器的真正态度。这就是我们目前领导方面政治路线的真正面目。

苏联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

　　在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未来长期的斗争中，最终说来，胜负决定于两个制度的劳动生产率的对比。而这在市场条件下，可以用我国国内价格同世界价格的对比来衡量。列宁在他最后的一些讲话中有一次曾警告党说：即将到来的“考试” “是俄国和国际市场举行的‘考试’，我们依靠这个市场，同它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28]当时他心中考虑到的就是这个根本事实。因此，布哈林关于我们可以用任何速度，甚至“龟行”的速度走到社会主义的观点，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废话。

　　我们不能在闭关自守的经济的掩护下躲开资本主义包围。正因为闭关自守，这样一种经济就将不得不以极端缓慢的速度前进，于是就必将遇到不是削弱了的而是加强了的压力，这压力不仅来自资本主义的军队和舰队（“干涉”），而且首先来自资本主义的低廉商品。

　　当资本主义国家拥有较高的技术时，对外贸易垄断制是社会主义存在下去的必要武器。但是，目前处在建设过程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只有在技术、生产成本、产品质量和价格问题上逐渐接近世界经济水平，才能保持这种垄断。经济领导方面的目标不应该是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经济，这种经济必然以降低发展水平和速度为代价，正相反，它的目标应该是用最大限度加快速度的方法，达到我们在世界体系中的比重的全面增长。

　　为此：（一）必须了解我们出口的重大意义，目前，出口落后于我国工业的总发展，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苏联在世界商业交易量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从1913年的4.22﹪减少到1926年的0.97﹪）。（二）尤其必须改变我们对富农的政策，这种政策使富农可以囤积原料牟取暴利而破坏我们社会主义的出口。（三）必须全面加速我国经济的工业化和加强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而不是资本主义成分），来发展我们同世界经济的联系；在最近将来不应该分散我们有限的积累，而应该通过深思熟虑的计划把它逐步投入一种新的生产，这种生产首先要保证大量生产最必须和最有用的机器；我们应该有计划地利用世界资本主义的技术成就，周密而灵活地用这些成就来补充和刺激我们自己的工业。

　　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孤立发展社会主义上面，寄托在一种脱离世界经济的速度上面，这样就破坏了我们的整个前途。这样就使得计划领导机关离开了正轨，并且无法提供正确的方针以调整我们同世界经济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决定什么应由自己生产，什么应从国外输入。坚决抛弃孤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这意味着在短短几年的过程内我们的资源将得到无比迅速的利用，更快地工业化，我们自己的机器生产将更加有计划和有力地增长。这意味着就业工人数量更快地增加和物价的真正降低——一句话，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苏联得到了真正的加强。

　　当然，为了备战，我们应该建立我国所需的进口原料的储备，并且应该立刻建立极为必要的新工业——比如铝的生产，等等。但是为了应付一场长期和严酷的战争，最重要的事情是把国家工业发展到最高度，既能大量生产，又能迅速地从一种生产转向另一种生产。不久以前的事例已经表明，像德国这样一个工业高度发展的、同世界市场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国家，当战争和封锁一下子把它同全世界隔离开的时候，它竟然能够保持巨大的生命力和抵抗力。

　　以我们社会结构无比的优越性，我们在“和平”时期利用世界市场以加速我国的工业发展，我们将能够准备得更好和武装得更好地对付封锁或者干涉。

　　任何国内政策本身都不能使我们免于资本主义包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危险。国内问题就是用正确的阶级政策——及工人阶级同农民间的正确关系——加强我们自己，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尽量前进。苏联内部资源极为丰富，我们完全能够这样前进。我们为了这个目的而利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就是把我们对历史的根本估计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结合起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在某些主义国家内的胜利将打破资本主义包围，并将解除我们的沉重的军事负担。它将大大地在技术上加强我们，大大地加速我们的城市和乡村、工厂和学校的全面发展。它将使我们有可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这就是，以最先进的技术和所有成员真正平等地劳动和享用劳动成果为基础的无阶级社会。

办法在哪里

　　社会主义专政的命运决定于真正工业化和迅速提高群众文化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为了更加大胆和更加革命地解决这两个问题，办法在哪里？对于这个问题，反对派的答案如下：

　　主要的办法是通过正确运用预算、信贷和价格而重新分配国民收入。辅助的办法是正确地利用我们同世界经济的联系。

　　（一）按照五年计划，国家和地方的预算将在五年间从六十亿增加到八十九亿，因此到1931年将占国民收入的16﹪。这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较小于战前沙皇的预算，后者为18﹪。一个工人国家的预算比起资产阶级的预算来，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在国民收入中占有更大的比例。当然，这是假定这个预算真正是社会主义的预算，除了人民教育经费日益增加之外，它将为国家工业化拨出非常庞大的款项，在今后五年过程内，预算中工业化需要的纯拨款可以且应该达到每年五亿到十亿。

　　（二）税收没有随着上层农民和一般的新资产阶级的积累增长而相应提高。因此，(1)必须对私人企业的各种超额利润征税，其数额应不少于1.5亿到2亿，而不是像现在的五百万；(2)为了加强我们的出口，必须保证从富裕的富农阶层（约为农民总数的10﹪）征集不少于1.5亿普特的粮食。这种余粮征集应以赊购的形式进行。1926—1927年时，余粮曾达8亿到9亿普特，而且大部分是集中在这些上层农民手里。

　　（三）必须在实际上实行一种一贯和坚决降低批发和零售价格，并缩小它们之间的差价的决定性政策。而且做法必须是这样的：降低价格的影响所及主要地应该在于工人和农民大量消费的物品方面（可是不允许在已经够低的质量上弄虚作假，而现在正在这样做）。降低价格不应该使国营企业得不到必要的积累，而应该是主要通过这样一些方法：增加货量，降低生产成本，减轻“附加”费用，裁减官僚机构。如果降低价格政策比较灵活，比较适应市场情况，比较能区别对待——这就是，更多地考虑到每一种货物的市场情况——，那么这种政策就会使现在用以养肥私人资本和一般寄生商业的大批款项，保留在国营企业里。

　　（四）按照去年斯大林和李可夫所发表的宣言，据说实行节约措施每年能盈余3亿到4亿卢布，可是事实上结果却微不足道。节约措施是个阶级政策问题，并且只有在群众的直接压力下才能实现。工人必须敢于对此施加压力。非生产费用每年降低4亿卢布是完全可能的。

　　（五）熟练地运用对外贸易垄断制、外国贷款、租让制、技术援助协议之类的武器，就会为我们提供额外的收入。这样就会大大增加我经费使用的灵活性，就会以新技术丰富和加速我们发展的全部过程，从而加强我们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社会主义的真正独立。

　　（六）选择人员——从上到下——和正确的人事关系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是财政问题。人员愈差，需要的钱愈多。官僚主义制度必然排斥优秀人员和正确的人事关系。

　　（七）我们现在经济领导机关的“尾巴主义”实际上意味着亿万金钱的损失。这是我们为缺乏远见，步调不一，极端狭隘和因循落后而付出的代价。

　　（八）仅仅税收收入并不能满足国民经济的继续增长的要求。必须使信贷成为按照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分配国民收入的愈来愈重要的杠杆，这首先意味着通货稳定和货币流通正常。

　　（九）在我国经济上采取坚决的阶级政策，限制投机和高利贷的活动范围就会使得政府和信贷机关比较容易动员私人积蓄。这样就有可能通过长期贷款使工业得到极其广泛的财政资助。

　　（十）政府经售伏特加最初是作为一个试验而采行的，当时的意思是，经售收入的主要部分应该放在工业化上，主要是冶金工业上。但在实际上，由于国家经售伏特加，工业化反而受到了损害。必须承认这个试验是完全失败的。在苏维埃的结构下，国家经售伏特加是一种损失，这不仅是从私营企业的立场来说——像在沙皇制度下——，而且主要是从国营企业的立场来说。旷工现象，操作粗心，生产次品，机器损坏，工业事故，火警，斗殴，伤残都增多了——这些事故的损失每年达几亿卢布。国营企业在伏特加上的损失并不少于预算从伏特加得到的收益，而比起企业本身从预算得到的拨款来，则多过好几倍。尽早（两年到三年）取消国家经售伏特加将会自动地增高工业化的物质和精神资源。

　　办法在哪里？这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说工业化速度迟缓的直接原因是缺乏办法的，这是不真实的。办法虽然不多，但还是有办法的。缺乏的是正确的政策。

　　我们必须断然拒绝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制订的五年计划，并且加以谴责，因为它同“把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这一任务是不兼容的。我们必须真正实行重新分配各阶级的税收负担——加重富农和新资产阶级的负担，减轻工人和穷人的负担。

　　我们必须降低间接税的相对重要性。我们必须在不久的将来取消国家经售伏特加。

　　我们必须整顿铁路运输业的财政状况。

　　我们必须整顿国营企业的财政状况。

　　我们必须把被忽视的林业恢复到正常状态，林业能够并应该成为大宗收入的来源。

　　我们必须保证货币的无条件稳定。货币稳定一方面需要降低物价，另一方面需要预算上没有赤字。绝不允许为消弥赤字而发行纸币。

　　我们的预算必须是用途严格的预算，没有赤字、铁面无私，绝不允许任何不必要或者额外的东西。

　　我们必须在1927—1928年预算中大批增加国防（主要是军事工业），一般工业，电气化，运输，住房建筑，农业集体化的拨款。

　　我们必须断然抵制一切想干预对外贸易垄断制的企图。

　　我们必须采取坚决方针，在增加技术力量和改善群众物质条件的基础上，实现工业化、电气化和合理化。

第五章　苏维埃

　　资产阶级国家的官僚机构，不管它采取什么形式，总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培养互相忠诚，在群众中间有计划地散布恐惧和对统治阶级的服从心理，用这样的方法来使自己骑在人民头上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十月革命用工农兵苏维埃代替了旧的国家机器，给了资产阶级国家这个老偶像以历史上最沉重的打击。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党纲说：

　　“俄国共产党对官僚主义进行最严厉的斗争，为了彻底战胜这种弊害，党提出下述措施：（一）使每一个苏维埃委员必须担任一定的国家管理工作。（二）使这些工作不断变换，以便每一个委员逐渐参加国家管理的一切部门。（三）逐步吸引全体劳动人民，直到最后一个人，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充分和全面实行这些措施——这些措施是巴黎公社所开辟的道路的进一步发展——，简化行政管理职能，再加上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这将导向国家权力的消灭。”[29]

　　苏维埃的官僚主义问题还不仅是一个文牍纷烦和机构人员庞大的问题。根本上这是官僚机构所扮演的阶级角色的问题，它的社会联系和同情的问题，它的权力和特权地位的问题，它同新资产阶级和不熟练工人之间的关系，同知识分子和文盲之间的关系，同苏维埃“阁下”夫人和无知农妇之间的关系等等，等等的问题。干部站在哪一边呢？这是千百万工人每天在实际生活中不断提出的问题。

　　在十月革命的前夜，列宁提到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分析，他有力地强调指出这个思想：“在社会主义下，公职人员将不再是‘官僚’或‘官吏’，其所以能如此，那是因为除了实行选举制度以外，还可以随时撤换，还把薪津减到工人平均工资的水平，并且还以‘同时间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关’去代替议会制机关”。[30]

　　最近几年苏维埃国家机构是向什么方向发展的呢？向着精简机构和节省开支的方向吗？无产阶级化吗？接近城市和农村的劳动者吗？缩小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距离吗？在生活条件、权利和义务方面更加平等的问题上，情况怎么样？我们在这方面前进了吗？非常明显，对于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你都不能做出肯定的回答。（当然，不言而喻，真正的和完全的平等只有在阶级消灭以后才能达到）。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平等化的任务是受到阻碍和迟延了，但是并没有取消。对我们来说，新经济政策不是通向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是迈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所以，逐渐吸引全体劳动人民直到最后一个人参加国家管理工作，有步骤地争取较大的平等，这仍然是党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最重要的任务。这个斗争只有在国家日益工业化和无产阶级在物质及文化建设的一切部门居于优势的基础上才能取得胜利。在过渡时期，这个斗争并不排斥给合格的工人以较高的工资、提高专家工作的物质水平。它也并不排斥给教员以高于资产阶级国家的工资，等等。

　　必须注意，近几年来官员队伍的人数一直在增长。它在巩固自己，把自己置于一般人民之上，在同城市和农村的较富有的分子结合在一起。1925年的“指示”把选举权给了为数众多的剥削分子，这不过是一次很清楚的表现，表明这个官僚机构（直到它的顶峰）对于社会上富有的、发财的、兴旺的分子，已经变得有求必应了。取消这些指示——它们实际上是对苏维埃宪法的破坏——，是反对派批评的结果。但是在新指示下的第一次选举在一些地方已经暴露出有一种得到上面鼓励的意图，要尽可能地减少富裕阶层中被剥夺公权的人数。但是，问题的中心不在这里。在新资产阶级和富农不断相对增长，而且日益同官僚机构靠拢的情况下，在我们总的领导机关的错误路线下，即使他们被剥夺了选举权，他们仍然能够影响——虽然是在幕后——行政人员和政策，至少对较低的苏维埃机关是如此。

　　下层富农和“半富农”分子及城市资产阶级对苏维埃的渗透开始于1925年，由于反对派的攻击曾使之部分地停止，这种渗透是一个十分深刻的政治过程，如果忽视或者掩盖这个过程，就会给无产阶级专政带来悲惨的后果。

　　城市苏维埃，这是使工人和劳动群众直到最后一人参加国家管理工作的基本工具，近年来它已经失掉了一切真正的作用。这是阶级力量对比无可怀疑地向着不利于无产阶级的方向改变的表现。仅仅在行政上“复活”苏维埃来抵抗这种现象是不可想象的。只能用坚决的阶级政策来抵抗它——坚决反对新的剥削者，毫无例外地在苏维埃国家的一切组织和机关中增加无产阶级的活动和比重。

　　莫洛托夫的“理论”说，我们不可以要求工人靠拢国家和国家靠拢工人，因为我们国家本身在内容和性质上已经是一个工人国家[31]，这是官僚主义最最恶性的公式。它事先就批准了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官僚主义蜕化。在现领导集团下，对于莫洛托夫这个反列宁主义的“理论” ——这个理论得到苏维埃官僚机构的庞大人士公开的或者默认的同情——的任何批评，都被叫做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但是严厉地谴责这个“理论”以及一切类似的“理论”，是进行任何真正斗争以反对官僚主义蜕化的必要条件。这个斗争并不仅仅意味着把一定数量的工人变成干部。它意味着整个国家机构在一切日常工作中靠拢工人和贫农。

　　目前官方所进行的反官僚主义斗争，不是以工人的阶级活动为基础，而是企图以机关本身的活动代替它，这个斗争不会也不能有重大结果。在许多情况下，它反而促进和加强了现有的官僚主义。

　　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近几年来在苏维埃内部生活中发生了一系列完全反动的过程。苏维埃同基本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上的决定愈来愈没有关系。它们正在变成执行委员会和主席团的附属品。政府工作完全集中在后者手里。在苏维埃全体会议上讨论问题只不过是做给人看的。同时，苏维埃机关两届选举之间的时期正在延长，它脱离广大工人群众的情形正在增长。所有这一切大大地加强了官僚分子在决定一切问题时的影响。

　　庞大的城市经济部门的管理工作常常操纵在一两个共产党人手里，它们选用自己的专家和自己的工作人员，并且常常完全依赖这些人。没有适当训练苏维埃的人员。从下到上都没有让他们参加实际工作。因此在苏维埃机构里不断有缺乏熟练工作人员的抱怨。因此权力愈来愈多地转到官僚方面去。

　　苏维埃重要工作部门由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和行政人员，只要同苏维埃主席发生冲突，就马上被撤换。如果同党的省委员会发生冲突，他们被撤换就更快。结果，选举原则已荡然无存，对选举人负责云云也失去了任何意义。

　　因此：

　　（一）必须采取坚决的政策同官僚主义斗争——像列宁那样进行这个斗争，使它成为阻止新资产阶级和富农的剥削意图的真正战斗，达到这一点的方法是：在党、工会和苏维埃内部坚持一贯地扩大工人民主。

　　（二）必须采取使工人、雇农、贫农和中农——反对富农——同国家紧密联系的口号，国家机关无条件地位劳动群众的基本利益服务的口号。

　　（三）作为使苏维埃恢复活动的基础，必须加强工人、雇农、贫农和中农的阶级活动。

　　（四）必须把城市苏维埃变成真正的无产阶级政权机关，变成引导广大工人群众参加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工作的工具——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实现城市苏维埃对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其所属机构的控制。

　　（五）必须完全停止撤换由选举产生的苏维埃干部，除非在真正和绝对必要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时，应该把理由向选举人讲清楚。

　　（六）我们必须做到，使最落后的不熟练工人和最无知的农妇凭他们的经验相信，在无论什么国家组织里，他们都将得到关怀、忠告和一切可能的支持。

第六章　民族问题

　　社会主义发展的总速度的迟缓，城乡新资产阶级的成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增加，国家机关内官僚主义的发展，恶劣的党内制度，同这一切相联系着的是大国沙文主义和一般的民族主义精神的发展——所有这些东西都畸形地表现在苏联内部的民族问题和自治共和国问题上。由于一些自治共和国存在着前资本主义文化的残余而使得这些问题更加复杂。

　　在新经济政策下，私人资本的作用在工业落后的边疆地区异常迅速地增长着。在这些地区，经济机关常常把它们的赌注完全押在私人资本家身上。它们确定物价时不考虑贫农和中农群众的实际状况。它们人为地降低雇工的工资。它们无节制地在工业同供给原料的农民之间实行官僚主义的私人中介的办法。它们把合作社导向使乡村富裕阶层得到更多好处的方向。它们忽视特别落后的畜牧业者和半牧业者的利益。主要问题——如何实现工业建设计划，特别是农业原料生产的机械化计划——完全置诸脑后了。

　　官僚主义在大国沙文主义精神的支持下，把苏维埃中央集权制变成了争吵的源泉，为的是如何在各民族间分配官爵（南高加索联邦）。它破坏了中央同边疆地区的关系。实际上，它使苏维埃民族院丧失了任何意义。它对自治共和国行使官僚主义的监护权，甚至剥夺后者处理当地居民同俄罗斯族居民间土地纠纷的权利。直到今天，这种大国沙文主义，特别是表现在国家机关中的大国沙文主义仍然是阻碍各族工人互相接近和团结的主要敌人。

　　给予贫农真正的支持，使一般中农群众接近贫雇农，把后者组织成独立的阶级力量——所有这一切在民族州和共和国里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如果不把雇农真正组织起来，不建立合作社和组织贫农，我们就有使我国东方落后地区停留在它们传统的奴役状态中，使这些地区的地方党组织完全失掉真正下层阶级党员的危险。

　　共产党人在比较落后或刚刚觉醒的民族间的任务应该是把民族觉醒的过程纳入苏维埃—社会主义的途径。我们应该把劳动群众吸引到经济和文化建设中来，特别是用促进本地语言和学校的发展和使苏维埃机关“民族化”的方法。

　　在同其它民族或少数民族有摩擦的地区，随着资产阶级分子的增长，民族主义常常变得非常嚣张。在这样的情况下，实现地方机关的“民族化”就使少数民族吃亏。边界问题成为民族嫌隙的来源。党、苏维埃和工会工作被民族主义的空气所毒化。

　　乌克兰化、突厥化等等，只有在联盟的组织和机关里消灭官僚主义的和大国主义的习惯以后才能真正实现；只有无产阶级在民族共和国占支配地位的条件下，只有在我们以下层阶级作为自己的支柱，并且同富农和沙文主义分子进行继续不断和毫不妥协的斗争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实行。

　　这些问题在向顿巴斯或巴库这类工业中心地区是特别重要的，这些地区的无产阶级居民人数众多，他们同周围农村的广大群众属于不同民族。在这种情况下，城乡间正确的文化和政治关系要求：（一）城市对不同民族的农村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必须采取特别关心和真正兄弟式的态度；（二）必须坚决抵抗资产阶级挑拨城乡关系的任何企图——不管是对待农村地区抱官僚主义傲慢态度，或者是对城市怀反动富农式的仇恨。

　　我们的官僚主义政权把表面“民族化”的实际执行转交到官员、专家和小资产阶级教员手里，而这些人同城乡上层阶级有千丝万缕的社会和文化联系。他们使自己的政策符合上层阶级的利益。这样就使当地的穷苦阶层不敢接近党和苏维埃政权，把他们投入商业资产阶级、高利贷者、反动神父和封建族长的怀抱。同时，我们的官僚主义政权把民族中真正的共产主义分子打入冷宫，常常把他们斥为“异端分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迫害他们。例如，格鲁吉雅一批重要的老布尔什维克就曾经有过这种遭遇，他们得罪了斯大林集团，而列宁在他去世的末期还热烈地维护了他们。

　　十月革命唤起了民族共和国和民族的工人群众，因此他们热望立刻独立地参加实际建设生活。我们的官僚主义政权用地方民族主义的叫喊来吓唬群众，企图以此而使他们的热望消沈下去。

　　我们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认为必须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残余”，反对“苏联国内各民族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不平等”， 反对“曾经受过俄罗斯族沉重压迫的各族人民中的民族主义残余”。有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州负责干部参加的党的第四次代表会议（1923年）[32]宣称：“党的根本问题之一是在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州的当地居民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分子中间支持和发展共产主义的组织”。代表会议一致宣称，从中央到落后的共和国和州去的共产党人，他们应该扮演的角色“不是教师和保姆，而是协助者”。[33]最近几年来，整个事情正好是朝着相反方向发展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所任命的民族党机器的领导人，包办了党和苏维埃的一切问题的实际决定工作。他们排挤积极的各民族工作人员，把他们当成一种次等共产党人，他们被吸收参加工作，不过用来起形式上的“代表作用”（克里木，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鞑靼里亚，北高加索的山区各省，等等地方）。由上而下把地方党的工作人员人为地分成“右派”和“左派”的做法已经成为一种制度，以便中央机关任命的书记可以独断独行地指挥这两类人。

　　在民族政策方面，正如在其它方面一样，必须回到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来：

　　（一）有计划地、有原则地、坚持不懈地努力消除不同民族的工人间的民族界线——对新来的“民族”工人要特别照顾，提高他们的技术，改善他们的生活和文化条件；牢牢地记住，把落后的民族地区引导到苏维埃建设工作中来的真正杠杆，在于在当地居民中形成和发展无产阶级核心。

　　（二）以加快边疆落后地区工业化的速度的观点重新考虑五年经济计划；制订一项十五年计划，这个计划应把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州的利益考虑在内。使我们的收购政策适应贫农和中农的作物生产（中亚细亚的棉花，克里木和阿布哈兹的烟草，等等）。执行合作社信贷政策以及土壤改良政策（在中亚细亚、南高加索等地）应该按照严格的阶级路线，并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联系起来；更多地注意畜牧合作社的发展；在原料农业的耕作上实行机械化的方式应该适应当地条件。改正我们的移民政策，使之在民族问题上严格符合正确政策的利益。

　　（三）真诚地实行把苏维埃、党、工会和合作社机构民族化的政策，同时认真考虑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进行真正斗争，反对在国家、合作社和其它关系的活动中的殖民者态度；取消处在中央和边疆地区之间的一切官僚主义的中介机关；从南高加索联邦在促进那些民族的工业和文化发展上的成功和失败中，去学习它的经验。

　　（四）从各方面消除妨害苏联各民族工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革命基础上进行最充分的联合和团结的一切障碍，坚决反对把占优势的民族语言机械地强加于其它民族的工人和农民。在这个问题上，劳动群众必须有充分的选择自由。每一个民族共和国内各省任何少数民族的真正权利必须得到保证。在这方面的一切工作上，必须特别注意过去的被压迫民族和过去的压迫民族之间所产生的特殊情况。

　　（五）坚持一贯地在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州实行党内民主；绝对不允许对非俄罗斯民族采取发号施令的态度，不允许从上而下进行任命和调动；抛弃硬把非俄罗斯共产党人分成右派和左派的政策；要特别注意提拔和教育下层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农业无产阶级和（反富农的）农民党员。

　　（六）反对乌斯特里雅洛夫倾向和一切种类的大国主义倾向——特别在中央各人民委员会和一般国家机关里。以民族问题上的明确和一贯的阶级政策为基础，进行一次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教育运动。

　　（七）把苏维埃民族院变成同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州的生活相联系的实际职权机关，真正能保卫它们的利益。

　　（八）适当注意工会工作中的民族问题和建立民族无产阶级单位的问题。这些工会里的工作应该用当地语言来进行，所有各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利益都应该得到保护。

　　（九）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给剥削分子选举权。

　　（十）第五次民族代表会议必须在真正代表“下层”阶级的基础上召开。

　　（十一）在报纸上公布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信件，在这封信里列宁批评了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路线。

第七章　党

　　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党曾经赢得过像我们党所赢得的这样巨大的胜利，迄今十年来我们党一直领导着一个无产阶级并且实现这个阶级的专政。俄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工具。俄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领导党。没有其它任何党担负过像我们党所担负的这样一个国际历史责任。但正由于这个原因，由于它所掌握的权力，我们党应该毫无畏惧地批评自己的错误。它应该暴露自己的阴暗面并且清楚地看到实际蜕化的危险，以便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列宁在世时常常是这样的，他经常警告我们防止自己蜕化成“骄傲自大的党”[34]的危险。在显示下面这幅我党目前状况和它的一切阴暗面的图像时，我们，反对派，表示坚定的希望：如果采取真正的列宁主义政策，党是能够克服它的弱点并且足以担当它的历史任务的。

　　近年来，我们党的社会主义成分一直在恶化。我们党在1927年1月1日时的成分的约数如下：

　　由上表看来，在1月1日的时候，我们党只有三分之一的车间工人（事实上只有31﹪），而三分之二是农民，干部，前工人以及“其它各种各样的人”。

　　在过去一年半之间，我们党大约失去十万车间工人。1926年“自动”退党的普通党员达到二万五千人，其中76.5﹪是车间工人[35]。根据官方材料（它当然把实际情况加以缩小），由于最近同党员重新登记一起进行的所谓“甄别”，大约有八万党员被开除出党，其中的绝大多数是产业工人。“以相对数字计算，今年初登记的党员占全体党员的93.5﹪”[36]。因此，仅仅通过重新登记的办法，就“甄别掉了”全体党员的6.5﹪（约为八万党员）。在被“甄别掉”的党员中，大约50﹪为熟练工人，三分之一强为半熟练工人。中央委员会要缩小这些业经大大缩小的资料的企图是显然没有得逞的。我们用斯大林的“甄别”抵销了“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运动”。

　　另一方面，从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以来有十万农民被吸收入党，其中大多数是中农。雇农的百分比是微不足道的。

　　（二）党的领导机关的社会成分的恶化情况更加严重。在县（小区）委员会里，农民（出身）占29.5﹪，职员及其它占24.4﹪；这些委员会成员的81.8﹪是各国家机关的雇员。车间工人在这些党的领导机关的全体工作人员中所占的比数几乎等于零。州和省委员会里，车间工人所占比数为13.2﹪；在县委员会里为9.8﹪到16.1﹪[37]。

　　党本身约有三分之一的党员是产业工人，而在那些党的决策机关里，产业工人只占十分之一。这构成对党的严重危险。工会也是走着同样的道路[38]。这表明来自小资产阶级的“行政人员”和“工会官僚”，把我们手里的权力拿去了很大一部份。这是使党“非无产阶级化”的最可靠的道路。

　　（三）“前社会革命党人和前孟什维克”在党机器内和在一般领导岗位上的作用增大了。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的时候，在居于我们报纸负责和指导地位的人中，有38﹪是以前参加过其它党派的[39]。目前情况更坏一些。掌握党的布尔什维克报纸的实际指导工作的，或者是“青年”修正主义派（斯列普科夫，斯捷茨基，马里耶茨基及其它人），或者是其它党派的前党员。在居于我们党的行政机构领导地位的人中，约有四分之一是前社会革命党人和前孟什维克。

　　（四）在一切方面，官僚主义都在增长，但是它的增长在党内特别具有破坏性。现在的党官僚们是这样看问题的：

　　“我们有许多党员，他们还没有适当地了解党，了解党到底是什么样的组织。他们认为党是从支部建立起来的——支部是党的基础，然后区委员会，这样一层层地向上建筑，直到中央委员会。这是不正确的（！！！）。必须由上而下看我们的党。在一切实际关系上和我们党的全部工作中，都必须遵守这个观点。”[40]

　　比较负责的同志，比如乌格拉诺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给我们规定的党内民主的定义，本质上和这是同一回事。

　　这个“新”概念是极端危险的。如果我们当真承认“必须由上而下看”我们的党，那就意味着，列宁主义的党——工人群众的党不再存在了。

　　（五）党内民主在国去的几年内被一步一步地取消了——这破坏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整个传统，破坏了一系列党代表大会的直接决定。干部的真正选举在实践中已经不存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组织原则没有一点不受到歪曲。党章被系统地窜改，目的在于增加上层的权利，而减少下层核心的权利。县、区、省委员会的选举期限被中央委员会延长为一年，两年，以及更长的时间。

　　省委员会、省执行委员会、省工会理事会等组织的领导人实际上是不变动的（任期从三年到五年以及更长的时间）。任何一个党员和任何一部份党员“向全党申诉根本不同意见”[41]的权利实际上被取消了。在召开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以前，不把一切问题让全党进行事先的自由讨论（向我们在列宁领导下时所经常做的那样）。要求进行这种讨论被看做破坏党的纪律。完全忘了列宁的话：“布尔什维克‘参谋部’必须真正为其部队的忠实而直觉的意志所支持，这支部队服从参谋部，同时又指导参谋部”。

　　党内正出现一种意义极为重大的情况——这是总路线的必然副产物——，这就是驱逐党内的老人，这些人经历了地下时期，或者至少经历了内战，有他们自己的观点，而且能够维持自己的观点。他们被一些新分子所代替，这些新分子的突出优点是盲目服从。

　　这种以革命纪律的名义从上而下所培养的服从，其实和革命纪律毫无关系。现在被提升到工人阶级基层组织和行政机构的领导地位的新共产党员，常常是从那些一贯以对革命前原来的当局驯顺着称的工人中挑选出来的。他们的得宠是由于他们以明显尖锐的敌视态度对待老的工人党员——在革命最艰苦时刻的工人阶级领袖人物。

　　同样的现象以更加丑恶的形式出现在国家机关里，人们在那儿常常会遇到苏维埃“党”老爷的完善典型。在庄严的场合，他以十月革命的名义发誓；他的与众不同的特点是对自己的工作完全漠不关心；他彻头彻尾地生活在资产阶级环境中，背后大骂他的上级，而在党的会议上“痛斥”反对派。

　　一个领导党员（首先是书记）的实际权利要比一百个普通党员的实际权利大得多。这种日益以党机器代替党的情况是由斯大林的“理论”所促成的，这种“理论”背弃了对于每一个布尔什维克来说是不可破坏的列宁主义原则——无产阶级专政可以并且只能通过党的专政来实现。

　　党内民主的死亡导致工会和其它所有非党群众组织内的一般工人民主的死亡。

　　党内分歧被曲解了。对于那些被斥为“反对派”的布尔什维克们的观点，进行一连几个月和几年的恶意论战。但是却不许这些布尔什维克们在党的报纸上阐述他们自己的观点。昨天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崩得分子，犹太民族主义者，都在《真理报》上攻击和谴责一些中央委员提交给中央委员会和文件。他们把这些文件断章取义。但是文件本身却从来没有发表过。党的基层组织被迫投票“谴责”他们对之毫无所知的文件。

　　党被迫根据官方的“说明”和批注来判断我们的不同意见，而这些“说明”和批注往往既不真实又极无知，使人作呕。列宁的话：“谁仅仅根据无稽之谈而相信什么，谁就是个毫无希望的傻瓜”已由另外一句话来代替：“谁不相信官方的话，谁就是反对派”。倾向反对派的产业工人为了他们的态度不得不付出失业的代价。普通党员不能大声说出自己的意见。党的老干部被剥夺了在报纸上或在会议上的发言权。

　　捍卫列宁观点的布尔什维克们被诬蔑为想要制造“两个党”。这个精心编造的指责，是为了使工人一致反对反对派，因为工人自然是热情维护他们党的统一的。对于斯大林的孟什维克主义严重错误的任何批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英俄委员会等），都被说成是“反党斗争”。情况就是这样，尽管斯大林事先从来没有向党提出过任何问题，无论是中国革命政策，或者任何其它重要问题。关于反对派要制造“两个党”的指责，每天有一些人重复不休，这些人自己的目的正是要把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党员排挤出党，以便他们可以放手实行他们的机会主义政策。

　　（六）几乎党的全部教育工作和全部基本政治文化事业现在都已成为整反对派的课程。强制的方法不仅几乎完全代替了说服的方法，而且补充以欺骗党的方法。党的教育成为仅仅是官方宣传，因此逃避这种教育成为一般的倾向。会议，党校和小组活动现在都供作整反对派之用，因此参加的人数大大下降。对于党机器目前的错误路线，全党正在采取消极抵抗。

　　（七）近年来，不仅个人野心、官僚主义和不平等现象在党内日益发展，而且发源于异己和敌对阶级的浊流也流入党内——比如，排犹主义。党要保全自己就必须对这类污秽进行无情的斗争。

　　（八）虽然有这样一些事实，但是压制的措施却完全针对左派。由于反对派在其所属的支部会上发言，由于他们大声疾呼，由于他们企图宣读列宁遗嘱，因而把他们开除出党已经完全变成惯例。在政治认识水平上，更加重要的是在他们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上，被开除者常常是高于开除者的。这些同志虽然处于党外——因为对蒋介石、柏赛尔或他们自己的官僚“不信任”和“抱悲观主义”，因此有罪——，但他们继续过党的生活。比起那些仍然是党员的野心家和市侩来，他们远为真诚地为党服务。

　　（九）由于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临近，目前压制和威胁的冰雹大大地加紧了，为的是进一步威吓党。这就证明了这个事实：斯大林和李可夫联盟为了掩盖其政治错误，必然求助于极端手段。它在每一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上把党置于既成事实之前。

　　（十）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这是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根据同斯大林一致的原则制订的）是错误的。目前中央委员会的核心继续在摇摆之中向右移动。取消党内民主是政治路线根本错误这个事实的必然结果。既然这条路线反映着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压力，反映着包围我们党的非无产阶级各阶层的影响，那么就必须由上而下来强迫执行。

　　在理论方面，所谓“青年学派”占有垄断地位。这是修正主义者的学派，他们任何时候都准备执行党机器的学术命令。受过布尔什维克党真正传统的熏陶的青年布尔什维克优秀分子，不仅遭到排挤，而且实际上受着迫害。

　　在组织方面，政治局实际上隶属于书记处，书记处隶属于总书记，这早已是一个既成事实了。列宁在他的遗嘱中所表示的最大担心——担心斯大林不够忠顺，担心他不按党的方式使用他所“掌握的”“极大权力” ——已经得到了证实[42]。

　　目前在中央委员会和党的一般领导机关里存在着三种基本倾向。

　　第一种倾向是公然无忌的右倾。这种倾向又包括两个集团。其中之一，由于它的机会主义和软弱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代表“经济上有势力的”中农的。它的路线是中农决定的，它受到中农思想的指导。属于这个集团的有这样一些同志：李可夫，亚．彼．斯米尔诺夫，加尔宁，格．彼得罗夫斯基，楚巴尔，卡敏斯基及其它人。紧紧围绕着他们活动的是一些“非党”政客：康德拉节也夫之流，萨基林之流，查雅诺夫之流，以及富农的其它代表们，他们或多或少地公开宣扬乌斯特里雅洛夫的理论。在每一个省，尤其在每一个县都可以看到不少小康德拉节也夫和小萨基林，他们在那里拥有一份真正的权力和影响。第一个总倾向之中的另一个集团是由工会领袖构成的，他们代表着工人和职员中的高薪阶层。这个集团的特点是希望同阿姆斯特丹国际[43]加强联系。这个集团的领袖是托姆斯基，麦里尼昌斯基，多加多夫等同志。这两个集团之间有一定程度的摩擦，但是它们要使党和苏维埃国家的路线无论在国际政治或国内政策上右倾的意图，却是一致的。它们都是以蔑视列宁主义理论和鄙弃世界革命策略着称的。

　　第二种倾向是官方机器的“中派主义”。这种倾向的领袖是斯大林，莫洛托夫，乌格拉诺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基洛夫诸同志。实际上就是现在的政治局。不断摇摆的布哈林“代表了”这一集团的政策。这个官方中间集团本身绝不代表任何广大群众的态度，但是它却企图——不是没有成功——使自己代替党。党的、工会的、产业机构的、合作社的、国家机关的”行政人员”这个阶层现在已达几万人。其中有不少“工人”官僚——这就是说，以前是工人，而现在同劳动群众已经失去了一切联系。

　　不消说，在对革命前途有如此巨大重要性的行政和领导机关里，当然也有成千上万坚定的革命者，他们是没有同群众断绝联系、无限忠诚于工人事业的工作人员。他们在这些机构里进行着真正的共产主义劳动。

　　但是这并不能改变由于政治路线和党的制度的蜕化变质而产生了人数众多的真正官僚阶层这个事实。

　　这个阶层的实际权力是巨大的。正是这个“行政人员”集团坚持主张“安安静静”，“专心业务” ——而最重要的是“不准讨论”。正是这个集团自满地宣布（并且有时是真正地认为），我们已经“快要达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纲领的十分之九”已经完成。正是这个集团“高高在上地俯视”全党，更加高高在上地俯视非熟练工人、失业者、雇农。这个集团认为主要的敌人在左边——这就是说在革命的列宁主义者之中。这个集团提出“向左开火”的口号。

　　目前，右和“中间”这两种倾向，由于它们共同敌视反对派而团结起来。但是如果清除了反对派，它们之间的冲突就会加剧。

　　第三种倾向就是所谓“反对派”。这就是党的列宁主义派。由于统治集团要掩盖自己的机会主义，它就可鄙地企图把反对派说成是一个右倾派别（“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等等）。反对派是拥护党的统一的。斯大林硬说反对派要建立“第二个党”，他在这面谎言的旗帜之下宣传自己的纲领——“清除”反对派。反对派用自己的口号回答道：“不惜任何代价维护列宁主义的俄国共产党的统一。”目前这个文件阐明了反对派的纲领。党内的工人阶级成分和一切真正的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将会拥护它。

　　反对派不得不在艰苦的条件下为列宁的事业而斗争，因此个别人背离反对派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三种倾向的领袖中间将会发生个别人的重新组合，但是这种重新组合并不能改变这个问题的根本事实。

　　（十一）把所有上述事实合在一起就构成党的危机。自从列宁逝世以来，党内分歧日益深刻化，牵涉的根本问题愈来愈多，范围日益扩大。

　　党内群众的基本情绪是希望党统一。现在的制度使全党无从理解，威胁着党的统一的危险来自什么地方。在每一个尖锐和重要的问题上，斯大林的全部策略是使全体党员面临单一的抉择：要么放弃你自己的意见，要么承受企图分裂的指责。

　　我们的任务是不惜任何代价以保持党的统一，坚决反对分裂、割除、驱逐、开除等等政策——但同时在统一这个界限内，保证全党有权对一切有争论的问题进行自由讨论和做出决定。

　　反对派在揭发目前党内错误和不正常状况的同时，深信党内工人阶级成分的基本群众终于能够不顾一切把党带回列宁主义道路。反对派的根本任务就是去帮助这个过程。

实际建议

　　（一）必须像我们在列宁在世时所做的那样，在真正党内民主的基础上准备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列宁写道：“每一个党员应当冷静地和极其公正地研究：(1)意见分歧的实质，(2)斗争的发展…….这两个问题都需要研究，同时还一定要有能够从各方面进行检查的最精确的印刷文件”。[44]中央委员会必须让每一个党员有可能研究目前党内分歧的实质和目前斗争的发展。为了这样做，它必须通过报纸以及特刊和小册子，发表对党至今隐瞒的全部文件。

　　任何一个或一部份同志，都应该有机会在报纸上、会议上等等场合对党阐述自己的观点。

　　中央委员会的、地方组织的、个别党员的和部分党员的中心提纲（政纲），应该至少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两个月在《真理报》（或者《真理报》增刊）和地方党报上发表。

　　争论的进行应该是实事求是的和真正同志式的，不允许攻击个人和夸大事实。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全部准备工作的主义口号应该是统一——不是虚假的统一，而是俄国共产党的真正列宁主义的统一，整个共产国际的真正列宁主义的统一。

　　（二）必须立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改进党及其领导机关的社会成分。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重申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在最近的将来，直接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应构成党员的大多数”。在今后二三年间，我们应该仅仅和专门吸收来自车间的男女工人和在田里干活的男女雇工，把这作为一般原则。从其它社会阶层吸收党员，只能在严格的个别挑选的基础上进行：红军和红海军战士，只有工人阶级或农村无产阶级或贫农出身的才能吸收；贫农只有经过至少两年的社会政治工作考验以后才能吸收。必须停止吸收来自其它党的人们。

　　我们必须执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在区委员会、省委员会等机关的全体人员中，车间工人不应少于50﹪。这项决议实际上被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所取消，这是违背反对派意志的。在工业中心，我们必须保持车间工人的稳定多数（不少于四分之三）。在县委员会里，应有同样的由工人、雇农和贫农组成得多数。

　　（三）必须在实际生活中实现和执行关于党内民主的决议，这项决议是第十次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1923年十二月五日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重申过，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也重申过这项决议。

　　我们必须以全党的名义重申：“‘工人’民主意味着一切党员有对党内生活重大问题公开表示意见和进行自由讨论的权利。有选举负责领导人员和从上到下各级委员会的权利。”[45]这是同乌格拉诺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日沃夫等人所发明的和传播的关于党内民主的反列宁主义新定义完全不同的。我们必须对在实际生活中损害每个党员的这种基本权利的人采取惩罚措施。

　　一般地说，党内少数在任何原则问题上的观点，都应通过党报等方式使全体党员得知。只有在有关问题是秘密的条件下，才允许有例外。不言而喻，在决议通过之后，就要按照布尔什维克铁的纪律予以执行。党的争论俱乐部网必须扩大，必须使党的机关报刊能够被用来对党领导的错误进行真正的批评（采取讨论专页，文选汇编等形式）。

　　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以来加进党章里面的那些不好的改动（第二十五，三十三，三十七，四十二，五十等页），必须取消。

　　（四）我们必须采取使全部党机构无产阶级化的坚定路线。构成整个党机构决定性多数的应该是那些受党和非党群众拥护的车间工人和先进的共产党人。党机构绝不应该完全由领取薪津的人员构成，而应该经常从工人中吸收人员来加以更换。地方组织（包括州和省）的预算基本上应依靠党费。地方组织应该定期地确实地把它们的帐目向党员群众公布。目前党的庞大预算和付给党机构的薪津应该坚决削减。很大一部份的党的工作应该由党员在企业或其它工作以外抽时间尽义务来做。恢复党机构生气的措施之一就是系统地把一些同志从机关下放到工厂和其它下层工作中去。我们必须反对书记使其本身不能更换这种倾向。我们必须确定书记和其它负责职位的明确任期。我们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以反对最高集团的腐化和堕落，反对培植亲信，“官官相护”等等。（例如：司兹兰，赫尔松，伊尔库茨克，赤塔等地。）

　　（五）早在列宁领导下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就已经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着重指出在党内和劳动群众内部更加平等的必要性。早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党已经注意到，在新经济政策下那些因其活动而同资产阶级发生联系的党的工作人员有蜕化的危险。必须“制订完全实际可行的措施来消除专家和负责人员同劳动群众之间的不平等（在生活条件、工资条件等方面），因为这种不平等破坏民主制度，并且是使党腐化和使共产党人威信下降的一个根源”。鉴于不平等的情况近年来异常迅速的发展，我们必须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并且要像革命者那样来解决它。

　　（六）必须沿着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的路线，重新组织党的教育工作，禁止仿造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膺品的传布，这种膺品目前正在大规模制造。

　　（七）必须立刻恢复被开除的反对派党员的党籍。

　　（八）必须真正按照烈宁指出的精神重建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必须是：

(1)和群众紧密联系。

(2)独立于党机构之外。

(3)在党内有威信。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恢复人们对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信任，才能把它的威信提到必要的高度。

　　（九）在选择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两者所属机关的全体人员时，必须遵循列宁在1922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及1923年一月四日信（遗嘱）中所提出的忠告。这些信件应该印发给全体党员参考。列宁在1922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信中写道：“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低于最近五年内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人，他们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在我看来，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主要的不应该是从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中选择来的，因为这种工人已有一定的传统和一定的成见，这种传统和成见正是应该反对的。”[46]

　　列宁在写这些信的时期，他在革命根本问题上向党提出了最后的和最为深思熟虑的忠告。[47]

　　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应该严格按照上述列宁忠告的观点，选择它的中央委员会成员。

第八章　共产主义青年团

　　在共产主义青年团里，错误的政治路线和组织压制是以全力并且常常是以更大的力量在推行着。对青年工人的国际主义教育愈来愈不被重视。一切批评的思想正受到压制和迫害。党机构要求于共青团领导的，首先是“服从”，和愿意整反对派。在这种制度之下，下层组织的无产阶级部分，这个基本健康的部分被剥夺了一切特性。在这里甚至更甚于党内，上层所执行的错误政策正为小资产阶级影响打开道路。

　　近年来共青团的团员迅速增加了，但这种增加却使以其社会成分的恶化为代价的。从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以来，这个组织的无产阶级核心从40.1﹪降低到34.4﹪，青年产业工人的数目从49.8﹪降低到47﹪。青年工人的政治活动也减少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采取最近一系列的决定是极其错误的，这样做只会扩大共青团和工人阶级青年群众的距离，因为这些决定违反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进一步降低青年工人的条件（删改保护学徒工的条例，削减学徒工的特殊工资标准，限制工业学校的学徒工人数——以及企图实行学徒期间不付工资的办法，也属于这一类）。

　　农村中的共青团愈来愈失去无产阶级和贫农对它的支持。他在农村中的文化经济工作是沿着发展个体经营的路线推进的。贫农的相对比重在各方面都一贯下降——在农村基层组织的一般组成成分里，在积极分子中间，在党员核心组织里。随着城市青年工人参加者日益减少，团内充满了中农和富农青年。

　　像在城市中一样，在农村中也是如此，小资产阶级分子掌握团领导的趋势正在发展。职员和“其它种种”集团日益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农村组织中的情况尤其如此。

　　我们36﹪的新党员是来自共青团队伍[48]。但是，在团内的党员核心里，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是非无产阶级成分。在农村组织的党员核心里，中农迅速增加，雇农和贫农则在减少。（1925年，中农为20﹪，1927年，为32.5﹪。）这样，共青团就变成小资产阶级成分削弱党的一个发源地。为了防止来自知识分子、职员和农村富裕阶层的新成分进一步削弱无产阶级核心的优势地位和把它贬低到无足轻重的地位上，从而必然引起团蜕化为小资产阶级的组织，就必须采取下述措施：

　　（一）立即阻止在青年无产阶级的劳动和教育方面革命的成果逐渐被取消的情形——废止最近那些降低他们工作条件的措施。这是反对共青团中不健康倾向（酗酒，流氓行为等）的主要前提之一。

　　（二）按照工人阶级一般福利的发展比例，以提高工资，扩大工业学校和训练班网等办法，系统地和坚决地提高青年工人的物质和文化水平。

　　（三）执行上次党和共青团代表大会的决议——在最近数年期间，百分之百地从城市青年工人和农村无产阶级中吸收团员。

　　（四）加强吸收贫农青年入党的工作。

　　（五）吸收下中农入团，在其余的中农中间，只吸收那些在社会工作中，特别是在反富农斗争工作中受过考验的青年。

　　（六）加强团对贫农利益的保护，指导团的工作向着创造农村新社会的方向发展，但不是沿着个人致富的道路，而是沿着农业合作化和农村集体化的道路。

　　（七）改善党核心的社会成分，在今后两年内，只从工人、雇农和贫农中间吸收新党员。

　　（八）使共青团各机关的领导人员无产阶级化，系统地和坚决地把雇农和贫农提拔到领导职位上。做出规定，在无产阶级集中的主要地区，团的省委员会和区委员会，以及这些委员会的常委会，应该由车间工人在其中占压倒多数，并且应该吸收后者真正参加领导工作。

　　（九）在团内进行一次认真的反官僚主义斗争。坚决减少领取薪津的干部，使之减少到绝对必需的最低限度。团的工作至少有一半，在工业中心则有四分之三，应该通过团员义务活动来完成，应该把团这个联合组织的各组成部分的普通团员愈来愈多地吸引到中央机构的工作中来。

　　（十）团的文化和教育工作应该同参加党，苏维埃，工会和合作社的一般政治生活的日常活动紧密联系起来。

　　（十一）结束机械同意的制度，从上而下命令形式的僵化制度，反对说谎和愚昧的制度，这就是以整反对派为目的的照本宣读和“只是命令”。而代之以在独立判断，，同志式地交换意见，和真正地而不是模仿地求得知识的基础上，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

　　（十二）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实行民主制度。对那些在党和团的问题上特有独立见解的人停止压迫和迫害。严格遵照团章上规定的日期召开区、县、省等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

第九章　我们的国际环境与战争危险

苏联在世界舞台上的处境

　　一场帝国主义者反对苏联的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推迟这个危险，争取尽可能多的时间来加强苏联并团结国际上革命的无产阶级，这应该是我们主要的实际的任务之一。只有主要国家内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才能最后消除这个危险。

　　由于下述的原因，世界战争的危险正在增长：

　　（一）近年来资本主义方面为加强自己而进行的斗争，及其在这个斗争中所取得的部分胜利，使得市场问题对于各主要国家来说已经成为一个紧急问题。

　　（二）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已经相信苏联经济力量的明显增长，他们也看到在对外贸易垄断制保护下的无产阶级专政局不会在俄国为资本家提供“自由”市场。

　　（三）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正在猜测苏联的国内困难。

　　（四）英国总罢工和中国革命的相继失败，使帝国主义充满了希望，他们以为可以成功地打垮苏联。

　　英苏断绝外交关系很久以前就在酝酿之中，而由中国革命的失败加速了它。在这个意义上，这件事是由中央委员会拒绝在中国问题上采取真正布尔什维克政策的一个报应。如果认为这件事只不过是英苏间贸易形式有所改变，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仍将进行贸易，像我们和美国之间进行贸易那样”。）现在非常清楚，英帝国是有一个更大的活动计划的。它正在准备反苏战争，正从其它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那里取得“道义上的委托”，并且正企图用这种或那种办法，把波兰、罗马尼亚及波罗地海国家或者还有南斯拉夫、意大利和匈牙利，都拉进反对我们的战争里来。

　　看来波兰希望在反苏战争上有一个较长时期的准备。但是英国强迫它提前作战，也不是不可能的。

　　在法国，英国要求组成反苏统一战线的压力正得到资产阶级中有影响人物的支持。这些人在他们的要求上变得愈来愈不可调和，当适当时机到来时，他们对于断绝外交关系是不会犹疑的。

　　最近德国的外交活动愈来愈清楚地表明，它总的“方向”是向着西方的。德国资产阶级已经公开声言，如果发生反苏战争，开始时德国或许会保持“中立”（像美国在1914年那样）。这是为了尽可能从战争中捞一把，而且以后可以以高价向西方帝国主义公开出售它的中立。最有损苏联根本利益的，莫过于对它本身隐瞒德国资产阶级转向西方“方向”的情况。来自德国资产阶级的意外打击对我们将会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只有完全公开的“按照实际情况说明事态”，只有唤起苏联工人和德国工人的警惕，才能使我们免于这个打击，或者至少使德国资产阶级难于发动打击。

　　在对苏联的关系上，日本资产阶级运用策略的狡猾是不下于德国人的。它很聪明地掩盖起它的企图，而假装“友好”。有一个时期，它甚至阻止张作霖攫取中东路。但是它暗中控制着中国，并且可能很快丢掉对我们的假面具。

　　在近东（土耳其和波斯），最起码说，我们也没有达到这样一种情势：在敌国主义进攻我们的情况下，那里能保证坚决的中立。在上述的情况下，这些国家的政府将会在压力下按照帝国主义的命令反对苏联，这或许是较为聪明的假设。

　　在帝国主义进攻我们的情况下，美国将起帝国主义“后方”的作用，它迄今对苏联始终保持着不可调和的态度。因为美国正是唯一能在财政上保证反苏战争的国家，这种作用的意义就更大了。

　　总起来说：假设1923—1925年是一系列资产阶级国家承认苏联的年代，那么从现在开始的时期将是断绝关系的时期。以前的承认时期并不一定意味着和平有了保证，喘息时机可以持久。现在的断绝关系时期并不一定意味着战争在最近的将来不可避免。但是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国际形势极为紧张的新时期，包含着进攻苏联的可能性，这是很明显的。

　　资本主义世界的内部矛盾是极大的。世界资产阶级要组成反对我国的长期统一战线是极端困难的。但是几个资产阶级国家在一定时期组成部分的反苏联盟，是完全可能的。

　　把所有这些情况综合在一起，就迫使我们党：

　　（一）必须承认国际形势是危险的。（二）必须在广大人民群众面前，把国际政治问题重新提到重要地位上来。（三）必须极其紧张地全面地进行苏联的国防准备，以防一旦发生战争。

　　包括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各资产阶级政党，将用各种方法竭力在帝国主义所准备的反苏战争的真正性质上欺骗它们的人民。我们的任务是立刻向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说明，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和劳动剥削者反对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战争——一场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战争。在这场战争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本质上是为保持整个资本主义的雇佣奴役制度而战。苏联则是为国际无产阶级、殖民地半殖民地和被奴役国家的利益、为世界革命和社会主义而战。

　　我们的整个工作应该早已在这些口号下进行：（一）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工人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战争。（二）在所有进攻苏联的国家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内战。（三）使一切对苏联进行战争的资产阶级国家陷于失败。资本主义国家内一切正直的无产阶级应该为“本国”政府的失败而积极努力。（四）一切不愿帮助“本国”劳动剥削者的外国士兵，投向红军这边来。苏联是所有工人的祖国。（五）除了正在进行反帝民族革命战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以外，“保卫祖国”的口号只不过是一切资产阶级国家的帝国主义利益的伪装。在苏联，“保卫祖国”是真实的口号，因为我们所保卫的是社会主义祖国和世界工人运动的基地。（六）自从1917年十月二十五日以来，我们就是“祖国的保卫者”。我们的“爱国”战争是“为了作为社会主义世界大军的一个团队的苏维埃共和国”而进行的战争。“我们的‘爱国’战争不是走向资产阶级国家的一步，而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步”（列宁）。我们保卫祖国即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战争是由工人和雇农，在贫农的支持之下，并和中农联盟反对“他们的”富农、新资产阶级、官僚、乌斯特里雅洛夫派的专家以及白俄之下进行的。我们的战争是真正的正义战争。谁不是苏联的保卫者，谁就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彻头彻尾的叛徒。

中国革命的失败及其原因

中国革命的失败使力量的实际对比发生有利于帝国主义的改变，当然，这只是暂时的。新的革命冲突，一场新的革命，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整个形势保证了这一点。

机会主义领袖正努力用所谓“客观力量对比”来解释他们自己的失败。他们忘记了，就在昨天，他们还在这同一个力量对比的基础上断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很快就要到来。

目前阶段中国革命的不幸结果的决定性原因，在于俄国共产党和整个国际领导集团的根本错误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实际结果是：在决定性时期到来时，中国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现在把责任完全推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是不切实的和卑鄙的。

我们在中国进行了一次运用孟什维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策略的标准试验。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无产阶级不仅没有取得它的胜利的“1905”（列宁），而且目前正扮演着欧洲无产阶级在1848年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的中国革命的特点并不是在中国有所谓“革命的”自由资产阶级——斯大林—马尔丁诺夫—布哈林把他们全部政策的希望放在这上面。中国革命的特点如下：

（一）比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人更受压迫的中国农民，他们不仅处在中国压迫者的枷锁下，而且处在外国压迫者的枷锁下，他们能够起来，并且已经起来了，较之1905年革命中的俄国农民更加有力量

（二）列宁早在1920年为中国提出的“苏维埃”口号，在1926年—1927年的条件下仍然是绝对正确的。在中国，苏维埃本来能够提供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团结农民力量的形式。对资产阶级国民党来说，对他们产生的卡维涅克[49]来说，这是真正得到群众支持的机关

列宁的理论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可能由工农联盟（在前者的领导下）反对资产阶级来完成，这不仅适用于中国，适用于相类似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而且实际上也指出了在这类国家取得胜利的唯一道路

（三）从此可以得出结论，在目前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由于苏联的存在而有所不同，如果工农革命民主专政以苏维埃的形式在中国实现，那么就有一切可能比较迅速地转入社会主义革命。

离开这个政策，就只有联合自由资产阶级的孟什维克道路了，它必不可免地引向工人阶级的失败。这就是1927年在中国实际发生的情况。

　　所有当列宁在世时由共产国际第二次和第四次代表大会所做的决定——关于东方的苏维埃，关于在民族革命运动的国家中工人的共产党保持完全独立，关于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反对“他们的”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决定——所有这些决定完全被遗忘了。

　　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决议（1926年十一月）不仅没有对已经气势汹涌地发展着的中国形势提出真正列宁主义的估计，而且完全地和绝对地走上马尔丁诺夫所主张的孟什维克路线。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在这个决议里的确没有一个字提到蒋介石1926年三月的第一次反革命政变。没有一个字提到1926年春天和秋天广州政府在许多省分枪杀工人和农民，及其所采取的其它一些镇压措施。没有一个字提到对工人阶级的强迫仲裁措施。没有一个字提到广州政府镇压工人阶级罢工，广州政府保护黄色“御用工会”。没有一个字提到广州政府力图绞杀农民运动，诬蔑农民运动，组织农民运动的传布和发展。在第七次全会的决议里，没有要求把工人武装起来，没有号召和反革命大本营进行斗争。蒋介石的军队在这个决议里被描写成革命的军队。没有提出创办共产党日报的要求，甚至没有清晰地和大声地宣称，我们必须有一个真正的和独立的中国共产党。最后，七次全会还要求共产党人参加国民政府，这种步骤在目前情况下只会造成极其严重的灾难。

　　共产国际的决议说道：“国民革命政府（即：蒋介石的政府）机构提供了一条同农民团结的真正的道路。”它在同一的地方说道（这是在1926年十一月）：“甚至大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也能在一定时期内和革命并肩前进。”

　　第七次全会的决议默不作声地放过了下述的事实：在1926年三月以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承担了不批评孙逸仙主义的任务，放弃了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基本权利，采取了保守的自由主义的土地纲领，最后，允许它的中央委员会书记陈独秀同志在一封1926年七月四日的公开信里，承认孙逸仙主义是工人和资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共同信仰”。

　　差不多在这同时，最负责的俄国同志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在农村中发展内战会削弱国民党的战斗力。换句话说，他们正式禁止农民革命的发展。

　　1927年四月十五日，当情况看来已经够明显的时候，斯大林同志在圆柱大厅里莫斯科党组织会议上宣称，蒋介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战士，蒋介石服从国民党的纪律，因此是我们的可靠盟友。1927年五月中，当情况进一步明显的时候，斯大林同志宣称，武汉的国民党是“革命的国民党”，是“清洗了右派分子的革命中心。”

　　共产国际第八次扩大全会（1927年五月）不可能从它本身找到力量去改正这些孟什维克的错误。

　　反对派向第八次全会提出了下述的声明：

　　“如果完全撤销布哈林的决议而代之以由下述简单的几句话所构成的决议的话，全会就能够正确地进行：农民和工人不要信任左派国民党领袖，而必须同士兵联盟建立自己的苏维埃。苏维埃应该武装工人和农民中的先进分子。共产党必须保有完全的独立性，必须创办一家日报，必须领导苏维埃的建立。必须立刻没收地主土地。必须立刻推翻反动官僚机构。卖国将军和一般反革命分子必须就地处决。总路线应该是通过工农代表苏维埃建立民主专政。”

　　反对派想要警告党，武汉国民党决不是革命的国民党，这个意图被斯大林和布哈林斥责为“反党斗争”，“攻击中国革命”，等等。

　　有关中国革命和反革命实际情况的电报被隐瞒和伪造。我们党的中央机关报[50]甚至在“工人与士兵联欢”的标题下，发布中国将军解除工人武装的事件的报导。斯大林断言，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意味着要求立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对列宁教导的歪曲。事实上，列宁早在1905年时，即提出苏维埃作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机关这一口号。反对派在恰当时机所提出的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却被斯大林和布哈林加以“支持和鼓舞反革命”等等的指责。当起义工人和起义农民的家庭被“我们的”将军们，“革命”将军们所屠杀的时候，斯大林和布哈林为了掩盖他们自己的破产，出人意外地提出了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口号——但是第二天就又把它忘了。

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和共产国际的策略

　　由世界大战和我国革命所开始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这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个根本内容。共产国际是作为一个“世界革命的党”而建立起来的。“二十一个条件”[51]中包含着对这个事实的承认。并且，正是沿着这条路线，共产党人同各种各样社会民主主义的“独立的”孟什维克分裂了。

　　承认战争和十月革命开始了世界革命的时代这一事实，当然并不意味着每时每刻我们身边都有立刻爆发革命的形势。在一定时期中，在个别的国家里，在个别的生产部门里，“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是能够局部重建其经济甚至进一步发展其生产力的。世界革命的时代将有它的高潮和低潮时期。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准备，反动的社会民主党的影响程度，共产国际的正确领导，也就更加重要了。但是，革命的这种涨潮和退潮并没有改变列宁关于当前历史时代的全面根本估计。只有这个估计才能成为共产国际革命战略的基础。

　　但是，由于世界革命运动一系列的失败和从而产生的悲观情绪，斯大林集团甚至自己也没注意到，它对于目前时代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和本质上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估计。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全部“理论”主要地是产生于这样的假设：资本主义的“稳定”将要持续几十年。这整个“理论”本质上是“稳定论”信徒的蜕化思想的产物。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受到社会革命党、无论其右翼或左翼的欢迎，这不是偶然的。切尔诺夫本人已经着文论述关于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共产主义的民粹主义”问题。左翼社会革命党机关报写道：“斯大林和布哈林正像民粹主义那样，肯定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胜利。”[52]社会革命党支持这个理论，因为他们从这里看到世界革命的策略已被放弃。

　　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斯大林报告的决议中，提出了明显错误的下述声明：“在国际联系方面，我们取得了‘喘息时机’的加强和延长，它已经变成一整个时期。”[53]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1926年十二月七日）上，斯大林在他的报告里，把共产国际的全部政策放在同一个根本错误的对世界形势的估计的基础上[54]。这种估计已经证明显然是不正确的。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1927年七月，八月）的决议毫无保留地说到资本主义技术、经济和政治的稳定。这就使得这种斯大林派对世界形势的估计非常接近第二国际领袖们（奥托．鲍威尔，希法亭，考茨基等人）所做的估计。

　　自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来，已有一年半多了。在这个时期内，我们仅仅提到最重要的事件，就有这样一些：英国总罢工，中国革命的巨大事件，维也纳工人起义。这些事件及其爆炸力就是隐藏在现在的“稳定”情况里的，它们向我们表明，资本主义积累了多少爆裂性物质，它的“稳定”是多么的不稳定。这些事件正好和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背道而驰。

　　资本主义“稳定”的另一方面是，两千万的失业人口，生产机构严重的开工不足，军备的疯狂增长，世界经济关系的极度动摇。目前正笼罩着欧洲的新战争危险比任何东西都要肯定得多地表明，长期和平的希望之不可靠。只有小资产阶级才梦想“几十年”的稳定，为它被资本主义对工人的胜利弄得眼花目眩，它被资本主义技术、经济和政治的成就弄得眼花目眩。但是真实的情况正向着战争发展，战争将要炸掉任何的“稳定”。此外，工人阶级和东方被压迫的殖民地群众将不断地企图用暴力推翻这种“稳定”。有时在英国，有时在中国，有时在维也纳。在英国是一次总罢工——而英国共产党只有五千党员。在维也纳是一场工人起义，牺牲的人等于一次全面革命——而奥地利共产党只有六千党员！在中国是一场工农群众武装起义——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过是国民党的资产阶级官僚机构的一个附属品！这就是目前世界形势的显着矛盾。这些就是支持和延长资本主义“稳定”的真实情况。我们的最大问题是帮助各国共产党，提高它们自己，以便能满足目前时代向他们提出的巨大要求。但这首先是假定说，在共产国际本身方面，对世界形势的性质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我们的国际共产党（共产国际）应该向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联合全世界工人阶级，为防止战争，为保卫苏联，为把帝国主义战争变成以社会主义为目的的战争而斗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工人共产党人首先应该把具有革命思想的工人争取过来，这些工人中间有非共产党者，非党的人，社会民主主义者，工团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工会工作者，也要争取那些正直的工人，即使他们还是纯粹资产阶级组织的一员。“工人统一战线必须被理解为一切愿意为反对资本主义而斗争的工人的联合，其中包括仍跟着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等等走的工人。在拉丁国家里，这样的工人的数目仍然是很大的。”这是在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在今天它仍然充分有效和可以适用。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领袖们目前的活动，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他们在未来战争中的行为，就其不忠实和无耻叛卖来说，将远远超过他们在1914年—1918年所扮演的角色。保罗．崩库尔（法国）已经提出了一项法律，这项法律通过资产阶级在战时实行专政的方法事先就出卖了工人。工会总委员会（英国）正在为杀害沃伊科夫的凶手进行辩护，并且为运到中国去的军队祝福。考茨基（德国）正在鼓吹反对俄国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暴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正在组织“手榴弹运动”。芬兰和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和波兰社会党的领袖们随时准备支持一场反苏战争。美国官方工会组织的领袖们使用最恶意的反动派的语言，公开反对承认苏联。巴尔干的“社会主义者”正在支持“他们的”工人的刽子手，并且随时准备支持任何反对“外国”苏维埃联盟的运动。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口头上“拥护苏联”，但是他们曾经帮助他们自己的法西斯分子，使维也纳起义的工人血流成河，显然，这些人在关键时刻是要站到资本家那边去的。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现在没有鼓吹干涉苏联，只不过因为还没有任何强国准备这样做。所谓“左派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继续隐藏他们观点中的反革命本质，这些人是主要的危险，因为正是他们，使那些追随社会民主党旗帜的工人不能同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断然决裂。共产国际以前的成员（如：卡茨，施瓦尔茨，柯尔什，卢森堡），他们背离了共产主义而采取了极左主义的道路以后，扮演着同样的叛徒角色。

　　战争愈临近，和这些社会民主党领袖们（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不论他们是哪种颜色，从公开的右派到伪装的“左派”）勾搭就愈来愈危险。统一战线的策略无论如何不能解释为和工会总委员会的叛徒们结盟，或者解释为和阿姆斯特丹亲善。这样一种政策使工人阶级削弱和混乱，而提高准叛徒们的威信，妨害我们最大限度地巩固自己的力量。这条错误道路用斯大林的话概括起来就是：“向左开火”，这条错误路线在过去一、二年间已经把共产国际各最重要支部的领导地位送进右派手里，这是违背工人共产党人的意志的。（这种情形在德国、波蓝、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意大利和英国都已经发生）。

　　这些居于领导地位的右派集团的政策是要砍掉共产国际中全部的左派，是在削弱共产国际的力量并且酝酿着不详的危险。

　　特别是德国的开除乌尔邦斯集团[55]，就是由这种排斥共产国际中全部左派的政策所决定的。斯大林集团不适当地强调乌尔邦斯和马斯洛夫[56]左派党人所使用的某些尖锐的辩论词句（这些词句是回答那些诬陷他们是“叛徒”，“反革命分子”，“张伯伦的代理人”等等的人的），这样就顽固地把德国左派推上了成立第二党的道路。斯大林集团尽力促使德国共产党队伍的分裂成为完全的事实。

　　实际上，在国际工人运动的一切根本问题上，乌尔邦斯集团是捍卫列宁观点的。它捍卫苏联，并且在决定的时刻，它无疑将为保卫苏联而战斗到底。这个集团里包括着几十万老布尔什维克普通工人，同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有着联系。这个集团得到仍然留在德国共产党内的成千上万的工人阶级共产党人的同情。

　　纠正斯大林分裂共产国际的行动的第一步，是把所有这些被开除的同志——首先是乌尔邦斯集团——重新吸收到国际中来，这些同志是承认共产国际历届代表大会的权威的。列宁在他《左派幼稚病》中，揭发了真正“极左派”的错误，同时写道，工人运动中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主要敌人过去和现在都是机会主义，“现在它在国际范围内也仍然是主要敌人。”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对于上述的问题，列宁又补充道：“和这个问题相较，纠正共产主义左倾‘错误’是一个容易的问题。”当列宁说“左派”这个词的时候，他心里所想的是极左派；可是斯大林，当他说和极左主义斗争的时候，他心里所想的是革命的列宁主义者。

　　和作为主要敌人的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坚决斗争，同时改正“左”倾错误——这是列宁的口号。我们—反对派，提出这同一个口号。

　　归根结蒂，“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势力就是资本主义势力。在战后危机的最初几年里（1918年—1921年），资本主义迅速地掉进深渊，这时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也随之在削弱并掉下去。近几年来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带来了社会民主主义暂时的加强。意大利工人1920年—1921年的失败，德国无产阶级1921年—1923年的失败，英国1926年大罢工的失败，和中国无产阶级1927年的失败，不管原因是什么，它们本身已经引起了无产阶级上层分子中间的革命浪潮的低落。它们在一定时期内加强了社会民主主义，而削弱了共产党。在共产党内，它们使右派暂时居于统治地位，而排斥了左派。工人贵族的作用、工运官僚及其小资产阶级同事的作用，在这样一个时期变得特别大了，也特别反动了。

　　这些过程必不可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苏联共产党。行政“中央”已经集中向左开“火”，并且已经用完全机械的方法造成了一种新的内部力量对比，这对于左派列宁主义者是更加不利的。事实上已经造成这样一种形势，在这种形势下没有党的选举，只有机器的选举。

　　这些就是在共产国际、俄国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政策上，列宁派影响削弱的总原因。结果那些在十月革命后很长时间内仍然待在敌人队伍里，但是最后好像经过一段预备期似的被吸收到共产国际中来的半社会民主主义分子（马尔丁诺夫，施米拉里，腊非也斯，D．彼得罗夫斯基，佩帕尔等人），愈来愈经常和愈来愈高声地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发言。在这些人里还必须加进像海因兹．诺伊曼及其同类这样一些纯粹冒险家的名字。但是在群众里面，新的左倾运动的分子，新的革命起义的分子已经在聚集之中。反对派正在理论上和政治上为那个新日子从事准备。

主要的结论

　　（一）在我们和英国断绝关系以及其它内外困难的影响下，在多数派的统治圈子里正准备着下述的“计划”：(1)承认债务。(2)或多或少地取消对外贸易的垄断制。(3)从中国撤退——这就是，“暂时”撤销我们对中国革命，一般地说即是对民族革命运动的支持。(4)在国内实行向右的“策略”——这就是，把新经济政策扩大一些。希望用这个代价来防止战争危险，改善苏联的国际形势，消除（至少减少）国内困难。这全部“计划”是以资本主义有几十年的稳定这一假设为基础的。

　　实际上这不是“策略”，而是苏维埃国家这方面在目前形势下的全面投降：通过“政治上的新经济政策”，通过“新新经济政策”，回到资本主义去。帝国主义者会接受我们的一切让步，然后更加迅速地进行新的攻击甚至战争。富农、新资产阶级和官僚分子意识到我们的让步之后，他们会更加顽固地组织起所有反苏维埃力量来反对我们的党。我们方面的这样一种“策略”，将造成我们的新“资产阶级”同外国资产阶级之间最紧密的同盟。苏联的经济发展将落在国际资本的完全控制之下——一辨士的贷款等于一卢布的奴役。工人阶级和农民基本群众将对苏维埃国家的强大，对苏维埃国家知道领导人民走向那里的能力开始失去信仰。

　　如果可能“用赎买办法使我们自己”免于战争，我们当然要尽力这样做。但是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我们必须强大和团结，必须毫不动摇地维护世界革命的策略，必须加强共产国际。只有这样，我们才真有可能使战争确实长期推迟，而不必付出会损毁我们力量基础的代价；同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战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真有可能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并且赢得战争。

　　列宁曾经向帝国主义做出某些经济上的让步，目的在于用赎买办法使自己免于战争，或者用可接受的条件吸引国际资本。但是不论是在这些情况下，或者是在革命的最严重时刻，列宁从来没有想到过取消对外贸易的垄断制，给富农以政治权利，削弱我们对世界革命的支持，削弱世界革命的一般策略。

　　首先我们必须完全地和毫无保留地肯定和加强我们对世界革命的支持。对一切“稳定”思想，对一切假政治家风度（它表现在这样一种说法里：我们不必去管“中国的闲事”，我们最好“尽可能迅速地从中国脱身”，如果我们举措“合宜”，他们会“放开我们的”等等），我们必须表示坚决的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现在实际发挥着瓦解作用，并且明显地妨害国际无产阶级力量团结到苏联周围来。这种理论正在欺骗其它国家的工人，模糊他们对实际危险的认识。

　　（二）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任务是团结我们自己党的队伍，使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领袖们不能再在分裂、割除、“砍掉”等上面公然进行投机。所有这一切都最直接地和战争问题联系着，目前帝国主义正延着这条道义—政治路线进行“试探”。国际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一切机关报，现在都对我们的党内分歧表示极不寻常的兴趣。它们公开鼓动和怂恿中央委员会现在的多数派，把反对派开除出党的领导机关，如果可能的话，则开除出党，最后如果可能的话，则根本消灭他们。从最大的资产阶级报纸《纽约时报》，到挣扎得最为成功的第二国际报纸维也纳《工人报》（奥托．鲍威尔），所有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都在向“斯大林政府”致敬，为了它和反对派斗争。它们要求这个政府砍掉反对派——这些“世界革命宣传家”，以此来进一步证明它的“政治家式的明智”。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只要敌人在“砍掉”反对派等方面的希望仍然没有实现，战争也就不会来临。此外，如果可能，我们可以用赎买办法使我们自己面于战争，如果必须战斗，我们可以在战争中取胜——不过，唯一的前提是，我们必须保持团结，我们必须使帝国主义对分裂或割除的指望落空。因为这种事情只对资本家有好处。

　　（三）必须纠正我们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阶级路线，停止对共产国际中的左派的斗争，让那些接受历届代表大会决议而被开除了的成员回到共产国际中来，永远结束同英国工联总委员会的叛徒领袖之间的“诚恳合作”的政策。在目前情况下，和总委员会决裂，其意义等于1914年和第二国际的社会党国际局决裂。在今天和这样一个总委员会保持联盟，就等于在那时帮助第二国际的反革命领袖。

　　（四）我们必须坚决纠正我们在民族革命运动中——首先在中国，同时也在其它一系列的国家里——的路线。我们必须清算马尔丁诺夫—斯大林—布哈林的政策，回到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和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制订的路线上来。否则，我们在民族革命运动上，不仅不能起加速的作用，反而会起障碍的作用，从而失掉东方工人和农民的拥护。中国共产党必须完全取消在组织上和政治上对国民党的依赖。共产国际必须把国民党开除出去。

　　（五）我们必须始终如一，有步骤和顽强地进行争取和平的斗争。我们必须推迟战争，“用赎买办法使我们自己免于战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切可能和可允许的是都必须去做（参阅第一点）。同时我们必须立刻做好战争准备，不能有片刻松懈。我们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制止一切关于是否存在战争迫切的危险这种涣散精神的知识分子式的政治闲谈和猜测。

　　（六）我们必须坚决地纠正我们在国内的阶级路线。假使战争不可避免，只有严格的布尔什维克政策才能赢得战争，这就是：工人和雇农，取得贫农支持，同中农联盟，反对富农、新资产阶级、官僚。

　　（七）在我们整个经济、预算等方面，进行应付战争事变的全面准备。

　　资本主义正进入一个新的混乱时期。一场对苏联的战争就像一场对中国的战争一样，它对世界资本主义意味着一系列的灾难。1914年—1918年的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巨大“加速器”（列宁）。新的战争，特别是一场反对苏联的战争，只要我们这方面在战争中有一项正确的政策，我们就会赢得全世界劳动群众的同情，这场战争将成为更加巨大的促进世界资本主义崩溃的“加速器”。没有新的战争社会主义也将发展。但新的战争必将导致社会主义革命。

第十章　红军和红海军

　　国际形势愈来愈把保卫苏联的问题提到前面来了。党、工人阶级和农民应该给红军和红海军以新的和更大的注意。

　　所有我们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情况都和国防问题有关。军队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模型。它以最鲜明的形式不仅反映着现存制度的坚强的一方面，而且反映着它的软弱的一方面。经验教导我们，在这个领域里，依据表面现象是最不可靠的了。特别在这里，与其失之于轻信和安心，不如失之于反复检验和自我批评。

　　我国阶级相互关系问题和党在这方面的正确政策，对于军队内部团结和指导人员同士兵集体的相互关系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工业化问题对于我国国防的技术资源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目前这个政纲所主张的一切措施——在国际政治和世界工人运动方面，在工业、农业、苏维埃制度、民族问题、党和青年团方面，所有这些问题对于加强红军和红海军有着头等的重要性。

　　我们对于这方面的实际建议，已经提交政治局了。

第十一章　关于真正的和伪造的分歧

　　没有什么比下述的事情更能确切地表明斯大林集团的错误政治路线了：他们坚持不休地与之争吵的，并不是我们那些真正的意见，而是一些虚构出来的意见，我们现在和过去都从未有过的意见。

　　当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以及其它小资产阶级派别争论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在工人面前详细说明他们的对手所提出的一套实际意见。但是当孟什维克或者社会革命党同布尔什维克争论的时候，他们不是反驳布尔什维克的真正意见，而是把后者从来没有说过的事情推到他们身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不能用任何正直的方式在工人面前详细说明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工人就会支持布尔什维克。整个阶级斗争的全部规律使这些小资产阶级集团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时候，下流到必须骂对方“阴谋家”，“反革命的同盟者”，以后又是什么“德皇的代理人”。现在如出一辙，我们自己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派别只能把我们从来既没有想过也没有说过的是加到我们身上，否则就无法对我们的列宁主义观点进行斗争。斯大林集团非常清楚，如果我们能够用任何自由的方式辩护我们的真正观点，那么我们党的巨大多数党员就会支持我们。

　　进行党内正直辩论的最基本条件是不存在的。在中国革命这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问题上，中央委员会迄今没有发表反对派所说的任何一个字。在严密地把党封锁起来，把反对派同党报隔绝之后，斯大林集团对我们展开了不停的论战，每天往我们身上加添许许多多的蠢事与罪行，其数量与日俱增。而党员则日益趋向于不相信这些指责。

　　（一）当我们说，目前资本主义的稳定并不是几十年的稳定，我们的时代仍然是帝国主义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列宁），斯大林集团说我们否认资本主义的一切稳定因素。

　　（二）当我们按照列宁的话说，为了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个或几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内的胜利是必要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尤其是在一个落后国家取得最终胜利，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已经完全论证过的，斯大林集团完全捏造说，我们“不相信”社会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

　　（三）当我们遵循列宁，指出我们无产阶级国家的官僚主义蜕化现象在发展，斯大林集团说我们认为苏维埃国家一般说来不是无产阶级国家。我们向整个共产国际声明：“无论谁企图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我们，而同时又否认我们党和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否认苏联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他们将遭到我们无情的反对和唾弃”，斯大林集团隐瞒了我们的声明，继续对我们进行诬蔑[57]。

　　（四）当我们指出，热月党分子正在我国成长，他们有着相当重要的社会基础；我们要求党的领导方面对于这些现象和它们对我们党的某些环节的影响，进行系统的、坚决的和有计划的抵抗，斯大林集团说我们宣称党已特米多尔化，无产阶级革命已经蜕化变质。我们向整个共产国际声明：“说我们指责我们党的多数右倾，这是不真实的；我们仅仅认为，在俄国共产党内有右的倾向和右倾集团，它们有着巨大的影响，但是党能够克服它们”，斯大林集团隐瞒了我们的声明，继续诬蔑我们[58]。

　　（五）我们指出富农的巨大增长，我们遵循列宁，继续断言：“富农不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它是无产阶级革命最危险的敌人，斯大林集团攻击我们想要“剥夺农民”。

　　（六）我们提起党注意私人资本的地位正在加强的事实，注意私人资本积累及其影响在农村的过分增长，斯大林集团指责我们攻击新经济政策，要求恢复军事共产主义。

　　（七）我们指出党在工人物质条件方面的政策不正确，在解决失业问题和住房需要方面的措施不适当；特别是我们指出，非无产阶级分子在国民收入中的份类正在猛烈地增大；他们说我们犯了“基尔特社会主义”倾向的严重错误，犯了“笼络人心”的罪。

　　（八）我们指出工业一贯落后于社会经济要求，以及这种落后带来的全部必然结果——不平衡，商品不足，城乡联盟的破裂——，他们把我们叫做“超工业化主义者”。

　　（九）我们指出价格政策的不正确，它不是把高昂的生活费用降低，而是为私人资本家积聚惊人的利润，斯大林集团指责我们提倡一项提高物价的政策。一年前，我们向整个共产国际宣布：“反对派在言论中从来没有要求过或建议过提高物价，而是认为我们经济政策的主要错误正是在于它没有进行足够的努力来解决必然造成零售价格过高的商品不足现象。”但是他们隐瞒了我们的声明，却继续诬篾我们。

　　（十）我们反对同总罢工的叛卖者、公开扮演着张伯伦代理人角色的英国总委员会的反革命分子“诚恳合作”，因此我们被指责为反对共产党人在工会里的工作，反对统一战线的策略。

　　（十一）我们反对苏联工会加入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或者和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做任何种类的勾搭，于是我们被指责为“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十二）我们反对以中国将军为基础的那个政策，我们反对把中国工人阶级隶属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我们反对马尔丁诺夫的孟什维克策略，因此我们被指责为反对“中国的土地革命”，“和蒋介石同谋”。

　　（十三）在我们对国际形势所做的估计的基础上，我们得出了战争正在临近的结论，我们及时向党提出了这个警告，因此斯大林分子对我们发出了卑鄙的攻击，说我们“希望战争”。

　　（十四）我们忠于列宁的教导，我们指出，战争临近只是更加迫切地要求我们有一项坚决的、纯粹的和明确的阶级政策，斯大林分子无耻地断言，说我们不愿意保卫苏联，说我们是“有条件的保卫者”，半失败主义者等等。

　　（十五）我们指出这个明显的事实：全世界资本家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都在支持斯大林在俄国共产党内同反对派斗争，赞扬斯大林压制左派，鼓励他砍掉反对派，从中央委员会和党内开除反对派，《真理报》以及所以党的和苏维埃的报刊，每天欺骗说，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赞成反对派”。

　　（十六）我们反对共产国际的领导权转入右派手中，反对开除几十万工人布尔什维克，斯大林集团指责我们企图分裂共产国际。

　　（十七）在党的目前畸形制度之下，反对派——这些忠诚的党员，企图把他们真正的观点告诉全体党员，因此被逐出俄国共产党。他们被加以“宗派主义”的罪名。关于捏造的分裂党的阴谋，处分的程序已经安排好了。党的最重要的问题没有进行讨论，而是用破布遮掩起来。

　　（十八）但是，近年来他们最喜欢用的罪名是说我们信仰“托洛茨基主义”。我们曾向整个共产国际声明[59]：“说我们维护托洛茨基主义，这是不真实的。托洛茨基曾向共产国际声明，在所有他和列宁争论过的原则问题上，列宁是正确的——特别是在不断革命和农民问题上。”斯大林集团拒绝发表这个向整个共产国际提出的声明。它继续用“托洛茨基主义”指责我们。上述声明所提到的当然只是和列宁之间的过去的分歧，决不是斯大林和布哈林忝不知耻虚构出来的那些“分歧”。他们硬把我们老早以前的分歧同十月革命过程中发生的那些实际分歧联系起来，这种联系是虚构的。

　　【斯大林集团提到1923年和1925年两派之间的早期分歧，企图用这个方法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反对派表述在目前政纲里的观点吸引开，我们认为这种斗争方法是不光明正大的。这些分歧现在已经丧失了它们的意义。由于当时党内和国内一些情况不明，布尔什维克的两派在1923年—1924年的争论中所犯的错误和小题大作，现在已经纠正了，并且它们也没有妨碍在反对机会主义保卫列宁主义的斗争中的诚恳合作。】[60]

　　斯大林和布哈林集团离开列宁的原则愈来愈远了，他们断章取义，粗暴和不忠地滥用任意摘选的列宁很久以前的那些论战语句，向党隐瞒列宁较近时期的另外一些话，直接伪造党的历史和昨天的事实，更加严重的是，曲解和直接窜改我们关于目前争论的问题所写的文章，力图用这些方法欺骗党，使党相信目前这个斗争是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斗争。实际上，目前这个斗争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的机会主义之间的斗争。修正主义者用过完全相同的方法，他们曾经借口反“布朗基主义”而进行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我们所以能够在反对斯大林路线的斗争中全心全意地合作，正因为我们完全是在保卫真正列宁无产阶级路线的意愿和决心下联合起来的。

　　现在的这个政纲是对“托洛茨基主义”这种指责的最好回答。一切读完它的人都将知道，这个政纲从第一行起到末一行止，都是以列宁的教导为基础的。他浸透着真正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精神。

　　让党了解我们的真正意见。让党看到有关我们分歧的真正文件——尤其是我们在中国革命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问题上的分歧。列宁教导我们，如果发生分歧，不要相信任何人的片面之词，而要要求拿出文件来，倾听争论的双方，摒弃谎言，正直地探求争论的关键所在。我们反对派重申列宁的这个忠告。

　　当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分歧问题是在会前两三天突然降临到党的面前的，我们必须永远消除产生这种情形的可能性。我们必须为公正的争论和在分歧的真正问题上做出公正的决定而创造条件，列宁在世的时候是经常这样做的。

第十二章　反对机会主义——维护党的团结

　　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在国内外政策的基本方面所犯的严重错误，我们已经坦白地说明了我们的意见。我们已经指明中央委员会这些错误怎样削弱了我们的党，这个革命的根本工具。我们已经指明，虽然如此，但是我们党能够从内部改正它的政策。但是为了改正这个政策，必须清楚地和坦白地说明党领导上所犯错误的性质。

　　所犯的错误是机会主义的错误。根据列宁的经典式定义，机会主义在其发展了的形式中，是由工人阶级领袖和资产阶级组成的集团，它反对工人阶级的多数。在苏联现在的条件下，机会主义在其已臻于完全的形式中，是工人阶级领首领们要同正在发展的新资产阶级（富农和耐普曼）妥协，同世界资本主义妥协。而牺牲工人和贫农广大群众的利益的一种愿望。

　　因为我们指出这种倾向存在于我们党的某些集团里——在有些场合是刚刚出现，在有些场合以充分发展，——就以此为根据指责我们诬蔑党，这是荒谬的。因为我们正是向党呼吁，要党警惕这种危害党的倾向。硬说我们指责党或者中央委员会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对革命不忠诚，背叛无产阶级利益，这是同样荒谬的。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可以产生于对工人阶级利益最真诚的关怀。甚至极端的右倾的代表，也相信他们准备同资产阶级达成的妥协是对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必要的，他们相信这种妥协不过是列宁认为完全可以允许的那种策略行动之一。甚至代表公开放弃无产阶级革命倾向的右倾集团，也并非有意识地希望发生热月事件。这种情况对“中间派”来说更是如此，这部份人执行着一种典型的充满幻想、自我安慰和自欺欺人的政策。

　　斯大林及其最亲密的信徒认为，借助于他们的强大机器，他们可以用斗智的办法战胜全部资产阶级的力量，而不必在斗争中去打败它们。斯大林和斯大林分子无疑完全真诚地相信，他们是在一定的时期内“玩弄”中国将军们，而在为了革命利益利用过他们以后，就会把他们像榨干的柠檬一样抛弃。斯大林和斯大林分子无疑完全真诚地相信，他们“玩弄”柏塞尔之流，而不是柏塞尔之流反过来玩弄他们。斯大林和斯大林分子无疑完全真诚地相信，他们能够“自由地”向“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让步，而以后可以同样自由地收回这些让步。

　　斯大林分子为了“顺利实行”他们的策略，以一种官僚式的自欺欺人态度，完全不让党——实质上就是如此——参与政治决定，这样来避免它的抵抗。斯大林官僚机构做出决定并且行动起来，而后让党来“批准”它的决定。这种方式就算没有使得一些重要的力量瘫痪，也使得它们削弱了。这些力量本来可以在一个既必要又及时的良好的政治策略行动中使用的，这些力量本来可以减弱和消除那些领袖的显然恶劣的策略所造成的恶劣后果的。这样，中央委员会右派的妥协倾向和它的中派的策略造成了一个累积的结果，这个结果总括起来就意味着：苏联国际地位的削弱，无产阶级在同苏联内部其它阶级的相对关系中的地位的削弱，无产阶级物质生活条件的相对恶化，它同贫农的联系的削弱，从而威胁到它同中农的联盟，它在国家机关中的作用的削弱，工业化速度的减慢。当反对派提出热月事件危险的问题时，他们心中所想的正是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政策的这些结果，而不是多数派的意图。这种危险就是——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而转入小资产阶级的轨道，我们党的历史和性质同第二国际各党之间的巨大区别是每一个人都清楚的。俄国共产党经过了三次革命烈火的锻炼。它在同各式各样的敌人的斗争中夺取并且掌握了政权。它组织了第三国际。它的命运就是第一个胜利了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命运。革命决定着它的内部生活的节奏。由于强大的阶级压力而出现在党内的一切思想过程，都有迅速成熟和发展的趋势。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我们必须在党内对每一种背离列宁路线的倾向，在一出现的时候就进行及时和坚决的斗争。

　　在目前条件下，俄国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有着深刻的客观根源：(1) 国际资产阶级的包围和资本主义的暂时的局部稳定，造成一种相信这是全面“稳定”的倾向。(2) 新经济政策是一条绝对必要的迈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它部分地复兴了资本主义，也复活了许多敌视社会主义的力量。(3) 在一个农民占巨大多数的国家里，小资产阶级成分不能不渗入苏维埃和党。(4) 党在政治领域中的垄断地位对革命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但这个事实也进一步造成了一系列的特殊危险。在列宁领导下的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曾经直接地和坦率地指出，我们党内已经存在着整批整批的人们（来自富裕农民的人，高级职员，知识分子），它们本来会加入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如果这些党不是非法的话。(5) 党所掌握的国家机关反过来使许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成分流入党内，用机会主义影响党。(6) 虽然专家、高级职员和知识分子对我们的建设工作是必要的，但是从他们那里发出一种非无产阶级的影响，不断地侵入我们的各种机构——国家的、经济的和党的机构。

　　这就是为什么党的列宁主义反对派对于斯大林集团的明显的日益危险的背离倾向坚持敲起警钟。要是认为党的伟大的过去和它的老布尔什维克队伍在任何条件下和任何时间都是反对机会主义蜕化的保证，这是一种有罪的大意想法。这种想法是同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

　　这不是列宁所教导的思想。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说道：“历史上有过各种各样的变质；信念、忠诚和其它优秀的个人精神品质，在政治上完全是不关紧要的东西。”[61]

　　在帝国主义大战以前，工人构成了西方各社会党内的绝大多数，他们曾经是无条件地反对机会主义倾向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及时克服他们的领袖的机会主义错误，这些错误在开始时并不是很大的。他们低估了这些错误的作用。他们不了解，在和平发展的长时期中，产生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工人官僚和工人贵族阶层；在这个和平时期后面，到来了第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变动，它不仅会迫使机会主义者，而且也会迫使中间分子向资产阶级投降，使群众在严重的时刻处于解除武装的状态。如果说那些战前第二国际中的左派——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有什么地方可受责备的话，那不是因为他们当时夸大了机会主义的危险，把它叫做民族的—自由主义的工人政策，而是因为他们过多地依赖那时的社会党中的工人阶级党员。他们依赖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能，依赖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他们低估了这个真正的危险，并且没有用足够的力量动员下层革命阶级来反对它。我们不要再重复那个错误。我们要及时地纠正党领导机构的路线。用这个事实，我们来回答指责我们要分裂党并且要建立一个新党的说法。无产阶级专政迫切地需要一个做为劳动群众和穷人的领导者的、单一的和团结的无产阶级政党。这种不为派系斗争所削弱的团结是无产阶级完成历史任务所绝对需要的。这种团结只能在不？染个人解释和修正主义歪曲的马克思和列宁的教导的基础上实现。

　　主张做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前提的工业化必须要有一个确定的速度，主张反对富农的增长及其统治农村的野心，主张党内、工会内、苏维埃内实行民主——反对派这么做的目的不是为了使工人阶级同它的党分裂，而是为了加强全联盟共产党真正团结的基础。不纠正机会主义的错误，我们只能有一种表面的团结，这将使党在日益增长的资产阶级的进攻之下被削弱，这将使党在一旦发生战争时被迫在进军中和敌人的炮火下重新组织队伍。当党的无产阶级核心一旦发现我们的真正观点和建议，他们必将接受并且为之而战（对于这一点，我们是确信的）——不是把它们做为“派别的”口号，而是做为全党团结的旗帜。

　　我们党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它的领导上的错误，因此还没有纠正这些错误。恢复时期我国工业异常迅速地增长是产生机会主义错觉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央委员会在党和工人阶级里面系统地鼓励这种错觉。和内战时期相较，工人的条件迅速开始有所改善，这种情形使工人广大群众产生了迅速地和没有痛苦地克服新经济政策的矛盾的希望。上述的情形阻碍了党及时看清机会主义倾向的危险。

　　列宁主义反对派在党内的成长，迫使最坏的官僚主义分子使用了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实践中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方法。由于再不能用命令阻止在党基层组织内讨论政治问题，于是一部分官僚现在正转向——恰好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前——建立暴徒组织，它们的任务就是用叫喊、吹口哨和熄灭灯光等办法来破坏关于党的问题的一切讨论。

　　在我们党内采取直接具体的暴力的方法的企图，势必引起一切正直的无产阶级分子的愤怒，从而必将使它的组织者自食其果。党机器最坏部分的任何手段都不能使党的群众同反对派分离。在反对派后面支持着它的是：我们党的列宁主义传统，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国际无产阶级所看到的国际政治的现势和我国经济建设工作的现势。在恢复时期以后，阶级矛盾必然日益尖锐，它将日益肯定我们关于目前危机的出路的观点。它将在保卫列宁主义的斗争中日益加强无产阶级先锋队。

　　战争危险的增长已经迫使工人党员更加深刻地思索革命的根本问题。他们的思想必将使他们积极地加入纠正机会主义错误的工作中来。

　　近年来，我们党的工人阶级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挤出党的领导，它一直受到长期诽谤运动的不利影响，这种运动的目的是证明左即是右，右即是左。党的工人阶级部份将清醒起来，它将发现真实情况。它将把党的命运掌握到自己手里。在这个过程中帮助工人先锋队是反对派的任务，是这个政纲的任务。

　　最重要、最尖锐同时是使我们党一切党员苦恼的问题，是党的团结问题。而且老实说，无产阶级革命的未来命运取决于这个问题。无产阶级千千万万的阶级敌人正在集中注意我们党内的争论，并且带着无法隐忍的喜悦和急切心情期待我们队伍的分裂。我们党的分裂，建立两个党，这对于革命说，意味着巨大的危险。

　　我们反对派毫无保留地谴责要建立第二党的任何企图。两个党的口号是斯大林集团的口号，为了要从全联盟共产党中排除列宁主义的反对派。我们的任务不是创建一个新党，而是纠正全联盟共产党的路线。只有一个团结的布尔什维克党，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取得最后胜利。我们正为了我们的观点在党内斗争，我们谴责“两个党”的口号，把它看做冒险家的口号。“两个党”这个口号一方面表现了党机器内某些分子希望分裂，另一方面表现了一种失望的情绪，表现了他们不理解列宁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在党内赢得列宁思想的胜利——不管有什么困难。没有任何一个真诚保卫列宁路线的人会抱有“两个党”的观点，或者有分裂的想法。只有那些想用其它路线代替列宁路线的人才会主张分裂，也就是沿着两个党的道路行动。

　　我们将用全力斗争，反对建立两个党，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要求团结的无产阶级政党做为它的核心。无产阶级专政要求单一的党。它要求一个无产阶级的党——这就是说，它的政策是由无产阶级利益所决定的，并且是由无产阶级核心加以实行的。纠正我们党的路线，改善它的社会成分——这不是两个党的道路，而是加强和保证它做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团结。

　　在此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时候，我们表示我们深刻的信心，工人阶级做出了无数的牺牲，推翻了资本主义，证明他们现在对于纠正其领导机构的错误、有力地推进无产阶级革命、保卫世界革命中心——苏联的任务，是同样能够胜任的。

　　反对机会主义！反对分裂！为了列宁主义党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