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文化”
看来，应当对俄国知识分子有了新的“脑力线”表示祝贺，这脑力线的性质显得越来越明显和越来越重要了。并不是说这里面有某种历史的意外，恰恰相反，这一切都在极其审慎的预见之中。不过，重大的事件往往总是出乎意外的，就连你将预见到的时候也是如此。
已经停刊的《同志报》[1]早就谈到过“对健康的保守主义的普遍怀念”。这家报纸扬言，只要给以喘息的机会，知识分子的一切力量便会立即投入到“文化”中去。现在，大家都在异口同声地高唱这一调子。很难找到一期俄国报纸，上面没有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现出对文化的怀念。请允许我们来摘录几段。
“自由只有在对小市民阶层的劳动纪律有保证的地方才能够存在下去。”所以，“为‘小市民阶层’而斗争，为发展的物质基础而斗争对我来说具有崇高的意义，我想说这几乎具有宗教价值。”（加利奇[2]：《思想》，《言论报》，第82期）阿尼奇科夫先生[3]号召要贴近日常生活，并鼓吹“生活崇拜”是使居民和知识分子得以接近的一种手段。（《自由思想》）
“……现在，问题涉及的是所希望的和需要的保守主义，是文化的保守主义。”旁边还写着：“我们完全相信绝对者……media res[4]的观点是与我们格格不入的。能灌输这种观点的只能是文化这种为社会机体注入活力的历史沉淀物和精华”……等等，等等。（英贝尔[5]：《夏天的书简》，《敖德萨新闻报》，第7567期）
诸如此类的例子可以随便举出很多。不过，这些零散的引文只能粗略地表现眼下占统治地位的那种情绪。谁善于观察社会心理的各种现象，谁便会不进一步读引文也能了解我们。新潮流的形式、征兆、程度是各种各样的。可是，在各个方面和各种表现形式上——在政治、艺术、经济、生活习惯问题上——一切都归结于一点：渴望“文化”。
而且还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文化，是完全老成持重的文化。“我们”太好冲动；如果去否定，就否定得完全彻底；如果去赞扬，就赞扬得忘乎所以。“我们”过于相信绝对者。“我们”过于远离民众。我们不再为小市民的中庸之道感到羞耻。不再有不文明的冲动和突变！我们要尊重自由、艺术、人类，——不过要在充分保持自身尊严的情况下这样做。我们要献身于爱情，——不过……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而是要在保持卫生的情况下。
我们不得不使用一个在俄国文学中已被彻底败坏了名誉的词：小市民习气。近十年来，它在我们这虽成了一只马戏团的皮球，丑角们用头把它顶来顶去。到了还这个词以它原来的内容的时候了。到了该承认我们这儿正在匆忙地形成欧洲有文化的小市民习气——不是作为一种“情绪”，而是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的时候了。当俄国知识分子被告知说，——不错，说话时用的并不总是尊敬的字眼——他们和他们的欧洲姐姐一样是由同一种材料制成的时候，从这里面看到的几乎是履行历史职责时的一种侮辱。而现在呢，却如此不知疲倦地，几乎到了令人厌烦的地步，就像从前哲学家们、新闻记者们和批评家们向俄国知识分子证明后者对特殊的历史使命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那样，来向我们证明，耳朵再高，也高不过额头——哪怕它是纯粹的理想主义的耳朵也罢。当唯物论者从知识分子的神秘主义探索中看到的只是小市民力图确立自己地位的徒劳无益的努力时，他们便被扣上了蓄意诽谤的帽子；而现在理想主义者竟公然宣称：为小市民而斗争（是为小市民而斗争，而不是像五年前那样反对小市民！）对他们来说“几乎具有宗教价值”。结果——时代真是变化无常！——却无人认为这是诽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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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知识分子是如何从文化禁欲主义、美学虚无主义和“反资产阶级”传统——这种传统有时是极其幼稚和拙劣的——一直坚定地走向对小市民文化的崇拜的，这倒是饶有兴味的一篇故事呢。我们当然不准备在此讲述这篇故事。我们只想粗略地勾勒其中的两三个情节，它们有助于我们把当前最新的潮流放到历史发展的前景中去。
首先一点是：现在，当许多年过去之后，可以相信，已无人再怀疑俄国知识分子的反个人主义的本能和反资产阶级倾向是一种青春期的“病态”了。知识分子人数不多，他们在谋生方面到处碰壁，他们没有权利，他们贫穷，所有这一切都迫使他们以“集体”的形式聚集在一起；残酷的自我保存斗争使他们经常保持饱满的精神和高昂的情绪，并使他们成为一个独特的救世主会。他们对为人处世的个人主义的敌视态度是其贫穷的另一个基础。他们全都一无所有，一切都相互占用，并借此生活：激进的俄国知识分子的政治经济学旧日的一个秘密便在这里。既然解开这一理论之谜的钥匙至今尚未找到，那么国家的经济发展便会直接取消这个谜本身，产生对普通的知识分子的需求，提高他们的工资，进而降低道德激情。当然，两者间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但它的存在却是不容置疑的。不论怎样，现在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城市里的知识分子，都带着怀疑主义的微笑转向自己不久前的野蛮态度上去了。他们的“个性”自我觉醒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不再想用集体的梳子梳理头发了。现在，国外的俄国学子们几乎与德国大学生们没有什么差别了：他们的衣着十分讲究，早就不再夸耀领扣在侧面的竖领衬衫和乱七八糟地披散着的头发，台球玩得很出色，学习也非常用动——他们多年没有这样用功了，而且还在餐馆里和女招待调笑——他们从前是不敢当众这么做的……
与知识分子从前的文化怀疑主义有直接关系的是他们的美学虚无主义。巴扎罗夫性格[6]并不是一种表面现象，它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这些平民知识分子对40年代的唯美主义者说过：我们顾不上《西斯廷圣母》[7]，首先是因为我们没有赎买证书。由于好持相反意见的特性并根据应合乎逻辑的法则，便宣布一双精制的靴子要从根本上高于《李尔王》[8]。可是，这种表面上显得有些粗鲁的虚无主义，实际上却是以巨大的道德热情为其前提的。“否定”莎士比亚只不过意味着强行压制自己的审美需要以及压制许多其他需要，——因为还顾不上：还必须手持扫帚去清扫奥吉亚斯的牛圈[9]，而且里面的居住者还未被迁移出来呢……我们不打算号召任何人倒退（为此，我们太相信未来了！），不过我们还是要指出，俄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的禁欲主义尽管表面上有这样或那样的生硬之处，但比起眼下整个审美上放纵的做法来，其中真正的美却要多得无可比拟。
90年代我们可怜的“颓废主义”首次宣告了知识分子和小市民唯美主义——而不是贵族唯美主义——的形成。可是，它从一开始显得多么羞羞答答、甚至胆怯啊！它勉强壮着胆子结结巴巴地提到审美的（主要是色情的）“激动”，并竭力使自己对“倾向性”的抗议——实际上是对压在文学上面的重大道德政治义务的抗议——具有反对说教的民粹主义的形式。这样做见了效，使得它受到了当时杂志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庇护，后者本身对颓废派不大感兴趣。把它们在心理上联系在一起的大概还有这样一个情况，即两者都时常宣布自己是“最新成就”，两者都屈居少数。彼得堡的《生活》杂志便是这种奇特的联系的产物，它是廉价的马克思主义与廉价的唯美主义相组合的结果，纸质上等，而价格低廉。高尔基一夜之间声誉鹊起，名满天下，也是那一时代的现象。按照流行的定义，流浪汉是反抗小市民习气的象征。这要看对谁来说啦！对于广大的知识分子来说，流浪汉恰恰是崛起的小市民个人主义的象征。去掉身上的担子吧！该挺直腰杆儿啦！社会只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抽象概念。我就是我！尼采前来帮忙了。在西方，在帝国主义处于紧张状态的时代，他作为哲学个人主义的最新的、最大限度的成就而出现，因而也是对幼稚的小市民个人主义的否定和克服。而在我们这里，却迫使尼采从事完全不同的工作：他的抒情哲学被分割成散碎的奇谈怪论，并使其流通起来，就像知识分子的自命不凡的硬币一样……
早期的颓废主义、流浪汉习气、尼采哲学是新的知识分子自我感觉的无意义的、浪漫的、混乱的爆发。这是个人主义的Wanderjahre（漫游时代）。下一个时期——唯心主义哲学的“极盛”时代，也就是康德学说的（“唯心主义问题的！”）暗淡的普及时代——进行的是以哲学的甜言蜜语迷惑“沦为流浪汉的”个人的尝试，宣布个人就是目的本身，同时将个人置于资产阶级道德的“绝对”标准的监护之下。
这种哲学上的骗人的小把戏的宗旨是让知识分子先生的类似于无政府主义的个性成为小市民文化的主要动力：“我是绝对的目的本身，可是，在我之上（或在我身上）存在着应尽天职的绝对命令；所以，我应该履行作为一个人和公民的义务。”这里所说的是对群众实行开明的控制。真正的尼采是对康德及康德信徒——这些“为自己的偏见进行辩解的诡计多端的家伙们”——的否定和克服。我们的康德信徒却是为了战胜尼采学说才出现的，战胜后便收其为义子，收其为义子后便开始在《解放》杂志[10]上将其改成合乎未来的议会制生活之用。实质上，从高尔基到……康德为止的第一阶段的这种个人主义在心理上具有十分肤浅的性质。一切都未超出美学预见和哲学投射的范围。个人主义尚未掌握意志，因而激进的灵魂可以保存自己四分之三的旧内容。目前还面临一项很大的工作：让个人主义从哲学美学的意识，也就是“节日的”意识转入日常感受的领域，并使整个精神生活服从于它。这项工作的主要部分是通过近三年来的事件而完成的。通过这些事件打破了许多陈陈相因的联系，揭露了许多一直被掩盖着的东西，深化了许多原来仅仅属于草创的事物，并使社会中的所有阶级都衰老了数十年。当革命的洪流涌退的时候，有必要对大量的印象、精神上的收获和损失进行总结。对知识分子来说，这首先意味着摈弃陈旧的禁欲主义习惯、激进的虚无主义和原始的反小市民本能的老一套。从心理上，从内心深处摈弃它，而不是从哲理上像革命[11]前那样从上层的什么地方摈弃它。
在解决这项任务时，从它设防最差的方面入手最为容易，这个方面便是性。既然历史对什么都不厌弃，那么它不仅能把库兹明，而且还能把阿尔志跋绥夫，甚至还能把彼得·皮利斯基[12]吸收到工作中来。尽管它独断专行，但有一点是大公无私的：“我什么都可以做！”（出自尼采，引自《生活》杂志）这成了一种非常具体的命令：“抓住成功的时机！”于是，出现了“肉欲的无政府主义”时代。这依然还是那种充满个人主义的浪漫情调，只不过已从理性转到意志上，并在我们的粗野的经验主义世界里最后唱出了“do、re、mi”和“爱情的连音”。神圣的自我觉醒上了警察局的犯罪记录，结果管束性的个性这个花花公子成了当务之急。正如尼采的浪漫情调同时被哲学上的唯心主义收为义子并加以管束一样，现在颓废色情的沙巴什也被文化的宗教价值说一并收为义子并加以约束。性个人主义打着文化的旗号进入了实际理性的范围。后者实际上所重复的仍旧是绝对命令那一套，只不过换上了具体的、生活中常见的生硬干瘪的语言而已：“肉欲的无政府主义是你们的绝对权利，任何人（警察局除外）也不能够否认你们有这个权利。可是，为了文化和薪金的缘故，请劳动大驾光顾一下事务所、银行和编辑部吧，——总不能一辈子老呆在文学天才的小酒馆里呀”……可惜这样的呼声是无法反驳的。于是，知识分子先生开始洗心革面，把某些“作品”藏在僻静的角落，从写字桌上撤去两三幅过于富有表现力的版画，总之，匆匆忙忙地装点门面，往好里打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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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老人说发展是通过不断的矛盾完成的，他说得对。为了争得自己采取中间立场，拥有文明平稳的观点、判断和情感的权利，知识分子因奉行传统的禁欲主义和担负思想上的杂役勤务的缘故，不得不经历不可遏止的癫狂和放荡、颓废主义的谵妄和从克拉夫特—埃宾[13]那里学来的个性的自我肯定。当然，并非所有人——甚至也绝非大部分人——都在个人主义的最新“发现”中起过重要作用；因为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所有的运动中只是拍手叫好，表示同情，纵容或撒手不管。这里也同样如此，不过这丝毫也不妨碍把萨宁习气作为一个章节写入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中去。
如果说思想矛盾是发展的“正常的”手段的话，那么它们在我们这里相互更迭的速度是非常罕见的。知识分子蜕变过程中的某些关节恰似在电影银幕上一般飞闪而过。这可以由我们的历史发展的普遍落后来解释。我们起步太晚，所以注定要按简明的欧洲教科书来走我们的历史路程。我们社会生活的发展路线刚刚想要有新的转折，要求有新的思想，欧洲便立即向我们倾倒相应的哲学、文学和艺术的财富。尼采……康德……萨德侯爵[12]……叔本华……奥斯卡·王尔德……勒南……在西方那里，如果有什么东西在抽搐和痉挛中产生，或者有什么复杂的文化时代的产物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话，那我们所承担的便只能是翻译和出版的费用。大量现成的哲学和艺术的形式加速着我们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进化，把次要冲突变为严重而短暂的危机，从而使这一进化过程具有一种仓促的和肤浅的性质。两个同样致力于寻找通往小市民文化王国的最近便的路径的、有着血统关系的派别突然相互发生龃龉，仿佛两个用欧洲军火库里的武器武装到牙齿的可怕的体系似的。似乎再过片刻功夫，便会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了。可是还不等您反应过来，敌对的双方——颓废派和纯艺术派，神秘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禁欲主义者和尼采主义者，便已握手言和，大摇大摆地前往“维也纳”饭店共进午餐去了。
《文学的崩溃》文集[13]筹备之初，正赶上色情文学刚刚开始泛滥，付印时恰值阿尔志跋绥夫现象达到顶峰，问世时则已能发现反动势力的某些特征了。
我们真是既忙于生活，又急于得到声色之娱。现在，已不难预言，诸如此类的新文集——就我们所知，由于《崩溃》文集大获成功的影响，各地都在准备出版这类文集——大大落后于时代了，因为眼下时兴的不是性浪漫，不是狂欢暴饮，也不是天才的癫狂，而是文化的平稳和全面的安宁。昨日的“狂欢暴饮之徒”匆匆忙忙地从游牧的精神生活转向定居的精神生活。他们有节制地、有理智地把自己的注意力和热情平均分配到普希金和最新制造的耸人听闻的东西、道德的无懈可击和肉体的卫生、永不疲倦的爱情和日常所需的机械性的礼节上去。经过近年来的巨大的震动，他们简直像是从古罗马的公共浴场（说粗点是从莫斯科的澡堂）里出来一样，通体洗得干干净净，心情平和舒畅，文明而且洋洋自得。
于是乎，他们真的成了目的本身。“对人民的义务”的天真幼稚被远远地抛在了后边。人民是一回事，而他们又是另一回事。这就是说，一有合适的机会，他们便分散到敌我双方营垒的不同方面去。
1908年11月23日
[1] 《同志报》（1906——1907），俄国资产阶级报纸，左派立宪民主党的机关报。——译者注。
[2] 加利奇，即加布里洛维奇（1878——？），俄国立宪民主党人，政论家。——译者注。
[3] 阿尼奇科夫（1866——1937），俄国文艺学家和批评家。——译者注。
[4] 疑为mediānus之误，拉丁文，意为“中间的”——译者注。
[5] 英贝尔（1890——1972），苏联俄罗斯女诗人。——译者注。
[6] 巴扎罗夫是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中的主人公。他坚强、自信，重视实际行动，但否定艺术、诗歌和日常生活中“公认的准则”，被称为“虚无主义者”。——译者注。
[7] 意大利画家拉斐尔的油画作品。——译者注。
[8] 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译者注。
[9] 奥吉亚斯的牛圈，源自希腊神话，常用来指藏垢纳污之所。——译者注。
[10] 双周刊，1902年至1905年由彼·司徒卢威在国外编辑出版。——译者注。
[11] 即俄国1905年革命。——译者注。
[12] 皮利斯基（1876——1942），俄国作家和批评家。——译者注。
[13] 克拉夫特—埃宾（1840——1902），出生于德国的神经精神病专家，早期的性病理生理学家。——译者注。
[12] 萨边（1740——1814），法国色情文学作家。——译者注。
[13] 《弗兰克·韦德金德》一文即刊于此文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