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保卫马克思主义》 论“工人”党 1940年8月7日 问题：依你之见，多数派与少数派之间的政治分歧，是否已经大到了足以使分裂成为正当的程度？ 托洛茨基：对这个问题，也应该辩证地、而非机械地来考虑。“辩证法”这个重要的字眼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要用发展的、而不是静止的眼光去看待事物。我们实际分析一下双方的政治分歧的话，就可以说分歧没大到导致分裂的地步，但如果他们呈现出了背离无产阶级、转向小资产阶级圈子的倾向，那同样的分歧就会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如果他们同不同的社会群体发生联系，那分歧就会具有不同的分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事实是，尽管多数派采取一切措施避免分裂，少数派还是与我们分裂了。这表明了他们内心的社会情绪，他们觉得自己已经不可能再和我们在一起了。这就是小资产阶级倾向，而不是无产阶级倾向。如果你要想最新的证据，德怀特·麦克唐纳的文章就是极好的例子。 首先，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特征是什么？参加革命党并不是义务，但既然入了党，就得严肃地对待党。既然我们敢于号召人民用革命来改造社会，我们就肩负着重大的责任，我们必须谨而慎之地看待这一责任。而我们的理论又是什么呢？仅仅是行动的工具吗？这些工具就是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因为到现在我们都没找到更好用的工具。工人对工具并不抱幻想——如果有了最好的工具，他就会小心对待。他不会抛弃这些工具，或是去要求得到荒唐的、并不存在的工具。 伯纳姆就是个势利书生。他加入了一个党，随后抛弃它，又加入了另一个党。工人可不会这么做。如果他加入了革命党，对着人们演讲，号召他们行动，就像正在打仗的将军一样——一个指挥部队作战的将军必须懂得要把部队带去哪里。要是有个将军说，他的枪炮不好用，发明出更好的枪炮恐怕要等上十年，所以在此之前大家还是先解散回家吧——对这种人你会怎么看？。这就是伯纳姆的理由。所以他抛弃了党。但失业者仍在，战争仍在。这些事情不可以拖延下去。所以伯纳姆不过是在拖延自己的行动而已。 德怀特·麦克唐纳并不势利，只是有点蠢。我先引用几句他的话： “要做个对社会有用的知识分子，就不能自欺欺人，不能明知是假币而又把它当成真币收下，在危机时期不能忘记过去数十年学到的东西。”
很好，一点也不错。我再抄几句： “我们必须以怀疑精神和献身精神——怀疑一切理论、政府和社会制度；献身于群众的革命斗争——来直面这疾风暴雨的年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证明自己是知识分子。”
这就是所谓的“工人”党的一个领导，他自认为不是无产者，而是“知识分子”。他自称怀疑一切理论。我们通过研究、通过建立科学的方法——即马克思主义——来迎接这场危机。危机来临了，麦克唐纳先生却说什么“怀疑一切理论”， 除了他自己那套可疑的理论之外，他并没有提出什么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却大谈献身革命。没有了理论，我们怎能开展工作？？群众斗争是什么，革命是什么？整篇文章的观点是模糊不清的，能容忍这样的人当领导的党，不是严肃的党。 我再次引用： “那这头野兽（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呢？托洛茨基坚持认为，它不过是波拿巴主义的类似现象，一个小集团操纵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相斗，以此维持自己的权力，因此给了国家政权一种暂时自治的特征。但这些现代极权政权不是临时性的情况；它们已经彻底改变了经济和社会结构，它们不仅操纵着旧的形式，还摧毁了其内在的活力。纳粹官僚是新的统治阶级吗？如果是的话，那法西斯主义是不是可与资本主义相提并论的新社会形式？事实看来并非如此。”
他在这里创造了一套新理论，给法西斯主义下了新定义，但他不过是希望我们怀疑一切理论罢了。所以他也会对工人说，他们用什么设备和工具是无关紧要的，但对工作必须要有献身精神，工人会对这种话报以何种激烈的言辞，我可以猜得出来。这正是失望沮丧的知识分子的特征。他预见到了战争和可怕的时代就在眼前，他看见了失败和牺牲，所以他胆怯了。他开始散播怀疑论，且仍然以为怀疑论能与革命献身精神相一致。只有在确信革命是合理的、可行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培养出献身革命的精神。没有可行的理论，就无法让人确信这一点。鼓吹怀疑理论的人是叛徒。 我们通过另外的因素来分析一下法西斯主义： 1.法西斯主义与旧的波拿巴主义的相同因素在于，它们都利用了阶级之间的对抗，来使国家政权获得最大的独立性。但我们从来都强调指出，旧式的波拿巴主义出现在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社会，而法西斯主义则是衰落时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国家政权。 2.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企图在不消灭私有制的同时，克服并逾越新科技与私有制之间的矛盾的尝试。它是法西斯主义的“计划经济”。它是挽救私有制同时遏制私有制的企图。 3.现代新技术带来的生产力，与民族国家的有限疆界产生了矛盾。旧的民族国家的疆界无法束缚住新技术，法西斯主义为了逾越这种矛盾，企图克服它。结果就是战争。我们已分析过所有这些因素。 德怀特·麦克唐纳会像伯纳姆一样抛弃党，可能因为他是一个可怜的懒汉，行动来得迟些。 伯纳姆曾一度被认为是“好同志”。是的，在我们的时代里，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使用每个有助于党的知识分子。我曾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想把迭戈·里维拉[1]挽留在我们的运动里。每个国际都有这种经历。诗人弗莱利格拉特[2]也是个跟里维拉一样反复无常的人，他跟第一国际有过纠纷。第二、第三国际与马克西姆·高尔基有过纠纷。第四国际与里维拉有纠纷。在这几个事例当中，他们都与我们分道扬镳了。 当然，伯纳姆曾经与我们的运动有过更密切的关系，但坎农对他表示怀疑。他能写几篇文章，在思考方面算是有点技巧，虽然思维欠缺深度，却又是灵敏的。他能接受你的思想，对其加以发展，就你的思想写几篇好文章——然后就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作者能忘——但工人不会忘。不过，只要这种人能为我们所用，那也是挺好的，墨索里尼曾经也是“好同志”！
注释： [1] 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1886—1957），墨西哥著名画家，1922年参加墨西哥共产党，托洛茨基刚刚流亡到墨西哥时，里维拉曾一度与他十分接近，但两人最后还是分道扬镳了。——校对者注 [2] 费迪南德·弗莱利格拉特（Ferdinand Freiligrath，1810—1876），德国诗人，马克思的好友，曾是革命民主派，担任过《新莱因报》编辑，并曾加入过共产主义者同盟，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逐渐脱离革命运动。——校对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