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 现在怎么办？[118]
一 这封信的目的这封信的目的是为了阐明情况，既不掩盖任何事实，也不夸大任何事实，阐明情况是制定革命政策必不可少的条件。 企图了解情况，必须摆脱一切吞吞吐吐、口是心非和玩弄外交手腕的做法，否则是毫无意义的。这就需要对一切事实——包括对党来说最不愉快、最痛心的事实——都直言无讳。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惯于大吵大嚷，说敌人将抓住这种批评加以利用。究竟是已经使中国革命受到最残酷失败的领导集团的政策，还是使所谓永远正确的虚假威信受到影响的反对派所提出的遭到压制的警告，将使阶级敌人捡到最大的便宜呢？现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愚蠢的。 关于英俄委员会问题、粮食收购问题、整个富农问题以及一切共产党领导集团奉行的路线问题，也都可以这样说。不，过去五年来并不是反对派的批评阻碍了共产国际的发展，在若干具体事例中，社会民主党无疑曾经企图从反对派提出的批评中捡一点点便宜。它仍然具有足够的头脑和狡黠来这样做，倘若它不这样做，那倒真令人奇怪。从广泛的历史意义上说，目前的社会民主党是一个寄生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起着自下而上地维护资产阶级社会、也就是从主要方面保卫这个社会的作用。在战后的年代里，特别是在一九二三年以后，由于各国共产党的错误和疏忽，由于共产党在决定性时刻屈服投降，而另一方面又采取冒险主义的行动，企图使已经成为明日黄花的革命形势死灰复燃，显然已经日益微不足道的社会民主党因此得到了蓬蓬勃勃的发展。一九二三年秋天共产国际的投降，后来领导集团又坚决拒绝理解这场巨大失败的意义，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五年采取的冒险主义的过左路线，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奉行的极端机会主义的政策——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才使社会民主党得以获得新生，在上次德国选举中获得了九百多万张选票。在这种情况下争论说，社会民主党有时会断章取义地摘引反对派提出的这种或那种批评，大放厥词，然后拿去给工人看，这种争论实际上是用无聊的琐事来浪费时间。如果社会民主党不是比这走得更远，如果它不用左翼的伪装——社会民主党需要这种伪装作为安全活塞，正如资产阶级社会需要社会民主党作为安全活塞一样——不时对反对派表示虚假“同情”，那末社会民主党就不成其为社会民主党了。当然，只有在反对派仍然是一个人数很少的受到压制的少数派的时候，只有在表示这种“同情”不需要社会民主党人付出任何代价而同时却可以在工人当中引起同情反应的时候，它才会这样做。 目前的社会民主党在根本问题上没有也不可能有自己独树一帜的路线。在这方面，它的路线完全听命于资产阶级。但是，如果社会民主党只是简单地充当资产阶级政党的应声虫，它对资产阶级就不再有什么用处了。在次要的、难以捉摸的、或者是遥远的问题上，社会民主党不仅可以而且必须玩弄各种花样，给自己涂上应有尽有的颜色，包括鲜艳的红色在内。不仅如此，社会民主党还企图抓住反对派的这种或那种意见，在共产党内制造分裂。如果有人提出社会民主党的某些右翼骗子手或左翼后生小子会从我们的批评中引出一句什么话来表示赞同，如果他们企图利用这个事实使反对派名誉扫地，那末，从思想意义上说，在任何懂得这种把戏的人看来，这种企图不能不说是十分可怜的。尽管如此，在一切具有任何严重意义的政治问题上，特则是在中国问题和英俄委员会问题上，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同情基本上一直是在领导集团的“现实主义”政策方面，而绝不是在我们这方面。 但是，比这种情况重要得多的，是资产阶级本身对正在苏联和共产国际范围内进行斗争的各种倾向作出的总的判断；资产阶级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理由要闪烁其辞或弄虚作假。然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指出，大洋两岸的世界帝国主义在一切严肃的、重要的和有权威性的——即使是最微不足道——机构都把反对派当作它们的死敌看待，在最近这个时期，自始至终，它们不是对官方领导集团的一些措施直接表示有条件的、谨慎的同情，就是表示只有在完全摧毁反对派、对反对派施行整个肉体消灭（奥斯丁·张伯伦[119]甚至要求使用行刑队）的前提下，苏维埃政权才有可能向资产阶级政权“正常地演变”。虽然我们手头毫无资料可供参考，即使仅仅根据记忆，我们也可以指出许多属于这一类的言论，法国重工业《新闻公报》（一九二七年一月），伦敦《泰晤上报》和《妞约时报》的言论，包括美国《民族》周刊在内的许多出版物曾经加以转载的奥斯丁·张伯伦的讲话，等等，单单这个事实就足以迫使我党官方报刊在开始企图加以利用而不完全成功以后，整个停止转载阶级敌人对我党过去数月经历的并且现在仍在经历的危机作出的判断。这些言论把反对派的革命阶级性强调得太突出了。 因此，我们认为，如果在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出版两种经过认真校阅的书，对于阐明情况将有很大的裨益：一种《白皮书》，内容包括严肃的资本主义报刊就共产国际的争论发表的意见；一种《黄皮书》，内容包括社会民主党相同的意见。 无论怎么说，故意杜撰出来吓人的、所谓社会民主党人可能企图卷入我们的争论的说法，丝毫不能阻止我们明确指出照我们看来对共产国际的政策是致命伤的地方，以及照我们看来对这种政策有所裨益之处。我们是可以粉碎这个怪物的，办法不是玩弄外交手腕，也不是玩捉迷藏的把戏，而是奉行正确的革命政策。这种政策现在尚待制定。 现在，随着纲领草案的公布，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切根本理论和实践问题当然都必须根据新的草案加以考察。事实上，除了从理论上指出如何处理需要考虑的问题的方法以外，新草案的任务就是对共产国际己经取得的全部经验给以概括的验证和评价。只有这样看问题，我们才能检验草案本身并作出正确的判断，确定草案对原则的阐述精确到什么程度，判断它具有多大的完整性和生命力。我们在可供我们支配的极为有限的时间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在专门讨论纲领草案的一份文件中提出了这种批判。照我们看来最需要在我们的批判中加以阐述的根本问题，己经分别列入以下三章：（一）国际革命的纲领还是一国社会主义的纲领？（二）帝国主义时代的战略和策略。（三）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景，它对东方各国和整个共产国际的教训。 我们力图以我们对国际工人运动，特别是共产国际过去五年来的活生生的经验的考察作为依据来分析这些问题。我们从这种分析中得出了结论，认为新的草案前后极为矛盾，在原则论点上充满了折衷主义，缺乏系统，缺乏完整性，对问题的阐述是拉拉扯扯，东拼西凑。讨论战略问题的一章的主要特点在于：它有一种倾向，就是回避过去几年的革命经验所提出的深刻而富有悲剧意味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不准备回头讨论在已经提交给代表大会的文件中考察过的那些问题。从以上所说不难看出，现在这封信具有完全不同的目的。它要谈的可以说是局势和政策问题：我们必须找出现在正式实行的向左转的方针在整个前景中所占的具体地位，从而以此作为起点，使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内部直到昨天为止还日趋分裂的各种倾向取得和解。十分明显，只有在思想完全明确的基础上；而绝不是在阿谀奉迎或官僚主义的、拜占廷式的歌功颂德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和解的问题。 这种转变在苏联国内问题上无疑表现得最为明显。促进这种转变的动力就是从这些问题中产生的，因此，我们打算在这封信里主要讨论俄国革命危机引起的苏联共产党的危机问题。但是在研究有关工人国家演变的重大问题时，我们绝不能丝毫“脱离”对我们的内部发展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国际因素”。所以在这封信里，我们也不能不简单地介绍一下共产国际的状况及其工作方法，重述我们在讨论纲领草案时提出的某些论点。 作为这些序论性质的意见的结论，我愿意表示自己的坚定信念：对纲领草案的批判和现在这封写给代表大会的信都将提交给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第五次代表大会曾经选举我担任候补执行委员。仅仅由于这个原因，我也拥有提出这个要求的不可抹煞的权利。从形式上说，这封信是我为了反对剥夺我的权利和义务的不公正决定而提出的申诉书——这些权利和义务是根据共产国际至高无上的命令授予我的。 二 为甚么四年多不召开共产国际代表大会？自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召开以来，时间已经过去四年多了。在此期间，领导集团奉行的路线以及各个支部和整个共产国际领导机构的组成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主席不仅已遭废黜，甚至已被开除出党，仅在第六次代表大会开幕前夕才恢复党藉。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代表大会参与的情况下发生的，虽然并没有任何客观障碍阻止代表大会的召开。在世界工人阶级运动和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重要问题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似乎是多余的；它被当作障碍和累赘，年复一年地推迟召开，只是在已经作出结论、认为代表大会将面对完全既成事实的时候，才召开代表大会。 根据民主集中制的文字和精神，代表大会应当在党的生活中占有决定性的地位。党的生活一向是从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筹备及其工作中得到最高表现的，而在目前，代表大会已经变成了沉重的负担，变成了一种累赘的形式。苏联共产党第十五大代表大会被任意地推迟了一年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则过了四年才召开。这是些什么样的年代呢！在这充满最伟大的历史事件和最深刻的意见分歧的四年当中，有很充裕的时间召开无数官僚式的代表大会和会议，召开腐烂透顶的英俄委员会会议，召开用来装饰门面的“反帝斗争同盟”的代表大会，召开庆祝苏联之友协会成立某某周年的代表大会——但是单单找不到时间和地点来召开共产国际的三次例行代表大会。 在内战和封锁时期，外国代表必须克服空前的困难才能参加大会，其中某些人在赴会途中丧失了生命。在那个时期，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都是遵守章程的规定，按照无产阶级政党的精神定期举行的，为什么现在不这样做呢?如果假装说我们现在过分忙于“实际”工作，这就等于承认党的思想和意志妨碍领导集团的工作，承认代表大会对于最严肃最重要的事务是一种枷锁，这是官僚主义取消党的道路。 从形式上看，过去四年多来，一切问题都是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或主席团决定的；但是，事实上，这些问题是苏联共产党政治局，更准确一些说是书记处决定的，书记处以依附于自己的党机关作为基础。当然，这里讨论的不是苏联共产党的思想影响问题。在列宁担任领导时，这种影响要比今天大无数倍，而且具有极为重大的、创造性的意义。不，这里谈的是苏联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独揽大权的书记处。书记处完全躲在幕后活动。这种现象在列宁担任领导时是连影子也找不到的。在向党提出的最后忠告中，列宁曾经为防止这种现象而提出过严厉的警告。 共产国际被宣布为唯一具有国际性的党，一切国家支部必须完全从属于它。在这个问题上，列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一直起着调节者的作用。他不止一次针对领导集团的集中主义嗜好提出过警告，担心在政治前提尚不具备时，集中主义可能会蜕化为官僚主义。各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日趋成熟的过程有它本身内在的节奏，是以各国党自己的经验作为基础的。共产国际的存在和苏联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能够加快这种节奏，但是，只有在一定的、不可缺少的限度以内才有可能起这种加速作用。超过这个限度，企图用严厉的行政措施来代替独立的活动，代替自我批评，代替自行决定方针的能力，那就有可能达到完全相反的结果，而且在一系列事例中的确已经达到完全相反的结果。尽管如此，当列宁停止工作时，极端集中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却占了上风。执行委员会被说成是统一的世界政党里面掌握全权的中央委员会，仅仅对这个世界政党的代表大会负责，但是，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如何呢？恰恰是在最需要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并没有召开代表大会，实际上，仅仅为了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就有理由召开两次代表大会。从理论上说，执行委员会是世界工人运动的一个强有力的中心；而实际上，在过去几年内，它曾经一再被无情的改组。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起领导作用的某些委员遭到废黜。在共产国际的所有支部里，至少是在最重要的支部里，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既然没有召开代表大会，那末仅对代表大会负责的执行委员会是由谁来改组的呢？答案十分明显。随着苏联共产党领导核心的改变，每一次它都要重新挑选执委会的委员，完全不顾共产国际的章程和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苏联共产党领导核心本身的改变也总是以某种出人意料的方式，不仅背着共产国际、而且背着苏联共产党进行的；它总是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在不受代表大会控制的情况下，由党的机构通过强制的方法实现的。 现任官方领导的 “指挥艺术”在于使党面对既成事实。其次，代表大会──由于在幕后活动的机构暗中捣鬼而延期召开的代表大会──的代表也是严格按照领导机构新的组成状况挑选出来的。与此同时，对上届代表大会选举的原领导核心，则干脆给它戴上“反党头子”的帽子。 如果把这个过程的一切最重要的阶段都列举出来，就未免太冗长了。我仅仅提出一个事实，但是其价值可以等于一打事实。不仅从形式上看，而且从事实上看，第五次代表大会是由季诺维也夫集团领导的，正是这个集团通过所谓反 “托洛茨基主义”斗争为代表大会定下了基调。在后来的年代里，这种情况造成了最严重错误的根源。这些错误已经在别的地方详加讨论。这里我们只需要指出一个事实，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领导集团在共产国际的任何支部内都没有能够把自己的地位保持到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时候。至于这个集团的核心分子，它在一九二六年七月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索寇里尼可夫等等为代表发表的宣言中肯定地说，“一九二三年反对派的主要核心曾经针对脱离无产阶级路线的危险和官僚统治的具有威胁性的发展正确地提出过警告。这一点，现在已经不可能有任何疑问了。” 但是，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体会议上（一九二六年七月十四日至二十三日），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指挥者和鼓舞者季诺维也夫宣称——中央委员会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以前又重新发表了这篇讲话的速记稿——他，季诺维也夫，认为“他一生所犯的主要错误”有以下两点：一点是他在一九一七年犯的错误，一点是他在一九二三年对反对派进行的斗争。季诺维也夫说：“我认为第二个错误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因为一九一七年的错误是列宁在世时犯下的，得到了列宁的纠正……而我在一九二三年犯的错误在于……” 奥尔忠尼启泽说：“那末你过去为什么要欺骗党内每一个人呢？……” 季诺维也夫说：“是的，在偏差问题和机构实行官僚主义压迫的问题上，托洛茨基原来是对的，而你们是错的。” 偏离原有政治路线的问题，和党内制度问题正是整个分歧的所在。季诺维也夫在一九二六年已经得出结论，认为一九二三年的反对派在这些问题上是对的，并且认为他毕生最大的错误，甚至比他抗拒十月革命起义的事更严重的错误，是他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期间进行的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过去几天来，报纸上发表了中央监察委员会重新吸收季诺维也夫一伙人入党的决定，认为他们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愚蠢思想”。这整个绝对无法相信的插曲，让我们的孙子和曾孙听起来会以为是某位讽刺家的作品——尽管这件事从头到尾是有文件证明的。如果这个插曲仅仅牵涉到一个人或一群人，如果它和过去几年来共产国际内部进行的思想斗争并无密切联系，如果它并不是在容许四年不召开代表大会的状况存在的那些政治条件下——即官僚手段的强大力量——有机地发展起来的，或许本来不值得在这封信里提到它。 目前，共产国际在思想意识问题上并不是受到指导，而是按照命令依样画葫芦。理论已经不是认识事物和预见事物的工具；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技术性的行政手段。某些观点被说成是反对派观点，然后根据这些“观点”对反对派进行审判。某些人被说成是“托洛茨基主义”一伙，然后就把他们罢免，彷佛这只是一个衙门里的官吏任免问题。季诺维也夫决不是绝无仅有的例子。它不过是比其它例子更为突出罢了。因为这里涉及的毕竟是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指挥者和鼓舞者、共产国际的前任主席这样一位人物。 这种思想上的剧变必然伴随组织上的剧变而来，而组织上的剧变总是来自上面，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其它各党所使用的正常统治方法。在废黜某个不如人意的领导集团的时候，官方宣布的理由和真正的动机很少是一致的。思想领域内的口是心非，是政权完全官僚主义化的必然结果。这些年来，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波兰等等国家的共产党的领导成员不止一次地采取了极端机会主义的措施。但是他们完全消遥法外，因为他们在苏联共产党的内部问题上采取的立场使他们受到了庇护。投票反对反对派，甚至大声詈骂反对派，这样做就保证自己不会遭受任何来自上面的打击，由于机关是不受任何监督的，这样也就保证他们不会受到可能来自下层的打击。 最近的一些例子对每个人都是记忆犹新的。中国的陈独秀、谭平山一伙纯粹孟什维克的领导集团直到不久以前还享有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充分支持，使他们不受反对派的批评，这种事一点也不奇怪：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上，谭平山曾经发誓说： “……在托洛茨基主义刚刚出现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就通过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决议。”[120]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附属机构中起很大作用的，是一些曾经极力抗拒和阻挠俄国、芬兰、德国、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和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分子，这些人由于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中表示忠诚而及时作了弥补。谭平山只是他们的门徒；如果说他被骂得狗血淋头而他的老师们却能够免遭辱骂，那是因为不负责任的统治机构有时需要一头替罪羊。不仅在苏联共产党内，而且在整个共产国际内部，过去五年来最突出、最普通、同时又最危险的特点是官僚主义（以及和官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独断独行的做法）的逐步的、日益加速的增长。不幸的是，对这一明确的断言，不仅要想提出异议是不可能的，就是力图加以缓和也是办不到的。 对章程的忽视和践踏，在组织上和思想上不断制造动乱的情况，代表大会的延期，每次使各种会议面对既成事实的做法，独断独行之风的增长——所有这一切不可能出于偶然的，所有这一切必然具有深刻的原因。 如果仅仅用、或主要用各个集团争夺权力等等个人原因来解释这些现象，就不配叫做马克思主义了。不言而喻，所有这一类因素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见列宁遗嘱），但是，这里涉及的是一个极为深刻极为漫长的过程，因此产生这个过程的原因必然而且确实不仅是心理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 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整个制度官僚化的根源，主要在于领导集团的政治路线和无产阶级的历史路线之间的鸿沟正在不断扩大。这两条路线越不一致，领导集团的路线和实际事物进程的矛盾就越发暴露，通过党的措施、通过让大家进行讨论的方式来实行这条路线就越加困难，因此越来越有必要通过机关、甚至通过国家采取措施，自上而下地把这条路线强加于党。 但是，只有在非无产阶级的各个阶级的压力下才有可能出现领导集团的路线和无产阶级的历史路线（即布尔什维克路线）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的情况。一般地说；过去五年来，无论是在苏联内部还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这种压力都已经增加到异乎寻常的程度，造成了剧烈的左右摇摆的现象。党的机关越脱离本党的批评和监督，党的领导集团就相应地越容易受到非无产阶级通过这个机关表达的愿望和建议的影响，并且对这种愿望和建议采取调和态度。这种情况使政治路线进一步向右转，结果就需要采取甚至更严厉的官僚主义措施以便把这条路线强加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这样一来，政治上倒行逆施的过程就必然要依靠组织上的镇压措施来完成。在这种情况下，领导集团绝对不能继续容忍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官僚主义制度是“形式主义的”制度；经院哲学是对它最合适的哲学。整个看来，过去五年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进行经院哲学的歪曲的时期，是一个任意窜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藉以适应政治上倒行逆施和官僚篡权精神的需要的时期。“让富农长入社会主义”，“发财吧”，“不要跳越阶段”的建议，“四个阶级的结合”，“两个阶级的政党”，“一国社会主义”——所有这些属于向右转的中派主义的思想和口号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就是引用刑法条文来惩办马克思和列宁的真正信徒。 不言而喻，对经院哲学贫困化的原因、对官僚主义以及独断独行之风日益发展的原因所做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丝毫不会免除领导成员个人应负的责任；相反地，它倒是加重了这种责任。 三 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的政策毫无疑问，一再推迟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主要动机之一是希望等待取得某种伟大的国际性胜利。如果取得了胜利，人们就比较容易忘却最近的败绩。但是，眼前还看不到胜利的踪迹。这也不是偶然的。 在此期间，欧洲和世界资本主义发现自己得到了一个新的、可以认真喘一口气的缓和时期。社会民主党在一九二三年以后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力量。共产党的发展是微不足道的——无论怎么说，这种发展和曾经使第五次代表大会感到欢欣鼓舞的那些预言所设想的发展有天渊之别。我们必须指出，不仅对共产国际的各个组织，而且对这些组织在群众中的影响而言，这样说都是适用的。总的说来，这种影响从一九二三年秋天开始、在我们所讨论的整个时期当中都在不断下降。有什么人胆敢断言各国共产党在这四、五年期间保持了自己的领导的继承性和稳定性呢？是否能够找到这样一个人是值得怀疑的。相反地，人们发现这种继承性和稳定性即使在过去最有保证的党即苏联共产党内也完全遭到了破坏。 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内，苏维埃共和国从经济和文化角度来说，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第一次向世界证明了社会主义管理方法的威力及其重要性，特别是这种方法所蕴藏的巨大可能性。但是，这些成就是在所谓资本主义稳定的基础上出现的，而这种稳定本身是世界革命遭到一系列失败的结果。这个事实不仅使苏维埃共和国的外部形势显著恶化，而且对国内各种力量的对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它向不利于无产阶级的方向发展。 由于错误的领导，苏联继续作为——用列宁的话来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一个孤立的边沿地区”[121]而存在的事实，使国民经济采取了容许资本主义势力和倾向获得严重的、说得更确切些是惊人的活动余地的发展形式。和各种乐观的说法相反，经济和政治方面各种力量的内在对比已经起了不利于无产阶级的变化。这样就出现了一系列令人痛心的危机。苏联共产党一直没有能够从这些危机中挣脱出来。 （德国）十月革命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世界革命的延宕，而这个延宕又是无产阶级遭受的一系列残酷的失败引起的。在一九二三年以前，战后各种运动和起义的失败，起初是由于共产党还不存在，后来则是由于共产党的年青和软弱，从一九二三年起，情况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我们所看到的已经不只是无产阶级的失败，而是共产国际政策的失败。这种政策在德国、英国和中国造成的严重错误，以及它在一系列其它国家所犯的程度较轻的错误，其性质都是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上从所未有的；如果要找到类似的例子，就只有翻看一九○五年至一九一七年期间的孟什维主义的历史，或者是这个时期以前几十年的历史。 共产国际成长的迟缓是过去五年来它所采取的错误政策的直接结果。不能认为这种迟缓是“资本主义稳定”造成的，除非人们用纯粹经院哲学的方式来看待这种“稳定”的性质，特别是，除非人们想要推卸责任。稳定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并不是因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生存条件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而产生的。它是各种政治方面的阶级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在德国，由于一九二三年领导集团的投降，无产阶级发现自己的力量已被消耗殆尽；在英国，无产阶级受到共产国际直到一九二六年还继续和它保持同盟关系的某领导集团的欺骗和出卖；在中国，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期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政策把无产阶级赶进了国民党的圈套。这是造成失败的直接的、无可争辩的原因。同样重要的是，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这种失败就具有了涣散人心的性质。如果企图证明即使政策正确也不可避免会出现这些失败，那就是掉进了丑恶的宿命论的泥坑，那就是拋弃了布尔什维克关于革命领导的作用及其重要性的概念。 从政治观点上说，由于政策错误而造成的无产阶级的溃败使资产阶级获得了喘息的时间。资产阶级利用这段喘息时间来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这些原因为〔资本主义〕稳定时期提供了起点：这个时期是从一九二三年十月德国共产党投降的那一天开始的。毫无疑问，资产阶级经济地位的巩固反过来又起了“稳定”政治环境的作用。但是，在过去五年的稳定时期中，资本主义上升的根本原因在于共产国际的领导从任何观点来说都没有达到事态发展所要求的水平。当时并不缺乏革命形势，但是领导者长期没有能够利用这种形势，这种缺点并不属于个人的或偶然的性质；它是奉行中派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在暂时平静的时期，中派主义路线还可以掩饰自己摇摆不定的状况。但是在革命时期事物发生剧变的时候，这种路线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巨大的灾难。 苏联及其执政党的内部演变完全反映了国际形势的变化，从而以实际事例证明了“孤立发展”和“一国社会主义”等新理论的反动。苏联内部领导集团奉行的路线当然也就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奉行的路线：即滑向右翼的中派主义，这种路线在国内政策上和在国际范围内都造成了同样深刻的危害，削弱了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 为了理解目前正在实行的左转路线的意义，不仅必需全面而明确地认识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期间彻底揭露出来的、导致右倾中派主义的总的行动路线，而且必需全面而明确地认识在此以前、即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的极端左倾时期所奉行的、为这种倒行逆施铺平了道路的路线。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对列宁死后五年的情况作出判断的问题。在这五年当中，由于敌对阶级势力的压力，由于领导集团的动摇不定和鼠目寸光，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都出现了改正、修改而实际上是修正列宁主义的情况。 早在一九二三年春天俄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时期，在苏联经济问题上就出现了两种鲜明的、令人注目的立场；这两种立场在后来五年当中都得到了发展，现在可以用去年冬天发生的粮食收购危机所提供的事实来加以审查。中央委员会认为工农联盟受到的主要威胁是因为过早地发展工业引起的；它从一九二三年秋天出现的所谓“销售危机”中为这个观点找到了证明。尽管这次危机具有插曲的性质，它在官方领导集团的经济政策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我在（一九二三年春天）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发挥的论点中提出了相反的估计，认为使“工农业互补”和无产阶级专政受到威胁的主要危险在于象征着工农业产品价格悬殊的“剪刀差”。这种差别反映了工业的落后性。保持甚至加强这种不均衡的状况势必造成农业和手工业中的阶级分化，并导致资本主义势力的普遍发展。早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我就很明确地发挥了这个观点。当时我提出的概念中还有一个概念是这样的：如果工业保持落后状态，农业丰收将成为促进资本主义倾向而不是促进社会主义倾向发展的主要原因，使资本主义分子获得瓦解社会主义经济的工具。 双方提出的这些具有根本性的公式贯穿于其后五年的斗争中，在这五年期间，对反对派提出的各种本质上是荒谬而反动的指责连绵不绝、响彻云霄，说反对派“害怕庄稼汉”，说“它害怕丰收”，说“它害怕农村会富裕起来”，更妙的是说“它想要掠夺农民”。由此可知，早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期间，特别是在一九二三年秋天的讨论中，当权派就拋弃了阶级标准，而笼统地谈“农民”，笼统地谈“丰收”，笼统地谈“富裕”，并按照这些概念行事。从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中，已经可以感觉到正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形成的新资产阶级阶层的压力。这些阶层把自己和国家机关联系起来，对镇压实行抗拒，力图躲开列宁主义的照妖镜。 在这个过程中，国际性事件获得了决定性的意义。一九二三年下半年是紧张地期待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官方领导对形势的估计做得太晚，而且举棋不定，在当权的斯大林－季诺维也夫领导集团内部产生了巨大磨擦；当然，这种磨擦仍然停留在共同的中派主义路线的范围以内。尽管我们提出了各种警告，领导集团仍然直到最后一分钟才改变步调；一切都以德国共产党领导集团的骇人听闻的投降告终。德国共产党的领导集团一枪不发就把决定性的阵地交给了敌人。 这场失败本身就具有令人震动的性质。而由于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集团——它的跟在事态发展后面跑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这次失败——不了解失败的程度及其巨大的深度，由于它根本不承认这场失败，所以这场失败就具有了更加令人痛心的意义。 领导集团顽固地认为革命形势尚在继续发展，认为不久以后即将“出现决定性战斗”。一九二四年接近年中的时候，第五次代表大会正是以这种根本错误的估计作为基础而建立自己的方针的。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一九二三年下半年，反对派已经就德国日益临近的政治决斗敲起了警钟。反对派要求奉行真正准备武装起义的路线，并且不断提出警告，指出在这种历史性时刻，几个星期的时间、有时是几天的时间就会决定未来许多年中革命的命运。另一方面，在后来六个月当中，也就是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前的那一段时间里，反对派曾经坚持不懈地一再指出，革命的形势已被错过；必须落下船帆，准备迎击逆风。反对派指出：现在提到日程上来的问题己经不是起义的问题，而是在已经转入攻势的敌人面前进行防御战的问题——团结群众为实现部分要求而斗争，在工会中建立据点，等等。 但是，对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情的这种明确理解却被戴上“托洛茨基主义”的帽子，被谴责为“取消主义”。面临着政治上的退潮，第五大代表大会却示威性地采取了准备起义的方针。这次代表大会在各国共产党中间造成了混乱，从而一下子就使所有的共产党都迷失了方向。 一九二四年是局势急剧而显著地趋向稳定的一年。这一年变成了共产国际在保加利亚和爱沙尼亚进行冒险的一年，变成了普遍奉行极端左倾路线的一年。这条路线以日益巨大的力量与事物进程背道而驰。从这时起就开始了在无产阶级以外寻求现成革命力量的努力，其结果是，把各国的冒牌农民政党理想化；同拉迪奇和拉弗勒特眉来眼去；不惜损害红色工会国际的利益而夸大农民国际的作用；对英国工会领导集团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和国民党保持超阶级的友谊，等等。权端左倾路线不顾危险地力图用这些拐杖来支持自己，而所有这些拐杖后来都变成了明显的右倾路线的主要支柱。极左派发现他们面临的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原来的形势已经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日趋稳定的过程中破灭以后，就把右倾路线拿来取代极端左倾路线了。 德国无产阶级的失败是个震动，它促成了一九二三年秋天的苏共党内辩论。按照俄国共产党当权领导集团的概念，这次辩论的任务是批准在对内政策上采取消极地适应自发性经济发展的方针（对“超工业化”进行斗争，嘲笑计画原则，等等），就国际问题来说，最重要的任务是掩饰己经错过最可靠的革命形势这一基本事实。 尽管如此，德国无产阶级的溃败已经深深影响到由于一九二三年焦急的等待而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群众的觉悟。德国领导集团的投降不仅给德国工人群众、而且给苏联和其它国家的工人群众带来了对总的世界革命的严重怀疑态度。保加利亚和爱沙尼亚的失败加重了这种怀疑。在接近一九二五年年中的时候（在稳定时期已经明显地开始一年半以后），终于不得不正式承认这个稳定时期的存在，而这已经是稳定局面（在英国和中国）出现了深刻裂痕的时候。对世界革命的某种失望情绪也部分地攫住了群众，把中派主义领导集团推向严格属于民族性质的前景。不久以后，这一前景由于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而达到可鄙的登峰造极的程度。 极左派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期间压根儿没理解局势，为了保住官位，它以更加野蛮的方式走向右倾。在“不能跳过阶段”的理论保护下，右倾趋势忙于迎合殖民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工会官僚；在国内它以维护“秩序”和“纪律”的名义迎合富农。 在次要问题上，右倾中派主义的政策还保持着布尔什维主义的门面，碰到巨大的事变则随波逐流，而在中国革命和英俄委员会的问题上，它的政策的孟什维克性质和巨大的破坏性达到了极点。在那以前，在一切革命历史的过程中，中派主义还从来没有把升降的曲线划得如此完整；它今后是否能够再划一个类似的曲线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在这个例子中它在物质上和思想上都拥有共产国际的强大资源可供支配；它还可以在事前用无产阶级国家所能支配的全部资源把自己武装起来，藉以对付任何抗拒和一切批评。 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政策所造成的客观后果是促进（资本主义）稳定状态的新的主要原因，进一步迟误了革命，严重损害了苏联的国际地位。 ※ ※ ※ 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问题是在一九二三年开始的两种倾向的斗争过程中提出的。从理论上说，这个问题和国内国际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官方领导集团受到重建时期（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幻象的欺骗（幻想依靠从资产阶级获得现成资本来进行重建）之后，越来越朝着以孤立发展经济本身作为目标的立场滑下去。而正是在这种最严重的错误的基础上，由于国际上的失败的打击，后来就出现了仅仅一个国家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正是在重建时期结束，从而使和世界经济保持联系的需要日益迫切的时候，和世界经济断绝联系的理论却得到了宣扬。 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问题根本不是官方领导集团提出来的。这个领导集团丝毫也不理解苏联经济受到世界市场更加严格的节制，其程度和苏联经济不得不通过进出口贸易和这个市场保持联系的程度是一致的。 当我们坚持不懈地指出苏联建设的速度以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为条件的时候，官方路线的指导者和鼓舞者回答我们说，“没有必要把国际因素塞到我们的社会主义发展中来”（斯大林），另一方面又说，“即使用蜗牛的速度我们也要建设社会主义”（布哈林）。如果人们敢于把这种思想按照逻辑引导到它的结论，即“没有必要把国际因素塞到”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中去，那末人们就会发现它的意思不过是说没有必要把共产国际“塞到”（德国的）十月革命的命运中去，因为共产国际正是“国际因素”的革命表现；而不是任何其它的东西。但是，问题在于中派主义对自己的思想是从来不彻底追究的。速度问题显然不仅在经济中，而且特别在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的政治中，都具有带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如果说在国内问题上我们之所以迟缓是因为对经济采取了错误的态度，是因为害怕往前走得太远，所以使经济发展越来越慢，那末在国际革命问题上则刚刚相反，在这方面，速度之所以一贯降低是因为中派主义不能充分估计革命形势，不能在关键时刻利用这种形势。当然，不能说德国无产阶级有了正确的领导就一定会赢得并保持政权；不能说如果领导正确，英国无产阶级就一定会推翻总委员会，从而大大加快无产阶级胜利的到来，也不能说中国无产阶级如果不是受到欺骗，如果不是被迫站到国民党的旗帜下去，就会胜利地完成土地革命，就一定会领导贫苦农民夺得政权。这是迂腐的、刻板的想法。但是，导向这三种可能性的门都是敞开着的，而在德国更是大大敞开着的。面对着这种情况，领导集团却采取了背弃阶级斗争的行动，牺牲本阶级的利益去加强敌人的力量，从而竭力保证了失败。 在任何斗争中，特别是在世界范围的斗争中，速度问题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可能把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和世界革命的命运分割开来。并没有任何人给我们提供几百年、即使是几十年的时间，使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支配。这个问题决定于斗争的发展进程。在这场斗争中，敌人将从我们的每一个错误和疏忽中得到好处；他们将占领每一寸不加防御的领土。缺乏正确的经济政策，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垮台，就无法支持到国外援助到来的时刻，从而将给国际无产阶级造成无限的损害。共产国际缺乏正确的政策，世界革命就会推迟一个无限的历史时期；而时间是具有决定性的。国际革命的损失就是资产阶级的收获。社会主义建设是苏维埃国家不仅和本国资产阶级、而且和世界资产阶级进行的一场比赛，是在全世界阶级斗争的基础上进行的一场比赛，如果资产阶级能够从世界无产阶级手中夺得一个新的、很长的历史时期，那末它就可以凭借自己在技术上的强大优势，凭借它在财富方面、在陆军和海军方面的强大优势，推翻苏维埃专政；至于它是用经济手段、政治手段、军事手段还是三种手段都用来达到这个目的，则是次要问题。 时间不仅是一个重要因素，而且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一九二三年德国党的投降，一九二四年爱沙尼亚的起义，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所犯的极端左倾的错误，一九二六年英俄委员会的丑恶喜剧，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使中国革命遭到覆灭的层出不穷的错误，这都是共产国际政策的表现。所谓如果共产国际继续奉行这种政策，我们就能够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的说法是违背事实的。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使我们习惯于用放纵的态度看待这些错误，就好象我们一直拥有我们所要求的东西。一个多么深重的错误！在政治中，特别是在两种制度之间正在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的历史急剧转变时期，时间是一个决定性因素。我们必须最节约地使用时间：像一九二三年以来共产国际领导集团所犯的那种错误如果再继续五年，共产国际就无法存在了。由于十月革命对群众具有的吸引力，共产国际仍然保持着马克思和列宁的旗帜；但是在过去这一个时期，它一直是在吃老本。共产国际再犯五年类似的错误，就不会继续存在下去。但是，如果共产国际垮台，苏联也不会长久支持下去。到那个时候，官僚主义颂诗所宣布的社会主义已经在我国实现了十分之九（斯大林），也就成了愚蠢的废话。毫无疑问，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革命总有一天是可以开辟出通往胜利的新路的。但是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要以多大的牺牲和多么不计其数的受害者作为代价呢？新的一代国际革命者将不得不重新接上已断的线头，重新赢得群众对历史上最伟大旗帜的信任。这种信任可能由于思想方面层出不穷的错误、混乱和曲解而受到伤害。 这些话必须以明确无误的方式告诉国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丝毫也不要害怕某些人必然会发出的咆哮和狂叫，和他们必然会实行的迫害。这些人之所以现在还保持乐观，只是因为他们出于懦弱而闭上了自己的眼睛，不敢正视现实。 因此我们认为共产国际的政策是主宰其它一切问题的因素。如果缺乏正确的国际政策，苏联可能取得的一切经济成就都不可能保住十月革命的成果，都不可能导致社会主义的实现。说得更确切一些：如果缺乏正确的国际政策，也就不可能在国内事务中奉行正确的政策，因为路线是一致的。一个苏维埃区委主席对待富农的错误态度只是整个链条中的一个很小的环节。在这根链条中，最大的环节是红色工会对待总委员会的态度，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待蒋介石和柏塞尔的态度。 欧洲资产阶级的稳定，社会民主党的加强，各国共产党的发展的延宕，苏联资本主义倾向的增长，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领导集团的右倾政策，整个统治制度的官僚化，针对被迫成为反对派的左翼进行的疯狂迫害运动——所有这些过程都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成为无产阶级革命阵地削弱——肯定是暂时性的、但却是严重的削弱——时期的特点。这个时期也是敌对势力对无产阶级先锋队施加压力的时期。 四 群众的激进化和领导问题在两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英国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的政策问题）上，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全会（一九二八年）无可否认地曾经企图向左转，也就是说，趋向于采纳反对派所的意见。尽管这种转变缺乏连贯性，但是，如果随着这种转变同时实行列宁战略思想的根本原则，即谴责错误的政策是为实行正确的政策铺平道路，那末人们或许可以说这种转变不失是一种征兆，而且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法国、德国和其它国家里的统一战线都是按照英俄委员会的方式办事的。而英俄委员会的方针给英国共产党带来的后果和国共合作给中国共产党带来的后果几乎具有同样程度的灾难性。 就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来说，它不仅肯定了过去所犯的一切错误，而且为新的、同样残酷的错误准备了条件。 二月全会关于俄国问题的决议比其它任何一种政治路线都更好地反映了共产国际的内部制度。只需要指出一点就够了，这个决议包含下面这种论断： “托派分子和社会民主党都把希望寄托在推翻苏维埃政权上面。”[122]
某些人虽然丝毫不相信这种论断（因为只有一个彻头彻尾的白痴才可能相信反对派把希望寄托在推翻苏维埃政权上面），但是由于驯服成性而举手赞成这种论断，经验证明，这种人在反对阶级敌人的殊死斗争中并非总是有勇气奋起反抗的。总起来说，二月全会象征着一种矛盾的、向左转的努力。从政治观点来看，这种努力决定于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主要是欧洲（特别是德国）的工人阶级群众的情绪正在发生的无可否认的转变。对这种转变的性质和它开辟的前景缺乏明确的了解，就谈不上什么正确的领导， 台尔曼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二月全会上发表演说时，更准确些说是在对反对派大放厥词时，曾经说道：“托派分子没有看见国际工人阶级的激进化，没有注意到形势越来越具有革命性。”[123] 然后他就按照惯例若有其事地进行论证，力图证明我们正在和希法享[124]一起埋葬世界革命。如果这里涉及的不是台尔曼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所代表的共产国际第二大党，那末对这种信口雌黄的说法也许可以置之不理。这里所说的“反对派没有看到”的工人阶级激进化是怎么一回事呢？它就是台尔曼以及和他一伙的许多人在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也曾称之为“激进化”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说，共产党在一九二三年投降以后影响力的衰退和社会民主党得到发展的事实都是不存在的。他们甚至也不问问自己这些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和一个连最起码的政治常识都不愿了解的人是很难谈话的。不幸的是，这不仅是台尔曼的问题；台尔曼这个人本身甚至是无足经重的。谢马德 （Semard）也是无足轻重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确是学习革命战略的学校。它教导人们如何区别事物，无论什么工作，首要条件就是善于区别事物。有高潮时期，也有退潮时期。但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两者是交替而至的。从策略观点上说，必须使政策适应所经历的每一个阶段，同时在总的行动路线上则要保持夺取政权的方针，随时随地都要有所准备，以免在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时措手不及。第五次代表大会把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教训完全颠倒过来。它完全不顾客观形势，用蛊惑人心的、千篇一律的词句代替对事物的分析，认为“工人阶级越来越激进化，形势越来越具有革命性”。 实际上，只是在过去一年当中，德国正人阶级才开始从一九二三年失败的后果中恢复过来。反对派是首先注意到这一点的。在我们所发表而曾经为台尔曼所引用的一份文件中，我们说过下面这段话： “欧洲工人阶级当中正在出现无可否认的向左转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罢工斗争的尖锐化和共产党所得选票的增加。但是，这只是转变的最初阶段。社会民主党的选民人数也在增加，其速度可以和共产党选票的增加并驾齐驱，并且部分地超过了后者，如果这个过程发展加深，我们将进入下一个阶段，即〔群众〕开始从社会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阶段。”[125]
根据德国和法国最近选举提供的资料，我们可以断言：我们对欧洲工人阶级的状况、特别是对德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所作的上述估计几乎可以说是不容争辩的。不幸的是，共产国际的报刊，包括苏联共产党的报刊在内，对无产阶级队伍中存在的情绪和倾向根本没有提供任何严肃而透彻的、言之有据的、用数字加以证明的分析。就已经提供的统计数字来说，这些数字是为了适应以维护领导“威信”为目的的一种特殊的倾向。对于说明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八年工人运动发展状况的极其重要的事实资料，如果这些资料驳斥了错误的判断和指令的话，他们一贯是悄悄放过而不置一词的。由于这一切原因，要判断群众激进化的力量、速度、范围及其可能性是极端困难的。台尔曼没有任何权利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二月全会说，“……托洛茨基分子没有看见国际工人阶级的激进化。”我们不仅看到了欧洲无产阶级的激进化，而且早在去年就已经据此对局势作出了估计。这个估计已经完全为（一九二八年）五月德国国会选举所证实。这种激进化正在经历最初阶段，仍然在把群众引向社会民主党的轨道。在二月间，台尔曼拒绝看到这一点；他坚持说，“形势越来越具有革命性。”这样泛泛而谈的论断简直空洞至极！如果作为资产阶级统治的主要支柱的社会民主党正在增强，人们能够说“形势越来越〔？〕具有革命性”吗？ 无论怎么说，群众的“激进化”尚需经过一个工人纷纷从社会民主党转向共产党的初步阶段，然后才会出现革命形势。诚然，作为局部现象，这种情况正在出现。但是这个潮流的主要发展方向还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把激进化的一个仍然属于半和平主义、半和敌人合作性质的开始阶段和一个具有革命性质的阶段混为一谈必然会导致残酷的错误。必须学会如何区分事物。任何人如果只知道年复一年地重申“群众正在激进化，形势具有革命性”，那末他就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的领袖，而是一个只会敲着桌子激昂陈调的鼓动家；当革命真正到来时，他肯定会失之交臂。 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统治的主要支柱。然而这根支柱本身也包含着矛盾。如果工人们正在从共产党转向社会民主党，那末人们就可以完全肯定地说，资产阶级的统治得到了巩固。一九二四年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时，台尔曼和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其它领导人没有能够了解这一点，所以他们就用谩骂来答复我们的论点和劝告。现在形势已经不同了。共产党的发展已经和社会民主党并驾齐驱，但是它的发展还没有直接削弱社会民主党。群众正沿着两条平行的路线涌向这两个党；到目前为止，涌向社会民主党的人更多些。工人们拋弃资产阶级的政党，从政治冷漠中觉醒过来——这是造成这种发展的根本原因——显然不能说得到加强的是资产阶级，但社会民主党的发展也不能说是一种革命形势。必须学会如何区别事物。那末，应当如何说明目前形势的特点呢？这是一种过渡性的形势，其中包含着矛盾，群众还没有分化，还存在各种不同的可能性。必须警惕地注视这个过程的发展，不要陶醉于陈腐词句，经常作好准备，以待形势发生急剧的变化。 社会民主党并没有仅仅因为自己选民人数增加就感到心满意足；它正忧心忡忡地注视着工人的洪流，因为这股洪流为它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在工人们开始从社会民主党大批转向共产党以前（这样的时刻是必然会到来的），我们必须预计到社会民主党内部还会出现新的、巨大的磨擦，还会形成更深刻的联合和分裂，等等。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很可能为共产党提供机会，使它可以按照“统一战线”的路线展开积极的、进攻性的策略行动，加速群众革命分化的过程，主要是促使工人脱离社会民主党。但是，如果“策略的运用”结果不过是共产党再一次把注意力转向“左翼”社会民主党人（他们仍然有可能向左走得很远），等待他们变得通情达理一些，那我们就要倒霉了。我们知道这种“策略”曾经在一九二三年的萨克森[126]小试牛刀，而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期间则曾在英国和中国大规模地加以运用。在所有这些事例中，结果都错过了革命形势，造成了巨大的失败。 台尔曼的论断并不是他本人的；这一点可以从纲领草案中看出来。纲领草案说： “日益加剧的群众激进化进程，各国共产党的影响及其权威的增长……所有这一切清楚地说明，在帝国主义的中心地区一个新的革命浪潮正在高涨起来。”
作为一种纲领性概括，这个说法是根本错误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不仅出现过“日益加剧的激进化进程”，而且出现过群众趋向右翼的时期，不仅有各国共产党影响上升的时期，而且有这种影响暂时下降的时期——特别是在发生程度不同的错误和投降的时候。将来仍然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这里只是根据时局作出判断的问题，那末就某些国家在某个具体时期的情况来看，这种说法或多或少是正确的，而就全世界的情况来看，则是根本不正确的。即使如此，这种判断也属于决议的范围，而不属于纲领的范围。纲领是为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制定的。不幸的是，在这五年期间，共产国际领导集团在辩证地对待革命形势消长的问题上丝毫没有表现出理解力。在这些问题上，它永远停留在经院哲学的范围，不从根本上研究活生生的世界无产阶级斗争就谈什么“激进化”。由于德国在世界大战时期遭受的失败，德国政治生活的特点表现在，它所经历的危机具有特殊性质，使德国无产阶级先锋队面临肩负责任的形势。在战后最初的五年中，德国无产阶级失败的直接原因在于革命政党特别软弱；在其后五年中，这种失败则是由于领导错误。 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期间，有了革命形势，但完全没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到一九二一年开始退潮的时候，已经颇为强大的共产党曾企图发动革命，虽然当时缺乏发动革命的直接前提。后来进行的准备工作（“为争取群众而斗争”）在党内造成了右倾偏向。在整个局势急剧左转的时候（一九二三年秋天），已经丧失革命能力和主动性的领导集团惨遭覆灭。右翼为左翼取而代之。当左翼取得控制权时，革命已在退潮。然而左派拒绝理解这一点，顽固地坚持“准备起义的路线”。结果产生了新的错误，使党遭到削弱，使左派领导被推翻。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暗中依靠一部分“右派分子”，不断对左派进行无情的斗争，同时机械地翻来复去地说群众正在激进化，说革命已近在咫尺。 从德国共产党演变的历史中可以看出，不同派别随着政治曲线的升降而猝然地、交替地掌握权力的状况，每当政治曲线陡然上升或陡然下降的时候，也就是说，每当它陡然趋向暂时“稳定”或者相反地陡然趋向革命危机的时候，当时占领导地位的集团就要遭到覆灭，把地位让给和它竞争的集团。右翼集团的弱点恰巧在于它不懂得如何在形势发生变化时，使一切活动转入通过革命斗争夺取政权的轨道；左翼集团的弱点则在于它既不承认又不了解由于准备时期的客观形势而有必要动员群众为实现过渡性要求而斗争。这两个集团的弱点互为补充。既然形势每出现一次转折就要更换一次领导，党的领导干部就无法获得更广泛的经验：既有上升又有下降、既有高潮又有低潮、既有退却又有进攻的经验。一个真正革命的领导必须了解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充满陡然的变化转折的时代，否则就无法受到教育。以乱碰乱撞的方式通过任命来挑选领袖，这种做法本身必然包含着领导集团一碰到重大社会危机就会遭到新破产的潜在危险。 领导意味着预见。对台尔曼的阿谀奉承必须适可而止了。台尔曼之所以受到赞美仅仅是因为他从阴沟里挖掘出最污浊的词句来攻击反对派，正如谭平山仅仅因为把台尔曼的谩骂译成了中文就在第七次全会上受到宠爱一样。必须告诉德共，台尔曼在二月间就政治形势作出的判断是庸俗的、武断的、不真实的。在错误造成的伤口愈合以前，必须公开承认过去五年所犯的战略和策略错误，并且严肃认真地研究这些错误：战略上的经验教训必须紧随着事态的发展加以总结才能深入。必须停止由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犯了错误就撤换党的领袖，或者由于这些领袖不赞成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某些做法就惩办无产阶级革命家（比利时）[127]，就撤换他们作为惩罚的做法。必须让年轻的干部们自己走路；可以帮助他们，但是不要强迫命令，必须停止仅仅以态度端正（即反对反对派）作为依据“指派”负责人的做法。必须永远拋弃中央委员会的委任制度。 五 苏联共产党目前这种左转趋势是如何形成的在这种概括的叙述中，我们必须简略地谈谈共产国际的政策及其制度，以便把领导集团向左转的情况弄清楚。既然这种趋势直接产生于造成苏联经济危机的那些条件，既然它是按照和国内问题有特殊关系的路线发展的，那末我们就必须更深入、更详尽地探讨一下过去——直到最近——对这些问题的提法，看看苏共中央委员会最近通过的决议和措施中有甚么新的因素。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看出今后应当奉行的正确的政策路线的轮廓。 今年（一九二八年）在粮食收购工作中经历的完全异乎寻常的困难不仅在经济领域中、而且在政治和党的领城中具有同样极其重要的意义。客观困难促进了政策左转的变化。这并不是偶然的。另一方面，这些困难本身为长期奉行的经济政策和总的政策带来的利弊作了结论。 倘若无产阶级革命立刻扩大到各个先进国家，从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本来是无需作很大的退却就能实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扩大已经推迟了许多年。这使我们不得不在一九二一年春天实行影响深远的和长期的大退却——实行新经济政策。这种必不可少的退却所应达到的规模不只是从理论上、而且是从实践中逐渐探索出来的，一九二一年秋天就已经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更深入的退却。 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即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七个月以后，列宁在莫斯科省党组织的会议上说道： “今年春天我们实行了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这种过渡，我们的这种退却……是不是已经够了，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停止退却，而开始准备进攻了呢？不，这还是不够的……如果我们不想把脑袋像驼鸟那样藏起来，如果我们不想表现得像那些看不见自己的失败的人，不怕正视危险，我们现在就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所作的退却是不够的，必须再退却，再向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国家调节购销和货币流通……因此，我们是处在还不得不退却的状态中，退却是为了在将来最终地转入进攻。”[128]
后来，在同一篇演说中，列宁说： “一九二一年春天，我们在经济方面实行了退却，而现在，在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的冬天和春天，还要继续退却。如果我们对自己、对工人阶级、对群众隐瞒这一点，那就等于承认我们根本没有觉悟，等于没有勇气正视现状。要是这样，我们就不能进行工作和展开斗争。”[129]
直到第二年即一九二二年春天，列宁才决定发出停止退却的讯号。他第一次谈到这一点是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六日在五金工人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他说： “现在我们可以说，这种退却，即我们向资本家所作的让步已经结束了。……我希望而且相信，党代表大会会以俄国党的名义正式作出这种宣告。”[130]
紧接着他就以他一贯的坦率和诚实作了真正列宁主义的解释： “决不能把停止退却这句话了解为：我们已经打好新经济的基础，可以安心地前进了。不，基础还没有打好。”[131]
以列宁的报告作为基础，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下列决议： “代表大会注意到：过去一年来采取的和决定采取的措施，整个加起来，己经完成了党必须对私人资本主义作出的一切让步。代表大会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退却已经完成。”[132]
因此，这个经过深思熟虑并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经过周密准备的决议，预计到党所处的新起点将提供展开社会主义攻势的可能性，虽然缓慢，但不需要作新的退却。尽管如此，这个在列宁领导下召开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所表示的期望，在这一点上证明是并不正确的。一九二五年春天又有必要作新的退却：允许农村中的富农通过雇佣劳动和租赁土地的方式剥削比较贫苦的农民。 这次新的、影响巨大的退却是列宁在一九二二年制定的战略计画没有预见到的。这次退却之所以必要，不仅因为过去为退却规定的时限“太短”（由于最起码的谨慎，这样做是必要的），而且因为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期间领导集团既不了解形势、也不了解它所担负的任务，在“赢得”时间的幻想下丧失了时间。 然而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一九二五年四月实行的新的、痛苦的退却并没有被称为——列宁会这样称它——一次深刻的失败和退却，而是被当作工农联盟的一个胜利，被认为仅仅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总结构中的一个环节。正是针对这种做法，列宁一生曾经不断提出警告，特别是在一九二一年秋天——当时已经有必要继续实行并深化那一年春天开始的退却。 在上面已经引用过的、列宁在莫斯科省党组织会议上发表的演说中指出：“失败并不危险，危险的是不敢承认失败，不敢从失败中取得一切教训。……不要怕承认失败，要从失败的经验中进行学习。如果我们接受这种意见，认为承认失败就会像放弃阵地那样令人沮丧失望，削弱斗志，那就应该指出，这样的革命者是一钱不值的。……无论过去和将来，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对最惨重的失败也能给以十分冷静的估计，从失败的经验中学习应该怎样改变我们的活动方式。因此应当直言不讳。这一点，不仅从真理的理论方面来看，而且从实际方面来看，那是极为重要的。如果昨天的经验教训没有使我们看到旧方法的不正确，那末我们就决不能学会用新方法来解决今天的问题。”[133] 但是，一俟列宁离开领导地位，这个值得重视的警告就被全部置诸脑后；到现在为上，任何时候也没有真正记得这个警告。 由于一九二五年四月的决定已经使农村日趋分化的现象合法化，为这种分化敞开了大门，所以工农联盟意味着工人国家和富农之间的商品交换将不断增加。人们不但不承认这种可怕的危险，而且立即制造出让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卑鄙理论。这种办法第一次作为脱离世界经济和世界革命而独立地“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办法，以党的名义一股脑儿提交给党的代表会议。由此可知，这种小资产阶级反动理论之所以出现并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设真正取得了成就——这些成就是不可争辩的——而恰恰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设在某些方面遭到了挫折，从而领导人认为有必要给无产阶级提供一种“精神”安慰，以便抵消对资本主义作出的新的物质让步的影响。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一九二六年一月）关于工业化的决议提出了一系列正确论点，并且几乎是逐字照抄反对派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期间在这个问题上发挥的某些思想。但是，在通过这个决议的同时，又展开了一个反对党内左翼（这次它被戴上了“超工业化分子”的帽子）的运动，也就是反对那些不愿意使工业化决议仅仅停留在纸上的人的运动；我们针对富农危险提出的警告被荒谬地称为“惊惶失措”；指出农村正在发生阶级分化的事实则被当作反苏宣传而加以惩处；要求加强对富农施加压力以利于工业的发展则被扣上 “试图掠夺农民”的帽子（斯大林一李可夫一古比雪夫宣言）；这样一来，关于工业化的决议对实际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就和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就党的民主和共产国际集体领导等等问题通过的某些其它决议所产生的影响一样，是微不足道的了。 早在一九二三年春天，党内就开始了工农联盟问题的讨论。一九二六年，反对派以下列方式概括了这次讨论的内容： “问：反对派的政策是否真有破坏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联盟的危险呢？
让我们在这里强调指出：尽管斗争十分激烈，反对派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丝毫夸张。一九二六年，当我们挺身出来反对让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叛徒理论、反对这种只能为使我们长入资本主义铺平道路的理论的时候，我们说富农的危险“尚处于最初阶段”。从一九二三年开始，我们就已经指出危险来自什么方面，我们指出了这种危险发展的每一个新阶段。如果领导的艺术不是善于及时认出危险——也就是说，当危险尚“处于最初阶段”的时候就能够看出危险——并且防止它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那末领导的艺术究竟是什么呢？想领导就要有预见——而不是迫害那些有预见性的人。“答：这种指责是彻头彻尾虚假的。联盟当前受到的威胁一方面来自工业的落后，另一方面来自富农的发展。工业品的缺乏正在城乡之间造成裂痕，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富农正开始控制中农和贫农，使他们反对无产阶级。这种发展现在尚处于最初阶段。正是这种发展在威胁着联盟。低估工业落后和富农增长的意义就无法对两个阶级的联盟——在我国条件下实行专政的基础——实行正确的列宁主义领导。”（《问与答》） 对党最不幸的是，上面引用过的那些话甚至不可能得到公布。由于传播了那些话，最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已经被那些毫无思想，不愿意而且不能够考虑将来的官员开除出党。 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上，布哈林就工农联盟和粮食收购问题谴责了反对派。他说： “我们的反对派用来反对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最强有力的论据是什么呢（我指的是一九二五年秋天）？他们当时说：矛盾正在疯狂地增加，而党的中央委员会却不了解这种情况。他们说，几乎集中了全部余粮的富农已经组织‘粮食罢工’来反对我们，所以粮食收购情况才会这样糟糕。这是我们大家都听到了的。……按照反对派的估计，其它一切都不过是这一根本现象在政治上的表现。后来，同样是这些同志又插进来说，富农已经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阵地，危险更增加了，同志们，如果第一个和第二个论断都是对的，我们今年就会碰到反对无产阶级的更强大的‘富农罢工’了……反对派诬蔑我们，说我们正在帮助富农发展，说我们在不断让步，说我们正在帮助富农组织拒售粮食运动；实际结果证明情况是刚刚相反的。……”[134]
从布哈林嘴里引来的仅仅这一段话，岂不就足以说明领导集团在有关我们经济政策的关键问题上完全有眼无珠吗？可是，布哈林并不是例外，他不过从理论上“概括”了领导集团的昏瞶。党和经济工作中的主要领导人竞相宣称我们已经克服了危机（李可夫），说我们己经控制农民市场，粮食收购问题已经成为严格属于苏维埃机构范围的纯粹是组织工作的问题（米高扬）。中央委员会一九二七年七月全会的决议宣布：这一年经济活动的发展整个说来并没有发生任何危机。与此同时，官方报刊异口同声地断言：农村中缺乏商品的情况如果不是完全消夫了，至少已经有了很大的缓和。 为了和这一切意见相抗衡，在给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中，反对派再次写道： “粮食收购总额的下降一方面直接证明城乡关系中存在深刻的混乱，另一方面也是威胁我们的新困难的源泉。”
我们的困难根源是什么呢？反对派回答说： “近年来工业发展过分迟缓，落后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在原料方面、出口贸易方面和食物方面，国营经济对富农和资本主义分子的依赖日益增加。”
让我们同时回忆一下：反对派进行的最尖锐的干预就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节日游行期间进行的那一次；而那次干预提出的最尖锐口号是，“让我们把火力转向右派；转向富农、投机倒把分子和官僚主义者；转向破坏粮食收购工作的富农和投机倒把分子；转向在顿涅茨审判时期做组织工作或在打瞌睡的官僚主义者。”这场涉及革命的生死存亡的、非同小可的争论在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八年的冬天由于国家政治保卫局特务的威胁而宣告结束。同时，领导集团匆匆忙忙地决定，要对那些 “偏向”分子实行惩办，根据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予以放逐。倘若不是反对派在此以前作了一系列的工作——从一九二三年的政纲起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的标语牌为止；倘若不是反对派事前作出了正确的预测；倘若不是反对派在党内和工人阶级队伍内部提出了正当的警告；那末，粮食收购危机本来只会加速右倾道路的发展，进一步放任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 在此以前的历史上，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甚至先锋队的先锋队，曾经不止一次以自己的毁灭作为代价才使本阶级重新前进一步，或阻止敌人的进攻。 六 进一步、退半步同中国危机、英俄危机和其它国际危机不同，粮食收购危机是不能一言不发就轻轻放过的。这场危机提供了一种刺激，使政策趋向一个新阶段，不仅在整个经济中，而且在每个工人的日常生活中都产生了直接影响。因此，新的政治时期是从粮食收购开始的。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五日，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苏联共产党突然在《真理报》上拜读到一篇社论。这篇社论可以说是提交给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反对派政纲》的转述，其中一部分几乎是从《政纲》中逐字照抄来的。 这篇出人意料的社论是在粮食收购危机的直接压力下写成的，它宣布： “在造成粮食收购困难的一系列原因中，必须特别指出下面这一点。农村已经发展了，发财了。得以发展和发财的首先是富农。三年丰收并不是毫无影响的。”
由此可知，农村拒绝为城市提供粮食是因为“农村已经发财了”。这就是说，它已经尽力实现布哈林的口号：“发财吧！”但是，农村富裕为什么会破坏而不是巩固工农联盟呢？社论回答说：这是因为“得到发展和发财的首先是富农。”这样一来，认为这些年来“中农已经增加而富农和贫农则相应减少”的理论突然被认为是毫无用处的垃圾而予以拋弃了。“得到发展和发财的首先是富农。”但是，甚至农村富农发财的事实本身也不能说明城乡交换瓦解的原因。和富农结成的联盟并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联盟。而粮食危机的出现是由于甚至这样一种联盟也并不存在。因此，富农不仅得到了发展，发了财，而且并不感到有必要用自己囤积的天然作物来交换卢布；至于他所需要并且可以从城市中得到的商品，他只需要付出一部分谷物就可以买到，而这些谷物对城市却是绝对不够的。《真理报》还提出了第二个原因——归根结蒂，这是造成粮食危机的根本原因： “农民收入的增加……在工业品供应相对落后的状况下，使一般农民、特别是富农可以囤积粮食。”
现在情况就清楚了。根本原因在于工业落后，在于工业品缺乏。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没有同属于合作社的贫农和中农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联盟，甚至也没有同富农建立资本主义性质的联盟。如果把我们刚才引用的《真理报》的两段话和前面一章引用的反对派文件中的话加以比较，那末，必须承认《真理报》实际上逐字逐句地重复了反对派文件《问与答》里所说的话和所表达的思想。对《问与答》这篇文章，任何人只要胆敢传播它，就会受到开除出党的惩罚。但是，《真理报》社论并没有就此止步。它一方面仍然有保留地说富农不是“主要的粮食囤积者”，同时承认富农是农村中的经济主宰，认为“富农和以高价收购谷物的城市投机商形成了联盟”，而且“他们〔富农〕有可能吸引中农，使中农跟着他们走。”这段叙述恰如其份地说明了目前农村阶级关系的特点。它和官方近年来传播的所谓中农在经济中起着支配的、日益增加的作用的神话毫无共同之处。除此以外，它和被当作反党文件的反对派纲领是完全一致的。在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十一年以后，富农仍然是“农村中的经济主宰”，而且“他们有可能吸引中农，使中农跟着他们走”——从数字上说仍然是农村中的中心人物的中农发现自己在经济上受到富农的控制。关于富农并不是“粮食的主要囤积者”的有保留的说法，丝毫不能使这种情况有所缓和，而是使它显得更为阴暗了。据说在粮食贸易中富农现在占百分之二十的比重。就算是这个颇为可疑的保守数字，仍然突出了富农能够使中农在市场上“跟着他们走”（也就是领导他们破坏国家粮食收购工作）的事实。纽约的银行也并没占有流通中的全部商品；然而正是这些银行支配着全部商品。任何人如果企图提出百分之二十这个“并不太大”的数字当作证据，其结果仅仅强调说明，富农只需要拥有五分之一的粮食就足以在粮食市场上夺取支配一切的地位。这也说明，在工业落后的条件下，国家对农业经济所能发挥的影响是多么微弱。 另外一个必然的保留是，只有几个地区而不是全部地区都出现了富农起“领导”作用的现象。这种说法也帮不了什么忙；相反地，它倒是使目前正在发生的情况具有更尖锐的、令人震惊的含意。这“几个”地区已经足以根本动摇城乡之间的联盟，如果这一过程以同样程度扩大到所有地区，那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我们这里谈的是一种活生生的经济过程，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统计平均数。这根本不是在我们前进时要从数量上精确地衡量这个极为复杂而广泛的过程的问题，而是必须确定这个过程的性质的问题。这就是说，必须指出这种现象正在朝什么方向发展。令天是百分之二十；明天就可能大大增加。某些地区走在前面；另外一些地区落在后面。事实上，富农在农村中拥有的权威和使中农跟着他们走的可能性并不是直接从过去遗留下来的；不，就后面这一点来说，我们拥有新的事实，这些事实是紧接着镇压地主以后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出现的；在这个意义上，更尖锐更明确地出现这种现象的那些地区的意义仅仅在于它们为比较“落后”的地区指出了道路——当然，这是说如果五年来特别是从一九二五年四月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政策还会继续实行的话。 新的“苏维埃”富农是损害了谁的利益才在农村中取得权威地位的呢？他们损害了处于统治地位的工人国家及其工具——国营工业和合作制——的利益。如果富农获得了吸引中农跟着他们走的可能性，他们将领导中农来反对谁呢？反对工人国家！经济联盟之所以出现严重而深刻的破裂，其原因正在于此，而经济联盟的破裂是另一种巨大得多的危险——即政治联盟的破裂——的前提。 和一九二三年春天的情况不同，今天的问题已经不是预测事态发展的问题，也不是理论研究的问题。今天的问题是经过严格核对的事实问题。尽管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尽管实行了上地国有化，尽管成立了受到国家保护的合作社，不过几年，工业发展的迟缓就已经把农村的控制权交给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死敌。在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五日的《真理报》上，这个事实第一次得到了正式承认。 从这一切事实中，完全没有必要得出灰心丧气的结论。但是，首先必须把全部真实情况清楚地告诉党。不低估任何事实，也不美化任何事实。《真理报》社论虽然作了一些小小的、含糊其辞的保留，仍然是认真迈进了一步，其原因正在于此。仅仅迈了这一步，它就大大缩短了反对派在这个问题上奉行的路线和过去五年来领导集团奉行的路线之间的距离。一切反对派人士对此只能表示欢迎。但是，在向前迈出这一步以后，接着至少退后了半步。由于采取了紧急的行政措施，从粮食收购观点来说，形势已经不那么尖锐了。这时，代表官方乐观主义的宣传机器立即重新开动起来。 中央委员会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发表的最近一次纲领性宣言中说： “在国内生产力普遍上升的基础上，尽管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增长得更快，但是富农的抵抗也增加了。”
如果是这样，如果这种说法是真实的，那就没有大惊小怪的余地了。那末，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安心地继续建设“"一国社会主义”，不要打断行动路线。如果资本主义因素——特别是富农——在经济中所占比重是在逐年下降，那末有什么理由要在富农面前如此突然地表现得“惊惶失措”呢？这个问题决定于两种互相斗争的势力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于谁战胜谁。富农可以是“可怕的”，也可以是“无害的”，这完全取决于力量对比朝什么方向变化。中央委员会的宣言徒劳无益地企图在这方面为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挽救点面子。代表大会的决议是以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中日益超过资本主义因素、不断取得更大优势的假说作为出发点的。但是，实行粮食收购制时期所不得不奉行的整个行动方针已经从实践上否定了这个错误论点，而《真理报》二月十五日的社论肯定是对这个论点的公开驳斥。这在逻辑上怎么说得通呢？如果在这三年丰收期间社会主义成份比非社会主义成份增长得更快，或许我们仍然会发生商业和工业危机，表现为国营工业生产过剩，找不到相等的农产品进行交换。但是我们发生的却是一次粮食收购危机。二月十五日的《真理报》对这次危机作了正确的解释，指出这是由于农产品积累在农民特别是富农手中而我们缺乏相等的工业品和它交换的结果。粮食收购危机——即工农联盟的危机——由于三年丰收而更形严重。这个事实只能说明：在经济发展的总动力中，社会主义成份同资本主义和一般私有商品的成份比较起来已经削弱。 在目前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中，工人国家通过行政压力来紧急纠偏是绝对无法避免的。这种纠正完全不能改变根本的结论。我们这里谈的是一种已经有富农参与——即使仅仅是部分地参与——其中的政治力量。但是，不得不从战时共产主义的武库中寻找应急的手段来加以应用，这个事实正好证明经济生活中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不利的变化。 然而另外还有一种同样具有决定意义的、甚至更重要的准绳：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如果国民经济真正是在增长（这是真的），如果社会主义积累真正比私人积累增加得更快（像中央委员会违背事实所宣称的那样），那末就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工人阶级的状况最近已经恶化，为什么最近签订的集体合同成了严重磨擦和激烈冲突的根源。当非无产阶级分子的生活水平日益上升而无产阶级分子的生活水平却日益下降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工人能够说社会主义因素已经超过日益增长的资本主义因素而取得“优势”。这种影响工人切身利益的实践准绳和理论上的准绳是完全协调的，是对中央委员会那种肤浅的形式上的乐观主义的一种驳斥。 在经济和生活本身提供的这种客观证据面前，一切通过“统计数字”证明社会主义成份的增长更为突出的企图都是荒谬的。这样做等于一支军队的司令官在战斗中遭受损失以后，在被迫改变计划并且放弃重要阵地以后，却企图利用巧妙的统计系数来证明优势在自己这一方面。不，富农已经证明（他们的论点比官僚们为适应乐观情绪而编造的统计数字更有说服力）：在使用经济武器的范围内，在这场重要的战斗中，优势是在富农方面。劳动妇女的家庭预算也证明了这一点。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为活生生的经济进程所解决。如果数字和这场斗争产生的无可争辩的结果发生了矛盾，和生活本身提供的证据发生了矛盾，那末这些数字就是骗人的，最多也只能说这些数字回答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的确，早在一九二七年就不仅有对粮食收购工作进行（完全正确的）干涉的例子，而且有对统计数字进行（完全错误的）干涉的例子。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经过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修饰过的统计资料几乎把富农完全“并吞”了。取得这场“社会主义的胜利”，只需要几天时间。 和其它一切事物一样，统计数字也受到官僚机器独断独行的做法的损害。即使我们把这些（修改后的）数字的政治性质撇开不谈，仍然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统计数字，特别是我们所得到的关于最重要的事态发展的极为零碎的统计数字，总是落后于时间的。统计数字提供了这些过程在某一瞬间的横断面，没有抓住它们的发展趋势。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求助于理论。我们对这个过程的发展趋势作了正确的理论评价，事前就预计到：由于工业落后，即使丰收也是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也会促进农村中富农的发展和城市中排队买粮食的现象。事实发生了，提供了无可争辩的证明。 从《真理报》二月社论所总结的粮食收购危机的教训中，我们已经拥有带强迫性的、因此更加不可争辩的证据，说明随着国营经济的亏损——即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所占的比重的下降──工农业不平衡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了。与此同时，我们所得到的证据也说明农民的分化已经达到如此深刻的程度，以至粮食收购工作的命运、即工农联盟的命运已经处在拥有中农作为追随者的富农的直接支配之下。 如果说城乡之间的不平衡是过去遗留下来的，如果说目前经济的性质必然使资本主义势力有所增长，那末，过去一年来这种不平衡状态的加剧和力量对比所发生的有利于富农的变化，就完全是领导集团奉行错误的阶级政策造成的结果。领导集团没有对国民收入的分配进行有系统的调节，不是完全听之任之，就是歇斯底里地收紧缰绳。 与此形成对此的是：反对派从一九二三年以来就坚持指出，只有在有系统地逐年克服不平衡状态的基础上，采取坚定的有计划的方针，我们才有可能使国营工业对农村发挥真正的领导作用；相反地，工业的落后必然会加深国内阶级矛盾，降低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上达到的顶峰的比重。 因此，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企图采取的做法不同；我们并不把富农当作孤立的现象，而是以国营工业和整个农村经济的私有商品形式之间具有决定意义的关系作为基础来看待富农问题。在农村经济的范围内，我们也不是把富农看成孤立的现象，而是把他们和他们对比较富裕的中农的影响以及对整个农村的影响联系起来看。最后，我们不是孤立地看待国内这两种带根本性的发展，而是把它们同通过进出口贸易而对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日益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世界市场联系起来看。 以这一切作为我们的出发点，我们在提交给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中写道： “既然我们主要是从农村富裕阶层那里取得出口贸易所需的粮食和剩余原料，既然现在正是这些阶层极力囤积粮食，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对外贸易问题上，我们受到了富农和富裕中农实行的‘掌控’。”
但是，可能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反对派提出问题的时机“尚不成熟”，因为领导集团已经规定在将来某个时期“集中”讨论这些问题。有了前面所讲的一切，现在几乎完全不需要讨论这种荒谬论点——每次出现需要亡羊补牢的情况，他们就向党提出这种论点。让我们仅仅提供一件很有说明性的证据。一九二八年三月九日，李可夫在莫斯科苏维埃的一次会议上就粮食收购问题说了下面这样一段话： “这次运动无疑具有突击工作的一切鲜明特征。倘若有人问我，采取比较正常的方式，也就是说，不采取这种突击运动的方式来克服粮食收购危机是否更好些，那末我就会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是更好些。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已经失去时间，在粮食收购困难开始的时候我们还在睡大觉，我们没有及时采取为胜利地展开粮食收购运动所必需的一系列措施。”[135]
如果说这些话是从行政角度来认识这种迟误，那末从政治角度来加以补充是并不困难的。为了及时实行必不可少的行政措施，就应当及时给党——国家机构的鼓舞者和指导者——提供有关总方针的至少是粗略的资料，就像二月十五日的《真理报》社论提供的资料那样。因此，这种迟误并不属于行政的性质，而是属于党和政治的性质。反对派提出的原则性警告本来应当及时认真地予以倾听，我们建议的实际措施本来应当得到严肃讨论，结果却完全相反。反对派去年提出了包括下列内容的建议，要求从百分之十的（即最富裕的）农民生产单位取得相当于一亿五千万到两亿普特粮食的强制性贷款。当时这个建议受到了严厉攻击，被认为是一种军事共产主义措施。他们教训党，认为对富农施加压力不可能不伤害中农（斯大林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或者说富农并不代表任何危险，因为——你们瞧——他们事先已经被约束在无产阶级专政范围以内了（布哈林）。但是今年就不得不求助于第一百零七条（即强制收购粮食的措施）。[136]在这样做以后，中央委员会不得不进行解释，认为强制收购粮食等于军事共产主义的说法是“反革命的毁谤”，虽然在这样做的前夕它还把反对派提出的更谨慎、更有系统的建议说成是军事共产主义。 只要不指白为黑、指鹿为马，那末正确的观点就应当是使我们有可能理解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对将来作出预见的观点。官方统治集团的观点从来不符合这个定义。归根结蒂，事实比“党中央”还要高出一头。在去年冬天开展了粮食收购运动以后，在这次运动给官方的政策和思想意识带来尖锐危机以后，今天只有特权阶层歇斯底里症发作的人才会要求反对派承认自已的“错误”。这种情况还从来没有给任何人带来任何好的结果。 这里的问题并不是谁正确的问题。这个问题只有和什么路线正确的问题联系起来看才有意义。在领导集团已经开始出现转变的迹象以后，在最后这个问题上含糊其词就是对党犯下最可鄙、最丑恶的罪行。党还没有机会查明情况。一切措施、争论和步骤是否真正有价值，完全取决于党是否澄清了自己的态度。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赢得原则性的阵地。未来尚未得到保证。每前进一步，接着就退后半步。 七 是权谋还是新方针？对目前这种向左转的变化应当如何评价呢？我们应当把它看成是一种小圈子私下制定的权谋，还是看成一种严肃的新方针、即恢复无产阶级路线和国际政策的方针呢？保持警惕是完全合理的。 拿几个决议来分散党的注意力——这已经变成目前领导集团的招牌脱身术。在工业化问题、贫农问题以及中国革命问题上，他们通过了一个接一个的决定，其目的不是为了澄清事实、说明情况和进行领导，而是刚好相反，为了弄虚作假，掩饰实际已经发生的事情。列宁说过，在政治中，只有白痴才相信空话。即使是白痴，列宁死后的这个时期也足够让他们懂得如何克服这种易受欺骗的毛病。 究竟是权谋还是新方针的问题，涉及到阶级相互关系及其在苏联共产党内的反映。作为我国唯一的政党，苏联共产党通过党内各个集团而对不同阶级的压力作出不同反应。 前面引用的《真理报》二月十五日的“历史性”社论，在这个问题上，也就是说，在新的阶级集团在我们党内得到反映的问题上，作了值得注意的承认。这一点或许是这篇社论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段。它是这样说的： “在我们的组织中，无论是党的组织还是其它组织，最近都出现了某些阶级异己分子。他们看不见农村中的阶级，不了解我们的阶级政策的基础，企图按照这样一种方式进行工作，不触犯农村中的任何人，和富农和平相处，总的说来是想在农村的‘一切阶层’中保持声望。”
虽然这里指的是党员，但是上面这段话为属于“热月”反动性质的、讲求实际的新资产阶级政客勾出了一幅几乎唯妙唯肖的画像，和共产党人的形象成为对比。然而，《真理报》完全没有解释这些分子是如何钻到党内来的。他们“出现了”——如此而已！他们从何而来呢？通过什么门路进来的呢：他们是从党外渗透进来的吗？他们是怎样钻进来的呢？他们是从内部萌生出来的吗？从什么土壤中萌生出来的呢？并且，请注意，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党沿着它在农民问题上采取的路线不断“布尔什维克化”的条件下发生的。社论并没有接下去说明：为什么党居然可以不顾一再提出的警告，直到乌斯特里雅洛夫主义者[137]和热月反动分子已经在粮食收购政策上显露出自己的行政权力的时候仍然加以忽视；为什么直到富农已经取得权威，使中农跟着他们走、并且已经在破坏粮食收购工作的时候，党还允许自己对他们视而不见。《真理报》对这一切完全未予解释。何必伤脑筋！一九二八年二月，我们才第一次听见中央机关报谈到我们早已知道而且不止一次指出过的事实，也就是说，在列宁的党内不仅“出现了”而且已经形成一个强大的右翼，要求实行一种新的新经济政策，即逐步走向资本主义的政策。我在一九二七年接近年底的时候，曾经就这个问题写道： “官方反对反对派的斗争是在两个基本口号下进行的：反对两党制和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为反对两党制而进行的虚假斗争，掩饰了国内出现双重权力和在苏共旗帜掩护下在党的右翼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事实。在某些办公室和书记的密室里，党机关的扈从们正在和资产阶级专家们，乌斯特里雅洛夫主义教授们举行秘密会议，精心策划对反对派进行斗争的方法和口号。这才是真正形成了第二个政党。这个党拼命想使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核心俯首听命于它，并且得到了部分的成功；它还力图铲除我们党的左翼。党机关一方面掩饰这个第二党的形成，另一方面又指责反对派力图建立第二党——正因为反对派力图使党的无产阶级核心摆脱日益增长的资产阶级影响和压力，不这样做就绝对不可能挽救布尔什维克党的团结。如果认为只要使用蛊惑人心的词句，大谈党的不可分割性就可以维护无产阶级专政，那就是彻头彻尾的幻想。究竟是一个党还是两个党的问题（按照唯物主义的、阶级的意义来看，而不是按照文字上的鼓动的意义来看），正取决于党内和无产阶级内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唤醒和动员进行抵抗的力量。”[138]
六月间，斯大林曾经就第二党的问题对莫斯科最高学府的学生作过下述的解释： “有些人认为出路在于恢复富农经济，在于发展和扩大富农经济，这些人不敢说要恢复地主经济，他们大概知道，现在说这样的话是有危险的。可是，唯其如此，他们也就更乐意说必须大力发展富农经济，以利于……苏维埃政权。这些人以为苏维埃政权可以同时依靠两个对立的阶级，既依靠以剥削工人阶级为经济原则的富农阶级，又依靠以消灭一切剥削为经济原则的工人阶级。这真是反动派才玩得出的把戏。用不着证明，这种反动的‘计画’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列宁主义的任务，是毫无共同之处的。”[139]
这番话不过是对《反对派政组纲》第一章绪言部分内容的比较简单的阐述。我们并不隐蔽这一点只是由于，照我们看来，斯大林目前并没有因此遭到放逐的危险。诚然，斯大林在讲话中并没有公开提到形成第二党的问题。但是，如果无产阶级党内有些“人” （什么人？）正在走富农资本主义经济路线，如果他们仅仅出于谨慎才不谈大规模地主经济；如果这些没有透露地址的“人”通过这个政纲而互相勾结起来，在粮食收购期间，在制定工业计画、工资标准等等期间以这个政纲作为指导，那末这些人正是新资产阶级政党即热月党的干部。身在布尔什维克党内而不走蒋介石、柏塞尔、富农以及官僚主义者的路线是可以和正常的；应当说，一个人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员。但是身在布尔什维克党内而又奉行发展资本主义的路线则是不可以和不正常的。这就是我们在《论新阶段》这份文件中表达的简单思想。由此可知， “从天而降”的党内右翼在粮食收购期间第一次受到官方的注意。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再次“证明了百分之百的磐石般的团结”。然而代表大会开过以后，第二天就发现富农之所以不为市场提供粮食，除了其它原因以外，是由于党内某些势力希望按照蒋介石的御用哲学家戴季陶的指示，和一切阶级和平相处。无论是在所谓党内争论的时期还是在代表大会上，这些内部的国民党分子都没有发表意见。这些勇敢的“党员”当然是首先投票赞成把反对派当作“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分子开除出党的。他们也投票赞成一切左的决议，因为他们早就知道决议是不起作用的。党内的亲资产阶级分子不是空谈家，而是行动家。他们和新的产业主、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官僚集团结成了特殊的联盟；他们从“民族国家”的立场出发指导着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和文化部门，甚至指导党的活动。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是否能够认为右翼分子十分软弱，不需要对他们进行斗争呢？ 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对目前左转的整个趋势的命运都具有决定性意义。初看起来，右翼似乎极其软弱。只要上面大吼一声就足以使粮食收购工作和——部分地说——整个对待农民的政策都立刻转上“左”的轨道。但是，结果来得异乎寻常的轻松，这个事实正应当成为一种警告，要求在有关右翼软弱性的问题上不要过分仓猝地做出结论。 右翼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官僚主义、孟什维克和调和主义性质的一翼，是拖着人往资产阶级方向走的一翼。在一个拥有布尔什维主义的革命干部和几十万工人的政党里，如果右翼居然能在短短几年内成为一股独立力量，公开按照自己的倾向办事，动员工人阶级群众，这是绝对不可想象的。当然，这种情况并不存在。作为非无产阶级向工人阶级施加压力的一种传导工具，右翼是强大的。这意味着党的右翼的真实力量存在于党外，存在于党的范围以外，这是官僚机构的力量，新业主的力量，世界资产阶级的力量，因此是一种巨大的力量。但是，正因为右翼是其它阶级的压力在党内的反映，它目前还没有能力公开提出自己的政纲，动员党的舆论。它需要一种掩护；它必须麻痹党的无产阶级核心，使他们丧失警惕。官僚统治使它的两种需要都得到了满足。官僚大谈党的磐石般的团结，这就是在革命工人面前为右翼打掩护，同时，它又用打击反对派的方式恐吓工人，而反对派不过是无产阶级对本阶级专政的命运感到担心的有意识的表现。 官僚和右翼之间存在的裂痕使右翼不得不缩短战线，边打边退，暂时观望一下，伺机再起。右翼分子很懂得：如果机关认真邀请党来分析局势，实行清党，铲除亲资分子，普通党员就会把右翼彻底清除出去。这样一来，党内就不再存在国内资产阶级和全世界资产阶级可以依靠的杠杆了。资产阶级的进攻肯定不会顿然消失，甚至也不会减少。但是它将不得不直接出面来反对党。这样，党就会面对面地看清敌人，从而可以冷静地估计敌人的力量和意图。资产阶级也就不可能采取秘密的、地下的方式，通过对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渗透而施加压力了。这种情况本身就等于取得了一半的胜利。 右派了解他们现在的处境。但是他们也考虑到另一事实，要求党对自己的思想和队伍进行认真的清洗是办不到的；由于采取的口号和追求的目标都不同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至令一直主张的口号和目标最近几年来，这些修正主义思想在党内已经日益顽固。如果要清洗，就必须剧烈地改变对反对派的整个态度，否则中派立场的官僚机关毫无原则的丑态就会暴露无遗。右翼相信中派不敢大胆地改变立场。他们这样想是很有理由的。他们咬牙切齿地撤退，从而表明他们根本不愿意进行一场对自己和对中派都同样危险的斗争，与此同时，他们对中派提出了要求，不要改变党内的现状，也就是说，不要破坏右派和中派结成的反对左派的联盟；左倾的程度不要超过目前这种危机关头所绝对必须的程度；换句话说，要保持回头走老路并进而实行“新的新经济政策”的可能性。 右派懂得，目前他们必须尽可能地对左转趋势采取忍气吞声的态度。无论如何，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种权谋。他们保持沉默，进行准备。他们期望那个向左转的试验将由于外来的阶级反应、内部磨擦、官僚机构的怠工、特别是中派主义天生的左右摇摆的倾向而以失败告终。右翼很熟悉他们的同盟者。在此期间，他们还极力损坏中派的名誉，向各方面表明中派并没有任何创造性，从一开始就只知道拾反对派的牙慧。 就中派来说，为了避免处于难堪的境地，他们继续把反对派投入监狱。右派知道，官僚给左派的打击越多，它对右派的依赖性也就越大。他们打算在向左转的试验以失败告终时从防御转入进攻，实行报复（在目前的状况下，右派是坚决相信这一点的）。会发生这种情况吗？不能根本排除最后终于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只要左倾路线以党内政治力量保持现状为基础，就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不仅可能发生，而且很可能发生，甚至必然会发生。 这是否意味着目前这种摇摆没有进一步发展成为左派路线的可能性呢？让我们坦率地说：既然这个问题取决于领导的预见性和一致性，不仅领导集团过去几年来奉行的政策，而且它目前的行为都使我们对上述问题表示怀疑。中心问题正在于：开始时的权谋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深刻的政治波动，使党内越来越多的人以及越来越广泛的阶层都深深卷入其中。后面这些人对权谋的运用，对领导集团“为艺术而艺术”地玩弄的领导艺术并不感兴趣；他们对转变所带来的客观经济政治后果倒是感兴趣的，这方面情况的发展已经达到这样一种地步：开始实行这种转变的人的意图，由于广泛得多的人的意志和利益的作用而发生了严重的变化。因此，否认目前这种波动有发展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路线的可能性是不正确的。 无论如何，反对派由于自己的观点和倾向，必须尽力使目前这种左倾发展下去，真正转上列宁主义的道路。这样一种结果将是最健康的，也就是说，将使党和专政只遭到最低限度的震动。这是给党带来深刻改革的道路——也就是改革苏维埃国家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八 目前危机的社会基础党内斗争的杀伐之声仅仅是远为深刻的社会动荡的一种回音。各个阶级内部日积月累的变化如果不及时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话言中得到表现，就会使整个十月革命面临痛苦的危机。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闭幕几乎还不到两个月，领导集团就迫不及待地和代表大会期间还认为正确的方针断绝了关系。这种匆忙本身是一种明确无误的征兆，说明和整个国际形势相联系的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过程已经达到一个危急的阶段，即从经济上的量变化为政治上的质变的阶段。这种情况是事前可以估计到的，我们从一九二三年以来已经多次加以阐述。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期间，反对派在提纲中以下列方式表达了这个意见： “在一个小农和一般小业主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里，最重要的事件在一定时期以内是以极为分散和隐蔽的方式进行的，后来却以‘出乎意料’的方式突然爆发出来。”
当然，仅仅对那些不善于在事态尚处于初始阶段就对发展过程作出马克思主义评价的人来说，事变进程是“出乎意料”的。富农率领中农进行的拒售粮食运动；沙赫特矿区专家和资本家的勾结；国家机构和党机关中某些势力为富农的抵制运动提供的保护和半保护；共产党人对技术人员和职员暗中进行的反革命活动居然能够视而不见；斯摩棱斯克及其它地方的党政机关里的恶棍在“铁的纪律”的幌子下所犯的肆无忌惮的罪行——所有这一切都已经是极为重要的无可争议的事实。没有任何思想健全的共产党人胆敢说这都是偶然现象，说它们是没有代表性的，说它们并不是过去五年来的经济政治发展和党的领导集团的政策造成的。这些事实是可以而且应当预见到的。反对派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提纲——它面向所有党员——说： “富农、业主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仅同国家的而且还同党的官僚制度的许多环节相结合，乃是我们社会生活中最无疑问、因而也是最令人担心的过程。从这里正在产生使无产阶级专政受到威胁的双重政权局面的萌芽。”
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发表的宣言（通告？）中，中央委员会承认在国家机构内，在党和工会内部，存在着“最恶劣的官僚主义”。这份通告企图把官僚主义解释为：（1）过去遗留下来的官僚主义残余；（3）是群众落后和愚昧的产物；（3）是由于他们“缺乏行政管理知识”；（4）是由于没有足够迅速地吸收群众参加国家的管理。上述四种情况的确是存在的，而且都以某种方式说明了存在官僚主义的原因，但是，它们都不能说明官僚主义会这样疯狂地、肆无忌惮地得到发展。过去五年来，群众的文化水平应当是提高了，党的机构应当已经学会更迅速地吸引群众来参加管理工作。在苏维埃环境中培养起来的新一代人应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旧职员的工作。既然如此，官僚主义就应当减少，但是，关键问题正在于官僚主义已经大大增加，已经成为“最恶劣的官僚主义”；它已经使自上而下通过命令等行政手段实行镇压、恫吓，通过经济手段进行压制、徇私舞弊、干部的互相串通勾结、谄上欺下等等成为一种制度。尽管苏维埃经济已经发展了，群众的文化水平提高了，而旧的阶级专政机构的这些倾向却异常迅速地重新抬头了。这个事实有它的阶级根源，也就是说，是由于有产者的社会地位巩固了，是由于他们和国家机构有了紧密的联系，并且通过这个机构对党施加了压力。如果不理解政权日益官僚化的阶级根源，反对这种罪恶的斗争常常就像一座只会空转而不能磨粮食的风车。工业发展的迟缓已经在价格上造成令人不能容忍的“剪刀差”。官僚主义者为降低价格而进行的斗争仅仅扰乱了市场，剥夺了工人而并未给农民带来任何好处。农民从十月革命以后完成的土地革命中获得的大量利益正在遭受工业品价格的吞噬。这种情况损害了工农联盟，把农村中广大阶层驱赶到鼓吹“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自由化”口号的富农那边去。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商人找到了便于发展的土壤和掩护，国外的资产阶级也获得了一个基地。 不言而喻，无产阶级是抱着绝大的希望走向革命的；在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中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幻想。因此，在发展速度迟缓、物质生活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对苏维埃政权在较短时期内深刻改变整个社会制度的能力所抱的期望必然会减少。 世界革命的失败，特别是过去几年来共产国际已经掌握主动权以后所遭受的失败，也造成了同样的趋势。这些失败不能不给工人阶级对待世界革命的态度带来新的调子：在期望方面表现很大的保留；意气消沉的分子中间会产生怀疑；而在尚不成熟的人中间则会表现露骨的猜疑甚至烦躁反感情绪。 这些新的思想和新的评价会设法表现出来。如果表现在党内，最先进的阶层或许会对国际革命、特别是本国革命采取不同的态度；他们的态度可能不像从前那样天真，那样得意洋洋，而是比较带批判性，然而另一方面，会比从前更为平衡，更为稳健。但是，这些新的思想、判断、愿望和忧虑都受到压制，不能表达出来。无产阶级五年来生活在这样一个老的、著名的口号下面，“不许胡思乱想！领导比你更有头脑。”这种情况起初激起了愤怒，后来造成了消极被动情绪，最后则迫使人们蜷缩起来，在政治上自我取消了。四面八方的“专家”们都这样告诫工人，直到工人自己最后也这么说：“要知道，现在不是一九一八年。” 不仅通过国家机构或工会，而且通过经济和日常生活状况，都可以感觉到无产阶级所占的政治比重下降了。和无产阶级敌对或半敌对的阶级和集团考虑到了这种情况。因此，小资产阶级和日益增强的中等资产阶级中间那些在政治上活跃的阶层表现的自信心增加了。后者已经恢复了他们和整个“官府”之间的友谊，重新建立了亲密的家庭纽带，坚决相信他们的好日子正在到来。 苏联国际地位的恶化，世界资本主义在最老练、最疯狂的英国资产阶级的率领下施加的敌对压力越来越大——所有这一切使国内资产阶级里面最顽固的分子得以重新抬头。 这就是造成十月革命危机的最重要因素。这场危机在富农最近的拒售粮食运动中和官僚主义者身上得到了部分的表现。党内危机是这种危机的最普通、最危险的一种反映。 因此，不言而喻，现在尚不可能预测，至少是不能遥遥地预测，目前尚处于半隐蔽状态的走向双重政权的过程将在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公开表现到政治领域里来。达主要决定于国际形势，而不仅决定于国内的政策。有一点是清楚的：革命路线并不是观望等待、东猜西想，一直等到不断增强的敌人抓住有利机会发动攻势；革命路线要求我们自己在敌人——正如德国俗话所说——大大抬头以前就发动攻势。失去的时间是回不来了。中央委员会对于（主要是由于它自己的政策而造成的）险恶形势终于发出了警报。这是一件好事。但是，仅仅发出警报和一般性的呼吁是不够的，甚至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前，当领导集团还把对富农施加压力的口号纯粹当作文字游戏的时候，反对派就在自己的提纲中写道： “压制富农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口号……如果认真对待的话，就要求改变整个政策，使所有国家机关奉行新的方针。必须确切而清楚地说明这一点。要知道，无论是富农还是贫农都没有忘记，中央委员会在两年当中（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间）所坚持的完全是另一种政策。十分明显，提纲的作者们所以闭口不谈自己过去的方针，是以为改变政策似乎只要发布新的‘命令’就够了。可是，要想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实现新的口号，不克服一些阶级的激烈反抗和动员另一些阶级的力量是不行的。”
即使在目前，这些话仍然具有充分的力量，过去使党从列宁主义道路转入右派和中派主义道路并不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办到的。为了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建立一个有势力的、 “超阶级”而实际上亲资产阶级的集团并且使这个集团得到巩固；为了使党不注意这个集团的存在并且使领导集团可以多年否认它的存在；为了使这个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没有揭露出来的集团不是通过党、而是通过……粮食交易所而正式表现出来——为了实现这一切，进行了五年的支持新方针的不断宣传，此外还加上斯大林和布哈林贩卖的关于富农“长入社会主义”和嘲弄贫民“义和团”心理的成千上万的“评论”；加上对统计机构的打压（仅仅因为它们注意到了富农的存在）；加上没有头脑的干部对“政绩”的自我赞美；加上新的“讲坛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诡辩学家宣传学派的形成等等其它许多事情。但是，最重要的是，为了这一切而对无产阶级左翼进行了恶毒的、不顾后果的、粗暴的、背叛性的、专横的迫害。与此同时，党内一切亲资分子已经形成并得到了巩固（用《真理报》意味深长的话来说是“出现了”），为自己建立了各种联系、纽带，取得了各方面的同请，把他们的根远远伸到党外，深深伸进广大的阶级土壤中去。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小小一纸通告——无论这份通告写得多么简短有力——所能消灭的。必须进行教育。必须进行修正，必须重新排队，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深犁来耕种这片荒草丛生的田地。“反对派软弱无力”的说法和针对反对派进行的凶猛斗争是无法调和的。反对派拥有经受过事变进程考验和证明的行动纲领以及曾经在迫害的烈火中受过缎炼的、对党的忠诚毫不动摇的干部。这种干部代表着日益上升的历史路线，他们是推不倒、打不乱的。反对派是党的宝剑上的钢刃。破坏了这道钢刃，用来反对敌人的宝剑就钝而无力了。反对派的问题是整个左倾路线的枢纽。 只有在世界革命胜利地发展的时候，才能真正地、彻底地解除外部和内部的危机。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最起码的常识。但是这种看法和布哈林主义的经院哲学给我们描绘得娓娓动听的绝望宿命论之间存在着一道无法填补的鸿沟。危机是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本性决定它是无法摆脱危机的。这决不是说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政策无足轻重。正确的政策可以促进资产阶级国家的发展，错误的政策则使它们遭到毁灭或阻碍。 官方的经院哲学完全不能理解在机械决定论（宿命论）和主观自我意志之间还存在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宿命论认为：“面临如此落后的状况，什么也办不成。”庸俗的主观主义认为："这有何难！我们有决心，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如果你意识到自己对世界局势和国内落后状况的依赖，那末，如果采取正确的政策，你就可以爬起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使自己进入胜利的世界革命。” 在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坚定而巩固地夺得政权以前，过渡性的苏维埃政权发生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主导政策的任务就是要防止苏维埃政权内部危机的积累，使它不至发展成为整个政权的危机。要做到这一点，首要条件是维护、发展和加强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地位和自觉。而一个能够独立行动的、灵活而积极的无产阶级政党是能够都到这一点的唯一工具。 九 党的危机一种正确的经济政策，和一般政策一样，不能仅仅从一个正确的表述中获得保证，虽然自一九二三年以来连这样一种正确的表述也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只有在不断探明一切社会阶层的情况的基础上才可以想象。不仅如此，这种探索不能依靠行动迟缓、缺陷重重、态度僵硬而感觉迟钝的官僚机构作为媒介来完成，而必须通过充满活力、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政党，通过共产主义的侦察兵、开拓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来实现。在富农作用日益增长的情况能够通过统计数字予以表现以前，在这种情况为理论家概括总结并为政治家化为指示以前，党必须善于通过自己的无数触角感觉出来，发出警报。但是要做到这一切，整个党就必须感觉敏锐，行动灵活，首先必须敢于观察、敢于认识、敢于说出自己的意见。 我们的国家工业是极分散的，各个托拉斯和工厂之间的竞争；由于劳动群众所处的沉重物质地位；劳苦人民中占重要地位的阶层的文化水平不够。国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性地取决于党的作用，取决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自觉自愿的内部团结，取决于行政管理人员、工会干部、车间核心成员等等有意识地服从纪律，并且通过这一切来加以保证。如果我们承认这个系统正在削弱、崩溃和瓦解，那末任何人都明白这等于说国营工业、运输业等等的社会主义性质很快就会荡然无存了。托拉斯和各个工厂就会开始自行其是。目前已经如此薄弱的有计划的开端就会连影子也找不到了。工人的经济斗争将会达到除力量对比以外就毫无约束的程度。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开始将变成法律上的一纸空文，以后连这种法律上的存在也会被一扫而光。由此可知，在这里，问题也归结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有意识地保持团结，必须保护无产阶级先锋队，使它不受官僚主义的侵蚀和乌斯特里雅洛夫主义的毒害。 作为一种制度来说，如果党内缺乏制定和执行一种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方法的话，这一路线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由于某种推动力的影响，官僚主义的领导可能胡乱碰上一条正确的路线。但是绝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证它会继续执行这条路线而不是在明天再次予以拋弃。 在党实行专政的条件下，领导集团手里集中了人类有史以来任何政治组织也不曾单独掌握过的空前巨大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保持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领导方法是极为必要的——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官僚专断造成的每一种歪曲，每走错一步，都会立即在整个工人阶级当中引起反响。在此期间，在列宁去世以后，领导集团已经逐渐习惯于把无产阶级专政对资产阶级假民主的敌视，扩大为对自觉的无产阶级民主的重要保证措施的敌视，然而党要在无产阶级民主的基础上才能繁荣发展，并且只有通过无产阶级民主才有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工人国家。 这是列宁在生命最后阶段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他曾经充分考虑过它的历史意义以及它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列宁在第一次生病以后回来工作时，对官僚主义特别是党内官僚主义的滋长大为震惊。因此他才建议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当然，不是现在存在的、和列宁设想完全相反的这个中央监察委员会。列宁曾经提醒过党：在历史上，征服者蜕化变质、接受被征服者的道德原则的列子并不罕见。每当他听到有故意冤枉好人或掌握权力的共产党人粗暴对待下级的消息（奥尔忠尼启泽打人事件）[140]，他都会感到怒火中烧。他曾经针对斯大林的粗暴，针对后者内在品德上的残忍对党提出过警告。这种残忍和不忠诚是血缘姊妹，一旦掌握全部权力就会成为毁灭党的可怕工具。也正是为了这个原因，列宁才热烈呼吁，要求注意文化和文化的发展——不是指布哈林现在玩弄的廉价小玩意，而是要求共产党人进行斗争，反对对等级制度顶礼膜拜的道德原则，反对封建主义和粗俗习气的遗迹，反对干部利用群众的天真无知。 同时，在过去五年期间，党的机关却奉行着刚好相反的方针；它已经彻头彻尾地沾染了国家机构的官僚主义痼疾，更加上资产阶级 “议会民主”多年提炼的“管理艺术”——欺骗、蒙蔽、两面三刀。结果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领导集团，这个集团不是有意识地遵循党内民主，而是为了加强官僚制度而伪造和窜改列宁主义；在对待共产党人和工人方面极端地、令人不能容忍地滥用权力；通过欺骗手段操纵党的整个选举机构；在讨论过程中使用一个资产阶级法西斯政权可能引以为荣的、然而决不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能够加以吹嘘的手段（挑选出来的打手，按照命令吹口哨，揶榆喧闹，把发言者推下讲台，以及其它类似的可鄙行为）；最后一点（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在机关和党的关系上完全缺乏同志间的团结和真诚。 党的报刊己经在耸人听闻的揭露的幌子下公布了阿尔乔莫夫斯克、斯摩棱斯克和其它案件。中央委员会发出了对腐化进行斗争的呼吁。问题到此似乎就算了结了，事实上是尚未开始。 首先，党内广大人士不能不感觉到，已经公布的只是一小部分——并没有谈正在发生的总的情况，只是谈已经暴露的情况。几乎每一个省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自己的“斯摩棱斯克”事件，而且不是今天才有，甚至不是今年才有的。早在“自我批评”时代以前，赤塔、赫尔松斯克、弗拉基米尔斯克和其它许多地方都发生了这种腐败事件，只是一直被压着，不予处理；“对党磐石般忠诚”的区委书记被揭露曾经偷偷地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浪费大笔资财来维持自己的家用，雇佣仆从。每当这种事件暴露出来，都有无可争辩的证据表明成百的人、有时甚至上千的人，上千的党员对这些罪行了若指掌，但是都绝口不谈。他们保持沉默的时间常常长达一年、两年，甚至三年。甚至报纸也提到过这种状况，但是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因为要是这样做，就有必要完全重复反对派文件曾经非常谨慎温和地说过的那些话。不得出必要的结论，斯摩棱斯克和其它事件的暴露仍然只是耸人听闻的新闻。它们使党感到激动，但并没有起教育作用，倒是分散了党的注意力。 问题的关键在于：官僚机构越脱离党的控制而独立，依靠机构为命的人互相之间的依赖性也就越大。相互勾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原则并不是地方性的“琐事”，而是官僚统治的根本特点。某些扈从尽情干坏事，其它的人则保持沉默。党员群众呢？党员群众都吓怕了。真的，在曾经实现十月革命的列宁的党里，工人党员却害怕大声说出机关的某个百分之百的扈从是一个流氓，一个侵吞公款者，一个恶霸。这是“斯摩棱斯克”事件揭露出来以后提供的根本教训。受到这种教训而不感到羞愧，就不是一个革命者。 从社会意义上说，阿尔乔莫夫斯克、斯摩棱斯克等等事件的主角是谁呢？他是一个已经摆脱党的积极控制、已经不成其为无产阶级专政旗手的官僚主义者。他在思想上已经枯竭，在道德上则放荡不羁。他是一个享受特权、不负责任的干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极为粗野的人，一个酒囊饭袋，一个恶霸。一言以蔽之，是一个杰席莫尔达[141]（见列宁论民族问题的信件。这封信没有向党公布），但是我们的主角有他自己的“特色”，当他对人拳足交加、浪费国家资源或者是接受贿赂的时候，苏维埃的杰席莫尔达不是凭着“上帝的意志”而是以“社会主义建设”的名义发誓赌咒。当下面有任何人企图指摘他的时候，他不是像过去那样大叫“造反啦！”而是狂呼：“托派分子！”——于是就胜利了。 五月十六日的《真理报》刊登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一个领导人写的文章。文章从斯摩棱斯克事件中总结出下列教训： “我们必须毅然决然地改变我们对待那些明明知道弊病存在然而噤若寒蝉的党员和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态度。”
“改变我们的态度？”那末，对待这个问题还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吗？是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工农监察代理人民委员雅科夫列夫承认这一点。对于犯罪行为知情不报的人本身也应当被当作罪犯。唯一可以减轻他们的罪过的情况是他们本人愚昧无知或者是被恐怖镇慑住了。然而雅科夫列夫指的不是愚昧无知的人，而是“党员和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压力和恐怖，居然能够迫使工人党员对于按理是由他们自己选举出来、并且对他们负责的个人所犯罪行保持可耻的沉默呢？难道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恐怖？不可能，因为这种恐怖是反对党、反对无产阶级的利益的。那末，这是否是说：这种压力和恐怖来自其它的阶级？显然是这样的，因为超阶级的社会压力是不存在的。我们已经明确指出我们党所受的政治压力的阶级性在于：党的机构的扈从们狼狈为奸；党的机构有许多环节已经同国家官僚机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以及农村里的富农成为一体；世界资产阶级对国内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施加的压力——这一切凑起来就产生了通过党的官僚机构对党施加压力的社会两个政权的基本因素。这种社会压力几年来已经有所增加；机关正是利用这种压力来威胁党的无产阶级核心，迫害反对派，并且通过组织手段从肉体上消灭反对派。这个过程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一定限度内，外来阶级压力提高了官僚集团的地位，使它站在党的头上，加强了它，并且使它具有信心。官僚根本不考虑它自己的“权力”来自何处。它沾沾自喜地把它对党、对列宁主义取得的“胜利”归功于自己的聪明机智。但是由于没有遇到抵抗而日益增加的压力已经超过这个限度。它所威胁的已经不只是机关的统治，而是比这重要得多的东西。现在官僚们已经开始感到尾大不掉之苦。 使绝大多数党员和有阶级觉悟的工人不敢谈论党机构的扈从们所犯罪行的局面，不是偶然产生的，也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这种局面也不是大笔一挥就可以消灭的。摆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是机关内部强有力的官僚主义常规，而且有围绕这个机关形成的、由各种利益和联系交织成的一层硬壳。而我们的领导集团在自己的机关前面是束手无策的。这里我们看到一种类似历史规律的东西：领导集团对党的依赖越小，他们受官僚机器束缚的程度就越大。所谓反对派意图削弱集中领导的一切说法都是荒谬绝伦的。没有铁一般的集中制，就不能想象会有一条无产阶级路线。但是，不幸的是，目前的领导层恰恰只是由于自己的官僚主义力量才获得了无限的权力。这就是说，对被人为地分成一盘散沙的党员群众，它是有力的，但是对它自己的机关，它却毫无办法。 为了逃避他们自己的政策造成的后果，中派主义者特别强调“自我批评”这种以毒攻毒的疗法，斯大林出人意料地引用马克思的话说：“自我批评是巩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种方法。”[142]但是，在引用这句话的时候，斯大林已经接近了他不得跨越的一个界限。因为马克思所说的自我批评实际上首先意味着无产阶级必须摆脱，并且要彻底摧毁这样一些错误的幻想：例如“四阶级联合”；一国社会主义；对保守的工会官僚进行统战；“我们一定不要吓跑资产阶级”之类的口号；东方要建立“两个阶级”的政党；以及过去这个时期斯大林和布哈林强迫人们接受的其它反动废话。过去三年来，他们曾经使用孟什维主义的刀对中国革命任意加以宰割，直到扼杀革命为止。这才是真正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自我批评的手术刀的地方！ 但是，直到现在为止，在这里恰恰就禁止运用这把手术刀。斯大林再次提出威胁，要“用一切力量，用一切办法”[143]来反对这种批评。他不懂得，足以（永远）阻止马克思主义批评在国际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队伍中取得胜利的力量或办法，根本不存在。 在一九二七年召开的一次全会上，反对派在一篇演说中指出：反对派有权利呼吁党来反对领导层。莫洛托夫在回答时说，“这是造反！”斯大林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要扫除现领导层，就必须发动内战。”[144]这是在激烈的斗争中对统治机构的所谓“超党派”、“超阶级”、自成一体的性质所作的最完整最坦率的表述。这种思想和作为我们党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的思想完全背道而驰。官僚主义“超人”的思想是产生目前这种零打碎敲的官僚篡权的泉源，并且在无意中为可能发生的全面篡权准备着条件。这种思想是在过去五年中形成的，是在永无休止的、虚伪的“重新评价”的过程中，在自上而下地加紧控制、任命亲信和进行迫害的过程中，在伪造选举的过程中，在把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撇在一边一年、两年或四年……的过程中形成的，简而言之，是在“不计代价，不计办法”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 从最上层来说，这是日益和生活本身发生冲突的思想进行的一场殊死斗争；从基础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争夺职务、争夺指挥权和争夺特权地位的一场疯狂赌博。在这两种情况下，敌人只有一个，就是反对派。提出的论点和使用的手段是一样的，“不计代价，不计办法”无需多说，党机关的大多数人是忠诚老实的，是能够自我牺牲的。但是，整个问题在于制度。而制度却是一种必然会产生斯摩棱斯克事件的制度。 善意而糊涂的干部认为解决最伟大的历史任务的公式是：“我们必须毅然决然地改变。”党必须回答说：“并不是你们必须实行改变，而是必须毅然决然地改变你们自己，在大多数情况下——应当撤换你们。”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二日 [118] 这是托洛次基写给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一封信。——译者注 [119] 奥斯丁·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 l863-1937）是签订慕尼克条约的前英国首相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的异母哥哥，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九年期间担任英国外交大臣。——译者注 [120] 《记录》，第805页。 [121] 《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447页。——译者注 [122] 《真理报》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九日。 [123] 《真理报》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七日。 [124] 希法亭（RudoIf Hilferding 1877-1941），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派首领之一，是考茨基的战友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策主要代表人。——译者注 [125] 托洛茨基，《论新阶段》。 [126] 一九二三年，德国共产党人曾经和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结成统一战线，在萨克森州议会和政府中构成大多数，但是德国共产党在右派份子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麦的领导下，向左翼社会民主党的不抵抗路线投降，终致失败。——译者注 [127] 这里指的是比利时共产党的领导人，据英译本附注：比利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曾经在一九二七年通过决议，反对苏联共产党把加米涅夫等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把穆拉洛夫等开除出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的措施。后来，“在斯大林主义者的命令下”，比共这些领导人就被开除出党了。——译者注 [128] 参见《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论新经济政策》，《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 72－73页。——译者注 [129] 同上书，第74页。——译者注 [130] 参见《论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192页。——译者注 [131] 参见《论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192页，——译者注 [132] 《记录》，第143页。 [133] 3 参见《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论新经济政策》，《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 71页。——译者注 [134] 《记录》，第二卷第118页 [135] 《真理报》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一日。 [136] 即苏联刑法第一百零七条关于在富农和投机者拒绝按固定价格出卖剩余粮食，得根据法庭判决没收其全部余粮的办法。——译者注 [137] 乌斯特里雅洛夫（N.Oustrialor）,是俄国经济学家,本来反对苏维埃并支持帝国主义干涉苏联，后来变为苏联政府雇员。他认为在苏联制度下工作，可以逐步渗透苏联的机体来达到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为此他支持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英译注。 [138] 托洛茨基：《论新阶段》。 [139] 《在粮食战线上》，《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76页。——译者注 [140] 据英译本注:据说奥尔志尼启泽曾经在一次激烈争论的大会上打过一个反对他的年轻格鲁吉亚人的耳光，列宁曾因此建议立即把他开除出党。——译者注 [141] 杰席莫尔达是果戈里名著《钦差大臣》中一个爱打人的警士。——译者注 [142] 《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111页。这句话引自马克思：《拿破仑第三政变记》。——译者注 [143] 《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期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117页。——译者注 [144] 按照《斯大林全集》第十卷《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的版本，这句话是:“要‘扫除’这样的多数，就必须在党内发动内战。”见《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50页。——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