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 出版者言 1928年，共产国际拖延了四年才召开它的第六次大会，并提出了由斯大林和布哈林主导的纲领草案，其中最触目的是把他们在联共已经获得胜利的新立场——一国社会主义论——引进共产国际。 托洛茨基这本书开宗明义指出，帝国主义时代就是财政资本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中处于统治的时代，所以社会主义的建设也要许多国家的工人阶级共同努力才能完成。一国完成社会主义论根本是空想，宣传这种空想的官僚集团早晚只会葬送社会主义事业。 为什么今天还再版一个大半世纪前的落难英雄就陈年往事论战的书？是否纯粹为了历史研究的价值？不。因为作者是用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贯穿起所有这些“陈年往事”，而这个理论对了解我们当代世界形势仍是必要的参考。 苏联的崩溃不是由于美帝的入侵，而是由于联共领导集团终于决定复辟资本主义。这对于全世界都是一个意外，连美帝也包括在内。但是，早在1928年，托洛茨基便在本书第一章指出，“一国社会主义”论说到底不过是一种民族弥赛亚主义，而苏联的一国“社会主义”不过是宣布俄国不必依赖各国无产阶级的支持就能兀自演进到社会主义天堂。这种俄罗斯民族社会主义早晚要把共产国际和世界各国共产党变为苏联的外交工具，把各国革命利益（包括中国）变为苏联的外交筹码。在第十节中托氏预言： “如果在落后的俄国的民族范围内可以实现社会主义，那末就更有理由相信先进的德国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到明天，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会着手鼓吹这个理论。……再隔一天，法国的党也会起而效之。这将是共产国际沿着社会爱国主义的路线分崩离析的开端。”
在1928年，俄国革命的官僚堕落还只是开始不久；到了1939年，早就有了质变。所以在同年的〈三种俄国革命观〉中，托氏更鲜明地指出： “列宁一再重申：如果没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援助，俄国资产阶级复辟是不可避免的。列宁并没有想错：斯大林的官僚政制，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复辟的第一阶段。”
是“复辟的第一阶段”，还不是复辟的完成。但现在它毕竟完成了。但是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是衰朽到这种程度，即使其宿敌忽然纷纷变成盟友，也没能阻止自己的危机的深化和爆发。苏联崩溃后，接踵而来的不是大繁荣，而是亚洲金融危机和近年的拉美几个大国的经济破产。虽然社会主义的信誉因为斯大林主义的歪曲而空前低落，但是在这些国家，与资本主义决裂，走社会主义道路同样空前迫切，否则这些国家的工农群众只有死路一条。事实上，年青一代中的先进份子已经开始重新探索社会主义。在全球化时代，各国的政治与经济的命运更加紧密相连了，因而年青一代的反全球化份子从头起就具有朴素的国际主义精神。但是朴素的国际主义精神同真正的社会主义国际纲领还有一段大距离。只有当前者再发展为后者，才能为当代工人运动提供正确方向，才能避免重蹈过去共产主义运动的覆辙。在这方面，本书可以为这些上下求索的先进份子提供可贵的参考。 本书的第二章谈革命战略与策略，第三章总结中国1925-1927年的革命的失败。两章其实是互为表里。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开启了从欧洲到亚洲的革命浪潮：1918年匈牙利和德国，1920年意大利，1923年德国，1925-27年的中国。可惜所有这些革命都以失败告终，并反过来加深俄国革命的孤立。如果说，1919年-20年的失败，联共和共产国际的责任不大（共产国际到1919年才成立），1923年德国和1925-27年的中国革命就不能这样说了。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无产阶级在上海三次起义中完全显露出巨大的革命能量，而中共虽然创立几年，大革命一来便以跳跃方式发展着。可是由于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强迫中共加入和始终留在国民党内、以实现其“四个阶级”联盟的机会主义纲领，使中共在大革命中只能尽到为国民党抬轿的作用：蒋介石胜利了，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却躺在血泊中。 托氏认为，共产国际的一连串失败首先是因为没能了解到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特点和战略。第一次大战后的资本主义已经走到死胡同；即使它还有稳定下来的时刻，也一定很短促，很快为更大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所取代。被迫到墙角的无产阶级早晚只有革命才能闯出生路。但问题正出在党能否灵活按照革命早些还是晚些爆发去制订正确策略上面。革命形势稍纵即逝。无产阶级革命党如果不能及时利用革命形势，那它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甚至发展为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在这个千钧一发中，党的领导作用成为关键。但是党要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得克服过去为适应和平时期而发展出来的渐进主义以及多少附带的机会主义元素，大胆而迅速从防守转为进攻。历史证明，即使是很革命的党也不容易克服这种惰性。这是1918至1923年几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而一连串失败反过来又加强了斯大林、布哈林所领导的共产国际的消极情绪，荡尽了他们对外国无产阶级革命能力和共产党的信心，完全滑进机会主义泥淖中，把希望转而寄托在“进步”的甚至“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党上，以至做了连孟什维克派都未曾做过的事：为求拉住中国资产阶级留在民主革命阵营，不惜牺牲无产阶级党的政治独立性，强迫中共留在国民党并服从其纪律。 第二次大战以来，对工人阶级革命能力的怀疑越来越多；西方新左派中不少人更认为学生而不是工人，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代理人。然而1968年的法国革命却有力反驳了这种悲观论。诚然这次革命形势并没有以革命胜利告终。一千万工人发起了总罢工，可是没有再发展为革命，主要原因之一正是法国工人缺乏一个有力的革命领导；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不是领导斗争而是发挥制动器的作用，而其它激进左派当时力量又太小，难以取以代之。这次历史事件意义重大：即使在资本主义大繁荣时期的欧洲，也会爆发革命形势，这事实本身足以驳倒“越穷才越革命”的机械唯物主义。大繁荣并不一定消灭革命形势出现的可能性。然而，革命形势并不能自动转变为成功的革命。得有一个称职的工人阶级党在其中发挥催化剂的作用才成。而这个教训早在托氏这本书中有过深刻论述。 1974年的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衰退预告了战后大繁荣的结束。下坡路已经开始。近年来许多国家，从印尼、阿根廷、委内瑞拉到最近的玻利维亚，不少都陷入衰退甚至是经济破产。其中一些国家出现革命形势简直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事实上已经出现过了。然而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能否把握时机，建设工人革命政权，端赖它们能否有一个正确的国际主义纲领，能否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性，能否充份发挥党的革命作用。我们相信，本书在这方面大有参考之处。 2003年1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