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伏育·伏育维奇[1]的演说词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部会议讲演——
布哈林同志用一番历史陈述来开始他的演说。让我从他的历史叙述的中断地方讲下去，因为中国大革命运动的历史不是在北伐的前夕告终，相反的，恰恰在此地开始了它的最重要的一个段落。
不过首先，要稍讲几句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全体会议以前，即1926年春天以前，我们在中国的政策。昨天，彼脱洛夫[2]同志，广征博引地，在此地表明了中国党的主要决定与政策，乃至六次全体会议前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所采取的决议，都是正确的。
我很感谢彼脱洛夫同志，为了他根基了文件，不但证明出齐诺维也夫在1926年春天以前曾积极参加于中国政治路线的确立，而且又证明那时中国党与共产国际的原则的一切决定都是正确的[3]
这是对布哈林同志的议论的一个最好回答。
这是十分可感的，彼脱洛夫同志要我们分担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体会议以前的在中国所行政策的责任。但他要求齐诺维也夫同志替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体以后，即自北伐之间，在中国所行政策担负责任，却是夸大的；因为这是一个众所共知的事实，关于中国共产党政治独立，关于保存其独立面貌的必要的种种决议，实际上都被践踏在脚下，为了要以任何代价维持对蒋介石的同盟。
彼脱洛夫同志甚至走得如此之远，竟在此地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26年6月全会是决议案上摘引文句，借以表明中国共产党常常有保持其独立性与独立政策的意向。彼脱洛夫或许是马丁诺夫同志，曾在「共产国际」第11期上对此全体决议施以严厉批评。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正式机关报斥责这些决议，并建议中国共产党下届大会应该修改它们。现在，当蒋介石政变之后，彼脱洛夫同志出来了，根据着他曾要求修改的决议，想以此证明中国共产党曾有过正确政策的。诚然，不能有比这更大的伪善了。
我们在自己是提纲中说过，在此地还要说一次：中国共产党曾一再努力改正其路线，放弃以任何代价和蒋介石缔结同盟，我们曾在提纲中提议，立即致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说6月全会的决议案在本质上是正确的，必须立场开始去实现它们。不幸，中国共产党改正政治路线及其错误策略的一切企图，都遭到了鲍罗庭[4]同志与共产国际执委会驻华代表的正式反对。
假使你们要晓得这些决议案，这些在2月之前被彼脱洛夫同志所斥责，但昨天被他在此地所赞美的，决议案，实际执行得像个什么样子，那末在你们之前放着三位同志从上海寄来的一封信，你们将得到一幅生动的图画，他中国已发生的与继续在发生的事情。那时你们将更加容易懂得：蒋介石的政变如何能够发生的。
不过让我们回到历史上去吧。此地有人说，在蒋介石政变以前，反对派始终不说话，而现在则拼命利用这政变以作「派别」攻击之用。实际上事情是怎样的呢？
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执委会之后，拉狄克同志在1926年7月给联共党政治局送了他的第一个信件，关于中国发生的一连串问题，要求作一答复，以便他那孙中山大学校长的活动，能与党的政治路线相符合。这封信至今不曾得到回复。鉴于中国正在发生大事件，拉狄克同志在学年开始时，给政治局送了第二封信，请求说明一些问题，其中的主要点如下：
「就是这些问题需要一个回答：
「一、1926年3月20日以后蒋介石军事独裁的阶段以及我们对它的态度，这问题的困难点在于这一事实：蒋介石乃国民党的领袖而鲍罗庭形式上拥护着他。我们干涉进去反对蒋介石，此地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
「二、国民党农民工作的清算。
「三、国民党要求共产党人放弃批评孙文主义。
「四、国民党应该在无产阶级中工作吗？
「五、我们该如何拥护国民党的左翼分子？
「六、中共中央全会最近一个宣言的半孟什维克口气问题，其中它说：我们必须进行最低限度的阶级斗争，当我们称共产党的政策为布尔什维克的之时，并不是指一般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而是指为全民利益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我认为我的责任是要提出这些问题，请求你们召我出席会议作一报告。」
拉狄克同志在1926年7月送出第二封信以后，在1926年9月再度提起所有这些重要问题。政治局的唯一答复便是绝对的沉默。
1927年1月，拉狄克同志奉命在史维特洛夫大学[5]作了一系统的讲演，其中他又提起了中国革命的最重要问题。不过事变的进程是如此之快，危险的错误竟积累到这个程度，以致在汉口危机[6]之后，拉狄克同志认为他的责任是要将这些问题公开提出来了。只在那时，他最后在共产主义学院中演说，以如下方式设定了问题：
「中国革命的最后命运将决定于汉口而非上海。对革命的进步言，具有决定性的不是那眼前的军事胜利，而是国民革命运动内部的阶级斗争问题。蒋介石的将军们差不多到处在枪杀工农，正在动员力量来作决战。左派国民党与共产党须得鼓起勇气与必需的力量，去驱逐右派，与掌握运动的领导权。为达此目的，工农必须立即武装，军队中必须成立工农队伍，土地革命必须完成，社会问题必由满足工人的要求而得解决，而首先，共产党的组织独立必须取得，因为这个独立实际上并不存在，我们必须为国民革命运动中真正的纯一性之获得而斗争。」
历史家布哈林与多数派中「预见了一切且其预断被事实所证实」的其它同志作了什么回答呢？
不郑重地考验拉狄克同志所提出的问题，他们大呼别人狼狈，因为正是在那个时候，与蒋介石间的冲突得到了解决，他的「屈服」与他对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声明効忠之后，起来了一阵胜利的大嚣嚷。不过他们忘记了，在革命中，正犹在别的事情上一样，资产阶级从来不对决议案，但只对武力屈服的。
几天以后，上海被占领，一阵新的胜利的嚣嚷起来了。
这时候，事变的发展表明出蒋介石之进军上海，并非要去反对帝国主义者，而是要去会合帝国主义者，以便与帝国主义者驻扎在上海的军队取得联络，以便获得一枝后卫队，如此准备着实行政变，这政变曾在1月以前失败了的。
为什么他们大叫别人狼狈，而不立即采取必要办法将敌人从我们自己队伍中驱走呢？因为错误地估计了中国的事变，因为低估了资产阶级的力量以及它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最有特征的回答是什么呢？
一、资产阶级本来已经要反对工农的，但它不能这样做，因为它首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它需要工农去进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马丁诺夫）。
二、大资产阶级要消灭中国的封建制度，以便替工业发展建立经济基础。因此，它出兵反对北方军阀，反对那拥护封建残余的帝国主义者（布哈林）。
三、在国民党这个革命议会中，资产阶级只占着少数。它服从左派与共产党人所形成的大多数。它不能危害我们，我们有一切方法去利用它，使我们有利，然而抛弃它（斯大林）。
依我之见，这三种观点之间并无本质上的差异，可惜我现在没有工夫分析它们。
不过我既然扮演了历史家这个脚色，我愿意你们注意一篇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说，不然的话，这篇演说便始终不会被历史所知道了。这是斯大林同志对莫斯科党务人员所作的演说，时间在1927年4月6日，即差不多正是工人的鲜血在上海街道上奔流的时候。我甘冒被人攻击为不忠实，或实行个人攻讦的危险，因为斯大林同志昨天不曾触及这个问题，大概他是将此问题算作个人问题的。虽然如此，关于这篇演说，我做有确实的记录，希望能很忠实地传达它的内容，借以保持我共产国际历次大会上前任翻译的地位，斯大林同志倘若要校正一些无意的不确切之处，那他尽有机会把速记记录放在我们前面。斯大林同志说过什么话呀？我只涉及那些最重要的问题。（他说：）
中国革命所以异于1905年的俄国革命者，乃由于这一事实，即它首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拉狄克同志的主要错误，在于他不懂得中国革命发展是速度并不能像他所想望的那么快。他是不耐的；他愿意事变迅速发展，他不懂得1917年的俄国革命，虽然那时帝国主义分裂成互相反对的两个营垒，却也得克服许多困难；中国革命将遭到更大的困难，因为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是结成了联合战线的。因此发展的速度将比较缓慢些。拉狄克跑到此地来带了一些很革命的口号：与右派国民党决裂，驱逐右派——再稍微多几个这样的革——革——革命的口号，中国革命就此完了。拉狄克的所有其它错误，都是从这对国际局势，对中国革命及其发展速度的错误估计而来的。国民党是一个联盟，一种由右派，左派与共产党人组成的会议。为什么要实行政变呢，为什么要驱逐右派呢，当我们占据大多且当右派听我们话的时候？
农民的那匹老疲瘦马，只叫还需要的时候他是不肯放弃的。他不赶它走。我们也是如此。当右派于我们不再有用的时候，我们会赶走它。现在，我们需要右派，右派拥有能干的人，他们仍旧指挥着军队而且指挥军队去反对帝国主义者。蒋介石也许对革命没有同情，但他率领着军队，且除了率领军队去反对帝国主义者之外，不能有其它作为。
此外，右派的人和张作霖手下的将军们有关系，很懂得如何破坏他们的斗志，引诱他们拿了皮包与行李，不必打击，便转变到革命方面来。他们又跟富商有接触，能向他们筹款。所以他们应该加以利用到底，像只柠檬似地将它榨干了汁水，然而将它丢掉。
这席话，得提醒你们一下，是在上海政变之前数天说的。
中国革命现在正被一个广大的革命党领导着，它的中央委员会形成了一种革命的议会，其领导权属于共产党人。如果共产党人向国民党寻事，他们会被打击的，领导权将转入右派之手，等等。
国民革命军军官们屠杀工农群众，这些布哈林同志不能从莫斯科去关心的「个人问题」，斯大林同志是以什么方式观察呢？斯大林同志说：这样的事情以前发生过，以后还要发生的。以为一个已经延续了二年之久的革命可以没有这种事情而进行，那是可笑的。我们隐瞒了这一点吗？不过，说我们隐瞒是不确实的。我们不隐瞒这件事，但我们不要在我们的报纸上夸大它，于是斯大林做着结论，向我们保证道：还有办法，还有与拉狄克所建议的不同的办法，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固然不能像拉狄克所以那么快，但是更靠得住些。
这篇演说是在政变前数天讲的。从来不曾公布过。我们提出抵抗，反对人家没收反对派的文章，反对强加于我们身上的沉默，但我们十分民主，所以也提出抵抗，反对斯大林同志强加于自身的沉默，反对他没收自己的文章。这种办法，大概是用以替代自我批评的。可是在这一切之后，我们的新历史家布哈林，在些地出场，为了齐诺维也夫同志在1925年没有预见到1927年的事变进程，且在1926年让胡汉民[7]对执委会扩大会议讲演而发气。但是布哈林同志忘记读一读齐诺维也夫同志那本小册子的紧接其次的一节，在那里，齐诺维也夫早已在1925年，就提出了武装工农的口号，这口号你们是不能实行的，因为你们要以任何代价维持着对蒋介石的联盟。假使你们及时武装了中国工农，则革命的进程应该是不同的，蒋介石的政变应该是不可能的。
诚然，此地人家引证了3月3日政治局的秘密训令[8]。假使这几项训令真地表示着中国政治路线的改变，为什么它对于我们报章的态度，对于一个月后斯大林同志与布哈林同志对莫斯科党务人员所作的演说内容，没有丝毫影响？假使真地懂得了那个路线是错误的，它必须改变，必须对大资产阶级与蒋介石采取另一态度，那为什么在我们全国际诸党的队伍中散布混乱，为什么如此害怕承认所已犯过的错误？3月3日的训令，只是使共产国际的多数派与负责机关的政治责任更加大些，因为与中国问题有关的团体，无论如何不是共产国际的主席团，（而是它的多数派及其负责机关。）
1927年4月6日，斯大林同志指控拉狄克同志丝毫不懂得中国革命，这个革命首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主要的任务在于战胜北洋军阀；跟右派过早破裂将表示革命之破灭。我们用不着性急，我们用不着固执，因为大资产阶级是肯听话的，而我们正在利用他们。让我顺带批评一句吧：并不是我们利用大资产阶级，而是他们利用我们，他们赶快霸占了那时国民党所领有的一半以上的领土，屠杀成千无产阶级，以便进行蒋介石的政变……
直到现在为止，在中国所犯的一切错误，都是以这样的话来辩解的，即是说：这是一个符合于「特别条件」的「特别策略」，且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作用使然的。今天，帝国主义在斯大林同志是说明中完全消失了。没有一句话提及中国的帝国主义，土地革命已踏进来占了帝国主义的位置。奉了它的名义，现在企图用以辩解一个同样错误的政策，正好像在蒋介石政变以前，他们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作用来辩解那个错误政策一样。
可是在蒋介石政变以前土地问题在哪里呢？那时候土地革命不是全部国民革命的主要点吗？因为蒋介石政变以前，你们延缓了土地问题的解决，不完成土地革命，以及不武装工农，都只为要保持与资产阶级的联盟，这个资产阶级，依布哈林之见，是彻的反封建与反帝的。从前，你们要利用资产阶级，以便打击北洋军阀及消灭封建残余。我们已看见了那些胜利。事实表明：中国大资产阶级反封建残余的能力，与达到了资本主义同样发展程度的其它国家的大资产阶级完全一样的。
现在，同志们，你们说中国土地革命列进了议事日程，你们还辩论说，汉口政府已被派定去完成土地革命，去领导这革命。以前你们说：一定不要驱逐蒋介石，他不会叛变我们。我们，相反地，曾经告诉你们，要打倒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只当大资产阶级与蒋介石被逐出于国民党军队的领导之后。这一回，你们对汉口政府又在重复着同样错误，你们以为小资产阶级已经被派定，并且力能完成中国的土地革命的。你说：在土地革命以前不要苏维埃！只有当左派国民党将来完成了土地革命，只有当你们将来在这个意义上利用了他们。我们才能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我们回答你们，并且向中国工农呼吁：在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你们将永远不会有土地革命。你们还在继续那个错误的与罪恶的政策，这政策在准备重演一次蒋介石的政变，这次政变将由动摇的左派国民党领袖与汉口国民革命军的将军们实行了。
汉口政府要能够完成土地革命，只当无产阶级在那个区域中保证了领导权的时候。而无产阶级在汉口政府与左派国民党中取得领导权的唯一方法，则不在于对小资产阶级让步，因为小资产阶级不断地在无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之间摇摆，结局总是倒向较强的一边的；唯一种方法，在于组织工农力量，赋以一个组织形式——苏维埃——这使我们不仅能动员广大群众，且能替共产党在苏维埃乃至国民党中，争取对这些群众的领导权。
同志们，这方面你们正在进行的工作只是让步政策的继续，不过这回是对小资产阶级让步罢了。布哈林同志举不出一个具体事实，借以证明自从党的中央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以来，或至少自从蒋介石政变以来，汉口政府确实去武装工农，并帮助农民夺取土地的。
（海恩次·脑衣曼[9]：汉口政府已打败了华北军阀！）
脑衣曼同志，蒋介石也曾打败了北洋军阀的。我们以全心庆贺这些胜利。但我们要对你们重说一次：最要紧的事情并非一般地打倒军阀，而是要由那受唯一能真正完成土地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所领导的民族运动来打倒北洋军阀。
究竟汉口政府的将军：唐生智与冯玉祥，明日将给我们干一些怎样的意外事情出来，我们不知道。你们也是不知道。唐生智是一个真正的封建主，冯玉祥则是最近才加入国民党的。最近一期「孟却斯脱卫士报」[10]载一个报告，说冯玉祥有好些电报打给上海的蒋介石，报告他的军事胜利。
目前唯一可能的组织是苏维埃，它动员工农群众，他保证共产党在国民党与国民革命运动区域内的领导权。
（塞马特：这是充满了矛盾！）
此地并没有矛盾。假使汉口政府是革命的，像你们所争持的一样，假使它能够完成土地革命，那末这个汉口政府为什么反对苏维埃，要反对工农的革命组织？汉口政府反对苏维埃，因为当我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力量足以巩固武装工农在苏维埃中的地位，则汉口政府只能帮助着去完成土地革命了。只有在这个情形中，小资产阶级能够完成土地改革。但是在相反情形中，它注定将跑到大资产阶级方面去。
我的演说临了，要指出一点，即今天那位中国同志说中国革命只将在列宁的旗帜之下胜利，是正确的。这是确实的，同志们；中国的革命，甚至那土地革命，要获得胜利，不是在我们的布哈林同志如此珍视的国民党旗帜之下，但只在苏维埃的红旗与列宁主义的旗帜之下。
[1] Vuyo Vuyovitch——少共国际书记，齐诺维也夫派，联合反对派之一员。1927年被开除，1928年投降。此后不从事政治活动，在苏维埃谷物托拉斯中服务。——译者
[2] Petrov——疑系第三国际远东局主任。总之这是一个俄国人。英国译者疑系中国同志的俄名，但名彼脱洛夫之中国同志，并未参加第八次国际执委全会，此时他正在中国。——译者
[3] 伏育维奇因系齐诺维也夫派拥护者，所以他设法证明齐诺维也夫以前的整个路线都是正确的。但此观点与事实不符。齐诺维也夫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不仅1927年以前是不正确的——那时他完全与斯大林和布哈林是立场一致——就是当他参加反对派同盟时也是十分软弱的。从他的提纲上看得出来，即使当他对官方路线予以严厉批评之时，也实际上拥护着一个半中派立场。当时官僚机关的拥护者们，在演说中与文章中，老是将齐诺维也夫与托洛茨基的立场对照起来。——英译者注
[4] M. Borodin——俄国共产党党员，1918年，十月革命胜利后，鲍氏始由美返国，参加政治，1922年在英被捕，出狱后，即被派赴中国，任国民政府政治顾问，直至1927年武汉政府清共为止。——译者
[5] 纪念联共党最伟大的组织家J. M. Sverdlov的大学，专门培养俄罗斯本民族中的工人共产主义者，注重政治科学。——译者
[6] 1927年1月，国民党左右派分裂表面化，蒋介石主张建都南昌，国民党中执会亦在南昌举行，武汉政府领袖当时则受群众的压迫，拒绝了蒋氏要求。蒋氏在南昌公然表示清共意向。——译者
[7] 胡汉民，国民党元老，孙中山最早的追随者之一，右派领袖，曾代表国民党，出席1926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曾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长，与蒋介石冲突，一度被扣，寻卒。——译者
[8] 对中共发出密令的，不是政治局而是国际执委会，日期不是3月3日，而是3月31日。训令如下：「唤起群众，反对右派正在准备的政变，进行反右派运动。此时不可进行公开斗争（因力量关系变得极度不利）。不可放弃武器，在非常情形中，应将武器隐藏。」（见伊罗生「中国革命悲剧」英文本186页）。——译者
[9] Heinz Neumann——德国共产党领袖，热烈拥护斯大林，广州暴动时，任国际代表。——译者
[10] Mauchester Guardian——英国自由主义者报纸。——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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