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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谈话
——一九三五年八月间举行，由伊罗生同志[注一]笔录
八月八日三时在挪威奥斯洛
（上略）关于同资产阶级联合战线问题：对于刘仁静[注二]所说的陈独秀底机会主义，托氏绝不相信，他觉得把问题说得太不辩证了，太倾向于不加分别地使用含浑的名词了。例如他觉得必须把「联合战线」和「共同行动」区别开来。……他对于刘仁静自命为中国运动中布尔雪维克倾向底代表的那种骄傲态度，颇觉有趣。
八月九日
为要继续昨天我们关于对资产阶级问题之争论的谈话，托氏把我的草稿拿来一看，他在第一页上指出几个例子，说我对于资产阶级中的各阶层，及其各自的客观与主观的立场，指示得不充分而且不辩证。他又说，假使我们这样地采取一个呆板的公式，那我们就有趋向于教派与机会主义的危险。他着重地说：「共同行动，纯粹插话性的共同行动，一定得同向资产阶级投降，混合组织，或不为任何具体任务而建立一种永久组织的「联合战线」——如法国底人民阵线——分开。要使我们的组织完全独立，好的。但是怎样去应用这一独立性呢？这就是问题底本质之所在。对于学生的或农民的团体，我们当然应该时时进行「共同行动」。我回答他，问题不在我们对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在这里，陈独秀比刘仁静采取了更空洞，更不具体的公式。无论如何，我要打电报给史尼夫立脱[注三]，要牠把刘仁静底意见书——「五年来的中国左派反对派」——寄来（因为我当作托氏有，所以没带来），以后我们还要更明确地谈到牠。
八月九日下午
这次会议，整个的时间差不多被我关于红军的口头报告所占去了，从红军我又说到中国目前一般的政治情形。F医生和塞道瓦[注四]都在座，我说了一点半钟，又画了一幅地图来说的。我谈到中国红军底起源，初期发展，内部进化及其后来的命运。我说得尽可能地完备，故在结论的时候，差不多已经没有什么问题好问了。托氏只说：牠的发展证实了反对派底一般的预言，即：如不得工人阶级运动底领导，则牠的命运不是依赖于其存在区域中的上层民众（商人与中农），即被国民党及帝国主义底较优兵力所压服。至于我们的观点，即红军目前想上新疆去，在那里可以迎合苏联外交上的利益，在苏联边境与那由蒙古侵入的日本势力之间，成立一个缓冲国，托氏认为对的，合逻辑的而且是或然的。临终时，我提出了中国目前的政治远景问题。我描述了刘仁静在经济复兴问题上思想的发展，又说到他为寻找新的出路，转向于红军，说牠有在四川扩大的可能性，及此种前途之失败，最后我讲到必须把政治远景弄清楚，因为这将成为中国布尔雪维克——列宁派政纲底基础。这问题在以后的会谈中还要讲到。
八月十三日上午
然后我们谈到刘仁静底意见书。我只能引出那论争中的主点，把最重要的引语读些给他听，或让托氏读。而且时间只允许我们讨论他的绪言，国民会议及资产阶级各章。因为这是最重要的。可以把争论底性质给他一个综合的概念。当我读到第十四页时，即刘仁静说群众把国民会议和无产阶级专政「当成一个东西」（即国民会议是无产阶级专政之通俗公式），托氏就打断了我的话，他说：倒不如这样说更对些，就是刘仁静把他自己心里的东西和群众心里的东西「当成一个」了。他接着说：我们能说，在英法等国底发展中，民主主义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长时期，是一个延长了几世纪的时期，在俄国，国会时期底半民主延长了几年，二月革命底民主只延续了八个月，在中国，也许还不能有八个月底时期！但是无论如何，群众总是从需要民主开始的。他们是从这条路上走来，才能接受苏维埃和夺取政权。为这事，我们不能在自己心里造就一个精密的计划，我们一定得藉助于民众底思想和行动来实现我们的行动。在中国，「民主」时期极短，也许完全不存在。这都是完全可能的，但这不是说，群众把国民会议或民主的概念和无产阶级专政「当成为一个东西」。
我接着读下去，他摇头「把这些前途问题来妨碍行动第一步——这是荒谬，荒谬！」第一步就是要努力为国民会议进行宣传与鼓动。「国民党投降日本，人民该自己起来干了。怎样干呢！召集全国的国民会议！这是再简单没有的一个了解法。在所有的各界中，我们一定要开始散布这个思想。在这中间，学生可以和以前一样，在初期起一个很大的作用。我们有两个任务：（一）参加和引起群众底民主运动；（二）使无产阶级参这一民主运动，藉以教育他们无产阶级革命。假使我们能够教育到十个，或一百个人——好的。在将来，他们将是全体无产阶级底首领。终极前途底问题，那是对于这些干部教育的一部份，但这问题不许牠瘫痪与阻碍我们目前在外面为国民会议的鼓动！现在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用尽一切方法，并经过一切的孔道以推进国民会议底思想。然后，我们密切地注意我们鼓动底结果。例如，蒋介石企图召集一个他自己的国民大会（结果资产阶级会起分化，右派完全反对这个思想，左派则觉得必须使这运动就范），那我们就攻击牠，暴露牠。假使资产阶级底激进派企图实现国民会议，那我们的压力必须一方面推他们行动，例如推倒蒋介石及成立他们自己的政府，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不断地对群众揭穿他们所企图的欺骗。现在我们开始为国民会议而鼓动，如何进行第二步，那我们以后再看……」
「但是，」我打断了他的话，「你说去参加这个群众底民主运动。而问题就在此地。现在并没有这样的运动，我们的任务是要去创造牠，以便刺激群众运动底复兴。」然后我简单描写了一下目前的情形，关于工人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消极，不满，缺乏组织。
「我们不能推动群众向前的时候是时常有的。我们不能造成奇迹。革命失败底后果，在群众中感觉得太深了。在一九二八年，我们能够承认失败是一个事实。但是后来，一方面又来了失败底激动（红军等）以及心理效果上的加深。假使经济危机加深，工人数目减少，生产基础缩小——或有大形缩小底倾向——同时农民运动又被镇压下去，那末这就表示反革命已经加深了，牠的根底还不会测定。那我们就进行教育干部的工作，我们用一切方法去扩展国民会议思想底触角，等待我们宣传底回音。假使没有回声，那我们就再来，再来，再来。一直来到牠发生回声。过去，我们曾经在理论上假定有这样的可能性，即红军占领大些的城市，予工人运动以再生底推动。我们又说过，这个抽象的可能性并不是或然性。我们又说过，假使一个经济复兴能与红军胜利相符合，则其结果可加速群众运动底到来，但是这些幸运的巧遇都不曾实现。这就是说，我们又得完全来过，回到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了。不过运动第二次的到来，其节拍当然要快得多。第二次革命底全内容将紧缩得成第三次革命之简短的序幕。我们从我们的民主口号开始。国民会议口号在这中间能起伟大的作用。我们用文字，鼓动等开始，我们向工人解释，这在目前是能在群众中得到应声，且能推进我们的事业的唯一方法。）接着，托氏就将俄国在一八九三年即在「人民意志党」[注五]被镇压后经过十年反动的那一年，群众底政治活动重新起来的情形叙述了一下。在这一年，普列哈诺夫[注六]及其一派发表了一个文件，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之成功表示失望,可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却正在这一年掀起了一个大浪潮及于全国。「不过我必须说明的，即那次的再起，乃是在十年资本主义生长与发展之后，牠已经把国家底面目完全改变了，假使中国反革命底加深与经济的危机相适应，这就是说，我们的鼓动将没有结果。那末我们就准备我们的干部，进行我们的宣传，我们的结果彷佛是微小的，但是这是在准备将来的领袖呢。我们别希求奇迹。然则，什么东西可以影响群众革命运动底再起呢？各种不同情质的因素都能起这个作用，战争或别国底革命——新的战争一定会伴着新的革命——即令是日本底一九○五年，也都能发生很大的影响。别忘记假使没有我们的一九○五年，那就不会有波斯底革命，不会发生中国底一九一一年。我们的一九○五年，予整个东方以很大的推动。」
「讲到谁召集国民会议的问题，这在目前只是一个理论分析底问题。我们的鼓动应该集中在国民会议底需要上。首先群众一定得需要一个国民会议，当我们的鼓动前进时，我们就在牠所得的每一步结果上，再行鼓动。我们在所有的事件上，一定得从需要一个国民会议以反对国民党统治这一点上开始鼓动。参与这一斗争的同志们，似乎都需要一个完整的公式，把什么事都预先做好，一个永远够用的公式！」
「我现在还没有完全了解这些争论，所以还不能表示意见。我将更加小心地研究牠们。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说的。我想即使陈独秀具有某些机会主义底成份，但他毕竟多活几岁，有更多的经验。他把这一切都在生活中体验过了。他比别人能在更为具体的形式下去知道这些。他能贡献我们许多好的意见，这是可能的。我有这样的印象——我以保留的态度来说牠——即刘仁静可怕地把不同意见夸大了。也许陈独秀以策略的方式提出，刘仁静就把牠当作整个战略的路线。假使这是陈独秀底战略路线，那末刘仁静底许多批评是对的。可是我想这些不同意见是大大地夸大了的，我稍稍认识了一下，就已使我相信和陈独秀的分裂是不允许的了[注七]。我们绝对需要留他在第四国际底总委员会中与我们合作。我们的不幸不在于这些严重争论上的细微的不同意见，而在于这些细微之争妨碍了我们的行动。」（下略）
[注一] Harold Issacs底华名。美国新闻记者，曾在沪辨「中国论坛」，最初倾向斯大林主义，继而转向托派。穷四年之力，搜集关于中国革命史料着有「中国革命悲剧」。一九三五年离华返国，途中访问托洛茨基，本篇乃伊氏返国日记所记与托洛茨基谈话中关于中国革命的部份。按托洛茨基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写了他的「是行动的战略不是揣测」这封信后，就不再写关于中国的东西，因为那时他的注意转向到德国，法国与西班牙问题了。在法二年，不曾触及中国问题。这次是他二年来的首次重提。——译者
[注二] 刘仁静，留俄学生，早期中国托派领导人之一，被捕后转入国民党。——译者
[注三] Speevliet——荷兰托派领袖，当时兼第四国际书记部东方各国负责者。——译者
[注四] N.I.Sedova——托洛茨基之妻。——译者
[注五] 「人民意志党」，俄国民粹派底政党。——译者
[注六] G.Plekhanov——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俄国社会民主党初期的主要领袖，一九○二年党分裂，普氏居于门雪维克派，大战时更堕落成社会爱国主义者。——译者
[注七] 当时由少数青年同志组成的中委会，贸然决定开除陈独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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