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中俄冲突与反对派
7月27日，我对于美国某新闻访员的访问作过以下的答复：
「关于中俄邦交问题[1]我只有用个人资格发表意见。除了在报纸上得到关于此事的消息外，我什么也没有知道。像这样事情，报纸的记载一定是靠不住的。不过我可以毫不犹疑地说，开衅的不是俄国政府而是中国政府。中东路的管理是许多年以前的事，而被中国政府所攻击的那些工人组织只是昨日开始才不复存在。中东路的组织是根据一个特别委员会详细讨论的结果而来，我自己就是这个委员会主席，此委员会所通过的决议在1926年4月发生效力，决议案中无论那一方面都是保护中国的利益的。
「中国统治者所以有今日态度，可以用这样的事实来解释：就是他们因工人与农民之失败而加强了自己的力量。至于为什么使得中国民众的革命运动失败——关于此点我现在可不必再说，因为我在从前已发表过的文章中，已经很详细地指出它的原因了。通常从革命的爆发中逃命出来的政府，它的弱点早已在革命所反对的力量之前，显露出来。在中国的例中，中国政府的弱点特别是在英国帝国主义者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之后显露出来。因此，中国政府要夸示自己的力量，只有向它的革命的邻居（苏联）实行那种威吓与冒险的手段。
「但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即因中国革命失败产生出来的中东路的挑衅举动，是不是必需走到战争的结果。我以为是不会的。因为苏维埃政府不要战争，而中国的政府不能战争。
「蒋介石的军队在1925-1927年所以能胜利，因为得有群众暴动的援助，然而当他的军队倒转来反对群众的时候，则蒋介石的军队已失掉力量的主要来源，他的军队只是纯粹的军事组织，这就是非常脆弱了。蒋介石自己也不能不知道，苏联政府已经发觉蒋介石军事力量之弱点。他如果没有别国帮助，是没有力量与红军宣战的。换句话说，他如果要与俄国战争，只有把他的军事变得别人的军队的补助军。这种结合，我不相信会在现在实现，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苏维埃政府很坦白地以和平的方法来对付一切事情。
「然而，如果苏维埃真地要从事于战争，则毫无疑义地，反对派是要完全牺牲自己来保护十月的胜利。」
以上的答复，我相信是表示出整个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观点。然而很可惜的，事实并不是没有例外，有些趋向反对派的个人或团体每每当严重的政治问题发生的时候，就走到一种动摇的或根本错误的观点上，此观点反对了他们自己革命的反对派的营垒，而使他与社会民主党的营垒非常相近了。
在「共产主义旗帜」[2]报第26期上面登了一篇署名H. P.的文章，依这篇文章说法，则中俄的冲突是因为苏联侵犯了中国的自决权，换句话说，这篇文章只是拥护蒋介石的一种材料。我现在且不要去批评这篇文的本身，因为H. P.已经收到了一封卡特‧兰道同志的答复，这封信内，兰道已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资格批评过那篇论文了。
「共产主义旗帜」的主笔登载那篇论文时候只当一种讨论性质是文章，而且加以附注，说他并不同意于著者的观点。然而我完全不解，为什么对这样在革命者初步就应认识的问题也有可能来举行讨论，而且正当我们需要政治行动的时候。最糟的就是主笔把兰道的文章也当作一篇「讨论性质的文章」发表。H. P.的文章是表示社会民主党与无政府主义的流行的偏见，而兰道的文章是代表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如果都是「讨论性质的文章」，则主笔的观点究竟又怎样。
在法国反对派团体中发现了许多非常糟糕的东西。「抗流」[3]35期（日期是1929年7月28日）上发表关于中俄稳定的社论，这篇东西自始至终完全是些非常可恨的错误之混杂物：一半是社会民主党的谬见，一半是极左派的狂号。社论开始就说此次稳定是应该由苏维埃官僚的冒险政策去负责。换句话说，这张报纸完全担任了蒋介石的辩护士的责任了。社论把苏维埃对付中东路的政策与资本家帝国主义者的政策一样看待，而这政策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云。
「反对派的共产党员」，论文这样说，「不能帮助斯大林的战争，这战争不是无产阶级的防御战争，而是半殖民地式的战争」。在别的地方它又说：「反对派要勇敢地对工人阶级说：反对派不与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同一战线，反对派不赞成他们冒险主义的战争。」旁边的加重号是原文所有的，而且这并不是偶然地加上，而是指出全文的精神所在，这样一来，著者就要走到与共产主义左派不可调和的相反地位了。
在什么意义之下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对现在的中俄稳定负责呢？只有在这种意义之下再无其它的了：他从前的政策帮助蒋介石破坏了中国工人与农民的革命。在我们反对拉狄克与其同侪的一篇论文上，已经这样说过：蒋介石之挑衅就是对斯大林帮助他平服革命的回敬。我现在这样说，而且我已重复地说了不止百次：当蒋介石藉斯大林的援助，得安然坐上马鞍的时候，第一步他就要把马蹬踢到他的施主的脸上来。这真地已实现了。
蒋介石的是是在他把中国革命平服了以后，我们现在所见的是拿破仑主义式的武装力量之冒险进攻，而为首的就是蒋介石。这种挑衅行为是这次中俄冲突的基础。
依上述的那位著者的意见，则此次稳定的主要原因是苏联对中东路的帝国主义式的「苛求」。勿干涉中国！无意地作了蒋介石的卫士的人们这样叫着，他们不特将这句话当作口号来重复叫喊，而且将它变得社会民主党的基本论据，来反对我们。历来我们都相信只有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才能成为帝国主义政策的代表者。是不是现在一切事情都与此相反了呢？或者资产阶级在苏联已得到了政权？如果是的话，那末在什么时候？我们所以与斯大林官僚的中间主义斗争（不要忘记，中间主义是工人阶级内部的一种运动），是因为中间主义的政策，可以帮助资产阶级得到政权，第一步是小资产阶级与中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就要将政权转到金融资本家的手内。我们看见，在这里埋伏着的一个历史性的危险，然而这不过是一种过程，并不是说已经到完成的顶点了。
在「抗流」同一期上面又发表了所谓「政纲草案」。草案上说：「我们不能说「热月反动」已经完全来到」[4]。这是表示他们不只是绝对背诵反对派一般理论的程序，而对于这些程序的政治意义一点儿也未了解。我们既然不能说「热月反动」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事实，则自然也不能说现在苏联的政策已变成资本家的政策，或者说帝国主义的政策。中间主义是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间一道曲折的桥梁。把中间主义与大资产阶级两个东西的意义混在一起，则什么东西也无从了解，这样一来，不特帮助了金融资本反对无产阶级，而且反对了小资产阶级。
柏林与巴黎的极左派为那些民主主义抽象原则所迷惑，这种原则不是根据社会关系，而是根据地理的基础。他们说中东路是在中国领土的满洲境内，中国有自决之权，所以苏俄要求管理这条路线是帝国主义。管理权应转给别人，转给谁？转给蒋介石还是转给张作霖的儿子？
在勃来斯脱——立托夫斯克谈判的时候，库尔曼[5]要求拉脱维亚与爱斯东尼亚之独立，他的理由就是这两个国家的议会（受德国援助而成立起来的）训令他向苏联要求分立。我们拒绝批准这要求，我们在我们的一切官报上宣布德国为帝国主义者。
假使在高加索反革命的暴动，得芋国——譬如英国的帮助竟得到了胜利，又假设巴库的工人得苏联的援助把巴库区保存在自己势力之下，这样，则外高加索的反革命政府必然要求归还巴库区域，而苏联必然不同意于它的要求。在这样的场合中，我们的敌人也必然诋骂苏维埃政府为帝国主义。
如果中国工人与农民的革命已获胜利，而我们现在解决中东路问题，那就最容易不过了。中东路必须归还胜利的中国人民。但事实是这样：中国统治的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援助之下，已把中国人民击败，若把中东路归还蒋介石，就等于怂恿中国的拿破仑主义反革命者来反对中国人民。明白了这些，什么问题都顺手了。除此之外，还有同样重要的事实，蒋介石在财政上与经济上都没有能力得到中东路，使中东路不为旁人所染指。事实上是独立的满洲也要在日本保护之下而存在。蒋介石能容忍这些，并不是偶然的。把铁路归还蒋介石，则它事实上变得蒋介石借贷外债的担保品。那么铁路反落到真正的帝国主义者之手，变得他们在远东最有利的经济上与军事上的路线，来反对潜伏的中国革命与苏联。我们已经知道，帝国主义者是很会利用「民族自决」的口号进行他们自己的污秽事业的。我不相信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样情形之下，还要负责去拥护这个口号。
极左派的出发点只是根据这样一个事实：中东路是贪婪无厌的沙皇帝国主义者由中国人民手中攘夺过来的。这当然是事实。然而不要忘记，同一帝国主义也在压迫俄国人民。是的，中东路的建筑是用来达到掠夺中国工人与农民的目的的，然而它是剥削与掠夺俄国工人与农民的血汗所筑成。在筑成以后就来一个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是不是改变了这些人民相互间的关系了呢？经过反动时期之间，在革命的基础上，俄国国家的构造已经改变了。俄国现在是不是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了呢？不论斯大林莫洛托夫如何，不论他们如何流放反对派等等……，站在历史的观点上，站在国际无产阶级与中国革命利益是观点上，我们能不能想出一个比苏联更好的主人来管理中东路？问题是应当这样提出才对呀！
一切白党流民都已不用民族的或地理的观点来考察此问题，他们所用的观点只是阶级的观点，白党内部自然也不一致，然白党流民的领导一派，一致地主张中东路之国际化，就是说把中东路的管理权转到世界帝国主义者之手，比留在苏维埃国家手中，对「将来」的，即资产阶级的俄罗斯更为有利。同一理由，我们也可以说，把他留在苏维埃政权的手中，比交还那现在的要求交还者，对于将来独立的中国更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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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不是说中东路的管理已经很完好了呢？不！完全不是这样！沙皇帝国主义者的残余，直到现在还有很大的势力，俄国内部的腐化，一定反映到中东路的管理机关内。反对派的任务是要注意这个问题。
我要说说我个人关于此事身历的经验。我因改良中东路的管理而斗争已不止一次了。在最后一次，我是在1926年3月所成立的一个特别委员会中办理此问题。我是委员会的主席，参加的委员还有伏罗希洛夫，杰尔金斯基[6]与齐采林，完全得到了中国革命者的同意，——不但是共产党员，而且当时国民党负责的代表也同意了——委员会决定了以下的决议：「为了保障在「第二时期内」——所谓第二时期，即指中国革命还未胜利的一段时期——中东路不至为帝国主义者所夺取，必须将该路的管理保留于苏维埃政权之手。」关于临时管理制度，决议案中这样说：「必须采用广大的政治教育方法使铁路趋于中国化：（一）管理处可以同时用中俄两国文字，（二）须设立中国语的学校使铁路工人有技术的与政治的教育，（三）在沿路一带的适应地点须设立学校，以教育工人及附近居民。」关于俄国所派中东路代表的政策问题，决议案中说：「毫无疑义的，各部门（中东路）的代表对于中国还有一种不可原谅的犯罪行为，这种行为有帝国主义态度的性质，而且连累了苏维埃政权，暗示苏联政府以帝国主义的思想。」
「铁路负责机关与人员必须谨记这种政策，——甚至在政策的外面形式上——对待中国，不论如何轻微的帝国主义观念的阴影也须加以阻止。每一部门必须有他工作的路线，在这路线内必须根据异常尊重中国法权及统治权的精神上面。凡有破坏此政策的，不论事情之大小，必须处罚犯罪者，而且必须将案件依着中国公共舆论处断。」
此外我必须再行指出一个事实：这铁路的中国所有者——连蒋介石计算在内——用来反对铁路管理处的，并不是中国人，而是白党机关，这些东西事实上已是世界帝国主义者的忠实走狗了。在中东路沿线的警察或军队中服务的白党，常常用暴力举动来反对沿途服务的俄籍工人。委员会有见于此，所以当时在决议案上就指出此点：「…将来中国军队，警察或白俄对沿途俄籍工人与职员再有暴力行为，或中俄人民因民族隔阂的原因而发生冲突时，必须仔细研究事端之性质，设法阻止此种事端发生。即使俄国工人发生民族与个人的感情，我们的方法是不要增长两方面（中国与俄国）的狭隘的国家主义的本能；与此相反，如果有此种事端发现，就用他来作政治教育的材料。同时在工会内可组织调解委员会或法庭，使两国人都得参加此组织，根据平权的原则来解决一切。他们须由平心静气的共产党员领导，他们必须充分了解由民族感情所引起的冲突及它的意义。」
我相信帝国主义者听了这话就要高呼起来。而且极左派也因此得到多些知识了。同时我也承认这决议案并不是完全执行了的。真的中东路沿途的不法举动比之莫斯科还要多些。这也就是反对派所以要起来坚决斗争的理由，但并不是如那些极左派一样：这些笨政治家，当他洗完了孩儿的时候，把孩儿和水一同倒到水坑里去了。我早已指出，在什么意义之下，斯大林对此次蒋介石挑衅行为负责。又假设斯大林的官僚再来一次愚蠢的行动，因此帮助了敌人进攻以及击败苏联，则我们应该作什么结论？我们的结论是不是不要拥护苏联？还是要把苏联从斯大林的领导解放出来？「抗流」的社论很愤慨地就走到第一个结论，以为我们不应帮助斯大林官僚及其冒险的战争。试问在这样事变中受危害的是斯大林派官僚呢，还是十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的获得物？社论要展览他那更多的智慧，于是简单地说：「在现在的危机中反对派毋需去预备什么特殊的应付方法」。我简直不会想出比这更坏的观点了。这不是一个革命者的观点，而是一个不感兴趣的旁观者的态度。俄国的革命者应干些什么？在发生战事的时候反对派的战士应怎样作？是不是他们要取中立地位？社论是著者好像完全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因为他完全不是站在革命者的观点上（革命者是无条件地参加战争的），他的行为很像一个公证人，毫无感情地记载着两造的行动。斯大林不止一次地诬蔑我们为失败主义者，在某条件之下，才保护苏联等等。关于此事在1927年8月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我曾有过一次演讲，我说：「谁诋毁我们为有条件的保护苏联者，我们就要宣告他是造谣者与骗子。」我已这样地反对那中立论的思想，说他是谣言，把这谣言塞到斯大林主义者的口里去。社论的著者没有看见这演词么？如果看到，为什么不攻击我？这演词已经印在我最近的一本书上面，并且已用法文发表，书名叫「被歪曲的革命」。我演讲时候并没有指定某一战争，只对一般的反苏联的战争而言。然而只有无知之徒才不会在一切事变的构成中看出苏联与帝国主义者间的根本矛盾。是的，当讨论我的主张的时候，帝国主义者很高兴地与斯大林一起。而问题说到苏联，则他们一致地认它是他们一个生死的敌人，正无论有没有斯大林。每次战争都显露出这个矛盾，而且结果一定危害到苏联的存在。所以我在上引的一次演词中再次地说：「我们反对派对保护社会主义的祖国这一问题是否怀疑呢？不！一点儿也不怀疑。我们不仅自己要保护它而且教人如去保护它。我们是否也有斯大林这样的天才，有自己的正确的路线来保护社会主义的祖国呢？我们是有的，而且是正确的。
「反对派主张苏联胜利，他证明及将要证明他们并不比别人坏」。斯大林就是这样想。因在事实上，斯大林所想的东西完全不敢说出口来。他常常这样想：「反对派会不会以为斯大林的统治不能保证苏联的胜利呢」？这就是他的意见！
齐诺维也夫说：「对呀」！
「在战争的前夕与战争的过程中，反对派决不抛弃自己的权力与责任，必须为了纠正党的路线而斗争，现在如此，任何时都是如此，——因为党的正确路线是战胜的先决条件。我可以总结一句：我们拥护社会主义的祖国但不是拥护斯大林的路线」。」
我相信这主张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
1929年8月4日于君士坦丁
[1] 指1929年夏天所发生的事，那时国民党政府破坏北京议定书，撤换了中东铁路的苏方正副局长，以军队占据全路，逮捕许多苏籍人员，摧残一切福利机关。此事引起中苏绝交，并制造军事冲突，颇有走向战争的形势。卒以苏联不愿战，中国不能战（绥芬河一仗惨败），乃在伯力举行会议，和平解决。——校者
[2] 「Fa’ne Des Kommunismus」——当时德国「列宁团」的理论机关报。——校者
[3] 「Contre Le Counant」——法国当时有好几个左派反对派团体同时存在，此报为其中一团体是机关报。——校者
[4] 托洛茨基对于法国革命中的「热月反动」这个历史比喻，前后曾有两种解释。1935年以前，他借此表示政权由一阶级过渡到另一阶级的变化，此就苏联言，即指资产阶级反革命之胜利。故说「热月反动」在苏联尚未完成。1935年中，托氏发现此种解释不甚恰切。他认为这名词应指「革命的社会基础上」所发生的一种反动，它并不改变国家的阶级性。故说此反动实际上在苏联业已完成，而工人国家之性质虽在堕落，却未改变。详见托氏文：「今日之苏联——工人国家与热月反动及拿破仑主义问题」。——校者
[5] Barun Von Kulbmann——勃来斯脱‧立托夫斯克和谈中德方代表。——校者
[6] Dzerzhinsky——波兰革命家，老布尔什维克，沙皇时代曾被处长期苦刑，革命后以镇压反革命者闻名，死时为秘密警察长。——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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