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再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
——论无产阶级与农民战争——
亲爱的同志们：
隔了许久时候，我们收到了六月十五日的信。中国左派反对派经过了最残酷的破坏[注一]之后，又复活复兴起来了，我们的欢乐是无需言说的。虽然我们得到的消息极少，就我们在这里所能下的判断说，你们信中所表示的立场是和我们的立场相合的。
斯大林派对农民运动采取了庸俗的民主的观点，我们对于此观点的不可调和的态度，与一种对于农民运动本身不负责任的和消极的态度比较，自然是毫不相同的。两年前所发表的左派反对派的宣言（『中国革命的前途及其任务』），估量了中国南方各省的农民运动说：『被欺骗的，被打败的与被摧残的中国革命，表明它还活着。我们希望领导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重新抬头之时期，不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该宣言又说：『农民暴动的广大涨潮，无疑地可以推动工业中心的政治斗争活跃起来。我们坚决预信这个。』
你们的信上说明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在经济恐慌与日本武力侵略的影响之下，以农民战争为背景，城市工人斗争的火焰又燃烧起来了。关于此点，我们曾经用了必要的慎重写道：『谁也不能预言，农民暴动的火焰是否能够在长久时间继续支持着，直至无产阶级前锋队自己强固起来，领导工人阶级斗争，并使工人的争取政权的斗争与农民对其切近敌人的进攻相配合起来。』在现在，这是很明显的，我们有实在的根据，来表示一个希望——在正确的政策之下——工人及城市运动，和农民战争打成一片，是可能的，而这将构成第三次中国革命的开始。但同时，这还只是一个希望，而不是一个既定的事实。最重要的工作还摆在前面哩。
在这封信里，我想只提出一个问题，这问题在我看来，至少在最近的将来，会重要与尖锐到最大程度的。我一定要再着重地说一句，我所有的材料，是完全不充分，偶然的与不连贯的。我真欢迎一切补充与纠正。
农民运动已经创造了它自己的军队，夺取到很多的地域，并且有了它自己的制度。倘然遇到更大的成功——自然我们是热望着这一种成功的——这一运动将要和城市大工业中心联系起来的，而经过这一个事实，它将和工人阶级直接接触。这个接触将是怎样呢？是不是一定和平而亲密的呢？
初看起来，这问题似乎是多余的。领导农民运动的，有共产主义者或同情者，那末倘然他们跑在一起时，工人和农民一定会一致团结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之下，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不幸，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让我且说到俄罗斯的经验：在俄国内战那几年中，国内各地的农民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游击队，这些游击队时常发展为整个的军队。有些游击队自视为布尔什维克，时常有工人在做他们的领袖。另一些游击队则是无党无派的，他们的首领最普通的是一些农民出身的退伍下级军官。那时还有一种所谓『无政府主义』的军队，在马合诺的指挥之下。游击队在白党军队后方捣乱时，他们是帮助革命。他们中有一些表现特别的英勇与忠诚，但是在城市里，这些军队时常和工人及地方党部发生冲突，并且在有一些事件中造成一种可痛的尖锐的性质。
国内战争的痛苦与经验，指示我们在红军占领一个地方消除了白军以后，必须立刻解除农民游击队的武装，游击队中最好的，最有阶级觉悟的与最守纪律的份子，就在这机会上，吸收到红军中来，但是大部分的游击队，都要维持自己独立的存在，时常和苏维埃当局引起直接的武装冲突，马合诺的无政府主义的，精神上完全是富农的军队就是这种情形。但这并不是单独的事例：有许多农民队伍，为了反对地主的复辟，作过充分而辉煌的战斗，在胜利之后却变成了反革命的武装。
武装农民与工人之冲突，每次特殊的原因，不管是由于白军的有意挑拨或者是共产党的无谋，或者环境的不幸，但在根本上唯一的社会原因，就是阶级地位的不同与所受教育之差别。工人是从社会主义之观点提出问题的，农民的观点是小资产阶级的。工人要把从剥削者手里夺来的财产社会化，农民则要把它来瓜分；工人要把皇宫与花园作公用，而农民为了没有办法瓜分这些东西，便把皇宫烧了，花园捣毁了；工人打算着以一国的范围并且照着一个计划来解决各种问题，农民却以地方的范围来解决问题，并且对于一个从上级机关来的计划，取仇视态度等等。
我们知道一个农民也能够把自己提高到社会主义的观点。在无产阶级统治之下，有更多的农民群众，在社会主义之精神中教育着，生长着，但这需要时间，要十年甚至数十年。当我们研究革命的内在阶段时，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与农民之个人主义的冲突时常非常尖锐。
但是，中国红军的领袖除了共产党员以外，没有别人，这不是事实吗？这仅仅的一点。是不是就把农民队伍与工人组织起冲突的可能性免除了呢？不，那是免除不了的。事实是这样，个别共产党员站在农民军队之首，并不能够变更农民的社会性质，即使这一共产党员印有确定的无产阶级印记。中国的情形怎样呢？在红军中的共产党领袖之间，无疑地仍有许多失掉阶级性的知识分子与半知识分子，他们都没有经过无产阶级斗争的严格训练，他们在二三年来的过程中，是过着游击队指挥与委员的生活，他们从事战争，攻城略地等。他们吸收着环绕他们的环境里的精神：同时红军中共产党的积极份子，无疑地是包含着农民，他们完全诚实地认自己为共产党员，但他们在实质上仍是些革命的穷人与革命的小有产者。谁照着名称与标准而不根据社会的事实来判断政治，没有不失败的。尤其当事情牵涉到手中有武器的政治的时候，这种判断，更是重要。真正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我们不能忘记，中国工人阶级在过去四年间，是被压迫的与不定型的状态之下，只不过到最近才显示出复活的信号。共产党坚固地依靠在城市无产阶级的精华上，努力经过工人去领导农民战争，这是一件事。而几千的革命者，或者是几万的革命者，他们或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或者只担着这样一个名义，没有严格的从无产阶级那里来的拥护，只保持农民战争的领导权，这完全是另一件事。这正是目前中国的情形，这情形正极度地增加着工人与武装农民之间冲突的危险。无论如何，资产阶级的挑拨是不会没有，这是我们可以确信的。
在俄国的内战时期，无产阶级已经在国内大部分的地方夺得了政权，斗争的领导权还是握在一个坚强的精练的党的手中，中央集权的红军的全部指挥机关，是在工人手中。虽然如此，当红军胜利地进入农民队伍的地方之后，那比红军弱得多多的农民游击队，时常和红军冲突起来。
在中国情形根本不同，且完全不利于工人。中国最重要地域的政权，是在资产阶级的军阀手中，另一些区域是在武装的农民之手。无产阶级的政权还没有。工会是软弱的。党在工人中的影响并不重要。因胜利而得意的农民军队是站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之下，他们自称『红军』，就是他们要把自己认做苏维埃的武装势力。其结果是中国的革命农民，经过它的统治层的中介，似乎预先取得那在本质上是应该属于中国工人之政治的与道德的价值。所有这些价值，在某一个时候会转成反对工人的东西，这不是很可能的吗？
自然，贫农——在中国，他们占极大多数——假使有政治思想（这些只有一小部份），他们会忠实地情感地要求着与工人来联盟和交朋友。但是农民，即使有着武装，仍是不能领导一个独立的政策的。
农民所占的地位，普通是中间的，犹豫的和踌躇不决的，在紧急关头的时候，或者跟无产阶级跑，或者跟资产阶级走。农民走向无产阶级去的路，并不是很容易的，只有在许多错误和失败以后才可以找到。农民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桥梁，系由城市小资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所组织成，那些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时常会在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旗帜之下前进。
中国红军的指挥层无疑已养成了自身的指挥者的心理。没有强固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那末要控制那指挥层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指挥官与委员在地位上既然威权高于一切，在占领的城市中，更会看不起工人。工人的要求，在他们看来，不是觉得不得当，便是认为不识相。我们还不能忘记这样一些『小事』，即在城市中，战胜的军队的军官和官员，并不驻搭在无产阶级的陋巷中，而是住在城中最好的房屋里，住在资产阶级的别墅里，而所有这些都能够使农民军队的上层，容易觉到自己『是有文化的』和『受过教育的』阶级中之一部份，并不是无产阶级。
这样，在中国，那成分上是农民而领导者是小资产阶级的军队，和工人冲突的原因和理由，不但没有消除，而且所有的环境都是使这些冲突极度地可能，甚至不可避免。还有，这里中国无产阶级占优势的机会，比起俄国无产阶级当时的情形，是不利得多。
从理论和政治方面看来，斯大林官僚派把这种矛盾的情形，藏在工农『民主专政』口号的毡子之下，使危险加倍地增长起来。我们还能构想出一个比这外形更诱人，而实质更恶劣的陷阱吗？不肖门徒们的思维过程，不是经过社会学概念的中介，而是用陈旧的辞句。形式主义是官僚的特性。
俄国民粹派因此骂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要农民』，不在乡村里做工作等等。对于这，马克思主义者的答复是，『我们由唤醒和组织先进的工人，来唤醒农民。』一般地说来，这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唯一的可思议的道路。
中国的斯大林派并不是这样的。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中，他们直接把工农的利益隶属到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之下。在反革命的几年中，他们从无产阶级那里跑到农民那里去了。他们担任了中国社会革命党还是一个革命的政党时代所担任的任务。倘若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几年内，集中它的力量在城市中，在工业里，在铁路上；倘若它维持工会，教育团体与俱乐部；倘若它没有从工人那里分离开，并且教他们知道乡村里在发生些什么事——那么在一般的力量的对比上，无产阶级部分的力量，到今日是会不可比拟地更加良好些。但党在事实上是和它的阶级脱离了。这里，分析到最后，它是伤害了农民，因为，倘若无产阶级仍继续留在不重要的地位上，没有组织，没有领导，那末农民战争即使完全胜利了，也将不可避免地进入一条死胡同里去。
在中国过去，每个胜利的农民革命，结局都是创造一个新的朝代，其结果，便出现了一群新的大富翁。农民运动限在这一循环内。在现在的情形之下，农民战争的本身，倘若没有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直接领导，只能把政权过渡到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的政党，一些『左派国民党』，或者什么『第三党』等等。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和蒋介石的国民党很少分别。而这个就是要用民主专政的武器，向工人来一个新的进攻。
那末，结论是应该怎样呢？第一个结论是应该这样：我们必须大胆地公开地照着事实原来样子来看它。农民运动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因素，因为它是反对大地主、军阀、农奴制和高利贷的。但是在农民运动的本身，是有着很强的私有性与反动倾向的，并且在相当阶段，它会仇视工人的，因为早已有了武装，会更增加这种仇视。谁忘记了农民的两重性，谁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先进的工人必须在真实的社会过程中认清『共产主义』的名称与旗帜。
『红军』的动作必须给以严重的注意，我们必须向工人们有系统地说明农民战争之方向，意义与前途；而无产阶级的目前要求与任务，必须与解放农民的口号联系起来。
在我们自己观察的基础上，我们必须极仔细地从各种报告及别的文件中，研究农民军队的过程的内部生活，和他们在占据区域所建立的制度。我们必须从活的事实中发现矛盾的阶级倾向，并清楚地向工人指出，那种倾向我们是拥护的，那种倾向我们是反对的。
我们必须特别留心红军与当地工人的相互关系。他们之间甚至有一点小小的误解，我们都不能忽视。在某些城市与地方的组织内的冲突，即使是尖锐，表面看来似乎是无关重要的局部事件，但是在事变更向前发展时，阶级的冲突会闹到全国范围，而把革命倾覆。就是那被资产阶级欺骗着的农民，会对工人来一次新的摧残。革命的历史是充满了这一类例子的。
先进的工人愈是明白地理解无产阶级、农民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之活的辨证法，他们将愈加抱有信心地找最接近自己地一部份农民与之联合，他们也更成功地在农民军队自身和城市中，抵制反革命的煽动者。
工会和党的中心，必须建立起来，先进的工人必须教育起来；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必须团结在一起，进入战争中去。
我们要向正式共产党全体党员解说与辩战。这是非常明白的，为斯大林派小组织领导入歧路的共产党先锋份子，是不能立刻就理解我们的。官僚们将对我们对农民的态度，作『革命』狂吠，也许甚至会说我们『仇视』农民（切尔诺夫从前时常骂列宁仇视农民）。当然，这种叫骂并不能扰乱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之前，我们警告着蒋介石的政变的时候，斯大林骂我们仇视中国的国民革命。事实已显出了谁是对的。此时事实也将要给以证验。在目前阶段上左派反对派还太弱，不能转移事变到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方向。但是即在现在，左派反对派已经足有力量把正确的路线指给工人，并且依据着阶级斗争的更向前进展，把左派队派的正确及其政治的识见，显示给工人。只有这样，一个革命的政党才能建立起信仰；只有这样，它才能生长，逐渐强壮，并领导一国的民众。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二日于普林基博岛
再者：为了要以最大的明了表示我的意见起见，我把下面一个在理论上完全可能的变化，描绘出来。
我们且假定中国左派反对派在最近的将来，执行了广阔而成功的工作于工业无产阶级群众中，并且在其中得到优势。同时，正式党则继续集中其全副力量于『红军』上，及农民区域中。于是便有一个像这样的时候到来：农民军队占领了工业中心，并且弄到和工人面对面地对立起来。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之下，中国的斯大林派将要怎么办呢？这是不难预见的，他们是要使农民军队以仇视的态度，攻击『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换一句话来说，他们是要使武装农民攻击先进的工人的。这是俄国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所干的把戏。他们失掉了工人，便在兵士中间努力工作，以支持自己，鼓动兵营反对工厂，武装农民反对工人布尔什维克。克伦斯基崔连脱里与丹，他们向来不直捷了当的标明布尔什维克是反革命派，而叫它是反革命的『不自觉的帮手』或『非意识的代理人』。斯大林派对政治术语的应用，更无所选择；但倾向是相同的：恶意地引诱农民即一般小资产阶级分子来攻击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官僚的中央派和中派一样，是一个没有独立的阶级支柱的。但是在他作反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斗争时，不得不乞助于右派，就是乞助于农民及小资产阶级，使他们和无产阶级作对。这样，两个共产主义的小派别，斯大林派和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斗争，其本身将具有一个内在的倾向，转变为阶级斗争。中国革命事变的发展，会使这种倾向达到一种结局，就是斯大林派领导的农民军队，和列宁派领导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之间的国内战争。
倘若，为了中国斯大林派而使这样的惨剧实现起来，其意义将是这样，斯大林派和左派反对派不再是共产主义内的小派别，而变成了两个敌对的政党，因为各个的阶级基础已经不同了。
虽然，这样的一个前途是不可避免的么？不，我并不以为如此。在斯大林派的组织内（正式中国共产党）不但有农民，即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并且有无产阶级的倾向。这是极度重要的，左派反对派必须设法和斯大林派内的无产阶级份子建立连系，发挥他们对于『红军』的马克思主义的估计和无产阶级及农民间之一般的相互关系。
无产阶级之先锋队维持着它的政治独立，始终如一地预备实现与革命的民主主义者的联合行动。一方面我们拒绝承认武装的农民队伍和红军是一个东西，我们又不忽视共产主义的旗帜之下掩盖农民运动以内的小资产阶级的内容的事实，我们在另方面要完全明了农民战争的巨大的革命民主的意义，我们要告诉工人使明了这意义，我们亦要以全付力量和农民组织完成必要的军事联盟。
因此，我们任务的内容，不但不允许那依靠着武装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命令无产阶级，并且要预备和获得无产阶级对农民运动的领导，特别是领导它的『红军』。
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愈是明白认识政治环境，及从这环境中产生出来的任务，他们就愈是坚持地执行和正式党及其领导下之农民运动联合战线之政策，他们就愈能必然地成功。不但保护革命避免农民与无产阶级的可怕的危险冲突，实现这两个革命阶级之间的必要的共同行动，并且转变他们的联合战线为走到无产阶级独裁的历史的步骤。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六日于普林基博岛
[注一] 一九三一年五月，中国托洛茨基派四组织统一后新选的中央委员会，除总书记陈独秀一人外全体被捕。——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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