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十月的教训》（1924.9.15） 十月起义和苏维埃的“合法地位” 在九月里，在民主会议期间，列宁要求直接转入起义。他说：“既然要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对待起义，也就是像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那末同时我们就应当不放过一分钟，立即组织起义队伍的司令部，配置力量，把可靠的部队调到最重要的据点去，包围亚历山大剧院，占领彼得巴甫洛要塞，逮捕总参谋部和政府的官员，派遣那些宁可战死而不让敌人向市中心推进的队伍去抵御士官生和野蛮师；我们应当动员武装工人，号召他们进行最后的殊死战，一开始就占领电报局和电话局，把我们的起义司令部设在中央电话局旁边，用电话把它同所有的工厂、团队、武装斗争地点等等联系起来。当然，这不过是大概地谈谈，以说明在目前这个时期不像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就不是忠于马克思主义，就不是忠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中文版第9—10页) 这样提出问题，原是预计通过党的途径并以党的名义来准备和完成起义的，以便随后由苏维埃代表大会来总结这项胜利。中央委员会没有接受这项建议。起义被引上苏维埃的道路，而且在宣传上把它同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联系起来。这次发生的意见分歧需要详细阐明，然后这次意见分歧自然就不会落于原则问题的范围，而属手纯粹技术问题的范围，尽管这技术问题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 前面已经谈过，列宁对于拖延起义是十分担心的。由于党的上层曾经表现过动摇，所以那种在形式上把革命同即将举行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联系起来的宣传，在列宁看来就是一种不能容许的延期，一种对犹豫不决态度的让步，一种对犹豫不决分子的让步，一种对时机的放过，一种直接的罪行。从九月底起，列宁就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个问题。 九月二十九日，列宁写道：“在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和党的上层中，存在着一种倾向或一种意见，主张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反对立即夺取政权，反对立即举行暴动。必须打倒这种倾向和意见”。十月初，列宁写道：“拖延是一种罪行，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是一种玩弄形式的儿戏，是一种玩弄形式的恶作剧，是背叛革命”。十月八日列宁在为彼得格勒代表会议所写的提纲中说：“必须反对对宪政抱幻想，必须反对对苏维埃代表大会抱希望，必须放弃必须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那种成见”，等等。最后，十月二十四日，列宁写道：“现在再拖延暴动，已经真正等于死亡，这是最明显不过的事。”接着他又写道：“历史将不宽恕那些革命者拖延时机，他们本来可以在今天赢得胜利(而且他们一定能在今天胜利)，可是却去冒明天失掉许多良好条件的危险，冒失掉一切的危险。” 所有这些信件，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在革命的钢砧上锤炼出来的，对于说明列宁和估计时机具有特殊的意义。贯穿这些信件的基本思想就是不满、反对、愤恨那种对待革命的宿命论的、等待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的态度，那种把革命看成为没完没了的事情的态度。如果一般地说时间是政治的重要因素，那么，时间在战争中和革命中的作用将增长百倍。可以在今天做的事就完全不广定也都可以在明天做。今天可以起义、打倒敌人、夺取政权，而明天就会不可以。要知道，夺取政权就是扭转历史的舵把。有人会问：难道这种行动可以决定于二十四小时这样一段时间吗?是的，可以的。当局势已发展到武装起义的时候，行动就已经再不能用政治的长尺来衡量，而是要用战争的短尺来衡量了。放过几个星期，几天，有时甚至一天，在一定的条件下，完全等于出卖革命，等于投降。如果列宁不这样担心，不施加这种压力；不提出这种批评，不这样激烈地并具有革命热诚地对一些人表示不信任，那么，党或许就不能在决定性的时机中整顿好自己的阵?，因为当时党内上层的反抗非常剧烈，而司令部在战争中、尤其是在国内战争中是起很大作用的。 但同时十分明显的是：在准备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掩护下，并且在保卫这次代表大会的口号下来准备和举行起义却给我们提供了不可估量的优越性。自从我们彼得格勒苏维埃拒绝执行克伦斯基关于把三分之二卫戍部队调往前?的命令时起，我们实际上已经进入武装起义状态。当时不在彼得格勒的列宁，未能估计到这件事实的全部意义。据我的记忆，在他当时所有的文件中，对于这种情况就没有提到一个字。可是，当我们反对调走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十月十六日)，向所有部队和机关派出自己的委员，从而不仅完全孤立了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也完全孤立了政府的时候，十月二十五日起义的结局已经预先决定了至少四分之三。实质上，我们当时进行的就是武装起义，这是彼得格勒团队反对临时政府的武装起义(尽管是不流血的)，它是在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下，并且在准备保卫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口号下进行的，而这次代表大会正应该决定关于政权的命运的问题。列宁之所以建议在莫斯科开始起义，以及据他的估计在那里可以保证不流血而赢得胜利，正是由于他当时处于地下，没有可能估计到自从十月中旬最初几天首都卫戍部队“平静地”起义以后，所有士官和军官已经不只在情绪上，而且也在组织关系上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自从营队根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拒绝离开首都而且当真没有离开的时候起，我们在首都的起义已经取得了胜利，只不过上面还稍微留着一些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形式的残余罢了。十月二十五日的起义只具有补充的性质。正是因为这个原故它进行得才很顺利。与此相反，在莫斯科进行的斗争则具有较为持久和流血的性质，尽管当时在彼得格勒已经建起了人民委员会的权力。十分明显，假定在彼得格勒革命以前，就先在莫斯科开始起义，那么，这个起义必不可免地将具有更为持久的性质，而且它的结局也是极其没有把握的。可是，要知道，莫斯科的失败势将严重地影响彼得格勒。当然，即使走这条路也决不是完全没有胜利的可能。但是，起义实际上所走的那条路，却是更经济得多，更有利得多，更成功得多。 我们之所以有可能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使夺取政权这一行动迁就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只不过因为“平静的”、几乎是“合法的”武装起义——至少是在彼得格勒——已经即使不是十分之九地、也是四分之三地既成事实了。我们把这次起义称为“合法的”，是指它是从两个政权并存的“正常”条件中产生的。当妥协派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也曾经不止一次地发生过苏维埃检查或纠正政府决议的事。这种做法，似乎成了以克伦斯基苛政之名写入史册的那个制度的宪法中的一项规定。我们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掌握政权以后，只是继续了并加深了两个政权并存的方式。我们主动地检查了关于调走卫戍部队的命令。这样一来，我们就利用合法的两个政权并存的传统和方式掩护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实际起义。不仅如此，我们在宣传中使夺取政权这一行动形式上迁就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发展和加深了已经形成了的两个政权并存的传统，从而明确了苏维埃的合法地位，以便在整个俄国举行布尔什维克起义。 我们没有用苏维埃宪法的幻想去麻痹群众。因为我们是在争取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口号下把革命军队争取过来，并在组织上把他们巩固起来的。同时，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敌人——妥协派引入苏维埃合法地位的圈套，而且其效果比预期的更大。在政治上、特别是在革命中使用诡计，总是危险的。说不定骗不了敌人反而使跟着你走的群众堕入迷途。我们那次的“诡计”，却是百分之百地成功了。这是由于这个诡计并不是一些要避免国内战争的自作聪明的战略家们故意想出来的。这个诡计是妥协主义制度解体的条件自然造成的，是妥协主义制度的一些极严重的矛盾自然造成的。临时政府想把卫戍部队调开，兵士却不愿意到前才去。我们使这种自然的不愿情绪带上政治色彩、具有革命目的并披上“合法”外衣。这样，我们就保证了卫戍部队内部非常一致，并且把卫戍部队同彼得格勒的工人紧密地联系起来。而我们的敌人由于处境濒于绝望、思想陷于混乱反而情愿把苏维埃的外衣看做是真情实况。既然他们想受骗，我们也就十足地对他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我们同妥协派之间进行了争取苏维埃合法地位的斗争。在群众的意识中，政权的来源是苏维埃。克伦斯基、策烈铁里、斯科别列夫都是从苏维埃出来的。我们也是以我们那个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基本口号而同苏维埃紧密地联系着的。资产阶级从国家杜马接受政权。妥协派从苏维埃接受政权，为的是使苏维埃趋于消灭。我们也是从苏维埃接受政权，却为的是把政权转交给苏维埃。妥协派还没有中断苏维埃的继承性，就赶忙架起一座由苏维埃到议会制度的桥梁。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召开了民主会议并组成了预备议会。苏维埃之参加预备议会，好像是批准了这种路线。妥协派企图用苏维埃的合法地位做钓钩，去捕捉革命，以便在捉到以后把它拖上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道路。 不过，我们也同样注意利用苏维埃合法地位。在民主会议结束的时候，我们迫使妥协派同意召开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一方面，他们既然不放弃苏维埃合法地位，他们就不能反对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另一方面，他们不能不看到，这次代表大会，从它的组成来看，对他们是没有什么好处的。这样一来，我们就更为坚决地推崇这次代表大会，把它看做是国家的主宰，并且把我们的一切准备工作同拥护和保卫苏维埃代表大会使之不受反革命的必不可兔的攻击这一工作结合起来。如果说，妥协派是通过从苏维埃产生出来的预备议会以苏维埃合法地位来对付我们的话，那么，我们也是以同样的苏维埃合法地位去对付他们，但却通过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由党夺取政权这个赤裸裸的口号下安排武装起义——这是一回事，而在保卫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权力这个口号下先作准备然后再实现起义，——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样看来，使夺取政权达一行动迁就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决不是天真地希望代表大会本身当真能解决政权问题。我们根本不存在这种对苏维埃形式的偶像崇拜心理。夺取政权的一切必需工作，不仅是政治工作，而且也包括组织工作和军事技术工作，在当时都是全力以赴的。但是仍旧是用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这个借口作为进行这些工作的合法外衣，因为这次代表大会应当解决政权问题。尽管我们在全?进行进攻，可是却保持着防守的假像。恰恰相反，临时政府——如果它当真决心认真防守的话——则势必攻击苏维埃代表大会，禁止它的召开，从而使对方抓到一个对临时政府最为不利的理由去进行武装起义。不仅如此，我们不只使临时政府在政治上处境不利，而且干晓麻痹了它那本来已经迟钝的思想。这些人当真相信，我们所致力的是苏维埃议会制，是召开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要通过一项关于政权的新决议，——发挥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决议的精神，——然后，政府就可以拿预备议会和即将举行的立宪会议作为借口来拒绝这项决议，从而使我们陷于尴尬的地位。最聪明的小市民才子们正是朝着这个方向设想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克伦斯基笔下找到确切无疑的证明。克伦斯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到十月二十四日半夜他如何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同唐恩和另外几个人很激烈地争论当时已经全面展开了的起义。克伦斯基写道：“首先，唐恩对我说，他们对情况的了解此我清楚得多。他说，我是受了我的‘反动司令部’报告的影响而把事态夸大了。随后，他又说，共和国苏维埃大多数通过的决议尽管有伤‘政府的自尊心’，却非常有用处，而且对于‘转变群众情绪’十分重要。他说，这项决议的效果‘已经产生了’。他又说，现在布尔什维克宣传的影响，将‘很快地减小’。据他说，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在同苏维埃中大多数的领袖们谈判的时候，曾表示情愿‘服从苏维埃大多数的意志’。他们准备‘明天就立即’采取一切方法去扑灭那个‘违反他们愿望并且未经他们批准而爆发起来的’起义。最后，唐恩先提到布尔什维克‘明天就立即’(都是明天！)解散自己的军事司令部，跟着就告诉我说，我所采取的压制起义的一切办法，只会‘刺激群众’，而且，一般说来，我这种‘干涉’只会‘妨碍苏维埃中大多数的代表顺利地同布尔什维克进行消灭起义的谈判’。……为了能充分说明当时的情况，必须补充的是：正好在唐恩向我做这种得意的报告的时候，‘赤卫队’的武装队伍已经把政府机关一个接着一个地占领了。而且几乎恰好在唐恩和他的几位同志离开冬宫的时候，宗教信仰部总长卡尔塔塞夫从临时政府开完会回家，在百万大街被逮捕了，并立即被押送到斯莫尔尼去。而唐恩也正要回到斯莫尔尼去同布尔什维克继续和平谈判。必须承认，当时布尔什维克的行动是有很大魄力的，而且手腕也不低。在起义已经热火潮天，而‘红军’已经在全城行动起来的时候，一些事先专门派好了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很成功地设法使得‘革命民主派’的代表们陷于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境地。这些手腕高超的人，整夜在无休无尽地争论着各式各样的方案，好像必须用这些方案做为调解和消灭起义的基础。布尔什维克利用这种‘谈判’的方法，使自己赢得了大量的时间。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战斗力量却没有及时地动员起来。这一点恰恰是须要追究的啊！”(克伦斯基：《久远的回忆》，第197-198页) 不错，这一点是需要追究的！从上面这种情况来看，妥协派十十足足地上了苏维埃合法地位的当。克伦斯基猜想，好像有一些事先专门派好了的布尔什维克故意以即将消灭起义为辞，去迷惑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事实上，积极参与谈判的那些布尔什维克确实打算消灭起义，并且很相信各党派协商成立的那种社会主义政府的形式。可是，在客观上，这些谈判使者却毫无疑义地对起义有一定的功绩，因为他们是以自己的幻想培养了敌人的幻想。然而，他们之所以对革命有这样的功绩，则完全由于党不顾他们的劝告和警告而勇往直前地把起义引导到彻底的胜利。 要使这样一次广泛而繁剧的战斗运动获得胜利，必须有各种大大小小的，完全异常的情况的配合。首先，必须有不愿继续作战的军队。假使到革命时期我们没有一支破碎的、怀着怨望的、数以千百万计的农民军队，那么，革命的整个进程，特别是在革命的最初时期，即从二月到十月，将会呈现出完全另外一幅情景。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讲过了。只有在这些条件下，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进行的试探才能成功，而这次试探也就预先决定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这是一种使“不成熟的”而且几乎预先不能察觉的起义同保卫苏维埃合法地位不受科尔尼洛夫分子破坏的特殊的结合，但要把这种结合升华为一种规律，那是谈不到的。恰恰相反，可以肯定地说，这种经验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不会再重复了。但是，仔细地研究它还是必要的。通过研究，可以开阔每个革命者的眼界，使他晓得：在明确提出任务、正确估计局势、具有斗争到底决心的条件下，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和手段可资运用的。 莫斯科的起义具有比较持久的性质，而牺牲也比较大。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莫斯科的卫戍部队没有能够像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那样由于调往前?的问题而受到革命的锻炼。我们已经说过，现在再重复说一下，彼得格勒的武装起义是分为两步进行的。第一步在十月前半月。那时，彼得格勒团队服从苏维埃所制定的完全符合他们自己心情的决议，顺利地拒绝执行总司令部的命令。第二步在十月二十五日。这时所需要的只是一种不大的补充性质的起义，以剪断二月政权的脐带而已。至于莫斯科的起义，则是一步进行的。这也许就是它具有持久性质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领导不够坚决。我们看到，在莫斯科曾经由军事行动转为谈判，然后，再由谈判转回到武装斗争。如果说，那种能使被领导者的情绪受到影响的领导者的动摇一般来说在政治上是有害的话，那么，在武装起义的条件下这种动摇就有致命的危险。统治阶级已经对自己的力量失掉信心(不这样，就根本不能指望胜利)，但是，国家机器依然在他们手里。革命阶级的任务是掌握国家机器。为了这个目的，革命阶级必须对自己的力量有信心。党既然把劳动者引上起义的道路，就应该由此做出必要的结论。“既然作战，就行军法”：在战争中此任何其它地方都更不容许动摇和错过时机。战争是用短尺来衡量的。原地踏步，哪怕是几小时的时间，也会使统治者恢复一部分自信心，而使起义者失掉一部分自信心。可是，要知道，正是这一点直接决定对起义结局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对比。必须用这种观点一步一步地结合政治领导去研究莫斯科军事行动的进程。 把在特殊条件下进行国内战争的其它一些地点提出来加以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些地点，由于民族因素，情况就更复杂些。在细致分析实际资料的基础上来进行这种研究，一定能大大地丰富我们对国内战争一套办法的概念，从而使我们易于归纳出一些具有相当一般性的方法、规则和方式，把它们列为一种国内战争的“条令” [2] 但是在通过这项研究做出某些结论之前，我们可以说，外省国内战争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彼得格勒国内战争的结局所预先决定了的，尽管在莫斯科发生了意外的阻延。二月革命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临时政府把它承继下来，却没有能力把它更新或加强。结果，二月和十月之间的国家机器，在行动上就成了官僚主义惰性的残余。外省的官僚习惯于向彼得格勒看齐，他们在二月这样做了，在十月又是这样做了。使我们占了很大便宜的是：我们准备推翻的那个政治制度还没有来得及完满建成。“二月”国家机器的极端不稳定和缺乏自信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工作，使革命群众和党本身增加了自信心。 德国和奥国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九日以后，也产生了与此相同的情况。但是，在那里，社会民主党弥补了国家机器的缺陷，从而帮着建立起了资产阶级共和政体。这个政体到现在也无论如何不能称为稳定的范例，然而，它自产生以来，毕竟已经存在六年了。至于其它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就不会有这种优越性，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不会这样接近。他们的二月革命已经落在后面很远了。诚然，在英国还保留有不少封建残余，可是却谈不上在英国会有什么独立的资产阶级革命。英国国内的君主政体、贵族等等要到英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才能一扫而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将是完全建成的资产阶级国家。但这还不是说，将是稳定了的国家机器，因为无产阶级起义的可能性本身是以资本主义国家解体的极为深刻的过程为前提的。如果说，我国的十月革命是在同一个在二月革命以后还未来得及完满建成的国家机器的斗争中展开的话，那么，在其它国家里，起义的对象将是一个正处于逐渐解体状态中的国家机器。 一般来说，可以这样设想，——我们在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上，已经讲到这一点了，——在各个老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在十月革命以前的抵抗力量通常要比在我国大得多，无产阶级取得胜利比较困难，但是，只要它取得政权，就能保证它立即有一个比我们在十月革命后第二天所有的稳定得多并巩固得多的地位。我们的国内战争只是当无产阶级在主要城市和工业中心夺得政权以后才真正展开的，并且在苏维埃政权的前三个年头还延续着。许多情况都说明，在中欧和西欧各国夺取政权要困难得多。可是，一旦取得政权，则无产阶级的行动将无比地更为自由。当然，这种对未来的设想是有条件的。它将大都决定于欧洲各国革命发生的顺序，外国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当时苏联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等等。尽管如此，我们基本的和在我们看来是无可争辩的意见却是：在欧洲和美洲，夺取政权这一行动本身将遭遇到比起我国来要大得多、严重得多、顽强得多、并有计划得多的各国统治阶级的抵抗。因而，就更要求我们在事实上把武装起义(一般地说是把国内战争)当作一种艺术来看待了。 [2] 参看托洛茨基：《国内战争问题》，一九二四年九月六日第二O二期《真理报》。——托洛茨基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