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一九零五 《1905年》第一版序言[1] （1922年1月12日） 1905年事件是1917年革命剧的有力序幕。在反动派取得胜利的多年时间里，1905年在我们的意识中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是俄国革命。现在它虽然失去了这种独立性，但一点也没有降低它的历史意义。1905年革命是从日俄战争中直接发展起来的，就像1917年革命是帝国主义大屠杀的直接产物一样。因此，无论就起源和发展来说，序幕本身包含了我们现在作为其见证人和参加者的那出历史剧的一切成分。但这些成分是以一种简单的、未展开的形式包含在序幕之中的。1905年在斗争舞台上表演的各部分力量，现在被1917年事件的反光照耀得比以前更为清晰。红十月（我们当时就是这样称呼它的）经过12年发展成了另一个更强大无比的、真正胜利的十月。 在1905年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优越性，这就是在革命序幕的时期，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已经用认识历史过程的科学方法武装起来了。这样便有可能从理论上来搞清楚那些历史的物质过程只给予某些暗示的关系。南俄1903年的混乱的7月罢工已经提供了作出下列结论的材料，即俄国革命的基本方法是那种随后转变为武装起义的无产阶级的总罢工。明显地证实了这一预测的1月9日事件，要求具体地提出革命政权的问题。从这时起，在当时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尖锐地提出了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内部阶级动力的问题。正是在1905年一月九日事变到十月罢工这个期间，本书作者对于俄国革命发展的性质形成了获得“不断革命”论名称的那些观点。这个奇妙的名称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直接摆在俄国革命面前的虽然是资产阶级的目的，可是它不能停留在这些目的上面。除非使无产阶级执掌政权，革命就不能解决它当前的资产阶级任务。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又不能以革命的资产阶级范围来限制自己。恰恰相反，无产阶级先锋队正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胜利，还在它统治的初期，就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在这种情形下，它不仅会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在由于历史的必然性而突破了俄国革命狭隘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之后，胜利的无产阶级将不得不突破其民族国家的范围，也就是应当自觉地力求使俄国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序幕。 虽然事隔12年，但这个估计被全部证实了。俄国革命不能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来完成。它必须把政权交给工人阶级。如果说工人阶级在1905年还无力夺取政权，那么它的壮大和成熟不是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是靠六三政变[2]后在沙皇制度下进行的地下活动。无产阶级凭借其老一辈在1905年获得的经验，在1917年掌握了政权。青年工人应当掌握这些经验，应当知道1905年的历史。 ※ ※ ※ 我决定收入两篇文章作为本书第一部的附录，其中一篇是评论切列万宁一书的，曾于1908年在考茨基的《新时代》杂志[3]上发表过，另一篇是论证“不断革命”的理论并同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占优势的观点进行论战的文章，曾在波兰党刊上发表过（好像是在1909年），这个刊物的鼓舞者是罗莎•卢森堡[4]和利奥•约吉希斯[5]。我觉得，这两篇文章不但有助于理解紧接第一次革命后到来的那个时期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的思想斗争，而且也会使今天的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得到澄清。夺取政权绝不像庸人所认为的那样，是1917年10月的即兴之作，而胜利的工人阶级实行工厂国有化，也绝不是不听从孟什维克及时警告的工人政府的“错误”。这些问题15年来经过讨论，原则上得到了解决。 围绕俄国革命性质问题的斗争，在那个时期就已经超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范围，吸引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先进分子。孟什维克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在切列万宁的书中得到了最认真的，即最平淡的、最直率的叙述。德国的机会主义者在那时就已抓住了它。按照考茨基的建议，我在《新时代》上发表了对切列万宁一书的评价。考茨基当时完全同意这个评价。他本人像已经去世的梅林[6]一样，是坚持“不断革命”的观点的。考茨基现在倒把自己算作孟什维克。他想把自己的过去贬低到自己现在的水平。但是这种由于理论上的肮脏心思而进行的伪造，却遇到刊印文件的作难。考茨基在其从事科学著作活动的最好时期里所写的东西（如他对波兰社会主义者柳斯尼亚的答复，他关于美国和俄国工人的研究文章，他对普列汉诺夫征询关于俄国革命性质的意见的答复，等等），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对孟什维克主义的无情批驳和对布尔什维克以后的革命策略在理论上的有力辩护，但是以现在的考茨基为首的一伙蠢人和叛徒却指责布尔什维克是冒险主义、蛊惑煽动和巴枯宁主义[7]。 我把《为政权而斗争》一文收入本书作为第三个附录，这篇文章于1915年发表在巴黎的《我们的言论报》上，其目的是要论证这样一种思想，即在第一次革命时显然已经初具轮廓的政治关系，应当在第二次革命中最终形成。 ※ ※ ※ 关于形式民主问题，在这本书中同在它所总结的运动中一样，还缺乏必要的明确性。因此毫不奇怪：我们党即使在10年以后的1917年，在这个问题上也仍然不十分明确。但是这种模糊不清或阐述不完整的情况本身毫无原则意义。我们在1905年就把民主的神秘主义拒之于十万八千里之外；我们所设想的革命进程不是绝对民主准则的实现，而是各阶级为了自己暂时的需要利用民主口号和设施而进行的斗争。我们在当时直接提出了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口号，我们不是从“民主”选举统计的希望中，而是从各阶级的相互关系中得出必须夺取政权的结论。彼得堡的工人们早在1905年就已称自己的苏维埃是无产阶级政府了。这个称呼当时已经广泛通用，并且列入了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纲领。同时我们提出了广泛的政治民主的纲领（普选权、共和国、民兵制等等）来同沙皇制度对抗。我们也不可能有别的做法。政治民主是使工人群众开展的一个必要阶段，需要说明的极重要的一点是：在一种情况下，他们度过这个阶段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而在另一种情况下，革命形势使群众摆脱政治民主的偏见，要比在实际上实现这些政治民主的设施还早些。俄国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国家制度（1917年3月至10月），在民主还没有来得及取得完善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形式的时候，就已使民主声名扫地了。但就是在这个直接处在无产阶级变革之前的时期，我们虽然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而在形式上却仍在民主的口号下前进，我们不但不给群众而且也不给自己最终回答这个问题：如果形式民主的齿轮同苏维埃制度的齿轮不相吻合，那会怎么样呢？在写这本书的时代，同更晚得多的克伦斯基[8]执政时代一样，任务的本质对我们来说就在于工人阶级要实际掌握政权，——这个过程的形式的、法律的方面退居到了很不重要的地位，而在还面临着以战斗来克服物质障碍的时候，我们干脆就没有花力气去解决形式方面的矛盾。 解散立宪会议就是以革命的粗暴的方式来实现本来可以通过推迟和适当筹备选举就能达到的目的。然而正是这种藐视按法律手续进行斗争的态度，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革命政权的问题，而用无产阶级的武力解散立宪会议也同样要求完全重新考虑民主与专政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样做，无产阶级国际归根到底只会取得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胜利。 ※ ※ ※ 本书的来历简单地说就是这样。它是1908—1909年于维也纳为德累斯顿出的德文版而写的。德文版的基础是俄文版的《我们的革命》（1907年）的某几章，但已作了很大的改动以适应外国读者。本书大部分是重新写的。现在只好一部分根据保存下来的俄文手稿，一部分通过从德文版翻译来恢复原样。同时我得到了鲁麦尔同志的帮助，他非常仔细地做了这件工作。全文都经过我的审阅。我相信读者将不会遇到那些在我们出版物中司空见惯的错误、错字、曲解和误植。
[1] 《1905年》一书于1909年在德累斯顿出德文版，1922年出俄文版。——编者注 [2] 1907年6月3日，沙皇政府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颁布第三届杜马选举法，史称“六三政变”，这以后的政制称“六三政制”。——编者注 [3] 《新时代》杂志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编者注 [4] 卢森堡，罗莎（1871—1919）——波兰、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和德国共产党创始人。1916年参与组织斯巴达克派，1918年改组为斯巴达克联盟，创办《红旗报》。1919年1月15日在柏林被害。——编者注 [5] 约吉希斯，利•（1867—1919）——又名扬•梯什科。波兰和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1919年被害。——编者注 [6] 梅林•弗（1846—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和理论家之一，历史学家。1891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新时代》撰稿，主编《莱比锡人民报》。是斯巴达克联盟领导人之一。参加创建德国共产党。——编者注 [7] 巴枯宁主义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因米•亚•巴枯宁而得名。——编者注 [8] 克伦斯基，亚•费•（1881—1970）——社会革命党人。1917年二月革命后3—5月任司法部长，5—9月任陆海军部长，7月21日起任总理，9月12日起兼最高司令。十月革命胜利后逃亡巴黎，1940年移居美国。——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