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罗莎·卢森堡 -> 《社会改良还是革命？》（1898—1899） 二 资本主义的适应 在伯恩施坦看来，使资本主义经济能够适应的最重要的手段是信用制度、改善了的交通工具和企业主的联合组织。 先从信用说起，信用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有多方面的职能，但是大家知道，其中最重要的是增加生产的膨胀能力，充当交换的媒介和促进交换的进行。在资本主义生产要求无限扩张的内在倾向同资本主义的界限即私人资本的扩张能力发生冲突的地方，信用就插进来，作为用资本主义方式冲破这个界限的手段，把许多私人资本溶合成一个资本——股份公司，并让一个资本家能够支配别人的资本——工业信用。另一方面，信用作为商业作为信用加速了商品交换，也就是说，加速了资本回到生产的时间，加速了生产过程的整个循环。信用的这两个职能对于危机的形成所起的作用是很容易看到的。既然，如大家所知道的，危机是从生产的扩张能力和扩张趋势同有限的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中产生的，那么，照上面所说的情况，信用恰恰是使这种矛盾尽可能经常爆发的特殊手段。首先，信用把生产的扩张能力提高到极大程度，造成使生产不断超越市场界限的内在动力。但它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如果它一度作为生产过程的因素召来了生产过剩，那么，在危机过程中，它又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把自己唤起的生产力更加彻底地摧毁掉。销路停滞的征候刚刚露出苗头，信用就紧缩了。在它不可缺少的地方却抛弃了交换，在它还存在的地方却证明自己不起作有和没有用处，因而在危机过程中，把消费能力缩减到最低限度。 信用对于危机的形成，除了上述两个最重要的后果外，还有许多影响。信用不仅向资本家提供了支配别人资本的技术手段，而且同时刺激资本家肆无忌惮地利用别人的财产，也就是说，去进行大胆的投机。它不仅作为商品交换的不讲信义的手段使危机尖锐化，而且也使危机容易发生和扩大，因为信用把整个交换变成了一个十分复杂的和人为的机构，只用最低限度的金属货币作为现实的基础，因而一个小小的刺激就会引起混乱。 可见，信用根本不是排除危机的手段，也不是哪怕减轻危机的手段，恰恰相反，它对于危机的形成倒是一个特别有力的因素。也不可能不是这样。信用的特殊职能一般地说不外是消除一切资本主义关系中的固定性的残余，处处灌输最大可能的弹性，把一切资本主义的力量变成高度能够扩展的、相互关联的、敏感的能力。因此，危机这个无非是资本主义经济中互相对抗的力量的周期冲突，只能因信用而易于发生和加深，这是非常明显的事。 这同时也把我们引到另一个问题一来了。信用一般说来怎样才能表现为资本主义的“适应手段”呢？通过信用来达到“适应”，不论从什么方面和用什么形式来设想，它的本质显然只能是平衡资本主义经济的某种对立关系，消除或缓和它的某种矛盾，因而在某一点上把束缚住的力量解放出来。可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如果有一种手段可以使它的一切矛盾发展到极端的话，这恰恰就是信用。信用加剧了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之间矛盾。因为它使生产变得极度紧张，而使交换稍为遇到什么情况就陷于瘫痪。信用加剧了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之间的矛盾，因为它使生产脱离所有权，因为它使生产中的资本变成社会的资本，而利润的一部分则采取了资本利息的形式，也就是说，变成了纯粹的财产权名目。信用加剧了财产关系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因为它通过强力剥夺许多小资本家的办法把巨大的生产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信用加剧了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之间矛盾，因为它使国家干预生产（股份公司）成为必需。 总而言之，信用把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主要矛盾复制出来，推动它们达到极端，〔它也暴露出资本主义世界本身的不足，〕加快了它走向自己灭亡（崩溃）的过程。因此，在信用方面替资本主义寻找的第一个适应手段应当是废除信用，撤销信用。像这样的信用，决不是一个适应手段，而是具有高度革命作用的革命手段。正是信用的这种革命的、超越资本主义本身的性质，迷惑人们去制定涂上社会主义色彩的改良方案，使像法国的伊萨克·贝列拉这样的主张信用的一些伟大代表，如马克思所说的，变成一半是预言家，一半是无赖[1]。 经过仔细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二个“适应手段”——企业主联合组织同样也是站不住脚的。在伯恩施坦看来，这些组织通过对生产进行调整可以结束无政府状态，防止危机。从卡特尔和托拉斯多方面的经济作用来观察它们的发展，这还是一个没有被人们研究过的现象。这还是一个问题，只有运用马克思的学说才能解决。但是无论如何下述一点还是明白的。当然，只有当卡特尔、托拉斯等变成近乎包罗一切、居于支配生产地位的生产形式的时候，才说得上通过企业主联合组织防止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但是，卡特尔本身的性质排斥了这种情况的发生。企业主联合组织的最终经济目的和作用，就是在一个部门内部消灭在分配世界市场利润方面的竞争，以便提高这个工业部门在世界市场上所得的份额。而这种组织要提高一个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就只有牺牲别的部门的利益。因此，它恰恰不能成为普遍性的组织。如果它扩展到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它的作用也就消失了。 然而，企业主联合组织即使在它实际应用的范围内所起的作用，也是同消除工业无政府状态恰恰相反的。卡特尔为了在国内市场达到上述提高利润率的目的，通常用那部分为满足国内需求还用不上的闲置资本为国外生产，所要求的利润率要低得多。就是说，它的商品在国外销售时价格比国内低得多。结果，在国外竞争加剧，在世界市场上出现更大的无政府状态。就是说，同愿望恰恰相反，在这方面，国际制糖业的历史就是一个例子。 最后，整个说来，企业主联合组织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现形式，只能被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过渡时期、一定阶段。的确是这样！归根到底，卡特尔本来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手段，是用来制止某些生产部门中利润率的致命下降的。但是，卡特尔究竟用什么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呢？从根本上来说，不过是把一部分积累起来的资本闲置起来，使用的方法同危机时是一样的，不过形式不同而已。但是，这种药方和疾病就像两滴水那样一模一样，只能到一定时期用来治疗小病。当世界市场发展到极限，其地盘已被相互竞争的资本主义各国占满，因而销售市场开始紧缩的时候（不可否认，这样的时机迟早会来到），把一部分资本强行闲置起来的情况就会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致使药物转化为疾病，使已经被这些组织大大社会化了的资本又重新变成了私人资本。尽管在销售市场上为自己寻找一个小小的地盘的可能性日益减少，每个私人资本部分宁愿凭自己的本领去碰碰运气。到那时候，这些组织必然同肥皂泡一样破灭，而让位于大大加强了的自由竞争。[2] 因此，整个说来，卡特尔同信用一样，也是一定的发展阶段，它们归根到底只能使资本主义世界的无政府状态更为加剧，使它的一切内部矛盾暴露出来并趋于成熟。它们使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因为它们把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斗争推到了极端，就像我们特别是在美国所看到的那样。其次它们使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因为它们使组织起来的资本的优势力量以最残酷的方式同工人阶级对立起来，因而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以最尖锐的方式达到了极端。 最后，它们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国际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性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因为它们使普遍的关税战争成为必然伴随的现象，把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对立推到顶端。此外，卡特尔对于生产集中和技术改进等还有直接的、非常革命的作用。 因此，从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后作用来看，卡特尔和托拉斯不仅不是消除资本主义矛盾的“适应手段”，而恰恰是资本主义自己造成的加剧它固有的无政府状态、暴露它内含的矛盾、加速它灭亡的一个手段。 但是，如果说，信用制度、卡特尔这一类的手段并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那怎么会从1873年以来20年之久我们没有看到普遍的商业危机呢？难道这不是一个标志，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至少在主要方面实际上“适应”着社会的需要，而马克思所作的分析已经过时了吗？答案紧跟着问题。伯恩施坦在1898年刚刚把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当作废物抛掉，1900年就爆发了一个普遍性的剧烈的危机，而在七年之后即1907年，一个新的危机又从美国出发扩展到世界市场。因此，资本主义“适应”论早已被响亮的事实驳倒。同时这也证明，有些人只因为看到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两次似乎到了“支付日期”而没有兑现就放弃了这个理论，他们把这个理论的核心同这个理论在形式上的非本质的表面的细节即十年一个周期混为一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60年代和70年代把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危机的周期定为十年，这只是简单地陈述事实，这个事实并不是依据什么自然规律，而是依据同年轻的资本主义的作用范围的跳跃式的扩展联系着的一系列确定的历史情况。〔我们相信，目前世界市场上的平静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 人们习惯于把迄今为止发生的巨大的商业危机看作是马克思用图式分析的资本主义的旧危机。这种图式的最好的证明似乎是大约十年一人生产周期。但是，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一种误解。假如人们仔细考察一下迄今发生的一切巨大的国际性危机的各自不同的原因，他们就会相信，它们全部都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年老体弱的表现，倒不如说是表明它正处在幼年时期的表现。只要稍微思索一下就会立刻明白，在1825年、1836年和1847年，资本主义不可能造成像马克思的图式所描绘的那种周期性的、从完全成熟状态中产生的生产力同市场界限的不可避免的冲突。因为那时资本主义在大多数国家正处在襁褓之中。〕实际上，1825年的危机是大规模投资修筑道路、开凿运河和开设煤气厂的结果。这些事情和危机一样，主要是前十年间发生在英国。接着而来的1836-1839年的危机，同样是大量投资兴建运输工具的结果。1847年的危机，大家知道，是英国狂热地建筑铁路引起的（1844-1847年，也就是说，在三年期间，议会准许签订建筑铁路租让合同价值约达十五亿泰勒！）因此，在所有这三种情况下，危机都是由于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从新建立资本的经济、为资本主义发展奠定新基础引起的。1857年危机的发生是由于欧洲工业突然开辟了美洲和澳大利亚的新的销售市场，而这又是因为发现了金矿，在法国尤其是因为追随英国的足迹大规模地兴建铁路（1852-1856年法国兴建了新铁路价值约十二亿五千万法郎）。最后，1873年的大危机[3]，大家知道，是德国和奥地利开办大工业的直接后果，是这种大工业在1866年和1871年[4]的政治事变之后第一次获得迅猛发展的直接后果。 因此，到现在为止，引起商业危机的原因，每一次都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范围的突然扩大，而不是因为它的活动范围的缩小，也不是因为它的力量已经用尽。至于那些国际性的危机恰恰都是十年重复一次，其本身纯粹是表面的、偶然的现象。马克思关于危机形成的图式，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提出的图式，之所以适用于一切危机，只是因为它揭示了它们的内在结构和它们的深刻的一般原因，而不管这些危机是十年一次、五年一次，还是交替出现，每二十年和八年一次。但是，最有说服力地证明伯恩施坦的理论缺乏根据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最近的1907-1908年的危机恰恰在有名的资本主义“适应手段”——信用、通迅和托拉斯——最发达的国家闹得最凶。〔但是，整个说来，这个图式更为适合于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这里世界市场被设想为现实的东西。只有这样，危机才能采用那种机械的方式重复发生，这种危机，正如马克思的分析中所设想的，产生于生产过程和交换过程的内在的、固有的运动，而不是由生产关系或交换关系中发生突然震动的外部原因引起的。如果我们想一想目前的经济状况，我们无论如何必须承认，我们还没有达到像马克思的图式中所设想的那种发生周期性危机的资本主义成熟阶段。世界市场仍然处在发展中。德国和奥地利在七十年代才进入真正大工业生产阶段；俄国是在八十年代；法国到现在大部分还处于小规模生产阶段；巴尔干各国相当大的一部分甚至还没有摆脱自然经济枷锁；只是到了八十年代，美洲、澳大利亚和非洲才同欧洲进行大规模的、经常的商品交换。因此，一方面，我们已经摆脱了到七十年代为止周期性出现的那种对资本主义经济新领域进行的突然的、跳跃式的开拓，摆脱了随之而来的先前的危机，即所谓的年轻的危机。另一方面，我们还没有看到世界市场的发展和力量消耗已经达到如此程度，以致生产力同市场的框框将发生致命的周期性的冲撞，即发生资本主义的老年危机。我们正处在危机不再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繁荣昌盛而来的阶段，而且也不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衰退而来的阶段。这种过渡时期的特征也就是二十年来一般表现出来的营业不景气过程，即短期的繁荣同长期的萧条交替出现。 但是，我们正在不停顿地接近于末日的开端即资本主义最后危机时期这一点，恰恰是从暂时规定危机还没到来的那些现象中产生的。如果世界市场基本上已经饱和，不再可能由于突然的扩充而扩大，同时劳动生产率又在不可遏止地大幅度提高，那么，生产力同交换的界限之间的冲突迟早就会到来，而且这种冲突由于反复发生会变得更尖锐、更加猛烈。如果有什么东西特别适合于使我们接近这个时期，能够迅速建立世界市场，又能很快使它力量耗尽，那么这恰恰是伯恩施坦的资本主义的“适应手段”所依据的那些现象——信用制度和企业主联合组织。〕一般说来，资本主义生产能够使自己“适应”交换这个假设，以下述两种情况之一为前提：或者，世界市场不受限制地扩大以至无穷无尽，或者恰恰相反，生产力的增长受到阻碍，以致不会超出市场的框框。前者在物理上不可能，后者违反了这一事实，即技术革命正在一切生产部门一步一步地前进，每天都在唤起新的生产力。 在伯恩施坦看来，还有一个现象是同上面指出过的资本主义事物发展进程相矛盾的，这就是他向我们指出的中等企业这个“几乎不可动摇的密集队伍”。他在这里看到了一个标志，即工业的发展并不像按照“崩溃论”所应该期望的那样，起那么革命的和集中的作用。然而，他在这里做了自己错误理解的牺牲品。如果人们以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中等企业就会逐步从地面上消失，那么，这实际上是把大工业的发展完全误解了。 小资本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过程中恰恰按照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起着技术革命的先锋作用。而且这种作用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在旧的、稳固的、深深扎了根的部门应用新的生产方法：另一方面，建立一些新的、还没有被大资本所利用的生产部门。说什么资本主义中等企业的历史是沿着直线逐步走向灭亡的，这种见解是完全错误的。相反，实际发展过程在这也是纯粹辩证的，是在矛盾中不断运动着的。资本主义的中间阶层，和工人阶级一样，也处在两种对立趋势的影响之下。一种是提高它的趋势，一种是压低它的趋势。压低的趋势表现在：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周期性地超过中等资本的范围，因而中等资本一再被抛到竞争之外。提高的趋势表现在：现存资本的周期贬值使生产规模——就最低限度必需的资本的价值来说——在一定时候一再缩小。此外，也表现在资本主义生产进入新的领域。我们不能把中等企业同大资本的斗争想得和正规战争一样，在这里，军队中较弱的一方是直接在数量上日益减少的。也可以说是像割草，小资本被周期性地割短，而后它很快又长高，让大资本用镰刀来再割。这两种趋势好比在玩抓皮球的游戏，资本主义的中间阶层是个皮球，结果同工人阶级的发展相反，最后总是压低〔它的〕趋势取得胜利。但是，这不一定表现为中等企业的绝对数量减少，而是表现在：第一，在旧的工业部门中，企业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资本额逐渐增加了；第二，小资本独立地利用新工业部门的时间越来越短了。因此，就个别小资本来说，生存期间越来越短，生产方法和投资方式的变动越来越快，就整个阶级来说，社会代谢越来越快。 上面说的这一点，伯恩施坦知道得很清楚，他本人就确认过。但是，他似乎忘记了，这也就构成了资本主义中等企业运动的规律本身。小资本既然是技术进步的先锋，而技术进步又是资本主义经济生命攸关的脉搏，那么，小资本显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分离的伴随现象，它随着资本主义的消失而消失。中等企业的逐步消失（在伯恩施坦所指的统计上的绝对总数的意义上）并不像伯恩施坦所认为的那样，表示资本主义的革命发展进程，恰恰相反，它表示资本主义的发展停滞了，昏昏入睡了。“利润率即资本的相对增长率，对一切新的独立形成的资本嫩芽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只要资本的形成仅仅发生在某些……极少数现成的大资本手中，使生产活跃的火焰就会熄灭。生产就会进入睡眠状态。”[5] 〔总之，伯恩施坦的适应手段被证明是毫无效用的，他认为是适应的征候的那些现象应当归之于完全不同的原因。〕 [1]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9页。——编者注 [2] 恩格斯在1894年给《资本论》第三卷写的一个脚注中说：“自从写了上面这段话以来（1865年），由于一切文明国家，特别是美国和德国的工业的迅速的发展，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大大加剧了。迅速而巨大地膨胀起来的现代生产力，一天比一天厉害地超出了它们应当在其中运动的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规律的范围——这个事实，资本家本人今天也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特别表现在下述两种征兆中。第一，普遍实行保护关税的新狂热。这种保护关税和旧的保护关税制度的区别特别表现在：它保护得最多的恰好是可供出口的物品。第二，整个大生产部门的工厂主组成卡特尔（托拉斯），其目的是调节生产，从而调节价格和利润。不言而喻，这种试验只有在经济气候比较有利的时候才能进行。风暴一到来，它们就会被抛弃，并且会证明，虽然生产需要调节，但是负有这个使命的，肯定不是资本家阶级。在此期间，这种卡特尔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使小资本家比以前更快的被大资本家吃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37—138页。 [3] 1873年的公司倒闭导致了当时德国十九世纪最严重的周期性产生过剩危机，这一危机是由于1871年德国统一后在经济迅猛发展的高潮中重工业和装备工业的不成比例的发展造成的。——编者注 [4] 1866年6月15-8月23日奥地利为取得在德国的统治而发动的反对普鲁士的战争的失败，表明在由反动的普鲁士自下而上统一德国的道路上出现了一个最重要的阶段。战争的结局建立了南德意志联邦。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在凡尔赛宣布成立，结束了在普鲁士领导下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行动。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成为德皇。这个新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由最反动的、最富于侵略性的阶级即容克和大资产阶级统治。——编者注 [5]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1册第241页。——卢森堡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