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经济衰退对东欧的影响

　　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衰退影响下，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无一能够避免以下的现象：在衰退阶段工业生产周期性减缩；大量失业；无数企业倒闭，整个工业部门倒塌；大量滞销商品堆积。
　　这情形并不发生在经济是有计划和社会化的国家；这些废除了资本主义的国家，由于并非进行普遍商品生产，因而不再受价值规律支配，亦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不能再应用于这些国家内。然而，这些国家离开建立社会主义还很远，亦即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现在并不存在于这些国家内；她们仍进行部份商品生产。因此价值规律对它们仍有影响，尤其是通过世界市场的压力产生作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衰退，因此对这些国家有局部影响。
　　第四国际界定这些国家为官僚化工人国家，认为她们正处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阶段，她们向社会主义的进展受到官僚专政的阻碍；这个界定比其他界定优越，是因为它考虑到这些计划经济国家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关系是双重性的、矛盾的。

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

　　在六十年代，东欧各国理论家相信凯恩斯主义的神话，认为帝国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调节，保证充分的就业和稳定的经济增长。于是，他们的经济改革计划，就建基于东西方贸易的大量扩展。然而，进行经济改革和更大地结合入世界市场之内，并没有带来政治自由化，也没有改变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的非资本主义性质。
　　实际上，经济改革的基本目的是巩固官僚层的独裁统治，其统治基础是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官僚层希望生活水准的提高，可以减少人民的不满，阻止人民倾向政治化。
　　在推行经济改革、从外国输入更多技术和消费品之时，官僚层绝不放松其控制；国家仍垄断外贸，企业也没有决定价格或投资计划的自由。所以，经济改革只是企图令官僚的经营管理较合理化，而不是令它从属于市场规律。
　　东欧各国这个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目的是否要摆脱苏联的控制？而苏联是否反对其东欧卫星国与帝国主义国家加强贸易关系呢？答案并非初看那样简单。
　　罗马尼亚官僚追随南斯拉夫典范，希望发展多国外贸能帮助它在政治上更独立于莫斯科。但在其他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主要动机是扩大人民对政权的“中立”态度；匈牙利国家领袖加达（KADAR）有名的公式是：“不反对我们的就等于站在我方”，因为政权根本谈不上得到人民的支持拥戴。而大部份东欧官僚层都知道，当本国发生政治革命时，苏联及其军队是他们维持政权的最终保证人。
　　此外，我们不能低估经济改革对于增加官僚层的特权所起的作用。举例来说，在匈牙利，接近一九七〇年时，由于企业盈利而分到的奖金，占一个工人工资的25%，占一个中级经理工资的50%，占一个厂长工资的80%。在六八年，实际上的每人平均奖金在这三类职别分别是一千三百福林（匈币）、五千五百福林和一万三千福林；这就是说，一个厂长获得的奖金正好是一个工人的十倍。[1]
　　至于苏联官僚层，由有两个原因令它支持东欧与西方扩展贸易：一是苏联可间接增加技术入口，尤其当国际关系紧张时，这个间接来源可能成为主要来源；另一是由于油价暴升，苏联如果减少输送原料给东欧国家，可在世界市场上卖得较高价格。因此，只要“经济互助委员会”的联系和合作计划不受影响（例如生产原料和运送原料的投资合作稳定地增加），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新经济模式是采取中立态度的。
　　但是，新经济模式是建基于两个假设之上：日增的“社会主义”出口商品可从帝国主义国家换来日增的机器、资本货物和高级消费品；国际资本主义货币制度会保持相对的稳定（即通货膨胀会像五、六十年代那样保持温和的比率）。
　　在七十年代初期，这两个假设都崩溃了，东欧于是出现一种特别的经济危机，它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不同，但两者却有关连。这个经济危机的特点是：工业生产的增长率下降；通货膨胀的压力增加；贸易平衡严重恶化；无法实行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和改变群众消费模式的政策。

经济增长率下降

　　本文将以波兰、捷克和匈牙利三个东欧国家为例，说明这个危机的性质和特点。（东德是工人国家之中最工业化的，但她与西德保持特殊关系，故不以之为例。）
　　在这三个国家，如同在苏联一样，经济增长率在过去几年一直下降。表一显示“华敦经济预测协会”的七八、七九年统计和八〇、八一年预测。[2]

　

**表一：工业生产增长率：**
	匈牙利	波兰	捷克
1978	5.6%	5.8%	5%
1979	2.2%	2.3%	3.6%
1980☆	3.5%	4%	4.2%
1981☆	2.2%	4%	4%

　　有趣的是，资产阶级机构作出的预测，比工人国家本身的专家作出的预测为乐观。后者在七九年的“经济调查”里说，整个东欧的“净物质生产”在七八年增加4.4%，在七九年增加2.4 %，在八〇年的增加将更少，而工业生产的增长率从七八年的5%跌至七九年的3.7%。
　　匈牙利政府的官方公报说工业生产增长率将由七八年的5%跌到七九年的2.2%；捷克的工业生产增长率从七一至七五年的平均6.8%跌至七九年的3.2%；波兰的工业增长率由七八年的5%跌至七九年的2.6%，而且由于她的农业生产实际上下降了，所以波兰的国民总生产增长率为1.4%至1.8%，是自四五年以来最低的比率。
　　增长率显著地减缓，直接原因是：原料和资本货物入口价格上升，导致投资总额减少；要避免过份缩减人民的消费量，因此，在通货膨胀的情形下，预算里拨给投资的资源便减少；早几年的投资计划延迟完成，于是不能在七九年预期增加生产。
　　除了上述直接原因外，还必须注意结构性原因，例如未能充分使用生产能力；官僚浪费；缺乏额外人力投入生产；预期的劳动生产力和实际达到的水平之间的差距；等等。这里不能详细讨论这些结构性原因，但必须强调它们的重要性因为官僚层试图把危机的原因完全推在价格上扬之上。这是不对的，因为工人深知官僚的管理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通货膨胀压力

　　在早几年，官僚层能够由上面严格制订价格来控制通货膨胀压力，但近几年，这个控制明显已被动摇。例如波兰在七八年的通货膨胀率是8%，是几十年来工人国家中最高的比率。匈牙利情形更坏，生活指数上升了9%。捷克则较低。
　　通货膨胀有三个原因：（一），入口价格升幅相当大，这是世界市场的一般通货膨胀倾向对计划经济国家的影响。除了油价和一些原料价格上升外，还有从西方输入的资本货物和消费品价格的上升。
　　（二）这些国家本身农业危机造成的后果，表现于一些食物短缺，引致价格上升。在波兰，农业危机有其长期结构性原因，与农业主要为私有的性质有关系；但天灾令情况更坏；七八年大水灾，七九年则大旱；计划预算七九年生产二千二百五十万吨谷物，实际却只生产了一千七百五十万吨。[3]在匈牙利，七九年和七八年的农业生产一样，谷物生产下降了3%，但由牲畜生产增加来补偿。在捷克，农业生产在七九年下降了3.9%，原因似乎是旱灾。
　　（三）官僚领导有意减少津贴。以往，这类津贴令基本消费品价格保持稳定。津贴减少，物价自然上升，目的就是减少国内消费，增加出口数量。举匈牙利为例，七九年的工业生产只增加2.6%，但工业品出口却增加10%。波兰的工业品出口也急剧增加；捷克情形也一样，她输往西方的工业品增加了10%，比工业增长率为高。

贸易平衡化

　　这三个国家贸易逆差越来越大，基本原因是入口价格比出口价格上升幅度更大得多。三国都要进口大量石油和不少原料。贸易逆差除了表现于东西方贸易外，也表现于她们与苏联的交往。为了要买入同等数量的石油和其他原料，她们就要向苏联输出更多工业产品（见表二）。

　

**表二：与苏联贸易状况　　　　（1970＝100）**
	与苏联贸易关系				苏联的出口份量	苏联的入口份量
	1973	1974	1975	1976	1976	1976
匈牙利	97	106	130	128	125	165
波兰	93	98	115	117	130	147
捷克	102	99	120	118	124	137

　　普遍来说，三国从资本主义国家入口的物品价格从七二年至七七年上升了一倍以上。她们从苏联入口的物品价格上升幅度估计也差不多。但我们必须知道，这些东欧国家在“经互会”内与苏联的经济关系是减缓了而非加重了世界市场上石油价格暴升导致的经济负担。计划经济和外贸由国家垄断的特质，加上长期国际贸易计划是以预先确定的价格进行的，这些都减少了世界通货膨胀的震荡。当然，苏联从局势的发展中也取得了利润，但利润不如一般人想像那么大。
　　在七五年之前，“经互会”成员间的外贸价格是基于前五年的平均价格而厘定，一经厘订就实行五年，所以七〇年至七四的价格，是六六年和七〇的平均价格。但从七五年开始，就改为五年浮动调整平均数，亦即七五年的基于七〇年至七四年的价格，七六年的价格基于七一至七五年的价格。因此，苏联卖给“经互会”成员国的石油比世界市场价格便宜，但正日渐接近。（见表三）

**表三：燃料、原料和金属价格**　　　　（1970=10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世界市场	108	111	168	243	247	258
经互会内部	105	110	113	119	175	177

　　（资料来源：《经济问题月刊》（苏联）1978年第三期）

　　具体来说，苏联卖给经互会成员国的石油价格上升幅度是，七五年85.1%，七六年9.9%，七七年22.7%，七八年23.5%，七九年16.7%，八〇年将是9.6%。[4]
　　虽然这些增幅比起西欧国家所付的为少，但也是巨大的增加了。东欧国家的石油总支出从七五年的三百三十五亿卢布增至八〇年的七百五十亿卢布。这个支出是危机的其中一个根源。
　　还要注意的一点是，“经互会”价格只是参考价格，实际价格由双边协议决定，所以，在七六年，苏联卖给匈牙利的石油每吨44.7卢布，卖给东德32.1卢布，卖给古巴的价格则更便宜。平均来说，“经互会”成员国从苏联买入的石油，在七八年比世界市场便宜16.6%，在八〇年便宜30%。

欠帝国主义国家的债日增

　　七四年至七五年的世界经济衰退，引致东欧国家外贸赤字大增。她们实际卖给西方的货物，比预算计划少得多。赤字主要靠西方私人银行贷款来支付。据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统计，东欧和苏联欠帝国主义国家的总债务已达到（甚至超过）六百亿美元。[5]
　　波兰、匈牙利和捷克的欠债详列于表四。
　　债务增加，根源是贸易赤字增加。波兰的贸易逆差从七二年的三亿一千六百万美元增至七五年的二十九亿，七六年的三十三亿，到七七年回跌到二十五亿，七八年二十亿。但后两年的逆差减少，原因是人口减少。
　　匈牙利的数字是七二年六千六百万美元，七五年六亿三千八百万，七六年四亿七千三百万，七七年七亿二千八百万，七八年十一亿六千万。捷克的贸易赤字则从七二年的一亿二千二百万美元，增至七六、七七、七八的平均七亿美元以上。
　　波兰的情形尤为危险。她现在要用每年三分二以上的硬货币来支付债务[3]；硬货币的来源是输往西方的出口收入、国内旅游业的收入、由国外侨民汇回国内的硬货币，和得自波兰渔船队的全部税收。
　　波兰现正寻求西方银行贷款，以偿还八〇年的债务。波兰要求贷款十亿元，但帝国主义银行说该国实际上需要四十亿之多。[6]这也可用来解释为什么波兰官僚层对苏联干预阿富汗事件只给予冷淡的支持。
　　为什么帝国主义者愿意提供大量贷款给东欧国家呢？答案基本上是经济而非政治的原因。
　　国际资本主义经济正经历的停滞时期，是资本过多累积的时期，即是说，剩余的资本堆积着，在帝国主义国家国内没有出路。推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成为过份堆积的资本的出路，而且东欧等国能按期偿还利息，国家又不会破产，比起大部份半殖民地国家是更好的贷款对象。而且，帝国主义银行在贷款给计划经济国家时，实际上是资助西方生产的资本货物找到购买者。所以，表面上是“援助”“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是援助帝国主义国家国内的资本货物工业。

　

**表四：欠西方的债务** 　　单位：10亿美元
总债务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波兰	2.5	4.9	7.8	11.0	13.0	17.0
匈牙利	2.0	2.3	3.2	3.4	4.1	7.0
捷克	0.9	1.1	1.5	2.2	2.9	3.5

净债务☆
	1974	1975	1976	1977
波兰	4.4	7.1	10.2	12.6
匈牙利	17.5	2.3	2.4	3.0
捷克	0.7	1.2	1.8	2.4

☆净债务等于总债务减去存放在西方银行的黄金和西方货币。
（资料来源：《七十与八十年代东西方贸易和债务》维也纳，七九年九月）

　　当东欧等国贸易逆差达到顶点时（多数在七六年），东西方贸易的增长便减缓，这意味着在八〇至八一年经济衰退时，帝国主义国家就不能以像七四至七五年衰退那时一样的东西方贸易作为安全活塞了。
　　此外，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令给予买家的出口货品赊贷和贷款成为一个重要的竞争武器。
　　可是，东欧国家（尤其是波兰）的欠债程度，已渐达危险点，所以在未来几年，她们的经济增长将有必要减缓。

贸易、以物易物、抵偿协议

　　价值规律通过市场向工人国家的计划实施压力，动摇稳定和“有计划”物价的制度。官僚层甚至决定调整某些物价来配合世界市场价格。例如在匈牙利，在八〇年一月，政府对企业实施能源和原料的大幅度加价：煤加价64%，电力22%，燃油75%，基本化工产品30%。[7]
　　但是，东西方贸易关系，却不一定是东方日益依赖西方，或者是价值规律日益强加于工人国家内部运转之上。事实上，由于帝国主义跨国财团对东方市场有兴趣，而官僚层却拒绝超越某程度的欠债（为了要维持行动自由），所以西方出口商便迫于采用某些古老的贸易形式。
　　一种是以物易物的协议，尤其是政府与政府之间达成的协议；这类协议在西方市场上造成很严重的困难，例如苏联的产品占去了一些很重要的西方市场（特别是某些石油化工产品），而西方这类工业却正面临生产能力过剩的危机。
　　另一种贸易形式是合作协议，或称抵偿协议，也是规定从苏联和东欧经常地将产品输往帝国主义国家。
　　根据八〇年五月“世界报外交月刊”（法）的一项调查，合作协议现正构成东西方贸易的25%至35%；它们包括各种类型的“工业抵偿“，就是用其产品支付从西方输入的工厂和机器等。
　　我们要认识到，帝国主义跨国公司并非向东方国家让步；它们不过是认为工人国家因计划经济而能保证的稳定市场日益有用，因为当资本主义市场日益不稳定时，工人国家却不经历什么衰退。

紧缩政策

　　内在和外在的种种紧张因素，令波兰、捷克、匈牙利三国的官僚层改变过去十年来的社会政策；它们都已将紧缩政策提到议事日程上。
　　自从一九七九年七月开始，匈牙利的食物价格已普遍上升了20%；在八〇年，“服务性”行业的价格将会“自由浮动”，亦即会有大幅度加价。在七九年，匈牙利的直接实际工资是下降了。官方预算八〇年工资将会“增加”0.5%，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这意味工人实际工资连续两年下降。在八〇年三月的匈牙利党大会上，官僚层领袖表示整个八〇年至八五年计划的标志将是紧缩政策。
　　波兰的情形也一样。在波共第八次大会上，盖莱克GIEREK强调“绝对需要”全面节约，包括工人群众的消费水平。
　　至于捷克，七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发生了一连串大幅度加价：汽车和童装加价50%，电话和邮费加价100%，等等。[8]
　　与这些紧缩政策同时出现的，是政府要求工人加速工作，加强“劳动纪律”。在匈牙利，劳工法例修改了，对“懒惰”或“疏忽”的工人将施以惩罚。“破坏劳动纪律”就会扣工资20%甚至被解雇。在“特殊情形”下更会罚款半个月的工资。
　　可是，工人的反抗仍然强大，并且公开表现出来。匈牙利日报“人民自由报”在八〇年二月组织了一个“劳动纪律座谈会”，一名布达佩斯工人强调说，工厂缺乏纪律的原因，是“高层机构”引致生产紊乱：原料供应不正常，零件不齐全等；生产如果因此而停顿，责任在厂长而非在工人身上。一名在座记者支持这个说法，并补充说，“厂长的经律模范，基本上决定了工人的纪律。”
　　当工人说厂长“不守纪律”时，他们不单指官僚的浪费，更指大量的物质特权、贿赂、贪污等。在苏联、东欧和中国，官僚的高生活水平主要来自这些孔道而不单是高工资和奖金，这个已是公开的秘密了。
　　在匈牙利，官方估计每年单是贿赂款项便达一百亿福林。官僚层迫得不时推行运动，谴责“过份的开支款项”或主张“必须削减行政人员”，以期在强迫工人接受的紧缩政策苦丸上加上一糖衣。
　　在波兰第八次大会上，一连串的演说都是攻击“高层官僚的贪污”和领导层“奢侈”的生活作风。政府并决定每年削减公共和经济行政部的开支达一百亿兹罗提（波币）。[9]
　　这些都不需付出很大代价，因为官僚层控制了整个社会剩余产品，它不用第一个占用方法，可以用第二个占用方法，取得物质特权。

社会和政治大冒险

　　十年来的经济增长模式今天要加以改变，将会包含巨大的冒险。自从布拉格之春以来，官僚层的基本战略是提高消费者的生活水平，逐步提升到帝国主义国家的程度。今后几年却不能再应用这个战略了。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的中止，会否带来政治不稳定化？
　　最低限度，官僚层显示了它们很紧张。最近两次共党大会（波共八〇年二月大会，匈共三月大会）的决定说明了这点。领导人物有颇大变动，但两个首领（盖莱克和加达）都未受影响。在波兰，政治局十四名成员有四名（包括总理查罗施域）都没有重新被选；在匈牙利，政治局十五人有五人落台。
　　波兰、捷克和匈牙利三国情形显然不同，所以我们不能笼统下判断。在波兰，反对派力量颇大，在工人阶级中也有广泛支持；在七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在纪念波罗的海港口大罢工时，在船坞举行的示威有数千人参加，其中一名工人发言时，要求工人有权成立“保卫我们权利的自由工会”。
　　在捷克存在有一个大胆的、政治上更前进的政治反对派运动，但它仍孤立于工人阶级之外。目前在匈牙利，政治活动仍大致局限于一些知识份子的圈子中。
　　但我们要注意到，匈牙利七九年的物价上升虽然没有引起激烈的反应，但不满正在增加。而且，七十年代初期工人取得的工资增长，是强大工人阶级压力的结果。
　　工人阶级的反应是难以预料的。多年来，群众习惯了生活水平经常性地提高；现在，他们突然面对严厉的紧缩政策。紧缩政策可能带来的冒险有多大，就要看群众的反应有多广，群众反应在国家机器内引起多少回响，政治化过程是否开始广泛发生，以及群众活动是否因而日增。紧缩政策造成的后果，可能比官僚层领袖所预期的危险得多。

（节译自八〇年七月十四日洲际通讯/国际通讯合刊）

注释：

[1]WILCJNSKI：“现代社会主义的收入分化”慕尼黑1972（引匈国资料来源）

[2]《商业周刊》八〇年五月五日。

[3]《经济周报》（德）八〇年二月十五日。

[4]《新苏黎世报》（瑞士）七九年十二月六日。

[5]《世界报》（法）八〇年四月三日。

[6]《国际先锋论坛》(美)八〇年五月五日。

[7]《世界报》（法）八〇年三月廿三至廿四日。

[8]《纽约时报？七九年七月廿二日。

[9]《世界报》(法)八〇五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