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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的经济理论
欧内斯特·曼德尔[1]
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不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具有特点。在实践上，它是工人自治、广泛使用市场经济以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牢固掌握专制政权三者独特的结合。对于这种社会主义的积极方面（较大多数工人能发挥主动积极性，意识形态方面有较大幅度的自由）和消极方面（社会日益不平等，越来越放弃中央的计划工作），我们不难认识。在理论上，这些特点则很难捉摸，因为南斯拉夫领导者是以一种含糊的、一闪而过的态度确定了他们的观点。因此，布兰科·霍尔瓦特[2]所著《走向计划经济理论》[3]一书英文版的问世是很受欢迎的。因为它是一本半官方性的书。我们终于可以对南斯拉夫的经济理论进行充分的理解。
霍尔瓦特是在五十年代，作为南共的一位高级经济学家而开始他的政治生涯的。他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在荷兰海牙社会研究所讲学，并且担任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劳工小组主席的职务。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他是一个剑桥大学福利经济学的继承者，而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可从《走向计划经济理论》一书的内容中，证实这一判断。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从这一假设出发的，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同商品生产和市场机制的消失相一致。诚然，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常常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以后，紧接着人为地严格抑制市场是不可能的；认为某种市场经济将存在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或者，象其他人概括的那样，甚至存在于“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他们还承认，计划工作是能够利用这些市场机制以获取较大的经济效果。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在历=史上，社会主义（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和一个高度的社会平等与最大经济效果）同商品生产肯定是水火不相容的。
这种信念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上的：商品生产必然产生社会不平等（当列宁反复提到简单商品生产时，说明它的进一步发展必然导致资本原始积累，也就是可能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不可避免的要浪费经济资源，这就同最大限度的社会生产和收入相矛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段时期中，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者屏弃了这种观念，并且开始认为市场机制，基本上是好的和理想的，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哥德斯贝格纲领创立了这一公式：“在尽可能的情况下进行竞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实行计划。”但是，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者修正正统的社会主义者对市场机制的看法，以致使他们一概放弃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正统看法。现在社会民主主义者已公开承认它的资本主义一体化。当前它的理想是，把资本主义极其明显的社会罪恶加以清除，而顺利地进行资本主义，换言之就是：福利国家。随之，在市场机制和无阶级社会的阶级对立中，社会民主主义者的选择，可以完全肯定他们赞成市场机制，另一方面也坦率地反对无阶级社会的观点。
南斯拉夫共产党是首先试图改变这种对立的，对他们来说，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市场机制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坏事，而且，到社会主义建成之后，仍可让其存在。他们有些人仍在争论，在“共产主义社会”商品生产最后消亡的问题。其实，他们也是反复无常的。象霍尔瓦特这样更坚定的理论家，敢于设想共产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会更加兴旺发达。[4]
这种固执己见和自我辩护的观点的根源是很明显的。南斯拉夫的理论家实际所关心的是，无论在他们国内发生了什么事情，都要进行一番解释和辩护。至于这些辩护的长期性的理论的含义，他们根本没有觉察到，或者干脆认为一文不值。
南斯拉夫企图给市场经济披上社会主义的合理外衣的根源，是不难发现的。在一九四八年九国共产党情报局开除南共，以及斯大林对南斯拉夫实行经济封锁之后，南斯拉夫的理论家最关心的是，就苏联领导对他们国家所采取的完全非社会主义的、非兄弟般的态度问题进行批驳。这个问题就导致他们对苏维埃国家和经济进行直截了当的社会评论。他们作出这样结论，就是中央集中计划不可避免的强化官僚主义，而这种官僚主义者，在事实上参与了对社会剩余产品的垄断和控制；也不可避免地统治所有社会生活各部门；这种官僚垄断势力日益成为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桎梏（甚至，立即成为最大限度的经济增长的障碍）。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人们必须从根本上控制这种弊害,即作为行政手段的中央集中计划。这就是南斯拉夫过去和现在发生争论的原因。为了摧毁在社会主义社会之上的官僚主义保垒，就必须在全国开始实行工人自治和公民自治的运动。只要那些单位确实保证能生产最大可能的社会剩余，就可以实行经济单位自治；只要它们为了避免中央计划当局最大限度的行政管理，也可以实行自治。因此，各经济单位之间的最大限度的自治和竞争，中央计划当局的最大限度的“灵活”运用市场机制，就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理想“模式”的主要特征：“为了避免官僚主义的弊害……创造性和责任感必须向下转移，并使它紧密保持在直接工作的地方”。结果是企业因劳动“集体”而人格化，变成有效力的计划经济的基本（起决定作用的）单位。
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霍尔瓦特的根本缺点是，对于官僚主义完全缺乏一个定义或明确的说明。某些方面，他很简单地把“官僚主义”同“这些人习于在办公桌上进行领导活动”等同起来，这种不适当的类比是荒谬可笑的。另一方面，他也简单地提到“既得利益的官僚社会集团”，但是，对这个概念，他既没有作全面的阐述，也没有结合官僚主义作一般的分析。
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推翻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所出现的官僚主义，只能这样来下定义，官僚“不是生产资料私有者，却是享有整个物质特权的分子和阶层”。一旦我们承认这一定义，就立刻可以发现霍尔瓦特分析的最大缺点，就是把作为行政手段的中央集中计划，看成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唯一的或主要的加强官僚主义的途径。对此，他没有证明也不可能证明。
事实上，有充分理由预料到相反的情况。加强运用市场机制，必然导致不平等的扩大，如同一工业部门内部各企业之间的不平等，不同工业部门之间的不平等，不同地区之间工人的不平等，以及一般工人和管理人员之间的不平等。这些，已为近十年来南斯拉夫社会的实际演变而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南斯拉夫已显示：收入的日益不平等，不但存在于各共和国之间，也存在于工人和经理之间以及工人阶级本身内部。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被事实所证明的结论，就是日益加强市场机制，就日益增长工厂和公社基层的官僚主义，正如用行政手段过分地实行中央集中计划加强了国家领导层的官僚主义一样。
霍尔瓦特在经济学方面的论点并不比他的社会学方面的论点更高明。他赞同用“成本价格”来反对“边际效用价格”。他建立一种陈旧的“指导原则”，就是“价格的制定必须使供需平衡”，从这里引出了更为广泛的结论：“规定公共机构的组织体制应保证公司和公社有相同的利润，而利润是指导不断纠正生产抉择，以取得最大经济效果的手段。”消费者“在他们的收入和优先考虑某些需要的限度内，实行他们的自由选择。这足够决定价格制度……根据最大限度利润的规定，各种消费品工业结合它最经济的办法投入资金，从而把消费者的选择传递到各种生产资料的工业，后者又把它相互传递，然后达到各种生产消费品工业。用这种办法，就连续不断地决定了整个经济的产品价格构成”。
霍尔瓦特毕竟是个南共产党员！在这方面他接受唯一的局限因素，更确切地说，就是局限于这种造成错觉的“完美无缺的”资产阶级自由市场。中央计划委员会就是定期的价格调节者（如果按单纯的市场调节，就可以阻止爆发性的紊乱情况发生），国家作为消费者“缺乏理性”的矫正者（如禁止吸毒酗酒、补助出版书籍，进行强制性教育和免费医疗等。）这就暴露了南斯拉夫根本不象一个社会主义经济的国家，而象一个资产阶级福利国家。
霍尔瓦特设想，自治的独立生产单位的利润，在能获得最大限度的经济效果的指导下，成为不断纠正选择生产的手段。然而，这个基本假定就是不现实的，也是不能实现的。
同时，公司（以及它的工人）的利润，在颇大程度上依赖于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这就不可能保证公司和公社有相同的利润。显而易见，公司的利润只是公司的最大限度利润，它和最大限度的国民收入或社会福利迥然不同。
如果，有一家公司享有垄断或半垄断的地位，那将有助于它提高它的销售价格，有助于在满足千千万万消费者的支出上达到供需平衡。如果，同一工业部门中，有一个或少数大的和无数小的单位，竞争和协作（价格第一！），将迅速导致垄断工业相同的情况。如果，有很多中型的生产单位，由于剧烈竞争，很可能使价格低到这样的水平，迫使很多单位同归于尽，从而，必然要蒙受贵重机器的巨大损失和造成大规模失业。如果，有一家公司受最大限度利润的指导，出口它生产的所有产品或主要产品，结果将使其他公司更加缺乏原料或设备，并使它们生产水平下降，使整个社会生产和收入遭到莫大损失。
事实上，所有这些情况的具体例证，都可以从南斯拉夫实际的经济工作中加以援引，至少最近几年来的情况是如此。关于大量资源被浪费、失业或劳动者在效力差的行业里工作的情况，无论到哪里我们都可以看到。
不仅如此，霍尔瓦特还提到，通过市场手段达到“供需平衡”，消费者可以“在自己收入的限度内自由选择”，但他也没有从这里得出任何结论。然而结论是相当重要的。假如消费者有不同的收入，他们把自己的收入按不同的比例，用于不同的商品和劳务。结果，一旦消费品工业公司把“消费者的选择”传递到各个商品工业的生产单位（换言之，一旦投资基本上是由有效需求指导的），那么，整个工业结构，将使自身适应那种收入不平等的分配。于是，奢侈品将比社会上一部分贫穷人所需要的基本商品提前完成生产，也将出现在生产每家每户所必需的一双冬鞋之前，洗衣机已经生产过剩。投资也将集中到富裕的地区，而牺牲贫困的地区。同样，投资的方向是满足收入高的人的需要，先于满足收入低的人的需要。甚至，连霍尔瓦特所保护的那适度的“社会优先权”，也不得不逐步归于消失。总之，酒也会比社会学和哲学书籍更能适合“有效需求”。所以，公司为了有利可图，宁可使酒的生产激增。“财政上有独立权”的住宅建筑单位。在“经济租费”的指导下，可以建筑为官僚所垄断的现代化的舒适住宅而使工人回到贫民窟。免费医疗的原则也会与“财政上有独立权”的原则相冲突，并更加变得违背这些原则。受补助的印刷厂也会被引导到生产越来越多的下流黄色书籍和罪恶的小说，因为这是受“消费者选择”决定的。[5]
（摘译自一九六七年四月美国《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杂志 黄石译）
[1] 作者著有《马克思经济学论文》两卷集。（作者曼德尔，译本中作“〔法〕欧内斯特·芒代尔”，兹改为“欧内斯特·曼德尔”——马克思主义文库注）
[2] 霍尔瓦特是南斯拉夫经济研究所所长、南斯拉夫联邦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南斯拉夫联邦政府经济计划局的成员。
[3] 这本著作由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经济研究所于一九六四年出版。
[4] 为了坚持这种观点，霍尔瓦特必须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哥达纲领批判》中所始终坚持的关于共产主义的分配原理，进行全面的修正。他现在从“人类需求是无止境的，因而表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显然是不可能的”观点出发，接受古典资产阶级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至于霍尔瓦特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观点，就是在这种社会“平等”总是同一般的货币经济和商品生产同时并存的，这不过是南斯拉夫社会达到一个经济发展较高的水平而已！从这里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作者是多么缺乏想象力，也不能理解除他所生活的社会以外的社会情况，这是一种把同自己社会不同的情况一律加以抵制或疏远的意识形态的典型，他的思想根源无疑地是为了自我辩护。
[5] 我们审慎地把霍尔瓦特模式限于纯粹属于经济矛盾的一面。但是，极易指出，他的社会的、政治的和道德观点的矛盾，同经济的一样破坏社会主义社会。一般化和理想化的商品生产和市场关系包含着，承认货币价值（“每件东西都有价格”很快地就导致“每个人都有价格”）是社会的最高价值。追求个人的发财致富成为所有社会成员的世界观。因此包含着社会行为的所有场合，在损害休戚与共关系和相互协作的情况下，进行强烈的个人竞争。如在作家和宣传家中存在普遍的腐化、堕落和贪污，在青少年中不断丧失社会理想和社会意识，在这种气氛下，这类现象不可避免地会不断发展增长。霍尔瓦特相信：在普遍化的商品生产和货币条件下，让渡劳动力可能消失，反之，就马克思来说，很清楚的商品生产是让渡劳动力的主要根源之一！如果劳动力自身发觉突然失业，并且无论如何找不到生活来源，那就说不上“不让渡劳动力”了。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