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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
The Leninist Theory of Organisation
埃内斯特·曼德尔
Ernest Mandel
阿布译自埃内斯特·曼德尔——国际互联网档案（Ernest Mandel - Internet Archive）
本文第一次用英文发表在1970年12月第31卷《国际社会主义者评论》第9号。1971年在伦敦以小册子的形式第二次发行。1994年再次印刷，名为《埃内斯特·曼德尔，20世纪革命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现实》，大西洋高地出版社（Atlantic Highlands (NJ)）。
序言
只有当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中的地位得到确定时——或者更准确的说，在马克思主义展开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的地位得到确定时，才有可能对该理论的历史重要性和现实意义进行严肃探讨。同其他任何过程一样，这一过程也应当归结为它的内部矛盾，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理论的发展和实际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样，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就表现为三个要素的辩证统一：关于帝国主义时代落后国家的革命理论（然后被更广泛的应用于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时代）；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非连续性矛盾发展过程的理论，是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明确区分为几个重要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理论；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以及它同科学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特定关系的理论。
仔细考察这一理论就会发现，这三种理论形式是列宁主义组织概念的“社会基础”，没有这些基础，这一理论就会变得武断、背离唯物主义并且是不科学的。列宁主义的党的概念并不是唯一可能的一种党的概念。但是，从中期或较为长远的意义上看来，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列宁主义的党的概念是唯一可能的一个规定了先锋党在革命中所负有的历史使命的党的概念。列宁主义的党的概念不能离开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具体分析，即不能离开对阶级政治意识——与单纯的“工会”或者“行会”意识相比之下——的理解，这种政治意识既不能自发，也非自动地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客观发展中产生出来。[1]列宁主义的党的概念是以某种程度的独立的科学分析为基础和前提的，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虽然这个理论决定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开展和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的萌芽，但是它不应该被机械地看作是阶级斗争不可避免的产物，而应当被看作是与阶级斗争的长期过程联系结合在一起的理论实践（或“理论产物”）的结果。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就是这一长期过程的历史。
实际上这三个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化，既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但并未详细论证过的重要观点的深化，也是对在1880-1905年期间由于马克思著作发表受到耽误和阻碍而很少被注意到的那一些部分的深化。[2] 因此它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因为马克思本人的分析也存在不足（甚至存在部分矛盾），或者至少在马克思死后的头二十五年中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对该理论的阐释也存在不足。
这一对马克思的教义（Marx's teaching）的深化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从不同地方出发达到相同的目的，即对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革命的特点的确定。
同以前所有革命相比——不仅包括运动规律已经被充分研究了的资产阶级革命（主要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做出的研究），还包括那些迄今为止尚未得到系统分析的革命运动（例如农民革命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奴隶暴动和宗族社会反抗蓄奴社会的起义；发生在古老的亚洲生产方式瓦解时期的农民革命，等等）——20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由于四个特征而不同。这使它具有特有的性质，但同时，正如马克思预见到的[3]，也使它变得异常艰巨。
无产阶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成功地由社会最底层发动的革命。这个阶级支配着潜在的巨大的经济力量，但实际上这经济力量极其有限，而且被排除了分享任何社会财富的可能（而不是指仅占有那种日常消费品）。无产阶级与那些夺取政权的时候已经掌握了社会实际经济力量的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的情况完全不同，与没有能力进行成功的社会革命的奴隶也完全不同。
无产阶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意识的以推翻现存社会为目标的革命，即它不是要事物恢复到从前的状态（就像过去奴隶革命和农民革命那样），也不是要简单地将在经济领域中已经获得的权利合法化，而是要实现一个从未有过的全新的过程，一个一直只被当作“理论”或“计划”的过程。[4]
像历史上其他的社会革命一样，无产阶级革命产生于社会内部的阶级对抗和现存社会中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一般来说，过去的革命会满足于将阶级斗争一直推进到达到某个顶点——因为对这些革命来说，问题并不是要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关系，一个通过自觉的计划而建立的社会关系——而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经历了一个巨大而漫长的过程之后才会变成现实。这一过程是对全部人类关系的系统地自觉地改造，这一过程首先产生于无产者的独立活动，其次（在无阶级社会的初期）是全体社会成员的独立活动。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使资产阶级变成了保守的阶级（资产阶级仍然能够在技术和工业领域实现变革，并且，客观地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发挥进步的作用，但由于与被它剥削的无产阶级之间不断积累的矛盾，资产阶级变得越来越反动，不再积极的改造社会生活），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却是这个现代劳动阶级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活动的开始，而不是结束。这一改造活动只有当无产阶级将自己连同其他社会阶级当作阶级消灭之后才会结束。[5]
一般来说，以前的社会革命发生于一国范围内或更小的地区范围内，与之相比，无产阶级革命从本质上讲是国际革命，并且只有在世界范围内建成无阶级社会时才能实现。尽管最初革命会在一国范围内取得胜利，但是只要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还没有对资本主义给予决定性的打击之前，这一胜利就是暂时的，并始终处于危险之中。无产阶级革命是一个世界性的革命过程，既不是直线式的，也不能一式展开。帝国主义在最薄弱的环节断裂，不连续的革命的涨潮与落潮与不平衡综合发展规律一致。（这一规律不仅适用于经济，而且适用于阶级力量的对比；但这两者的一致绝不是机械的。）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将无产阶级革命的所有这些特点都考虑进去了。在所有其他特点中，它考虑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形成过程中的特点和矛盾。最重要的是，它公开表达了马克思只是暗示过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他的信徒几乎完全没有理解，即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不会自动被推翻，也不会通过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自行瓦解。由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独特的意识特点，所以不仅要求“客观”因素的成熟（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完成历史使命的深刻的社会危机），而且要求所谓的主观因素（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和它的领导的成熟）。如果这些“主观”因素不存在，或者还不够成熟，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就不会在那时胜利，而且革命失败后，将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的暂时巩固。[6]
从广义上说，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是对社会上层建筑（国家，阶级意识，意识形态，党）的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化。在罗莎·卢森堡和托洛茨基的贡献下（在有限的意义下还包括卢卡奇和葛兰西所做的贡献），列宁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主观因素的科学分析。
1．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阶级意识
乍一看，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在任何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都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与无产阶级革命的特点相冲突，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自觉行动，是广大工资劳动者自觉、独立行动的产物。对这个观点的肤浅理解会导致结论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断受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冲击的被统治的劳动大众能够发动革命阶级斗争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想法是一种乌托邦似的幻想，更不要说能够进行社会革命了，赫伯特·马尔库塞最近就得出了这个结论，他只是那些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对统治阶级的定义，进而最终怀疑工人阶级革命潜力的理论家之一。
只有用辩证的观点代替形式的和静止的观点才能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需要更“灵活”的理解。每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某种意义上是说，统治阶级完全掌握着社会意识形态生产的手段（教堂，学校，公众媒体，等等），并使用这些手段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只要阶级统治还处在发展阶段，足够稳固并因此不会受到挑战，那么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仍然会控制被压迫阶级的意识。而且，作为一个规律，在阶级斗争的头一个发展阶段，被剥削者常常会使用剥削者的思想和意识形态来形成自己的理论。[7]
然而，现存社会的稳定越是受到挑战，阶级斗争越是激化，剥削者本身的阶级统治越是开始在实践中动摇，被剥削阶级中至少就会有一部分越是能够把自身从统治者的精神控制中解放出来。在社会革命之前，以及在革命过程中，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和革命阶级的新思想之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这一斗争反过来又强化，加速了实际的阶级斗争，提高革命阶级的觉悟，使他们意识到自身的历史使命和眼前的斗争目标。这样，尽管革命阶级的阶级意识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正相对立而且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它还是能够从阶级斗争中产生出来。[8]
但是大多数被压迫者只有在革命时期才能把自己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下解放出来。[9]因为这种控制不只是、甚至首先不是通过纯粹的意识形态上的控制和受到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产物的巨大影响而产生的，而是通过现存经济和社会中的每日实际的工作及其对被压迫者意识的影响实现的。（虽然所有的阶级社会都有相同的现象，但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尤其明显。）
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意识形态的控制是通过商品关系的普遍化来实现的，它与人类关系的异化紧密相连，是商品生产的普遍扩展和劳动力转变为商品的结果，也是商品生产条件下社会劳动分工普遍扩展的结果。这种控制同样是通过被剥削劳动者在异化的劳动中疲惫不堪实现的，还有缺乏休闲时间，无论从数量上说还是从性质上说，等等。只有当这种有如监禁般的劳动被革命清除干净，即突然的，迅速增长的群众运动突破异化劳动的束缚的时候——只有在那时，对群众的意识的束缚才会迅速消失。
因此，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试图把握阶级政治意识形成过程内部的辩证法，而阶级政治意识只有在革命中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而且条件是这种阶级政治意识必须在革命前就已经开始发展。[10]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通过把工人这一概念分为三个范畴来把握这一过程：工人阶级本身（广大工人群众）；已经初步组织起来的，不仅仅进行偶然自发斗争的工人群众（广义的无产阶级先锋队）；[11]革命组织，包括参加革命活动并且部分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工人和知识分子。
“自在的阶级”这一范畴与马克思的社会科学中的客观阶级概念相联系，在这里，一个社会阶层是由其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独立于其意识形态的客观地位所决定的。（比如，众所周知，在共产党宣言和1850-1852年的政治著作中，年轻的马克思提出了主观的阶级概念，根据这一概念，工人阶级只有在达到最低程度的阶级觉悟的基础上通过自身的抗争才能成为一个阶级。与“自在的阶级”这一概念相比，布哈林联系《哲学的贫困》中的一个公式把上边那个概念称为“自为的阶级”。）[12]这个客观的阶级概念依然是列宁有关组织思想的基础，正像这一概念在恩格斯，倍倍尔和考茨基的影响下是德国社会民主派的基础一样。[13]
只是由于客观上存在一个革命的阶级，这个阶级能够，并且是经常被迫展开阶级斗争，只有同这个实际的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联系，革命先锋党的概念才有科学意义，正如列宁本人明白的观察到的。[14]所有与这个阶级斗争无关的革命活动至多只能产生一个党的核心，而不是一个党。这会产生宗派主义和浅尝辄止的危险。根据列宁的组织理论，没有自封的先锋队。相反，先锋队必须通过努力与阶级的先进部分和他们的实际斗争建立联系才能成为一个先锋（即作为先锋队的历史权利）。
先进工人这一范畴来自于工人阶级客观上不可避免的形成的各个阶层。这是工人不同历史起源的结果，也是他们在生产过程中不同地位和不同阶级意识的结果。
作为一个客观范畴，工人阶级自身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中的一些部分是城镇工资劳动者的后代，儿子、孙子和曾孙一代；还有的是农业工人和无地农民的子孙，还有一些是那些拥有少量生产资料的小资产阶级（农民，手工业者等等）的第一代或第二代子孙。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在大工厂工作，那里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产生了初步的阶级意识（认为社会问题只有通过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才能解决）。工人阶级中的另外一部分在工业中的中小工厂工作或是在所谓的服务部门工作，与大工业部门相比，在这种客观环境下，工人经济上的自信和对大规模集体行动的必要性的理解的发展要困难许多。工人阶级中的某些部分已经在大城市中生活了很长时间。长久以来他们已经受到文化教育，在长达几代人的时期里形成工会组织和接受政治文化教育（通过青年组织，工人出版社，劳工教育等等）。但依然有一些工人住在小镇甚至乡村里。（例如，1930年代晚期绝大多数欧洲矿工就是这种情况。）这些工人没有或几乎很少有集体生活，几乎没有工会经验，根本没有在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中受过政治和文化教育。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属于那些有着上千年独立历史的国家，他们的统治阶级长期压迫着其他国家。还有一些工人属于那些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了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国家——或者他们本身在不到一百年前还是奴隶或农奴。如果在分析每一个工资劳动者不同的个人能力时把这些历史的、结构的因素都考虑进去——也就是说，不仅考虑他们的智力和从眼前经验学习总结的能力的不同，而且还要考虑他们的力量和性格：战斗性和自信等等——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以阶级意识的发展程度为基础，无产阶级之划分为不同的阶层是无产阶级自身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在一个特定的时期，这个阶级形成的历史过程就反映在阶级内部不同的意识水平上。
革命党这一概念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一门科学，是一门归根结底来说只能以个人的方式而不是集体的方式来理解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是至少三种古典社会科学的顶点（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它们的分解）：德国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古典政治科学（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史料编纂学）。它的吸收至少要以对以下几方面的理解为前提，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和现代革命史批判以及现代劳工运动。总的来说，如果这样的吸收过程能够作为分析现实和总结整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近一个世纪的经验工具而发挥作用，那它就是必不可少的。那种认为这些如此巨量的知识和信息能够自动的从车床或是计算机中产生的想法非常荒谬。[15]
作为科学，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发展的最高表现，这一事实仅仅意味着无产阶级中最优秀，最有经验，智力上最为发展和最有战斗精神的成员只有通过一个个人选择的过程，才能够以最成熟的形式直接的，独立的获得阶级意识。鉴于这个过程是个人的过程，它同样也可以为其他社会阶层和阶级做到。（尤其是，革命知识分子和学生）。[16]其他的方法只能导致对工人阶级的理想化——并且最终导致对资本主义的理想化。
当然，必须时刻记住的是，没有实际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产生。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形成的共同的历史经验与那个用最有效的方式，并且以集体的历史的阶级意识反映这种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著作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坚持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历史产物并不是说无产阶级所有的或者大部分成员都能轻易的重新产生这些知识。马克思主义不是阶级斗争和阶级经验的自动的产物，而是科学的理论产物的结果。只有在参与那个生产的过程中，这种吸收才有可能；这一过程从本质上说是个个人的过程，尽管这只有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阶级矛盾的发展才有可能。
2．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阶级意识
无产大众，阶级先锋和革命政党借以结合的过程依靠无产阶级初步的阶级斗争向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以及这一过程对工资劳动者大众的影响。阶级斗争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即使斗争中的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干什么。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早在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之前就已经产生了，更不用说科学社会主义了。初级的阶级斗争——罢工，停工，为了涨工资或是缩短劳动时间和改善其他劳动条件——导致了初级的阶级组织，尽管这些组织存在时间很短暂。（这些还使许多工人产生了社会主义理想。）初级的阶级斗争，初级的阶级组织和初级的阶级意识都是从实际的斗争中产生的，而且只有从实际斗争中产生的经验才能加快阶级意识的发展。广大群众只能通过实际的斗争经验才能提高他们的阶级意识，这是一个普遍的历史规律。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资劳动者自发的阶级斗争，即便是处在最初级的状态，也在这一不断组织起来的过程中留下了不断觉醒的痕迹。大多数群众只是在斗争时期才保持活跃；斗争结束后迟早会重新回到个人生活的惯常轨道（也就是，“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工人先锋和群众相区别的地方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工人先锋即使是在斗争暂时停息的时候也不会放弃斗争的第一线，也就是说，他们会“用其他方式”继续斗争。他们努力巩固在斗争中产生的抵抗经费，并使之变为经常的抵抗经费——即成立工会。[17]先进分子会通过出版工人报纸或是成立工人教育机构来澄清提高在斗争中产生的阶级意识。与群众必定是非连续性的行动相比[18]，先锋队代表了运动的连续性并赋予其以一定的形式，与群众运动自身的自发性相比，先锋队就是其觉悟了的自觉的部分，并同样赋予其以一定的形式。
然而，先进工人不断的组织起来，觉悟不断的提高，更多的是靠在斗争中通过实践获得的知识，而不是靠理论，科学，或从思维上对社会整体的把握。[19]因为每次罢工之后由于反抗资金的消耗，罢工的效果受到损害，所以先锋们开始建立长期的罢工基金。经验表明定期报纸的效果要优于不定期的传单的效果，工人出版事业就诞生了。直接从斗争实践中产生的意识是经验的和实用的意识，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进工人运动，但是与科学的国际意识——也就是理论理解——的效果相比，它还是差了一些。
建立在一般理论理解上的革命先锋组织可以巩固和丰富这个较高的意识，前提是它有能力与阶级斗争建立联系，也就是说，它不会害怕使理论在实践中受到严格的检验，不害怕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从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包括马克思本人和列宁——脱离实践的“纯”理论和没有科学理论做基础的“革命实践”同样荒谬。这绝不会减小理论创造的绝对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它只是强调了这一事实，从不同的起点出发，在不同的动力的推动下，工资劳动者大众和个人革命者结合起来，最终达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这个过程可以概括为以下示意图：
群众： —>行动—>经验—>意识
先进工人：—>经验—>意识—>行动
革命核心：—>意识—>行动—>经验
调整一下这个图，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群众：—>行动—> 经验—> 意识
革命核心：—>意识—> 行动—> 经验
先进工人：—>经验—> 意识—> 行动
这个对称的图表揭示了一系列有关阶级意识产生动力的结论，至此，这些在理论分析中预期的阶级意识才获得了全部意义。相对而言，先进工人（工厂工人的“天然领袖”）的集体行动实现起来更困难，因为它既不可能通过纯粹的信念来实现（就像革命核心一样），也不能通过纯粹的自发的爆发来实现（就像广大群众那样）。准确地说，是斗争经验使先进工人在采取大规模行动时更加小心谨慎，这也是他们在行动中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他们吸取了以往行动的教训，他们知道，对他们来说一次暴动根本不能实现目标。对敌人的力量（不要提敌人的宽容）和群众运动的持久性，他们更少幻想。经济主义的巨大诱惑就可以追溯到这里。
总结一下：革命阶级的党的建立就是革命核心的意识与先进工人的意识的结合的过程。革命的准备阶段的成熟（潜在的革命爆发）是广大群众的行动与先进工人的行动的融合。一个革命形势——即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只有在先锋队的意识和革命部分已经形成以及先锋队和广大群众的行动结合在一起时才能产生[20]。对广大的工人群众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矛盾所产生的初级的阶级斗争总是由于最迫切的物质需求而被激化。对群众的行动，甚至是政治性的行动，情况也是一样。这样，广大群众的斗争发展为革命斗争就不只是一个量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质的问题。这需要在广大工人群众 内部或者在工人运动内部存在一个足够进步的工人群体，在他们已经达到的觉悟的基础上，这些先进工人能够推动群众运动向着以挑战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目的的方向发展。
这也强调了过渡要求的极端重要性[21]，在传播这些要求方面受过训练的先进工人的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以及革命组织的重要性，只有这样的革命组织才能根据客观的历史条件和广大劳动群众主观需求制定出容易理解的过渡纲领。只有当这些因素都结合起来时，一个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才是可能的。
事实上，我们已经指出，列宁的组织理论归根到底就是革命的理论。罗莎·卢森堡在1903-1904年同列宁争论中的最大弱点就是对这一点的错误理解。非常典型的是，在《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这篇文章里受到攻击的集中的概念是——仔细读读，这一点很明显——一个纯粹的组织概念。（这个概念被攻击，也就是被肯定。在这个问题上，现代的“卢森堡主义者”应该更仔细更全面地读一读他们的“罗莎”。）人们指责列宁鼓吹“极端中央集权主义”的路线，指责他对地方党组织的一些部分发号施令，指责他妨碍了基层党机关的主动性。[22]
然而，当转向由列宁本人发展的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时，我们发现重点并没有放在集中的正规的组织的方面，而是在它的政治和社会功能方面。《怎么办？》的核心概念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向政治的阶级意识转变，这一转变通过广泛展开政治活动来完成，在这一过程中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提出和回答了所有有关工人阶级的内部和外部的关系问题。
“在现实中，只有当其不局限于‘在经济方面的政治鼓动时’，才能引发工人阶级的这种活动。扩展政治鼓动的一个基本的必要条件是组织工人进行广泛的政治接触。除了这种接触，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使群众在政治意识和革命活动方面得到锻炼。”
此外：
工人群众的意识不可能是真正的阶级意识，除非工人们能够从具体的，归根结底从当前的政治的事实和事件学会观察其他社会阶级在他们的智力的，道德的和政治的生活方面的表现；除非他们学会在实践中应用唯物主义分析和估计所有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生活和活动的一切方面。那些专门或者主要把注意力、观察和意识集中于工人阶级的人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因为有关工人阶级自身的知识并不只是与对理论的完备的理解联系在一起的，或者甚至可以更确切的说，与理论并没有太大的联系，就像这种知识与通过政治生活的经验获得的对现代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理解和实践的紧密联系一样。[23]
出于同样的原因，列宁非常着重地强调，对于革命政党来说绝对有必要为社会所有的被压迫阶层和阶级提出进步要求并行动起来——甚至包括“纯粹民主”的那些部分。因此，列宁在《怎么办？》[24]中发挥的就是一个可以把一切初步的，自发的，分散的和“仅仅”是地区性的抗议，反抗和抵抗活动联合起来的党的核心策略。对集中的强调很明显是对政治方面的而不是对组织的形式方面的。组织形式方面的集中的目的只是为了使这个策略可能实现。
虽然卢森堡并不赞同列宁的“集中制”的实质，但是她在争论中不得不间接以相反的方式提出另外一个政治阶级意识的形成和革命形势的准备的概念。她的做法甚至更激烈地表明她在争论中是多么的错误。卢森堡的概念“无产阶级的队伍是在斗争本身的过程中形成并意识到自己的目标” [25]已经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了。即便是在最广泛，持续时间最长最激烈的工人斗争中，工人群众也不会对斗争任务获得清晰地理解，或者只是获得一些非常有限的理解。（只要回忆一下1936年和1968年法国总罢工，1918到1923年的德国工人阶级的斗争，1920，1948和1969年意大利工人斗争，同样还有1931年到1937年西班牙阶级斗争，只要提一下这四个欧洲国家就行了。）
群众要想在革命前和革命中获得对革命任务的清晰的认识，仅靠在斗争中形成的经验是绝对不够的。当然，这些任务不只与斗争的直接动机有关系，只有在对总体的社会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地位和内部矛盾以及国内外的阶级力量的关系进行广泛深入的分析之后，才能理解这些任务。没有坚持不懈的准备，不以革命纲领的精神对千百先进工人进行教育，没有这些先进工人多年来努力将纲领在广大群众中传播的过程中所积累的实践经验，仅仅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就可以在一夜间由广大群众创造出与历史形势相符的意识来，就是绝对的幻想。
实际上，可以把卢森堡的命题反过来说，如果无产阶级先锋没有在最广泛的群众斗争爆发之前制定革命纲领，并在鼓动中以纲领的精神对无产阶级的队伍进行教育和检验，那么阶级就不会达到它的历史目的，因为群众在斗争中只是创造了获得革命意识的可能。一战后，德国革命被压碎的悲惨教训就是由于缺乏一个训练有素的阶级先锋。
列宁的战略计划的目标就是通过将单个的革命核心与无产阶级先锋有机结合起来的方式来创造一个先锋队。但如果没有广泛全面的政治活动使先进工人超出工会或者是工厂的狭小界限的限制，这种融合就是不可能的。根据手头现有的经验资料我们可以确定，在1905年革命之前和革命的过程中以及1912年群众运动重新发展起来之后，列宁的党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党。[26]
还必须从另一种观点来全面理解列宁策略计划的深刻的革命性质。任何基于在不远的将来——如果不是必然——可能发生革命的概念都不可避免地要考虑与国家权力的直接冲突的问题，也就是说，夺取政权的问题。可是，一旦将这个困难考虑到这个概念之中，结果就会多一个论据支持集中制。列宁和卢森堡都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和资产阶级国家对现代社会在集中方面施加了强大的影响[27]，那种认为这种集中的国家的权力可以被逐渐瓦解是纯粹的幻想，就好像，比如说一堵墙可以被一块砖一块砖的拆掉。
总之，最后分析起来，列宁和卢森堡同样激烈[28]反对的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思想实质就基于这种幻想。当夺取政权的问题不再是遥远的将来，而是被当作最近的目标时，革命就会立刻面临夺取政权应当采取哪些必要的手段的问题。在这里，卢森堡又一次误解了列宁只是在辩论中使用的观念“雅各宾派与觉悟无产阶级组织不可分割的联系”。当列宁用这个思想的时候，他的意思当然不是指某种布朗基主义的密谋者，而是指像雅各宾党人一样，以不间断的努力追求革命目标的实现的进步集体，这样的集体不会允许自己由于不可避免的群众运动的暂时的起落而偏离这些任务。
对卢森堡来说，为了公平起见，必须补充一下，第一，她是从不同的历史观点考虑这个问题的，因为自从1904年开始，德国的现实对她产生的影响要比俄国和波兰的现实对她产生的影响要大得多；第二，当德国的情况已经表明革命即将到来的时候，她立刻以列宁主义的方式得出了必要的结论。[29]
同样，当年轻的托洛茨基在同列宁的辩论中责备他的“替代主义”，即用党代替工人阶级的主动权时，他也犯了严重的错误。[30]如果我们把这个指责的核心从争论的形式中剥离，那么在这里我们同样发现了一种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发展的理想主义的不够充分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教导说无产阶级的利益是由它的客观生活条件决定的。这些利益是如此有力，如此不可避免，终于会迫使着无产阶级，使他们意识到自身的需要，也就是说，是无产阶级的客观利益转变为主观利益。” [31] 今天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来这种肤浅的分析里隐含着多么幼稚的宿命论的乐观主义。在这里，现实利益被置于和历史利益同等的地位，即对最复杂的政治战术战略问题的阐明。与已经发生的历史灾难相比，希望无产阶级会最终意识到自身的历史利益，似乎相当的浅陋，因为没有一个合格的革命领导，无产阶级甚至不能完成眼前的革命任务。
下面来自同一个争论的这段话更明显的表明了同样天真的乐观主义：
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不仅相信无产阶级政党的成长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他们更加相信党的革命社会主义的思想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成长是不可避免的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自然而然的导致了无产阶级明确自己的政治地位；而革命社会主义胜利的不可避免则是因为无产阶级在政治独立过程中的客观趋势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策略问题在革命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中找到了最好，最全面最深刻的表述。[32]
这段引文清楚的表明了年轻的托洛茨基在他与列宁的争论中所维护的正是“久经考验的策略”和天真的“对进程不可避免的信念”，这种自从马克思死后一直到一战这段时间在国际社会民主党盛行的观点。列宁的阶级意识的概念无与伦比地更丰富，更雄辩，更具辩证的精确性，因为它基于对当前革命的深刻理解（不是“终于在某一天”而是在未来几年中）。为了进一步理解历史的发展，还必须补充一点，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之后，托洛茨基就完全接纳了列宁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形成的分析，因此也一并接受了列宁的组织理论，这样托洛茨基一直到死都在同所有怀疑者和悲观主义者的斗争中倔强的捍卫这些原则（他们声称在列宁的原则中发现了斯大林主义的“萌芽”）。托洛茨基在他的最后的未完成的手稿中写道：
“俄国无产阶级在二月，或者说在1917年三月，成熟起来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列宁。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是工人阶级革命传统的化身。为了让群众接受列宁的口号，必须存在一个核心，尽管开始数量很少；这个核心必须有信心担当领导的重任，这种信心来自于全部过去的经验。在对情况的分析和预测中去掉这些因素就是忽视活的革命，用一个抽象的概念代替它，所谓的“力量对比”，因为革命的发展确实是在于，这种力量的对比由于无产阶级意识变化的影响而发生不断的迅速的变化，由于革命对无产阶级中包括落后阶层直到先进阶层的吸引，由于阶级对自身力量不断增长的信心。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党，正像在党的组织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它的领导一样。”[33]
3．革命先锋和自发群众运动
有些人“欣赏”卢森堡和托洛茨基，而把列宁一生的工作说成是对自发的群众运动的系统地低估，这对列宁来说是不公平的。那些争论性的文章只有在相关的语境下才可以被理解，除了这些文章，像卢森堡和托洛茨基一样，列宁同样热烈同样明确地欢迎大规模、自发的群众罢工和示威的爆发。[34]只有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们，随着他们对自发群众运动逐渐增长的不信任，才会歪曲列宁主义——这是所有官僚的特征。
当卢森堡说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不可能按日历“预先决定”的时候，她完全是正确的，而列宁也从没有说过相反的东西。像卢森堡一样，列宁也确信，没有基本的群众运动的爆发，革命就不可想象，这些基本的群众运动既不能按照什么规律来组织，也不能由一群受过训练的没有军衔的军官来“指挥”。像卢森堡一样，列宁同样确信，一场真正广泛的群众运动是会展示并且永远是会展示创造性的力量，无比的智慧和首创精神的巨大武库。
所谓的自发性理论在有限的意义下可以归因于卢森堡，列宁的组织理论和这种理论的不同并不在于对群众主动性的低估，而是在于对这种自发性的局限性的理解。群众的主动性可以达到许多重大的成果。但是在斗争的过程中，仅仅依靠自身，这种群众运动不仅不能得出一个彻底的，全面的，触及所有社会问题的社会主义革命纲领（更不要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设新社会）；而且也不能集中足够的力量摧毁建立在完全应用“内部线路”连接起来的集中的国家权力。换句话说，群众自发性的局限就在于一场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朝夕可成的。而且“纯粹”的群众自发性的成果最后总是变成昙花一现。
而且，“纯粹”的自发性只存在于那些有关工人运动的童话故事中，而不存在于实际的历史之中。 人们所理解的“群众的自发性”是指那些没有提前经由某些集中的权威周密计划的运动，而人们所不理解的“群众的自发性”是指没有受到“外部政治影响”就发生的运动。去掉“自发运动”的蓝色外衣，你会发现里面的明显的亮红色。这里是一个“先锋”组织的成员发起一场“自发”的罢工。那里，另一个“左翼”组织的前成员，虽然脱离组织很久了，但由于他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因此在突发的环境下能够闪电般的做出反应。
一方面，我们会在“自发”的行动中发现工会反对派，或者某些普通团体多年“地下活动”的成果；另一方面，我们还会在其中发现“左翼”力量强大的临近城市（或者邻近的工厂）的工会成员多年来虽不显著但却不懈活动的结果，在阶级斗争中，那种天上掉下烧鹅的好事是不会发生的。
在自发行动中，斗争中的每个人都达到了相同的意识水平，而在有先锋组织干预的行动中，先锋与群众的意识水平却有很大的不同，但这完全不是区分“自发运动”和“先锋队干预”的原因。同样，将这两种形式的运动区分开的也完全不是因为在“自发”行动中没有来自阶级外部的帮助，而参与群众提出基本要求的有组织的先锋以一种“精英的方式”，并赋予运动一个纲领。绝没有不受某种先锋因素影响的“自发”行动。“自发”行动和有“革命先锋干预”的行动的本质上的不同就在于，在“自发”行动中，先锋因素的干预是没有组织的，偶然的，断断续续的和没有计划的（偶然间发生于这家工厂，那个地区或城市），而革命组织的存在则使得在“自发”的群众斗争中先锋的因素有可能与运动协调一致，使之有计划，有意识的保持同步，不断地形成这一影响。列宁主义的“超级集中制”的几乎所有的要求都基于此，并且仅仅基于此。
只有不可救药的宿命论者才会相信群众运动必定在某一天爆发，因为它们正好在那一天爆发了，而且，相反，所有群众没爆发的情况全是因为那些爆发是不可能的。在现实中，这种宿命论的态度（考茨基-鲍威尔学派的共同点）是列宁主义组织理论的讽刺画。无论如何，典型的就是，那些反对列宁主义的人在反对列宁时大谈“群众的自发性”，而丝毫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完全陷入到一种与他们对“群众自发性”“顶礼膜拜”完全冲突的庸俗机械决定论当中了。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从不可避免的爆发的周期性的自发性群众运动出发，他就应该明白不可能确定革命到来的确切时刻，因为成千上万的微小事件，局部冲突和偶然事件都有可能在决定最终这一时刻时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一个在关键时刻能够集中力量于“薄弱环节”的革命先锋，相对而言就比不能集中力量的多数先进工人的分散行动更有效。[35]
西方发生的两次伟大的工人斗争——1968年法国五月事件和1969年意大利秋季事件——都完全证实了这些观点。这两次始于“自发”斗争的事件既不是由工会也不是由大社会民主党或是“共产党”策划的。在这两次事件中，少数激进的工人、学生或是革命性很强的分子发生了重大的作用，他们到处激起了第一次发动，并且为工人群众提供了从“模范性经验”中学习的机会。成千上万的工人投入到斗争中——法国多达一千万，意大利多达一千五百万。这是从未有过的，即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大规模阶级斗争也难比拟。
这两次事件中，工人表现出的自发趋势远远超出了所谓“经济主义”的纯粹经济性罢工。在法国，工人们占领工厂和无数次的类似的采取主动进攻的行动都证实了这一点，在意大利，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大规模的街头示威和政治要求的提出，而且还表现出自我组织生产的趋势的萌芽，即试图采取建立双重政权的第一步措施：选举代表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意大利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比他们的法国兄弟要更加先进，他们从法国五月事件中第一次得出了重要的历史教训。[36]）但是这两次强大的，自发的群众运动都没能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甚至都没有促进群众对斗争目标的理解，否则就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推翻资本主义。
回忆一下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中的一个暗喻：在关键时刻，如果没有活塞的压缩，再强有力的蒸汽也会消散。[37]当然归根到底，决定性的力量是蒸汽，即群众运动和群众斗争的力量，而不是活塞本身。没有蒸汽，活塞就是一个空壳。但是没有活塞，即使是最强烈的蒸汽也会被浪费掉，而不能发挥任何作用。这就是列宁的组织理论的精华所在。
4．组织，官僚制度和革命行动
把这几个概念联系起来有些困难，那些年在与孟什维克派的激烈争论中，列宁在1903-1905年间还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在1908-1914年也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认识到了这一点。而正是在这里，托洛茨基和罗莎卢森堡的历史著作的全部价值才显现出来，这些著作使得人们更容易理解“工人阶级——先进工人——工人政党”等这些辩证概念。
先锋党以及党和群众之间存在着的一定的区别是必要的，这正是因为广大工人群众的阶级意识水平不足的缘故，而这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列宁反复强调的，这是一个复杂的辩证关系——分离和结合的统一——完全符合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为目标的革命斗争的历史特点。
劳动和商品生产的普遍分离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特征，常常会带来人类关系的物化，党之分为不同的成分就根源于此。[38]这就意味着，脱离工人群众来建立党组织，就会发生危险，因为组织可能会变得独断独行。当这种危险的发展超出了萌芽阶段，就会出现一种趋势，机构的自我保护就成了目的本身，而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
这就是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堕落的根源，即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和西欧的共产党从属于保守的改良主义官僚的原因，这些官僚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中，已经成为现实秩序的一部分。[39]
工人组织中的官僚现象是劳动的社会分工的产物，是工人群众能力缺乏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工人群众完全被排除在文化和理论的创造活动之外，对他们来说工作通常必须在组织的范围内被处理。无论如何，就像工人运动开展时经常做的那样，这种尝试没有任何用处，因为劳动力的分工符合物质条件而绝不是某个阴险的野心家的发明。如果忽视了这些条件，那么由此产生的民粹主义，无知和争吵就会像官僚主义一样对运动产生同样的阻碍。在这里，如果从不同的观点出发，以组织技术代替意识水平，我们又会遇到我们刚才已经解决了的同样的困难：也就是，过分相信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能成为准备无产阶级独立活动的完美的学校，或是它能自动地使工人群众自发地认识到和达到他们的目标和为解放自己所需的组织形式。
列宁在与孟什维克的初次争论中的确是低估了组织变的独断专行和工人政党官僚化的危险。
他从这样一个假定出发，在现代劳工运动中来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纯工会主义者”的机会主义的危险是个威胁。他取笑他的许多与“官僚主义”危险作斗争的同志。实际上，历史表明，一战前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既不是来自知识分子也不是来自“纯粹的工会主义者”，而是来自社会民主党本身的官僚化，即一方面局限于选举和议会活动，另一方面局限于要求实现只是经济方面和工会方面性质的改革的“合法化”运动。（仅仅描述这一实践就可以肯定它与今日的西欧共产党是何其相似！）
托洛茨基和卢森堡比列宁更早更准确地意识到了这个危险。早在1904年卢森堡就表述过这样一个想法，“渴望进攻的群众和过分谨慎的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分歧”是可能出现的。[40]这个思想几乎还没有提出就被抛弃了；要想证实这一想法，当时唯一可能的办法似乎就是设想一下党的“超级集中制”沿着列宁主义的路线发展下去会出现的情况。两年后托洛茨基更准确的表述了这一思想：
当群众已经拥护社会主义并且越来越多的群众变得有组织有纪律的时候，欧洲的社会主义党，尤其是最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始变得保守了。结果，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一个拥有无产阶级政治经验的组织就有可能在某一时刻成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公开冲突的直接障碍。换句话说，无产阶级政党的保守主义在某些时刻就会阻碍无产阶级直接夺取政权的斗争。[41]
不幸，历史证实了这个预则。列宁直到一战前才发现这个问题，而德国的左翼早就表现出他们在幻想一个社会民主党政府了。[42]
5．组织理论，革命纲领，革命实践
然而，1914年8月4号受到强烈震动之后，列宁在这个问题上也向前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从那时起，组织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内容问题了。现在问题不再是简单的将一般的“组织”和一般“自发性”进行对比了，就像列宁在《怎么办？》和《进一步，退两步》中所做的那样。现在的问题是从客观上对保守的组织和革命的组织进行区分。这种区分根据客观的标准（革命纲领，在群众中传播这些纲领，革命实践等等）来进行，更倾向于群众的自发的斗志而不是保守的改良主义的群众组织的存在和活动。“天真”的组织依恋者可能会说，1914年以后，列宁又回到了卢森堡的“自发性”理论的观点，当“无组织”的群众和社会民主党组织发生冲突时，他系统地为前者辩护而反对后者，或者是指责社会民主党背叛了革命群众。[43]列宁甚至认为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就必须先摧毁保守的组织。[44]
但是，列宁在1914年以后对他的组织理论进行的修改，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他的理论的完善，并不是退回到对“纯粹”的自发运动的崇拜，而是前进了一步——对革命政党和一般的组织进行了区分。现在，与其说党的目的是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阶级意识，不如更准确的说，革命先锋的作用就在于发展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的革命意识。革命阶级政党的建立过程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纲领与大多数先进工人在斗争中获得的经验的融合。[45]
一战爆发后，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得到了详细的阐明和传播，同样，列宁主义关于革命与当代的联系的观念也得到了快速的传播。1914年以前，这些概念对列宁来说还是或多或少被局限在俄国，1914年以后，它们就被应用于整个欧洲了。（在1905年俄国革命以后，列宁就意识到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就有立刻爆发革命的可能。）结果，列宁主义关于西欧帝国主义国家的“战略”的正确性在今天就与我们所生活的历史时期的性质这一问题有了密切的联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看，只有从下边这个假定出发——在我们的分析中是正确的和可能的，即假定从一战开始并且不晚于俄国十月革命，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制度就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结构危机[46]的时期，而这必将周期性地导致革命形势的出现；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从“现实革命的可能性”中得到的党的概念才是正确的。然而，如果从相反的假定出发，即我们仍然处在作为世界制度的资本主义的上升期，那么这样一个概念就应当被当作一个完全的“臆想”而拒绝。因为，在列宁主义的战略计划中起决定作用的当然不是革命宣传——当然，即便是在非革命时期，革命者也应该进行革命宣传——而是对在不久的将来要爆发的革命的关注。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期，这样的行动仍然是可能的（参看巴黎公社），但只是作为不成功的例外。在这种情况下，想通过集中力量参与革命活动的方式建立党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一般的“工人政党”（涉及它的成员或者甚至它的选举支持者）和革命的工人政党（或者说是这样一个政党的核心）的不同不仅仅在与它们的纲领和客观的社会功能的不同（它鼓舞所有群众的革命行动，以及所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国家的进攻和挑战的行动），而且还在于它能够找到一种教育方法使它能将革命纲领带到不断增多的群众中去。
然而，可以更进一步，以更尖锐的方式提出问题：组织机构变得独断独行的危险是只限于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工人”组织呢，还是说这种危险同样也威胁着包括有革命纲领和革命实践的政党在内的一切组织呢？官僚机构的不断发展是否就是劳动分工——包括“领导”和“成员”之间的划分，甚至是在一个革命政党中的这种划分——不可避免的结果呢？因此任何革命组织，只要它超出了狭小的个人生活环境，就注定要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以及群众斗争的发展过程中成为无产大众争取自身解放的障碍呢？
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结论就是：工人阶级和人类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因为恐怕任何组织不可避免的“自主化”和堕落都不得不看作两难困境中的一极，另一个表现在所有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和所有部分被卷入运动的知识分子，以及所有被广泛的商品生产所控制的人都会陷入一种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意识中”。只有以完整的意识和完备的理论为指导的广泛的革命实践才有可能防止“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对革命者个人的渗透。这种行动只能是集体的有组织的行动。如果上边的观点是正确的，那就不得不得出结论，无论有没有组织，先进工人注定不是无法获得政治阶级意识就是快速地失去它。
在现实中，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它将一个过程的开端和最终结果等同起来了。这样，以静止和宿命的方式，这种观点就从革命组织也存在着退化的危险的前提出发，推论出这种退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无论从经验上还是从理论上，这一点都无法得到证明。因为一个革命先锋组织甚至一个革命政党的官僚主义的退化的危险的加剧并不只是取决于自治的趋势，这个趋势事实上影响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机构，而且这种危险还取决于相反的趋势。在这些趋势当中有革命组织独立于本国组织的国际化运动并且经常对组织进行理论监督（不是通过机构，而是通过政治批评）；与实际的阶级斗争和实际革命行动的密切联系，这就可能经常在实践中筛选出革命的核心；通过在工厂，大学，以及全职的党的工作人员之间进行不断的人事轮换来系统地努力消除劳动的分工；组织上的保证（限制全职工作人员的收入，保卫党内的民主生活，可以自由成立派别活动，等等。）
这些相互冲突的趋势的结果取决于它们之间的斗争，而这些斗争最终又是由两种社会因素决定的[47]:一方面是“自治机构”分离的特殊社会利益的程度，另一方面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政治活动的程度。只有当后者严重削弱时，前者才会公开产生出来。这样，整个分歧就变成一种乏味的陈词滥调：当工人阶级越来越消极的时候，他们就不能积极的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这丝毫没有证明，在先进工人的活动不断增长的时候，革命组织不是带来解放的有效工具，尽管他们的“独断”可以而且必须被阶级的独立活动所限制（或被它的先进部分）。革命组织是发动革命的工具。而且，没有广大工人群众日益增长的政治活动，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
6．组织理论，民主集中制和苏维埃民主
有人反对列宁的组织理论，说夸大集中制会阻碍党内民主的发展。但是这种反对是不对的，因为列宁主义的原则把组织限制在活跃的成员范围内，而且是以集体控制的方式运作，实际上扩大了而不是减少了党内民主。
一旦工人组织超过了一定的规模，基本上就只有两种可能的组织形式：一种是定期缴费的选举性的社团（或是区域性组织），类似于今天德国社会民主党或法国共产党的组织形式；另一种是战斗小组，它的成员都是从活跃的有觉悟的成员中选出来的。诚然，从理论上讲，第一种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使一些怨天尤人者和反对者能够混入，但是只有在这种形式中次要的事情才能被包括进来。除此以外，它的成员都是些去政治化的消极的群众，他们作为组织的选举的基础随时都可以被调动起来，但这与阶级意识没有任何关系。（这些人中不小的一部分甚至在物质上依赖这个组织——大量的政府和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和职员，工人组织本身的职员，等等）然而，在那些只有表现出某种最低限度的觉悟才能成为其成员的战斗性的组织中，找到独立思想的可能性实际上更大。在这里，“纯粹的官僚主义者”和纯粹的野心家就不会像在普通的选举性俱乐部里那样容易大行其道。这样，意见上的分歧就可以更多的根据实际情况来解决，而不是用物质性的附属物或抽象的“忠诚”的方式来解决。诚然，以这种方式建立的组织并不能自动的保证能防止组织的官僚化。但至少这样能为预防官僚化提供必要的条件。[48]一旦真正的革命爆发的时候，革命组织（党的核心或是党）和工人群众的关系就会发生急剧的变化。到那时，革命的有觉悟的社会主义者在多年的活动中播下的种子就开始迅速发芽了。广大群众能够迅速获得革命意识。广大群众革命的首创精神就会将许多革命组织远远的抛在后面。
托洛茨基在他的著作《俄国革命史》中，曾多次强调在俄国革命的某些关键时刻中，工人群众曾经多次走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前面。[49]但是，还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毕竟还要与以下事实区别开来，即在列宁的四月提纲之前，布尔什维克党制定的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和目标的策略思想存在着不足。[50]如果不是列宁在关键时刻提出四月提纲，布尔什维克党就要为此付出代价。然而，列宁之所以能够轻易的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受过教育的布尔什维克工人群众的推动，这些工人本身就是俄国工人阶级强大的激进部分的复活。
毫无疑问，关于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会得出一个稍微不同的客观的全面的观点。有好几次，党的领导核心都表明他们成了阻碍党在夺取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回到托洛茨基的立场上的保守障碍，同时很明显，对那些在二十年的革命组织和革命活动中受过教育的革命工人的核心的思想上的澄清对决定性的策略转变的成功产生了作用。有人想要在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党的概念”之间建立联系，那他至少应该考虑到这个决定性的干预的因素。斯大林的胜利并不是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的结果——而是这一概念的关键组成部分缺乏的结果，即存在一个与工人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相当活跃的，在革命中受过教育的工人核心阶层。此外，列宁本人也绝不会否认在这一因素缺席的情况下列宁主义的党的概念会变为它的反面。[51]
在革命中和革命之后怎样组织他们的独立活动？对这个问题，工人阶级迄今为止所做的最普遍的回答就是苏维埃制度。[52]该制度将阶级内部所有的力量——还有社会所有的劳动阶层和进步阶层¬——置于阶级内部本身就存在的各种倾向之间的公开的斗争之中。任何一个真正的苏维埃制度——即真正由工人群众选出并且没有任何其他选出的权力机构强加其上的苏维埃制度——将能够摒弃上面提到的无产阶级各阶层在社会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别。工人委员会实际上就是在一个中心问题上有共同意见的多种政治倾向的先锋的联合：对阶级敌人进行共同的革命抵抗。（同样，罢工委员会反映了工人中各种不同的倾向，当然有一点除外：它只包括那些参加罢工的倾向。工贼在罢工委员会中没有位置。）
在列宁式的革命组织和真正的苏维埃民主或苏维埃政权之间没有矛盾。与此相反，没有革命先锋所进行的系统的组织工作，苏维埃制度要么被改良主义者或半改良主义者的官僚们所扼杀（参看1918-1919年德国苏维埃制度），要么就是由于没有解决关键政治任务的能力而失去它的政治作用（参看1936年7月到1937年4月之间的西班牙革命委员会）。
那种认为苏维埃制度使得政党过多的假设有一到两个来源。它要么是来自于一种幼稚的臆想，认为采用苏维埃制度能使无产阶级在一夜间趋于一致，消除意识形态和利益方面的一切差别，自动地自发地给整个工人阶级提供在革命中出现的策略和战术问题的“革命解决方案”。要么它就是一个借口，用来给一小撮自封的“领袖”机会以控制相当一部分不善言辞的群众，这些群众被剥夺了系统地理解革命中策略和战术问题的可能性，即自由讨论和在政治上区分自身的可能性。（例如，所谓自治的南斯拉夫制度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因此，革命组织比那种无差别的代表制更能保证工人群众在苏维埃中获得更多的独立活动的自由和自我意识，进而获得更多的革命阶级意识。当然它一定要鼓励而不是阻碍工人群众的独立活动。正是群众的这种独立的首创精神在苏维埃制度中获得了完全的发展。我们又一次达到了一个相似的结论：基于正确革命策略（即对客观历史阶段的正确分析）的列宁主义的组织概念就是群众集体活动的协调者，是对群众的集体记忆和经验的消化吸收，代替时间，空间和意识上的不连续和不断的重复。
历史已经表明，一个自称是革命党的政党和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当一群官僚不仅反对而且还不择手段地去压制群众的首创精神和独立活动，甚至使用军事手段的时候（想一想1956年10月——11月的匈牙利或者1968年8月的捷克斯洛伐克），当他们与从群众斗争中自发产生出的苏维埃制度没有任何共鸣，反而还要以保卫“党的领导地位”为借口扼杀、摧毁苏维埃制度的时候 [53]——那样，很明显我们遇到的就是代表特权阶层的特殊利益的组织：官僚组织，他们深深的敌视群众的独立活动。不错，一个革命政党有可能会退化堕落成一个官僚主义的政党，但这并不能成为反对列宁主义的组织概念的理由，就像一个医生没有治愈反而治死了许多病人不能作为反对医学的理由一样。要是因此就从科学的概念退回到“纯粹的”群众自发性去，那就好比是又从科学的医学回到江湖骗子的庸医时代。
7．经济主义的社会学，官僚主义和自发性
当我们强调说列宁的组织概念实际上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潜在的可能性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接触到了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理论的核心问题：在资本主义下对革命主体的确定。对马克思和列宁来说（对卢森堡和托洛茨基来说也是一样的，虽然他们直到1914年之前的某些时候才从这一事实中得出所有必要的结论），革命的主体只能是潜在的，周期性出现的革命工人群众，因为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作，思考和生活，即完全在于它的社会存在。[54]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就是直接来源于对革命主体的地位的估计，因为不言而喻，这样定义的一个主体只能是一个矛盾的主体。一方面是工资奴隶制，异化劳动以及一切人类关系的物化，以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周期性的间歇之后它又进入激进的阶级斗争阶段，甚至爆发出公开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革命斗争。在过去150年当中，真正的阶级斗争就体现在这周期性波动之中。决不能将过去100年中法国或德国的劳工运动的历史归结为“不断增长的消极”或“不间断的革命活动”。很明显它是两种因素的综合，有时强调这一个，有时强调那一个。
作为意识形态方面的倾向，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深刻的理论根源就在于对革命主体的非辩证的定义。对于机会主义者来说，革命的主体就是每天都能看到的那些工人。他们在任何事情上都模仿工人的态度甚至“崇拜他们落后的一面”，像普列汉诺夫所说的。如果工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仅限于工厂，那么他们就是“纯粹的工团主义者”。如果工人被爱国的沙文主义所俘获，那他们就会成为社会爱国主义者和社会帝国主义者。如果工人们屈从于冷战的宣传，那他们就变成冷战的支持者：“群众永远是对的。”最近，机会主义最拙劣的表演就是他们制定纲领——让它变成一个选出来的纲领——的时候不再通过对社会的科学分析，而是求助于民意测验。
但是这种机会主义导致了不可解决的矛盾。幸运的是，群众的情绪不会一成不变，有时在一个相当短的时期里他们的情绪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今天工人们可能只关心车间里的事情，但明天他们可能就会出现在街头政治示威的队伍里。今天他们可能会站在帝国主义者一边保卫祖国以对抗“外敌”，但明天他们可能就会厌恶战争并重新将他们的统治者视为主要的敌人。今天他们被动地接受与老板的妥协，但明天他们可能就会以罢工来反对它了。机会主义总是拿“群众”的态度为他们消融于资本主义社会辩解，而一旦当群众开始突然转向采取行动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机会主义的逻辑就会导致对这些群众的阻碍。
宗派主义者也跟机会主义者一样把革命主体简单化了，但却是在相反的意义上。如果对机会主义者来说那些普通的工人才算数——即那些认同并且适应资本主义关系的工人——那么对宗派主义者来说，只有那些表现出革命性“理想”的无产阶级才算数。如果工人没有表现出革命性，那他就不再是革命主体了：他降格了，变成了“资产阶级”。如果工人阶级犹豫不决，没有完全接受宗派主义者的意识形态，那么那些极端的宗派主义者——例如某些极左的“自发论者”，某些斯大林主义者，和某些毛主义者——甚至就会将他们与资本家阶级等同起来。[55]
当极端的客观主义者（“工人的所作所为都是革命的”）和极端的主观主义者（“只有那些接受我们学说的工人才是革命的，才是无产阶级）都否认受完全相反的意识支配的群众所进行的巨大的斗争的客观革命性质的时候，他们最终走到了一起。对机会主义的客观主义者来说，这些斗争并不是革命性的，因为“下个月大多数人又会回去投票支持SPD（西德社会民主党）或戴高乐。”对宗派主义的主观主义者来说，工人群众与革命毫无关系，“因为（即我们的）革命组织还很薄弱。”
要弄清这两种倾向的社会性质并没有什么困难。它符合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社会性质：机会主义者通常代表在群众组织或资产阶级国家机构中与劳工官僚主义相联系的知识分子，而宗派主义者则代表那些被排除于阶级之外或是仅仅从一旁观察事物的知识分子，他们始终处在真实的运动之外。在这两种情况下，矛盾但不可分离的革命主体中的主客观因素被迫分离，这符合于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这种脱节会导致机会主义的实践和包含“错误意识”的理想化的理论。
非常典型的是，大多数的机会主义者（还有工会官僚）和宗派主义文人都会指责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想要“征服”工人阶级。[56]在革命学生运动中这个问题也扮演着一个关键的角色。因此，有必要对官僚主义，经济主义和自发性（或者，组织问题的“手艺人”的方法）的社会学方面的问题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时候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生产和积累之间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一些调和，比如在工厂中就会发生这样的事。“知识分子”或“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或“技术知识分子”这些一般概念的含义实际上与上述的多种调和活动相符合，而这与真正的阶级斗争很不一样。基本上可以区分以下几个概念（但我们绝不说这构成一个完整的分析）：
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和劳动之间存在着真实的中间人，也就是资本的副官：工头，监工以及工厂中的其他人事干部，他们的工作就是维护资本的利益，在工厂中加强劳动纪律。
科学和技术之间或者技术和生产之间的中间人：实验室人员，科研人员，发明家，技术员，策划人员，项目工程师，起草者等。同第一种人相比，这些人不参与对生产者剩余价值的分配。他们本身就参与实际的物质生产，所以他们不是剥削者，而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者。
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之间的中间人：广告经理和相关部门，市场研究部门，销售部门的干部和科学家，市场专家，等等。
劳动力商品买卖双方之间的中间人：首先是工会的工作人员，扩大了说，包括所有劳工运动中官僚化的群众机构中的工作人员。
资本和劳动在上层建筑领域的中间人，意识形态生产者（即那些生产意识形态的人）：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公共意见制定者”），所谓的教授，记者，某些艺术家，等等。
科学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中间人，那些没有被纳入统治阶级意识形态职业化生产的理论工作者，由于他们不存在物质上的依赖，所以能够相对独立地对资本主义关系进行批评
还可以补充一个第七类人，部分包含于第五类当中，部分包含于第六类当中。在一个稳固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教育作为一种职业属于第五类，这既是因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也是因为所有职业教育的抽象的和意识形态的特点。然而，随着结构危机的加深，在现代资本主义高校和大学中，它的客观标准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资本主义总危机产生了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总危机，不断产生质疑。另一方面，教育不再作为灌输抽象的意识形态的手段，而是更多的被用来对未来在生产中的知识型工人（属于第2类和第3类）提供技术准备。这就可能使这种教育能越来越多的与个人异化的意识联系起来，与相关领域的社会批评联系起来（甚至对整个社会的批评联系起来）。
现在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哪些知识分子会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首先是第3，4和5中的知识分子。（我们不必提第1组，因为一般来说它与工人的组织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对工人阶级的独立和自信来说，最大的危险是第4和第5类人的共生或混合，正如一战后在社会民主党内普遍出现的那样，也如同今天部分地出现于西方由莫斯科控制的共产主义群众组织中的那样。
另一方面，第2组和第6组只能加强工人阶级和革命组织的影响，因为他们用知识把工人阶级和革命组织武装起来，而这些知识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无情的批判和推翻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甚至要使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成功地接管生产资料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
那些同第2组和第6组知识分子一道责备工人组织不断团结起来的人客观上只是帮助了3，4和5组中的人对工人阶级施加消极影响。因为历史上还从没有出现过不伴随着意识形态斗争的阶级斗争。[57]它就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到底哪种意识形态能够在工人阶级中扎根；或者，更准确地说，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当中，究竟哪一种能在工人中得到发展。所有那些反对在斗争中的工人阶级内部的“每一个外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的人不是忘记了这一事实，就是把这一事实撇到了一边，即第1，3，4和5组的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施加的影响通过整个资产阶级社会这部机器和资本主义经济不间断地作用于无产阶级，而且那些极左“自发论者”对此毫无办法。对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在工人阶级内部的影响就意味着允许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在没有反抗的情况下传播。[58]更糟的是：通过抵制建立革命组织和对职业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教育，孟什维克和“自发论者”实际上不得不帮助维持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离的状态，即工人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屈服和工人组织的迅速官僚化。因为，一个处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工人通常不可能有机会广泛的学习理论，因此他就会依赖“小资产阶级的专家”。因此，在革命组织内部可以采取果断的措施来至少使大多数先进工人受到教育，通过间断性地使工人离开工厂的办法在克服工人运动内部的劳动分工上取得第一个胜利。
这还不是关于自发主义的社会学的最后的结论。我们必须问问自己：对知识分子的“厌恶”和“不信任”对工人阶级中的哪个阶层最有影响？很明显，就是那些由于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而同脑力劳动者有着实际矛盾的工人阶层。总的来说，这些工人来自那些时刻受到技术进步威胁的中小工厂；那些能自学的工人通过个人努力，使自身不同于工人群众；那些爬进官僚机构的工人；还有那些由于较低的教育水平和文化水平而被排斥在脑力劳动之外的工人——因此他们对知识分子极不信任和充满敌意。换句话说，工人阶级内部出现的经济主义，自发性，对待组织问题的“手工业者的态度”以及对科学的敌视等这些问题的社会基础就在于工人阶级内的技术工人阶层。
另一方面，在大工厂和大城市里的工人中，在技术进步前沿领域的工业部门里的工人中，对知识的渴求，对技术和科学进程的熟悉，以及敢于去夺取工厂和国家权力的勇气使他们更容易理解革命理论家和革命组织的必要的客观作用。
劳工运动中的自发倾向如果不总是与这个社会基础相适应，也是通常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对拉丁语国家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来说是尤其如此。这对孟什维克主义来说也是如此，它被大城市工厂中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所击败，但是却在俄国南部的典型的小镇中的采矿业和油田地区找到了重要的阶级基础。[59]今天，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时代，在保证“工人独立性”的借口下试图恢复手工业工人阶层的尝试会像从前一样产生相同的结果——也就是，破坏先进的和有革命潜力的工人阶级的力量，促进运动中经常处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半手工的，官僚化部分的增长。
8．知识分子，社会科学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第三次工业革命使得大量的脑力劳动者重新回到了生产过程中去，马克思预见到了这一点，而且正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为此打下了基础[60]，这样就为一个更为广阔的科学知识分子阶层重获异化意识创造了前提条件，这个阶层曾由于脱离直接的剩余价值的生产，由于直接或间接的参与剩余价值的消费而失去过这个意识。因为它亦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意识所压倒。这不仅是帝国主义国家中学生反叛的物质基础，而且也是将数目不断增长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卷进革命运动的物质基础。
总的来说，一战前知识分子对古典社会主义运动的参与不断减弱。尽管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它还有相当大的规模，但随着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群众运动不断壮大，它却变得越来越弱。1910年托洛茨基和麦克斯·阿德勒之间有过一个鲜为人知的争论，在争论中托洛茨基揭示出这一过程的唯物主义的原因：知识分子对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依赖；对它所服务的这个阶级的利益的意识上的认同；以“反社会”形式组织起来与它的对手竞争的工人运动的软弱无力。托洛茨基预言在革命时代，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这种情况很快会发生变化。[61]
然而，托洛茨基从这些正确的前提中得出了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策略结论，例如他就没有看到列宁在1908——1909年发现的学生运动（在反革命胜利期间重又出现的）的重要性，列宁认为这次运动是随后即将到来的革命群众运动的信号（1912年开始）。
他甚至坚持认为如果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知识分子能够传播“它的一般社会特点：宗派主义，知识分子典型的个人主义和思想拜物主义”，那它就是错的。[62]托洛茨基后来承认，他当时低估了布尔什维克与取消主义者所进行的派系斗争的政治和社会意义，这个斗争正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早期斗争的延续。历史已经证明这一斗争与“知识分子宗派主义”的产物毫无关系，它是社会主义革命意识与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意识的决裂。[63]
然而，说俄国革命知识分子参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建立是没有任何社会根源的纯粹个人选择的产物，这是对的。十月革命之后，他们不可避免的转向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因为大多数技术知识分子不能回到革命阵营。开始时他们阴谋破坏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然后要花高价才能“买到”他们的合作；最后他们变成了革命官僚化和退化的背后动力。鉴于物质生产过程中技术知识分子（特别是上面提到的第2类）的地位在今天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技术知识分子正在逐渐变成工资劳动阶级的一部分，因此，跟过去相比，这些人参与革命过程和社会重组的可能性有了更坚固的基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早就指出过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能够发挥关键的作用。
“为了接管和使用生产资料，我们需要大量的受过技术训练的人。我们没有这些人，……我想我们在未来8到10年当中会招募充足的年轻技术人员，医生，律师和教师到适当的岗位以便让党的同志管理工厂，提供国家必须的物品。这样我们就能自然地相对平稳地获得政权。但是如果我们过早的通过战争取得政权，技术人员就会成为我们主要的反对者，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欺骗和背叛我们。我们不得不对他们使用恐怖手段，而他们照样会给我们制造麻烦。” [64]
当然，必须补充一点，与1890年恩格斯的时代相比，处在第3次工业革命中的工人阶级更有资格更有能力直接对工厂进行管理。但归根结底，广大群众正是需要技术能力才能从政治和社会上控制“专家”（1918年列宁在这个问题上还有很多错误观念）。只有技术知识分子和工业无产阶级不断增长的联合，革命知识分子越来越多的参加革命政党才能实现这种控制。
生产和劳动的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不断尖锐化）——今天我们正在经历这一矛盾的更尖锐的形式，它是1968年法国五月事件和1969年意大利群众斗争的根源——现代资本主义试图通过提高工人阶级的消费水平来多对付一阵儿，对群众来说，科学在两个方面正在日益成为革命的，有益的力量：随着商品生产的自动化和商品数量的堆积如山，以普遍的商品生产为基础，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都出现了不断增长的危机；它还使人们逐渐摆脱资本主义秩序的神话和伪装，使人民群众产生了革命意识，还通过使工人重新获得异化意识来使他们能够结束异化状态。今天阻碍工人阶级获得阶级政治意识的最大障碍不是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生存环境的极端狭隘，而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意识消费和神秘化的不断影响，所以无疑，批判的社会科学的启迪作用在唤醒群众阶级意识方面能发挥真正革命的作用。当然，这就有必要与工人群众建立紧密的联系——这一点只有先进工人和革命组织能够做到。这就同样要求革命的知识分子不能只是以平民的姿态“来到人民当中”并只限于谦卑地支持他们争取更高的工资的斗争，还要给工人阶级中觉醒的有批判精神的阶层带去由于他们零散的意识状态而不能靠自己的努力获得的东西：可以使他们认识到隐蔽的剥削和伪装的压迫是什么的科学知识和意识。
9．历史上阶级意识的教育方法和传播
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试图回答革命的潜在可能性和革命主体的问题，一旦明白了这点，该理论就能直接引起历史的阶级教育的方法问题，也就是怎样将潜在的阶级意识转变为现实的阶级意识的问题，以及怎样将工会维权意识转变为政治性的革命意识。只能以对工人阶级的划分来解决这个问题，正如上文中所描述的，将工人阶级分为工人群众，先进工人和组织起来的革命阶级核心。
为了吸收不断增长的阶级意识，工人阶级的每一部分都需要有自己的学习方法，经历一个艰苦的学习过程并且需要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与本阶级的整体和理论领域的成果保持联系。列宁所构想的革命先锋党的历史角色可以概括为对三种教育方式的综合表达。
广大的工人群众只能通过实际行动来学习。那种想要仅仅通过宣传就能使工人群众获得革命意识的努力不会有任何结果。但尽管工人群众只是从行动中学习，并非所有的行动都能使群众接受革命阶级意识。某些政治和经济的目标完全可以在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范围内实现，这样的行动并不会产生革命的阶级意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乐观”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包括恩格斯）相信从议会选举斗争和罢工的局部胜利可以直接产生出革命意识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志，这是他们的最大的幻想之一。[65]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已经能被证明是不正确的。这些局部的胜利的确在加强无产阶级整体的自信和战斗性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无政府主义者错误地拒绝这些局部斗争。）但是这并没有使工人群众为革命斗争做好准备。德国工人阶级缺乏革命斗争的经验，而俄国工人阶级却拥有这些经验，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工人阶级和俄国工人阶级在意识和觉悟方面存在的重要差别。这决定了1917-1919年德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不同结果。
一般说来，由于群众都是为了满足最直接的需要而行动的，所以将这些需求和那些客观上在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范围内不能实现的要求结合起来就成为革命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就会产生客观的革命动力，从而导致现代社会的两大阶级在争夺政权的斗争中检验自己的力量。这就是过渡纲领，这一策略通过列宁的努力在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上被写进了纲领，之后托洛茨基在第四国际的纲领中详细发挥了这一点。[66]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有当群众积累的斗争经验不局限在赢得局部要求上，革命阶级意识才能发展起来。要想使这些革命要求（一般说来，这些要求不会在阶级的日常经验中产生出来）逐渐成为群众抗争的要求，只有通过与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先进工人阶层在工厂中的广泛的传播和宣传，通过在小规模的冲突中的试验，通过宣传鼓动；直到主客观因素结合在一起，使这些要求成为罢工，示威和鼓动运动的客观目标。
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意识只有在客观的革命斗争经验中才能发展起来，但是一般地说，先进工人的革命意识却是来自于生活，工作和斗争的经验。这些经验没有必要一定是革命经验。从日常的阶级冲突中，这些先进工人就能得出需要阶级团结，阶级行动和阶级组织的结论。根据客观条件和具体经验的不同，活动方式和组织形式也会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先进工人的生活，工作和斗争经验使他们开始明白仅仅寻求改革现存社会而不是推翻它是不够的。
革命先锋的活动使先进工人的阶级意识能够超越这个初始阶段。但是，革命先锋既不能自动地也不能在忽视客观条件的情况下发挥它的这个作用。只有当它本身有能力胜任这一任务时，革命先锋才能发挥这个作用，也就是说，只有当它的理论，宣传和文字活动符合先进工人的要求时，而且只有当它在从事这些活动时不会无视教育规律时（避免极端主义公式化），才能起到这个作用。同时，先锋的活动必须具有实践性和政治立场，这样就能加强革命策略和组织的威信，推动它前进。
在阶级斗争减退的时期，在工人阶级的自信暂时降低的时期，阶级敌人的地位暂时得到了稳固，尽管革命先锋的活动只是要催生广大先进工人的革命阶级意识，他们也不可能达到他们的目标。有一种观点认为，甚至在阶级斗争缓和的时期，仅仅捍卫“正确的策略”和“正确的路线”就足以奇迹般的产生一个不断增长的革命力量，这是一个幻想，它源于资产阶级的理性主义，而不是唯物辩证法。顺便说一句，这种幻想是革命运动内部大多数分裂的原因。因为那些分裂者在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就是由于他们天真地认为只要“采用正确的策略”就可以把运动还没有触及到的更多的外围群众吸引过来，而这对那些已经组织起来的革命者就不管用了。只要客观条件依然不利，那么由于那些原因分裂就会产生一些小团体，同那些由于“错误策略”而理应受到谴责的人相比，他们更弱小。
但是这并不是说，在客观环境不利的时期，革命先锋在先进工人中进行的工作将会一直没有作用。这些工作不会立刻产生效果，但是当阶级斗争高涨的时刻再次来临时，阶级先锋在先进工人中所做的准备工作就是极其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
正如没有革命斗争经验的群众不会产生革命阶级意识一样，从没听说过过渡纲领的先进工人也不可能带领群众进行新一轮的阶级斗争。革命先锋组织数十年来所做的耐心、细致的准备工作不会白费，当“阶级的天然领导”还在犹豫，并且还不能完全摆脱敌人的影响的时候，突然之间，在一次大罢工或者示威之中，工人群众们提出了工人管理的要求，并把它作为斗争最前沿的要求。[67]
但是，要想使一个国家的先进工人和激进知识分子相信必须把阶级斗争从直接的要求升级为过渡纲领，革命先锋队仅仅会背诵几句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相关语录是不够的。它必须获得双重的知识和两种学习方法。一方面，它必须吸收国际无产阶级超过一个世纪的革命阶级斗争经验。另一方面，它必须对当下的国内外社会情况做出不懈的、严肃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将历史的经验教训运用于身边的现实。显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只有实践才能最终为检验对现实的理论把握提供标准。正是基于这个理由，国际范围的实践是国际范围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的必要前提，而一个国际的组织又是这样的一个实践的前提。
没有对从1848年革命至今的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经验的严肃的理解吸收，就不可能准确科学地确定现代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无论是就世界范围来说还是就一国范围来说——或是伴随着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形成过程中的具体矛盾，或是导致前革命状态的那种斗争。历史是社会科学唯一的实验室。没有对历史教训的消化理解，今天的假革命马克思主义不会比一个一步也不肯迈进解剖实验室的“医学学生”好多少。
在这一点上，应该指出，有些人想使新近的革命运动摆脱过去的运动中所出现的那种分裂，但这只是表明他们对国际工人运动中所存在的分歧的社会政治原因一无所知。如果把造成这些分歧的一些不可避免的个人原因和偶然因素放在一边，那么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第一国际建立至今，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重大争论（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捍卫者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捍卫者；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毛主义和赫鲁晓夫主义）涉及到的基本问题有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以及革命阶级斗争的策略和战术的问题。这些问题正是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革命斗争本身所产生的问题。实际上只要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的目标还没有实现，上述的那些问题就依然是紧迫的问题。从长远来看，无论多么高超的“智慧”，无论多么慷慨的“调解政策”，都不能阻止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面对从实践本身产生的这些问题。要么就是以一种有条理的科学的方式提出，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不然的话，想要回避讨论这些问题，其结果只能是在一种混乱的，随意的，没有任何计划，没有足够的训练和知识的情况下面对这些问题。
虽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意义的理解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仅有这一点还不足以向先进工人和激进知识分子传达革命阶级意识。除此之外，必须有对现实的系统地分析，没有这一点，理论就不能为揭示工人阶级的斗争能力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薄弱环节”提供方法；也不能为形成适宜的过渡纲领提供工具（同样不能产生能促进过渡纲领产生的合适的教育方法）。只有将对现实的严肃的，完全的科学的批判性的分析和对工人运动历史教训的吸收结合在一起，才能为对革命先锋的任务进行理论分析产生成果创造有效的工具。[68]
没有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的经验，就不可能有他们的革命阶级意识。先进工人没有在工人斗争中提出过渡纲领，就不会有广大群众的革命阶级斗争。革命先锋不传播过渡纲领，先进工人就不可能以正真反资本主义的方式影响群众斗争。没有革命的纲领，没有对革命工人运动历史的彻底的研究，没有将这种研究应用于现实，没有对革命先锋至少在一些部门和情况下的领导能力的实践验证，就不可能让革命工人相信革命组织的必要性，因而先进工人也就不可能在现实中实现过渡纲领。形成阶级意识的各种因素通过这种方式交织在一起，为列宁主义组织概念的时代性打下基础。
革命政党的建立过程就是党使自身成为一个统一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党集中体现了群众在运动中的学习过程，体现了先进工人在实践经验中学习的过程，体现了革命核心在革命理论和实践的传播过程中的学习过程。在教和学之间也从来都有一种相互作用，甚至在革命核心内部也是一样，因为他们必须使自身摆脱由于具有理论知识而产生的优越感。革命理论必须与实际的阶级斗争发生联系并且能够将广大工人群众的潜在的革命阶级意识转变为实际的革命阶级意识，只有这样它才能证明自己存在的权力，明白了这一点，革命核心才能摆脱自身的优越感。马克思那个著名的发现恰如其分的表达了这个概念：教育者本身也一定是受教育的[69]。这不是说在没有革命的宣传和教育的情况下社会发生有意识的革命转变是可能的。它只是为那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革命行动中，一个人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提供了一个更完整的说法。[70]
注释
[1] 这个概念不是列宁发明的，而是符合于一个源于恩格斯的传统，这个传统通过考茨基，一直到1880-1905年间成为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经典教义。1888-1889年间起草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汉菲尔德纲领明确地宣称：“社会主义意识是由外界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的一种东西，而不是从阶级斗争中自动产生的。”1901年，考茨基发表了他的文章《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在这本书中表述了同一思想，后来这个思想直接启发列宁写作了《怎么办？》一文。
众所周知，马克思从没有得出过一个清一色的党的概念。但是，尽管有时马克思完全拒绝先锋组织的思想，他还是形成了一个概念，这个概念非常接近于“将革命的社会主义意识”灌输进无产阶级当中去这个想法。看看下边取自马克思于1870年1月从第一国际执行委员会写给拉丁瑞士联邦委员会的一封信的中的一段话：
“英国人拥有进行一次社会革命所必须的一切物质的先决条件。他们所缺乏的是归纳的精神和革命激情。这一点可以由执行委员会独自矫正，这样就能加快这个国家真正革命运动的发展，因此到处都加快了真正革命运动的发展。”
“在这一点上，我们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已经由统治阶级的最聪明、最不寻常的报纸证明了……，更不用说那些下议院和上议院的激进分子了，他们不久前还含沙射影地指责英国工人阶级的领袖。他们公开指控我们毒害窒息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大不列颠精神，指控我们将工人引向革命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柏林：迪茨出版社，1964]，第16卷，第381-387页)
格奥尔格·卢卡奇在他著名的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尤其是在《列宁》中第一次提出了列宁的“革命的现实可能性”这个概念。
[2] 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这一范畴来说尤其如此，这一范畴在那时还不为人所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了发展。
[3] 必须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开头部分的有名的论述，他强调了无产阶级革命不断地自我批评的性质和它重新做那些似乎已经做过的事情的趋势。就此而论，马克思把无产阶级说成是被“自身大量的目标”所迷惑。
[4]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宣布，共产主义者“并不提出自己的特殊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运动。”在1888年的英文版中，恩格斯将“特殊的”改为“宗派的”。他这样做是为了阐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劳工运动中，科学社会主义当然会试图提出“特殊”的原则，但这些原则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总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客观结果，即这些原则来自于当代的历史，而不是来自某些宗派的特殊信条，不是来自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纯粹偶然的一些因素。
[5] 在《不断革命论中》（纽约：Merit出版社，1969），托洛茨基在介绍第一次俄国革命的时候尖锐地表达了这个思想。毛泽东也曾多次要求注意这个思想。与之形成尖锐对立的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观点或者甚至是“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观点，这些观点把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看成是一个确定的阶段，而不是把它看作仅仅是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不断的革命进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
[6] 注意列宁的著名的论断，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来说，并不存在一个“不可避免的经济形式”。
[7] 因而，只有当18世纪后半叶封建专制制度完全衰落之后，在16世纪和17世纪发展起来的，在当时完全以宗教形式表现出来的资产阶级阶级意识，甚至平民或半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才找到了通向公开的唯物主义的道路。
[8] 葛兰西的“政治和民族的支配权的概念”，他认为被压迫社会阶级必须在夺取政权之前就在社会内部建立这些权利概念很好地表达了这种可能性。参看《唯物史观与克罗齐哲学》（米兰：埃诺迪，1964），第236页；以及《关注马基雅维利》（米兰：埃诺迪，1964），第29-37页，第41-50页。很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都批评过或者是修改过这个支配权的概念。例如，参看尼科·布朗扎，《政治权利与阶级》 (巴黎: 马斯佩罗, 1968)，第210-222页。关于对资产阶级统治的物质和道德基础的总体的社会认同的重要性，参看乔斯·雷蒙·雷卡尔德的《新自由主义下的阶级整合与阶级斗争》(马德里: 新科学出版社, 1968), 第152-157页。
[9]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个命题表达了这一思想，“因而革命是必要的，这不仅仅是因为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方法可以推翻统治者，还因为造反的阶级只有凭借革命的胜利才能摆脱多年来的消极混乱状态，使自身能够重建社会。”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68），第87页。还请参看马克思1950年反对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沙佩尔少数派时的观察：“少数派用教条的方法代替批判的方法，用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对他们来说，革命的动力仅仅是意志的力量，而不是实际形势。正相反，我们要告诉工人：‘你们必须进行15，20甚至50年的国内战争和人民斗争，这不仅是为了改变环境，更是为了改变你们自身，这样你们才能够进行政治统治。’而你们却对工人们说：‘如果我们不能立刻夺取政权，那还是回家睡觉去好了。’”卡尔·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第52-53页。
[10] 列宁注意到：“我们那些自以为是的人没有看到，正是为了在革命当中能够坚决地与那些批评我们的人的实际立场作斗争，我们才应当坚持与他们进行理论斗争取得的成果[在革命的准备阶段 – 曼德尔]”《怎么办？》（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64），第163页。17年后在德国革命中这一点变成了悲惨的现实。
[11] 关于这一点，与“落后的”工人相对比，列宁在《怎么办？》中谈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和“革命的”工人。
[12] N.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1922年共产国际出版），343-345页。
“经济条件首先使一个国家的人民群众变成工人。资本的联合为这些群众创造了共同的条件，使他们产生了共同的利益。从而这些群众就已经成为与资本对立的一个阶级，但它本身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斗争中，工人群中逐渐联合起来，将自身组织成一个自为的阶级。”——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纽约：国际出版社，1963），第173页。
[13] 参看德国社会民主党艾尔福特纲领中没有被恩格斯批评的部分，在这一部分中，无产阶级只是被描写为同生产资料分离的雇佣工人阶级，他们注定要出卖劳动力，而阶级斗争则被描述成现代社会中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客观斗争。（即与雇佣工人的组织程度和觉悟程度没有关系）。在开始的4章中确立的这个客观事实后面紧接着做出了该纲领的主体部分的结论：
“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将工人阶级的斗争塑造成一个统一的自觉的斗争，并且指出它的本质的要求。”这又一次清楚的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虽然斗争中的工人阶级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阶级利益。 更进一步，在第8章中，纲领谈到“所有国家中有阶级觉悟的工人”，之后恩格斯提出一个修改，有一次强调了他明确地区分“客观的”和“主观的”阶级概念：“‘阶级意识’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缩略语，但是我将使用（为了一般的理解以及将之翻译成外文）‘受由于阶级地位产生的意识影响的工人’或类似的东西。”恩格斯，《社会民主党纲领批判》，1891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柏林：狄茨出版社，1963），第232页。
[14] 列宁：“这一成功[联合成为一个党——E·曼德尔]的基本前提当然就在于，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由于客观的经济原因，其先进分子已经建立了社会民主派的工人阶级的组织才能与其他阶级是不同的。没有这一前提，职业革命者的组织就只是一个游戏，是一个冒险……”《列宁全集》，第12卷（巴黎：社会主义出版社，1969），第74页。
[15] 为了反对这种观点，列宁主义组织理论的批评者（最早出现于考茨基的文章，《集中制还是波拿巴主义》 [1904年夏]）求助于《神圣家族》中的一段话——这段话说：“当社会主义的作家赋予无产阶级这一历史使命时，并不是因为他们，像批判的批判假装认为的那样，把无产阶级当作是神。恰恰相反。既然一切人性的抽象，甚至人性的外表都完全体现在成熟的无产阶级身上；既然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以其尖锐的非人道概括了一切现存社会的生存条件；既然人类在无产阶级中失去了自我，而同时还未获得失去的理论意识，仅仅通过急迫的，未加伪装的，绝对的需要——必要性的实际的表达——驱使它去反抗这种非人道；因而得出结论，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但是它不废除它的生存条件就不能解放自己。它不废除在它自身体现出的现存社会的所有不人道的生存条件就不能废除它自身的生存条件。他所经受的严酷劳动并不是徒劳的。问题不是这些或那些无产者，甚至全部无产者，现在把什么当作他们的目标。问题是无产者是什么，以及由于其客观存在，无产者被迫要做什么。它的目标和历史行动不可避免地在它自身的生存条件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结构中体现出来。在这没有必要详细叙述这一事实，即英法的无产者已经意识到自身的历史任务并正在不断的努力发展他们的这一意识，使之更加清晰。”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神圣家族》（莫斯科：外国语出版社，1956）第52-53页。
事实上，在1844-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几乎没有条件创立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成熟理论（要认识到这一点，只要将上述引文的最后一句话和恩格斯40年后写的有关英国工人阶级的文章对比一下就可以了），除此之外，这几句话的意思也与普列汉诺夫的理解完全相反。他们只是说无产者所处的社会条件使他们做好了基金的，革命的行动的准备，以及由无产者的生活条件规定的总的社会主义目标（废除私有财产）的确定。然而，他们绝不是想说无产者的“非人的生活条件”不过怎样都能神秘地使它“自发地”吸收所有社会科学。正相反！(关于普列汉诺夫的文章, 参看塞缪尔H男爵的 《普列汉诺夫》 [斯坦福: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63], 第248-253页。)
[16] 今天人们几乎忘记了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主要也是由学生和知识分子发起创建的，大约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前他们面临的问题与今天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问题是相似的。相似，但却不完全相同：今天还有一个额外的困难（工人阶级的改良主义的和修正主义的组织），当然还有额外的力量（历史经验，包括革命运动自从那时起所积累的伟大胜利的经验）。
在《怎么办？》中，列宁准确地阐述了知识分子吸收“政治知识”的能力，即科学马克思主义。
[17] 参看，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在E.P.汤普森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巴尔的摩：企鹅出版社（Penguin Books），1968）中可以找到对各种早期的工会形式和工人反抗基金的有趣的描述。
[18] 群众运动那种必然的不连续的状态可以由无产阶级自身的阶级条件来解释。只要群众行动还没有成功地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么工人在经济方面，体力方面和精神方面承受失去收入的能力就会限制运动的持续时间。很明显这种能力不是无限的。否认这一点就是否认无产阶级存在的物质生活条件，这样的生存条件迫使它作为一个阶级，不得不出卖它的劳动力。
[19] 参看德国钢铁工人工会头几年的一些例子：《钢铁产业工会75年》（法兰克福：欧洲出版社，1966），第72-78页。
[20] 在这里，我们不能详细地描述前革命形势和革命形势的区别。简单地说，我们可以这样划分革命形势和前革命形势：前革命形势的特点就是群众运动的规模已经达到了某种程度，以至于客观上现存社会的秩序收到了威胁，而革命形势就是这种威胁从组织上说，来自无产阶级建立的双重政权，从主观方面说，威胁来自于群众直接提出的革命要求，这些要求统治者既不能拒绝，也不能接受。
[21] 参看以下该策略的列宁主义的起源。
[22] 罗莎·卢森堡，《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 玛丽和爱丽丝·沃特斯（Mary-Alice Waters）编辑的《罗莎卢森堡的讲话》（纽约：探路者出版社，1970），第112-130页。
[23] 列宁，《怎么办？》，第66页。
[24] 至于这一计划和革命的直接关系，参看《怎么办？》，第165-166页。在《怎么办？》中的确有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但这种组织原则完全决定于当时的非法状态。对“合法”的革命政党，列宁还是建议实行最广泛的“民主制”：“在政治领域对党的每个成员的一切行为实施的全面控制（从这个词的字面意义上理解）产生了一种自动工作机构，它产生了生物学上称为‘适者生存’和公开的‘自然选择’的东西，归根到底选举和全面控制可以保证每一个政治角色都有‘适合他的位置’，做他力所能及的工作，察觉到自身的缺点，并向所有的人证明他有能力认识错误和避免错误。”同上，第130页。
在卢森堡的波兰党内，这个党也局限于密谋，她开始实行（或接受）在严厉程度上丝毫不比布尔什维克差的集中。（参看在华沙与拉狄克派的冲突和对其的严肃指责）
[25] 《罗莎·卢森堡讲话》，第118页。
[26] 参看大卫·雷恩的《俄国共产主义根源》（阿森: Van Gorcum and Co., 1969）。雷恩试图以经验数据为依据分析1897-1907年间俄国社会民主党，包括其中的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的成员的社会成分。他得到的结论是，与孟什维克相比，布尔什维克拥有更多的工人成员和活动家（第50-51页）。
[27] “一般来说，无可否认的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固有趋势是中央集权。这一趋势来源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而这种结构本质上就是一种集中化的因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大的资本主义城市内进行它的活动。它的使命就是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代表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反对所有当地的和集团的共同利益。“
“因此，作为一个规律，社会民主党敌视任何地方主义和联邦主义的现象。它竭力将所有的工人和所有的工人组织团结到一个党之中，无论他们之间在民族，宗教，或是职业方面有何不同。”《罗莎卢森堡的讲话》，第116页。
[28] 参看安德烈·高兹提出的论点，这个观点认为，只有当工厂和普通成员的组织“扩展到全国范围内的时候”才能“从底部”创建一个新党。(〈既非工会主义者，亦非布尔什维克〉, 《现代》, 1969年10月)。高兹并不懂得资产阶级国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并不是 “从外围向中心” 逐渐发展而来的，而是一个不连续的过程，这一过程一旦达到一定的转折点时就会趋于决定性的力量的检验。如果革命组织和革命战士没有及时团结集中起来，那么改良主义者就会轻易地控制运动，使其回到惯常轨道——事实上正当高兹写作这篇文章时，意大利就在发生这样的事情。反过来，这些又迅速地引起了“普通”成员的倒退。根本就没有使他们在全国范围内联合起来。
[29] 参看罗莎·卢森堡关于德国共产党成立的一篇文章，题目为《第一次大会》：“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突击部队已经联合成一个独立的政党了。”（《德国共产党建党大会》 [法兰克福: Europaische Verlangastalt, 1969], 第301页）“从现在开始，我们的问题就是到处以不动摇的革命信念代替革命情绪，以组织代替自发性。”（第303页）同样参看卢森堡的小册子《斯巴达克斯联盟想要什么？》：“斯巴达克斯联盟并不是一个想要凌驾于工人阶级之上并依靠工人阶级的帮助夺取政权的党。斯巴达克斯联盟只是无产阶级中意识到自己目标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在每一步都指出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群众的历史任务，它在革命的每一阶段都代表着最终的社会主义目标，以及在所有民族问题上，它都代表无产阶级国际革命的利益。”（补充强调）1904年卢森堡并没有理解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实质——即“无产阶级中意识到自己目标的那一部分”必须独立于“广大群众”组织起来。一旦卢森堡接受了先锋党的概念，就是对我们观点的完全低证实，之后社会民主党同样指责她想要“对无产阶级实施专政”。(麦克斯· 阿德勒，卡尔· 李伯克内西和罗莎· 卢森堡，《斗争》第12卷，第2号 [1919年2月]，第75页)
[30] 里昂·托洛茨基，《我们的政治任务》 (巴黎：皮埃尔贝尔丰出版, 1970)，第123-129页。
[31] 同上，125页
[32] 同上，186页
[33] 里昂·托洛茨基，《阶级，党和领导》，《第四国际》（《国际社会主义者评论》的前身）第7号，第1卷（1940年12月），第193页。
[34] 关于这一点有大量的例子，参看《列宁全集》第18卷（莫斯科：外国语出版社，1963），第471-477页；第23卷，第236-253页；第10卷，第277-278页。
[35] 1968年的法国五月总罢工特别清楚地表明革命先锋因素在全国范围内的“自发的”联合是不可能的。
[36] 而且，同样在不存在有组织的能够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的革命先锋的情况下，这些独立组织的初级形式就不可能长期发挥作用，更不要说去打碎保守的工会组织和国家机器以及企业主的联合。
[37] 里昂·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安阿伯：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57）
[38] 见格奥尔格·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柏林：马利克（Malik）出版社，1923），180-189页。
[39] 对这些官僚的特殊政治利益和物质利益的保护是这种自治的上层建筑和它的意识形态的沉淀物的社会基础。
[40] 罗莎·卢森堡的讲话，第121页。
[41] 里昂·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中的《总结与前瞻》，第114页。
[42] 例如，参看克拉拉·蔡特金在她的书信中提到1909年考茨基的《通往权力之路》（巴黎：人类学出版社，1969，第177-212页）中关于党的领导审查制度时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辛辣讽刺。可以把这个同列宁在同一年对考茨基的尊重做个对比。
[43]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出自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逆流》《（共产国际1921年出版），第164页。
[44] 同上，第165页。
[45] 列宁，《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全集第31卷（莫斯科：外国语出版社，1966）。第17-118页。
同样参看上述罗莎·卢森堡的小册子《斯巴达克斯联盟要什么？》中的部分篇章。
这个结论要比托洛茨基在1906年或卢森堡在1904年的结论要好。面对社会民主党机构组织不断增长的保守性时，他们曾幻想群众仅仅依靠革命激情就能够夺取政权。在《群众罢工，政党和工会》中，（在《卢森堡的讲话中》，第153-219页），卢森堡甚至将问题暂时交给了“没有组织的那些人”，即在群众罢工中第一次觉悟了的无产阶级中最穷的那一部分人。列宁在他1914年以后的著作中同样清楚地将这些群众与“工人贵族”进行了对比，而且在我看来是以一种多少有些过于简单化的方式进行了对比。那时，属于德国物产阶级中为组织起来的那部分大型金属和钢铁加工厂的工人们，当1918年他们变成左翼群众后，就完全不是“最穷”的阶层了。
[46] 这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总危机，即资本主义衰落的历史阶段的降临，不能把它与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混淆。这些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和衰落阶段都发生过，对列宁来说，一战后开始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参看《逆流》，第393页。
[47] 因此，毫无疑问，这就是宿命论的致命弱点所在。如果没有对潜在的社会权力的转移和特殊的社会利益的分析，那么它就会从自治的趋势中产生出一种社会危险。门卫和出纳发展自身利益的趋势并没有使他们获得管理银行和大公司的权利，除了抢劫的“权力”，这只有在十分特殊的条件下才是有效的。如果对这种自治的趋势的分析有任何社会内容的话，那么，其中一定会有这些条件的定义。
[48] 当然，民主集中制的正式原则是这些前提条件的一部分。这些原则包括党员完全有权利知道领袖的意见分歧；包括组成派别并在大会和领袖选举前表达不同观点的权利；定期召开大会的权利；不定期地根据后来的经验改变多数人决议的权利，即少数人不定期地改变多数的决议的权利；少数派和大会成员的政治倡议的权利；等等。
这些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1968年8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前起草的新党章中相当明确地阐述这些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对此，莫斯科的官僚集中制的保卫者的反应就是发动侵略。事实上，这种对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的有计划的回归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发展过程中迄今为止在苏联官僚制旁边出现的最重要的“刺”。
[49] 里昂·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
[50] 1905-1917年间，布尔什维克党是以实现“工农民主专政”这一目标的精神被教育的，即以一种着眼于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实现工人政党和农民政党结合的可能性的公式的精神被教育的——换句话说，预见到了俄国农业和工业的资本主义发展。列宁直到1916年晚些时候都坚持这种可能性。只有到了1917年他才认识到托洛茨基在1905年预言农民问题只有依靠无产阶级专政和俄国经济的社会主义话才能解决是正确的。
哈特穆特·梅林格尔（Hartmut Mehringer） (对托洛茨基《我们的政治任务》的简介，第17-18页, 第34页。)把列宁的组织理论与在俄国革命中的具体策略结合在一起，根据斗争中的工人阶级的次要角色去解释它，还将托洛茨基的阶级意识逐渐扩展到整个工人阶级的理论追溯到不断革命论，他是完全错误的。梅林格尔对列宁的革命策略（列宁强调在反对俄国资产阶级时俄国工人阶级的绝对的独立性，认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应完全处在领导地位）的概括不充分也不准确；像列宁一样，卢森堡拒绝任何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尝试，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她认为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目标只是实现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同时她反对列宁的组织理论）。对我们来说似乎很明显的是，只有通过最大限度的集中于革命的总体任务才能以最少的现实主义理解不断革命论（即在一个落后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这样就不是远离列宁的组织理论，而是直接导致这一理论。关于这一点参看狄麦斯·阿雷纳斯的出色的小册子，《托洛茨基的经济与政治思想》(巴黎: 马斯佩罗, “Cahiers Rouges,” 1970).
[51] 列宁全集，第12卷（巴黎：社会主义出版社，1969），第74页。
“小册子《怎么办？》反复强调只有当职业革命家的组织与‘在斗争中产生的真正的革命阶级’联系在一起时才有意义。”列宁强调这一事实，即小团体存在的弱点只有通过“党的凭借自身的群众工作使自身获得无产阶级基础的能力”才能克服。（同上，第75页）
[52] 马斯佩罗不久将在巴黎出版由我们编辑的一本名为《工人控制，工人委员会和工人自治》的文集，这本文集将试图证明这个问题。欧洲出版社公布了在1971年出版德文版的计划。
[53] 对列宁来说，在苏维埃体制中“党的领导地位”是政治的领导，而不能取代苏维埃。问题不是党来替代苏维埃中的多数，而是使他们确信共产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列宁在他关于苏维埃的基本著作《国家与革命》中甚至都没有提到“党的领导地位”。而且，在大规模的混乱和内战中，列宁有时会在策略方面进行激烈的斗争，在他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反对“没有共产党员的苏维埃”议论，但却没有议论支持“没有苏维埃的党”。
[54] 格奥尔格·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306页）认为他在“对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幻想”中发现了卢森堡“自发性理论”的一个根源，他是错的。即使在某些国家由于无产阶级在数量和社会重要性占有着绝对的优势而使得“联合”的问题变得不那么重要，在一个“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中依然需要有一个先锋队的独立组织，因为无产阶级内部分为不同的阶层。
[55] 中国的毛泽东主义者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对他们来说，党内的一派（包括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央委员会的多数）被说成是“资本主义路线的捍卫者”——甚至就是纯粹的资本主义。
对意大利矿工来说，1948年7月14日的总罢工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工人罢工是为了保卫共产党的“改良主义”领袖，陶里亚蒂。
同样参看法国自发论者丹尼斯·安特尔的有趣的论述：“当无产阶级没有革命性的时候，它就不存在，革命者对此毫无办法。这些充当人民教育者的家伙不可能创造出使无产者成为自身的历史条件；这只有通过现代社会本身的发展才能实现。” (托洛茨基《给西伯利亚代表团的报告》前言，[巴黎：斯巴达克斯 1970]，第12页)这条引语清楚地表明极端的主观主义和极端的客观主义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它怎样能够解释为什么无产阶级经过巨大的斗争仍不能获得胜利？“这是环境原因，客观条件还不成熟。”在这些极左面具的背后，能看到考茨基和奥托·鲍威尔这些“自发论者”摇晃着狡猾的脑袋。一旦用“现代社会自身的发展”这种词语向我们解释为什么在某一时刻工厂A和城市B（而不是工厂C和城市D）的多数工人出来支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改良主义的时候，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极端的宿命论和机械决定论会导致怎样荒谬的结论了。但无论好坏，革命的结果取决于对这个问题回答。据安特尔说，只要“现代社会本身的发展”还没有成熟到可以使所用的工厂和城市进行革命的程度，那么“人民的教育者”就应该克制自己不去粗暴地干涉“客观条件”，以此寻求赢得C和 D的工人的支持。
[56] 这是俄国“经济学家”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批评，今天的自发论者又把它翻了出来。
[57] 关于这个问题参看尼科·布朗扎（Nicos Poulantzas）,《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
[58] 有趣的是，可以确定，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分裂后，孟什维克的知识分子，包括职业革命知识分子比布尔什维克的要多的多。关于这一点，请看大卫·雷恩的《俄国共产主义的根源》，第47-50页。
[59] 大卫·雷恩同样也强调了布尔什维克在拥有大工厂和有一定年头的稳定的工人阶级的大城市的优势，同上，第212-213页。
[60] 在他最后一本著作中（《科学知识和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一般关系》，民主社会学生同盟（SDS）报导, 第2172号 [1969年12月22日]），汉斯-于尔根·卡拉尔引用了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评论，现在我们重新翻印出来。（出自《资本论》第一卷手稿的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于1933年首次出版）为了促进讨论和对他的理解，我们把这一段文字献给我们这位不幸去世的年轻朋友。
“在资本（或在某种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中，随着真正的劳动分工的发展，在总的劳动过程中真正的人员不是某个工人，而是不断结合的社会工作能力，多种多样的社会能力，它们彼此竞争并且构成了整个生产机器，以十分不同的方式参与直接的商品生产过程——或者更确切的说，产品生产——（有人更多的是用手劳动，有人更多的用脑，一个是经理，工程师或是技师等等，另一个是监工，第三个是一个做简单工作的体力劳动者，或甚至仅仅是一个助手）。因此，日益倾向于以直接的生产劳动的概念对劳动力的作用进行分类，因而那些有能力的人将在生产工人的概念下被分类，直接被资本剥削，屈从于它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卡尔·马克思，〈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法兰克福：《新批判》 1969]，第66页。）
[61] 里昂·托洛茨基，《知识分子和社会主义》（伦敦：新公园出版社（New Park Publishers），1966）
[62] 里昂·托洛茨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趋势》，新时代出版社，（1910），第862页。
[63] 托洛茨基在他与列宁争论的第一本书中就已经试图将在《怎么办？》中列宁主义与“经济主义”和“手工业者的组织方法”的争论说成是纯粹知识分子之间的分歧，或者至多也只是为革命社会民主党赢得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最有力的一部分的努力。他不明白，这是一个抵制小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者对工人阶级影响的问题。从1903年到1914年他与列宁的争论的特点就是低估了机会主义给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直到1917年他才永远克服了这一点。
[64] 奥古斯特·贝贝尔，《与恩格斯的通信》（海牙： Mouton and Co.，1965），第465页。
[65] 对他们来说，革命的唯一困难似乎就在于出现任何废除普选权的可能性时必然会出现的反应，就像战争中会发生的一样。相比之下，卢森堡在处理群众罢工问题的时候，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去尝试发展无产阶级的斗争形式，超出选举和工资斗争的限制，遵照1905年俄国革命的榜样。
甚至在今天，莱利奥·巴索（Lelio Basso），在他的《罗莎·卢森堡的革命辩证法》中有一个有趣的分析（法兰克福：欧洲出版社，1969，第82-83页），他试图将卢森堡策略的精华部分当作日常斗争和最终目标调和起来，这一最终目标限于激化客观发展中的矛盾。事实上，由于这个错误，他忘记了群众斗争策略的深层意义，但我们不打算在这详细讨论这一点。
[66] 参看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纲领讨论（《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共产国际1923年出版]，第404-448页）。它临时通过了由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和布哈林签署的声明：“关于如何系统地表达过渡要求和在纲领的哪部分提出这个要求的争论已经引起了完全错误的印象，即认为存在一个原则性的分歧。据此，俄国代表团一致认为，不能将民族部分的纲领中的过渡口号的起草和系统表述以及纲领的总述部分中的理论动力看作是机会主义。”（同上，第542页）托洛茨基似乎在1904年就预见到了这个策略，那时他写道：“党立足于无产阶级觉悟的不足……试图通过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融入无产阶级……”（《我们的政治任务》, 第126页）
[67] 格奥尔格·卢卡奇（《列宁》， [巴黎: E.D.I., 1965]，第57页）也同样考虑到列宁主义的革命党不能“制造”革命，但是却能够加速能够导致革命的趋势，他从这一点出发做出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这样一个党既是革命的制造者又是革命的产物——这样它就相当于是解决了考茨基（“新党必须为革命开辟道路”）和卢森堡（“新党将在群众的革命行动中产生”）完全对立的立场。
[68] 汉斯-于尔根·卡拉尔（Hans-Jurgen Krahl） （第13页）因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总体的“理想”概念责备卢卡奇，他是对的，当他指责卢卡奇没能将经验知识和抽象理论联系在一起时，他本身就没有能够使革命理论在工人群众中得到传播。 然而，他本应该能从我们的文章中得出结论，即只有以列宁主义的组织概念为基础才能使革命理论在工人中的传播得以实现，也就是说，事实上这一切就在于这个概念的核心内容。因为他在“生活的异化”和生产过程的异化之间做了一个尖锐的区分，因而他受到马尔库塞思潮的影响将“消费异化”看作是中心问题，结果他就将“以文明方式对需求的满足”这一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表面上对工人阶级的许诺看作是获得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障碍。但是资本主义的致命弱点却是必然存在于生产领域的异化之中；只有在这个领域里才能产生真正的革命反抗，正如法国和意大利事件所表明的那样。这样我们就又回到了我们已经描述过的那个阶级意识的形成和传播的过程当中。在描述这个概念的时候，像卡拉尔一样（而且我们确信，像列宁和托洛茨基一样），我们绝不用“无所不能的党”的天真的概念替代革命理论的发展的概念，这个过程是一个特殊的不断的生产的过程。
[69] 卡尔·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条：“关于环境的改变和教育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也是受教育的。”（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660页）
[70] 同上，第2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