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包办替代主义与现实政治:
工人官僚的政治学
第九节译文出版时被删节,如有研究需要我们可提供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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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一段时间倍倍尔、考茨基还有其他人确实主张,如果统治阶级直接威胁普选的话,游戏就将改变,但是这一保留逐渐被放弃了。
[2] 最近,德国工会联合会的领导人指出,1914年8月4 日,德国社会民主党投降并投票赞成战争预算的主要原因在于,它想要保全组织,以免受到镇压和查禁。见Referentenmaterial,1990年5月1日。
[3] Dominique Dèsanti,Les Staliniens,Paris 1975,第216页以后。1944年后,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支持共产党,并奴颜婢膝地接受半文盲的党的官僚进行反对“希特勒-托洛茨基主义”的洗脑。
[4] J.T.Murphy, Stalin, Zurich 1945(由社会民主党的古腾堡出版社出版!),pp. 210-213.斯塔福德·克里普斯不知羞耻地为该书撰写了富于感情色彩的序言。《纽约时报》当时驻莫斯科记者瓦特·杜兰蒂,完全一贯地为斯大林的所有阴谋辩护。S. J. Taylor , Stalin’s Apologist,Oxford 1990。
[5] Kuusinen是斯大林在国际政策问题上的主要顾问,他的遗孀提到,早在1937年,她丈夫就重新阐述了关于国际革命的思想,以适应于可怕的苏联对外扩张。Aino Kuusinen ,Der Gott sturzt seine Engle, pp.320,106,159-164.
[6] “列宁主义”这个术语,更不必说“马克恩列宁主义”,在列宁生前从未使用过。它是由季诺维也夫在列宁死后创造的,目的是为反对“托洛茨墓主义”的运动辩护,把季诺维也夫-加来涅夫-斯大林-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集团捏合在一起对付左翼反对派。
[7] 关于先锋队作用的经典阐述见《共产党宣言》的第二部分“无产者和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64页。)
[8] “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而这种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恩格斯致倍倍尔的信,1891年5月1-2日,Marx-Engels Werke,vol.38,p94.
[9] 譬如,如果在苏共党内和民选苏维埃当中有可能就不同的经济纲领展开辩论,那么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灾难性经验本来是可以迅速地得以纠正的。
[10] 参见列宁:“需要全体党员十分冷静和极其细心地研究:(1)分歧的实质;(2)党内斗争的发展。……这两个问题都必须研究,而且一定要有最精确的即刊印出来的文件,以便能从各方面加以检查。谁相信口头上说的,谁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十足的傻瓜。如果没有文件,就需要审问双方或几方的见证人,一定要‘严加审问’,而且审问要有见证人在场。”“The Party Crisis”1921年1月19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231-232页。
[11] 参见罗莎·卢森堡:“社会主义作为经济、社会、法律制度的实现,并没有现成可用的方案,而完全隐匿在未来的迷雾中。在我们的纲领中所拥有的,只是些主要的路标。……一旦涉及上千个或大或小的实际具体措施的性质,(而这些措施是把社会主义原则引进经济、法律和一切社会关系中所必须的),那么在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党纲或教科书中都没有答案。……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社会主义就其性质而言显然就不可能靠颁布政令或圣旨来实现。……惟有经验能够纠正既往、开辟将来。惟有不受束缚的、生气勃勃的生活才会找到无数新形式并随时进行新的尝试,培育出具有创造性的力量,并且会自己纠正一切错误的尝试。”《论俄国革命》。载于Rosa Luxemburg Speaks,ed . Mary-Alice waters ,New York 1970,p .390.
[12] 晚年的Hal Draper 正确地坚持认为,这个观点体现了马克思对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主要贡献。Hal Draper,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vol.2,New York 1977。
[13] 一场公开的内战会造就例外的形势,在这种形势下显然必须进行暂时的限制。譬如,1936年7月的西班牙,当弗朗哥的军队发起军事攻势后,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都反对允许长枪党出版报纸或享有其他民主权利。
[14] ‘The Russian Revolution’,p.391.为了客观起见,应该指出卢森堡也有她的“黑暗岁月”,1912-1914年间,当她在华沙面对包括哈内茨基和拉狄克在内的党内异议集团时,她毫不犹豫地指责他们受沙皇秘密警察的操纵。
[15] 见L. Trotsky, Schriften zur revolutionaire Organisation, Hamburg 1970, p,73.在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卢森堡的著作中有类似阐述。尽管托洛茨基对列宁的评价是不公正的,但是他对大权在握、过于自信的中央委员会和工人阶级集体能动性之间关系的警告,已经为历史所证实。
[16] 《简明教程》,第49页。应该指出的是,在斯大林独裁制度下,党代会和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举行得越来越少了。
[17] Pronine and Stepichev,p.109。构成这一“规则”基础的,是假定领导人永远正确。
[18] L. Onikov,Probleme der Entwicklung der innerparteilichen Demokratie。奥尼科夫似乎代表了戈尔巴乔夫机关中的保守派。他坚持集中制和民主之间的“灵活”关系,忽略了对某些起码的民主规则应有的尊重,事实上等于要求有更强大的中央权威。
[19] 工农差别逐渐导致“剪刀差”的出现,这有利于前者而不利于后者,从而危及工农联盟。1923年以后。左翼反对派和托洛茨基日益关注于这一问题。
[20] 譬如,只要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反对白军和反革命政府,就可以允许他们在苏联合法地存在。
[21] 布尔什维克党内出身于无产者的主要领导人、彼得格勒金属工人施略普尼科夫,在第十次党代会上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列宁说:“列宁同志,我祝贺你以虚幻的无产阶级的名义行使无产阶级专政。”施略普尼科夫领导的工人反对派尽管犯了许多错误,但是它所提出的对党的机关的大多数批评,在1923年左翼反对派纲领中得到采纳。R.Daniels, The Conscience of the Revolution, Cambridge 1960,chs 5&6; kool and Obland,eds., Arbeitdemokratie oder Parteidiktatur,Olten 1967 ,pp.158-263.
[22] 这一表述事实上采自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23] Issac Deutscher, The Prophet Armed, London 1954,pp.508-509. 在该书的第14章,多伊彻提供了其他几处例证。表明托洛茨基在1920年和1921年使用了包办替代主义的公式。
[24] Moshe Lewin, Lenin’s Last Struggle(London 1969) 关于1923年早期苏共党内所发生的事件作了有意义的评论,但是关于列宁与官僚进行斗争的全面得失方面的著作尚告阙如。
[25] 进攻事实上是以列宁的下述文章开始的:“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77页。
[26] 托洛茨基在其死后出版的著作Stalin(vol.2,London,p .170)当中断言,斯大林违反绝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命令入侵格鲁吉亚,给党造成了既成事实。
[27] 有好几年一直流传着一个新的传闻,说托洛茨墓回避与列宁建立一个反斯大林的联盟。但是最近在苏联公布的文件(《莫斯科新闻》,1990年4月22日)证明,托洛茨基一个人在政治局投票要求向所有代表传达列宁致十二届党代会的信。
[28] Andrei Sorokin(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成员),Soviet Weekly,1990年5月3日。Samuel Farber (Before Stalinnism,Cambridge 1990)则就列宁和托洛茨基1918年后对苏维埃民主的态度作了更具批判性的叙述。他断言,列宁曾反对一位契卡成员所提出的将其他苏维埃政党予以合法化的建议。但是最近又有了新的证据,而且Farber自己的叙述是矛盾的,因为他指出,加米涅夫和布哈林在1921年支持这种合法化。
事实上从创立伊始,契卡就表现出明显的自主倾向,而且各种人物——最明显的是拉特西斯——企图将这一倾向理论化。与此同时,严重的物质腐化现象开始在其队伍中出现。见V.A,查达诺夫1918年7月11日对此所作的尖锐谴责,重印于Nouvelles de Moscou,1989年4月2日。这类批评通常都获得了列宁的支持。
[29] 据说捷尔任斯基曾在20年代中期指出,一位苏维埃的波拿巴正在崛起,他将杀害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但是不清楚的是,当时他是否像许多人在1923-1924年那样,确信托洛茨基而非斯大林将扮演这一角色。
[30] “因此,在令人惊奇的短时期内,作为十月革命的第一个直接后果:是从无政府状态中出现了极其强大的中央权威——这个权威依靠一支军队和一个庞大的官僚机关,把地方苏维埃改造成为仅仅管理其自身的机构,并在全国获得了决定性的权力。……”
“这样一来就有一种危险,相对于耸立于其上的庞大的统治机关来说,普通无产阶级群众会变得太弱。如果发生这一切,无产阶级就会失去指导和控制它所建立的统治机关的权力。苏维埃官僚体制和红军内部的控制结构使之脱离了无产阶级的天然土壤而独立。它们有演变成凌驾于阶级之上的自主权力的危险,即他们虽然代表了无产阶级的思想,但是它的专制权力事实上不仅针对资产阶级和农民,而且针对广大无产阶级自身。”Otto Bauer, ‘Bolschewismus oder Sozialdemokratie’(1920),载Werkausgabe, vol.2, Vienna 1976,pp.279-280.
[31]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eds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Smith, London 1971,p.155.
[32] 上引书,第238-239页。
[33] John Hoffman(The Gramscian Challenge,London 1984)把托洛茨基当做是在苏联鼓吹对工人阶级采取高压统治的主要人物。托洛茨基毕生反对包办替代主义的斗争,长达17年的反对官镣专制主义的斗争,都被一笔勾销了。至于斯大林,据说他结合了高压统治和下层的支持。100万共产党人遭到杀戮——这是受到“下层的支持”吗?
[34]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潜在因素这一概念,见本书第五章。
[35] 当斯大林根据他与希特勒的条约吞并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时。他并没有获得二十四小时的喘息时间以抵抗希特勒最终的军事突袭(布莱斯特-李托夫斯克要塞除外)。结果,直接的军事损失甚至大于得到的好处;另一方面,长期的政治后果则是灾难性的。与希特勒达成的条约密本严禁支持重建波兰的一切宣传,波兰共产党遭到解散以执行这些为波兰人民所反对的条款。在1941年事变后,波兰人民的反苏敌意十分深重、民族主义勃兴,结果波兰共产党发现自已无法像南斯拉夫同志那样领导本国的民族解放斗争。
[36] 在本书第五章,我们将讨论庸俗的现实政治所暗含的共识政治这个概念。
[37] “最糟糕的是,在一个据称是政权属于工农的国家里,大部分犯人是工人和农民。”Sandor Kopacsi,p.62。
[38] “党的领导需要它[机关]维持原样,庞大、逢迎、惟命是从、毫无变化。”Boris Yelsin,p . 127.在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中,利巴科夫描写了在斯大林独裁的早期阶段,这种消极提拔机制对于高干子女来说何以会成为“积极的”。
托洛茨基就此问题的最为重要的评论,是其《斯大林》一书中的下述三段话:“斯大林作为组织者、任务的委派者、工作的分配者、官僚的培训者和主子,越来越引人注目地凸现出来。他挑选他的人,要看他是否与各种反对派、特别是被他视做主要对手的人相对立、或持冷淡态度。……斯大林把他自己的行政经验、尤其是在幕后系统谋划的经验加以总结和分类,并教给他的最密切的盟友。他教他们以他自已的机器为模式组织地方的机器;怎样吸收盟友,怎样利用他们的弱点,怎样使同志们彼此不和,怎样运作这架机器。……而对于整个特权阶层的形成,他则装聋作哑。这个特权阶层因为窃贼之间常有的道义上的联系、因为他们共同的利益[作为整个国家享有特权的剥削者」、因为与人民日益互相脱离而融为一体。”Stalin,vol.2,p.205.
“沙皇时代的年青革命者并非「都是故事书里的英雄]。他们中间有些人在调查中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勇气。倘若他们以后能戴罪立功,那么党非但没有永远开除他们,反而让他们回到队伍中来。1923年,作为总书记的斯大林,开始把所有这些证据搜集到自己手中,并以此来敲诈上千位老革命者,而他们早已弥补了自己早年的过失。靠威胁将他们从前的记录公开,他得以威逼这些人变得奴颜碑膝,并一步步使他们陷于道德堕落。”上引书,第211页。
“在苏维埃政权早期,这个一贯革命的党清除了名利之徒以使自己纯洁化;与此相应,中央委员会是由革命工人组成的。企图在政府中谋取职位的大量冒险家、野心家以及纯粹的流氓都被清除掉了。但是近年来的肃反却恰恰相反,它所针对的完全是这个革命政党。肃反的组织者是党内最官僚化、最没有能力的人。……甚至这帮纨绔子弟今天也混迹于党和共青团内。这些人是从资产阶级后代和那些特权子弟中招募来的,他们准备坚决捍卫其特权地位或其父母的特叔地位。他们是战地特遣队。指出下面一点就足够了:有好几年共青团的头头是科萨列夫,众所周知他是一个滥用权位以达到个人目的的道德致坏的家伙。”上引书,237-238页。
[39] 赖希正确地强调了性欲在争取个人自由的普遍需要中的重要性,但他后来过分强调了这一重要性。
[40] 这封“信”仅仅基于尼古拉耶夫斯基的笔记抑或事实上出自布哈林之手(或布哈林与李克夫一起),历史学家尚有争论。Stephen F.Cohen, Bukharin and the Bolshvik Revolution,London 1974,pp.471-472.这封信的基本真实性从未被普遍质疑过,尽管布哈林的遗孀确曾有过怀疑,Anna Larina-Bucharina,Nun bin ich über zwanzig,Gottingen 1989,pp.316-323.
[41] 苏联作者Mikhail Gefter清楚地抓住了这种团结拜物教,他这样问:“1928年的布哈林?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什么?与斯大林相左反对新经济政策,还是不惜自已投降以维护党的团结?”载Aganbegyan等,La seule voie,同前引,第91页。另见Batkin在该书中的文章。
[42] 托洛茨基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但是,一位斯大林主义者或其追随者会说,难道你没有看到中央委员会已准备好把右派从党内清洗出去?这恰恰意味着斯大林正在采取措施以防备热月。不,我们的回答是,官僚的肃反恰恰促进了热月。新的肃反,就像过去十年的肃反那样。被用来对付左翼反对派和其他人,一般而言即用以对付无产阶级当中愿意思考并敢于批评的人。……甚至落在右派身上的打击也没有加强党反而削弱了党。在右派当中,除了真正的热月分子外,还有其他人——成千上万,也许上百万——他们敌视资本主义复辟,但要求根据乡镇工人的观点修改整个政策。这些右派的纲领是混乱的。他们也许暂时会成为热月的支持者;但同样可能会支持党沿着革命道路复兴。斯大林主义官僚不让他们了解这种形势。通过肃反扼杀具有批判性的思想。“载Writings 1932-1933,第79页。
[43] Stephen F.Cohen(p.327)正确地指出,在形成斯大林独裁的那些关键岁月里,斯大林基本上代表着在寡头政治内形成的共识,而不是特定政策路线的倡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