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系列国家处于边缘状态。拿法国来说，它从1951年到1954年为明显的利润输出国，1955年以来又成为明显的利润输入国，但它仍然是个明显的巨额外资输入国。在利润输入方面，葡萄牙有着明显的结余，但是同它所输入的大量外资相比，这种结余便显得微不足道了。黎巴墩和爱尔兰也略有结余，但是，与其把这种结余说成是对外投资的结果，毋宁说是海外侨民的赠与或回国的结果。

[2]十万零四千吨。

[3]上述PEP的调查广泛地谈到了企业主协会的这种“代表作用”。该文件断言，有些负责生产的副国务秘书差不多要花一半的时间来直接或间接地同同业协会进行讨论！

一位德国专家也断言道：“经常的情况是……与某项利益有关的法律草案，在其准备阶段，在将它提交内阁会议或立法部门审议以前，就老早被拿来同该项利益的代表磋商过了（！）。法律草案在还没有被提出去之前，就早已同议会各主管委员会，并且在必要时同各邦政府的主管部门也磋商过了。但是，屡见不鲜的是，先同各个利益集团进行商谈，特别是较为紧张的商谈（24）。”

[4]见本书第三章，主要是关于国家作为劳动力提供者的作用。这种劳动力在工厂中从事强迫劳动。

[5]同一作者指出（45），农民以负债不断增长的方式，付出了这种积累的代价，原始积累毫无疑问意味着收入的转移：“高额的地租，农业债务利息的不断增长以及政府的税收，使农业收入的一个广大部分转到了金融机构、居住在城市里的地主以及国库手中。”

[6]“由此可见，国家在经济生活中日益进行这种干涉的结果是，首先使个人、然后又使企业免于承担某些风险。从经济意义上讲，这种态度同保险的原则如出一辙（50）。”

[7]里特豪森教授断言，政府进行搭救的结果是抛尽了全部黄金及外汇库存，导致了长期的通货膨胀（52）。

[8]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放给私人企业的许多贷款，都是由政府或准政府机构给予了全部担保或部分担保的。

[9]冻结工资总是劳动充分就业时期的事，从来不是危机时期的事！

[10]应当拿这些数字同1923－1924年马克稳定下来以后，重新评定资本的价值时得出的数字比较一下，当时，由于战争的结果，发生了实质的损失。1924年9月，九十九家大公司就自己的资产价值进行了新的评定，它们的资产价值总额，从1913年的六亿五千万马克下降为五亿六千万马克。

[11] 1950年，雷纳·布宾认为这笔财产高达十九万六千亿法国法郎（86）。

[12] “如果人们同意，和一切固定投资的实际损耗相符合的折旧费率是10%，那么，我们已经研究过的三十家公司在由于损耗而必须作出的折旧方面，到1953年为止，已经超出了四亿三千一百万新马克。至少有同样一笔数字形成了‘秘密储备金’；此外，人们没法确定究竟有多少投资是干脆用日常运转经费的名义来掩盖掉的（105）”。

[13]必须注意到这种现象，才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表明平均利润率增长情况的统计数字作出批判的分析。公开承认的利润数字都是些低估的数字；但是据以计算利润率的资本（或手段本身）的数字，却是些更为低估的数字。毫无疑问，没有在工会有效监督之下纪录下来的帐目，是不可能就垄断公司的实际财产作出估价的，因此也不可能知道垄断公司的利润是否低于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利润率。

　　平均利润率倾向下降的规律，正在继续通过工业上最先进国家的平均利润率比先进程度赶不上它们的国家的平均利润率低这件事表现出来。

[14]下面是正当新的“经济突然繁荣时期”，拉斯金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发表的一段恰当的评伦：

　　“罢工运动的高涨恐怕最令人担心（这篇文章是作者在钢铁业大罢工的前夕写的），原因是我们的工业机器具有不可思议的生产效率和我们没办法给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在国内和国外找到销路。我们的炼钢厂只消开工九个月或十个月，就足够供应国内和出口的需要。我们在汽车、洗衣机、冰箱、白热灯炮、电视机、轮船、火车车厢以及上千种（！）其他产品的生产方面，能力都有所过剩，在不发达的国家里，对于这些产品的需要是存在的，但是买的人太少（111）。”

[15]见本书第十章中《战争经济》一节。

[16]根据戈尔斯密特计算，1949年金融公司占有了美国国家资金的72%（114）。

[17]见本书第十章中《缩减再生产》一节。

[18]见下节：《经常的通货膨胀倾向》。

[19]当机器和劳动力通过军备经济得以重新开工和重新就业，但消费资料的产量照旧不变时，由于一切闲置资源均被纳入第一部类，工资阶层收入的增加和消费资料需求的增长就会引起通货膨胀。

[20]从1945年到1952年，尽管发生了朝鲜战争，美国的货币流通量只增长了4%。

[21]只是加拿大皇家银行一家。

[22]见本第十八章中“凯恩斯革命”一节。

[23]见本书第十章中“国民收入由国家进行再分配”一节。

[24]必须指出，军备经济的经常性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无疑地引起了一场“技术革新的大爆发”，因为军事上的许多革新项目都被引用到了民用工业里去。五十年代“突然繁荣”的大部分原因，就在于这种“大爆发”。

[25]见本书第十一章。

[26]确切的数字是1957年三千三百万吨，1958年六千一百万吨。

[27]参看本书第六章关于分配费用及服务部门各节；第七章关于信贷制度，第八章关于国家信贷作为货币形成之主要源泉，第九章关于经济危机，第十三章，十四章等等。

[28] “……（在寡头垄断的工业部门内）为了这个缘故，内部积累趋向于超过为了扩大这些工业部门的装备而必需的资金。‘剩余’资本之涌向其他工业部门，受到为从事新的生产而必需的额外效果的阻挠，减弱了鼓励拿这些款项……进行投资的刺激剂（127）。”

[29]关于这一问题的其他情况，参见本书第六章。

[30]在今天，这种技术革命的火花越来越成了军备经济及战争经济的副产品，因为在军备经济及战争经济方面，技术研究正在不断地继续进行，而且最终结局——不是立刻，这一点或多或少是意味深长的——是把发明和革新加以和平利用。

[31] Eisernes Sparen，意思是说“铁的储蓄”！

[32]见本书第十八章中“凯恩斯革命”一节。

[33]在纳粹德国工资是被冻结了的，原则上物价也被冻结，但是在实际做法上，如果说装备性物资的价格增长得不多，消费物资的价格却公开上涨了8%，而且事实上从1933年到1937年上涨了将近25%，名义工资只增长工了8%（131）。

[34]这个术语是不确切的，强迫劳动的特点不是奴隶主霸占社会剩余产品，而是必需品和最低生活必需品等概念完全丧失了意义。劳动的“报酬”降低到了不但不能保证劳动者活着有个健康的身体，而且还在短时期内一定要死亡的地步。

[35]在这方面还可以加上这样一些例子：西班牙征服者用强迫劳动在秘鲁矿井里杀害印地安人（斯特拉歇在另一个地方提到了这个例子），安提列斯群岛上的几十万黑奴由于穷困和遭受处罚而死去，还有别的好几百万现代殖民主义的牺牲品，现代殖民主义的残酷程度实在不亚于纳粹帝国主义，不过殖民主义残虐的是外族人，所以在“思想纯正”的欧洲人中间引起的反应要小得多。

[36]参看法国近年来的演变“强大的国家”，戴高乐主义等等。

[37]参看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希法亭的《金融资本论》（R. Hilferding, Das Finanzkapital）(134)。

[38]人们知道，伯纳姆急急忙忙就这种判断下定论时列举的“证据”是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但是他的书刚刚出版，纳粹德国和苏联之间就爆发了战争。

[39]参见本书第七章，关于资本的“民主化”。

[40]发行新股票时，经理有权对其中一部分“行使选择权”。倘若这些股票在证券交易所里牌价下跌，经理就可以拒绝买它，倘若上升，他们就可以分文不花地到手好几百万。《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周刊（138）断言这是当今迅速成为百万（美元）富翁的唯一的方法。

[41]在伦敦和纽约，有很大一部分最奢华的汽车和收费最“贵”的饭店和旅馆等等都是专门为“报销活动费”的人服务的。

[42]参看埃尔曼关于法国情况的类似解释：“看来，在法国，家族企业的业主们是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同一个阶级的成员，他们很顽强，并且有势力，足以把自己的见解强加给外来者。对于许多企业的经理来说，他们的职务同一个工厂主的职务是同样人格化了的。在团结经理人员方面，哪怕是在团结来自公共职务的、如象里卡德那样的经理还有某些在当前企业主运动中最重要的人物方面，资产阶级传统的力量是相当大的。思想状态上存在的差别往往是表面多于实际。真正的对抗主要是存在于大企业的首脑人物——不论是经理还是老板——和旧式小企业的首脑人物之间（140）。”

[43]见本书第七章关于资本的“民主化”。萨根特·弗洛伦斯提出的数字（141）。

[44] “人们一定会问：生产者为什么不能随着市场的扩大，一步一步增加自己的能力呢？这当然是由于工厂及整套装备的不可分性和持久性。只有在能够比较容易地把工厂拿来进行分割，只有能够在较短的期间就把工厂加以拆除和重建的情况下，才可以经常地（按照市场情况）调整生产能力。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一个整个的集体来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它是可以通过装备的逐步扩大来扩大生产的。但是，一个以竞争为基础的制度的个体化不可能采取这种解决办法。每一个生产竞争者都希望在可能发生的销售的增长中有自己的一份，并且希望这种增长不为新的竞争者所独占……因此大多数生产者都预先斟酌制定一项剩余的能力储备；这在它们看来是合理的，尽量从集体来看是一种浪费，至少有一部分是浪费（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