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时代的所有危机必然应出现于所有国家。资本主义危机的全球性只是一个主要特点，而不是一个绝对的和机械的规律。

[2]按指1789年法国革命。——译者

[3]这一点得到纪东同意的（5）。

[4]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中，在生产和实现价值之间没有任何自动的、立即的统一。这个统一只是从一个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并同一系列的条件相联系（6）。

[5]这就产生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周期性波动现象，这个现象叫做“蜘蛛网定理”（cobweb theorem）。

[6]许多作者认为这是一个当然的道理。在这些作者中有阿佛泰利翁，米契尔，凯恩斯，熊彼特，汉森，纪东等（12）。

         然而，哈伯勒在他论述经济周期的著作中（尽管这是一部清醒的著作），他拘泥于限界学派的词汇，却写出了这种怪论：“利润的变化（或亏折）往往被看作是经济周期的晴雨表。但是，似乎不应当把这个因素同上述三个基本标准相提并论。‘利润’这个词是空泛的，含糊的（！）……这是利息、租金、垄断资本的利润等的结合。从学术意义上（！）来说的利润是国民收入的一部分，并以这个名义列入‘实际收入’。没有利润（或亏折），从该词的严格意义上来说，是经济制度完全平衡（！）的实质（13）。”我们可以担保：每一个实业家都会对哈伯勒先生说明他的“学说”是违背现实的……此外，让我们指出：盖尔，罗斯托和史希华茨（14）从经验上证明，十九世纪初期，纺织工业的周期进程是同利润率的周期性波动相吻合的。

[7]暂时，我们不考虑许多在周期运动中起作用的因素，这些因素我们以后再谈，最重要的是懂得利润率的基本结构。它是周期运动的基础。

[8]因此，像阿佛泰利翁和庇古所说的“过分乐观的企业主的错误”，这种说法并不是不对的。此外还应把这一点理解为从社会观点来说的“错误”（投资过多）。因为，从私人企业主的观点来看，在利润最高的时候，设法最大限度地增加生产和出售额是理所当然的。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能抵挡得往随之而来的危机，希望这个危机只触及邻人。事实上，最现代化的设备难道不就是最能抵挡危机的吗？“看来，与其说弊病出自实业家错估了自己的利益，不如说他们正是由于保护自己的真正利益而引起了周期。只要他们是作为个人实业家或个人事业利益的代表而行动时，事情就总是如此（15）。”

         娜塔利娅·莫斯科夫斯卡不懂得为什么这些“错误判断“总是周期性地同时发生。为什么大家都犯同样性质的错误？（16）也许是因为竞争迫使每个企业主追求最大限度利润？这难道不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占有形式（追求私人利润）之间矛盾最鲜明的写照吗？

[9]伏丁斯基（27）发现，储蓄银行存款总额，1932年同1929年12月31日的水平比较，在联合王国增至一二九，在德国增至一三七，在荷兰增至一四零，在美国增至一四零，在意大利增至一四二，在日本增至一四三，在瑞士增至一四八，在瑞典增至一六六，在法国增至一九三，在比利时增至一九二。除了这些款项和银行的存款外，还要加上大量贮存起来的资金（28）。

[10]纯消费不足论者，像娜塔利娅·莫斯科夫斯卡和莱翁·萨尔特尔（31）认为这样解释经济复苏的进程是把假设作为论据的一种作法。他们说，要是假设大多数企业在同一个时期更新它们的固定资本，而不是假设更新固定资本也是逐年进行的，那就是预先假设有一个周期，也就是说，这种说法的出发点正好是以后要加以证明的。对于这种异议，我们答复如下：甲）只需根据第一个周期——比如说，由英国纺织业开始大批采用机器所决定的周期——就可以说明这个异议从历史观点来看是不成立的；乙）我们并不把固定资本更新看作做周期的“原因”，而只看做是一个方便的出发点来说明问题。

[11]凯恩斯和其他作者谈到了“资本价值同其费用比较”下的提高。这等于说，购买机器设备预期的收入会超过购买（或代替）这些设备的费用。这个差额愈是高于利息，条件就愈有利于投资（37）。全部这种推理所得的结论和我们在上面所阐述的相同。

[12]在高涨初期，各企业和商人往往在加速原则彻底发生作用之前便开始补充他们的存货，如果这时对公众的销售量不同时增加，他们便可能不得不迅速清售这些存货和限制他们的购买额。这说明了为什么在经济周期当中会出现小型衰退。这种衰退最初是由经济学家基钦发现的（45），它们又被叫做存货衰退（梅茨莱和亚勃拉莫维茨）（46）。

[13]对这一点，应该从实际意义而不是从货币意义去理解。当然由于通货膨胀，高涨末期的表面工资额可能增加了，但是这种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却为生活费用高涨所抵消。无疑，在这个时候，每次增加生产都引起实际工资的增长（加班费等），因而降低利润率。同时，在高涨时期的顶峰，剩余价值率也往下降，平均生产效率也往下降，特别是因为使用不熟练的劳动力和以下现象所致：

“无可否认，自从超过充分就业时期后，由于劳动力流动，缺勤和工作不专心等情况，许多企业的劳动效率降低了（47）。”

[14]这种匮乏现象不一定是资金真正缺乏所引起的。往往，资金所有者拒绝在这个时候贷款，因为在利润率下降的情况下，贷款人愈来愈怕不稳定。

[15]不要忘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信贷提高利息率只起有限的作用。因为起支配作用的是各企业的经济核算制（54）。流通信贷的情况就不同了……

[16]卡尔多（55）对高涨的终止提出四个理由：利息率日益上升，使投资终止；同样地由于利息率上升，利润率下降；对消费品的需求扩大得不够；由于劳动力缺乏，出现（设备）能力过剩情况。我们已经注意到这四个因素中的三个因素的作用，即使先后次序不同也没有关系。第四个因素完全是例外的。充分就业主要对利润率发生影响。

[17]参阅本书第十四章。

[18]除俄国外，欧洲铁路建设业在1870——1880年达到最高峰，平均每年增加线路五千公里。美国在1880——1890年达到最高峰，平均每年增加线路一万一千八百公里。从1890——1900这十年开始，世界其他地方的铁路建设超过了欧洲和美国的铁路建设的总和，在1900和1908年达到最高峰，平均每年增加一万二千零三十一公里（58）。

[19]布哈林答复这一论据说，在同非资产阶级和非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中，也是交换商品，因此并没有增加新市场。他不懂得这种贸易所采取的形式可以不是商品交换，而是来源自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非资本主义收入（例如半封建的地租）同资本主义商品的交换。于是，这就有了新市场和有利于资产阶级的价值转移。此外，史坦培尔说，如果根据他的假设，即在“纯”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一部分剩余的消费品卖不出去，那么，这些消费品可以拿来换取从非资本主义国家输入的生产资料（原料）从而既有利于实现剩余价值，也有利于资本积累 （61）。

[20]特别参阅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指出非常有趣的一点：“要是在一处创造了剩余价值，那就必须在另一处也创造出剩余价值来同它交换。”

[21]此外，用来证明周期的这种或那种理论的大部分计量经济学“模型”都有这种毛病，更详细的评论见第十八章“计量经济学家”一段。

[22]亨培尔（66）证明现有固定资本储藏的增长和充分使用这一储藏所引起的生产增长二者之间，有一个稳定的比例。但是他并没有试图证明总的固定资本储藏和消费品的生产能力之间有一个稳定的比例，因而避免了所有“消费不足论者”所共有的错误。

[23]根据萧（68）的说法，在美国，机器设备的生产从1869年的二亿九千六百万美元增加到1919年的六十亿零三千三百万美元；同期，消费品的生产从二十四亿二千八百万美元增加到二百八十四亿四千五百万美元。因此，第一部类生产增长了二十倍以上，而第二部类却只增加了十二倍（而且还是高估了的，因为在这部类的“耐用消费品”中包括有实际是生产资料的产品）。从1919年到我们现在这一时期，我们没有这一类的精确计算。但是《统计摘要》（Statistical Abstract）就各类商品所载的数字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从1919年到1952年，耐用产品（大部分属于第一部类）的生产价值增至五倍（由指数七十二上升至三百四十），而非耐用产品的生产只增至三倍（从指数六十二上升至一百九十）。

[24]另外有一个有趣的说法：卡莱茨基（70）强调说，资本家开支的分配，也就是说，剩余价值的积累率，是周期的基础。根据他的说法，这个积累率取决于预期的利润率同现有的利息率之间的差别。随着生产能力在周期之末不断增加，这个差就逐渐缩小。

[25]参阅本书第十四章。

[26]庇古肯定说，如果在1927年断然削减工资（！），就可以避免危机。1932年，正当大批消费品堆积起来卖不出去的时候，哈耶克也曾宣布这种“真理”（！）（75）。

[27]纪东教授就十九世纪法国的平均周期性波动列出下表：在高涨时期，物价上升17%，在萧条时期下降16%；工资在高涨时期上升12%，在萧条时期下降3%；利润在高涨时期上升40%至200%（！），萧条时期则下降14%至38%（79）。

[28]关于资本主义衰落时期的危机和公共开支在经济中的作用，参阅本书第十四章的《没有危机的资本主义？》一节。

[29]参阅本书第六、九、十三章。

[30]包括存货的波动：见梅茨莱，亚勃拉莫维茨，埃克特等著作（84）。

[31]熊彼特和加赛尔（89）强调相同的原则。

[32]亨培尔（92）强调可以用同一现代化设备制造越来越多的产品品种。

[33]参阅本书第十七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