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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殖民地问题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
郑超麟
一九四三年一月三十日
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通过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十二条，以及《补充提纲》九条，——乃是马克思主义史上最重要的最有影响的文件之一。这文件久已成为各种意见争论之焦点了，以后还要成为更大的争论之焦点的。为此原故，我们需要研究这文件，而且需要不厌求详地去研究。可以研究的方面是很多的，譬如说：这文件包含的根本思想是怎样发展下来的？这些思想同当时世界局势有何关联？二次大会后发生的事变证实这些思想，还是推翻这些思想？或者证实其中某些部分而推翻某些部分？各派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文件的见解如何？等等，等等。这种研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且也非一个人底力量能够完全担负的。
以下几页文字乃是读《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会议录》时得来的一些感想，不致云研究，聊供后人研究之助而已。
《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十二条，系列宁起草的，先在大会设立的《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讨论过，然后提出于大会第四次会议（一九二零年七月二十六日）及第五次会议（七月二十八日）讨论。
委员会怎样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可惜没有记录可供查考；但是从大会上各人的发言看来，可知委员会讨论时已有很多争执了的。有枝节的问题之争执，也有原则的根本的问题之争执。列宁底《提纲》草案提到大会去时，已因委员会讨论结果而有多处修改了。所修改的并不限于枝节的方面。
列宁草案中原写着“必须赞助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而且不止一处这样写着。这话引起委员会中多数人反对，结果修正了。列宁自己在大会上说道：“这一点引起若干分歧意见。我们辩论着：原则上和理论上是否可以宣布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有赞助落后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之义务的。辩论结果达到一致的结论，认为我们不说‘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只说‘民族革命运动’。无疑每个民族运动只能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因为落后国人民大多数是农民组成的，农民乃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之代表者。那是一种空想，倘若以为无产阶级政党（那些国家如果能产生无产阶级政党的话）对于农民运动没有采取一定的态度，没有事实上赞助它，却能在落后国家中施行共产主义策略和共产主义政策。但是反对的意见认为：如果我们说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那就要失去改良运动和革命运动之间的区别了，——这区别，近来在落后国和殖民地是完全明显的，因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也尽其可能在被压迫民族中造成一种改良主义的运动。压迫国资产阶级和殖民地资产阶级之间有一种谅解，以致时常（甚至可以说：在大多数情形之下）被压迫国资产阶级虽也赞助民族运动，却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有某种协调，即与之一起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这一点，在委员会里已经完全证明了。我们相信这是唯一正确的，即注意到这个区别，而且差不多处处拿“民族革命”字眼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字眼。其意义就是：我们以共产主义者资格赞助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解放运动，仅当这运动的确是革命的时候，仅当其代表人不反对我们以革命精神教育和组织农民以及被剥削的广大群众时候。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那些国家底共产主义者也应当反对改良派资产阶级，其中含有第二国际英雄们在内。殖民地国家已经有改良主义党派了，其代表往往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或社会党人。这个区别，现在各条提纲中都指出来了，如此一来，我们的立场就表示得更加明确了。”
委员会共有十九人，其中除俄国代表外，还有英美法荷德等帝国主义国家代表，又有波斯，中国，土耳其，高丽，荷属印度等殖民地国家代表。这些代表之中有几个也在大会上说了话，但我们看不出究竟是谁在委员会内反对列宁上面那点意见的。
鲁易似乎是反对者之一。印度人鲁易，在第二次大会上，很奇怪地，不是代表印度共产党，却是代表墨西哥共产党。《补充提纲》九条就是鲁易所起草的。这《补充提纲》由委员会通过提到大会去讨论，匆忙中没有印出来发给各代表，仅由鲁易本人在大会上朗读一遍。
其它问题没有什么补充的提纲，惟独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匆忙中于原提纲之外再写几条补充的提纲出来。这是为了什么原故呢？我们不很知道，但从补充的内容看来，那是与列宁上面说的争论之点不无关系的。列宁提纲草案中，如列宁自己说的，没有指出落后国改良运动和革命运动之区别，鲁易提纲则着重指出这个区别。譬如第六条中说：“赞助殖民地推翻外国统治之斗争，可见并非拥护土著资产阶级底民族努力之意，宁可说是为殖民地无产阶级铲平解放道路。”第七条中说：“可以看出两种日离日远的运动。一种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运动，它要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政治独立；另一种则是无财产的农民为解除种种剥削而斗争。第一种运动图谋统治第二种运动，而且时常得到成功；但是共产国际必须为反对这样一种统治而斗争。”第八条中说：“真实的力量，解放运动底基础，在殖民地，并不限止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主义狭隘范围之内。在大多数殖民地，已经有革命党派组织起来，它们与工人群众密切联系着而工作。”
这几条补充的提纲似乎把委员会内的争论解决了。我们并不要赞助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我们只要赞助那种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它是真正革命的，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而非改良的，即非与帝国主义协调的。
可是委员会内的争论虽然解决了，问题提到大会来时仍然引起激烈的争论。大会上一部分代表不仅反对列宁草案中“赞助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话，而且反对委员会修正后的“赞助民族革命运动”的话。他们不仅反对改良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而且反对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
波斯代表苏丹萨德说道：“提纲中关于赞助落后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那一点，我以为只能适用于此运动刚在开始的国家。业已有十年以上运动经验的国家，或此运动业已获得政权的国家，如波斯，倘若照着提纲行去，那就要驱遣群众入于反革命怀抱了。所以必须造成和维持一种纯粹的共产主义运动来对抗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任何其他的意见都能引至可惋惜的结果。”
意大利代表格拉齐亚德提议将“提纲”中“必须赞助”字眼改为“必须积极注意”字眼，“有赞助义务”字眼改为“有积极注意义务”字眼，“必须缔结暂时联盟”字眼改为“必须维持暂时关系”字眼。他解释他这提议所根据的理由道：“提纲内使用的‘赞助’字眼，是比‘积极注意’意义更狭小些。‘赞助’只含有一种意义，而且是最危险的意义。‘积极注意’之中本含有‘赞助’意义在内，但也含有种种可能的意义，‘赞助’不过是这些可能之一而已。倘若处处能够迅速利用民族运动以创造一种革命运动，那就更好些。关于‘联盟’也可以这样说。‘联盟’不过是一种情况，而且不是最值得希望的情况。”
但是最露骨最彻底反对“提纲”内那点意见的，是另一个意大利代表，塞拉底。塞拉底是意大利社会党领袖，大战中站在国际主义立场，是世界有名的革命者之一。他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地位很高，是此次大会主席团之一员（主席团共五人，德国列维，法国罗斯麦，意国塞拉底，俄国列宁和齐诺维也夫）。这两次会议讨论民族殖民地问题时候，他坐在主席台上没有发表意见，直至宣布辩论完毕要付表决，他才站起来，发表如下声明：
对此问题，我本来还要发表意见，但现在我宁愿限止于说明我放弃表决权之理由。
“我在列宁同志和鲁易同志向大会提出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之中，不仅看出了若干矛盾，而且看出了一种大危险对于先进国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底立场，无产阶级当此革命前夜尤其必须排斥任何阶级合作的。
“‘落后国’之界说太不确定了，太不精密了，足以招致种种沙文主义的附会。
“一般说来，凡资产阶级民主党派进行的民族解放行动，那怕是以暴动为手段的，也不是什么革命的行动。
“这种行动有利于某一在发展中的民族帝国主义，或是为了某一新国家底资本帝国主义作战去反对以前统治的国家。民族解放，如果没有工人阶级参加，无论何时都不是革命的。即使在所谓落后国内，要实行阶级斗争也必须无产阶级有保证能够脱离一切剥削者而独立的，那些自称为‘革命的民族主义者’之资产阶级民主派亦在其内。
“被奴役的人民之真正的解放，只能依靠无产阶级革命和苏维埃制度，而不能依靠共产党与所谓革命的资产阶级党派订立的甚么暂时的和偶然的联盟。
“这种联盟反而能够减弱无产阶级觉悟，尤其在那更少习惯于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国家里面。
“提纲中这些不够明了之处就包藏有危险，足供西欧冒充革命的沙文主义者利用去以反对真正的共产主义国际行动。
“所以我声明，我放弃表决权。”
辩论完毕之后，塞拉底才来这个声明，我们可以想见会场上是如何震动的了。
荷兰代表温古勃跳起来说，说：“这是骇人听闻的！”说：“大会如果自尊自重的话，就必须强迫塞拉底同志讨论这个问题。”（温古勃自己亦曾在委员会中要求更明白些规定所谓“落后国”底意义，结果他的要求被否决了。见他自己在大会的演说。）
齐诺维也夫也跳起来，以俄国代表团名义宣布塞拉底底声明是“很不合同志态度”。
鲁易也跳起来，要求勿将塞拉底这个声明放入大会记录里面。鲁易回答塞拉底说：“在落后国里，民族革命是前进一步。将革命分别为若干不同的种类，那是不合科学的。种种革命都是社会革命底各个阶段。被剥削的国家，人民不能继续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其所经历的革命阶段将与欧洲诸国不同。谁认为援助这些国家人民底民族斗争乃是反动的，那他自己就是反动的，他自己说的就是帝国主义论调。”
此时辩论已经完毕了，大会为此问题也开过二次会议了，从新开始辩论是不可能的。塞拉底本人并不希望辩论他的意见。他解释他所以不参加辩论而仅限于这个声明的理由说：“我认为那些提纲，大会自然可以通过，而且必须通过。但我自己处于一个完全特别的境地。我六年长久在我的国家内为了反对民族主义运动而斗争，如果我投票赞成这样的议决案，那么人家将要指出我在意大利的立场和我此处赞成的议决案中间有一个矛盾。”
他回答鲁易说：“鲁易同志说凡是革命都含有社会性质，但这话就是说：我们在战争时必须替一切资产阶级仆役服务了。因为他们告诉我们说：革命的战争是一种社会的战争，必须参加进去。我们则回答道：不，我们决不参加的。”
他又说：“我本欲向大会提议宣布：…无产阶级在其反对资本压迫的斗争当中有权利利用民族暴动，使之最后地转变为一种社会革命。我的思想是很简单的。我不说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在什么事件，甚么情况，什么保证之下可以同小资产阶级运动联合起来；我只说：不，工人阶级为了社会革命目的可以利用一种小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但决不可以赞助资产阶级，尤其不可以在落后国家里赞助资产阶级，因为这样做将有迷失阶级立场和阶级方向之危险，而落后国群众比前进国群众更容易迷失阶级方向的，因为那里的无产阶级还没有坚定的阶级意识，而且常常盲目地跟随领袖走去。“
以后大会就拿列宁和鲁易两个提纲付表决。除了三票弃权之外，其余代表都投赞成票。
《会议录》里没有写出究竟是那三个代表放弃了表决权。但塞拉底无疑是其中一个。西班牙总工会代表佩斯塔雅也是其中一个，因为临表决前他曾站起来声明道：“我代表的不是什么政党，而是一种工会组织，凡我没有把握去履行的义务，我都不能接受的，因此我不投票。”第三个是谁呢？也许是意大利代表格拉齐亚德，即曾发言反对《提纲》中用“赞助”字眼的。临表决前，他也站起来声明道：“我昨天的发言已经表明我的立场了。我要投票赞成《提纲》，连同我提议加入的那些辞句。”他加入的辞句，通过后的《提纲》内既然没有，可知他也不会投票赞成的。如果这个揣测是可靠的，那么弃权的三票之中意大利代表竟占据二票，因此二人都是反对提纲中“赞助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或民族革命运动）那一点。
这并不是偶然的。塞拉底自己就明白表示他不投赞成票，是为了他“在意大利的立场”。荷兰代表温古勃解释格拉齐亚德底提议说道：“如果我没有误解的话，那么格拉齐亚德同志是提议勿将这提纲应用于意大利的，以免叫共产主义者去赞助那里发生的民族主义运动；他害怕人家也许把意大利算在那些落后的国家之内，因此他以为他的提议是必要的。”
《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中没有意大利代表，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欧洲诸大国社会主义者，再没有比意大利社会主义者更亲切感到“赞助民族革命运动问题”之烦恼了。我们只消记得意大利民族独立解放成功之时正是法兰西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政府之时（巴黎公盟），就可以明白。此时欧洲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很高了，无产阶级已经举起社会主义革命旗帜，而且夺取政权了，意大利才来完成它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世界以及意大利无产阶级，世界以及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对于意大利底民族革命运动应当采取甚么态度呢？这个问题从第一国际起就引起激烈的争论。在第一国际内，马克思和马志尼（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当时也参加第一国际）之间的纠纷也是与这个问题有关系的。意大利建国成功，这个问题并未曾解决。第一次大战时，意大利社会党右派等认为意大利参战是建国工程之继续（向奥大利索回特里斯特和托伦托两省），是一种民族解放战争，具有进步意义，必须拥护的，左派等则反对之。到了战争终止以后，凡尔塞分脏不均，意大利愤而退出和会，国内又激起了民族主义运动，要求阜姆，要求非洲殖民地等。意大利社会党中并不缺少那些主张赞助这民族主义运动的分子。其实这运动在意大利国内含有对抗当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之意，是一种反革命的运动，为后来法西斯运动所从出。意大利社会党，即是在塞拉底领导之下加入第三国际的一部分人，当然反对赞助这运动的，他们更进一步反对赞助任何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解放运动。所以塞拉底宣布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是革命运动，他反对赞助资产阶级，他认为民族运动只可以利用来转变为社会革命。意大利代表底立场，由此看来，是不足为奇的。
其实这立场并非只能产生于意大利。凡已有资本主义发展，而民族独立完成较晚或尚未完成的国家，无产阶级及其前锋队都不能不对于本国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主义运动（或名为民族革命运动）采取一定的态度；此外，在这运动教训之下也都不能不产生一种立场，否认此运动有革命意义，而拒绝赞助之。这类国家之中最重要的自然是意大利，可是除了意大利外，如波兰，如捷克，如巴尔干诸国，社会主义者也常常为这问题所困恼的。尤其是波兰。大家知道，卢森堡和列宁之间关于民族问题有过激烈而长久的争论。布尔雪维克党中，也有人（拉狄克，布哈林，毕亚塔可夫等）代表卢森堡底立场反对列宁。这争论不仅发生于俄国革命以前，而且发生于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之间，甚至在十月革命以后。很奇怪的，此次共产国际大会讨论此问题时，拉狄克虽有二次发言，却未曾提出他过去的立场。也许他是受俄国共产党纪律所拘束的罢。
列宁和卢森堡之间的争论，其意义，列宁自己说得最好。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列宁回国在党会议演说道：“波兰社会民主党同志底伟大的历史功绩，就是他们提出了国际主义口号，并说：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与其他各国无产阶级作兄弟的联合，我们绝不为解放波兰而进行战争。他们的功绩就在这里。因此我们只把波兰这些社会民主党同志认为社会主义者。其他的人是爱国派，波兰底普列哈诺夫派。人们为了挽救社会主义而反对了疯狂的害病的民族主义。可是从这种奇特的立场中却产生了一种离奇的现象：同志们跑来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不承认波兰底自由，不承认波兰底分立。”
这里说的“同志们”是指毕亚塔可夫一派的人，大俄罗斯民族方面的人，他们在布尔雪维克党四月会议民族问题委员会中占据多数（九人之中占据七人）。我们从列宁底话可以明白：站在波兰社会主义者立场上可以“不为解放波兰而进行战争”，但是站在压迫波兰的俄国人立场上，站在俄国社会主义者立场上，就应当承认波兰有分离独立的自由。
但是现在我们并非站在压迫人的国家底社会主义者立场上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是站在被人压迫的国家底社会主义者立场上考虑这个问题。
塞拉底底错误就在于他没有分别历史条件，没有指出：在过去某一时代“资产阶级民主党派进行的民族解放行动”仍是革命的，即使工人阶级替资产阶级摇旗呐喊，没有提出自己的要求，没有利用民族运动并转变之为社会革命，也是有革命意义的。此外，它只放弃表决权而不是投反对票，即他只害怕人家指出他的立场和《提纲》中间有个矛盾，却非反对大会通过这《提纲》，他反以为大会必须通过《提纲》。塞拉底难道以为比意大利更落后的，比欧洲诸小国更落后的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仍可以赞助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主义运动么？
列宁提纲虽名曰《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但关于殖民地的，十二条之中只有一条，即第十一条，而此条也是把殖民地国家纳入于一群“带有更落后的，主要封建的或宗法的或宗法（原文如此，有点怪）农民性质的国家和民族”这个大范畴之内。其他各条都是泛论一般压迫人民族和被人压迫民族之间的关系。总之，列宁提纲里所谓被压迫的民族，范围是很广大的，从爱尔兰直至巴什基尔和鞑靼都包含在里面。在如此宽泛的，发展程度如此差异的范围内，要确立若干通用的原则，本来是很困难的。
鲁易提纲则不同。严格说来，鲁易提纲只能说是《殖民地问题提纲》，因为其中是专论殖民地的，其中供给殖民地问题以理论基础，这里（原文如此，怀疑原文有误）论基础不能适用于其他非殖民地的弱小国家。第一条就明白地说出这提纲是为了“精密确定共产国际和那些政治上被压迫又受自己资本主义制度统治的国家底革命运动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类国家，鲁易举出中国和印度做例。我们也可以说：鲁易提纲不是泛论殖民地，而是专论殖民地中那些“受自己资本主义制度统治的国家”。这类国家，除了中国和印度以外，最重要的还有波斯，土耳其，埃及，其他如刚果，蒙古之类自然不在所论以内。范围缩小了，因此确定的立场也应当能够更精密些。
委员会秘书马林在大会上说道：“我认为列宁同志底提纲和鲁易同志底提纲，其间并没有差异。二者精神上是一致的”
不错，在主张“必须赞助民族革命运动”这一点上，二者是一致的。但在其他方面仍有许多差异之点可以指出来。第一，列宁所谓殖民地乃是指那些封建的宗法的性质占主要地位的国家（见第十一条）；鲁易所谓殖民地则是指那些受自己的资本主义所统治的国家（见第一条）。第二，因此，列宁把殖民地国家看做是“没有无产阶级的，或差不多没有无产阶级的”（见第一次会议上列宁底演说：“世界局势与共产国际底基本任务”）；鲁易则认为殖民地已有无产阶级存在，虽尚存不久，他而且以为推翻外国统治的斗争就是替殖民地无产阶级解放铲平道路。第三，列宁提纲草案主张赞助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后来虽然把“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改为“民族革命运动”，但它的演说中仍旧认为“每个民族运动只能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因为落后国人民大多数是农民组成的，农民乃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之代表者”；鲁易则自始把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无财产的农民底斗争视为“两种日离日远的运动”。第四，列宁提纲不过指出先进国无产阶级有联合殖民地群众之必要而已，至多也不过将殖民地群众革命运动提高至与先进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同等重要的位置；鲁易提纲则更进一步，认为必须帝国主义失去了殖民地，断绝了额外利润的来源之后，欧洲工人阶级方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见第三条）。
很奇怪的，大会上激烈的辩论都是以列宁提纲为对象的，除了一次之外没有人提起鲁易提纲。这是为了甚么原故呢？因为列宁提纲早已印出发给了各代表，鲁易提纲没有印发只由鲁易临时宣读一遍，因而发言的代表无所根据么？或者因为民族问题是久已争论的问题，而殖民地问题则是新近提出为这些欧洲诸国代表所不熟悉的么？我们不敢妄断，但大会上唯一拿鲁易提纲做对象来讨论的恰是殖民地代表苏丹萨德（波斯），——这似乎不是偶然的事情。
苏丹萨德说道：“不可以从这里做出结论说：全世界共产主义底命运依赖于东方社会革命底胜利，如鲁易同志所断言的么？自然不可以。许多土耳其斯坦来的同志也陷于这种错误。……我们设想印度开始共产主义革命了，印度工人若无英国和欧洲大革命运动来援助，能够抵抗全世界资产阶级底进攻么？自然不能。波斯和中国底革命被压平下去，便是明显的证据。”
大会上对鲁易提纲发表意见的，只有苏丹萨德一人而已，不管鲁易演说末了如何谦虚请求各位代表反驳他，希望经过辩论之后欧美共产主义者对此问题能够更加明了。可以说大会对于鲁易提纲是颇为冷落的。
但是第二次大会以后，各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之中，我们却不可以说这话。在这些运动中，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底“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被人奉为经典，而人们常常征引的话，出于列宁提纲的还少些，出于鲁易提纲的则更多些。
现在距离那次大会将有一个世纪之四分之一时间了，与大会以前相反，这二十多年是富于殖民地革命运动经验的时代，足以补充和纠正两提纲包含的根本思想之经验是很不少的。我们现在并不打算把这些根本思想重新检查一遍。我们只限于检查一下那次大会上争论得最激烈的问题，即：殖民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否赞助本国民族革命运动问题。这二十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每个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都是从赞助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或称民族革命运动）开始的。无论如何表明赞助的是农民而非资产阶级，但结果都是赞助了资产阶级，结果又都是资产阶级获得相当胜利便同帝国主义妥协，转过头来屠杀工农群众和共产党。每个殖民地国家都是这样，几乎没有一个例外。一个试验失败可以说是偶然的，但自今以前一切试验通通失败，那就不能说是偶然的了，那就应当重新考虑所试验的东西。
列宁提纲本是建立在一般理论分析和一般民族运动经验之上，而非建立在殖民地运动经验之上，因为那时以前并没有甚么大规模的殖民地运动。鲁易以印度人资格，根据大战中及战后印度运动底经验，他国马克思主义者未曾获得的经验，去补充列宁底提纲，使得提纲更加精密些，更加适用些。但是那几年的印度经验若是拿来同后来的经验，譬如中国经验，相较，那不啻是小巫之见大巫了。
一国无产阶级对于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之态度，同这个无产阶级底阶级觉悟程度有关，而这阶级觉悟又同本国运动经验有关。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各殖民地国家代表发言看得出来。
这次大会，依照鲁易定义（“政治上被压迫而又受自己资本主义制度统治的”）所称为殖民地的国家，除了埃及以外，都有代表参加，而且为此问题在大会上发言。我们有波斯代表苏丹萨德，中国代表劳士道（译音），土耳其代表伊士买•哈基•帕夏，印度代表鲁易（鲁易虽代表墨西哥，但他的演说是报告印度运动状况的）。
这四个国家代表发言富有象征意义。波斯是有过了民族革命经验的国家，它的代表最左，我们上面已经引过他的一段话，他说：在波斯，“倘若照着提纲行去，那就要驱遣群众入于反革命怀抱了。”他主张“造成和维持一种纯粹的共产主义运动来对抗资产阶级民主运动”。
土耳其那时正在进行民族革命，土耳其共产党正在赞助基玛尔领导的“安那托里运动”，它的代表当然热烈拥护提纲内“必须赞助民族革命”那一点。他说：“一种新的解放运动开始于土耳其。现在受民主党派领导的安那托里运动，乃是对于协约国征服土耳其之最好的回答。君士坦丁堡被占领尤其是火上添了油，运动增长得更加迅速。现在，在安那托里的革命国家，正在准备着反对欧洲帝国主义的斗争。”我们知道，大会之后不过半年，这“革命国家”便开始屠杀工农和共产党员了。
中国代表，“中国社会党”代表（江亢虎乎？），发言完全没有涉及这个争论的问题。他说些莫名其妙的话，反映中国在“民族革命运动”以前的混乱思想。他说：“在反对日本，反对中国政府，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之中，孙逸仙派，学生总会，工会和社会党四者是浸透了一种一致的革命意识的。”
印度底运动当时比中国进步得多了。印度资产阶级未曾像波斯那样取得政权，但印度工农群众比土耳其兄弟辈更早尝到资产阶级底背叛和欺骗了。印度代表发言界于波斯和土耳其两国代表中间。他比土耳其代表进步的，就在他晓得分别资产阶级运动和被剥削的群众运动。他说：“这种群众运动并不受革命的民族主义者所操纵；这个运动是独立发展的，虽然民族主义者图谋利用它以为自己的目的。”他又说：“这些群众底革命，初期自然不是共产主义革命，革命的民族主义初期自然要发挥作用。但无论怎样，这个革命的民族主义，也将致使欧洲帝国主义于崩溃的，那对于欧洲无产阶级是极重要的。”印度代表比波斯代表落后的，就在他不晓得必须培植一种“纯粹的”共产主义运动来对抗民族主义（那怕是“革命的”民族主义）。
这里为了免避误会起见，我们必须解释波斯代表所说的“纯粹的”共产主义运动究竟含有甚么意思。照当时用语说，所谓共产主义运动，无论如何“纯粹”，都不是指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或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而言的，也不是仅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及重要生产机关收归国有而言的，而是指一种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为目的的运动。
说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纯粹的”共产主义运动之间还有一个“革命的民族主义运动”阶段，其错误就等于说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还有个“工农民主专政”阶段一样。事实上是“革命的”民族主义必须转变为“纯粹的”共产主义，才能致使欧洲帝国主义趋于崩溃。
此次大会除了以上诸国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殖民地派代表来参加。这就是荷属印度。但它派的代表不是本地的居民，而是宗主国的人，即荷兰人马林。马林希望第三次大会时有几个爪哇人和马来人来参加讨论，此次只好由他代表了。为了有这特殊的关系原故，马林发言就没有上述四国代表那么富于象征意义。马林是拥护列宁和鲁易两提纲的。他向大会报告他在荷属印度做工作的经验，他自夸为这是殖民地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经验，他以此经验去替两提纲中赞助民族革命运动之点做辩护。他后来而且根据此经验劝告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他在大会上说：“困难之点仅仅在于怎样去正确规定落后国和殖民地内革命的民族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实行上则没有这个困难点。实行时候就会觉到有与革命的民族主义分子共同工作之必要。倘若我们忽视这个运动，倘若我们做个学究式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我们只做了一半的工作。”他自己的经验，就是他曾联合爪哇当地的居民底一种团体，“萨卡伊斯兰”，而得到了很好的结果。
他从这经验又得到一个教训说：“我们在爪哇看见中等阶级图谋使群众对于民族问题感觉兴趣，但这种图谋毫未成功。可是当我们走到城市和产糖区无产者那里去，同他们说起工资低微，死亡增多，捐税繁重一类的话时候，就有一些人站在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方面来了。群众中本有这种感情的。群众很容易感受我们的宣传。”
可惜他没有从这个教训做出一些必需的结论。他没有懂得：使殖民地群众感到兴趣的，既是社会问题而非民族问题，那么“革命的”民族主义在殖民地群众运动中的作用也就是很有限的了。
民族殖民地问题在第二次大会上是讨论得热闹的，反之这个问题在第三次大会上就非常冷落。第三次大会闭幕以前一次会议上，人们才提出“东方问题”来讨论。关于这问题在大会上的地位，我们可以借用鲁易底话来说。
鲁易此次是正式代表印度了。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二日，第二十三次会议上，鲁易说道：“人家限我说五分钟的话。这个问题一个钟头也说不清楚的，所以我要利用这五分钟时间提出一个强硬的抗议。此次大会处理东方问题的方式是纯粹机会主义的，这方式更适宜于第二国际大会。根据东方诸国代表团被容许说出的寥寥几句话，是不能做出甚么具体结论的。我抗议人家对付东方问题用的这种方式。其次执行委员会会议曾把这问题列入议事日程，可是在整个大会开会期间，这问题简直没有人注意。直至昨日才终于开了一次委员会会议，但开会情形是很糟糕的。欧美诸国代表团没有一个代表参加。由于支配了大会的那个混乱状态，这委员会简直未曾组成，它决议关于东方问题不作甚么理论的议决案：这议决案是绝对错误的，不应维持下去。所以我向大会呼吁，决议将东方问题交付于一个正式组成的委员会，而且以应分的认真处理之。”
以上便是鲁易说的全部的话。除了鲁易之外还有其他的代表起来抗议。这代表却不是属于殖民地的。法国代表朱理安说：“同志们，法国代表团从原则上附和鲁易同志底抗议，反对人们处理东方问题的方式。执行委员会曾经提议把这个问题列入于议事日程。它显然认为这是必要的。然而这问题被推延至大会终了时才提出讨论，因之不能不聊草塞责了。此外，委员会昨日才第一次集会，主要地是忙于决定发言者的名单。总而言之，我们今天晚上的会议，好像是在演电影一般。”我们从这位法国代表底演说里又可知道，委员会开会时法国代表团曾经建议修改第二次大会通过的《提纲》，但委员会拒绝了。我们不知道法国代表团建议修正《提纲》中那几点。朱理安演说中有几句话似乎可以作为法国代表团建议修正的大意。他说：“我们可以这样告诉民众，说东方民族主义行径同西方资本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一个样的。因此我们必须监视民族主义运动，但不可预先挫折这运动底勇气。我们必须使得这运动走着更有利于我们的方向；或宁可说，我们必须启导群众，必须准备基础，以便到了适当的机会，解放运动能够越过这些民族主义者领袖头上去，而且反对他们，在共产主义者领导之下走着自己的道路。照我们看来，这应当是共产党在东方问题上的立场。”
朱理安底“演电影”的譬喻引起了纠纷。另一个法国代表哥里亚接着他后面声明道：“我代表法国代表团中若干同志声明，我们并不附合朱理安同志底抗议。他说大会好像在演电影。我们抗议他说的这句话。”
大会主席哥拉洛夫回答鲁易和朱理安二人底抗议说：“我们惋惜大会没有时间去应分详尽地处理东方问题，但这个缺陷是不很大的，因为这个问题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已经彻底讨论过了，那次大会而且通过了殖民地问题。接着主席便宣布辩论终结。
此次大会上，土耳其，波斯，印度，中国，朝鲜，日本诸国代表都说了话，在苏联境内的东方民族，如阿亚，阿热拜然，乔其亚，土耳其斯坦等也都有代表出来说话。（二次大会时马林希望的爪哇代表和马来代表，还没有来）可是除了印度代表以外，其他代表都是报告自己国家运动状况的。中国代表张太雷报告中说：“流氓无产阶级在中国人口中占据颇大的百分比；他们虽然没有阶级觉悟，却是革命的。我们如果容纳他们在我们的党里面，那将是很有助于我们的事业的。”
但可注意的还是土耳其代表苏莱曼•努里底报告。我们还记得在第二次大会上土耳其代表对于基玛尔运动是怎样说的。第二次大会至第三次大会为时虽不满一年，其他各国状况虽没有多大变更，但土耳其状况就完全改变了：基玛尔政府“从革命的国家”变成了“同土耳其旧政府一个样”。“以苏白希家诸同志为首，我们有许多同志被杀和被囚，这可以证明基玛尔进行一个恶毒的斗争反对共产主义者。基玛尔组织的党被他用来迫害共产主义者，用来消灭共产主义的一切影响。我们的共产主义工党，与上述的党，毫无共同点。但是安那托里的农民和工人明白，只要民族独立运动继续存在，他们以及我们共产主义者仍必须赞助它，因为协约国和帝国主义者之消灭乃是世界革命底基础和发端，这革命将消灭一切奴隶制度。所以只要这个斗争是反对协约国的，安那托里的工人和农民就要赞助它。但如果基玛尔敢于中止这个独立斗争，敢于进行妥协，那么安那托里的工人和农民就要一致奋起推翻基玛尔，越过他的死尸，冲到前线去了。”
列宁明明说我们赞助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仅当其代表人不反对我们以革命精神教育和组织农民以及被剥削的群众时候。”现在这些代表人不仅反对我们这样做而已，而且屠杀我们，监禁我们，但这位土耳其代表仍旧主张我们要赞助这个运动。后来史大林在中国革命中施行的政策，正可以从这几句话里寻出呀！
一九四三年一月三十日
（刊《不断革命论与中国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