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入狱

　　一九二二年夏天，在蒙达尔森林中，薛世纶征求我同意参加发起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时，我是迟疑了一下才表示同意的。这迟疑并无关于思想和认识。我的共产主义那时已经成熟了。但从思想走到行动这个关头，需要下决心，需要有不惜入狱，受刑，被枪毙的决心。
　　在中国，为共产主义运动入狱的，陈独秀是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成立，他就任了总书记之后不久，就在上海法租界被巡捕房捕去，关了好几天才放出来，而且永远驱逐出法租界。在他自己，这是第二次或第三次入狱了，不过为了共产主义入狱是第一次。
　　除此次以外，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至“二七”，是否有党员入狱或死难，我不知道。“二七”是轩然大波。除当场中枪死的党员和群众及被处死刑的林祥谦和施洋不算，中国共产党员被捕入狱的，在汉口有刘芬，许白昊诸人；在长辛店有史文彬，吴雨铭诸人；在上海有李启汉，韩白骅诸人。汉口和长辛店被捕的，直接与铁路罢工有关；上海被捕的则是间接的关系：李启汉负工人运动责任，韩白骅是《向导周报》发行人。一九二四年春天，张国焘和杨志烈两夫妇在北京被捕。这个消息传到莫斯科后，我们更加痛切感到迫害，因为几个月前国焘曾在这里东方大学对我们演说。那时谣传这两夫妇受了严刑，且说国焘折断了一条臂膀。冯玉祥“倒戈”之后，两夫妇释放出来，次年春天来上海，我问国焘狱中受刑经过，他说并未受刑。
　　“倒戈”之后，共产党在全国各地似乎没有遇着迫害，直至五卅前后。顾正红是不是共产党员，我不知道。但为赴顾正红追悼会在戈登路被捕的韩步先，朱义权等四个上大学生则都是共产党员。四人定于五月三十日在会审公堂审判，这就是五卅演讲和继起的屠杀的一个原因。在讲演时被捕的学生，列为第一名被告受审的瞿景白，秋白的一个弟弟，是共产党员。在屠杀时当场死去的何秉彝是共产党员。二人都是上海大学学生。
　　五卅高潮中，与上海总工会同时也成立了“国际革命者救济会”（M．O．P．R．）的中国支部。为采取一个通俗的名称，陈独秀便定名为“济难会”。这是一个公开的组织，经费很充裕，负责的同志都做绅士打扮，以便于向那些高等华人交际和募捐。事实上也是一个宣传机关。济难会初成立时，没有什么入狱的或死难的革命者待它救济的，因为中国政府和租界当局一般不敢动手，或不知道怎样去动手。复工后、退潮期间，流氓曾来捣毁总工会，常玉清诸徒弟曾将李立三绑到常玉清那里去，强迫承认什么条件，最后北京政府命令封闭总工会和通缉它的委员长李立三。但李立三逃脱了。济难会救济的第一个革命者，是刘华，一个四川人，很好的青年，在上海大学或附中读书，受李立三指导，在小沙渡做工人运动。五卅前后，小沙渡无数次罢工之中没有一次与他无关的。他成为公开的工人领袖。中外资本家恨他刺骨。孙传芳到上海后，他害了一场大病，一个多月没有活动，而且表现消极。病后有一天在公共租界电车上被捕房密探认出了，立即被捕，路过四马路，有几个工人看见他，而且同他说了几句话。不久，他解到龙华去。以后就听说他在狱中被孙传芳秘密枪毙了。据说孙传芳在总商会某次宴会中，有几个资本家向他诉说刘华如何“可恶”，请他枪毙的。我在《向导》上写了一篇文章追悼他。上海暴动成功后，总工会曾公开登报寻觅刘华遗体，似乎未曾寻到。第二个受救济的是周水平。周水平不是共产党员，他是无政府主义者，一个人在江阴鼓动农民反对地主，结果被当地豪绅勾结军阀把他捕去枪毙了。济难会为了表示不是共产党机关，也救济了这个死难的革命者。
　　说到江阴，已经走出上海了。从五卅屠杀直至暴动时期，共产党员除了刘华以外似乎没有别人受迫害的。但其他地方就不能这样说。差不多与五卅屠杀同时，青岛也发生了屠杀，可惜为上海大潮所淹没了，知道青岛屠杀的人比较少。这运动也是共产党领导的，负责的人是与我同在蒙达尔工厂做工的李慰农。七月间，李慰农终于被张宗昌捕去枪毙了。
　　为了抗议五卅屠杀，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同国内各地一般，也发起一个运动，他们用传统方法，包围公使馆，强迫陈箓签字在什么文件之上，结果法国警察来驱散了，领导者任卓宣，中国共产党旅法支部书记，被捕，判决了一年徒刑，确实在有名的Santé狱中监禁了几个月。
　　“三一八”当场中枪死的人比“五卅”那天死的更多了。死者之中有许多共产党员，但没有我认识的人，乔年在纷乱中胸前挨了一刺刀。屠杀之后，段祺瑞还公布了一个通缉名单，其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最重要的是李大钊。许多人离开北京到南方来了。
　　北京屠杀之后二日，广州也出了乱子。蒋介石派兵包围俄国顾问团，逮捕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逮捕或软禁黄埔学校里和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此次虽然未曾杀死一个人，虽然除李之龙外其他中国的和俄国的革命者不久都恢复自由，李之龙最后也释放了，但是在迫害革命的意义上说，“三月二十日”是比“三一八”更加重要的。后来的白色恐怖并非出自段祺瑞，而是出自蒋介石。
　　五卅以后，北伐以前，湖南发生过二次屠杀：水口山和安源。水口山死者不知是否同志，安源工人俱乐部主席，被枪毙了的，确实是同志。
　　在此时期中，北方，保定组织被破获，被捕了许多同志，大多是男女学生。负责人高风，为了免除其他同志罪名，便把一切责任都认在自己身上了，结果牺牲了他一个人。
　　北伐军兴，阵亡的同志一定不少，但没有我认识的人。袁庆云随军出发，死于郴州，但他是害虎列拉死的。武昌，一个繁盛的丁字街头，竖立一个纪念碑，我到那里时碑还是新的。湖北省委机关中人告诉我说：这是纪念围城时被北军杀死的某个同志。
　　但从此以后共产党员牺牲的就渐渐加多了。我们回到上海来罢。当共产党准备上海暴动时候，罗亦农，赵世炎，何今亮三人有一次闲谈说：暴动成功，我们三人不会完全平安无事的，但不知哪个先牺牲？第一次暴动时，我们的同志死了奚佐尧，陶静轩若干人。报纸详细登载他们被捕，审判和枪毙的经过。他们都承认是国民党员。秋白看了报后，向我表示他的感慨。他说：“俄国同志当初受刑时还能慷慨承认自己是布尔塞维克，中国同志则连这个权利也没有！”秋白不知从这个感慨做出什么结论没有？能彻底思想的人，当时应当做出如下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必须脱离国民党而独立起来，必须以自己的面目对着群众。
　　第二次暴动时，上海司令李宝章派大刀队巡行街道，遇着发传单的或喊口号的人立即斩杀。死了好多的人，我不知道其中有几个共产党员。除了大刀队以外，警察和包探还逮捕许多有嫌疑的人或示威运动时常露面的人，其中有好多是上海大学学生。这些被捕的人大多判决徒刑，监禁在漕河泾监狱，暴动成功后总工会纠察队派了一队人去迎接出来。
　　第三次暴动，在巷战中阵亡的同志，我都不认识。暴动成功，纠察队逮捕了几个特别出力的警官和包探，结果不知如何处置。可是此时，我们已经感到新的威胁了。占据上海及江浙一带的是蒋介石属下的第一军，但是蒋介石一路来的反动事迹，我们已有所闻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被他捕去枪毙，九江总工会被他买通流氓捣毁。难道我们的盟友蒋介石将代替我们的敌人孙传芳和张宗昌来迫害我们么？
　　四月十二日果然发生了事情。头一日晚上，何今亮又去访杜月笙。据说杜月笙曾在电话中叫何今亮不要去，但他还是去了。暴动前后，杜月笙一派青帮通过纽永建与我们合作。第二次暴动时，我们在法租界设了指挥暴动机关，就是依赖杜月笙保护的。何今亮是我们同志中与杜月笙接头者之一。他假名汪寿华，身份是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四月十一日晚上他坐了汽车到杜月笙那里去，从此不再回来了。次日据汽车夫报告，他被扣留，而且被杀。我不知道他是怎样死的。最近，友人谢澹如读了我这个回忆录，托人告诉我他所知道的汪寿华死难经过。据他说，汪寿华被扣留，而且解往新设的公安局去。公安局怕负责任，不敢拘押他。夜里，放他出来，故意把路灯熄灭，埋伏了人在后来的蓬莱市场近旁，俟他走近来时，开枪打他，他带了枪伤倒毙在谢澹如亲戚家的后门口。这故事是很可信的，因为当时别处也曾采取这种杀人手段。
　　在缴械时纠察队阵亡的，以及示威游行时群众被屠杀的，姑且不去说它。我们只说以后的白色恐怖。施行恐怖的机关是龙华司令部，施行的人是侦缉队长杨虎和政治部主任陈群。杨虎和陈群两个名字当时是联在一起说的，以致成了“养虎成群”，一句象征着恐怖的话。但主持缴械的是周凤岐属下的第二十六军，他们要的是枪械，不一定要杀人。所以缴械时我们的同志被捕去的，都没有死。王一飞指挥南市纠察队，缴了械后被捕了。一个军官问了他几句话，就放他走。他冒充上海大学学生。他若落在杨虎手里就没有命了。被龙华司令部捕去的起初是那些做公开工作的同志，不仅在上海做工作的，而且在别处做工作逃来上海的。死的人很多，但我认识的人则不多。上海大学学生何洛和他的爱人刘尊一被捕了。男的是民选上海市政府委员，而且兼什么局局长，女的则是上海妇女协会负责人之一。刘尊一，北京某大学学生，一个四川姑娘，与赵世炎的二个姊妹和其他的女学生结拜“十姊妹”，相约不嫁。此时其中已有过半数背约了，刘尊一是“十姊妹”中最漂亮的，也已有了爱人。现在，她和她的爱人在等待着死刑。可是，司令白崇禧的另一个政治部主任潘宜之爱上了她，杀了何洛而娶了她。“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她的同乡欧阳继修常念这二句旧诗，欧阳继修曾有一本长篇小说写这件事情，但我未曾读过。
　　这一批被杀的人，我认识的还有宣中华和安体诚，两人都是从杭州逃到上海被捕的。宣中华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员，安体诚是杭州法政专门学校教授，都是杭州有名的共产党员。在杭州被捕被杀的还有好多人，但我不知道。
　　与上海同时，南京也实行屠杀。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共产党员占绝对多数，全体被捕了，公安局不敢拘押他们，放他们出去，但埋伏了打手在街上，开枪杀死他们。其中我认识的有主任委员侯绍裘，他本是上海大学附中校长，在上海时与秋白同住在菜市路；有谢文锦，莫斯科东方大学学生；有张应春，妇女部长，柳亚子的朋友，柳亚子有许多文章纪念她。一九二六年间，她在上海，为妇女运动常到中央宣传部来找陈碧兰，因此与我相当熟。
　　“四一二”恐怖，死的人很多，蒋介石军事系统下各地都有牺牲者。一九二八年我去巡视福建工作时，厦门的同志都向我称道一个同志，厦门大学学生，死难者之一。一九四○年我回上海途中路过宁波时，看见宁波中山公园进门一座石碑，上面刻着国民党“四一二”屠杀宁波共产党员的“功绩”。需要未来的历史家来详细记载此次恐怖，我所知的是很有限的！
　　在广州的恐怖称为“四一五”，即比上海迟三日。那里的事情我更加不知道。全国总工会内的李启汉被杀了。黄埔学校中死难的，我认识的有熊雄和萧楚女。但我特别怀念一个姓陈的青年，他是我的小同乡，当我去法国时，他在漳州师范一年级读书，当我在上海大学教书时他从家乡写信给我，讨论革命问题。以后，他去广州，我介绍他去找陈延年，结果进了黄埔军官学校。他也死在这次恐怖中。据说，他四一五被捕，拘押在集中营里，以后才被杀的。
　　此时前后，张作霖也在北京与国民党竞赛恐怖了。在苏联大使馆被捕的人中，我认识李大钊，范鸿劫，李季达，谢陈常。李季达是我的莫斯科同学，回来在天津做了很久工作；谢陈常曾与我同在蒙达尔做工［李季达不是与李大钊同时牺牲的，他在李大钊死了半年后才在天津被捕，牺牲。——作者1986年补注］。他们的死是张国焘在第五次大会上宣布出来的，大会为他们静默几分钟志哀。关于他们的事情，报纸登载得很多。
　　我到汉口后，上海的恐怖又踏进了新的阶段。陈延年被捕了！上海报纸登载老狗吴稚晖致杨虎的贺电。老狗电中说：捕得小陈比捕得大陈更加有意义，因为在共产党内小陈比大陈更加重要。老狗仇恨陈延年，是有原因的。陈延年过去与他同属于无政府主义，可是“少年共产党”发起时，延年抛弃无政府主义走到共产主义来了。在法国的中国共产主义者是吴老狗的死对头，他的假面具就是给我们揭下来的。延年被捕消息震动了全党。因为他是广东党内负责人，他初到广东时那里只有几十个同志，不到三年发展上万，工作的发展更不用说。全党对他有很大的希望，有人说国际要他代替他的父亲为全国领袖。又因为过去的恐怖只限于牺牲那些做国民党工作的人，或做其他公开工作的人，如今进一步要牺牲党内重要组织的负责同志了。我不知道延年死难经过。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罗亦农在上海公馆里请吃饭，席散后，苏兆征，王若飞和我三人尚在斗酒。苏兆征已经醉了，不知怎样提起延年，他大声哭起来。他说，他的眼泪只好流入肚里去。
　　不记得那一日，总之是国民党也在武汉宣布反共之后，罗亦农代替张太雷做湖北省委书记时候。亦农和我在浴堂洗澡，我们无意中谈起赵世炎的皮肤病。亦农忽然用俄语同我说：“радин арестоъан！”（辣丁被捕了！）我吓了一跳。辣丁是世炎的俄文名字。当时党内对世炎被捕消息保持秘密。同志间偶然知道这消息时，问负责人，负责人都否认，或者说：“不错，上海又有一批同志被捕了，其中有个工人同志自称是赵世炎，为了欺骗杨虎，以便世炎脱逃。”这秘密是表示我们在上海正设法用贿赂或其他手段营救世炎。延年死后，我们的党不能再有这个损失了。党内的人知道陈延年的多，除北京和上海同志以外很少知道赵世炎的，这两地同志也不很知道赵世炎的重要。延年和世炎各有所长，假使两人交换了工作，不知道成绩怎样？延年不是广大群众领袖人才，他所长在于运筹帷幄，指挥同志工作。世炎是群众领袖，运筹帷幄能力，我看，并不下于延年。这两个同志又是十分纯洁的，俭朴的，毫无个人野心，绝不似罗亦农和彭述之，又极能取得同志信仰。我未曾听见人对这两个同志有不满意的表示。他们死后，中国共产党进入了党内斗争时期，这斗争结果至于分裂。延年和世炎如果不死，不知道怎样？这分裂自然是客观上不可避免的，可是斗争和分裂方式，我想，一定会同实际经过的不同。
　　我知道世炎死了，但尽量避免宣布。世炎的姊姊世兰同“十姊妹”之一李慧住在汉口兰陵花园亦农公馆，我们天天见面，大家都不敢提起世炎。有一天，我们将近离开汉口了，我到亦农家里去，看见世兰在流泪，她骂我们不该瞒骗她。她的哥哥从青岛或天津写信给她，她才知道世炎已经死了。
　　我离开汉口以前，武汉三镇已经捕人了。七月十五日所谓“和平分共”之后，起初唐生智还不多捕人，更未杀人。到了鄂南数县暴动以后，就渐渐施行恐怖了。周维桢在武昌军委机关被捕，这是反动以后最初被捕的重要同志，他本是湖北省委中负军事责任的委员。他从狱中有信出来请求营救。我们想不出办法。我不知他以后的命运。我未退出湖北省委以前，省委一个开会和接头机关被破获，幸而事情发生在黄昏时候，我们都不在那里办公了，只留下二个女同志，河南人，住宿在那里。后来听说是某区委书记过铁路线被兵士搜查出一张开会通知单而发现这个机关的；又听说两个女同志都判了十年徒刑。我在汉口时候，除了这件事情以外，中央和省委机关都未遇着什么灾祸。武汉的真正恐怖发生于我去上海以后。省委机关一连破获了好几次，死了好多的人，与我共同做过工作的马峻山，余忠迪，魏某，符向一，任开国，都死了。穆清被捕，因证据不足，又有同乡力保，幸得逃生，但只为得半年或一年之后去四川送命。罗亦农从上海去巡视长江工作，几乎被捕。从此武汉无法建立工作，刘少猷，刘伯庄等等，被任为省委书记。去那里不久都逃回上海来。向警予也在那里枪毙，中国官厅向法租界当局要求引渡时曾遇了一些麻烦。
　　我们在湖南基础比在湖北的好得多，但恐怖之下我们也无法在长沙做工作。我们的干部同志牺牲于长沙的比牺牲于武汉的更多些。“马日事变”中，我们的同志不知死了几人，但那都是做工会，农民协会或国民党工作的同志，党内负责的人则很少。薛世纶那时任省委宣传部长，正在长沙，这一夜听了枪声吓得魂不附体，次日就逃往外县去，从此脱离了党。夏曦下落如何，我不知道。“八七会议”参加人中与我同不是中央委员的彭公达，开会后就回去湖南做省委委员，不久就牺牲了。过去负湖南责任的人已经无法在长沙做工作了。中央派王一飞去，他是浙江人，未曾在湖南做过工作。他做了一个时间省委书记，终于被捕，枪毙。四川人任卓宣遇着奇异的命运，他与王一飞一同被捕，一同枪毙，当夜或次晨，有一个农民在郊外刑场经过，发现一具死尸还没有死，便救活了他，送他到他指定的地方去。负责的同志送他进医院医治枪伤。差不多快医好了，不知如何被人发现，他又作了阶下囚。此次与前次不同了。任卓宣为了保存性命，不仅投降了敌人，而且帮助敌人捕捉自己的同志。他尽其力之所能为白色恐怖服务。不知有多少人牺牲在他手里！颜昌颐的爱人傅凤君也在牺牲者之中，她隐藏了“伍桐”（何资深）好久，而当时一切案件无不与伍桐有关的。以后省委组织部长袁笃实（大时）也被捕了，他把湖南全省组织的名单和地址和盘托出，让敌人按图索骥一网打尽。从此湖南组织完全消灭。新任省委书记贺昌只好在上海设立湖南省委机关！任卓宣和袁笃实及其他几个叛徒在长沙发表宣言劝其他同志投降。
　　这是我到上海以后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同恩来谈起叛党的同志。恩来叹息道：“谁想得到连袁笃实也做了叛徒哩！”袁笃实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第一批中国学生之一，贫农家庭出身，少时曾替人牧牛。东大中国学生内部斗争中，他是要角之一。回国以后，他做下层工人运动工作，忠实而努力。一九二七年底做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与王若飞同住一处，那时我才识面，虽然久已闻名。以后他就调往湖南去了。我同他不熟，他的反动未曾像任卓宣的反动给我如此深刻印象。恩来与卓宣关系，比与笃实关系更深些，不知何故单提笃实？也许为了卓宣在国内工作表现不如笃实罢？任卓宣也是贫苦家庭出身，他是属于中国旧小说常写的一种典型，朱买臣式人物：一个穷苦人家子弟，天分好，肯用功，渐渐得到巨眼者赏识，遂飞黄腾达起来，于是忘记了而且贱视了自己出身的阶级。朱买臣报了怨后，结果成了一个赃官。当代的“朱买臣”，有许多走到革命来的，他们不过视革命为飞黄腾达的捷径。我常遇见这种人物，他们靠不住的居多。但任卓宣是个老同志，“少年共产党”发起人之一，继赵世炎和周恩来做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书记，在法国为领导运动被判一年徒刑。如此努力和忠实，以致我把他看做同世炎，延年，若飞等一个典型人物。过去党内并非没有叛徒，几次大案多是内奸造成的，他们或是敌人埋伏的奸细，或是自己变节。我们都视这些内奸为“投机分子”，本与我们属于不同的族类。任卓宣是我认为同族类之中第一个叛党的。我们起初都不相信湖南来的报告。陈独秀表示气愤，他说：“卓宣决不会做这种事情，不要诬蔑他。”老头子只见过卓宣一二面，他是根据过去的通信，言论，行事，视卓宣为与我们这批工作者一个样的。老头子绝不怀疑我们之中有人能做出这种事情。不幸，湖南来的报告证明是事实了。我们对人从此多了一种认识。湖南作用完毕后，袁笃实在陕西去做了一任县长，任卓宣则回归四川继续研究和宣传他的“马克思主义”。一九三○年间，他来到上海，办辛垦书店，出版丛书和杂志，用“叶青”笔名写理论文章。斯大林派中国共产党无法奈何他，只好骂他“托派”。斯大林派有许许多多诬蔑中国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话，但我认为他们把任卓宣说做“托派”是最无耻的诬蔑之一呀！
　　我回上海后，全国各地白色恐怖一天比一天更加凶恶，更加扩大和深入。广州暴动失败，死了无量数的人，这个血债，中国无产阶级是要索取的。我认识的死者只有张太雷，他是这个暴动的总指挥，他参加了广州群众大会之后坐汽车回公安局来，不知这个暴动者司令部几分钟前已为国民党军队占据了。白军向汽车开枪，一弹射中太雷胸膛，登时死于车内。与他同车的国际代表，德国人纽曼，居然逃脱。
　　北京在张作霖治下也施行恐怖。有一批人牺牲了，其中一个是王荷波，福建最早的共产党员，第三次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参加过几次国际大会。
　　但上海，很奇怪地，那时几乎没有什么恐怖。中央交通处张宝全和宣传部黄婉卿结婚时，在老半斋请了几桌酒，除罗亦农外，中央各部人员都到了，好像当初在武汉一般。彭述之夫妇刚从北京来，也赴这喜筵。他们颇惊讶。他们说：“在北京是没有这个自由的。”他处也没有这个自由。中央秘书处邓希贤和俄国新回来的张西沅结婚，席设聚丰园，也是这般铺张。为了张宝全夫妇喜筵，我们被会计处扣去几元生活费，说：那日原是大家集资给宝全夫妇贺喜的。但邓希贤夫妇喜筵，则我们生活费未曾被扣，据说是小邓家里寄钱来请客的。我自己也是那个时候结婚，但未曾请客，即是说未曾请党内工作同志吃喜酒。
　　那时杨虎已经去职了。他的恐怖如此之残酷，而且化为一种敲诈手段，连资产阶级自身也厌恶他。此时国民党在大城市的统治已经稳定，经济趋于复兴，上海工人运动已退至无能为害的地步。杨虎时代被捕的判决了徒刑的共产党员，向司法机关控诉，法院特为此设立一个法庭，重新审判，好多的人交保释放了。国民党政府在大城市放松恐怖，正如帝国主义撤退驻华军队一般，都是出于革命退潮的。但龙华看守所仍然有政治犯待审，他们多半是个人仇恨或偶然失机的牺牲品，不然则是各省逃来的亡命者受人告发的。中央属下外埠接头处被破获，负责者王荷波的弟弟王警东被捕，解往南京，那是外埠发生事情牵连到上海的。我们并不恐慌，此案也没有发展，中央还派人去南京活动，买王警东出来。可是不成功，王警东判决了无期徒刑，后来我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遇着他，化名王凯，番号是“一号”。我出狱时他还未曾放出。
　　一九二八年初乔年一批人被捕，这是我到上海后党组织第一次遇到的恐怖。陈乔年，许白昊，郑覆他三人枪毙后，其余的人判决了徒刑，我在苏州军人监狱中还遇着他们这一案的人。此案发生经过我不很清楚。
　　张宝全被捕，不记得是与陈乔年同时，还是与罗亦农同时，总之是在同一个发生恐怖的时候。张宝全奉命通知各机关以恐怖消息，他到宣传部来通知后，还要到其他几处去。他袋内装了许多信件。我劝他化化装，但一时没有办法，他穿西装，我穿的也是西装，我们只能交换一件大衣：我的较旧的材料较坏的换了他的较新的材料较好的。他从此一去不回了。原来，他被捕后，从他身上搜出许多信，人们知道他的重要，用了许多刑法拷问他，可是这个忠实的关西大汉什么机关都不肯说出，以至于死。我继续穿着他的大衣，纪念着他，经过第一次入狱，经过反对派活动，经过第二次入狱，从上海穿到杭州，从杭州穿到苏州，从苏州穿到南京，那年冬天借给一个苏州难友，一个青年政治犯，他不肯还我，我很惋惜没有带出狱来。
　　张宝全来也许是通知我罗亦农被捕的消息。罗亦农的阔绰公馆早已取消了。此次，他巡视了长江工作才回来，无家可住，暂时住在宣传部，我的家。白天则到戈登路爱文义路口一个机关办公。一天夜里，他没有回来睡觉，这虽是不平常的事情，我也不很着急。次日才知道他被捕了。江苏省委机关破获，中央机关都不恐慌，因为这是两个系统。此次大家恐慌起来。我和静二人搬到大世界近旁一个公寓去，留下娘姨看家，托词往杭州烧香。直至报纸登出了亦农枪毙消息和照片，我们才搬回来。周恩来曾来公寓看我们，我从他知道亦农是被霍家新夫妇出卖的。这一对四川人本住在被破获的机关楼下。贺子华原是朱德的爱人，曾跟朱德去德国读书，漂亮，聪明，能说几句德国话。朱德和她分手之后，她经过莫斯科回国，爱了从法国来的霍家新。亦农事情发生后，党内的情报机关立即从巡捕房打听到是这两夫妇告密的。恩来出去不久，黄昏时候，邓希贤走了来，向我讨晚报看。我颇惊讶于他的诡秘神气，立即出去买一张晚报。那上面登载今日法租界发生一件暗杀案，被害者是新搬来的一对夫妇，男的死了，女的躲在床下受了伤，但没有死。我立即明白邓希贤的诡秘神气，一声不响地把报纸递给他。
　　从此以后一年多，上海未曾有重要机关被破获，未曾有重要同志被捕。一九二八年七月间，我去巡视福建工作，几乎在那里被捕。敌人目标在我，可是我于一日前离开厦门了，几个同志被捕，新选的省委常委之一李连生也在内，他一人在漳州枪毙。未死以前，他在狱中遇见前省委书记陈少微。不久，陈少微挖了墙洞逃出来。
　　以上所记不能视为白色恐怖史，因为是不完全的。我只记下我所见闻的事情，记载详略并不是与事情的重要程度成比例的。凡我知道得多的，印象深刻的，就写得详细些。济难会曾出几本小册子记载死难同志的略历，有时还印出了照片。不知道未来的历史家能否找到这些出版物？但愿有人记载一部完全的白色恐怖史！
　　我还可以接着写下去。可是我要先写我第一次入狱的经过了。

　　退出中央宣传部时，我们，我和静二人，本是准备去莫斯科读书的。据说越过中俄国境，须步行几十里路程。静不良于行，我迫她每日练习走路。愚园路房子未曾顶去以前，我们到静安寺电车站去或从那里回家，常常走路，不坐黄包车，也不坐当时新开的电车或公共汽车。住在李民治家时还练习走路，住在蔡振德家时就停止练习了。因为渐渐有人劝我们勿去莫斯科。陈碧兰告诉我，她曾听到老先生同述之说：“超麟走了，我们要办杂志更缺少写文章的人了。”我从这话知道了老头子准备办杂志。他方面，出国时日延了又延，最后竟无确定的消息。我们也不去催问。
　　不去莫斯科也好，但生活成了问题。我们是没有工作的同志，在等待出国期间，每人支领原薪一半，即二十只大洋，衣食住零用一概在内。这个维持费自然不够维持生活。彭述之，汪泽楷，刘伯庄，任旭等人已经不靠团体维持了，他们或翻译或写作，总之卖文为生。蔡振德退出江苏省委时，李富春和何孟雄待他还不错，送他一笔款足够维持二三个月生活。马玉夫仍做工人运动，有生活费可拿。我每日翻译几页《宗教·哲学·社会主义》，希望卖得稿费还债以及维持以后的生活。当时出版界渐渐要求马克思主义文献，这个要求后来更加迫切，以致小书店同雨后春笋般出现，竞争着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革命失败，但为革命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反而风行起来，这个离奇现象是颇难解释的。历史上没有先例。各国过去的革命，每次失败之后，革命理论总要消沉一个时候的。例如，西欧一八四八年以后的时期和俄国一九○五年以后的时期。中国此次革命失败为什么不然呢？我有一个不很圆满的解释。我认为中国太过于地广人众而又交通不便了，大城市的工人运动以及湖南的农民运动，骤然发挥威力，虽然将共产党推上去，与国民党平分政权，但来不及唤起全国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就骤然被反革命所压例了。前锋队失败之后，后备军才慢慢动员起来，已来不及挽回革命的命运。正是这个特殊的状况，才使得斯大林主义的第三国际头脑糊涂，一直将退潮看作进潮；也正是这个特殊状况，中国才能发生“红军”形式的乡村武装斗争，使此斗争成为共产党的主要对象，以致现在这种“国共关系”；也正是这个特殊状况，一九二九年后四五年间中国出版界才能风行马克思主义书报的，——因为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群众，主要学生群众，被一九二七年无产阶级革命唤醒了，虽然来不及参加这个革命，但表示同情，并希望了解这个革命及其理论前提。
　　但这是我事后的解释，从托洛茨基对于中国“红军”的解释中启示得来的。一九二九年初，当我翻译恩格斯这本书时，我还未曾看出出版界有这个趋势哩。我翻译着，当作研究，当作消磨时间，完全没有把握能找到出版者。
　　蔡振德夫妇和小孩，张以森母女，以及我们二人，合伙吃饭。我们常常拿不出伙食费。起初蔡振德还有江苏省委给他一笔款子，后来也没有办法维持伙食了。三月十八日，我们一家人没有钱买米和小菜。张以森到夏之栩家打麻将去了，那里可以吃一顿晚饭。蔡振德夫妇到同乡或朋友家去揩油；我们二人身上尚有一只大洋，正在思量如何解决这顿晚饭。下午四五点钟，我们正想出去，忽然后门冲进一群人来，都握着手枪，要捉亭子间的张以森。他们是公安局派来的包打听和警察。可是张以森不在家，我们是房客，她也是房客，她去哪里，何时回来，我们都不知道。包打听满意我的解释，便在楼下客堂坐等，直等至深夜。他们不到三层楼我们的房间来。我们自己恐慌，把文件捆成几包，送到晒台上屋瓦底下一个洞里。刚送完，马玉夫跑了来，他也许是准备来我们这里揩油吃一顿饭的。人家放他进来，却不许他出去，他说是我的客人。我们商量几句应答的话。天快黑时，一个包打听上来守住我们房门口监视我们，但说话很客气。他说：“刚才我们在后门守望的人看见有人藏了什么东西在晒台上。我们取下来看，原来都是共产党文件。我们又问了娘姨，她说你们是一家吃饭，张以森是你们的姑奶奶。”我们那时还用一个江北娘姨，这日她有旧饭可吃。
　　约九点钟，我们的房东回来了，包打听跟着这两夫妇进二楼房里一抄，文件柜里装满了文件。他们也立即受了监视。张以森抱着小女孩直至十一点钟才回来。在她房里抄出何资深的照片，书信和文件。所有文件装满了两个皮箱，连人一同带到狄思威路后面中国地界一个分局里去，那里问了姓名年籍等之后，就坐一辆大卡车到南市公安局来。江北娘姨也同我们一路。
　　我们在总局包探间坐候天亮，有二个强盗比我们先到包探间。强盗确是受罪犯待遇，我们则仿佛是客人，包打听很有礼貌，称我们做“同志”。一个烟容满面的书记传张以森到另外房间去，问了很久的话。她回来告诉我们，说是南京“湖南同乡会”写公文给上海公安局，请求公安局捕她的。书记拿公文给她看，其中说她是湖南著名共产党领袖伍桐之妻，伍桐现在山东被捕。我们早已知道何资深在山东被捕，但不知是谁向湖南同乡会报告以森在上海住处。后来，资深告诉我，这报告人是他的前妻的堂弟，资深与这人的老婆有暧昧关系，这人怀恨，用此恶毒手段报复。这人在吴淞什么大学读书，曾来看以森，到过我们的恒丰里房子。
　　公安局里的人听说我们是共产党案，都不高兴。他们说：“自己又打起来了。”他们告诉我们，说昨天蒋介石和李宗仁打仗了。南京派了许多兵去进攻汉口。侦缉队长，一个矮子，来办公，房里顿时热闹。他问两个强盗口供，强盗不说，就叫人拉到隔壁一个房间去，一会我们就听到悲惨的喊叫。我想跑过去看看，一个包打听阻止我，他说：“你们看不得！”完全是好意的阻止。强盗回来，都供认了。侦缉队长只问了以森几句话，就进他的办公室去。不久，一个书记从办公室出来，好像向我们贺喜的神气。他说：“你们是不要紧的，你们是‘为国家’。”以后公安局长黄某走了进来，侦缉队长陪他进来，说：“这个女的就是张以森，她住在一个‘机关’里，这些人都是在机关里面捕来的。”我们向局长说：“冤枉”。局长说：“你们放心，凡是冤枉的，都要释放。”公安局长去后，来了一个穿西装的人。这人，我认识。我想糟了。他一看见我，便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说：“王绳祖。”他说：“面孔好熟。”他去后，蔡振德问我：“你认识他么？”我说：“他是双方做侦探的家伙，北伐军到上海前，住在上海大学近旁，认识李季，曾帮助李季出版《马克思传》，有一次托李季请我去他家里谈过一次话。那时我还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振德问我：“他叫什么名字？”我说：“只知他姓鲍。”振德说：“莫非是鲍君甫，我也知道有这个人，很靠不住。”
　　我的一只大洋买了一百只小包子，当作早点心。黄公安局长吩咐人叫几客和菜请我们吃午饭。下午三点钟，侦缉队长办公室里一声声“发科”，“发科”，“发科”，立即就有几个包打听来请“诸位同志”跟随他们到那边去了。“那边”，就是看守所。男女分开，一个房间拥挤了好多人，既脏又臭，远没有包探间舒服。看守拿着竹鞭，真正把我们当作犯人了。我们颇留恋于包探间，可是同室难友告诉我们：在包探间是要“吃大菜”的，他们巴不得有“发科”二字。“发科”，就是侦缉队手续完毕，将犯人移交第三种（司法科）办理之意。我们在看守所里关了三四天，第三科“提堂”了两次。张以森侃侃而谈，毫不畏惧和隐瞒。是的，她就是湖南同乡会所要的人，她的丈夫是共产党，现在山东“被捕”。她在包探间时向侦缉队长也是这般说。队长说：“‘被捕’？你这小姑娘懂得什么叫做‘被捕”？问她：“文件是哪里来的？”她说：“我的丈夫的一个朋友寄存的。”“这个朋友呢？”“在汉口枪毙了。”我们则否认文件从自己房间抄出。李季生（马玉夫）和娘姨居张氏更没有什么可问的。有一天，鲍君甫跑到看守所来，问我们各人住的房间，他气愤愤说：“他们如此糊涂，把所有文件通通混杂在一起了，分不出那一包是从那个房间抄出的！”如此，我们更加能否认自己房间有文件。第二次“提堂”，法官拿出几封“王绳祖先生启”的信件，那是我从福建写给静的，其中有许多难解的话。他指为一种秘密的信件，里面有共产党阴谋。“小猫猫，小狗狗，是什么意思？”我干脆否认这些信是属于我的。他大发了雷霆。他说：“我们待你们很客气。给你们一点刑罚尝尝，看你们说不说！不问了！”我同其余“提堂”的人都还押看守所，别人也不问了。第二日就解龙华司令部。临上汽车时，看守所所长，一个湖南平江人，大声喊：“东西要当心！有两瓶毒药水不要打破了！还有一尊马克思像！”于是我明白，他们又去恒丰里抄了一次，把我写字台上的铁铸的马克思像拿了来，那两瓶做通信用的隐显药水也拿了来。如此认真，此去龙华是凶多吉少的了。
　　在龙华司令部看守所里另是一番景象。那里房间更大得多，每房里关的人更少得多，弄堂铁门关好，十个“号子”（房间）的人可以互相往来，饭尽量吃，小菜不能下咽，但你可以请看守兵到外面买小菜来吃。看守所长或书记每日黄昏来点一次名，此外不来管你。你只要有钱，或能敷衍，看守兵可以同你做朋友，谈天，说笑话。一九二九年春间，龙华司令部里约有十几个共产党囚犯，其中只有王克全是比较重要的，他是浦东区委书记或委员，为了偶然原因被捕，其他的政治犯都是为了私人仇恨被告发的，有些是真实的共产党员，有些是冤枉。我们一到，立即受了欢迎。政治犯有团结，他们既欢迎我们，其他罪犯就不敢向我们索取陋规了。强盗之中有几个是真实的共产党员，都认识马玉夫。
　　四个女犯，张以森，王绍华，刘静贞，居张氏，关在女监，那时女监设在第三弄弄门对面，其中没有一个政治犯。我们三个男犯，王绳祖，刘士奇，李秀生，都关在第二弄，那里是政治犯的集中地。同弄有个绑匪，他的老婆也在女监，他的五岁儿子小毛则往来于两监之间。小毛的口袋成了我们的邮筒。以王克全为首的政治犯，以及其他的罪犯，都在唱歌，哗笑，下棋或赌钱，好像忘记了自己是犯人。在这种空气之下，我们不久也就克服忧虑和恐慌了。他们说，只要没有原告催迫，政治犯都可以运动出去的。有原告的，即使证据确凿也不过判决几个月徒刑。谈起死刑或长期徒刑的话，则其中羁押最久的政治犯也不过听前人说过，自己并未曾见过。他们说那都是有特别的原因。
　　济难会买通一个看守兵，传递消息，又常常派人送钱，送物，接济这些政治犯。我们一到，济难会负责人，上海大学学生吴瑜（后来在《时事新报》当记者，改名吴苏中）立即知道了，他设法接济我们，以致我们没有缺少什么。王克全提议在狱中组织党支部，按期开会，我认为不妥当，结果没有实行。王克全在外面本很熟悉蔡振德和马玉夫，但与我第一次见面。这是一个很能干的青年工人，曾与赵世炎一起被杨虎捕去，受了刑不肯屈服。世炎枪毙了，他在漕河泾监狱关了几个月，设法保出。此次他深怕翻出旧案，幸而无事，在我们以后出狱，渐渐升高了党内的地位，直做到江苏省委书记，为后来所谓“调和派”的一个重要干部。最后，反动了，积极逮捕共产党员。但那是我第二次入狱以后的事情。
　　我融化在这种空气里面，不久也就忘记了自己是犯人。被捕那天，我们的晚饭还没有着落哩，如今则一切都不愁了。房租不必付，电灯免费，饭是警备司令送吃的，小菜有济难会接济，肚子饿时，早晨和下午还可买大饼油条吃，虽然比在外面买的要贵一些。一天下午，看守兵来通知，说法官下来查监房了。老囚犯都很诧异，因为法官向来不查监房的。我们每人都回到自己房间。不久，弄堂铁门响，看守所长陪着法官进来，每个房间都进去一下，走进我们房间时，我吓了一跳，立即把脸转开对着窗外。这位法官是我的中学同班学友苏福畴，我曾与他共一自修室半年长久。足足十年不见了，但我看得清楚，决不会错的。他向我们房里囚犯说：“外面有人假借我们军法处名义向你们家属敲诈，下次你们写信时必须关照家属不可上当。军法处是秉公办案，决不徇私的。”一口福建龙岩县人说的官话，我在中学时代听惯了的官话。他出了铁门，我立刻走到铁门边看他向女监走去，为了说同样的话。一点不错是苏福畴。回来问一个老犯人，他的案子恰巧是苏法官办理的，他拿出苏法官的批示来看，上面盖着“苏印福畴”方形图章。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对我有利或有害。我虽叫做“王绳祖”，但年龄籍贯以及出身的学校都照实说。在公安分局时，我决想不到法官之中有一个也是“福建省立第九中学毕业”的，而且是与我同班毕业的。至今，我仍不知道苏法官在我这案内起了什么作用。我不敢说他有助于我的释放，但他没有加害于我，则是确然无疑的。只消有人指出“王绳祖”实是“郑超麟”，我就要大费周折了。后来鲍君甫告诉我，当我们还押在公安局时，吴开先曾去看黄局长，为了通缉谷正纲的事情。吴开先看见桌上文件中有“郑超麟”信，便对局长说：“这件案子若是同郑超麟有关，办起来是很有意义的。”局长问：“有人认得么？”吴开先答应去找人到看守所来认。后来不知怎样未曾实行。吴开先的一个秘书，黄正厂，本是共产党员，上海第二次暴动时曾在辣斐德路冠华里内和我共同工作，他认识我。黄正厂曾问梅电龙：“也捉去了？”电龙回答他：“瞎说！”这问答不知是后来的事情，还是当我在公安局时的事情。
　　办理我们这案的法官，不是苏福畴，而是一个江西人，我忘记了他的姓名。我也忘记第一次提堂是在苏法官查监以前或以后。江西法官任随我瞎说，毫不反驳我，口供记下，叫我签字之后，他才拿出那几封“王绳祖启”的信来，问我信内说的什么意思。我同在公安局一样干脆否认这些信是属于我的。他于是发起气来，骂我“放屁”！“难道是包探栽诬你？你只消说这些信说的都是戏话就完了。我本以为你没有嫌疑，现在我看你大有嫌疑。”于是他叫书记在口供后面再添入我否认这些信的话。
　　第二次提堂，是到军法处办公室。这次不是审案，而是鲍君甫来看我。他说，李先生托他来看我，问我需要什么东西。我谢谢他，就回来了。
　　第三次提堂，即是交保。此次提堂以前，一日或二日，李秀生和居张氏无条件释放了。马玉夫卷起衣包辞别了我们，江北娘姨受了我们连累遭这场无妄之灾，从此不再与我们见面。接着张以森判决了八个月徒刑。她提问了几堂，承认一切文件都是从她的房间搜出的。判决后，她写呈文请求纳金代替徒刑，未准。
　　我们交保后，写了信出去，好多天未见保人来。静的哥哥刚从云南来上海，从同乡处得知我们入狱，到龙华来看我们。我们告诉他已经交保了。他无法找到铺保。我比其余的人更着急，因为静在女监害病，看守所长告诉我，说是“肺炎”。特别允许我去女监探望一次。
　　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或二十九日，我们终于出狱了。吴瑜来接我们，从龙华雇了汽车直达上海二马路新旅社。次日送静入红十字会医院，前后疗养了一个多月，病才好。若是铺保多延几日，静非死不可。
　　顾顺章当日来新旅社看我们，告诉我鲍君甫此次极力帮忙。中央为我们的案给鲍君甫五百元做活动费。顾顺章又给我三十元，要我请鲍君甫吃一餐饭，看一次电影。我照着做了。鲍君甫老实告诉我，他在公安局帮了一点忙，例如催促第三科解我们去龙华，因为经过两个机关办理，容易含混些；至于龙华方面，则不是他的力量，即使没有他去同法官说话，我们也能出来的，他不知法官为什么如此宽宏。
　　我没有把苏法官和我的关系告诉他。此外，我出来后，又知道了另一件为鲍君甫所不知道的事情。这里，我要回头叙述十年前认识的一个朋友了。
　　一九一九年我乘邮船经过苏伊士运河停泊于博赛港时，一个中国人从岸上到船上来，请求船上诸位同胞设法帮助他到法国去。原来他是半个月以前同其他的勤工俭学生一路乘船经过此处的，他下船来，在旅馆住了一夜，大约是为了解决性的问题。次日走到海边时，船已经开了，举目无亲，又不懂得一种外国话，钱也不曾带在身边。幸而那里遇见几个广东水手，言语虽不通，究竟是中国人，他们带他去做种种苦工，勉强糊了口。这是一个纯粹的北方人，年纪已不小了。勤工俭学生带他到头等舱去见张继，张继认识他是陕西有名的革命党李仲三。于是一切都没有问题。我们把这件事当作笑谈。我们也到博赛街上去游玩，但有几位登徒子，经过其他商埠常要开旅馆过夜的，此次就不敢尝试了。以后我们忘记了这件事情。
　　全体三十几个福建学生分发到圣日耳曼中学读书，入学那日我发现有个外省人搀入在福建学生中间。这就是博赛上船的北佬儿。教务长注意到他，问他多少岁，他回答：三十八。福建学生都窃笑。那么大的年纪，而且如此老实，不晓得隐瞒！福建学生是排外的，何况他是老实可欺的北佬儿。他们常常欺侮他。我至少是个“省际主义者”，没有他们的成见。我同他谈起长安，谈起华山，谈起汉唐古迹，他愈谈愈兴奋起来。他的行李中有一部《张惠言词选》，又有一部《愙斋集古录》。几个月之后，他没有钱读书，只好到工厂做工去了；他把《愙斋集古录》寄存我处。这是吴大澂搜集的古董的拓片，一共几本，装在小木箱内，很值得一点钱。他是名副其实的老勤工俭学生，而且不作自我宣传，如徐特立一流人所做的。他力气大，技艺差，做的都是笨重的工作。一年以后，他把一部《愙斋集古录》讨回去，说有人买它。后来，我收到他准备回国的信。到西安后，他又有信给我，但我没有回他的信。
　　我已经忘记了这个人，直至冯玉祥“倒戈”以后，我才在国民军将领中发现了他的名字，后来报纸上常常有他的名字。他曾以国民第二军驻京代表资格，带两个马弁把当时现任的国务总理姚震逮捕去，经姚震向他下跪和旁人说情，才释放。上海英文报纸举出此事，作为中国“无政府”的证据。我想这就是当初福建学生所欺侮的北佬儿。
　　我在创造社第一次会见郑伯奇时，伯奇告诉我“仲三现在上海，他常常提起你。”我很奇怪，李仲三还记得我的姓名。后来看见蔡振德，振德也同我说这样的话。郑伯奇和蔡振德都是陕西人。
　　我们被捕之后，振德的同乡就去找李仲三，而且告诉他，我和振德一同被捕。李仲三到南京去，找他的朋友胡逸民，由胡逸民写信给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营救王绳祖和刘士奇两个犯人。我们住在法租界某公寓时，李仲三来看我们，携来熊式辉复胡逸民的信，说军法处就要释放这两个犯人了。
　　从此李仲三便和我们往来，而断绝了旧的关系。最后，他从军阀一变为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这是中国未曾经过斯大林主义学校的第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