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T．V．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又名“斯大林大学”，是一九二一年四月间创办的，主要是为了教育旧俄帝国境内高加索，西比利亚一带诸落后民族的劳动者之用，正如另有一个“西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是为了教育帝国西境立陶宛，列多尼亚诸民族的劳动者之用一般。旧俄帝国境外的东方学生，如中国，日本，朝鲜，蒙古，印度，波斯，土耳其等等学生，在里面究竟占据少数。这些外国学生中有许多是为了参加巴库“东方民族会议”，彼得格拉“远东民族会议”，而来俄国的，其中甚至有第三国际大会代表。
　　中国学生成分，同我们在法国那些勤工俭学生一样，都是五四运动后纷纷往上海或北京走的大潮流中人物，不过他们稍微晚了一点，赶不上勤工俭学潮流，因之比我们多占得一点便宜，即当时国内社会主义思想比较成熟了。陈独秀出狱后，辞去北大文科学长之职［事实是陈独秀在五四示威以前就解除了文科学长之职。——作者1986年补注］，从北京来到上海；这些学生，或其中最进步分子，此时就不去找李石曾，吴稚晖一流人物，而去找陈独秀了。陈独秀当时曾在上海进行一种半工半读的组织，参加这种组织的人就是后来的S．Y．的基本队伍。S．Y．自然是在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底下的，但当时不名C．Y．（共产主义青年团），而名S．Y．（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仅是为了适应环境，因为当时准备做公开的团体，——而且是为了其中有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只肯在社会主义旗帜之下，而不肯在共产主义旗帜之下，共同工作。从中国直接去俄国的学生，就是这些S．Y．分子。他们分做几批出国，当时从中国到莫斯科还要经过俄国白军防地，路上遭遇种种困难和危险。有一批人在某地被武装队伍扣留起来，他们不懂得俄国语，不知这个队伍是红军还是白军。但人们很详细搜查他们，结果在一只皮鞋后跟里面搜出了第三国际代表发给他们的证件，才知道是自家人，于是阶下囚变为座上客了。他们在路上耽搁时间很久，有一批人在赤塔或伊尔库次克住了几个月才去莫斯科，有几个甚至未曾到莫斯科，而留在远东区做工作。
　　一九二三年春我们来到莫斯科时，“东大”有三十几个中国学生，一部分是湖南人，大多是毛泽东等人在长沙办的平民学校学生，一部分是浙江人，杭州第一师范学生，此外是些零星的分子，此外还有四个从西比利亚来的华工，其中两个做过红胡子。
　　这是经过几次淘汰之后剩下的中国学生。最初，东大有几个中国学生呢？我不知道，但一定很多，至少比那时多二倍。他们恐怕从中国出发起就在不间断的内部斗争之中。共产主义或无政府主义——自然是斗争的对象。但斗争并不以此为限。思想的异同夹杂着个人的恩怨，公开的斗争夹杂着阴谋和诡计。从混乱中生出秩序，从平等中分出领袖和群众，出令者和受命者。我们来到时，这个斗争已经结束了，失败者被排挤出去，他们回国后就退出了运动，胜利者也有回国的，但大部分留下来。我们只能从胜利者方面知道一点斗争情况，从他们谈话语气中又知道斗争的激烈程度。我不认识那些失败者，但从胜利者方面观察，从斗争逻辑推论，以及根据其他斗争经验，可以给我们未到莫斯科以前东大中国学生中间的斗争一个判断。这个斗争，从整个方面来看，并非全属私人无聊的斗争，也不是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斗争，而是当时学生中两种类型的斗争。一种类型是敏感的，活泼的，聪明的，多方面的，好高骛远的，爱自由的，反抗威权的，但不坚定，性格柔软，倾向于空谈。另一种类型则是顽强的，沉着的，果敢的，但迟钝，狭窄，知识短浅，崇拜威权，容易屈服于威权。在那时俄国场地上，这种斗争中前一类型人物是注定要失败的。但若以为这是一种阶级斗争，也未免过于夸大了，因为两种类型人物出身的社会阶级大体是一样的，虽然胜利者方面确有人从牧童或校役出身。论文化程度，失败者要比胜利者更高些。
　　我们来到时，大斗争已经结束了，但留下明显的斗争痕迹在那三十几个学生精神之中。首先，那里面分出了领袖和群众，领袖出令，群众受命，领袖不像是群众的同学，倒像是群众的师长，不论如何装得和颜悦色，总有不可亲近的神气。我们在法国时候也有领袖，一路上也视赵世炎为我们的领袖，但他们的领袖地位是在群众工作（勤工俭学生和华工）当中自然表现，自然建立的，我们诚心承认他们是我们的领袖，但也认为他们是我们当中的人，比我们有能力，但同我们一样的人。我们视赵世炎为我们的班长，而且是我们自己选出的班长，并非上头委派的班长，更不是旅长，师长，军长，或总司令。莫斯科同学那种领袖观念，我们根本没有。张崧年当初正是要我们承认他是这样的领袖，才被我们开除的。但引起我们惊奇的，还不是莫斯科那几个领袖，而是莫斯科那些绝对服从的群众，他们不仅开会时绝对服从，连私下说话中也不敢有不满意的言语。但从行动和言语以外情感的表现看来，我知道他们并非心悦诚服这些领袖的；恰好相反，他们内心深处含有怨恨和鄙视。这是内部大斗争留下的印记。
　　大斗争造成了三个领袖：卜士奇，罗觉，彭述之。三个都是湖南人。我们到时，卜士奇才回国后不久。我始终未见过这个人。他回到北京，即与何孟雄的爱人缪伯英发生恋爱纠纷，在党内闹大风潮，后来在广州脱离了共产党，在国民党政府中做一个什么官。
　　坐第二把交椅的是罗觉。一个湘潭人，贫农子弟，但始终隐讳他的出身。我记得，第一次看见他时，他戴一顶厚帽子，身上衣服比别人多，高而瘦，皮色苍白，嘴极大，尤其当说话时候，唇红，牙齿很大，见人先来一阵哈哈大笑，然后沉起脸来同你说正经话。他爱对人说，他身体不好，常生病，常去什么地方养病。事实上，我们不很常见他。他是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书记，又是俄国共产党东大支部主席团一分子，事实上是全体中国学生对外的代表。外国人喊他布哈洛夫，中国人仍喊他罗觉。
　　拉第二把提琴的是彭述之。罗觉高而白，他则矮而黑，穿一件皮质的衣服，戴一顶皮质的平顶帽子，说一口很难懂的宝庆话。凡有开会，他必说话，而且说的话很多。这是一个书香子弟，少时在家崇拜乡贤魏默深，立志做一个经师；五四运动后把线装书丢掉，去读杂志上翻译和介绍的杜威，罗素文章；后来不晓得怎样走到马克思主义来。这是胜利者当中文化最高的人物。在那个大斗争中，他不是一下就站在胜利者方面来的。起初他也受他们所排斥，好久才同他们合为一起了。但罗觉给了他一个绰号：“孔夫子”。这个绰号一方面表示他的“文化”，他方面也表示胜利者看不起读书较多的人。我们当他的面不敢叫“孔夫子”，总是叫“述之同志”，外国人则叫他做彼特洛夫。
　　罗觉是高高在上的，很少同我们见面，谈话。彭述之则相反，他虽然另外住一房间，但常常找我们法国新来的人个别谈话，每个人都轮到，而且轮到好几遍。他给我的印象，好像是旧时中学的学监（现在称“训育主任”）。
　　除了这两个人以外，都是群众。不错，还有几个特殊的人。但大多数人都是绝对服从的。王一飞和任弼时是青年团负责人，但事无巨细都须禀命，自己毫无创意力。王一飞是浙江人，杭州第一师范学生，矮小，庸懦，但俄文和俄语比较好。他没有俄国名字，学校注册仍是“王一飞”。任弼时，湖南人，完全是一个小孩子，以俄国大批评家柏林斯基为名，但人家弄错了，喊他布林斯基。其他的湖南学生和浙江学生几乎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上面说的特殊的人，一个是李仲武。他是公子哥儿，梁任公的内侄或诸如此类的亲戚。他在北京俄文专修馆与瞿秋白同学，同秋白一路去俄国当记者，秋白回来，他留在东大读书。他的俄国话说得顶漂亮。他又顶会适应环境。后来回国曾在广东当加伦将军翻译，不久就辞退去海宁结婚，而同我们脱离了。一九二六年我们多方设法去找他，他都不见面。
　　一个是彭泽湘，岳州人，从北京去的，永远穿一套学生装，十足的中国政客风度。我们都很奇怪，为什么我们中间有这样一个人。后来才知道，他来俄国不久，是“今日”派一个人物，在《今日》杂志上写有文章，但已经“否认了”“今日派”的主张。他的绰号是“法西斯特”，我们当面喊他。他有能力，也有知识，有一次同我讲起胡适的《哲学史大纲》时，他说他要写一本中国哲学史，用经济来解释。他可以成为反对派（即反对罗觉和彭述之）领袖，但没有群众拥护他。此外，领袖们对他是另眼看待的。不久，青年团改组，他做了“训练部长”，上任后召集我们个别训话，不像学监，倒像军法官。
　　四个华工中，两个适应环境了，其他两个当过红胡子的，始终不能适应，最后公开起来反抗，结果被派去海参崴做工作了。
　　但真正的反对派是蒋光赤和抱朴。这是另一类型的学生残留下来的两个人物。这两个人情调和其他的人如此不配称，是一眼看得出来的。别的人都是住在脱维斯卡耶街第十五号，惟有这两个人住在广场旁边那个女修道院里。他们聪明，活泼，与那些湖南人不同，与那些浙江人也不同。蒋光赤是安徽六安人，抱朴是江苏无锡人。蒋光赤是惟一的诗人，抱朴是惟一的世界语者，二人俄语都说得好，俄文都学得好，能直接与俄国人交涉，无需要罗觉为代表。每逢开会，他们都有意避不到会。大家见面时谈几句笑话，此外就不谈了。几个月之后抱朴就回国，到了海参崴写信来反对他们，连带着也反对共产主义。但他未写信来时，“旅莫支部”已决议开除他的党籍了，罪名之一就是他暗中鼓动两个红胡子反对负责人。蒋光赤于次年回国前一次会议上，也把他的反对派面目显露出来，说谁是忠实的党员，须待国内工作表现。
　　回国后，蒋光赤并不是好党员。他起初还在做党内工作，后来就去做文学家了，——虽然是“革命文学家”。罗觉和彭述之成为革命的重要干部，我们从法国来的也有许多人成为革命干部，但原在莫斯科的学生，除了二大领袖之外，几乎是没有什么表现的，尤其那些绝对服从的人。任弼时，王一飞在外。

　　我们十二人到莫斯科时恰逢春假，东大学生正准备去彼得格拉旅行，我们赶紧办理好入校手续也跟着他们坐车去彼得格拉了。
　　办理入校手续时有一点应当提起来说的，就是我们的姓名。是为了中国姓名难记呢，还是为了别的原故，教务长瓦克士给我们每个人取一个俄国姓。据李仲武翻译，这十二个姓乃是一九○五年彼得格拉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被捕的十二个委员。赵世炎名辣丁，陈延年名苏汉诺夫，陈乔年名克拉辛，王若飞名尼姆泽夫，袁庆云名雅诺夫斯基，熊雄名雪尔维尔斯特洛夫，陈九鼎名喜斯金，我名马尔洛托夫，其余四人名什么，想不起来。
　　在火车中和彼得格拉参观时，我们渐渐与原来的中国学生厮熟了。我们住在斯摩尼学院三楼上一个房间内，后来才知道十月革命时托洛茨基就是在这个房间发号施令的。彼得格拉比莫斯科整齐，洁净。我们参观了冬宫，彼得保罗堡垒（里面是空的），几个工厂，一个博物馆，内有未来派绘画，看了一次剧，演的是莫里哀的《贵族市侩》，又出城去皇村一次，至于尼夫斯基大街则是差不多天天经过的。当时不知道十月革命事迹，对于参观的地方没有什么感想。
　　从彼得格拉回到莫斯科来，春假已经完毕了，我们开始上课。课程有经济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史，工人运动史，俄国共产党史，自然科学，俄文，似乎没有其他的科目。我们在法国差不多都学过俄文字母和拼音，我自修了半本文法，但俄文教员从头教起。第一课解释本校的略字：K．Y．T．B．（K．U．T．V）。俄国革命后盛行略字，取每个字的第一个字母，完全大写，每个字母后有一点（有时无点），一看便知是略字，如“苏联共产党”叫做K，Ⅱ．C．C·，“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叫做цик　ссср之类（后来我们叫“国民党”做K．M．T．就是依照这个办法）；或取每个字前二三个字母拼合成新字，有时不知是略字，去查字典，又查不出，如“共产主义青年团”叫做комсомол，“共产国际”叫做коминтерн之类（学校课程表把经济学写做по　литэконом，历史唯物论写做истомат）旧派的人常常摇头，认为这是破坏了俄文的完整。我们的大学的四个略字：K．是“共产主义的”第一个字母，y．是“大学”第一个字母，T.是“劳动者”第一个字母，B．是“东方”第一个字母。俄文教员第一天纯用俄国语居然能使我们懂得这四个字的意思。但以后这俄文课对于我们并没有什么裨益。在某些人看来，功课教得太慢了，在另一些人看来，功课又教得太快了。至少我个人没有得到俄文课的益处。我们说话大部分从外国同学学来，看书则全凭自己研究文法，强记新字，不会自动研究的人，如陈九鼎；熊雄，即使细心听讲，仍是学不好的。
　　除了俄文课，我们都有翻译。当翻译的是李仲武，王一飞，任弼时，抱朴，有时罗觉，但很少，有时蒋光赤，更少，因为罗觉事忙，蒋光赤常住医院。彭述之以及其他的人从来未当过我们的翻译；因为他们上课时几乎自己需要翻译。先生说一段话，翻译就译给我们听，然后先生再说，然后翻译再译。如此上课，一个钟头只当得半个钟头，何况翻译自己未必句句了解，即使了解也未必句句忠实译出。教我们经济学的是个姑娘，教我们唯物史观的是个老太婆，她们把我们看做鞑靼学生或蒙古学生一般，只教些极粗浅的常识。有个犹太人叫做什么斯坦的，教我们国际工人运动史，用法文教，他们推举我当翻译。这个教员有些新的材料和见解，而我为了翻译原故更留心听，所以留给我更深的印象。可惜他在职工国际有职务，常常迟到，而且几个月之后就不来了。（我曾见一张照片，其中有列宁，有他，有西欧来的客人。）直到我回国为止，我们始终未曾与其他民族的人混合上课，一来因为大多数人始终没有直接听讲能力，二来因为中国学生可以自成一班，我们十多人外，后来还有法国来的二三十人，以及中国新来的十几个人。
　　我们吃饭，穿衣，住房子，不待说都是学校供给的。吸烟的，还有烟草可领。此外每个月有一元五角新卢布零用钱，后来增加至三元。剪发，沐浴，洗衣都是学校供给的，零用钱无处可用，我全用去买书，有些人则用去买巧克力糖，每个月零用钱至多买二包或三包糖罢了。李仲武和彭泽湘常吃中国菜，他们身边藏有中国带来的钱，别人则不敢问津，我连中国菜馆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
　　到后几日，延年同我说：“他一生未曾过这样好的生活……”，他是指饭食说的。所谓“一生”，当然是指他们兄弟二人脱离家庭以后说的。他们在上海冬天还穿单衣，到法国后似乎始终自己烧饭吃，当然吃得很坏。我们则没有这两兄弟那般感觉。不错，饭食确比法国勤工俭学生一般食的好些，但初到时我们没有白面包，只有黑面包，里面常有干草。我们久仰黑面包大名，现在是第一次识到，勉强吃下去，三四天，甚至五六天，不通大便，一二个月后才习惯了。老同学说，这是最好的哩，他们初到时，黑面包里草料更多，菜更不好，而且每人配给一定的分量，不能吃饱。我们到的那年暑假以后，渐渐有白面包吃，第二年黑面包就绝迹了。不仅从吃的方面，而且从穿的方面，也可看出那几年苏联物质生活的改善。我们第一年穿的是红军厚麻布大衣，戴的是红军尖帽子，而且每人衣服并不一律；第二年，我们就一律穿黑呢衫裤和大衣了，虽然是很粗的呢。初到时，街上还有旧卢布，票面都是几十万，几百万，后来用新卢布，后来就通行“切尔沃涅兹”［苏联自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开始流通的票面十卢布的纸币。——编者］了。
　　有一件苦差使，就是厨房值日。除了罗觉外，彭述之也不能免。我们约三个星期轮值一次削洋山芋，去堆栈搬面包，切面包，早午晚三餐穿起白衣服，摆设汤匙和洋瓷盘，分发汤和菜，赔着笑脸受人吆喝，服侍了七八批人之后，自己才能吃饭。午饭后可以休息一二个钟头。晚饭后直至十一点钟才能解放回去睡觉。
　　在娱乐方面，我们常有免费电影可看，有时也有戏票发给，看话剧或歌舞剧。春天在西郊麻雀山上游玩，据说拿破仑曾立在此山看莫斯科大火灾。
　　俄国民众对于我们这些外国学生有什么感想呢？抱朴曾在校外某医院养病，接触了许多小市民。据他说一般人怨恨我们这些外国学生，说是苏维埃政府把俄国人的钱，俄国人的面包，拿去供养外国学生，以致俄国发生了饥荒。

　　在东方大学中，中国学生自成一个单位。不错，日本学生，朝鲜学生，印度学生，土耳其学生，波斯学生，也是自相接近的，但那不过像北京或上海诸大学中广东同乡或云南同乡自相接近罢了。中国学生则有一个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按照第三国际章程，一国共产党员居住他国，就应当参加他国共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员或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既然在莫斯科，就应当由中国组织证明和介绍，编入俄国组织，而不应当在俄国设立什么支部。“旅莫支部”是怎样存在的？它是合法的么？它得到俄国共产党承认么？——这些，我都不知道，当时也没有人提出来问，也不敢提出来问。我们都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但不参加东大青年团支部。在外国同志看来，我们不过是一些同情分子罢了。赵世炎和熊雄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但也与东大共产党支部无关。
　　在外国人眼中，我们是同情者，在中国人眼中，我们都是同志。我们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四五人，旧同学和新同学，平素接近的人和平素不接近的人，很巧妙地编在一处，每星期开一次或两次会，小组会议之外还有全体会议或其他性质的会议。每次开会常常两个，三个，四个钟头，紧张，兴奋，热烈。有什么工作做呢？没有工作做。有什么学问研究呢？没有研究什么理论问题。开会时间大多数消磨在“个人批评”上面，所批评的并非具体的事实，而是一些抽象的心理形态，例如：你个性强，你骄傲，你有小资产阶级习气，你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等等。被批评者也想出类似的批评以批评批评者。结果大家面红耳赤，心里种下仇恨种子。总之，大家学会了孔夫子写《春秋》的笔法：诛心；又学会了宋儒的正心手段，不过不是用来责己，而是用来责人。
　　中国同学中那种命令和服从的关系，以及这种个人批评，是我到俄国后最认为新奇的事情，比俄国社会的和学校的生活更令我惊异，因为俄国生活无论如何新，我都是想像得到的，惟有那种关系和那种批评是出于我的想像能力以外。其他从法国来的或从中国新来的，是否有这个感想，我不知道。我想他们也许同我一样，会解释说这是俄国革命经验之一，应当学习，并带回中国去的。我们都学着适应环境，都学着承认既成的威权，都学着搜索枯肠来批评他人的缺点。赵世炎，王若飞，后来，尹宽，汪泽楷等人，在法国同生龙活虎一般，到此也不敢企图反抗威权。他们反抗张崧年，但不敢反抗罗觉和彭述之。不过我们这些新来的人究竟同旧时的群众不同，并非盲目服从的。
　　张伯简，现在名“混格混格”，是第一个反抗者。他常生病，常住医院，很少到学校来同我们一起上课。他反对罗觉，写了几封信骂罗觉，要罗觉答复。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不过未曾看见信，不知道是为了什么问题。罗觉不回答他的信。罗觉说，打笔墨官司是中国知识分子恶习，他不愿学这恶习。萧子暲也曾反抗过，受了严厉的批评。世炎，延年都有自己的主张，晓得在服从之下贯彻自己的主张。我是最难于适应环境的，在小组会上受人批评最多，我接受了许多的批评，但有两点我始终不接受。
　　第一点，是我多看书，多学俄文，少活动，少同人说话。我们未到以前，旅莫支部就流行一种口号，说：我们是来这里受“训练”的，不是来这里学做“学院派”。所谓训练就是开会，批评；所谓学做学院派就是学俄文，看理论书。彭述之公开说：“你们在这里时间很短，俄文又不容易学，好在中国同学有俄文好的，理论好的，经验好的，我们从他们学习就够了。”我相信，学校当局如果允许的话，彭述之会提议废除一星期六点钟的俄文功课的。我们开会的时间和精力已经超过上课了，课堂学的又是极粗浅的常识，但人家还在希望减少上课时间和增加开会时间。人家以为你们只消读一本瞿秋白和王一飞合译的《政治常识》就够了。这本稿子抄了几份，给我们读。我虽然觉得这种主张不合理，却未曾公开反对，不过继续学我的俄文和看我的书，不理会他们的劝告和批评。他们送我一个绰号，叫做professor（英语——教授）。
　　第二点，是我和抱朴的友谊。我们初到莫斯科时，原不晓得中国同学中间的人事关系，大家走来迎接我们，我是分不出谁是领袖，谁是群众，谁是当权，谁是在野的。陈九鼎从人丛中走出来，指我看一个人，说这是抱朴，懂得世界语。我走过去，问他“Cu vi parolas esperanton？”（您会讲世界语吗？）一“Jes”（会），他说。于是我们成了朋友。他是莫斯科中国同学中惟一懂得世界语的。我是法国来的中国学生中惟一懂得世界语的。后来我又觉得他比别的人多知道一点，又没有那些领袖的不可亲近的神气，也没有其他的人惟命是从的态度。他住在女修道院。与蒋光赤和一个工人同志同房间。蒋光赤在医院医眼睛，我好久以后才看见。那个工人同志，则后来知道是派去监视他们二人的。我常到他那里去，一谈几个钟头；他常带我去游莫斯科城市，又带我会见莫斯科世界语学者：波拉可夫和尼克拉索夫，以及一位匈牙利亡命客，也是会说世界语的。我和他常去参加晚会，世界语的或非世界语的。那时世界语国际组织中新分裂一个团体，名Sat（“全世界无民族协会”），里面有共产党员参加，同情于苏联。Sat机关报主笔，新游苏联回去，写了苏联游记，发表在杂志上，我从这杂志知道了好多事情。我曾与这位主笔通信（可惜想不起他的名字），他又介绍我与巴黎一个世界语工人通信。我和莫斯科世界语者说起这位主笔，他们说不久之前才招待了他，于是他们引我去参观他们的编辑部，印刷所。波拉可夫写文，尼克拉索夫写诗，自己排字，自己印刷，自己发行。他们都不是共产党员，但有一个高级共产党员，也是世界语者，保护他们。这个人，我曾听他世界语演说，有官僚气，不如其他的人可亲。抱朴又认识一个外蒙古人，同外蒙古政府有关系的，我和他说世界语，抱朴则和他说俄语，因为他的世界语不很好。他常来学校找我们，后来问我北京政府的消息，我就渐渐同他疏远了。
　　不久，我就知道抱朴在旅莫支部中的地位，但我们的友谊毫不变更。人家警告我，开批评会时用侧面的话批评我，最后彭述之找我个人谈话，明白说出抱朴政治上危险的倾向，要我同他疏远。我拒绝了，我说抱朴是党员，我还是团员，我应当受他领导，如果他有错误，党组织为什么不先纠正他呢？几个月之后抱朴回国，旅莫支部宣布开除他。他回到上海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写文章反对共产主义和苏联，瞿秋白在《民国日报·觉悟》上反驳他，两人打了很久的笔墨官司。在莫斯科时，这两个人本是好朋友。一九二五年，抱朴再到俄国，在中国驻海参崴的领事馆里供职。以后我就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我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放出来，经过大门口收发处时，人家给我一封信，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里面一个名秦涤青的人写给我的，说他正在设法营救我出狱。—我从未听到这个名字，幸而后面有个附语，说他就是抱朴。这信，我撕碎在中央军人监狱门口了。
　　我和抱朴的友谊延迟了我从团员升为党员的时间。初到莫斯科时，十二人中似乎只有赵世炎和熊雄是党员。暑假以前，陈延年兄弟，王若飞，袁庆云先后升党。暑假在乡下，有一天罗觉笑嘻嘻走了来约我和佘立亚同他去树林里玩，我不去，心里有点诧异。后来佘立亚告诉我，说这次罗觉是代表党组织同他谈话的，以后他就升为党员。我直至次年列宁死后才正式入党。其余的人或者与我同时，或者比我更后些。

　　一九二三年暑假，全校学生到乡下避暑，我们坐了一二个钟头火车，下车后又走了一二个钟头的路，才到东大的校产，——一个小村庄。我忘记了这村庄的名字，但记得有个地主邸宅在一个森林旁边，中间是大厅，两旁有四间或六间房子。离这邸宅四五百步处有一所二层楼屋子，上下都有七八个房间。中国学生都住在楼上。此外就是一些俄国特有的木屋нэъа，我们每日有几个钟头做“体力劳动”，掘地，拔草，挑土等等。因是校产，那时大都种甜萝卜。饭食同城里差不多，但开始有白面包吃。
　　暑假中，东大中国班新添了一个学生。这是从中国来的，名林可彝，曾留学日本，后在北京某私立大学当教授，现在来俄国学马克思主义。他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而是“今日派”一分子。原采当时中国除了共产党以外，北京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出版了《今日》杂志，领袖是国会议员胡鄂公，以下则是一些日本留学生和北京官僚。《今日》杂志站在左的立场，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向导》回答它，指出胡鄂公在北洋军阀御用的国会里当议员；胡鄂公则征引列宁在新著的《左派幼稚病》中论议会运动的话替自己辩护。第三国际在中国的密使图谋调解，甚至请“今日派”派代表来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大会。这种幕后秘密，我不很清楚。彭泽湘也许就是“今日派”的代表，与陈独秀同来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的。我们到时，彭泽湘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后来胡鄂公以下的人差不多都加入共产党，但在革命中未曾发生什么作用。

　　林可彝是第二个“今日派”来莫斯科的。学校当局叫他到乡下来，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在乡下先听了这个消息。彭述之赶紧召集全体会议，商议如何对待这位非同志的中国同学。彭述之说：“林可彝是大学教授，在国内报纸杂志上发表了文章，而我们是些无名小卒，他会看不起我们，应当用集体的力量去征服他。”于是分派了职务，例如哪几个人同他谈话，谈什么话之类。我是奉派同他谈话的少数人之一，因为他是福建人。我的使命是同他谈唯物史观问题，看他在这方面知道了什么，又问他关于“今日派”的情形。有个同志从我的房间调开，腾出一张空床给他。他来了，一个白面书生，典型的福州人。我以同乡的资格招待了他。同房间的人同他说“今天天气……”一类的话，我则有时将话题引到理论上去。谈了几次的话，我发现，关于唯物史观，他是一无所知的，至于经济学或其他学问则另外有人去做结论。说到“今日派”时，他干脆否认与这个团体有关系。
　　过了几个星期，彭述之向我们宣布介绍林可彝为青年团员（虽然那时他已过了二十三岁）。他和我同在一个小组内，第一次参加小组会时，他承认，他不仅加入“今日派”，而且是那个组织的中央委员之一。暑假后，他与我们一同上课。他使我联想到柳宗元一篇短文章：《黔之驴》。
　　一九二四年暑假中，他与我同路回国。他是不愿意回国的，奉了命令后提出许许多多反对理由，没有用，终于收拾行装同我们一道动身。到了赤塔，他向旅行团团长陈延年请求要同李仲武一路，坐中东铁路火车经过满洲里回国。我们知道他的用意，主张他须同我们一路经过海参崴回国，但延年允许了他。结果，李仲武回国了，他留在赤塔，后来到海参崴与抱朴鬼混，回国后在北京报上写文章反对苏联，一九二六年做中国代表到日本去参加“亚细亚民族会议”，一九二七年在武汉中山大学当教授，写信给《向导》解释“误会”，同年秋天唐生智屠杀共产党员时候他也莫名其妙地被拖去枪毙了。据说临死时，与他同受刑的一个中山大学学生还在嘲笑他。他到俄国来，简单是为了取得留学生资格的。
　　由林可彝很容易想到陈启修。陈启修也是北京的大学教授，也是日本留学生，也是来俄国研究学问的。他带了李大钊一封介绍信，到东大我们的寝室里来，向四方鞠躬行礼，问“哪一位是罗觉先生，哪一位是彭述之先生？”我们招待了他。他不来我们的大学读书，而是在外面租了房子，自己研究，但常到东大来玩，我们当中自然有人常到他的寓所去。在争取他的工作上，我没有奉到使命，因为我们当中有好几个四川人。不久，他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在入党以前呢，还在以后？——旅莫支部曾请他讲学，讲了五六次，题目是“中国经济”。每次讲后，彭述之都要上台去，用友谊的态度提出他的不同意见。我们未曾从这讲演得到什么，但彭述之却有机会向我们表示：他是能与北大名教授并驾齐驱的。陈启修回国后与中国共产党若即若离的关系，知道的人很多，无需我在这里说了。
　　暑假将结束时，上城去的同学带了消息回来，说孙文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到莫斯科。主任代表姓蒋名什么，此外是沈玄庐，张太雷，此外还有一个姓黄的。熊雄说：“孙文手下姓蒋的人，莫非是蒋尊簋，那就很好，因为他欠了我三百元，我可以讨回来，请大家吃中国菜。”我们回城去上课几日，就开欢迎会，欢迎这四个代表。会场就设在我们的寝室。一张长桌子旁边围坐着客人和主人，坐不下的人则坐在床上。沈玄庐生有胡子，很威严，我们在《新青年》上常读他的文章，此时他已退出中国共产党。张太雷，魁伟而漂亮，他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领袖之一。黄登仁是个秘书一流人物，没有什么引人注意。主任代表也没有什么引人注意之处。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人，白净面皮，中等身材，说一口不合标准的官话。他不是蒋尊簋，这使得熊雄失望。我们也失望，因为没有中国菜吃。他叫做蒋介石。这个名字不见经传。熊雄本是国民党军官，他也不知道这个人。开了会以后，我们议论：孙文为什么派一个无名的人当主任代表。有人猜想，真正的主任代表是沈玄庐，这个姓蒋的不过是一个幌子罢了。
　　双十节，国庆日，代表团请东大全体中国学生吃饭。代表团公馆是旧时某贵族的邸宅，虽小却很华丽。我们在大厅吃了丰盛的大菜。饭后余兴，沈玄庐舞剑，舞时剑脱了手落在地下，他拾起来舞完了一套。我们不敢笑出声。彭述之跳高加索舞。有人唱歌。蒋介石邀我们到大厅旁边一个小厅里去，向我们讲演国民党历史，结论是请我们加入国民党。他站着说话，一手扶着椅背，样子忠厚而懦弱。我们私议：孙文为什么派这样无用的人。
　　旅莫支部派定了几个人同代表团往来，去“争取”他们。这几个人内自然有罗觉和彭述之。为了“策略”，决定几个人“加入”国民党，以后即以“国民党同志”资格同代表团往来。我不知哪几个入党。“争取”结果，已经退出共产党的沈玄庐又加入共产党了。双十节以后，除了张太雷外，我未曾再见代表团人物，只听说他们的交涉不很顺利，姓蒋的发牢骚。几个星期后，他们就回国去了，张太雷留下来，住在Hotel lux，当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驻莫斯科代表，我们常到那旅馆去看他。一九二五年春天，罗觉回国，在广东黄埔军官学校遇着蒋介石。罗觉到上海来，告诉我：“他一见我，就问我，‘病好了么？’他还记得我在莫斯科生病哩！”
　　张太雷带来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消息。彭述之召集全体会议，做报告。他说，李汉俊在大会上反对加入国民党政策，李汉俊虽然有功于党，例如《共产党》杂志出版时没有钱，他把卖文所得来付印刷费之类，——但我们还是要反对他的。第一次，我知道了中国共产党有内部斗争。但我们当中决没有人赞助反对派的，因为加入国民党是已经讨论过的，决定了的政策，而李汉俊个人对于我们又没有什么威权。

　　暑期后，西欧又有一批中国学生来到莫斯科，人数比我们多得多了，有二十几人或三十几人，我认识的人几乎都来到：尹宽，李慰农，汪泽楷，薛世纶，于履中。二次大会时二个工人同志中的袁子贞也来了，此外还有一个工人同志名汤儒贤。从比利时来的有刘伯坚和李鹤龄，——有名的恐怖主义者，在比利时加入组织的。其他的人，我以前都不认识，不认识的人中有一个是马禹敷。他们同我们一样受旅莫支部“训练”，但尹宽，汪泽楷，薛世纶，照样学俄文和读理论书，不理会领袖和群众的批评，可惜他们来得晚，至回国时俄文未曾学好，全靠法文来读理论书。
　　从法比两国来的人，经过德国时住在德国共产党员家里。此时是马克跌落最烈的时候，德国无产阶级跃跃欲试，我们在乡下已经听到城里来的人说德国就要爆发革命了。有人在红场听拉狄客演说德国状况，《真理报》和《新闻报》没有登载这演说。新来的中国同学说，他们在德国同志家里看见德国同志都在准备救护用的绷布和药品。我们紧张地读着每日报上德国来的消息。德勒斯登工人政府的成立和解体，汉堡的巷战。彭述之还买了一本学德文的书，而且学了几课德文。十月过后，关于德国的幻想完全消失了。以后渐渐听到俄国共产党内部发生争论的消息。我们这个“斯大林大学”共产党支部，是莫斯科反“托洛茨基主义”最激烈的少数支部之一。有一次支部开大会，加明涅夫代表当权派出席，拉狄克代表反对派出席，发挥各自的立场，争论得很激烈。我没有资格参加这个会议。事后，听参加会议的中国同志说起双方辩难的话，这些话我都忘记了，只记得拉狄克说：“你，加明涅夫，俄国以外谁认识你呢？托洛茨基是全世界闻名的！”
　　我在法国的确不晓得加明涅夫。不错，列宁第二次病发时，《人道报》曾登载有三个人共同代理列宁的职务，三个人中有加明涅夫在内，但此外别无印象了。我不知道有斯大林。至于托洛茨基，则与列宁一般著名的，我对于他的印象比对于列宁更深刻些，因为读他的文章更多，更受感动。我读了他的《从十月革命至布勒斯特和会》（法文译本名《布尔塞维克党的登台》，中文译本名《俄国革命记实》），又买了新出的法文本《一九○五年》，但没有读。我在托洛茨基的论文和小册子里面感到一种国际主义的精神，如此浓厚，为他人文字所未有的，除非列宁能胜过托洛茨基，但列宁没有发表意见。
　　那时莫斯科街上还悬挂大幅托洛茨基像，虽没有列宁像那么普遍，也不很少。东方大学近旁广场上，就挂了一幅。加明涅夫，斯大林，季诺维埃夫的像，我没有在街上见过。我那时正在读《法国革命史》，看见布里索，丹敦，罗伯斯庇尔，赫伯尔等人互相残杀，十分诧异，这是法国革命最初三四年间的事情。此时俄国革命已经六年了，我想决不会重演法国革命故事的，这次争论不久就可和平解决的，只要列宁病好，一切都没有问题的。现在想起来，当时是何等天真！
　　列宁的病始终不好。我在法国动身以前就从报上看见列宁病危的消息。我同人说：此次要去参加列宁葬礼了。暑假，在乡下，已经有人传说列宁病不会好；据说，布哈林在某处演说，说列宁脑组织已经破坏，即使不死也成白痴的。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二日早晨，我们正在吃早饭时候，学校里纷纷传说：列宁于昨日死去了。不久就证实这个消息。管理洗濯的女同志，一个五十多岁老太婆，一面哭，一面告诉人她当初同列宁共同工作的经过。下午上街，街上早有大幅白布布告。学校当局派遣学生看守电话，非有正式许可书，谁也不许打电话。我也轮到了这件差使。不久，列宁遗体从乡下抬到城里来，陈列在全国总工会会所的大厅里。各工厂各学校各机关都去瞻仰遗容。我们排成长队，等了许久，才得进入会所，匆匆穿过大厅，从另一个门走出去。我看见大厅中央床架上停着列宁遗体，周围都是鲜花，只有脸露出来，同到处挂的像一样，同我初到巴黎时在光明书店买的相片一样，只是眼睛紧闭，面无血色罢了。一月二十七日，我们去送葬，那日最冷，在摄氏零下二十多度，行列时走时停，几乎走了半日才能走到红场。有个农民装束的人，一不小心，把冻僵的耳朵碰落了。
　　列宁下葬那日，红场上挂了大幅标语，大意说：列宁死了，我们大家要团结一致，继续列宁的遗志。但列宁死了，俄国共产党只有更趋于分裂。即使群众能赞助反对派，政治警察，格别乌，仍然是操在当权派手里的。不知何时，袁庆云奉命做中国学生中的格别乌。上面机关还不放心，又派了一个新疆人张开运来东大读书，监视我们全体中国人。
　　我亲见了死的列宁，但也亲听了活的托洛茨基的讲演。这年四月间，东方大学开成立第三周年纪念会，共产党支部请了托洛茨基来讲演。身材魁伟，声音洪亮，站在台上如同一只凶猛的狮子。此时我几乎可以完全听懂长篇演讲了。几日后校刊把演说印出来，我译成中文带回国，后来发表在《新青年》季刊第四期上。
　　布哈林也来东大讲演过。伏洛夫斯基在瑞士遇刺后，我在红场示威运动中看见鲁那查斯基演说。苏联宪法第二周年纪念日，我在郊外某地看见季诺维埃夫演说。五一示威和十一月七日示威，在红场阅兵台上看见斯大林及其他要人。日本老社会主义者片山潜曾来东大中国班演说，他说的英语，赵世炎当翻译。

　　列宁死后几天，《真理报》发表孙文打来的电报，说国民党第一次改组大会为了列宁逝世停会三日致哀。
　　从此以后，我们更多注意中国了。中国出版物，我们一向按期收到的有党内的，及党外的重要日报和杂志。有一天，彭述之气愤愤地同我们说：我们的理论刊物《新青年》变成普通的无聊的空谈哲学文学的杂志了！原来，停刊了好久的《新青年》，于瞿秋白编辑之下改为季刊出版，已出一期和二期，第二期首先登载小说和文学批评。同时出版的内部刊物《党报》第一篇文章是《中国共产党应否存在》。彭述之也很生气，说党的存在也被人当做问题提出来讨论了。旅莫支部于是决定写文章供给中国刊物。我提议《新青年》应出一期列宁专号，以纪念新逝世的世界革命领袖。他们赞成，随即分配了文章，并派我负责催稿和整理的工作。文章分配了，没有人动手写，我到了期限就去催迫他们，他们喊我“讨债人”。列宁号以前还要供给一点稿子。我译了一篇普列汉诺夫论辩证法的文章，尹宽也译了一篇关于辩证法的文章，世炎也写了一篇文章，寄回中国去。此时瞿秋白在广州，陈独秀把莫斯科寄来的稿子不分皂白都发表在《新青年》季刊第三期上了。在此以前，我为了常看《人道报》原故，曾假造一篇法国通信寄给《向导》发表。
　　国民党改组以后，中国工作开展，需要人。一九二四年暑假以前，东方大学中国同学有一批奉命回国去，其中有蒋光赤、萧子暲，尹宽，熊雄，张伯简。暑假，我们到另一个乡村避暑，那里也是东大的校产，离车站更近些，几幢木屋立在小树林中间。我们在那里受了军事训练。
　　张国焘在北京被捕，李大钊亡命来到莫斯科，不久王荷波，还有一个姓姚的工人同志也到了，他们是代表中国共产党来参加第三国际第五次大会的。
　　暑假未过完，我就奉了回国命令。同时回国的，有彭述之，陈延年，汪泽楷，薛世纶，李仲武，林可彝，于履中，蔡枝华，傅大庆，周兆秋，等等。这是中国代表团决定的。我的名字是彭述之提出来，他此时计划着去占领《新青年》编辑部，而我在列宁号准备工作中表现出不是完全无用的。
　　代表团除李大钊外都回国了，彭述之一人和他们同行。他们乘中东铁路车，由满洲里入中国境，这条路有相当危险性，但快得多；我们则先至海参崴，由那里乘船到上海，这条路毫无危险。
　　约在七月底，我们从莫斯科动身，乘车直达赤塔，由赤塔换车至海参崴，路上费了二十日左右，这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延年是旅行团团长，我是会计，一路上负责下车去购买面包，香肠及其他冷菜，提开水的有另外的人负责。小站停车不久，大站则常停留二三个钟头，在伊尔库次克甚至停了一天，我们下车来游了这世界上最冷的大城市，而且在贝加尔湖旁一个饭店吃了饭。
　　到海参崴来，没有船去上海，只好耐心等待。我们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住在沿海列宁街海员俱乐部里。这一个月生活并不寂寞。海员俱乐部图书馆有很多法文小说，此外，北京街还有一个中国工人“五一俱乐部”，里面办事的是梁柏台和何今亮，这两人本是三年前去东大读书的学生，留在远东做工作的，都是浙江人。与他们同来俄国的，还有吴芳，湖南人，此时做远东华工劳动视察员，不常在海参崴；又有任作民，湖南人，则在伯力做工作。海参崴“五一俱乐部”还有一个王骏，北方铁路工人，曾当代表参加第三国际会议，京汉路罢工失败后再到俄国来避难兼做工作。俱乐部要把我们几个人留下来在海参崴做工作，因为那里需要工作人员，他们请国内派人来又没有效果。我们临走时，国内终于派了一个人来，湖北人张孑余，也是为了京汉罢工失败亡命上海的。
　　海参崴有许多华侨，都是北方人，他们聚居在一个区域，区域内有两个京戏舞台，几家菜馆，几处浴堂，商店则不可胜数。进了那个区域，完全同到了中国一般，以外的街道则保留着俄国风。王骏和梁何两人请我们去馆子吃饭，去浴堂洗浴，去戏院听戏，都得到殷勤的招待，而且都不花费钱。吃了饭，只消说一声：“挂我的账！”就够了。我问他们：“你们是一年三节付账的么？”他们说：“这账根本不需付的。”我起初很天真，以为俱乐部既是为中国工人和小商人谋利益的，这些劳动者自然爱戴俱乐部办事的人，不肯接受他们的钱。后来才知道不是这回事。中国人怕了又恨了这几个人。中国人本反对苏维埃政制，他们当中有好多是红胡子。在东方大学读书的四个工人之一，名吕贤基的，一年前到海参崴来工作，恰于我们到后几日被人暗杀了。格别乌已经知道了谁是凶手，但捕获不到。何今亮请延年和其他的人到凶手常去的中国茶馆喝茶，侦探消息，因为我们初到无人认识。结果如何，我不知道。
　　九月间，赵世炎和任弼时也从莫斯科来，他们住了几天就从海参崴坐车经过一面坡入东三省境内了。我们还在等船。到了一只船，载来了二三十个中国学生，都是到东大读书去的。其中有李求实，一个美少年，一九三一年在龙华枪毙的四个作家之一。
　　九月中间，有一只英国煤船从海参崴开往上海，不载客，我们找船上中国水手想方法，他们只答应私载三四个人，于是分二批回国，汪泽楷，薛世纶及其他的人先走，我和延年及其他的人等待几日后俄国船开时再走。他们同做贼一般偷偷走了，我们则堂皇住在船上做俱乐部用的厅堂里，睡的是沙发。九月二十九日，我们到了上海。
　　薛世纶来泰安栈看我们。他已派了工作，做中央主席团秘书；汪泽楷已经到安源去做工作。薛世纶以秘书资格通知我们新派的职务。延年去广东当区委书记，我留在上海，在中央宣传部里做事情。第二日，我们人和行李都搬到慕尔鸣路一个弄堂房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