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意识的觉醒

　　中华民国八年，写成世界公历是最容易记忆的，即是，一九一九年。当代中国的集体意识，可以说，是在这一年觉醒的；我个人的小小意识则确实是在这一年觉醒的。
　　这个回忆，如果是在十多年以前写的，我想，我无需要提醒读者，说五四运动就是发生于这一年罢。可是现在，青年的人——我是为他们而写的——有几个知道五四运动发生于哪一年呢？有几个知道这个运动在中国历史发展上的意义呢？
　　一九一九年，我恰好十九岁。阳历四月间，福建省立第九中学（在龙岩县）“己班”修毕了第四学年的功课，学校特别放了假，让学生回家去，等待六月间毕业考试。我从龙岩县回到漳平县来，很悠闲地过着生活。五月间，不记得那一天，一位老先生到我家里来同我父亲闲谈，说起北京学生闹事，打了人，烧了房子，罢课。说毕，摇摇头，叹一口气。这位老先生是我们县城里极少数常看报的人之一。父亲不看报，我自己也没有看报习惯，回家来固然没有报看，在学校也难得进阅报室去的。阅报室有一二种福州出版的报纸，似乎没有上海报或北京报，福州报也是陈旧而常脱期的。当时到阅报室看报的学生本也不多。
　　漳平县城当时有三个小学，一个县立的，一个族立的，一个福音堂办的。有几个中学毕业生，同我一样待毕业的学生也有五六个，名义上有一个学生会，但久不开会。我们那时对于这次从北京出发的大风潮毫无反应。别地方轰轰烈烈，罢课，示威，杯葛［“杯葛”，英语boycott音译，“联合抵制”的意思。——编者］日货。留在中学的同学写信来，也说本校学生领导了诸小学学生示威，在城外通漳州的大路上检查日货，在县城商会里拍桌子，甩茶杯，大骂商会会长；但漳平县学生没有动作，——不错，西门外福音堂办的新民小学，学生曾列队进城来游行一次，听说牧师发给学生每人一包糖果，叫学生从此以后不买日本货了。但那是教会学校做的事情。
　　六月间我到龙岩县去考试时，那里的运动已经冷下来了。同学们告诉我们这些回家的人以运动中的遗闻轶事，纠察日货的学生每日还是派到城外去，学生会还在开会，但已没有示威，没有罢课，没有闹事。可是这二个月间风气的变化是十分显著的。例如平时不活动的学生都会活动起来，平时不说话的学生，都会高谈阔论，阅报室拥挤了，对于时事的知识普遍了，重要的是有个学生自己主持的学生会。在学生会布告牌上，我看见了若干在大城市读书的学生写来的信。
　　这就是我所经历的五四运动。我不知道，除了抵制日货，打卖国贼，拒签和约，等等之外，还有其他意义的五四运动。漳平县学生不会比我知道得更多些。龙岩县学生当时也许有人知道五四运动的其他意义么？有人读过《新青年》，为新潮流所激动么？我不敢说。但即使有，也是凤毛麟角的。
　　中学毕业以后，我莫名其妙地感觉苦闷。我想飞，想脱离狭隘的环境，不仅要离开本县，而且要离开本省。在学校时同几个同学约定，到北京考高等师范去，并非因为喜欢“神圣的”教育，而是因为听说高等师范不仅不收学费，膳费，且有津贴，每年费用比中学多得不多。可是父亲筹不出钱来，活动地方公款也没有结果。一个同学（龙岩人）已经先走了，他从上海寄给我一张明信片，说他游玩“新世界”（游戏场）的情景，我接着，魂梦中也是不安宁的。恰好在此时来了意外的机会。
　　县视学陈华是祖父的朋友。北京去不成，父亲和我都在懊恼时，他曾劝解我们。他说他本不赞成我到北京去，因为北京学风很嚣张。有一天他告诉我们一个消息，说陈总司令有公文下来，要本县熊知事派遣两名半官费生到法国留学去。
　　陈总司令就是“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有一年蒋介石的南京政府颁布大赦政治犯命令，但声明“共匪”和陈炯明不在赦免之列。不久之后，陈炯明也在香港死去了。陈炯明所以有十恶不赦大罪，只因他指使部下叶举在广州围攻大元帅府，把孙文迫到军舰上去。但这是后来的事。在一九一九年，陈炯明不仅不是国民党的叛徒，而且是国民党惟一的武力（其实当时国民党，就党来说，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团结于孙文周围的一派势力）。当时广东地盘被桂军占据了，而有革命历史的粤军在本省不能容身，只好挂“援闽”招牌向北洋军阀防地的福建抢一角地盘。粤军占据的是旧时汀漳龙道辖境，总司令部设在漳州。
　　陈炯明是新式军人，他不仅主张民主主义，而且主张社会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他一到漳州，立即造马路，设公园，开运动会，出版日报。马路上不许走人力车；公园里竖了一个四方石碑，刻着“自由”，“平等”，“博爱”，“互助”。这里，我们可以嗅得出吴稚晖，李石曾一流人的无政府主义气味。为了响应吴李诸人的勤工俭学运动起见，陈炯明遂命令他管辖下县知事每县派遣二三名学生到法国留学去。这就是福建省半官费生的来源。
　　勤工俭学，是吴李诸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中及大战刚结束后想出来的。大战时，法国缺少劳动力，曾在中国招了“十万”华工去；中国留学生断了接济的，有些人也在法国工厂找到工作。法国无产阶级流过不少的血，毕竟争到了比中国好多倍的劳动条件，能够让中国小资产阶级学生也感满意。这就造成了一种思想，认为中国学生来到法国后，只消以一半时间到工厂做工，就可以取得充足的工资去维持另一半时间的生活和求学费用。李石曾留在法国组织这个运动，例如交涉入境，接洽工厂，学校等；吴稚晖已经回国了，他在上海某报发表《胐庵客座谈话》，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宣传勤工俭学思想的。《朏出庵客座谈话》后来印成了单行本，销行颇广。据那些提倡的人估计，当时佛郎汇价低落，即使不做工，每年有中国银元六百元也就足够在法国读书了。
　　陈炯明就是以这个估计为基础来派遣半官费生的。他要每个学生每年自筹三百元，其他三百元则归县知事筹措。
　　己未年旧八月十八日，我同另一个半官费生在县城中水门外上船，父亲，三伯父，二弟送行，一别遂成永诀了。各县学生在漳州会齐，陈炯明在旧道台衙门总司令部开欢送会，摄影，请吃大菜。开会时有许多人演说，后来听人说演说人中有一个是朱执信，但未曾留下一点印象在我脑里。
　　我同其他三十几个福建学生到香港来候船。几日后，陈炯明驻广州的代表黄强邀我们到广州去，住在增步工艺学校，他就是那里的校长。他请了一位广东女先生教我们法文。我们学了三个星期的法文。在广州时候，福建籍国会议员曾开会欢送我们，议员之中有一个是林森。

　　直至十一月四日我们才得上法国大邮船。保罗·列嘉号从上海开来，已经装载了一二百个学生，如今香港添加了福建，广东两省五六十个学生，四等舱几乎容纳不下了。
　　船上三十三天的生活决定了我的命运。我的“五四运动”是在这邮船上经历的。
　　上船以前，我始终不知道五四运动有爱国以外的意义。香港和广州一定有当时新出版的杂志和书籍可买，但我没有买，同行的人也没有买，即使买了我也是不会去看的。我在香港买了翻世德堂本的《老子》，《庄子》和《列子》，买了商务铅印本的《经史百家杂钞》，买了商务小字本的《老残游记》，连同家里带来的国学扶轮社印的《龚定庵全集》和一本印得很坏的《白香词谱》，一起携到法国去。除老庄列三书将来要说到外，其余的书都于一九二七年唐生智部下军队占领汉口湖北省委机关时遗失了。
　　在大邮船上，我第一次与“外江”学生接触。我看到了另一种类型的学生，不仅与福建学生不同，而且与我看了《留东外史》后所想像的外江学生也不同。他们是眼光远大，思想活泼。从他们的谈话里，我知道了许多从未听过的问题，知道了许多从未听人提起过的古书和新书，知道了有另一种生活在法国等待他们，同我们的生活不一样。在他们那里，我看到了许多新出版的杂志；有几种杂志竟如此普遍，而我熟知的礼拜六派杂志竟如此之少，不觉惊讶起来。
　　有一天，我借了一本流行的杂志来看。这本杂志名《新青年》，翻开第一篇文章是一个名陈独秀的人写的，题目忘记了，内容是关于孔子的学说之类。
　　在中学，国文教员黄宝枢先生曾出过定孔教为国教论一类的题目，我自然是拥护康有为这个提议的。国文教员在我的文章上面加了许多圈发下来，但在操场上遇到我时，同我说：“孔子是教育家，不是宗教家，他的学说是不可以定为国教的。”我才知道，原来老先生里面已有人反对定孔教为国教。这次看见陈独秀文章，我想又是讨论这个问题了。看到后面，才知道是根本反对孔子。读书人反对孔子，古已有之，《庄子》里面不是有许多反对孔子的话么？但激恼我的，是文章最后几句话。作者说：孔子之道不塞，民主之道不行，孔子之道不止，民主之道不流。“不塞不行，不止不流”，本是韩愈《原道》篇内对于佛老说的话，如今被人引来反对韩文所拥护的孔道自身了！上船日起，我第一次学写日记。这日我写了一篇很长的日记，大骂陈独秀。［此文名《宪法与孔教》，作于1916年1月1日，发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3号，所引二句应作“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作者1986年补注］
　　但这一切，我都未曾表现在外面。同乡学生对于这类问题不感兴趣，有一类学生连《原道》也未曾读过。外江学生方面，我听他们说的多，自己说的很少，很少，因为我本来不善于说话，当时的“官话”程度也不够我发挥有系统的意见。但《新青年》杂志，以及这一类杂志，从此吸引了我，愈有反感，愈想借来看，渐渐地对于线装书不感兴趣了。十二月七日在马赛登陆时，我的外表虽同香港上船时一样，内心则完全改变了。潜伏的个人意识已经觉醒，从此我是自己的主人，我能支配自己的命运，而再不是父师及其他长辈给我安排的家族链条中一个环节了。
　　我想，我必须说一说这个意识觉醒过程中专属于我个人的原因。这个觉醒自然是出于时代的原因，事实证据是：同行的三十几个福建学生中，半年，一年之后，几乎全体都会写白话文，都会谈新思潮，甚至也有人走到共产主义来了。但觉醒的激剧，严肃，以及决然不肯退回到家族链条一个环节的作用去，则必须拿我个人的原因去解释的。
　　生在累世书香而趋于没落的旧式地主家庭里，又是长子，少时读书并不太笨，祖父和父亲自然寄托了很大希望在我身上。这是中国旧地主家庭的传统希望，即希望子弟由正途功名出身，到外江去做一两任官，回来买田，起屋。科举停了，这希望受了打击。祖父常说：“你出世可惜迟了几年，否则……”但给我的教育仍是同科举没有停办时候一样。先生不仅教了四书正文，而且教了朱注，以及什么人做的讲疏。五经中读了诗，书，易，春秋左氏传，但没有读礼。古文，选教林云铭的《古文析义》。幸而未曾学做八股和经义，只做些论说。本县已经有了官立小学堂（入民国后改名县立小学校）；祖父是校董之一，父亲是会计，是校产管理人，但很奇怪地没有允许我们兄弟进学堂读书。学堂已经毕业了甲、乙、丙三班，我们和若干同地位人家的子弟还在私塾读书。当然是因为学堂里学不到我们所“需要的”学问。可是民国三年，学堂改组，我们的私塾先生刘岑仲被聘当国文教员，家长们也已觉悟除了学堂毕业之外别无正途功名了，于是送我们随这位先生进学堂去。我一进去就是高小三年级，读了半年就毕业。一九一五年第一次离家到一百里外的龙岩县去进中学，那里的国文教员更进步些，因为教的是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和王先谦的《续古文辞类纂》。作文题，除了模仿古文的记，叙，论等以外，还有关于时事的题目。
　　新旧学堂有形的教育以外，家庭和社会的无形教育则是更重要的。人们有意无意直接间接从各方面灌输你以那个圈子所需要的人生观和道德，使你成为造好的链条中一个环节。
　　我符合了人们的希望么？一般说来，祖父和父亲是满意的。我恬静，服从，上进，总之任随他们摆布，他们叫我演什么角色，我从来不拒绝。我觉得演这种角色是最自然的事情，犹如人必须穿衣吃饭才能生活一般自然，无所用其反抗，而且不能反抗。他们不满意我的，是我过于缄默，不会酬应宾客，没有办事才干。母亲不满意我一天到晚捧着书看。我想，我所以成为现在的我，是与“一天到晚捧着书看”大有关系的。
　　十岁以前，我同其他的小孩子没有什么两样。一般爱玩，顽皮，好零食，讲究穿衣服。看戏，听故事，决不会是我特别的嗜好。可是十一岁，我变了样。夏天，有一日，生小病，躺在三伯父房间，不能跟着堂兄弟出去玩，正在无聊时候，看见枕头底下有一本石印小说：《薛仁贵征东》。那是三伯父新借来看的，他看到第四回没有合拢来，卷成一筒塞在枕头底下。我拿起来居然看得懂，虽有许多字，例如“这”“那”“呢”“吗”之类，在经书里未曾见过，但这故事我听人说过许多遍，戏台上也常演，不懂得的字是能够猜出意思的。我一口气看下去，当夜很晚才睡，第二日再看一日就把四本小书都看完了。从此以后就缠着三伯父去借小说，以后自己买小说来看，买了许许多多的小说，都是章回体的。从此以后对于小孩子游戏我都不感兴趣，因此一天比一天同堂兄弟和自己的弟弟疏远了。
　　小孩看小说，现在是很平常的事情，当时别处也是平常的。但在我们那里不平常。十一岁孩子看小说，而且看了许许多多小说，手不释卷地看小说，外面做热闹，演戏，不出去看，宁愿躲在家里看小说，——我们县城内外没有第二个，因为在小县里，读书人家是互相认识的。不久之后，我就成了藏书（小说书）中心之一，大人们看小说的，也来向我借书。
　　小说给我开辟了另一个世界：非现实的，想像的世界。我如此沉迷在这个世界之中，以致忘记了现实的世界。这就造成了，而且发展了我的弱点：沉默，短于世故，孤僻，落落寡合。小说使我没有朋友。儿时游戏的伴侣已经离开了我，学校同学也不了解我，因为他们并不看小说，或没有看那么多的小说。他们大都只看先生教过的或指定的书。但是他方面，小说使我不满意于现实，于我们那个圈子的生活和理想，于人们给我安排的前途，因之对于神圣的道统发生了怀疑。这不满，这怀疑，不过藏在心里罢了。我对于老庄哲学的偏好，以及中学毕业后想远走高飞，以及主动主张远赴法国（这是我第一次出主意支配自己的命运，以前一切都是父亲替我安排好的，此次父亲虽然不反对，但也不热心促成），——也许就是这个心境的外露罢？
　　应当说：我看的并不限于小说。起初自然是看小说，后来由小说到笔记，到文集，到诸子，到史部。总之，都不是先生或同学教看的书。反之，凡是先生或同学介绍的书，我都怀了成见不屑去看，或者当作应尽的义务勉强去看。所以我的一切知识大多是从自学得来的，我把学校看做供给食宿和闲暇的处所，甚至认为学校教育没有用。现在想起来，这是偏见。看的书既然与人不同，性情，嗜好，思考方式也就显得与人两样，虽然不愿与人冲突，没有一个仇人，但也不能与人融洽，没有一个朋友。外表上，我是迟钝，麻木，无所可否的一个人，但我过着内心的生活。如果不是处在这个时代，那么在现实世界折磨之下，想像力就会渐渐衰退了，渐渐同那些没有想像的人谈得投机了，于是也懂得世故，善于酬应，同周围一切融洽起来，书呆子习气渐渐免除，历练相当时候一样也会学得办事才干，结果继承了祖父和父亲，在小县城里当一名小绅士。
　　幸而五四运动救了我。我说的不是打章宗祥的，罢课游行的，抵制日货的，爱国的五四运动。我说的是请赛先生和德先生打倒孔家店的五四运动。同梦魇似地压在我身上的孔子道统被我踢开了，连带着做这道统补充品的老庄哲学也被我抛弃了。从此我只过着一种生活，我所行的只是我所思想的。而这是经过严肃思考和内心斗争而达到的，并非为了趋时和从众。
　　这个斗争过程并非一日二日的事情。从写日记骂陈独秀起到完全接受陈独秀的见解，中间经过了几个月，直至读过胡适的《哲学史大纲》后，一切怀疑才消失了。到了法国后虽然觉得人家样样比我们强，孔夫子究竟敌不过赛先生和德先生，但总觉得有一种“国粹”，一种东方文化，一种精神文明，一种神秘的东西，是西洋所没有的。这种东西，我认为包含在周秦诸子学说里面。因为在中学曾读过一本书，仿佛说佛教不如我们的老庄杨墨；至于哲学，即西洋理学，虽苏格拉底，柏拉图，亚理士多德，比起我们的先哲来，也不过是一知半解罢了。胡适告诉了我，诸子学说就是哲学，都可以用科学方法去整理，去研究，其中许多问题，西洋哲学不仅讨论过，而且更有进步。这种“国粹”已经失去神秘性了。

　　在巴黎住了一个星期。十二月十五日，我们三十几个福建学生就由华法教育会派人送到圣日耳曼中学来。圣日耳曼离巴黎四十五分钟火车，坐电车一个钟头也可以到。那里有个王宫，古时法国国王常在那里居住，路易十四就是在这宫里出世的；现在改做博物馆。王宫和城市都在高岗上，俯视塞纳河以及河彼岸的平原。巴黎来的火车开到对岸须卸下好多节，然后添加一个机车在后面，帮助前面的机车，把火车从隧道推向高岗去。上面就是这条铁路的终点。车站旁边就是王宫，而隧道上面则是连接于王宫的花园；花园并不很大，但沿着河滨山岗有一条很长的箭道，箭道尽处是个大森林，古时国王行猎的地方。整个圣日耳曼本处于森林旁边，从车站穿过市街，经过我们的学校出城去，也有大路通入森林的。每年春天休假日，巴黎人常来此踏青。我们来前三个月，协约国才同奥国在这王宫里签订了和平条约。
　　我们食宿都在学校里。学校特开一个大寝室给我们住，一个膳堂给我们吃饭，一个教室给我们读书。除了法文以外没有其他的功课。法文先生当过兵，打过仗，据他说杀死过好多德国人。他是个十足的沙文主义者。法国同学年纪都比我们小，生活完全同我们分开。有三个塞尔维亚人，两个阿尔巴尼亚人，一个波斯人，也住在学校里，但他们是同法国学生一起上课的。
　　福建学生有一种一时拆不开的关系，即是陈炯明派了一个人从漳州护送我们上船，我们第一年的官费由他领来直接汇给巴黎华法教育会，我们自己的钱也是交给他代汇，所以到巴黎后全凭教育会办事人支配，我们没有选择自由。教育会把我们全体（除了一个女生）送到一个学校来。圣日耳曼中学是临时交涉的，校里以前没有中国学生，此次一来三十几个，除了一个外江人外，都是福建人。但一个多月以后又来了三十几个人，那是各省都有的。
　　福建学生对于外江学生采取排斥态度。几个同乡在一处常常拿外江学生当作嘲笑对象，以此引起别人的反感，认为福建学生是“野蛮的”。野蛮不仅是粗暴之意，而且是不开化或文化程度低下。有一个湖南学生发表了这个意见，给福建人听了去，群来质问，几乎要动武。但福建人并不团结。三十几个人分为汀州派和漳州派，漳州派中又分为东党和南党。党派斗争在广州香港时候就开始了。船上为了选举学生会闹了许多别扭。进了学校把戏更多。这种以乡土为分界的党派斗争，发生在学生里面，似乎是很不可解的。但这有客观根据。首先，言语不同。旧汀州府属各县学生，都说客家话，只有一个或两个能说漳泉话。旧漳州府属学生则没有一个能说客家话。两方面只好借“官话”交换意见了。其次，更重要的，是所受教育不同。汀州学生受的是内地中学教育，同我所受的差不多，注重国文，教国文的是些老先生，他们总有些线装书知识；漳州学生受的是通商口岸中学教育，教会学校式的洋场教育，教国文的也是些西装革履少年，他们恐怕不教《古文辞类纂》。汀州学生有理由视漳州学生为浅薄的，漳州学生也有理由视汀州学生为落后的。例如汀州学生大多读过《原道》的，他们看见我的箱内有《庄子》和《老子》，晓得说里面有反对圣人的话，因为韩文公提起过。漳州学生则没有这个联想。他们看见我的《白香词谱》，硬说是白乐天著的。但两处学生都不知道龚定庵是谁。漳州学生称我做“博士”，因为我带了线装书来。他们很看不起线装书，汀州学生则没有这个成见。在这斗争中，我是旁观者。我不是汀州府人；也不是漳州府人，而是夹在两府中间的龙岩直隶州人；论教育，我是同汀州学生一样的，但我不会说客家话，我可以说漳州话。我的一个同乡既会说客家话，又会说漳州话，有个时候同漳州人一起反对汀州人，有个时候同汀州人一起反对漳州人，两派斗争，他也造了许多原因。有一次不记得为了什么问题两府学生在课堂里演全武行，我则躲在角隅观看。校长写信到华法教育会去，现在的党国元老张浦泉那时在巴黎，他亲自到圣日耳曼来解决这个问题。
　　外江学生在另外一个课堂上课，他们带来了许多新书，新杂志，但也有线装书。他们并不因为我们野蛮，抛弃我们。他们同中古基督教传教士一般向野蛮人说教。福建学生渐渐地也闹起“五四运动”来了。在福建本土似乎也是此时（一九二○年春）才有“五四运动”传到的，因为国内的同学们纷纷有信来讨论新潮流问题。有一封信写了别字，把“新潮流”写做“新条留”。
　　写白话文，谈新文化，虽成了时髦，但府际斗争仍继续下去。到了暑假，华法教育会存款完了，一切归我们自理了，联系福建学生的线索才拆开，而各人自寻命运去。这些人后来怎样，我知道得很少。其中有一个曾在我以后走到共产主义来，但经过打击后又回到他的父亲替他安排的命运去干光耀门楣的事业了。
　　暑假以后我同两个同乡仍旧留在圣日耳曼，此处既无中国学生，我们就跟着法国学生上课。物理，化学，数学，我在中国都学过了；法国史地，学了没有大用；法文读些古典著作，也没有兴趣。到了寒假，我就离开圣日耳曼到巴黎东南二个多钟头火车的墨兰去，那里也有一个中学，也收中国学生，但我不进学校，而另外租一个房子住着，自炊，自学。墨兰是个省城，风景没有圣日耳曼好。
　　暑假没有离开圣日耳曼，是为了存款不多；寒假终于离开圣日耳曼，则是为了存款将罄了。
　　大战以前，中国使用的墨西哥银元，每元可兑二个半佛郎。一九一九年，维尔塞和约签订之年，我们在香港时，每元可兑八九个佛郎。次年，佛郎大跌价，每元可兑至十五佛郎。我们到巴黎时，华法教育会派的招待员，四川人吴铁生先生，同我们说：“现在生活昂贵，巴黎每个月生活需要三百佛郎了。”接着，他又说：“但是三百个佛郎不过中国三十块钱，这点钱在上海也是不够生活的。”但我们在圣日耳曼每月纳费平均一百五十佛郎，膳费，宿费，学费，洗衣沐浴费都在内。这是华法教育会替我们一次缴纳的。其他费用则自己掏腰包，但也是隔若干时候向教育会支领一次。一九二○年年底，我的存款不够缴纳次学期学费，只好离开学校了。我们，我和其他两个同乡，希望自炊时候每月开销能更节省些。墨兰离巴黎远些，生活程度更低些。我们每人住一个房间，我住的是顶楼，有老虎窗对着运河，每月房租三十五佛郎；有一个同乡住二楼房间，每月房租四十佛郎。房租是大宗支出，其余是很省的。我们每月每人共总只用一百佛郎，一切都在内，理发，沐浴，洗衣，邮票，也在内，惟有衣服，书籍，交通，医药等费用在外。但吃的是很苦的。真是“三月不知肉味”。我们废除了早餐。其他二餐是面包，洋山芋糊，有时炒卷心莱，那是特别的享受。不过用的是猪油，不是橄榄油。至今还记得面包是一佛郎又三十生丁买一里弗（半公斤）。三个月之后，实在熬不下去，才隔几日吃一次肉，其他支出也增加了些，但每月决算也就增加百分之三十了。墨兰城跨塞因河两岸，我们有一次在河边散步，遇见一个病容满面的中年中国人，通了名姓，方知他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曾琦。他来这里养病，生活条件比我们好多了。他从此成了我们的朋友，互相拜访，同作郊游，借了好多期《少年中国》给我们看，又抄了好多首七绝诗请我们批评。我也抄了几首诗词请教他。他曾写了通信发表在中国什么报上，说法国俭学生每月生活一百佛郎就够，即合中国六七元。勤工俭学生看了这个通信大骂曾琦混账。他们不知道是我们几个人作的孽。
　　当时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办的《新世纪报》早已不出版了，但都尔城的汉文印刷所还存在，每周出版一个刊物，同上海小报一般大。我记不起这报名，但记得编辑人是太玄周无。他也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是曾琦的朋友，曾琦常在那个铅印报上写文章。有一篇文章也许是曾琦写的，曾把当时在法国的学生分成三个“阶级”：官费生，半官费生和自费生，勤工俭学生。前者好比资产阶级，后者好比无产阶级，半官费生和自费生则好比小资产阶级。我们和曾琦都是“小资产阶级”。
　　当时有个统计，举出各类学生的数目及其百分比。我现在不记得了，但记得勤工俭学生人数很多，远超过前二“阶级”学生，约有三千人，本部十八省，除甘肃以外，都有人，最多的是四川人和湖南人。这些学生大多数是各地五四运动中活动分子或领袖。他们一定是同我一样，想飞，想走出本省，甚至本国；但也一定是同我一样没有“翅膀”去飞。“勤工俭学”的呼号，绝不是对着旷野叫喊的。他们大都集中在上海候船，也有集中在北京或保定的。在我以前已经有二批或三批人出国了；在我以后出国更多批数。这个潮流，一九二○年秋天似乎停止了或衰微了。
　　衰微的原因是事实打破了理想。法国各地中学固然开放大门让中国学生进去，因为究竟是一笔有利的生意；但法国工厂并不开放他们的大门。战争停止尚未满二年，法国已经闹不景气了，工厂正要裁人，那有位置来容纳这些黄面孔的劳工？勤工俭学生们把带来的一点钱读了几个月书之后，便真成为“无产”阶级，不得不到华法教育会来请求救济了。间有极少数人能找得工厂位置，大多数人则每日领二三佛郎津贴，吃面包和开水。有一部分人住在会所里。会所本名“华侨协社”，教育会是协社的一个单位团体，听说是一位有钱寡妇为了同情中国，捐这幢屋子给华侨团体，我到巴黎第二日，协会欢迎会中这位太太曾上台演说。华侨协社离巴黎二十分钟火车，与有名的“豆腐公司”相距不远，在（Lagarenne—Colombes）镇盘特街（Rue de la Pointe）三十九号。我所以记得这般清楚，因为三年多通信都是在那里转的。这是一幢三层楼小洋房，立在一个小花园当中。但此时地窖里住满了勤工俭学生；花园搭了布篷，篷里也住满了勤工俭学生；花园树枝间拴着绳索，绳索上面晾着衣，裤，袜子，被单。喧哗吵闹引起了隔壁邻舍联名请求警察局干涉。某办事人有一次训话说：“邻舍告我们中国人不爱干净。谁敢说我们不爱干净呢？抽水马桶板上潮了，后来的人就不肯坐，只肯蹲；板蹲破了，后来的人索性站在地下撒尿；马桶间腌脏了，后来的人索性站在房门口向里小便；房门口也潮了，现在的人索性在走廊里小便了。”这是得之传闻的。我常去华侨协社，那里马桶间虽不很干净，但不如所传之甚，至于走廊，则无大小便痕迹。
　　勤工俭学生都是国内闹学潮的健将，即所谓“丘九”。现在既然工不能勤，学无从俭，一股怨气自然要找个地方发泄。李石曾已经回国到北大当教授去了。他的朋友刘厚首当其冲，遇了许许多多麻烦。当时刚到法国的蔡元培和吴稚晖曾出席会议解决这些麻烦问题。
　　这些名人到法国来，是同运动法国退还庚子赔款问题有关系的。他们计划拿退还的庚款在中国另招一批学生去；勤工俭学生则很有理由控告他们，说他们当初提倡勤工俭学，目的就在运动退还庚款，现在目的达到，就把利用过的工具丢弃了。
　　有两个斗争必须提起来说。
　　一是“二八运动”，发生于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仿“九一八”，“一二八”，“八一三”之例，应当说是“二二八运动”，可是当时通称“二八运动”。这日各地勤工俭学生约齐到巴黎来向中国公使陈箓请愿，提出几个要求，结果被法国警察驱散了。
　　一是“里大运动”。这年秋天，那个海外中国大学已经办成功了，校址是里昂城对河小山上圣伊涅伦炮台改造的；吴稚晖率领的一群学生已到法国，或者已经进学校里去了。勤工俭学生被人抛弃定了。一日，里昂城警察很惊讶地看见火车一批一批载来许多中国学生，他们都到河那边山上装修中的炮台去，进去之后就不肯出来。但不久，警察就晓得怎么一回事了。他们把这炮台包围起来，把里面的中国人作成了俘虏。几日之后，法国政府下令把这些俘虏驱逐回中国去。
　　这两个运动，我都没有参加，因为我不是“无产阶级”，我是“小资产阶级”，如曾琦或他的朋友所说的。
　　里大运动之后，一部分捣乱分子驱逐出境了，勤工俭学生气焰低降下来，同时不景气似乎好转，工厂渐渐能容纳黄面孔的工人，全盛期的群众运动已成过去了。
　　但在此时，我自己则从“小资产阶级”降落为“无产阶级”；同时——有内在的联系么？——不仅从民主的思想，走到社会主义的思想，而且从社会主义的思想走到社会主义的行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