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郑超麟 -> 郑超麟回忆录 岁时记 元 旦元旦，继承除夕，仍是一家人团聚的日子；不出去拜年，也没有亲戚朋友来拜年；如果住的是大屋，同分了家的兄弟、堂兄弟等等合住的，则各家互相拜年，首先向长辈拜年。元旦这天不劳动，连大家的丫头也不劳动。劈柴，挑水，扫地，都是前一日做好的。连除夕夜里换下来的衣服，元旦也不洗。烧火，煮饭，洗碗，这一类劳动还是要做的。 元旦全日素食，一般都较简单。小孩子一律新衣、新帽、新鞋袜；大人即使不换新衣，也要穿平时最讲究的衣服。小孩子吃着除夕的赏赐：红柑、面鱼；拿着压岁钱去买鞭炮，拆开药线，一只一只放。十几岁的少年，以及二十几岁的青年，无论已婚未婚，都去外面大路上和空地上赌钱。县官禁赌，但初一至初五这五天内不禁，由此至元宵也不严禁；家长也默许子弟赌钱。好子弟和不学好的子弟，平时是泾渭分明的，这几日内便聚在一起赌钱了。路上赌摊最流行的赌法，是所谓“八面”，官文书上称为“小花会”。用牛角制成一个八面形的陀螺，绕着竹质轴心旋转。八个平面各刻一个人名，都是“花会”中人，四面红的是：“太平”、“吉品”、日山”、“合同”；四面白的是：“音会”、“有利”、“上招”、“月宝”。摊主捻动陀螺，使之在一只瓷盘内旋转，然后用一只瓷碗盖上。赌客则把钱押在木盘上写着八个人名中的一个人名。陀螺不转后，摊主揭开盖碗，，朝上一面的人名就决定输赢。押中了的，摊主就赔；押不中的，摊主就收。我不记得押中一文钱赔几文钱（似乎押中一名的，一文钱可赢六文钱；押两名的可赢三文钱；押四名的可赢一文钱），但总是对摊主有利的。也有人把赌注押在两个人名中间的，押中时只赢一半；也有人把赌注押在四个人名中间的，押中时只能赢四分之一了。算法很合理，除了根本有利于摊主的一点以外。这种赌法，今天总有人知道，可以补充我的遗漏。 “八面”之外还有牌九、押宝、骰子，这是路上的赌。较有身份的人则在家中玩纸牌，即所谓“叶子”，这是旧中国很普遍的赌法。各地“叶子”形式差别很大，我们那里通行的大概是一种特别的形式，像棋子的形式，有将、士、象、车、马、炮、卒，又有福、禄、寿、喜四色，这种纸牌都是龙岩人开的纸店卖的。铁儿馆是私塾，过年时没有学生，我的父亲就把大厅腾出来，招他的朋友玩纸牌，摆了两三桌。辛亥革命后，麻将牌兴起，纸牌就没有人玩了。 元宵以后照例是禁赌的。但麻将牌不在禁内，大小绅士终年打麻将，一般市民有时也打麻将。人家说邓炳知事也在衙门内打麻将哩。传统的赌钱，元宵后也未曾禁绝。时禁时弛，习以为常。不过这是那些赌徒的事情。我们县里居民有一种特别的成分，没有正当职业，专靠赌钱过生活，土话叫liu giao，liu是“流氓”，giao是“赌徒”。这种人发不了财，也无产可破，但生活还是过得去的。他们聚集在赌场周围。赌场设在后巷口，城墙边，经常有二三十人围着一个中心。我不敢挤进去看。那里总是大声叫嚷，有时打架，某次还杀死一个人。凶手，我认识，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人，他从绑腿中拔出一把尖刀，刺进对方的腰里而自己逃走了。这种公开赌场是有差役或亲兵受贿保护的。赌客除那些赌徒自己以外，主要是街上的店员和溪上的船夫。 正月初二则是走亲戚的日子。女婿带着外孙这日来拜年，岳父家一般要设宴款待。朋友相互拜年也是从初二开始的。主人待客一般是“冰糖茶”，即茶杯里先放冰糖块，晒干的黄豆芽和生的芫荽叶子，然后从茶壶倒人茶水。不知道元旦如此敬客含有什么意义。我的父亲的朋友，这几日来我家总要过足烟瘾，大家见面都是很客气的，没有争吵；即使有什么事情交涉，见面也不提了。有一年，我听父亲说：古人所谓“尧天舜日”也不过像这样的日子。 自然，我所说的是一般地主人家过年的生活，包含商人在内，他们虽非地主，但先世是地主，仍要模仿地主过年，也包含从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提高了经济地位的家庭在内，他们也要模仿地主过生活。一般人家，平时虽然贫苦，总要积累一点钱好好过年的。 但仍有一部分人不能那样过年。我说的不是乡村的人，那里的情况我不知道。我只说城里人。元旦一早，就有乐工分成几队，一队四五个人，分头到有钱人家去奏乐，无非吹唢呐，敲锣鼓，来时说些恭喜庆贺一类的话。主人照例送红包给他们，他们又千恩万谢到别家去吹打了。有时一个乐队刚走，另一个乐队又进来吹打。主人仍须送红包给他们，不能拒绝他们进来。我们小孩子都听腻了。一次，三伯父教训我们：你们这些小孩子，有新衣穿，有鞭炮放，可晓得那几个敲锣打鼓的小孩子等着今天的红包去买布做衣服吗？ 初一至初四，一般店铺不开门，但那些卖香烛鞭炮的龙岩店是开门的，本地的糕饼店也有几家开门，卖面鱼。一种发酵面粉做的，用木模印成鱼形的甜饼，有巴掌一般大，用炉子烘熟的。给小孩的食物，红柑之外就是面鱼。为什么一律做成鱼形，想必又有什么故事。 迎 佛正月初五，街上店铺一律开门营业了。恰好这日开始“迎佛”。小孩子快活自不用说，大人也不放过这个热闹的场面。 迎佛是有组织的。每个寺庙有一笔“基金”（不是钱币，而是田产，由专人保管，正月迎佛就是由此“基金”供给费用的）。 迎佛队伍，随各庙菩萨而规模不同。一般是：一队旌旗走在前面；接着来的是“戏坪”，即一块大木板，四周有矮栏杆围着，中间扎着石头、花木之类，二个至四个小孩子坐在花石下面，装扮戏曲人物，大体是才子佳人之类。四个壮汉抬着走，“戏坪”多至十几个至几十个；“戏坪”后面还有“大鼓”，那是从祠堂和大宅搬出牛皮鼓来装扮的。大鼓上面只能立着一个小孩子，扮成英武的人物，小孩子身躯捆在一根立柱上，外面看不出捆迹。四个壮汉抬着“大鼓”走，另有一个人则用鼓槌边走边打鼓，背后有七八个小孩子敲锣，同鼓声相应，十分雄壮。鼓上的小孩子最常见的是扮成达摩、僧人打扮，满腮胡须茬子，手执禅杖，同鼓声锣声相配合，显出一种刚健的美。我相隔近七十年还清楚记得。漳平县的牛皮大鼓是远近闻名的，外县也有人来坂尾乡定制，与竹帘同为本县特产。县里特设一种税，叫做“鼓捐”，专收制鼓的手工业者的产品税。大祠堂以及一般大中住宅都有一只鼓，每逢初一、十五早晚敲打。上面所说的随鼓的锣，不是普通的锣，本地人称为“钟”，声音比锣更洪亮，因为更大更重，中央突出一个比鹅蛋更大的东西，锣锤敲打在这个东西上面。我在外地也见过这种乐器，但不知道正名是什么。小孩子不能一手提着，一手敲；都是将一个长竹片绑在背后，将锣挂在竹片头上，左手扶着挂绳，右手敲击的。“大鼓”不是每次都有的，即使有，也不过二三架而已。有时还有“镇马”，即小孩子扮成戏中人物，骑在马上。有时还有锣鼓队，那是私人组织起来参加队伍的。以后就是“佛亭”，即木制而油漆精美的轿子，菩萨坐在里面，八个壮汉抬着，一个人持着小华盖在前面引路。我们小孩子最爱看佛亭“起攲”。走到一个比较空阔的地方，引路的人掉转身来，拿华盖对着佛亭转几下，然后回头快跑，八个壮汉也抬着佛亭快跑追赶他，他再转过身来，八个壮汉也转身向后快跑。如此反复了三四次，大家都说“菩萨起攲”了，意思是说：菩萨显灵，表示他快活。少时，家里流传我的一个笑话，即某日我在饭桌上曾说：“吃肉会起攲，吃菜尾不会起攲。”佛亭后面就是本地头面人物手执一支香跟着走；再后面就是那些还愿或报恩的人，持“铳”放炮。所谓“铳”，就是一根木棍，顶端装着铁炮，先塞一段药线（导火引线）在铁炮底上小孔内，再从腰里拿下盛火药的牛角，把火药倒进铁炮膛内，塞紧，然后用香头点燃药线，轰然一声。 正月初五迎观音，这是全县城的保护神，规模相当大。观音庙，大家叫做“观音亭”。这是一个特殊的建筑物。北门外有条水沟相当宽阔，平时流水不多，大雨后北面群山的水都由此流出，甚为壮观。漳平人不知何时采用了特殊的架桥方法：用很多又阔又长的石板架在水沟的两岸，就在这些石板上盖起了观音庙，庙门前做行人的桥梁，桥梁上面也有瓦顶遮盖，旁边还有石凳供人休息。这是一个大工程，值得留下做纪念的。不知今天还存在吗？观音亭平时香火很盛，所以每年迎佛，规模很大，但不是最大的。 正月初六迎东门仙妈。但从我记事时起，这日迎佛就废了。东门仙妈宫仍旧存在，宫在东门外，宫门直对城门，我去东门外玩时常进宫里看看，香火还是有的。一次我还看到菩萨座前挂着新的帷幕，上写（或绣）“三山弟子某人敬献”字样，可见连福州人也来拜这位菩萨。但为什么废止迎佛呢？ 正月初七迎上三公，正月初八迎下三公，正月初九迎城内三公。这三天的规模都不大，上三公比较好些。县城内外同时有三个三公庙，一连三日迎接三公出巡，这“三公”究竟是什么神呢？我少时听说，“三公”是三个劳动人民，他们看见九龙江上险滩很多，不能通航或通航危险，于是号召众人去打通航道，结果成功了，后人为了报答他们三人做的好事，便立庙供奉。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供奉三公是为了崇德报功，而非出于迷信的。上三公庙门前有一座大石碑，据说上面记载此事，三人还是有名有姓的。我没有看这石碑，不知确否？不知此碑尚在否？现在还来得及考证这件事情。应当组织力量去访问老人，特别访问老船夫，去调查别处是否有三公庙，去参考其他志书有无关于“三公”的记载。如果我所得传说是可靠的，那么重建三公庙是没有意义的，应当建立一个“三公纪念馆”，犹如都江堰纪念李冰父子一样。 我近日得到一本道光老县志，复印的。我希望能够从中查到“三公”的事迹。可是翻检一下，只找到了三个三公庙，却找不到“三公”本身来历。“上三公庙”下注“道光十年重修”，“下三公庙”下注“道光元年重修”，二者都注“在桂林坂”，“三公庙”下注“县坊”。 正月初十迎大帝爷。这是迎佛的高潮，规模最大的一天。大帝爷宫称“御行宫”（县志作“御兴宫”），在县西北城外，即陈玉鸣“拆城”的下面。大帝爷，据说原是个医生，乐善好施，人民为了他救死扶伤，感念他的功德，尊之为神，塑像膜拜。不知何时被封为“宣封大帝”，人家说这个“菩萨”特别“灵验”。去朝拜的人很多，香火鼎盛。我的母亲早晨起就阵痛，但长久产不出来，于是把大帝爷从城外“请”到城内家里来，供在大厅上，不久“同身”（即神汉）就跳起来，手挥宝剑，从大厅跳到产妇的房间，我就生出来了（不是呱呱坠地，因为闷久了，哭不出声）。但从我懂事时起，我在正月初十迎大帝爷这一天，我家并未提供什么节目，我的家长也没有去跟随佛亭。 正月初十的迎佛，比其他日子，队伍至少长三倍。不仅后坂洋人为自己的保护神提供节目，而且城内四门，城郊各乡都送了节目来。因为御行宫的菩萨十分灵验，报恩者多。 正月十一迎坂尾仙妈，正月十二迎坂头顶仙妈。这两日没有初十热闹，但比初七、初八、初九三日热闹得多。因为三公庙不过动用基金而已，仙妈宫则除动用基金之外，还可调动本乡居民为自己的保护神出力。 仙妈是什么神，我不知道，总是有来头的。每年正月初十，我去大帝爷宫看队伍准备出发时，总要遇着一个十几人的小队伍，从北郊方面走来，静悄悄地，作远游归来的装束。人家说，他们是替坂尾仙妈宫去远乡某山头“割火”，今日才回来的。可见那个山头的仙妈宫是原始的仙妈宫，而坂尾、坂头顶、东门三个仙妈宫不过是“分宫”罢了。我不能希望县志告诉我本县人民崇拜的仙妈的来历，因为县志连三公的来历也不告诉我们，何况“淫祀”。但县志记着坂尾有显福宫，坂头顶有龙兴宫，似乎就是这两个仙妈宫。 我上了中学以后，某年正月十一去坂尾看迎佛，那里有我的中学同学，他们邀我去。我看见国会议员刘万里，手执一炷香，同坂尾的其他头面人物一起，有说有笑地跟随仙妈佛亭行走。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迎佛前一二天，“同身”跳起来了，说仙妈要刘万里跟随佛亭。刘万里于是照办。 城内外迎佛是不过江到坂尾去的，也不到坂头顶去，到校场圩就折回来了。但坂尾和坂头顶迎佛则须到城里来，游遍全城。 正月十三迎城隍公。这是一种特别的迎神。队伍并不长，花样也不多，但很严肃。因为城隍公是正式的神，写入《祀典》的。城隍公和知县平起平坐。按规定，每月初一、十五知县都要去城隍庙行香。漳平县城隍庙是本县最大的庙宇，如果永福方面没有更大佛庙的话。 迎城隍，虽不热闹，却是严肃的。大家不把城隍公看成普通菩萨一样。佛亭前有个仪仗队，高擎十多种兵器或刑具，令人生畏，这是以前几日迎佛所没有的。队伍中似乎也有人扮演无常、判官及其他鬼卒。 正月十三就结束迎佛了。在城内，迎佛必经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由西门至东门的弯弯曲曲的大街，另一条是由东门沿城墙边通道，经过南门直至西门。一般是先走第一条，再走第二条，但由东门进城的队伍，先走第二条，不走第一条。 迎佛队伍，除上面所说几种节目外，还有人把家藏古玩摆在八仙桌上，如小屏风、香炉、盆景花瓶之类，两个壮汉抬着走；也有人穿起戏装，抹白鼻子，打打闹闹，在队中行走，不过有粗绳子围着这批人，不让人混人。八仙桌上的古玩摆设，一般都是按传统排列的。例如，一架玉石小屏风放在正中间，两帝放着花瓶，前面放着香炉，以及其他的古玩。一次，不记得迎什么佛，养奇先生布置一个八仙桌，上面只有七八件古玩，稀稀疏疏地，毫不对称，使见惯那些传统摆设的人觉得新鲜，但也有人不以为然，因此发生了一次小争论。 漳平县的迎佛总是在正月上半月举行的，但也有例外。据长辈说，我出世以前好多年，本县曾举行一次迎“郭圣王”的盛会。郭圣王庙在校场圩，关帝庙的南边，我少时去过，已经破烂不堪了，但曾盛极一时。据说，那年不是正月，迎佛时菩萨尚未出庙，前队旌旗已经到达浮桥头了。郭圣王是泉州人，在泉州受到狂热的崇拜。我的父亲的一个朋友，在我少时曾去泉州朝拜郭圣王，那个乡村知道他是为此而来的，便盛情欢迎他，免费招待他食宿。我想，从福建省志可以查到这个凡人怎样成为菩萨的，为什么远离泉州的漳平县也要为他立庙？道光县志中无郭圣王庙记载，可能建立于成志以后（泉州或是永春之误）。 一九一0年平时的迎佛，倒是我亲历的。这年第一次流行鼠疫，①县城内外死了不少的人，县里头面人物于是决定迎天宫山观音来祈禳瘟疫。秋天，我随祖父和其他的绅士到坂头顶一片沙滩上迎接从雁石开来的船上的观音佛像，送到北门外观音亭供养。几日之后举行迎佛，盛况不减于正月初十的迎大帝爷。我家也提供了一个节目，就是“镇马”。那日，我被打扮为一个古装书生，右手持一个算盘，骑在马上，游行了一整天。据说扮的是《何文秀算命》。 ① 漳平传人鼠疫始于一八八八年。 为了表示虔诚，这一类节目总是自己的子弟扮的。至于一般“戏坪”、“大鼓”，则扮演的人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每日获得微薄酬劳，午饭吃一顿点心。行头、道具、雇工、酬劳等等，大部分是住在中水门街一个祠堂的永春人承包的，但也有别人承包。我的事情就是东门太常陈家一个叫做“大王茂”的人承包的。马、戏装、道具、打扮、照料都是他一手包办的。我家付他多少钱，则我不知道。 迎佛是否限定于县城及其近郊呢？也不尽然。似乎以前每个大乡村都有迎佛。我们的老家和春乡是个大乡村，以前也有迎佛。迎的菩萨叫做“郑公”。和春东头一个小山上有个郑公庙，我少时曾上去看了一下，平时也有香火。可能是我们郑家的人把自己的祖宗当着菩萨来供养的。 基泰是个更大的乡村，也有迎佛。我少时常听人家嘲笑基泰人的一句话，叫做： bi lua lan yao yet，yanghut giang can chen，jiu mu lan doe hutding。 基泰人妖孽，迎佛行田塍，妇人随佛亭。 远郊的乡村，也有人为了看迎佛，住到县城亲戚家里的。 元 宵元宵没有什么特别的风俗。江西街有几家纸扎店，平时给人糊灵厝，糊金山、银柜，元宵前也扎了灯出卖，但买的人不多。晚饭时桌上比平日丰盛些，晚饭后小孩子就是放“天中箭”，即“火箭”，一种特制的爆竹，附有一根长麦秆，点着就冲上天空，发一点白光，再掉下来。 有些人这一夜带着小蜡烛去人家菜园里偷菜，偷一棵菜就在原地上点一支蜡烛。主人不会见怪。 元宵过后，一切生活就都上轨道了。私塾开学，商店消除了过年的气氛，农民备耕，手工业者正常劳动。 清 明清明前十日和后十日，是扫墓的时间。全国各地都是定清明为祭扫先人坟墓节日的。今天各地在这一日都要去烈士陵园举行吊祭仪式，中央政府还要派出官员去祭黄帝陵。 但漳平县有特别的风俗：正式祭墓，不是清明节，而是晚秋时节。地主以及一般有身份的人家，长辈死后必须营造正式坟墓来安葬，从相地、求山、定向、穿穴、立碑到墓前席地设宴款待戚友，要经历很长的时间，耗费很多的精神和金钱，然后才算完成了送终大事。否则下辈问心不安，也不光彩。所以即使家境不好，也要勉力去完成这件大事。许多人家，宁可将棺材寄存郊外的寮屋或暂时埋在某一山头，而努力奔走去筹措筑坟的经费。正式坟墓做好以后，每年在晚秋祭扫一次就够了，清明没有事情。惟有那些做不起正式坟墓的人家，或暂葬待迁的人家，才于清明节上坟供祭。两种不同时间的祭扫，究竟哪一种人家占多数，我很难下结论。 端 午四月初一晚上居民可以听到一阵鼓声，由远而近，于是无分男女老幼都站起来，跳几下，好像抖掉身上什么东西。大家说，这是“龙船鼓”，在鼓声中抖掉身上的跳蚤，就不会再有跳蚤了。这自然是迷信。却是流传了好多世代的迷信。 “龙船鼓”告诉人：一个月零几日之后“溪”上又要赛龙船了。我们小孩子只知道南边城墙外面那条大水叫做“溪”，进了学堂之后才知道那叫做“九龙江”，而每年五月初五赛龙船是为了拯救两十多年以前在湖南省汨罗江上投水自杀的一个叫做屈原的忠臣的。我们小孩子只知道溪上看赛龙船，十分好玩。五六条船，特别制造的，船身狭而长，两边各坐着十几个壮汉，上身赤膊，手中拿着一把桨，另有一人站在船头击鼓，又有一个人站在船尾掌舵，并排停在天主堂前的溪面上，一声锣响，群桨齐动，向着浮桥方面冲去。起初船头还是并齐的，不久就看见几条船开向前面，几条船落在后头了。于是两岸观众高声叫喊“快，快”！不到浮桥处，下水门前的溪面上，停着一条小船，不动，船上堆着花花绿绿的东西，首先冲来的船到这小船边就停下来了。小船上的“彩”是头船独得，还是分给后来的船，则我们小孩子没有兴趣去打听。 说是“龙船”，其实是没有任何装饰，更没有扎成龙形。人民虽然不懂物理学，但由经验知道，船上添加一件饰物，就要减低一分前进速度的。 参加龙船竞赛的，都是本地人，主要是近郊后坂洋、坂头顶、坂尾的青年农民，也有少数城内劳动人民。其中没有一个是“大工”，即职业的船夫。九龙江的船运，以漳平县城为界，分为上下两段。上段从雁石到漳平，下段从漳平到华崭（即华安）。两段的船，大小不同，但船夫几乎都是赤尾山人。他们不参加本县的龙船竞赛。，由四月初一的“龙船鼓”看来，五月初五的赛龙船是有组织的，即有“基金”（田租）的。近郊各乡青年农民，抱着为本乡争气的思想，四月初一以后就在溪上训练，到正式比赛那日一显身手。但农民不懂得“费厄泼赖”，往往在竞赛之中互相打架。 赛龙船是下午的事。这日午饭很丰盛，虽然不如过年，却有特别的情调。前几日要包粽子，前一日要用菖蒲烧水洗浴，当时要在大门两边挂菖蒲，小孩子额头上要用雄黄写一个“王”字，午饭时酒里也要掺一点雄黄。我们小孩子最活跃是节前几日去街上药店讨香末，拿来装香袋的。姐姐、姑姑替我们缝香袋，做成老虎的形式。香末不是买来的，是讨来的，药店有义务，免费供应小孩子索讨的香末。小孩子讨了这个店，又讨了那个店，甚至一天中向同一个店讨了几。次，店里的人想出办法，给小孩子指头上涂一点洗不掉的颜料，讨过一次就不能再讨了。 端午又是商店结账的日子。过年后向商店赊欠的账，这日要结清，但那同我们小孩子无关。 中 秋另一个结账的日子，就是中秋。 在中秋以前，有七夕。那只有一部分居民过的。妇女们准备几碟瓜果，夜间在空庭内、露天下、茶几上，祭牛女双星。瓜果中必须有一碟蜜饯桃仁。漳乎盛产桃子，每年端午节前后上市，并不好吃，但大家都吃，把桃核乱丢地上。此时，我们小孩子就奉了使命收藏桃核，让伯母叔母于七夕前敲出桃仁，用红糖熬制。祭星之后自然分给小孩子吃。关于穿针乞巧一类事情，只是当作故事在此夜谈说。 七夕之后不久就是中元鬼节了。听说有一部分居民采取什么措施，如在门外烧香点烛，陈列酒肴之类。有时放水灯（似乎是七月卅夜地藏王爷放的），从天主堂下面放下灯，木板上插着蜡烛，外加纸罩。小孩子都到溪边去看，可是水灯流到上水门时大多数已经熄灭了。我们以及大多数人家不过中元鬼节。 中秋节前后，大人闲谈中总要说，我们是八月十五过中秋的，但有些人家是十四过中秋，又有些人家是十六过中秋。据说，这里有“军户”、“民户”之分。我们是“民户”。但什么是“军户”呢？ 道光县志卷三第一页记明隆庆六年，漳平全县共有户数三千四百三十，其中六百零四户是“军户”，二千七百九十三户是“民户”，六户是“窑冶户”，二十七户是“匠户”。如此，旧时居民不仅有军民之分，而且另有“窑冶户”和“匠户”，虽然比率很小。有兴趣的人不妨去研究户口变迁史。大概有个时期各种不同身份的人家有各种不同的义务和权利，有各种不同的起源，后来虽然一致化了，但生活习惯仍未完全同化。不同日子过中秋就是其中之一。每年送灶君上天的日子也是不同的。大多数人家是腊月廿四，也有过廿三或廿五的。 中秋前几日，亲戚朋友互送月饼。漳平县制作的是潮州式的月饼。饼薄而大，直径有一尺或一尺以上的，普通也有七八寸。很少看见小月饼，最小的也比上海所见的广式月饼大得多。饼馅大都是红糖加冬瓜，饼皮很硬，一点不好吃。与其说是供人吃的，宁可说是供人送礼的。土纸做成袋袋，套着月饼，外贴红纸互相馈赠，收到的人又当作礼物，送给另一家人，最后当然吃掉；我们小孩子对月饼没有兴趣。 中秋晚上全家吃一顿团圆饭。如此而已。饭后也不讲究赏月。 私塾学生在中秋前几日要送“节敬”给先生。不是实物，而是红纸包着毫洋。端午前也是要送“节敬”的。 重 阳重阳前后，我们小孩子忙着放风筝。漳平人不是在春天，清明前后放风筝。而是在秋天，重阳前后放风筝的。放风筝主要是小孩子的事情，但大人也很热心，他们在小孩子背后当顾问，教小孩子如何扎竹架，糊纸头，扎绳子，如何看风色，放上天去。当时吹的是西北风，风筝总是升上东南天空的，因此城南地势最好，我们在家门口城墙上放，城外是大溪，没有山丘和房子障碍着风筝。住在城北的人就没有这样便利了。他们只好拿到西山或北山上面去放。大人，即二三十岁的人，有时自己也放。辛亥革命前最后一任知县，姓钟，山东人，有四个或五个儿子，大家叫他们“少爷”，常在街道上闲荡，秋天特别爱放风筝，而且特别爱到上水门城头上来放。他们玩的风筝不能同我们小孩子的相比。他们的风筝，糊得讲究，大型，而且做成动物，甚至美女形象。他们的绳索粗得多，而是用一个轮子放出，收回。有时风筝的拉力如此之大，我们小孩子会被风筝拉着走。下水门一带也有大人放风筝，也放动物上天，最好看的是一条大蜈蚣在天上飞腾。放大风筝时，还可以把一吊鞭炮挂在绳索上，鞭炮药线绑着一支香，不知怎样，鞭炮和香会沿着绳索升上去，直至风筝那里，香燃到时鞭炮就在空中响了。 我们上水门小孩子玩的风筝，都是自己扎，自己糊的，只有两种形式：一种叫做“鱿鱼”，即是一个正方形，一个角朝上，相对的角周围则挂着五六个长纸条，放上天空，动摇不定；另一种叫做“牙牌”，即做成“吕”字形，整个说来是一个长方形，下面不需挂纸条，放上天空，比较稳定。我们的绳索都很细，母亲、婶娘、丫头，事先替我们搓好的。我发现，上一辈比我们更重视风筝，我的三伯父房间墙上挂着两个风筝骨架，都很大，一个是蝉，另一个是蝴蝶，可是没有一年曾见三伯父把骨架糊起来，放给我们看。 “登高”只是斯文人的事，而且不是斯文人中普遍的习惯，也非年年如此。我记得，有一年，我的父亲烟榻的常客约定九月初九去西山登高。多数是秀才，少泉先生和养奇先生在内，但有一二个不是秀才。大家到西山高明寺去，在寺的大殿上铺下鸦片烟榻。和尚殷勤招待。对着这批秀才，和尚不敢不招待，事先有了通知。我不记得一顿午饭是和尚备的，还是城里私家厨子挑了去的。大人在庙里过足烟瘾，说足笑话，只有我们几个小孩子有兴趣，从庙攀上山的尖顶。 我有一首词回忆此游。其中，“啸傲烟霞，流连诗酒”二句是艺术性的夸大。所谓“啸傲烟霞”就是吃鸦片烟。所谓“流连诗酒”，“酒”是有的，但过足烟瘾的人对酒没有多大兴趣；“诗”则纯属虚构。并非秀才们不会作诗，他们要做五言律的试帖诗，才能考取秀才，但他们平时不作诗，科举废除以后更不会去作诗。总之，我未见本县文人写的一首诗。——后来去龙岩读中学，却知道龙岩县的秀才们常写诗，知道他们结为诗社，春秋佳日常去郊外分韵赋诗。我曾见我们的学监连天锡先生案头上有一本自抄的诗集，叫做《留删诗草》。 漳平人登高或郊游，总是上西山去的，那里有佛寺，又洁净。也有人去玩东山，那里有莲花岩，有朱文公祠，有东山书院，但无人居住。民间又流传东山出鬼，因为东山是乱葬岗。外地人客死漳平的往往葬在此山上。相传野狗从浅葬的坟墓拖出尸骨。有人打赌，谁敢夜里上东山去，在朱文公祠前举起火把为信号，就可以得到多少多少钱，结果没有人敢上去。北山就是佛儿隔，那里也有建筑物，祀什么菩萨，我曾陪母亲去烧香，母亲在那里“听卦”，即是在山顶上偷听山下行人说话，以卜吉凶。山前面有点坡度，可以拾级而登，山背后则是直起直落的，下面就是北面乡村来城的大道，行人不绝，最适于“听卦”。没有南山，除非把溪对面的山叫做南山。 祈 禳重阳节过后，城里就热闹起来了。“四隅”（即四门）轮流做祈禳。一次做七八日，四隅共做一个月左右。每次大同小异。 首先要选择一个大宅子作醮坛。西隅醮坛总是设在洪厝坪永福陈家的祖祠；北隅总是设在太史第；东隅设在何处，我记不清楚，似乎在大夫家庙；南隅则时常改变，有时设在上刘祖祠，有时设在下刘祖祠，有一年设在中水门内西边一个大宅。祠堂不住人，腾出来做醮坛不困难，但大宅住满了人家，怎么能腾空呢？然而没有遇着障碍，因为这是好事，屋子做了醮坛会得到菩萨保佑。此外，只借用大厅、两庑和门厅，左右辅屋仍可住家。有一年，我的祖母要祖父去争取把醮坛设在上水门东边我们郑家祠堂。这个祠堂虽有两进，建筑形式也同普通祠堂一样，但住了人家。祖母的希望没有实现，出于其他的原因，决非由于那里的住户反对。 醮坛用纸装饰起来，五颜六色，很好看。东西两庑的房间也布置得很好看。我记得，有一年洪厝坪醮坛布置一个客厅，椅子上坐着一个纸人，同真人一般大，大厅上挂着三宝佛像，和尚在供桌前面跪拜念经，当地头面人物则在和尚背后跪拜。院子里，高墩上，立着一尊纸扎的韦驮像，金盔金甲，手执金刚杵，十分威武。 和尚是从永福什么寺庙请来的。那时，二十世纪头十年，即我懂事的时候，永福还有两三个寺庙，有和尚住持，能承接佛事，城里的人从中选择一个寺庙聘请那里的和尚来做佛事。居仁里方面，除西山高明寺外，没有和尚能做佛事了。而高明寺里的和尚，不知为了什么，城里人看不起他们。有一次，东山莲花岩来了几个和尚，四处化缘，把破损的房子修复起来，我曾去看过，可是不多久，又无人居住了。东山脚下有个二层楼的房子，住着一个和尚，人家说他很有钱，每年坐轿子下乡收租，但不作佛事。观音亭也有和尚住持，也不作佛事。辛亥革命后，高明寺和尚只剩一二个，地主家里“还库”时，他们才从相识的俗人中勉强凑成一个班子来应命。永福里寺庙和尚比居仁里保存得长久，似乎可以解释为永福里耕地更多，地方更大，因之封建生活保持得更长久。但基督教传人也是永福里先于居仁里的。西门外福音堂的牧师，我少时所见，都是永福人。是否可以解释为永福里比居仁里更早发展资本主义呢？自然，不能如此机械地应用历史的唯物论。 在旧中国，僧道并称，但我少时只知本县有佛寺，却未闻本县有道观。这就是说，本县没有正宗的道士，即没有那种蓄发、留须、长袍的道士。道教还是有的。城内外居民中有一种称为“师爷”（念为sai ya，以别于衙门内的“老夫子”，那就要念为si ya）的人，同普通居民没有分别，照样种田，做工，经商，照样娶妻、生子。但人家请他去做“道场”时，他就穿起法衣，挽起高髻，髻上套着一件什么东西，用簪子插紧，手持一个锡制的号角，有时吹着，有时舞着，口中念念有词，其中可以听出“太上老君”一类的字句。富人家里为了还愿，有时请“师爷”来“禳精神”，那就不是来一个两个，而是一次来五六个，一律穿了法衣，舞蹈，唱歌，旁边还有一人打鼓。我们小孩子更喜欢看“师爷”作法事，因为和尚只念经，不跳舞，也不唱歌。和尚衰微了，“师爷”倒兴旺起来。辛亥革命后，富家“还库”请不到和尚，有些人便请“师爷”来家里作法事。“师爷”有另一套做法，与和尚不同。当时大家叫做“师爷偷吃和尚饭”。辛亥革命后，北门街上还开了一家“师爷店”——一开间的店面，里面挂着老君或别的什么神像，像前放着香案，“师爷”穿着法衣，替乡下来的大娘做什么法事。 奇怪的是“祈禳”、“打醮”，都是道教的名词，《水浒传》有个回目就叫做“张天师祈禳瘟疫”，《红楼梦》说“在清虚观打三天平安醮”，为什么城内四隅做祈禳、打醮不请师爷却请和尚呢？似乎因为“师爷”是不见经传的，是冒充道士的，有需要考证一下漳平县的“师爷教”起源于何时，同正宗的道教有什么关系，其他的县份是否有“师爷教”的活动。 醮坛里，和尚在念经，善男信女在跪拜；醮坛外，空场上，则戏班在临时搭起来的台上演戏。台下人山人海。日场之外尚有夜场。做祈禳最吸引入的是演戏。四乡的人纷纷来到城里看戏，白天看不够，夜里再看。回不去的就住在城里亲戚朋友家中。那时，城里人家，不分屋子大小，都要在墙内院子里立一根长竹竿，上面挂着灯笼，照耀着墙外的道路。 看戏，是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没有封闭的戏院，戏台是搭在露天空地上的，看戏的人都站在空地上。有时县官老爷要来看戏，那就要在观众背后，较高的地方，安排几把靠背椅子。县官来时台上的戏就要停下来，插演“跳加官”，即一个戏子，身穿古官服，头戴假面具，手持奏板，跳了一阵，不说一句话，最后展开一个轴子，双手斜擎着，上写“加官进爵”四个大字。县官随即叫衙役拿箩筐装着铜钱，倒在戏台上发出响声。然后恢复演出。这种场面不常看见。看戏是免费的。 我少时，漳平县已无本地戏班了。听说，以前有个和坪人组织的戏班，称为“子弟班”，已经解散。还有一个“老生”，去外地戏班，有时也随外地戏班回来演戏。据说，他在外地演《沉香闹学》中的刘世昌，演完之后观众不肯散，一定要他再演一出。 到漳平来的戏班，演的是“潮路戏”；有时也有演“饶平戏”的，唱腔、音乐与潮路戏相差很远，本地人不欢迎。“潮路戏”演出汉戏，唱念都用“中州音”，斯文人都能听懂。妇孺也都知道戏中的故事。演戏那几日许多人家都在谈论戏中的故事，以及演技优劣。戏班从来没有直接从潮州府来，那些评戏家时常引为憾事。他们说，潮州有“四大班”，演得如何如何好。他们历数几个有名的演员，我只能记得其中的一个叫做“阿胶”，是演花面的。他们时常感叹，漳平县何日能请到“四大班”中的一个班。一九一五年秋我考进龙岩中学，这年十月或十一月间龙岩人请了一个潮州名班来演戏，我的父亲是个戏迷，走了一百二十里路到龙岩县来，一面看我，一面看真正的潮州戏，以满足多年的愿望。 来漳平的，是几个客家人组织的戏班，我忘记了班名，它们是学习潮州班的。我们小孩子只晓得看故事，大人则要评论演技和扮相。辛亥革命前后，龙岩人苏家组织一个新班，叫做“新梅花”，到漳平来，与客家班竞争，有时在一个空场上搭两个台，唱“对台戏”，有时在两个不同空地同时演唱，以观众的多少定优劣。往往龙岩班获得胜利。这时那些评戏家见面就有谈不尽的话了。我同别的小孩子常常在上午不演戏的时候，跑到戏班住宿的地方去，多数是寺庙，人们在殿上搭地铺睡觉，五分冬夏都要挂帐子。那些演员，在戏台上生龙活虎，有挂白胡子老气横秋的，有插着雉鸡尾威武雄壮的，他们的面孔，我们都看得很熟，但在住宿地，我们看见，他们也都是小孩子，才十五六岁、十七八岁，比我们不过大三四岁而已。我们看见他们也是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的，但是在台上他们能够演出那么动人的戏！我们都很羡慕他们的生活。就在那几年，有一个富家子弟居然跟着一个戏班走了。自然以后还是失望回来。长大了，我不记得在哪一部西方小说中看到了类似的故事。 每年做祈禳时，演戏达到高潮，但并非说平时不演戏。每年二三月间，县城内外就开始演戏。城内，在城隍庙演戏，那里有固定的戏台。请戏班的钱，是大街上的商店付出的，他们借演戏招徕四乡的农民来城，繁荣生意，不愁收不回付出的钱。城外，则在溪对面上三公庙前演戏，那里空地大，常常可以搭两个戏台。请戏班的钱，是“大工”（即上下游的船夫）拿出来的。上游，从雁石、白沙到县城是一班“大工”；下游，从县城到华崶（或溪南）又是一班“大工”。那几年货运很多，两班“大工”收入不少，总之比农民和手工业者多得多。他们拿出一部分收入来报答本行业的保护神。九龙江船夫的保护神，不是龙王，不是妈祖，正是“九龙三公”。城里的人，白天是渡船去看戏的，晚上则除摆渡外，回来城门已关，还须攀竹梯，付竹梯费入城。如此辛苦，看戏的人还是很多。 冬至前后，有些祠堂祭祖时，也请了戏班来演戏。“人戏”之外，还有“柴头戏”，即提线木偶戏。价钱便宜得多。没有“人戏”时候，“柴头戏”也有人要看，尤其我们小孩子更爱看“柴头戏”。我少时还看过罗坪班的“柴头戏”，以后只能看龙岩班“柴头戏”了。 戏台锣鼓响，醮坛的和尚念经和厅堂装饰就没有人爱看了。祈禳最后一夜就反过来，吸引戏台下的观众。纸扎的韦驮以及其他六七个纸扎的人像（都是《封神榜》人物，其中有托塔天王李靖），都要等待和尚做法后焚烧，而最精彩的还是竞攀孤台这个最后的节目。在空地上用四根很长的杉木搭一个高台，台顶约有四层楼高，平板上放置各种食物，原是施舍给“野鬼”的。佛事结束时，和尚在台下念了经，于是四个壮汉便各据一根杉木，迅速攀上台去，先到台顶的人就可占有那些食物了。在攀缘时，台下观众不断欢呼。我们小孩子特别感兴趣，因为他处看不到这样的一种竞技。 祈禳的经费，一定不少，都是居民捐钱出来举办的。东隅、西隅、北隅，居民更多，地主也多；南隅比较少，但南隅捐来的钱并不少于其他三隅，因为最热闹的街道在南隅，而上下游船夫也在南隅捐钱。南隅捐簿上第一名，就我懂事时起，都是我的祖父。捐簿的第一名叫做“缘首”，总是本隅内最有地位的绅士，他挂一个名，不见得捐出的钱比别人更多些。整个祈禳，则由“总理”调度。“总理”是推选出来的，旁边还有许多人辅佐他。南隅的“总理”一般是那些栈房的本地主人，他们供给上下游客商住宿，介绍生意，并同船夫熟悉。“缘首”不管业务，但若县官或衙役有什么麻烦，则由“缘首”去应付。如此规模的活动，从未发生什么乱子，捐款也很顺利。可见漳平县的群众之中也有人才，善于做组织工作。但有一个因素不可忽视，即这是同菩萨有关的好事，一切都要看菩萨的金面，钱是捐给菩萨的，热闹是做给菩萨看的，遇着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也须为菩萨而忍耐，争吵起来首先就对不起菩萨。我想，如果没有这个因素，如此规模的演戏、祭神、喧哗、竞赛种种活动，一定要发生乱子。 事实上，这是农业经济社会中，每年秋收之后居民们一种庆祝和娱乐的活动，集中在城镇上做的；城镇商人也借此机会推销他们贩运来应付市场旺季的商品。戏台附近也有人摆摊子，推销外国进口的货物，以至于外国的赌博，如打弹子、套圈子之类。 似乎辛亥革命以后，就没有再做祈禳了。 冬 至冬至前后，祠堂祭祖。那几个大祠堂，如大夫家庙，上刘祠堂，下刘祠堂，都是很隆重的，有时要演戏。有几个小祠堂，平时无人注意，此时也祭祖，仪式也算隆重。他们的子孙住在外乡，城内的祠堂平时关着或租给人用，到冬至前后才来城里祭祖。我们郑家，远祖祠堂在和春乡，每年须走二十里去祭祖，每次都要在那里熟人家中住一夜；城里有两个近祖祠堂，每年也要开祭，读祭文，但并非在冬至前后，不知何故。 正式的坟墓，一般在冬至前后祭扫（但也不尽然，有提早的，甚至有春天祭扫），与清明扫墓，将祭品挑回家来吃不同，秋祭总是在坟上烧来吃的。往往要请亲戚朋友一同去坟上吃，客人免不了要在坟前跪拜，主人也免不了要客气一番。生的或半生的祭品，挑到坟上献祭之后，就在坟边垒一个灶，挑来涧水，拾来枯枝，炒熟，然后席地而坐，举行野餐，别有风味。盛菜的，往往不用瓷碗，而用特制的红漆木盘。如果是远代祖宗的坟墓，又没有祭祀田租的，祭墓时各家就分别准备祭品送去，然后一起热来吃。我们郑家住在和春乡，十八世纪才有一支移居城内，不知为什么有几个祖坟葬在北门外山上。我们的坟山也在离城五里的地方，以致每年扫墓时和春乡的族人走了二十里路同城里的族人一起祭扫。 冬至正日，各家都吃“圆子”。先几日就要用糯米舂成细粉，到这一天全家动手搓成圆粒，其中无馅。食时，先用红糖、姜片烧汤，然后把“圆子”煮熟，放人糖汤内。虽不好吃，毕竟是一件新鲜的事，小孩子也快活。 除 夕冬至过后就准备过除夕了。 不记得在冬至前或冬至后，家里就酿酒。一般地主家庭，一年的酒都是自己家酿的，不到市上去买。媳妇怀孕，就要酿酒，准备产妇吃的鸡酒，以及满月时请客的酒。地主家里都有酿酒的工具，旧式蒸馏锅之类，也都有人善于酿酒。 除夕前约半个月，开始做三大果：糖果、发果、菜头果，都须舂糯米粉，都须用大灶、大铁锅，旺火来蒸。糖果就是糯米粉加红糖，调成浆，在锅内蒸。发果就是禾米粉（也许是面粉）加酵母，加红糖，调浆去蒸。菜头果则是咸的，糯米粉（一说是普通大米磨成的粉）调成浆后，加入萝卜丝、肥肉、盐、碱，特别要加入很多胡椒，去蒸。这些事情，我们小孩子都插不上手，蒸好也不能随便拿来吃。小孩子最感兴趣的是“馃探”。这个名词取得好。“探”者，试验之谓，馃浆调好，不知浓淡如何，过咸或欠甜么，发酵是否适宜，佐料是否足够，不能等待蒸熟之后再看，须先试验一下。糖馃探和菜头馃探，馃浆是在铁锅内用油煎熟来吃的，大人除了试验以外多煎一些给小孩子吃。这种油煎的馃比水蒸的馃好吃得多，尤其菜头馃。发馃馃浆则不能用锅煎，只能用茶杯盛着在小锅内蒸，味道不见得比大锅蒸更好吃。 十二月廿四送灶君上天要供祭，烧香，点烛，放鞭炮；除夕再接灶君回来。此时前后，城外溪边也常有鞭炮声，说是永春店和“大工”做“牙”（即供祭本行祖师）。 除夕要贴新门联，一些地方要贴“福”字，红纸，方形，尖角向上。又要买许多纸钱，拉开成串，挂在屋门和房门两边。这日，街上热闹得很。不管是否“朝圩日”，农民还是进城朝圩，而且不去校场圩，直接来到大街上。街上店铺忙着收账，家里的大人也为了还账而发愁。我们小孩子就什么都不管了，只知道明日母亲要给新衣穿，今夜有压岁钱可拿（祖父的，父亲的），又可得到红柑和面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