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匪乱”是农民反抗运动的一种方式

　　辛亥革命前后几年，漳平县没有“匪乱”。那时习惯上不说“土匪”，只说“贼”。那是传说的称谓。我少时常听大人说“安溪贼”。抢劫盐馆的贼是安溪来的，从华崶上水的货船有时也被拦劫，那也是安溪人干的。感化里（即今溪南），紧邻安溪，据说也有人去安溪合伙。清朝官厅惩治甚严，时常捕杀。在侦查中发现贼中有一头头竟是漳平城里人，名陈茂芝，家住东门，父亲是有身份的人，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大哥陈茂丰，同我父亲认识，我见过他几次。家里出了一个“贼”，不仅是一家人的耻辱，连全族人也觉得耻辱。太常陈家恰好是全县最大的最显赫的家族。于是，由他的父亲出面，设法把他骗回家来，缚送县衙，不久就被押去北门外草埔坪杀了头。此事轰动全县。我那时年纪很小，没有去看杀头，但听大人不断地谈论此事，所以至今记得。当时死刑只有杀头，枪毙是辛亥革命以后才有的。不错，在钟知县任上，我还看见“站笼”①，”被执行的四个贼，也是安溪人。

　　① 站笼，即立枷，是晚清时代发明的一种处死人的刑具。一个方形木笼，一人多高，笼顶是个平枷，圆孔恰好套在犯人的头上，初时，犯人脚下是垫着砖头，口鼻可以呼吸。过了一个时期，砖头就撤去了，于是犯人悬空吊着，无法呼吸，不久死去。那时杀头是要刑部批准的，站笼则不需批准。犯人家属宁愿站笼，可得全尸。

　　地主阶级是同“贼”对立的，即同农民阶级采取的一种极端的斗争方式相对立的。武昌起义，各地响应之后，有远见的地主倒不关心有无皇帝的问题，他们关心的是农民暴动。一天，我听父亲和客人谈话，不知道怎样谈到了太平天国进攻漳平县的故事。我的曾祖父是一个大地主，据说是城里最大的地主，听到风声，便带领全家逃到我们的老家和春乡去了，好多乡人是他的佃户。他们夜间南望县城，看见红了半边天。太平军攻城失败，逃遁走了，全家人平安无事地回到城里来。我的父亲感叹道：“那时的乡民毕竟厚道，今天就不行了。”当时我不理解父亲的感慨。我看见从和春乡来的族亲，对我的祖父和父亲都很恭敬；每年我们去和春祭祖时住在族亲家中，他们也好好款待我们。一旦有事，我们全家逃去和春，住在他们家中，他们难道会换一副面孔么？
　　不久之后，县里就得到情报，说有个大乡村，农民杀猪会众，商量如何挑空箩筐进城，把富家的东西挑回来。这个情报未必可信，但人心惶惶，大家不是害怕外国人派兵占领我们领土，不是害怕宣统皇帝登宝座，讨伐叛乱，不是害怕北兵南下，骚扰居民，也不是害怕“安溪贼”远来袭击，害怕的是近郊和远郊的农民。城里办起了团练，四门各成立一队，每日操练。有一次在县立小学门前的广场上开大会，养奇先生演说。又有一次在教场练习实弹射击，我们小孩子都跟随着看热闹。经费是县衙门拿出来的，教练是一个外乡人，队员则都是本地人，并非流氓赌棍，但有好多沾染了流氓习气。有枪支，有时发了子弹，但武器如何管理，则我不知道。大约有二百个队员。后来，因农民没有什么举动，城里治安没有什么恶化，以及我们不知道的其他原因，这个团练的队伍就无形解散了。
　　民国四五年，我上中学的时候，漳平县乡村才又紧张起来，但农民不是采取群众进城抢劫富家的方式，而是采取另一种方式。和睦里（即今新桥）有个农民（或小地主）叫林智山，团结了周围的农民，不知怎样搞到了几条枪，便拒绝交纳钱粮，进而拒绝衙门派来的差役入境，起初只保卫一二个乡村，后来几乎整个和睦里都在县政权统治之外了。那时的知事是湖北黄陂人邓炳，前清秀才，很能干，是福建督军李厚基任命的，穿的虽是长袍马褂，但威风不减于七品知县。他派了两个差役去和睦里办案，被林智山的部下打死了；他请来了一队兵去进剿，自己坐轿子督战，兵打了败仗，自己驻在一个路亭内，几乎被俘。那时我在龙岩中学读书，这些事情是放假回家后才听人说的。还有其他围剿和反围剿。总之，林智山在和睦里站住了脚，而且一度占据了宁洋县城。有人看见他在宁洋县衙门发号施令，一个漳平人谢信友做他的秘书，听他使唤。我认识谢信友，他是我的父亲的同案秀才，家住江对面，山下一座旧房子，我随父亲去过几次。
　　林智山站住了脚，于是别的人起来仿效。他们都有枪，有队伍。有些是独立的，有些是依附林智山的。奇怪的是这些头头，每个人姓名的第三字都是“山”字。养奇先生爱说笑话，一天对陈寿山说：“你赶紧改一个名字吧，否则人家要把你当作土匪头子！”那时不说“贼”而说“土匪”了。
　　“匪区”渐渐扩大，从和睦里扩大到感化里，甚至扩大到居仁里（即今城区及附近各乡）离城不远的几个乡村。但我在家时，永福里没有“传染”到。
　　林智山是否打家劫舍，绑票勒赎，我未听说。但近城乡村的“土匪”则是打家劫舍，绑票勒赎的。漳平北门外有个放高利贷的土财主，家住在观音亭边，屋子粉刷得雪白，一天夜里被人破门进去绑走了，以后不知费了多少钱才赎回来。和春乡有个地主，是陈寿山第三个媳妇的父亲，也是夜里被人破门绑走的。陈寿山打听到这帮土匪的底细，于是设计在约定交付赎款的地方把人救出来，而且捉了土匪头子，但这是例外。这类事情发生多起，连城里的有钱人也恐慌起来了。我家一个族叔也是一个富人，家住小院子，此时特别开辟一个门通到多人聚居的大屋子来，以便半夜听到大门响动时可以溜走。但城里毕竟未曾发生破门绑人的事情。
　　又是养奇先生说的笑话。当时邓炳知事严禁鸦片烟，常常派亲兵冲人人家把吸鸦片的人带走。街上的人知道是“捉乌烟”，就不管了。一天，养奇先生说，如果土匪扮作官兵二三个人，到同春店门口把见龙先生捉去，只要说“捉乌烟”，就可以大摇大摆走出北门外去了。李见龙是同春南货店大股东，本县商会会长。但那时的土匪毕竟没有这个胆量。
　　城里的富人也搜集土匪的情报。我知道两件事情。某村姓李的族人请了一个“军师”来家，款待得很好，向军师学习如何进行工作。某村迎接一个贵客，据说是广东“孙仲山”派来的，农民不知道“孙仲山”是什么人。我当然晓得，这不是“孙仲山”，而是孙中山，即孙文，辛亥革命的领袖，此时正在广东活动，反对袁世凯死后的北洋军阀政府的。由此可见，民国四年以后漳平远郊的土匪活动颇不简单。自然，不一定是孙文直接派人来组织的，多半是一些野心家利用孙文之名在北洋政府统治薄弱的地方组织武装力量，从中获利。
　　邓炳知事看见武力进剿无效，便采用招抚的办法。我不知道最大的林智山一股是否就抚，但毕竟有几小股是就抚了的。有一股溪南土匪，匪首是当地一个戏班内唱花旦的戏子，招安后住在县城，不知担任什么职务。他的名字叫做“乌骚贝”。一夜，我在中水门街上新开的面店吃面，一个三十岁上下的人也走进店里来吃面。有人偷偷告诉我：“这就是乌骚贝。”土匪头子受人注意，唱过花旦的土匪头子更加受人注意。我也接触过另一股受招安的土匪，那是在一九一八年，我们几个中学生要去龙岩上学，但去雁石的路不平安，衙门派几个携枪的兵护送我们。他们都是本地人，自言是新受招安的，其中一个还告诉我们，他进过新学堂，随即唱了当时学生常唱的《湘江三贤》歌。我未曾接触的还有几股。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北宋时的歌谣：“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这些小股土匪，招安后“官”虽不大，但似乎也未曾被官方骗去杀死。
　　我一九一九年离家以后，就不知道林智山及其他几股土匪的下落了。当时让城里的富人寝食不安的林智山，现在的漳平人连姓名都不知道，至少我看到的几篇有关漳平县现代史的材料都未提到林智山姓名。
　　农民在反抗地主的阶级斗争中，采取了“股匪”的方式，如果不是迅速发展为广大的群众的运动，那就容易蜕化而为野心家所利用。所以我在家的最后几年看见的几股土匪接受招安，绝不是偶然的现象。那些小匪首并没有做大官，但后来的卢兴邦、陈国辉之流，还不是放大的“乌骚贝”？这些大匪首难道比北洋军阀派来的和黄埔军校出身的带兵头头更能造福于农民大众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