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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实味冤案平反的余波
王凡西
〔编者按〕
王实味（1906-47），文艺作者及翻译工作者，是中共党内最早因思想问题而被公开残酷斗争，最后秘密冤杀的著名人物。1942年，在中共第一次整风运动中，王实味在延安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批评中共某些官僚作风，被中共指为「反革命」、「国民党特务」、「托派」，开除了党籍并且囚禁起来。1947年中共在国民党军队压迫下撤出延安，王实味被押解到山西，根据中共中央社会部的命令，被秘密处死。中共「改革开放」后，王实味的妻子刘莹开始争取为王实味平反。加上各方人士的努力，到了八十年代的中期，平反已经大致不成问题。在官方新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的注释中，已经说：「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那时中共还没有正式为王实味平反，是因为他所谓的托派身份，似乎在一位真正的托派领导人王凡西（他是王实味在北京大学的同学，二人曾属于同一个中共支部）的回忆录中有证据。这个情况让远在英国的王凡西知道后，他特地写了《谈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一文，发表在香港的《九十年代》月刊上，说明回忆录上有关的原文不甚确切，实际上王实味从未参加过托派组织，只曾经是托派一个同情者。此后，1991年2月，终于由中国公安部正式给王实味平反。在有关的文件中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刘莹虽然不完全满意，但接受了这个决定。她在争取平反的过程中，为了证明王实味不是托派，曾在发表过的申诉材料中说了一些不合事实而且伤害王凡西和陈其昌（早已去世的另一位托派）的话。对此，王凡西本来想写点东西加以辩白，终于没有写。最近，已达95岁高龄的王凡西把有关这事的日记一则抄录寄来给我们。我们为了保存史料，决定把它发表。
日记一则（1994年5月1日）
王凡西
翻阅前些时子春剪寄来的一篇文章：《生命的光华与暗影——王实味传》（黄昌勇作，见一九九四年第一期《新文学史料》杂志）。文章写得不坏，态度极公正。其中引用我写的《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一文的好些段落，引用得也很信实。此文对王实味冤案的彻底平反；对毛泽东、斯大林罪恶的文艺政策的充分揭露，都大有好处。只是作者摘引王实味夫人刘莹于一九八五年七月向中共有关方面提出的「申诉材料」，其中提及王实味与陈其昌和我的来往情况，却使我感到很大的失望与痛苦。在《申诉》中，刘茔把其昌和我都说成说谎者。说为了「别有用心地达到他托派宣传的一丝目的」，我「完全对王实味撒谎」，隐瞒自己的托派身份。同时又说我为了筹措一笔钱来给妻子生产，需要王实味帮忙翻译托传，却不告诉王实味托洛茨基是什么样的人，直到王实味译完「二章」之后，刘莹才知道译的是托洛茨基自传，此时她才劝王实味不要再译。对陈其昌，刘莹说他隐瞒托派身份，而且连自己的地址都不告诉他们，因此引起了他们的怀疑，不久搬家，「从此与一般同学和熟人断绝了来往」。
这样的「申诉」，目的显然要说明王实味和两个托派朋友有过的一点点关系，是完全受了欺蒙，是不自觉的。等到知道了那二位老同学的托派身份，便立即主动与那二人割断一切关系。
为了给丈夫洗冤，为了争取他的彻底平反，王实味夫人作了如此「申诉」。她的这份苦衷，我能够了解，也多少能够原谅。只是，把王实味的，同时也是她自己的二位老同学，形容得如此不堪，怎能与王实味当年在延安所作声明，即在他遭到批斗前后，仍然说那二人的「人性是好的」这个事实相调和呢？
说王实味译完了托传二章之后，仍然不知道托洛茨基的政治立场，必须等到夫人给他提醒，他才知道托洛茨基是什么样人——这，未免把王实味的政治知识与认识说得太糟糕了。
刘莹所说的一些「事实」，完全与事实不符。也许除了上面所说的「苦衷」外，还因年份隔得太久，记忆失真吧。本想给《新文学史料》的编者写一封信，纠正那些不确之点。转念一想，算了。更正信人家未必会登，如果注销来必然让这位受够了痛苦的老妇人心中再添若干隐痛。
「身后是非谁管得」，随它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