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王凡西 论中国第三次革命中斯大林派胜利与托派失败的原因 第三次中国革命（注1）胜利（就其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意义说）到现在，已经快24年了；但是据我个人所知，关于这次革命胜利的原因，尤其对于中共何以胜利，中国托派何以未能胜利这样的问题，在国际朋友中，却一直不曾有过充分研究和满意的解答。 愈来愈多的人同意：中国革命具有仅次于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但是人们对于中国革命经验的注意和研究，却远远不及过去对于俄国革命所发生者。这实在是一件抱撼的事。 在过去20年中，中国托派曾经写过许多文章，谈到他们对于有关中国革命诸问题的看法。可惜因为文字上的隔阂，其中最大部份都不曾为外国同志所知悉。 彭述之因为有幸生活于国外较佳的环境中，更有幸获得一些外国朋友的帮助，以致成为唯一的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能够将自己关于中国革命的意见告诉国际朋友，能够将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拿来和朋友们讨论。 但是非常不幸，他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和他从中所吸取的教训，根本不能代表我们大多数托派的意见。他的许多意见是错误的，他的一贯立场是偏右的；而更为不幸的是，他对人对事的态度总是从个人出发的。他通过他的夫人，借用他夫人的名义，企图将整个中国托派运动的史实，虚构成一部彭氏个人“永远正确”的光荣史。 为了让人能正确地知道中国革命的经验，为了让国际同志能从这个经验中取得正确的教训，也为了让大家知道中国托派的可信的历史，我们必须设法打破这个言语的障碍，和全世界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直接讨论一些问题。 在这一篇文章里，我主要将针对彭氏意见，讨论中国革命的教训，讨论这些教训和今后世界革命战略的关系。至于有关中国托派运动的真相，特别是以彭碧兰名义所写二文（《回顾我和彭述之共处的年月》与《中国在游击战问题上的真正教训》）中所虚构的事实，除了本文后面附录的几封信札之外，本文不拟涉及，我将以专文来另行讨论。 从一个事实谈起要谈中国革命的教训，必先指出一个事实：当中国的第三次革命主要中共领导或控制之下，并且主要以军事斗争形式（内战），在1946-1949年期间，彻底击溃了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取得了最后胜利之时，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无一例外地，不认识这个事实的意义。他们不仅在事前与当时，而且在事后很久，都不能与不愿承认中国那时所完成的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 这实在是一个难于令人相信的事实。20余年来一直为中国第三次革命而努力的一个政治团体，他们天天盼望着革命的来临，天天要促成这个革命，可是当这个革命真正来到时，他们却连认都认不得它，竟拒绝去承认它。 为甚么会发生这样奇怪的事呢？ 一句话，由于革命者的思想大大落后于革命事变的发展。 第三次中国革命的来临及其胜利，无论就革命诸力量的结合说，就革命斗争所采取的形式说，或者就革命所经历的过程来说，显然都和国际托派，特别和中国托派长期以来所怀抱的许多见解和期望相违反。 依照我们的传统想法，中国第三次革命的主力必须是城市工人阶级，其斗争形式一定是工人与城市的劳苦大众在一个革命的工人政党领导之下，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配合广大农民的土地斗争，以此汇合成一股全国性争民主的革命巨流；其斗争过程则多半是革命先在大城市（特别是上海和南京那样的经济和政治中枢）中取得胜利，先推翻国民党的中央政权，建立全国性的革命政权，然后由它发动或联合农村的武装队伍，去和那被打倒而未被消灭的统治集团进行或长或短的内战。 这样一幅革命远景，深刻地形成在中国托派的心目中是由来已久的了。 可是后来事实上在中国曾经发生的却采取了如下方式：第一，将国民党的军政统治彻底击溃的那个主要力量，就社会成份来说，是农民而非工人。工人阶级直至革命军队在全国胜利为止，政治上始终消极，组织上始终涣散；第二，领导农民去取得胜利的，依当时我们之见，并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而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党，它们斗争的形式始终以武装斗争为主，以工人、学生和其它民众的种种斗争为辅；第三，革命的过程主要表现为长期区域性的内战，表现为地方性的革命政权和全国性的反动政权之间的内战，其结果是内战的军事胜利产生了全国性的革命政权，并非因全国性革命政权的建立而开展了内战。显然，这里的事实与我们的预见之间是极不相符的。 中国第三次革命的发生、发展和胜利，既然与中国托派一向想象的方式和公式如此不符，他们当然要陷于深刻的矛盾中了。陷入这样矛盾中的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要想从这个矛盾的痛苦解脱出来，唯有在下面的两条道路中选择其一：或者继续确认传统看法是唯一正确的因而拒绝承认客观所发生的事变是一种革命；或者，承认中共的胜利代表着革命的胜利，因而虚心检讨自己的立场。 当中共胜利之前与胜利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所有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都选择了第一条道路。大家都坚持自己对革命的整套看法，都否认中国所发生的是一种革命。不过同中也还有异：在消极的否定革命这一点上虽然一致，但在积极地企图了解这个“非革命的”事实的性质上，却大不相同。粗略言之，可以说，曾经有过两个态度，三种看法。第一个态度是：不承认中共胜利是革命的胜利，但承认这个胜利使中国的政治与经济方面发生了质的变化（郑超麟同志和我等等都采取这个态度）。第二个态度认为中共之战胜国民党，无论在那一意义上都不曾发生质的变化（彭述之等）。至于那三种看法呢，第一，认为新的中共统治代表着国家资本主义（郑超麟）；第二，认为这个新统治实际上在形成着一个新的阶级——一个集体主义的官僚阶级（笔者）；第三，认为新旧统治的更迭不过是以暴易暴，二者都是资产阶级性的。（彭述之） 郑超麟同志的国家资本主义见解，曾经发挥在一本小书中，直至1952年12月被毛泽东的特务捕去之前，他不曾公开改变这个主张。不过在1950年10月由笔者起草的政治纲领，以及1952年11月同样由笔者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超麟同志却都曾表示同意的，而这两个文件的基本精神则既已和“国家资本主义说”不符，也和“集产官僚主义说”异趣，因为它们都从一个前提出发，即都肯定中共所领导的那场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是一场革命，我们基本上拥护这个革命。 笔者停留在“官僚集产主义”的解释上并不久。当我起草上述两个文件时，便已不满足这个新的观点了。首先在实践上，接着在理论上，发现了这个新看法的错误，我便公开承认这个错误，公开放弃了这个错误看法，公开说明我起初采纳和后来放弃的经过和理由，同时，我又公开检查了我们传统立场的正确与不正确的地方，并公开说明了今后中国托派应该坚持甚么和应该改正甚么。这一切都曾记录在1958年油印的“思想问题”中，这里不多说。 在客观事实的重压之下，彭也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看法。大致说来，其过程如下： 1. 1950年1月，当中共军队不但违反彭所作的“必败”预言而节节胜利，而且已经在整个中国大陆完全打败国民党军队之时，彭宣布国共内战已到了“决定阶段”。对于中共建立的新政权的性质，他郑重地做了决议，说：“所谓‘人民民主专政’，或工农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实际上便是建筑在依靠农民武装的小资产阶级妥协基础上的，一种赤裸裸的邦拿巴特的军事独裁。此种独裁政权，不论将来再经过甚么‘人民代表大会’的伪装，其资产阶级的性质是决不会改变的。”（见1950年1月17日彭起草的“对中共统治中国后的政治决议”，加重圈是我加的——山。） 2. 1951年11月，彭开始看出中共的胜利“不但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巨大的，甚至是划时代的事实，而且在远东乃至整个国际关系上都引起了深刻的变化。”他承认这个胜利是一种“畸形的革命”，承认“我们对中共之胜利地夺取政权是完全没有估计到的”；但他同时强调“在国内战争中，我党所采取的基本路线，对中共的基本路线，也是正确的。”“即在中共开始夺取政权后我党所提出的政纲（见1949年我党“致中共党员的公开信”及1950年1月我党中执委会员所通过的“对中共统治中国后的政治决议”）与国际第七次执委会所通过的政纲也差不多。”总之，他强调过去的一切主张基本上都仍是正确的，特别强调他关于中共性质与中共政权性质的“正确看法”：前者是“农民小资产阶级性的”，后者则是“资产阶级性的”。（以上引文均见彭对国际书记处所作的报告。） 3. 1952年5月彭认为有“新的事实”使他相信中共已从一个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党变成为一个含有“双重性质”的党；中共的政权也已由“不可改变的资产阶级性质”改变成为“双重性质”了。（见彭对第四国际所作报告的“几点补充和修正”。） 4. 自从他指出“双重性质”后，便不再给我们指出那个“双重性质”如何变成“单一性质”的过程。在他以后的文字中，彭就干脆称中共为官僚堕落的工人党，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畸形的或官僚化的工人国家了。 彭对中国革命看法的改变，其态度显然与我们的大不相同。他所关心的主要是自己的“面子”，他苦心追求的是如何将事实扭曲来迁就自己的“一贯正确”因此，不管他改也好，不改也好，人们从他那里是得不到任何真实教训的。 我们传统立场中的第一个错误——对中共性质的认识—— 真想改变，真想把错误改变为正确，首先得老实与清楚地承认我们过去错了甚么。在主观的认识方面，依我之见，我们首先得承认我们以往对中共性质的看法是错了。我们不承认中共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而认为它是一个代表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这是我们一大串错误认识的根源。因为从这个前提出发，我们无法解释何以中共这个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会坚决领导一支农民队伍；何以它竟能在革命的形势中坚决地以武装斗争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统治被推翻之后，何以它竟能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更何以能实行生产手段的国有化等等带有社会主义革命性的措施。 我们过去怎样会对中共的性质有如此看法呢？这个看法到底错在那里？ 彭述之说：这个看法源出托洛茨基，我们不过遵从他的教导罢了；至于那个看法的本身，他说，除非有人能举出充分的事实与“正确的理论”来说服他，他始终认为是正确的。 这里且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和理论。 说托洛茨基首先“判定这个党（中共）已由工人的党逐步堕落而变成以农民为基础的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彭所根据的是托洛茨基在1932年9月22日写给中国反对派的信（《论无产阶级与农民战争》）。 在信里，托洛茨基诚然说过：“中国的史大林派……从无产阶级那里跑到农民那里去了。他们担任了俄国社会革命党还是一个革命的政党时代担任的任务。”他又说过：“党在事实上是和它的阶级脱离了。”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说甲政党担当了乙政党的任务，并不等于说甲乙二政党代表着同一阶级的利益。说某一政党脱离了它的阶级，也不等于说它不再代表，更不等于说它永远不再能代表它的阶级。而更重要的，这通篇文章是在事先研究农民斗争发展后和工人阶级可能发生的关系。作者所着眼的主要是未来的可能，而非当前的事实。对于史大林派的看法亦然。所以托洛茨基在同一信中说： “官僚的中央派和中派一样，是一个没有独立的阶级支柱的。但是在他作反布尔雪维克——列宁派的斗争时，不得不乞助于农民及小资产阶级，使他们和无产阶级作对。这样，两个共产主义的小派别，史大林派和布尔雪维克——列宁派的斗争，其本身将具有一个内在的倾向，转变为阶级斗争。中国革命事变的发展，会使这种倾向达到一种结局，就是史大林派领导的农民军队，和列宁派领导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之间的国内战争。 上面这段文字极其清楚，托洛茨基绝对不曾断定当时中共已经是一个“农民及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他十分明确地说中共是“两个共产主义的小派别”之一。“倘若”中国的史大林派在未来的反布尔雪维克——列宁派的斗争中，“乞助于右派”，“乞助于农民及小资产阶级”，那末中共便不将是“共产主义内部的小派别，而变成阶级基础不同的敌对政党了。”这里显然是从假设的情形出发，显然是指出未来的前途。所以接下来托洛茨基说： “虽然，这样的前途是不可避免的吗？不，我并不以为如此。” 可是彭述之却把托洛茨基有条件的与可能的前途硬说是对当时已经发生的事实的肯定了。 再说，托洛茨基这封信写于1932年9月。可是凡是稍稍知道第四国际历史的人都知道，一直要到1933年7月，托洛茨基才第一次提出要为建立新党与新国际作准备。在此之前，全世界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不管是否已被共党开除）始终自认为共产党内的一个派别，始终承认共产党（不管怎样堕落）还是能够由改良途径而回复到健全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个组织。然则托洛茨基又怎能在1932年9月便断定中共已变成“农民及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呢？ 可见彭企图叫托洛茨基负起我们对中共认识错误的责任，显然是出于一种有意或无意的曲解，不符事实。 至于中共在其长期的存在中（至少自1933年至1952年），是否实际上是一个代表农民的政党呢？在事后的检讨中，我认为不然。关于这个问题，我在“思想问题”上谈得很多，下面是其中的一段： “使我们倾向于否定中共之为工人阶级政党者，曾经为了两个情形：（一）1934年以后中共完全放弃了城市，将党的基础整个建筑在乡村农民身上；（二）1937年起中共对国民党在抗日名义之下实行投降，服从三民主义，改编红军，放弃阶级斗争。这两个情形，对于严肃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说，自具有决定意义。一个政党远离了工人阶级及其斗争环境，放弃了工人阶级革命的政纲，自不应再有理由称之为工人阶级的。但这只是抽象的与原则的判断。更确切些说，这只能作为原则性判断的假定。至于我们这个判断是否完全正确，那还得看这个政党的一些具体行为与具体实践。 我这样关于中共性质的看法的再检讨，与彭的方式完全不同。我是说，我们过去把中共看成为一个代表农民与其它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的判断只根基于抽象的原则，而忽视了具体的事实。因之我们应该在事后承认：中共在“时大时小的限度内始终还保持了工人阶级的倾向”，它还能算是代表工人阶级历史利益的一个政党，因之它能够利用第三次中国革命的形势，完成了一系列的革命胜利。 依据彭述之之见，我们过去把中共看成为一个代表农民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党是正确的。因此说中共的胜利决不意味着中国第三次革命的胜利也是正确的，说由这个政党所建立的政权为“资产阶级性的政权”则更是“正确的”；但是后来，在客观事变的压力下彭不得不承认中共是一个工人政党，不得不承认中共所建立的国家是一种工人国家了。怎么办呢？要怎样才能既无害于“正确”而又能“修正”明显的错误呢？彭便借助于“事实”这个法宝。他举出了如下事实：中共在“两年余来确已增大了工人党员的成份，并在土改和反贪污等运动中加强了工人倾向……”以此证明中共之由一个“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政党“走向工人党”，也以此证明中共政权之由“资产阶级性”走向“双重性”，后终于走到了“堕落的工人国家”！ 当彭列举这些“事实”之时，可惜不曾问问自己：两年多前这个同一政党以武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这个事实，为甚么不足以使他重新考虑中共的阶级性质？难道政权问题不是革命之最中心的问题吗？难道夺取资产阶级政权这个事实，不比革命发展中其它任何事实都更有决定性吗？ 彭和中国所有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一样，错认了中共的性质，可是他没有其它同志坦白认错的勇气，企图以偷天换日，“蒙混过关”的手法来修正补缀，结果造成了更大的思想混乱，无论对己对人，都达不到解决矛盾的目的。 中共胜利及原因对中共性质的错误认识，不但使中国托派未能及时认识中国革命的胜利，甚至使我们中间不少人还见不到中共军事上胜利的可能。内战时期，他们一口咬定“中共必败”，就因为“农民党”领导的农民游击队是无法战胜资产阶级率领的正规军的。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预见”，也以彭述之所表示者最为突出，随便举个例，譬如在1947年1月出版的由彭主编的“求真”杂志上，有如下的一篇社评： “关于共产党方面，它在军事上无疑已经遭受了不可挽救的严重打击：它在华北和东北已失去了重要的城镇和连路线，军队已经大大地被削弱了。它现时虽然仍能盘据广大的农村，不断进行游击战来破坏国军的交通网，威胁后者所据的城镇，消耗其实力—―但这一切都无法解决横在当前的严重问题。因为共产党在军事上之不断遭受惨败，不但大大降低了它在政治上的地位，而且深刻地动摇了它的内部基础……这情形如果继续下去，也势必酿成各种各式的分化和倒戈，走到不可收拾的混乱局面的。关于这一点，很少有人指示，但敢于面对事实而懂得农民群众运动失败状态中必然发生的逻辑后果的人，是不难理解的。”（见“求真”，卷一第9期第2、3页） 彭既然连最不容争辩的军事胜利都会如此地视而不见，都会如此顽固地拒绝承认，那末人们当然不能期望他去研究中共所以胜利的原因，更不必期望他去作正确的研究了。 彭述之首次（也是最后一次）来探讨中共胜利的原因，是在1951年11月，即在中共完全胜利整整两年之后。他说： “中共依靠脱离城市工人阶级的农民军对资产阶级地主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胜利，是完全在一种特定的历史阶段的特殊条件下，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特殊条件配合下所促成的。”（见彭于1951年11月所作“关于中国局势的报告”，中文油印本第11至12页） 究竟是哪一些具体的“特殊条件”呢？彭告诉我们说，有如下四项：1.“蒋介石政权的绝对腐朽与自动崩解”；2.“美帝最后抛弃了蒋介石”；3.“中共的主观力量”；4.“苏联对中共的援助”。 这样的列举确乎是四平八稳，面面俱到，要啥有啥，一无遗漏了。如果是一位中学校里教现代史的老师，能够对中共何以胜利这个问题作出这样的“分析”，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可是，作为一个事变参加者，而且作为决心在此事变中夺取胜利的一个政党的领袖，在事前既见不到这些“特殊条件”，在事后则“客观地”以“条件的特殊”来为自己之未能胜利与别人之得到胜利作辩解，那就太不够了，甚至太不对了。 对于一个参加过事变的革命者来说，不应该宿命地指出并接受上述四个客观原因，便可以安心睡觉或大言不惭地继续“指导革命”的。假定他看到了这四个原因，首先他得问问自己，为甚么一同处在这样的“特殊条件”中，能够乘机崛起而摘取国民党政权那只烂果子的，是一向走着错路的中共，而非从来正确的托派？再，他得问问，美帝之最后“抛弃蒋介石”（其实一直到今天都不曾抛弃），到底是迫于中国革命的客观形势，特别是迫于中共军事势力之锐不可当，因而决定停止徒劳的援助呢，还是相反，是因为美帝“抛弃了蒋介石”以致中共的军事形势由劣势变为优势了？第三，他得问问，中共“主观上”如果真的像我们从来所信，彻底投降了国民党，亦即是说，如果他在组织上与政治上都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怎么能够利用抗战机会而突然变成强大力量？再若中共不曾在长期间在武装革命斗争中锻炼自己，组织自己，它能利用有利的军事局势来击败蒋介石军队吗？第四，他得问问，苏联对中共的军事援助究竟是否在国共内战中起了决定胜利的作用？当时国民党所宣传的，例如苏联将取自关东军的全部武器给了中共，大量苏联专家与日本俘虏助中共作战等等是否可靠？假定这些宣传都属可靠（事实并非如此），那也得问问，如果中共不具有使用这些援助（包括武器与专家）的能力，又怎能因这些援助而取得战争与革命的胜利？ 上述诸问题，彭完全不曾提出，或者提出了而没有给与答案。他只是指出了这四个特殊条件，藉以说明中共胜利之事属“非常”，因而出于“正常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预见”之外，此外就不再关心。换句话，说彭认为中共的胜利是历史上一个例外情形，因而不符合于“传统马克思主义预见”，而例外并不足以推翻一般法则，故中国托派（特别以彭为代表的）从来主张的全部传统立场，毋须因中共的例外胜利而作任何检讨。 这个态度非但可笑，而且是荒谬的。 不错，在“报告”的另一个地方，彭还说过如下的话： “我们之没有能预见中共今天的胜利，等于我们和托洛茨基没有预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整个史大林主义之特别扩张一样。我们的错误并非原则性和方法上的，毋宁说是过份坚持了原则，以致多少忽视了事变后发展的特殊条件，因而影响了我们策略上的及时转变，我们应当接受这一教训……”（见仝上引文第13页） 这儿总算“永远正确的”领袖也承认一点错误了，虽然他照例拉上托洛茨基来作陪，而且是在极有限度之内承认了的。他承认我们“多少忽视了事变发展的特殊条件”，又说我们未能“及时转变”策略——无论如何，彭总算在中国第三次革命中，就中共胜利与托派之未能胜利一事得出“教训”来了。但是遗憾得很，彭既未告诉我们为我们忽视了的究竟是哪一项“特殊条件”，也没有告诉我们未能“及时转变”的究竟是哪一个策略。只因为他没有作这样“指示”，以致他整个文章中唯一有点意义的两点也完全落了空，未能给我们以任何真实的教训。 真正为我们忽视了的一个“特殊条件”与“没有为我们及时转变的策略”在彭所指出的四项“特殊条件”中，只有“中共主观力量”这一项确应特别重视而恰恰为我们所完全（岂止“多少”哉！）忽视了的。而我们在中国第三次革命中所犯的一切策略上的错误，无一不导源于此一“忽视”。因此，我们必须接受的教训也必须从“中共的主观力量”的研究上得来。可是在彭的文章中，我们看见，研究得最少甚至以为毋须研究的，正是这一个“特殊条件”。这个条件之所以会变得“特殊”，依彭之见，只在于中共这个农民政党及其控制下的农民军队，原该消灭而“事实上”亦早已在1937年前后消灭了的，却以时来运转，逢上了抗战，以致又“获得了大大的发展……形成一个巨大的军事力量吧了。” 如此这般来重视“中共的主观力量”那是半点教训也得不到的。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固然不会从彭的研究中增长一点知识，其它落后国家的革命者也不会因此而获得丝毫教益。这里的“特殊条件”既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是客观的“偶然”而无关于主观的努力，还谈得到甚么教训呢？ 要认真研究中共力量这个“特殊条件”，首先自得从中共的阶级性着手。不过关于这一方面彭和我们之间的所争之点，业已在前面详细说过，此地不赘。此地，我们谈谈“特殊”中之最“特殊”者，说说中共胜利与武装斗争的关系。亦即谈谈我们未能及时转变的一个“重要策略”。 自从中国第二次革命在1927年秋天失败后，史大林及其一派认为革命非但不曾失败，而且发展到“最高阶段”，发展到以武装斗争来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阶段了。结果如所周知，经过由瞿秋白与李立三先后执行的盲动政策，将中国革命失败后剩余下来的一点力量几乎摧残净尽，极度加深了全国范围内（特别在城市中）的反革命。 托洛茨基当时及时提出警告，并且在1928年10月，给中国革命者指出了继续斗争的一个完全不同的政纲。他首先指出中国革命主要因为史大林——布哈林的机会主义领导而失败了。现在的局势绝对不是“革命不断高涨时期”，而是“两个革命的中间时期”。他指出，反革命虽然胜利了，革命任务（民主与民族的任务）却全未解决；这些任务在反革命时期将以民主斗争的方式提出来。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应该立即提出一个革命的民主政纲，提出召集秘密、普选与全权的国民会议的要求。我们要以全力为此一要求作斗争，由此去重新团结干部，重新与广大的工农和一切劳苦群众建立联系，并由此将反革命的局势逐渐转变为革命的局势。 在那一个时期内，以史大林为一方和以托洛茨基为另一方的关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以及由此判断所提出的两种不同路线，究竟谁是谁非，历史早已证明得一清二楚，不需我们多说。 后来，由于中国农民革命潜力的深厚，由于中国国际国内的矛盾的复杂，由于社会、政治乃至地理上的一些种殊条件，中国的庞大农民，首先是受过1925-27年革命洗礼的南方农民，跟着城市革命失败之后，蜂拥而起，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之下，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斗争。同时在城市中则因资产阶级反动的统治在政治与经济上之趋于相当稳定，同时藉助于群众化与“科学化”的特务控制，愈来愈彻底地镇压着工人阶级及其政党。 在这样一个新的情势之下，中共在组织上逐渐被迫脱离了城市和工人，日益走向农民；在革命的战略上逐渐迁就革命的行动，逐渐形成一种长期武斗，以割据政权对抗中央政权，以乡村包围城市那条路线。 托洛茨基对于这个新形势密切注视，不断对它做出分析并及时提出意见。他对于“革命之在乡村中复兴”表示欣慰，对农民斗争的每一个胜利表示祝贺，并且衷心希望“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回光”能够和“中国第三次革命的曙光”结合起来，但他非常严厉地批评史大林派“官僚冒险主义的罪恶政策”，坚决斥责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单靠农民游击队来争取胜利的幻想。对于当时已有巨大发展的“红军”，他用如下的话给我们规定了应取的态度： “一方面我们拒绝承认武装农民队伍和红军是一个东西，我们亦不忽视共产主义旗帜之下掩盖着农民运动小资产阶级的内容的事实，在另一方面，我们却要完全明了农民战争的巨大的革命民主的意义，我们要告诉工人使它们明了这个意义，我们亦要以全副力量来和农民组织完成必要的军事联盟。”（见“中国革命问题”中文版183页） 在此时期中，史大林派所实行的与托洛茨基所指出的之间，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以托洛茨基一边为正确。不过时至今日，在回顾中，我觉得对我们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方面说，至少有一点值得考虑，当我们的组织在1931年起直至1937年期间被国民党的特务不断破坏，以致力量逐渐被减弱到几等于零的时候，为了保存已有干部，吸收新的份子，是否应该于继续设法在城市工人区建立极度秘密的党组织的前提下同时到当时斗争性较高，统治者压迫较轻的农村去进行工作？是否应该真像托洛茨基所指出的：做到“至少在‘红军’若干最有力的武装队中有我们的人，以便与这些队伍共命运，以便密切注意这些队伍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且使左派反对派获得消息。”（译文据“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英文新译稿）如果真的这样干的话，那末等到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时，中国托派力量是否会比我们事实上所曾有过的要强大得多？ 如果我们将自己的人有计划地与有领导地派去参加中共领导的“红军”，或者，条件许可的话，甚至由我们独力领导一支农民武装队，这样干，我们是否投降史大林路线呢？不。这在基本的政治路线上是与史大林派根本不同的。首先我们坚持城市工人工作第一，纵使国民党的恐怖镇压消灭了我们在城市中一部或全部力量，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巩固城市工作，我们始终把乡村的农民斗争看成为以迂回方式来刺激和发展城市斗争的手段。其次，我们如果也从事农民武装斗争，政治上完全当作为国民会议斗争的一个部份，即是说，我们并不像史大林派的想法：要靠农民武力来建立苏维埃，而是要把农民的武装斗争，当作争取全权普选国民会议的一个有力手段。因此，我十分肯定的相信，如果在1932至37年期间，我们对农民武装斗争采取一个积极的与正确的（亦即真正符合托洛茨基来信所指导的）态度，那末一定会有一个更有力的组织迎接中日战争的新局势。 1937年秋天，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不但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政治局势，而且相当改变了阶级之间的力量关系，也改变了阶级斗争的许多形式。最显著的一件事是：整个民族的生活与斗争都直接牵涉到战争中去了。一切问题都更为直接地靠武力来解决了。史大林党，不管政治上多么地荒谬、无耻与虚伪，但有一点却抓得十分紧的，就是利用战争局势来拼命扩大枪杆子。这一点连彭都承认的，他在报告中说：“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共的武装又在华北获得了空前发展的机会，尤其是战争末期及战后，中共的武装力量更获得了大大的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以前江西时代，形成一个巨大的军事力量。”这个“巨大的军事力量”，便是彭述之用以解释中共胜利的第三个“特殊条件”。 然则我们应该想想，如果我们当时并不将支持抗战仅仅限于“纸上谈兵”，而是切切实实，有计划与有领导地参加到抗日的武装队伍中去，或者至少，如果对于事实上已经参加并已经领导了小部份武装队的同志（如山东广东的例子），加以思想上的鼓励与政治上的领导，那末，到得抗战末期及战后，纵然不能形成一个足以和中共抗衡的力量，但是至少不会像事实上所曾发生的那样：战时组织溃散，干部竟至饿毙（例如日军治下留在香港的寒君同志），对抗战无任何实际贡献，战后组织荏弱，对国共内战采取完全消极的旁观态度了吧。 彭说：我们“多少忽视了事变发展的特殊条件，因而影响了我们策略上的及时转变”，如果他这句话真有若干意思的话，他就必须指出：我们过去对中共武装斗争这个“特殊条件”是完全“忽视”了：同时，在事后回顾中，必须说明，我们至少与最迟在抗日战争发生以后，原应该“及时转变”我们对武装斗争的“策略”的。可是不幸得很，彭绝对不曾，也绝对不愿得出这样的教训。恰恰相反，他还要根据“中国的经验”，去“教训”处在同样局势中的落后国家中的革命者：“游击战争”的策略只能当大城市中暴动条件业已成熟，才能与才应该在乡村中应用，藉以帮助城市工人阶级的武装起义。当城市工人阶级起义的条件并不存在之时，游击战争或“武装斗争”的策略“不应该应用”。（见陈碧兰文，“国际内部讨论公报”第10卷第2期第9页） 彭这几句话如果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当人们还不曾看见南斯拉夫、越南、中国、北韩以及古巴等革命经验，那时，我相信没有人会起来表示异议的。但是事实很明显，如果我们承认上述各国的革命确是一种革命，而且还是社会主义性的革命，那末只要你是有眼看事实，有脑想问题的人，你总不能不注意到，有一种先于城市工人起义的在一个工人政党领导之下的农民起义确实发生过，它确实胜利了，而且还确实意味着革命之胜利哩。诚然，它们不尽符合于列宁所说的“起义三条件”，也不尽符合于托洛茨基关于农民起义的教导；但是归根结蒂我们要问，革命理论之可贵，到底在于它能从活的斗争经验中不断归纳出来，藉以指导未来的斗争呢，还是在于它一经确定，便不再需要与真实斗争核对，因而限制未来的斗争呢？ 我相信，“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导”，它之所以能指导行动，同时也因为它在行动中不断证验之故。关于武装斗争的理论也须作如此观。 托洛茨基关于农民游击战与工人起义的整个看法，过去正确，现在也还是正确。但是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革命经验后，我们却应该补充说，它是正确的，但不是唯一正确的。由于一些客观的历史的原因，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内，农民游击战（在一个具有城市工人阶级意识的革命党领导之下）可以先于工人起义而发生。这些国家中的工人阶级为的要武装自己，也可能经由其政党的活动，先在贫苦农民与一般贫民中开始组织力量，进行斗争。关于这一方面，我认为美国社会主义工党曾经做过一个极简单扼要的总结（注2），它说： “在那由单纯民主要求开始而终于和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相决裂的革命道路上，由无地农民的和半无产阶级的力量来进行，为一个决心将革命推行到底的（政党）所领导的游击战争，能够在掘毁与推倒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政权的斗争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这是我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经验中所吸取的重要教训之一。它必须被自觉地结合进殖民地国家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党战略之中。”（见1963年“社会主义工人党”提出的“及早将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再统一起来”的声明。） 这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对于托洛茨基某一重要意见的正确补充。这样的补充，我相信，如果托洛茨基活到今天，他本人就第一个会这样做的。可是彭述之非但不会做这样的补充，而且将类乎此的补充一律称之为离开了托洛茨基，于是提出了他那响亮的口号：“回到托洛茨基主义的道路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以后的世界革命运动的全部经验在彭述之的头脑里不曾留下任何印象——他确确实实没有“印象主义者”的丝毫嫌疑的！ 论革命的“特殊条件”与“正常条件”彭述之所以不愿与不能从中共胜利中得出有关武装斗争的重要教训，主要原因在于他认为中共的胜利只是历史上的例外情形与偶然幸运的结果，它与中共的政策政略，特别与它武装斗争的路线毫无关系，所以说不上从中吸取任何“教训”。中共的武装斗争，据彭说早已在1937年彻底完蛋，后来只因刚巧碰上了日军侵略的“特殊条件”，再后来刚巧又碰上了世界大战这个“特殊条件”，战后更刚巧碰上了国民党彻底腐败的“特殊条件”，最后又刚巧碰上美国放弃援助国民党，苏联愿意援助中共这两个“特殊条件”，以致原本早已消灭，早已“不可挽救的”中共的武装力量，居然出乎“马克思主义者”的正确预见之外，“死灰复燃”，变成一个“巨大力量”，居然把国民党的政权打败了。这一切依彭氏之见，都是“刚巧碰上”的，绝对不能将一丝一毫的功绩归之于中共长期来从事武装斗争的政策，绝对不该将它看作一种“我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经验中所吸取的教训之一”，更不必说自觉地把它“结合进殖民地国家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党战略之中。”非但不能这样做，而且依彭氏之见，还应该把帮助中共获得了胜利的武装斗争看成为侥幸赢了钱的赌博，我们非但不该因某人之赢钱而推重赌博，而且要十分严厉地斥责这种既败德又冒险的行为！ 彭述之只能认识，因而也只能容许一种革命，它是在非“特定的历史阶段上”，并且在非“特殊的条件”下所促成的。但是历史上真有这样的革命吗？我想是没有的。从来一切革命，无一不是“特定的历史阶段上的特殊条件”的产物。那末为甚么彭会以此作为理由来否认中共胜利的革命意义，更以此作为理由来拒绝从中共胜利中得出教训呢？这里主要应该从彭的有机的机会主义的思想中寻取解释的。 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有一类人，他们自称是最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他们坚决相信无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某一国家内部生产力发展到与生产关系绝对不兼容的地步，然后才非常自然地发生出来。依照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之来临，完全是一个自然过程，它跟母亲生孩子一样的正常。只要条件具备，自然瓜熟蒂落。其间不需甚么人为的干预，一干预反而会变得“特殊”，反而把革命弄得不“纯粹”了。 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当年不承认俄国的十月革命，最大理由便是说那革命不是正常的与自然的产物，而是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条件所促成的”，说它刚巧碰上了世界大战，刚巧碰上了俄国沙皇政府的彻底腐败，刚巧碰上了英、法帝国主义不能援助克伦斯基，又刚巧碰上了德帝国主义愿意帮助列宁归国，总之，刚巧碰上了这些千载难逢的良机，才使布尔雪维克取得了胜利。所以他们说，这不是革命，更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兵士作乱”，是“武装的农民造反”！ 依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之见，真正与正常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发生于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除此以外，其进行的方法也大有关系，它必须通过合法与正常的议会斗争。如果不通过议会斗争去赢取革命的胜利，那便是靠“特殊条件”去进行革命了，即胜利了也不能算数的。 当然，彭述之是“不断革命论”者，他不会赞成考次基式的“正常革命论”。但是，教条式地、死硬地，食而不化地记住（其实是曲解）导师们的某一论点，闭目不看历史的真实发展，书呆子式地命令事变来迁就他心目中的“正常方式”；一旦发见事实与他们的方式不符，便斥之为“特殊”，因之不予承认，并进而顽固地加以反对——在这一点上，彭述之和考次基并没有甚么不同。二人还有一个多少相似之点，那便是对于民主议会的作用的看法。换言之，便是对于民主议会的迷信。 不过要谈这个问题，请允许我略略回溯一下中国托派内部关于国民会议口号的争论。 对于国民会议的两种看法上面说过，自从中国第二次革命于1927年失败之后，当时篡夺了共产国际与联共领导的史大林派宣布中国革命进入“新的高潮”，号召群众起来暴动，以便建立苏维埃政权，结果招致了更惨重的失败，大大加深了反革命势力，大大削弱了共产党的力量。托洛茨基针对这个情形，于1928年10月，在批评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错误路线的文件中，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权普选的国民会议”口号。中共的政式领导跟在史大林之后，排斥了这个口号，斥之为“取消主义的立场”。一部份中共的党员接受了这个口号，并为了其它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与中共中央对立，后来被党开除，与中国早已存在的托派青年联合起来，组成了中国的“布尔雪维克——列宁派”。 因此，接受国民会议作为中国革命党在那时以后的中心政治口号，乃是中国托派初期团结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正是在这问题上，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内部发生了最初的理论争论。 同样是接受这个口号，但凭以接受这口号的理由是不同的，甚至是从相反方向出发的。有的人从右边来接受它，有的人从左边来接受它。因而接受这口号的人的目的也完全不同：有些人认为，我们为国民会议斗争，就是要为中国议会制的前途而斗争，因为据这些人说，议会制如果实现，无论如何总比国民党的军事独裁好，对革命更有利；另有一些人说，我们提出并且为国民会议这个口号而斗争，最重要与最迫切的作用是要在这个斗争中重新团聚群众，重新建立党，使群众从失败中振作起来，在争取民主（包括民族）权利的斗争中，走上中国的第三次革命。简言之，有的人之接受国民会议口号，主要为的要实现中国的议会制前途；另一些人之接受国民会议口号，主要是将它看成为反革命时期动员群众与团聚群众的一个革命策略，使他们再度走向革命，并终于走上第三次革命。 代表前一意见的是刘仁静，以及另一些比较年长的党员，拥护后一见解的主要是年青托派，笔者也是属于这一边。对于这个争论，彭不曾参加（至少我记不起他有甚么特别的意见），我不能说他属于前者，还是属于后者。但是就以后长期间彭对于这个口号的提出与运用来判断，他是从右边来接受口号的。因为在他所写的有关国民会议的文章中，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共内战时期所写的文章中非常清楚地表示出来。在他所编的《求真》杂志上，凡是谈到国民会议，总是和国共“停止内战”这个要求联在一起。他总是以“人民”的名义，斥责国共两党“不顾一切地继续进行极惨酷的内战”，要求立即停止这场“毫无出路的，日益陷人民于水深火热的国共混战”，要求召开国民会议来解决中国当时所面临的一切问题（见《求真》第一卷第7期，彭作：《论国民会议》）。在这里，彭一方面否认国共双方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另一方面把国民会议当成万应灵丹，其结果，至少在客观上是帮助了最反动的国民党及其宪政欺骗的。 彭述之对国民会议口号之最清楚的表现，亦即最清楚地表现出他之极右立场的，乃在于这个事实：在1950年1月，即在中共全面胜利之后半年，彭在我们前面一再引述过的他所起草的《政治决议》上，还把“召开国民会议”列为“九大政纲”之一，与“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口号并排提出来。这种做法固然由于他那“革命尚未开始”（依彭氏之见，革命要在1951年11月才“开始”的）的认识，但基本上还是因为他相信革命只能通过国民会议斗争而不能经由武装内战的机械想法。 其实这里彭述之是直接违反了托洛茨基的意思的。托洛茨基给当时的中国革命者提出国民会议，并非要以“和平合法斗争”来对抗武装非法斗争。他是要拿这个总的政治口号来统率一切斗争，连农民的武装斗争在内。可是照彭述之和其它右倾的托派之见，为国民会议而斗争，就是要进行合法的和平斗争，就是要根本放弃和排斥武力斗争。当初托派内部为国民会议口号而争论的时候，托洛茨基曾经在一封信里专门说到过这个问题，其中有如下的话： “……而那为民主主义的斗争，却正是造党的一个必要条件。国民会议口号可以把各省分散运动及暴动从政治上统一起来，且造成共产党结合的基础，而使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及一切劳苦群众的全国的首领。”（见1930年4月2日托氏《致中国反对派》的信。加重圈并非原有的。） 这里把国民会议口号和“各省分散的运动及暴动”的关系说得再清楚没有了，可惜这个极重要的指示未曾为当时的托派所注意，而更不幸的经过彭述之等人的解释，国民会议运动竟变成为和武装斗争完全对立的政策了。根据这种解释，只有从国民会议斗争中生长出来的群众运动才算是“正常”的革命，由农民武装斗争所促成的反国民党的“内战”及是“特殊条件”，它算不得革命，甚至是违反革命的。这一导源于对国民会议斗争之错误理解的立场，乃是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特别是彭述之，不能认识中国第三次革命，拒绝承认它为革命，并且在长期间对它采取荒谬态度的原因之一。 史大林——毛泽东主义者在中国第三次革命准备时期内所犯的一个最大的政策错误，决不在于他们长期间进行了武装斗争（非但不是，而且还应该说是他们，特别是毛泽东的功绩呢），而在于他们长期间排斥了以国民会议口号为中心的民主斗争。由于这个缘故，他们长期间陷于无中心政治口号因而是盲动瞎斗的困境中，陷于深深的“孤独中”（毛泽东语），遭受了一连串严重的挫败，甚至在一个时期陷于频于消灭的险境；等到后来，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决心改变政策，决心采用国民会议口号的时候，则又跌进了另一个极其错误的十足投降的泥淖中（接受国民党领导，信仰三民主义，倡议联合政府等），也几乎弄到被消灭的地步。幸而他们紧抓“枪杆子”不放，又发动了土地改革运动（当然再配合其它的“特殊条件”），才算把命运扭转，在三年的内战中将国民党击败，完成了中国第三次革命的初步胜利。 依照彭述之的意见，中共的最大错误是进行长期的武装斗争。不仅在当年，而且在事后，在中共胜利之后22年，他还是认为中共原不应该拿起武器的。如果他们不去夺取武器，如果依照他的方法去进行国民会议的斗争，那末据他说（这次是借用彭夫人的名义说的），那末中国革命早在30年代便可以成功，而且代价远较便宜（用不着牺牲“十万战士”的生命）。在他列举出来的连串“如果”中，几乎无一不是令人失笑的，我不想在这里和他作无聊的假设性的争辩；不过举出一两个例子还是值得的，譬如他说，如果中共不进行武装斗争，那末“〔中共〕在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秘密武力（例如贺龙与叶挺的军队以及国民党军队中的许多同情者）便不会被消灭”，而且“各派不同的国民党军阀也不会被驱使去组织成一条以击败中共游击队为共同目的的联合战线了。”（见《国际内部讨论集》第1卷第2期第8页）。如此妙论，实在不像是一位革命者说出来的，它应该写在一位中学校天真女孩子的作文薄里的！这是“不反抗便无压迫”论之最肤浅的应用。 一个革命者批评或辩护一条革命路线，绝对不应该将自己置于局外人地位，而是应该设身处地。彭所说的一连串“如果”与“那末”，甚至还不必设身处地哩。因为他作为领导人之一的中国托派，在整个30年代与40年代不正是按照了像他所假定的路线努力了的吗？结果如何？我们的整个组织与领导，绝不是因为从事游击战之故，却在事实上给国民党的法西斯式的特务破坏净尽，如果不是根本消灭，至少也是濒于消灭的了。我们无论在反革命猖獗时期，或抗战时期，或战后内战时期，非但都不曾取得胜利，而且连较大的政治影响都不曾发生过，这到底是甚么缘故呢？我们是“依照了托洛茨基指示的路线”办事的，我们为革命的民主政纲而斗争，可是为甚么没有像彭所假定的那样，在30年代便打倒国民党？是否托洛茨基所规定的民主斗争政策错了？绝对不是，因为事实证明，中共的惨重损失及其迂回屈折，主要因为首先拒绝了然后又误用了国民会议这个口号。 然则，根据彭的逻辑和想法，托洛茨基的正确主张若由中共来实行则早在30年代便能取得革命胜利，而中国托派一贯执行了这条同样路线，却不但在40代都不曾胜利，终且遭到了失败，其原因只能从路线执行者的贤愚，只能从毛泽东们的能力高强与中国托派领袖之无能幼稚来解释了。彭述之愿不愿意接受这个解释呢？ 我认为这样的解释是不对的，至少是浅薄的。正确的解释应该是我们执行了托洛茨基的正确路线而未能取得革命胜利，主要因为中国托派的领导者们，很不正确地将为国民会议的民主斗争简单与农民武装斗争对立起来，而不是将此一斗争当作国民会议斗争的组合部分，换句话说，我们不曾正确地将二者结合起来，而只是简单排斥了农民的武装斗争。这个错误不应该由托洛茨基负责，因为他曾经及时给我们指出，要用国民会议口号“把各省分散的运动与暴动从政治上统一起来。” 总上所述，从中共的胜利与中国托派的失败中，在政策上，至少有一个教训必须得出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一个代表工人阶级的革命党，为要动员，团结，并领导广大城乡劳苦大众去进行推翻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统治，必须首先采取革命的民主政纲（以全权国民会议口号为中心的一切民族与民主的要求），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在斗争中，特别要防止“和平议会斗争”的幻想，要随时注意反动派“法西斯式”的武力镇压，因而要随时准备取得武器，藉以武装自己，并且在客观情势需要时，在条件许可时，要有决心去领导农民与半无产阶级的武装斗争，使这斗争成为我们实行革命民主斗争的一个有力部分，使这个斗争终于能夺取政权，展开社会主义性的革命。这样的教训，与彭所提出的教训恰恰相反，可是我相信，它在某一程度内，对于今天拉丁美洲（和亚非二洲）的一些国家，是大有帮助的。 余论：略谈“革命失败主义”及其它彭夫人的文章还提到了我个人在中国托派运动史上曾经犯过的无数理论错误。她着力描述了我这个永远犯错的“印象主义者”，藉以强烈衬托出彭述之这个“永远正确”的（从1920年起真至今天都未曾犯过任何错误的），“永远坚持原则的”大理论家。这种完全合乎史大林主义精神的一打一捧，手法太过拙劣，我相信读者们是很容易识破的，我这里用不着跟随彭夫人的文章漫步，浪费读者们的时间。在这里，只有一点我想简单地解释一下，那是关于所谓“失败主义”的。彭夫人的立章说我当中国抗日战争时候，最初主张“无批评地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后来则主张“失败主义”。前一种指责是绝对无稽的造谣，后一种指斥则是不忠实的曲解。对造谣诬蔑，我不予理会（留待我另一篇专谈事实的文章中谈），这里我愿意说说的是彭和我对于“失败主义”的不同了解。 列宁提出革命失败主义的口号有两个前提：一、战争双方同为帝国主义性质；二、交战各国的无产阶级都已经面临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基于此列宁将“失败主义”规定了两个主要内容：1.主要敌人在国内，本国统治者的战争失败乃较小祸害；2.转变对外国战争为国内战争，为了革命的利益，即使蒙受对外战争的失败亦在所不惜。 列宁的这一个革命失败主义，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具体条件中规定出来的，因此在当时是绝对正确的，而且是全部适用的。 一旦战争的具体条件有了差异，很显然，列宁的失败主义的具体内容也必然要随之而有所变动。譬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虽然交战的双方主要都是帝国主义国家，因此在这些国家中革命者对战争的基本态度也仍然是列宁提出的失败主义（史大林主义者在“保卫民主”的借口之下放弃了革命的失败主义，乃是对革命的无耻背叛），但是我们主张“态度不变”的人，是否完全地与形式地照抄列宁当年规定的那两个内容呢？那也不，因为第一，全世界人民反对法西斯的感情是革命的，我们必须顾到；第二，某些国家，特别像法国，在战争初期便已失败了，而这个失败显然并不意味着“较小祸害”。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特别在民主帝国主义国家一边，列宁的革命失败主义立场，主要应该在未曾失败的国家内，了解为不因对外战争而停止阶级斗争，在已经战败的国家内，应该了解为进行革命的解放战争来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如果不在具体的情况中把列宁的失败主义场作相应的具体改变，那末不管是放弃这立场的人也好，或“坚持”这立场的人也好，其实都是不懂得这个革命立场。 现在让我来谈进步战争。中国（在30年代）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它受着一个极其反动的资产阶级地主政权的统治；不久前才经历了一次大革命的激荡。革命失败了，革命的任务没有得到解决，内部的阶级斗争非常激烈，这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者却想使中国变成完成殖民地，以军事侵略中国，终于引起了战争。这个战争，就中国方面来说当然是进步的，因为它打击帝国主义，又因为它为了中国民族的独立。所以不管这个抵抗战争是在国民党蒋介石的领导之下，中国的工农还是支持这个战争。但是我们支持抗战，是否等于支持蒋介石的领导呢？并不，因为我们深信，一方面与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另一方面与工农大众利益尖锐冲突的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决不会坚决与有力地将战争领导到最后胜利。要战争胜利，必须让革命政权来领导战争。 因此，我们在抗日战争中的态度是：拥护抗战，不拥护国民党的领导，参加对外战争，但不放弃对内革命。 这个态度到底是保卫主义呢，还是革命的失败主义？当然，这不等于列宁在第一次大战时提出的失败主义；但无论如何，也不是普通意义的保卫主义（它是以“国内和平”为前提的），它是相当接近于第二次大战时法国革命者所采取的“失败主义”的。 在进步的对外（甚至对内，例如1930年代的西班牙）战争中，如果革命者于参加及拥护这战争的同时，并不放弃革命任务，本质上总是“失败主义”的（更加正确些，我们应该称之为“革命胜利主义”！）不然的话，他便得采取“先胜利，后革命”的立场，而这个立场，正如近代革命史中一再表明那样，不仅背叛革命，而且促使那进步战争归于失败。 我和郑超麟同志等在中日战争时曾经以这一或那一方式提到过“革命的失败主义”，意思就是如此，也仅仅如此。 可是彭述之根本不曾思索过这个问题，对于他，问题非常简单：战争是帝国主义性的，那就是失败主义，战争是进步性的便是保卫主义。至于在进步性的战争中不放弃革命路线，对反动领导如何应用“批评的武器”，这个“批评的武器”是否可以变成“武器的批评”，他是从不郑重考虑的。他只是空洞地重复着那句说话：“拥护抗战，批评领导。” “幸而”中国托派在整个抗战期中不曾发生过一点真正作用，也“幸而”在那时期不曾有强烈的革命运动起来反对国民党，使彭的此一空洞说法保持“永远正确”；否则，彭述之一定会像西班牙内战时期的大多数社会党，共产党及无政府派领袖一样，大叫“首先胜利，然后革命”这个“真理”，一定会骂坚持革命第一的人为“满奸”，为“叛徒”的吧。 如何正确地理解进步战争的“革命胜利主义”，我相信，也应该在整个第四国际中广泛研究的。 文章已写得太长，关于彭夫人文章中歪曲事实与揑造事实的地方只好在别的文章中揭露了。此地我只把李福仁同志和我有关这些事情的通讯作为附录。信中所谈到的虽然只限于李同志参加中国托派运动期间亲自见到、因而有资格作证的少数几件，但即小可以见大，由少可以知多，读者们光是看了这几封通讯，我相信已足以看出彭氏夫妇在忠于史实这一点上，如何远离托洛茨基精神了。 1973．1月 附录：有关中国托派部分历真相的通讯 有关中国托派部分历史真相的通信 山按：在1970年11月出版的四期“洲际通讯”上，连续登载了彭碧兰（即陈碧兰）的一篇长文：《回顾我与彭述之相处的年月》。又在1973年3月出版的第四国际的《内部公报》上，登载了陈碧兰的另一篇文章：《中国游击战争的真正教训》。在这两篇文章中，作者于谈论理论思想问题之外，更大量涉及中国托派运动的史实。这位作者（我们姑且承认那第二篇文章确为陈碧兰本人所写，并非彭述之自己写了而签上妻子名字的）写作这两篇文章的目的，非常明显，是要证明彭氏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以及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是一贯正确，唯一正确的理论家与革命家，同时又要证明：举凡中共早期，特别是中国托派整个存在期中，好事与正确的事，都是彭干的，至少是在他的导之下的。文中所举的一切事实，都为了要证明作者预先立下的此一论断。 那两篇文章显然是为特选的读者，即为外国朋友而写的。由于对中国的革命史实并不清楚，他们可能会“照单全收”，会相信作者的全部叙述。但是曾经参加过中国革命的老革命者，特别是从30年代起便参加了托派活动的革命家——可惜得很，这样的人今天存活在海外因而有机会读到这两篇文章的己为数甚少了，少到几乎不会凑足五个人——读到这两篇文章，简直是惊奇得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的，因为太不真实，太有意伪造了。 当我读到彭碧兰的第一篇文章后，立即写了一封信给目前在美国工作的李福仁，向他指出文中的一些虚构——这些虚构是与他在中国工作时的亲身经验有关的。这封信我还请他寄给“洲际通讯”的主编约瑟．韩生．更希望韩生将信转给彭氏夫妇，请他们检查一下记忆。如果不是有意作伪，希望他们能够更正。 李福仁收到我的信后，于转信外，自己又给韩生写了一信，证实我所提出的指证，完全符合于他本人记忆。 当我尚未见到第二篇文章时，李福仁却已经向韩生提出了批评。然后他将“公报”寄给我，和我交换了有关此事的几封信。 关于那二篇文章中的理论问题，我曾经写过一些文字，而且还要写一篇文章来和他们讨论。至于历史事实真相问题，我也将搜集一些必要文件，替他们作一次总的清算。 现在我先将有关史实的几封信编在一起，让朋友们看看。 这几封信所涉及的史实，主要限于1932年至1938年之间，这一事实并不表示那二文所说及的其它时期的历史都无问题，恰恰相反，问题同样的多。我们通讯所以会限于这个时期者，只因为陈文特别指出这个时期，又因为这是李福仁在华工作时期，是他参与工作因而详知中国托派情形的时期，对于这一时期的史实真伪他有资格发言吧了。 李福仁是一位外国老革命者所取的华名。他于1931年来上海，不久便和中国托派发生关系，积极参加工作。从1934年至37年期间，他是中国托派临时委员会委员之一，担任司库兼书记之职。他的妻子葛雷斯同在上海，并参加工作。 我将这几封信抄出来让朋友们阅读，并非要和彭氏夫妇争个人的是非。这些是非与真伪，其本身并无重大意义。具有重大意义的是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作风与态度问题。无疑，彭述之是中共与中国托派的领导人之一，现在又在第四国际的领导机关中工作，这样一个人对于历史事实的态度问题，就不是简单的了。国际托洛茨基派与史大林派之间，不论在思想和组织上，在对人对己的态度上，在处理问题的作风中，都有很大的与原则的分歧。 伪造或歪曲历史来吹捧自己，来诬蔑他人，乃是史大林主义的诸般罪恶之一。因此，如果我们队伍中有人犯了这种毛病，如果坚持不改地犯下去，那他便不配做托洛茨基主义者，他是腐败与罪恶的史大林主义者。如果有人发现了这种毛病而不加否认，或甚至为了某种自私理由而曲加原宥，或予以保护，那他也不配做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也是史大林主义者或必然会堕落成史大林主义者。 双山 1973年6月 一、双山致李福仁…… 上星期看到了几期《洲际通讯》。在连续的四期中，读到了碧兰写的有关彭的长文——阅读这篇文章，感到相当痛苦。你谅必也已读过，印象如何？编者登载这篇文章的意思我当然了解：他是想对一个老革命者致敬，藉此给我们的年青朋友们以一点教育。我赞成这个意思。但是，这样的文章是否能得到编者所期望的好结果，我是怀疑的。在碧兰所述说的故事中，彭的作用，无论他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或在中国托派运动中所起过的，都被非常不相称地夸大了，甚至被有意地伪造了。文章里有那么多的歪曲，有那么多不正确的地方，它们是经不起任何文件的审核的（注三）。 在这封信里，我只想指出这样几处虚伪的叙述，这些叙述，你只要回忆一下与你有关的某些事实，你自己就可以证明其虚伪的。 你一定能记得，我和你第一次见面是在1935年冬天，在你善钟路的寓所里。那次见面以后不久，经过当时上海朋友们的一次会议推选出你、陈其昌、尹宽、蒋振东与我为成员的一个临时中央委员会。在临委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我们决定创办两种秘密刊物：1. 《斗争》，政治性的月刊；2. 《火花》，理论性的季刊。这个决定很快就实行出来，利用易洛生给我们留下的一些铅字，我们组织了一个原始的印刷机关，由邵鲁（你的司机）和他的一个朋友负责。不久，那个朋友背弃我们，想把印刷机器据为己有。那时，由你和布君冒充捕房里的“帮办”，会同蒋振东，前去抢回印刷“机器”的。这样，自从1936年2月开始，《斗争》报一直经常维持，出版到1942年底。 在我们当时决议要做的许多事情中的一件，就是临委要同各地方组织，首先要同香港朋友，恢复联系。为此目的，临委会决定派你和我一起到香港，时间是1936年5月间。在香港你住了一星期，我住了一个月，我们帮助香港朋友整顿了一下组织，要他们划清我们与第三党之间的界线，并且帮助他们建立了一个与上海一样的原始印刷所，出版他们的刊物：《火星》。 所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彭仍在南京狱中，离他的被释尚有一年半之久，因此，他和这些事情一无关系。 但是，碧兰在文章里怎样谈到这些事情呢？在《洲际通讯》第8卷第38期，第987-988页中，她是这样写的。 “1937年8月13日，彭和……被释放了，……当他回到上海的时候，……那里只留有十来个托派的人……他们的上面虽然有个名义上的组织存在，可是与各个地方的联系却没有从新建立起来。” 你看看，这和真相距离得有多远！它把这些事情：《斗争》的创刊，临中委会的成立，以及中央和地方组织的建立联系，都归功于彭了，成为他长长一大串“功勋簿”上的三个附加项目。 我想，这不是由于记性不好而犯的错误。因为他们不是孤立的三个例子，而是作者不负责地乱讲故事的三个样版。 我不想把这事拿到国际上去争吵；不过，我也不以为这是可以一笑置之的小事。我们既然是史大林主义的最不可调和的敌人，那就不应该容忍，更不必说怂恿此种对于历史事实的歪曲与伪造。这样的史大林主义的作风，是应该在它萌芽状态时加以肃清的。 读到戚．格瓦拉26封信中的如下文字，我曾经大为感动的，他说道： “一个写历史的革命者所应做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符合真相，要像手指符合于手套那样地符合真相。你做到了这一点，但你做到的是拳赛的手套，这种手套还不够好。” 我衷心地赞美戚。作为一个大丈夫与一个伟大的战士，都值得赞美，虽然我不是他的信徒。 此信不愿发表，但很想让韩生兄读一下。如果你或他认为此信最好也能让那篇文章的二位作者见到，那你将信转给他们好了。希望他们看了能依照戚的忠告，重读一遍他们的文章，将一切他们明知并不真实的事实统统删掉。 双山 1971年4月4日 注：随便举个例，文章说“彭于1920年秋天加入中共”，但现在人人知道：一直要到1921年7月间，中国开始有共党存在的。 二、李福仁致双山…… 4月4日的来信，已遵照你的意思，转给韩生兄阅读。我附去了一封信，这里将该信的一个副本寄给你。 福仁1971年4月10日 三、李福仁致韩生…… 这儿我将双山的最近来信寄给你，这是他要我转寄的。 我无法不同意双山的想法，碧兰所写的，关于彭的那篇冗长传记文章，包含着事实的错误，有着许多夸大与歪曲——这些毛病的总和构成了这篇传记的文采。而且，这篇文章，甚至带有史氏卑屈的门徒们堆积在史大林身上的阿谀的臭味。在该文发表之前，彭当然读了原稿的，因此，责任应该由他来负。 关于双山摘引出来的那两个特殊的例子，我的意见加下： 第一项，说彭在中共成立的整整一年之前便参加了它，可能是记性不好而造成的不小心的错误。不过我更倾向于这样想：因为这里牵涉的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历史日期，在这上面发生了错误，那就是显示出一种典型，在这种典型中，想表示出（正如整篇文章所表示出来的一样），彭总是得风气之先，事事走在别人前头的。 第二项，这里，当然，或者是彭与碧兰一起，或者是二人之一，好像是有意将事情虚报的。关于在上海创办两种刊物以及我们努力与香港其它地方组织重建联系这两件事，我的记忆与双山所说的完全一样。那时彭尚在狱中，他在当时的种种活动中并不起过任何作用。这里很难不作出这样的结论：此种虚构之所以发生，乃由于彭的内心的强烈愿望，要显示他本人在一切事情上都是一个领导人物。 究竟双山的信，是否要送一个副本给彭与碧兰，我让你来决定。我的感觉是：如果送去，不是引发一场无结果的争论，便是造成痛苦与愤恨，因此，此事也许最好让它到此为止就算了。如果彭是我们行列之外的一个敌人，那末事情会不同的，我们将必须和他进行一场政治斗争。那时，我们必须把事情当作一种政治上的必要来弄它个一清二楚。目前却没有这个必要。 福仁1971年4月10日 四、李福仁致双山…… 碧兰，彭的妻子，写一篇答复你的文章。你的文章便是以信的方式登载在1970年9月份的《内部公报》上的。碧兰的文章写成于一年前，由于找不到译者，以致在最近一期《内部公报》上才注销来。 我很奇怪，当我在上海的时候，碧兰到底在哪里？我不记得曾经过她，甚至从你和其它朋友的口中也不曾听说过她。她作出了一个令人吃惊与十足虚伪的断言，说从1932到1937年这个时期中，托派运动是“瘫痪”了，因为在1931年被捕了许多人。可是，这正是我们出版《斗争》与干别的工作的时候。我想，她之所以要断定我们那时工作的“瘫痪”，为的支持这一个见解，即彭是一个绝不可少的人物，没有他，那就甚么事都得停顿的。这见解其实也是她为彭作的那篇长文（前些时登载在《洲际通讯》上）的主题。究竟碧兰真不知道托派在30年代做的工作吗？如果不，为甚么她要作出有关我们“瘫痪”的虚伪声明呢？ 要我将碧兰的文章寄给你吗？如是，当寄上。…… 福仁 1973年4月11日 五、双山致李福仁…… 请将碧兰的文章寄给我。在自1932年1937至年这个时期中，亦即在中国革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中，碧兰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做事，那时她根本与托派活动无关，因此，你不会有机会遇见她，同时在你所参加的会议上，谁也不会到她。那时候，我们确实有些积极参加地下工作的女同志，其中最可贵的是黎彩莲。你也许还记得，我第一次到你的公寓里去，就是她带我去的。大约在你我首次会面之后一年，她便因结核病与贫困而死去了。碧兰那时过的是一种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生活，她和这些真正革命的女同志也没有关系。可是现在她向根本不知道当时中国托派情形的人讲中国托派历史，说托派的一切事都是彭干的，当彭进了监狱，他的夫人又离开组织之时，工作便“瘫痪”了！ 如果我不把这件事看成原则问题，我会让它去的。既然我们是史大林造谣学校的不可调和的敌人，我想，我们责无旁贷地要出和这种企图作斗争：为了要荣耀我们队伍中的某一个人，竟不惜伪造历史事实。因此，我提议，同时我希望你会赞成，将你4月11日给我的信，和我这封覆信，连同你和我在1971年4月间来往的有关彭氏传记的另外两封（这两信我留有副本），一起交由《内部公报》发表。当我收到碧兰的最近一文后，当为文揭穿她的伪造，这文章我也希望《公报》能够登载。 双山 1973年5月7日 六、李福仁致双山……当碧兰的文章一登载，我就写信给韩生，指出她一再所说的自1932至1937年这5年内，即当彭在狱期内，我们在中国的运动“瘫痪”这种说法的虚伪。这是一种荒唐的说法。一个组织如果在这样长的一个时期内不能行动，那是死了，不是瘫痪了。可是事实说明正相反。我们那时的人力与物力虽然小，我们都干了不少事情。我是这样给韩生指出的。下面是我给韩生的那封信的一部份。 “从1934年直至我于1941年（注四）离开中国为止，我是领导委员会中的一个成员。在碧兰所提及的那个时期内，委员会经常开会（普通都在我们上海的公寓里），讨论政治问题并决定实际活动。同志们时常被捕，自然造成过严重的障碍，但确不曾使组织瘫痪。我们出版了报纸《斗争》，翻译托氏的文章。我们在上海工业区办过工人训练班。我们和香港与中山的组织和同志保持关系，（我曾经带了装满几箱的文件——这是由我们原始与秘密的印刷机来印刷的——到香港去。葛雷丝可以用她第一手的经历来证明这一切的。）我从来不曾见到过碧兰，不知她那时在甚么地方，难道可以设想她竟不知道当时托派组织的任何活动吗？ 你自己决定是否需要答复碧兰——至少纠正她的那些错误说法。韩生还不曾回答我的信，我的去信是3月1日写的。…… 福仁 1973年5月14日 注：福仁同志这句话没有说错，不过为了更加确切起见，我得将他所记得的事实经过补充一点。他于1937年5月反美，大约一年后再来上海。当他离沪期间，发生了中日战争。37年秋天，被捕的同志先后被释出狱，有些回到了上海，留在该地的临中委经一次积极分子会议后重选。新选的委员中有彭述之、寒君、刘家良等，没有李福仁（他在美）和双山（尚在狱）。1938年春，这个新临委事实上停止工作，领导机关改成为《斗争报》编委会，这个委员会包括：陈其昌、彭、刘、谷和、双山、寒君。等到超麟（1940年）来沪，又邀他参加。福仁回沪后，并不正式算是《斗争》编委之一，但他实际上有时参加会议，也积极工作，并且人人把他看成领导人之一，直至他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离开上海为止──双山。 七、双山致李福仁…… 我很想知道韩生对你去信的答复。作为L.D的最亲近的学生之一，又具有那么批评精神的他，我深信，他会很容易看出碧兰那种叙述的虚伪。 在你给韩生的信中，我发见其中涉及我的一点，你记得不甚确切。我的第二次入狱，是在1935年秋天获释的。第一次和你见面是在出狱的两个月以后，那时，刘仁静，斯绍生等已经被捕。我们见面不久，便设法组织一个新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其中包括陈其昌、尹宽、蒋振东）。临委会成立约在1935年之末或1936年之初。在中临委的最被一次会议上，我们决定出版《斗争》——这大概是在1936年2月初次出版的。我一直参工作到我第三次被捕（1937年5月）。因此，当那“瘫痪”的组织进行工作时，我并不在监狱里。 双山 1973年5月20日 八、李福仁致双山…… 我给韩生的信中那段话，意思并不想说：当我们出版《斗争》时期你正在狱中，虽然我得承认，人家读这几句话时会这样想的，我的本意只想说，你也是遭受国民党压迫的人中之一。我又得承认，当我记忆细节时现在是没有以往那样清楚与明确了。 韩生不曾答复我的信。这其实也不一定要答复的。他老是很忙，现在又不幸身体不好（患糖尿病）。他只对于显然必须回答的信才立即回答。当他在巴黎长期逗留的时候，认识了彭和碧兰，我想他对他们颇有好感。若然，那末，关于他们的任何相反意见，他也许不大容易接受了。 福仁 1973年5月28日 九、李福仁致双山2月28日的信及你回答彭氏夫妇的23页长文收到了。我将依着你的意思寄给纽约，并且告欣我们的朋友，说你希望该文在内部公报发表。 在回顾中，我觉得将中共看成为一个小资产阶级农民政党是完全错误的。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农民政党又怎能完成一次缔造一个工人国家（虽然是畸形的）的大革命？又怎能使中国社会依循会主义路线来一个澈底改造？因为中共的主要活动在乡村，因为它领导着一次土地革命，所以它是一个农民政党——这个观念，正如你所指出，全体中国托派，包括老彭在内所共有的。 此外，老彭解释中共何以胜利的时候，将一些例外条件置于首要地位——这个立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日本失败之后，贫民群众准备去完成1927年流产革命留下来的未完成任务：与那可恶的地主算账。我的老朋友克．贝尔登，在他的《中国震惊世界》那本书里非常突出地描了农民暴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后时期（那个在大战中业已开始的）农民斗争，正在走向他的大结局了。中共由于其作为农民斗争拥护者的长期记录，由于其与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能够取得全体贫农的领导权，并能藉全国土地革命的浪潮而取得政权。 革命的动力是阶级斗争，是提高到了最大社会紧张度的阶级斗争，这是1949年摧毁国民党政权的那次革命的首要因素。可是彭却将次要的与派生的条件提高到这个首要因素之上，以此去解释革命。他彷佛以为中共之走上政权主要是一件侥幸的事——一连串的幸运事变帮助了革命，妨碍了国民党这个敌人。当然，当苏联军队在满洲将得自日军的武器交给毛的游击队时，对革命是一大帮助。这使中共从游击战转变到大编队的正规战。美帝国主义者停止给蒋介石输军火，对革命也有帮助。（他们可不曾像彭所想的放弃蒋。他们断绝军火接济，因为军火正落到蒋氏的敌人——共产党的手里。） 在这个特殊条件问题上进一步稍作研究是值得的。正像你所指出，每一次革命都随伴着特殊条件与非常事件。但它们从属于阶级斗争，即从属于革命基本动力的偶然，是从它那里派生出来的。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中曾说到过这一点，他记述一连串的乌龙与不幸，它们首先害苦了沙皇制度，后来害苦了临时政府。一切聪敏的革命领导者，当然会充份利用每一个偶发的意外情势。但是托洛茨基根本不曾想把俄国革命的胜利归因于次要的与从属的因素。他将首要因素归之于互相斗争着的阶级之间的斗争，归于党在这一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布尔雪维克浮泳在工农革命的怒涛之上而取得了政权。在中国根本因素也是一样。这两次革命无论在甚么意义上说都不是一种意外事件。 迟至此时，我仍以为无法以多少确定的态度来说：在1930年抗日时期，中国托派是否能多少采取不同政策，即积极参加当时的游击队活动，或者，如果可能的话，是否会大大增加我们干部力量，并带来“成功”。回顾当时，记起我们力量的弱小，我们至多能派遣五、六个，者十余个同志到游击区去，因为史大林派控制抗日游击运动，这些同志多半会在被发现他们的托派政治思想后，就受逮捕并加杀害。当然，一般说，参加任何真实斗争都是好的。不过你也许倾向于夸大当时的真实的可能性了。 马克思主义与宿命论无共同之点。不过鉴于当时的种种条件，我想中国第三次革命的胜利者是中共而非托派，是不可避免的。中共自从1927年以前的时期起就已经领导了农民斗争，在这方面有长期历史。它已经为数百万农贫民所熟知，也为产业工人所熟悉。党大，它拥有遍及全国的机关。它拥有一支可观的武装力量。占有一个稳固总部根据地（延安）。所以谁若以为我们这个小小组织，完全不为群众所知的，能在短时期内建立一个颇有势力的党能代替史大林派的中共来领导中国革命，那是很不现实的。 中国革命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其意义并不因它发生于史派领导而非托派领导之下这个事实而有所减损。一些出于我们控制之外因素，其中包括那有利于我们对手的那个历史的过去，使我们不能扮演我们希望扮演的那个领导角色。不过，我想，我们不应该贬低我们在极其困难与危险环境中实际干过的工作。当我于1937年和托洛茨基谈话时，谈到我们在中国工作的困难，我告诉他说我们的思想要想获得群众，或想吸收一个同志，都是多么地困难，他回答说，是有这种时候的，即使那时有正确的政纲与聪敏的策略，一个革命党都会发觉自己甚至不能“前进一步”。说这句话，我想，他是想到了1905年至1912年之间的布尔雪维克经验。 我想，在中国将来也会有我们的“时机”的，那时将会有推翻毛氏政制的政治革命。 …… 李福仁 1974年3月30日 十、双山致李福仁接3月30日信后，曾覆短简谅达。最近精神略好，想就你那封长信交换一点意见。 关于中共何以胜利的看法，我们基本上是一致的。它绝对不像彭所说，是甚么四个特殊情形的结果，就其是基本的关系说，无疑是强大的贫苦农民的造反，在一个具有城市无产阶级政纲的革命党领导之下，推翻了资产阶级——地立的统治。 我们（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未能及时认识这一点，首先正如你所指出的，由于我们错误地断言中共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党。 其次，由于我们非常教条主义地与机械地认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要想保持其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性质，在任何条件下与任何时候都不能以任何形式暂时将部份工作移出城市，将部份工作离开工人对象。根据我们从来的想法，任何这样的离开和移开，都会使我们堕落成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党。 第三，从上面立场引伸出来，我们又从来认为对于农民斗争，只应经过城市工人阶级的斗争来起一种间接的政治领导。如果直接投入农民斗争中，便是丧失立场，丧失前途。至于参加或直接领导农民武装斗争，更被简单地斥责为“小资产资阶级的军事投机”。这也是一种错误的看法。 上面这两种错误法，在回顾中，我认为必须和你所指出的第一种看法一样，公然指出其错误，并应写进第四国际的文件中，藉使同样落后国家支部的同志们，在同样情形中能够避免再犯。 我曾经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上述的三种错误看法，是否太忠实于托洛茨基的原则立场？我以为不能这样说。我们的错误主要由于我们太死板地，太教条主义地了解了托洛茨基的关于工农关系，关于无产阶级领导的立场。我曾经仔细重读了托洛茨基有关上述问题的文章。结果认为：第一，他并没有说过中共已经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党；第二，他明明告诉我们，希望“红军中有我们的人”；特别当抗日战争开始后，他一再要求我们站在战斗的最前线。最近我看到了1938年第四国际成立大会上通过的托氏起草的一个文件：“远东的战争与革命远景”（这文件找第一次见到）其中有这样的话： “……特别在中国，布尔雪维克——列宁派一定要英勇地加在抗日斗争中，并藉此在每一新的阶段上提出一些符合于斗争要求与群众利益的口号。……” 在其它许多地方，托洛茨基都表示了同样意见，例如在《论中日战争致里维拉的信》中，他说： “……我曾说过：中国一切工人团体都应该积极参加现在的抗日战争，而且参加在第一线上，却不丝毫抛弃其纲领及其独立的活动。” 很显然，托洛茨基的意思是要我们尽可能去拿起枪，真正参加战争，而且要战斗在第一线上。他决不曾教我们——像彭所了解的——仅仅在政治上（文字上）拥护抗战！ 当然，我们当时力量太小，人数太少，要真正这样做，问题很多，困难极大。不过我们和彭争的不是如何参加战争的方法问题，而是是否要真正参加战争的方向问题。虽然事实上我们始终不曾参加进去，但至少陈独秀与我等曾经企图过这样干而未曾成功，而彭则认为根本不应这样干而斥之为“军事投机与军事冒险”——这是本质上的不同。 ※ ※ ※ ※ ※ ※ 从我们的失败中得教训是一回事；因为失败而否定我们过去一切工作的价值是另一回事。关于后者，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们不应该因为失败而妄自菲薄。中国的托洛茨基主者在其20余年（这里只说到自1929至1952年）的存在与活动中，虽然犯了许多错误，虽然犯了许多错误，虽然未能成功，但至少在中国前进的工人阶级与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中，曾经撒下不同于史大林主义的，即非官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种子。藉助于数达几百乃至上千（这包括死在西伯利亚的二三百个中国托派）的托派份子，不屈不挠，英勇牺牲的活的例子，迟早会在新的条件中开花结果——会带来你所说的“我们的时机”，反对中国共产党官僚统治的政治革命。 珍惜我们的传统，首先要忠实地写下我们的历史。可是在这方面，我们觉得又无法不和彭进行一个不可调和的斗争。为要造成他个人的“历史地位”，他以其妻子为助手，正在实行有系统地编成以他们二人为中心的中国托派史。在这封信里，我想给你再看一个例子，一本题为《为甚么接受不断革命论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托派）不能领导革命达到胜利？》的小册子（写于1960年，不过我最近才看到）中，彭将中国的托派运动分成为六个时期，其中的“第三期”全文如下： “第三期1932年10月至1937年的‘八一三’。这时期可以称之为组织破坏的‘冬眠时期’。自陈独秀等被捕后，我们的运动完全失去领导。随后不久，上海最积极的、极负责的干部（上海各区委联合会的委员）又全部被捕，于是‘九一八’以来所建立的一切工人支部（那时工人支部30余个，包括党员200余人）都失去了指导和联系，几乎全部离散了，从此我们的运动便进入‘冬眠时期’，因为最积极的领导份子和干部都被投入国民党的监狱中，绝大部份的党员不是离开，也是消极了。这种‘冬眠状态’一直延长到1937年‘八一三’事变发生为止。”（见该小册子第9页） 这段话，换句更简单的话来说，那就是自从1932年10月（彭被捕）直到1937年8月（彭获释）这四年零10个月期间，中国托派处于‘冬眼状态’。可是正在这几年中，你恰恰在上海，你参加了中国托派的领导工作，你可以凭自己的经验证明在那几年中，中国托派并不曾因为失去了彭的领导而进入“冬眠状态”。 （你想必还记得，为要证明“冬眠”起见，陈兰在那篇吹捧老彭的长文中，将当时我们所的情创办《斗争》与恢复香港工作等，都推迟了一二年，以便记在彭的账上。） 非常可措的是，目前幸存于中国大陆之外参加中国托派斗争的老同志，知道30年代情形的除了彭之外，只有你，我和别的二三个同志，因此彭似乎取得了制造中国托派历史的专利权，他似乎相信可以放手写作了。 不过我还必须尽我所能来揭露他那种与托洛茨基精神绝不相符的伪造行径。 最后我想以一个好消息来结束这封信：此地的青年朋友确实表现了工作的活力。现在必须把分散的力量团结起来。在这方面虽然有若干困难，我相信终于会成功的。附上图片，那是我们青年朋友们组织的一次集会。 双山 1974年5月20日 不得已的答复最近见到以香港革共党中委会名义发表于去年（1981年）8月间的一个文件：《澄清托派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立场》。它宣布我为德文版《托洛茨基论中国》所写的导言中，“有不少错误的地方”。它特别指责我在论及中国托派关于抗战的内部争论时，故意把我所属那一派的立场“含糊起来”，而且把我们“与托氏互相对立”的立场，“说成是符合于托洛茨基精神。” 这个文件，特地请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局转送给出版托着的德国朋友们。同时还送给革马盟常委会（因为它的机关报《战讯》登载了我那篇导这的第一部份），并要求后者“如果决定把它全文照登，那就请把我们这个意见也一同刊出。” 对于如此隆重的一个官式声明，我不得不作如下答复： （一）德国朋友们邀我写导言的原委。早在1976年，美国同志曾经出版了英文的《托洛茨基论中国》。为使读者们，特别要使不熟悉中第二次革命情形的年轻读者们，更易与更好地了解托洛茨基的立场起见，主编者邀请中国的彭述之代写了一篇导言。如今德国朋友们准备用德文出版同一著作，为了便利读者的同样目的，他们本来只要将彭述之的导言从英文译成德文就行，根本不需要请人另撰新序。他们为甚么要舍近就远呢？德文版的主编从来没有说过任何理由。但是理由显而易见的：彭述之的导言实际上没有尽了一个写导言者所应尽的责任。 第一，他原应该引导读者们去了解托洛茨基；可是他却拼命引导读者去了解彭述之。他原该善用现已颇为完整的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言论和文字，对照中国半个多世纪来的事变，去详尽分析与指出托氏思想发展的线索与经过，以此让读者们看到并学习到一个大思想家大革命家如何将革命理论应用于革命实践；同时彻底驳斥斯大林主义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加给托洛茨基的一切歪曲与诬陷。彭述之在他的导言里不曾这样做，却集中力气措写他本人于1924年从莫斯科学成归来，如何以只手旋转乾坤，如何把中共的思想“再武装”起来，以及他后来如何以中共主要领袖资格，一贯坚持正确路线，不断反对右倾与左倾的错误，直至中国革命归于——失败…… 第二，彭述之的导言写成于1974年，即写成于中共取得全国政权25年之后。可是你看完全文，却觉得它彷佛写成于1947年或更早些，即写于中国第三次革命的发生及其胜利之前。导言通篇所述是托洛茨基（特别是彭述之）如何如何正确，斯大林与毛泽东如何如何错误。但对于读者们必将提出的一个问题：到底为甚么领导中国第三次革命达到胜利的是错误的中共而非确的中国托派？彭述之只经描淡写地回答了一句话：“中共在由中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非常有利的条件中取得了政权。” 一篇导言既如此地喧宾夺主，这位“喧宾”对于新发生事变的理解又显得如此地无能，人们对它表示不满是理所当然的。 当我答应德国朋友为他们准备出版的书写一导言之后，他们便要我先告诉他们写作方针。 我提出的方针是：除了以上述方式介绍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先后提出的各项意见之外，我将主要解下列几个问题：一、在第二次中国革命中被证明为完全正确的托洛茨基路线，为甚么对第三次革命的兴起与成功不曾起过甚么作用？二、断送第二次中国革命的斯大林路线却似乎以毛泽东主义名义完成了第三次革命。实际上是否如此？如果是的话，其故何在？三、中国革命已在中共领导下获得成功，中国托派是否还有继续存在与继续奋斗的理由与必要？ 至于中共领导内部（主要是至1923年1929期间）曾经发生过的思想分歧，导言里当然也要谈到，但这方面的叙述必须非常简约。因为在中国第二次革命的整个过程中，中共领导人虽然都不是自觉的斯大林主义者，却基本上忠实地执行了斯大林路线。这期间有时有人曾经发表了不同于莫斯科发来的指示，那只是中共领导的“感性认识”证实了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俄国托派）的“理性认识”吧了。无疑，这些印证是重要的，应该在导言里提到，但不能本末倒置，不该非分地夸大它们，藉以夸耀当时某某领袖始终与托洛茨基思想“不谋而合”，“殊途同归”。 导言里也要谈一点中国托派内部对于托洛茨基所提各种意见曾经发生过的争论；但无论就他们的实际影响说，或就他们本身的性质说，这些争论在我拟写的文字中都只能占很少地位、或完全占不到地位。只有对于今后的革命政治还会发生若干影响的某些争论，才允许适当地加以提及。 托着的主编者同意我这样的写作方针，要求我依照草拟的大纲写出来；但在篇幅方面他们只能给我五十张打字纸的长度。 以上情形（内容与长度），说明了我的导言为甚么必须将许多事情与不少问题搁开不谈，必须将它们“含糊起来”。 （二）虽然如此，与“革共党”的指责恰恰相反，我却不曾把托派“对中国抗战的基本立场含糊起来”。在我的导言里，有不少问题原本不该“含糊”而终于“含糊”了的，例如关于国民会议口号的争论，关于红军的争论以及有关第三次中国革命性质的争论。关于抗战争论之所以要约略提及，只因为（自然是依我之见）这问题在中国虽然可能已成过去，但对其他落后国家的革命来，说它却还非常现实，在它们未来可能发生的对外战争中会具有很大意义。 我应该将这项争论如何介绍给外国读者呢？把双方争论的全部论据，将争论发展的整个过程与详细情节叙述一番吗？当然不行。这对我的写作方针说来是不可能，对外国的读者说来是不必要，要介绍这个争论，自只能以双方的“基本立场”为限。 指责我的人显然没有弄清楚甚么叫做“基本立场”，事实上他们至今没有把握到托洛茨基在中国抗战问题上所采取的“基本立场”。 对于中国在国民党领导下反抗日帝侵略的战争，托洛茨基所采取的基本立场决不能仅仅以拥护抑或对来说明，也不能以“批评领导，拥护战争”这样的公式来概括。拥护中国方面的正义战争，但同时又对领导这个战争的国民党采取批评态度的，并不限于托洛茨基与托派。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有别于当时任可一个政派的，亦即他那非常特殊的，因而是最最基本的一个方面，乃在于他主张对于这个具有客观进步意义的战争，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要用革命手段来拥护。它要在战争中不停止阶级斗争，甚至要发动阶级斗争，特别要发动土地革命。因为依托洛茨基之见，中国方面只有靠革命的进展才能一方面真正调动最大多数的工农起来作战，另一方面使侵略军中武装了的工农（日本兵士）丧失斗志，趋于溃败。这个立场的特点还不仅表现于用对内革命斗争来赢取对外战争这一点上，而且还表现于革命党准备在可能时候，变政治的反对为军事斗争，即在战时（或战后）以内战来推翻反动的领导者，建立工农政权，藉使战争胜利，并使革命成功——这一点上。 我在导言中所介绍的托洛茨基对中国抗战的态度，正是这样的一个基本立场。我相信绝无“含糊”之处。 诚然，我没有像批评我的人所希望那样，将当时发生于中国托派内部，前后持续了数年之久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详尽地记录下来。但所以如此的原因已如上所述，它绝不是为了“文过饰非”。因为我当时的意见至今不变。我认为我和我所属那一派的主张是正确的，更符合于托洛茨基的基本精神。 在适当地方，例如在我的《回忆录》中其实我已尽可能详细地叙述了当时争论的经过，转述了几个主要争论者所持的论据。批评者与读者们如有兴趣去查究我是否故意“掩饰错误”，不怕没有根据可找。在这里我还要顺便告诉一声我的批评者：德国的读者们多半会在未见我那篇导言之前，便可看到《回忆》中有关当时争论详情。他们不会因我的“含糊”而受到“欺蒙”的。 （三）声明一开头就宣布我的导言“有不少地方是错误的”。但到临了，它却说道：“至于对这篇序言的其它不同意见，则不想在这里说了。”那末在哪里说呢？我希望我的批评者不要“欲说还休”，“含含糊糊”。指控而不列罪状，这决非论战的正当方式。 （四）这篇声明使我记起了35年前的一件旧事。1947年，我们，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新旗”派，出版中文的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问题》。我给它写了一篇序言。这篇序引起了彭述之一派（即现在香港的革共党）的不满。他们为此特别写了一段评语，油印（也许是铅印，我已记不清了）一页，要求凡购读此书的人，必须把这一页贴在书的扉页上，以防读者传染序文的毒害。这件事当时使我联想到张天师驱鬼符箓，同时又让我看到一个尚未当权的专横政党的雏型的书报检查。 想不到时间隔了这么久，竟还有人想搞这一套驱鬼辟邪的无聊把戏。 （五）我的批评者显然认为我写导言系受命于国际书记局。德国朋友出版这本书也是由组织所决定。事实是否如此，我得说明一下。 当然，我写这篇导言，是把它看作一项严肃的革命工作来做的；但它并非受命于任何机构。出版托着的那家书店不是党的出版机关。主编这部书的几位朋友，我亦不知他们是否均与组织有关。因此，把这项工作想为由头至尾都是上面决定下面奉行的公事，根本差矣。也因此，有谁为了不满这项工作而上诉最高当局，请它转知某某，着令防范甚么；又行文其它组织，要求如果续登此文，便须如何——这做法，只透露出那位作者头脑中事事官办，一切通过机关那种可笑与可怕的官僚主义成见罢了。 最后一句话：我欢迎一切批评讨论，但反对任何形式的书报检查。 1982年3月1日 附录 澄清托派对中日抗战的立场王凡西在《托洛茨基论中国》（德文版）一书的序言中，对托洛茨基意见的阐释、他自己意见的发挥、对过去历史的叙述，有不少地方是错误的。特别是其中第五部份第二节（标题为“中国托派的内部争论”）的论述，更与当时有关各方的意见大不相同。他把自己所属那一派对中国抗战的基本立场含糊起来，不但无视他们的立场与托氏的立场正相对立，反而说成是“更符合于托洛茨基精神”。这样地阐释托洛茨基对中国抗战的立场，和中国托派当时的争论，那是我们所不能保持缄默，而必须加以澄清的。 托洛茨基对中国抗战的立场，早在当时已用文字重复地表示出来，非常明确，无任何可被误解之处。例如他在1937年9月23日致里维拉的信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现在日本正要将她变为殖民地的国家。日本方面的斗争是帝国主义的和反动的，中国方面的斗争则是求解放的和进步的。”他号召“中国一切工人团体都应积极参加现在的抗日战争，而且参加在第一线上，却不丝毫抛弃其纲领及其独立的活动。”他同时驳斥那些主张在中日战争中采取“革命的失败主义”的人，指他们“不是真正的叛逆，便是十足的蠢到了这种程度，也是等于背叛的。”（见《中国革命问题》中文本第一次版第349页，英文本《托洛茨基论中国》第567至569页） 第四国际执委书记处关于中日战争的决议，及其中国支部“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中国革命共产党的前身）的正式立场（它为多数所通过），都与托洛茨基的上述意见相一致。 与上相对立的是当时中国少数派的意见，他们中有的认为，中日战争只是日本天皇与蒋介石之间的战争，中国方面的抗战自始就无进步性可言；有的（如序言作者本人）则认为中国的抗战，在太平洋战争后已“主要地变成为帝国主义战争，即美帝国主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之一部份”，“因此已经由正义的变成不义的，进步的变成反动的了”。（见《中国革命问题》中文本中王凡西所写序言第15页）他们从不同的论点得出共同的“革命的失败主义”态度。序言作者更自作解释：“我们拥护进步战争，反对反动战争。拥护乃助其胜利之意，反对则使其停止或促其失败之谓”。 但同一作者在去年写的德文版序言中，却不再像他在30多年前的中文版序言中那样，清楚说明自己对抗战的基本态度；他把争论的问题模糊起来，说：“中国托派在抗日战争态度问题上所发生的争论，若仅就问题的实质而论，也就是对托洛茨基这个全新立场的不同了解，以及对此立场内含的两个不同部份之间所定的比例的差异。”这是一种事后的诡辩，其作用是企图越过当时争论中的首要问题，任意变换争论的“实质”内容，同时曲解托洛茨基的原意，以此掩饰自己一派的错误。但是，恰恰在他引用来辩解自己意见的托洛茨基那几句话之后，托氏已紧接着指出：“我们【现在】有一场战争。首要的问题是：我们中国的同志，和所有同他们一起的人，都应该承认这场战争是他们的战争，还是否认它，视它是统治阶级强加于他们的战争呢？极左派力图避开答复这个基本的问题。”（托洛茨基1937年10月27日给第四国际书记处的信，《论中国》英文版第574页，着重点原有）序言的作者今天“力图避开这个基本问题”，而当时他及其一派却不承认抗战是他们的战争，并反对采取保卫主义。 再就他解释争论双方的“不同理解”和两部分的差异来看。他“简言”对方“特别着重中国一边的正义性，因而强调拥护战争……”而“保外一部份人（本文作者乃其中之一）则更加着重托洛茨基以革命争取战争胜利这一方面。他们认为革命者积极拥护与参加抗日，不但因为它是正义的，而且因为由此可以在工农大众与军队中取得影响和威望，以便在‘一个不能预先确定的某一阶段上’，可以将对国民党的政治的反对转变为武装斗争。”但主张“积极拥护与参加抗日”的，并不是他们这一部分人，他们根本就认定抗日战争不是正义的，不应“积极拥护与参加”，而应采取“革命的失败主义”。 中国托派当时双方争论的意见，和托洛茨基及第四国际领导机关的意见，都已有文字为证；无论今天如何舞文弄墨都无法加以改变的（但这篇序言对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抨击性叙述，则缺乏有关文件的支持）。革命者必须忠于历史事实、自己过去的意见，及与自己争论对方的意见，从而让后人能够切实了解真相作出正确的评断。这就是我们写出这个意见的原因。至于对这篇序言的其它不同意见，则不想在这里谈论了。 1981年8月25日 致革马盟常委会同志们：附上的一文是我们寄给书记局转给出版《托洛茨基论中国》（德文版）一书的德国同志的。鉴于《战讯》拟连载有关的序言，而该序言对中国托派抗战时期的争论及托洛茨基的意见，却作了许多不符真实的描述。如果你们决定把它全文照登，那就请你们把我们的这个意见也一同刊出（刊出时请用“格贡忠”笔名）。当然，我们不希望为此在公开刊物上进行争论；但我们更不愿读者被误导而不了解历史真相。 革共党中委会 注一：中国以及国际的共产主义者，习惯称1911年革命为第一次革命，称1925-27年的革命为第二次革命。 注二：同样意思，笔者曾经在一篇写于1958年的文章《过渡纲领的二十年》中发挥过。 注三：随便举个例，文章说“彭于1920年——秋天加入中共”，但现在人人知道：一直要到1921年7月间，中国开始有共党存在的。 注四：福仁同志这句话没有说错，不过为了更加确切起见，我得将他所记得的事实经过补充一点。当他离沪期间，发生了中日战争。37年秋天，被捕的同志先后被释出狱，有些回到了上海，留在该地的临中委经一次积极分子会议分子后重选。新选的委员中有彭述之、寒君、刘家良等，没有李福仁（他在美）和双山（尚在狱）。1938年春，这个新临委事实上停止工作，领导机关改成为“斗争报”编委会，这个委员会包括：陈其昌、彭、刘、谷和、双山、寒君。等到超麟（1940年）来沪，又邀他参加。福仁回沪后，并不正式算是“斗争”编委之一，但他实际上有时参加会议，也积极工作，并且人人把他看成领导人之一，直至他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离开上海为止——双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