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山：悼念彭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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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彭述之

双山

　　彭述之死了，一个老革命家逝世了。他是中国第一代共产主义者之一，在中国第二次革命（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革命失败后，他接受苏联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见解，转向了托派，因而成为中国托派运动的领袖之一；一九四九年中共取得全国政权，他流亡海外，继续托派活动，参加第四国际工作，直至于死。
　　这样一位始终不变，为一个政治主张而斗争终生的革命者，不管他的所信正确或者错误，也不管他的事业成功或者失败，他之值得人们悼念，值得后来者的研究，那是完全应该的。
　　自然，各式各样的人，由于立场不同，或由于对逝者的关系不同，各人为此而发生的感想也必然有所不同。
　　就本人来说，彭述之的逝世是既丧失了一个共同战斗过的同志，又失去了一个长期与之争论的对手。这个情感可说是惋惜而又寂寞的。
　　不过，我首先要谈中共领导层对于彭述之逝世可能采取的态度，以及他们对他历来所作的评价。
　　中共多半会，甚至一定会以沉默来对待彭的逝世。跟所有的斯大林主义者一样，他们对于政治上的不同意见者，无论在其生前或死后，从来总是想尽办法来抹杀其存在的。这是对待异己的一种最为简捷的方法，也是一切暴虐的统治者进入思想的穷巷后必然采取的态度。
　　不过在过去，追随莫斯科官方路线的中共领袖们，从瞿秋白直至毛泽东，却都曾给过彭述之（大多被当作陈独秀的影子或替身）以如下方式的评价：
　　他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是中共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一个倡导者与执行者；革命失败后，他堕落成为反革命的中国托洛茨基派的一个领袖。
　　这样的评价自属荒谬之极。
　　在从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中，彭述之既是中共中央的一个重要领袖，自须分担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的若干责任。但是，正如一切历史文献所已证明的，那个时期的路线制订者却绝对不是陈独秀，更非包括彭述之在内的其它中共领袖们。他们不是，而且由于第三国际的制度使然，他们也不可能是中共基本路线的制订者或倡导者。
　　因此我们保卫陈独秀，我们也保卫彭述之，反对斯大林、瞿秋白、王明与毛泽东等将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推卸在他的身上。
　　至于彭述之与陈独秀等老共产党人之转向托派，那我们必须再一次郑重声明：这不但不表示出他们的甚么“堕落”，恰好相反，它表示出他们的进步，他们的光荣，他们对中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运动所作的巨大贡献。
　　在根本的大是大非上，即在革命马克思主义派与斯大林──毛泽东主义派之间的对立上，我们（即属于前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的人）从来与彭述之们站于同一战线。在实际斗争中如此，在恢复中国革命历史真相的斗争中也是如此。
　　不过无论关于前一种斗争或后一种斗争，我们与彭述之之间并非没有分歧的。事实正相反，我们与他所争论的某些政治问题还具有颇为深刻与严重的性质。例如对于革命党内民主集中制的了解，关于民族斗争中无产阶级革命党的战略方针，以及对于中国第三次革命胜利的原因等等。不过这些争论，显然不适于在此悼念文中重提。何况，一般来说，一个革命者的不同意见，未必有损于作为一个革命家的品格。与一个革命家的品格有直接影响的，除了他对敌斗争中的是否忠贞之外，毋宁是他对人对事（现在的乃至历史的）的态度，在于他是否能忠实地衡量别人与自己在革命活动中所曾干出来的功和过；在于他是否能公正地确认自己与别人在许多问题上所发生了的是与非。
　　我现在想要谈谈的只是彭述之在这方面的态度。
　　非常可惜，我无法在这个方面赞美我们的老朋友。
　　陈独秀是一位大革命家。他光明磊落，明辨是非。当他认为自己的主张正确之时，他勇往直前，固执坚持。但当他发觉自己犯了错误之后，他总是毫无顾虑，坦白承认，坚决改正。这个优良品格，最完美地表现在他的《告全党同志书》中。在那里，他公开指出自己的缺点，承担错误的责任，并欢迎别人对他批评。这不但无损于作为一个大革命家的陈独秀，反而增加了他的革命家的形象，同时最有力地指控了斯大林──布哈林们断送中国革命的罪行。
　　托洛茨基是一位更大的革命家。他所以能成为这样一个人物，与他的严格对待自己是分不开的。他把自己的错误──主要是他和列宁之间长期争论中所犯的错误──进行公开与详尽的分析，使自己与他人都能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例子很多，不胜枚举，下例是其中之一：
　　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间写成的《我们的分歧》中，托洛茨基说道：“我过去曾经犯过一些政治错误，但其中没有一个错误使我的革命家的荣誉蒙受丝毫污点”（见英文本，《左派反对派的挑战(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五)》第二六七页。）
　　可惜彭述之在这上面既不能追随陈独秀，更不能师事托洛茨基。他要求一个人间根本不可能有的“永远正确”。
　　最明显的例子是他在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所采取的态度。他不承认自己是机会主义路线的制订人之一，那是完全对的，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他不承认自己曾是这条路线的重要执行者之一，却是不对了；至于像他最近在《回忆录》及回答一位老同志的一篇文章中所说，他一贯反对国际在中国推行门雪维克路线，且曾在中共的第四次大会上凭其一己之力，改正了中共的机会主义路线为布尔雪维克路线，那就非常不对了。因为这种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
　　“永远正确”原是罗马教皇的特权，也是近世斯大林式专制独夫们的标记。它与真正革命者的品德绝不相容。一个革命组织的领袖如果想方设法来制造这一种“正确”，借以造成“个人崇拜”，其结果只能一方面僵化自己，另一方面毒化组织；万一这个组织仍能因其他有利因素之助而使革命取得胜利的话，它也只会使革命迅速堕落而归于失败。
　　对于彭述之的评价，我在一九五七年写作的回忆录中曾经说过如下的话：

　　“他自然是一个革命者，而且具有不少革命者的优点，譬如说，他的稳定和谨慎……不过在我的认识中，觉得他有一个最大毛病，那就是接受了被斯大林伪造过的“列宁主义”，特别是……那个组织观念。”

　　现在事隔二十六年，当他与我们永别之时，我毋需改动这个评价。只有一点应该添加的，那就是：由于他的稳定性格（更确切些说是顽固性格）的病态发展，产生了“永远正确”的要求；为要体现这个要求，他竟不得不弯曲某些历史事实，甚或虚构一些故事，这是大有损于一个革命家身份的。
　　年轻一辈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能够从这位老人身上学到一点东西的话，首先必须以其“永远正确”的非份要求为戒。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廿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