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内容,原本是我另一部稿子中的四章。只为了出版方便,才单独拿出来先行付刊的。

  我的另一部书是“毛泽东思想论稿”。那是一个相当大的企图,企图对毛泽东思想作一种全面的,客观的与历史的研究。全书共十六章,本书乃是它后面的四章——专门讨论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和中苏冲突的关系。

  “论稿”开始写于1961年之春,草成于1964年8月。因此,文中所涉及的毛泽东的言行,自只能以发生在1964年秋天以前者为限。

  自从那时到现在,不用说,“桥下已有大量的水流过了”。同时在那个思想本身,似乎也有了“飞跃发展”,似乎也有了新的意义。

  那末我们这几篇数年前的旧稿不加改作地拿出来付印,是否合适?是否有用呢?

  我想是合适的,因为这几章里叙述的是中苏共冲突的历史,所研究的是冲突之深远的原因。近三年来新材料的出现虽于史实有所增添,但基本上不能改变我们的叙述;这几年中的事实发展,更不会影响到我们关于原因的论断。同时我想这也不会无用的,因为中苏冲突,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乃是他“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可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不小范围内,却正是那“反修斗争”的结果,或者可以说,毛泽东这个对内斗争,多少也就是他对外斗争的产物。二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因果关系。所以要正确与深刻地了解毛泽东反对“中国赫鲁晓夫”斗争的原因,必先正确地知道他和苏联赫鲁晓夫们斗争的意义。

  可是为了知道其经过并了解其意义,我相信,本书是可以——至少在相当限度内——满足人们要求的。

  临了,我希望以本书为其中一部分的我的那部《毛泽东思想论稿》,不久也能和读者相见。

  ※         ※         ※

  上面这几句话写于1966年11月间,因为当时曾经有将本书出版的计划。计划终于没有实现,一耽搁,转眼又将五年了。

  现在,离稿子写成竟已有七年之久,却真的有了出版机会。在接受出版者的提议之前,我不免有多少疑虑:是否真的还值得付印呢?于是将稿子再读了一遍,结果,答案倒是肯定的。

  如果,我这几篇东西是新闻记者式的报道,不用说,到了今天只配抛进废纸箱了。如果它是所谓“中国观察家们”半逞幻想半卖情报式的作品,那更不用说,毋需等到今天,本就应该付之一炬的。

  但我这书既不同于前者,更不同于后者。它是严肃的研究——虽然也还只是一种企图,是作者对于当前世界的巨大事变,对于今后人类的某些根本问题,以毛泽东思想作引子,配合在中苏共冲突的史实中,站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立场上,全面思索之后所提出的一份报告书。

  这样性质的作品(好坏正谬是另一回事),决不会在短短数年中变得不合时宜。因为这里的时间尺度不是十年八年,甚至不是数十年,而竟是上百年的。

  当然,如果读者中有谁只愿将它当政论读,当史料看,我想也不会一无所得吧。

  1971年9月

  三原 序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