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该写和可写的已经写完，心头却似乎尚有话说。到底，像我这样一个革命战线上的小兵，为什么要写自己的回忆？有什么值得写的？

　　写作的动机应该提一提。

　　说起来，事情却得追溯到十几年前，在日军统治下面的上海，超麟同志曾经写了一部回忆录。书从他有意识的求知活动开始，一直写到一九二七年秋天中国革命失败，写到他参加“八七会议”，写到他在上海和瞿秋白一道工作……写到这里他就不起劲了。关于他自己的转向反对派以及中国托派的初期种种，他写得很少，甚至未终篇而搁了笔。我们要他继续写下去，他却反而要我写一些，关于一九二七年后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在莫斯科与托洛茨基主义发生关系的情形。他认为，那段历史在中国托派史乃至整个中共史上都将具有重要性，而知道这段史实的人却太少，知道得较全面的甚至在那时也只有我一个人。我颇为他的提醒而动心，因之颇有一写之意；可是因为其他工作忙，始终不曾写得。

　　现在，超麟同志是生死未卜，他的回忆录如果不曾被人随意毁灭，也至少被深藏于中共公安机关的档案库里了。想起当年那段因由，仿佛对朋友负了文债似的。

　　几年来我被迫处于一无可为的境地中。失去了一切，却换来了悠悠无尽的空闲。孤寂使人愁思，而停顿——不管它是被动或自动的——又总要叫人向后看。过去的事，过去的人，无论它们是悲是喜，是可恨或可爱，不时像幽灵似的闯进心里来，紧紧地抓住了我，常使我“魂牵梦萦”。有些事和人，留在公头，又若似“骨鲠在喉”，不吐不决。为此，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些小文，纪念几个难于忘却的故人；又曾多次动手，想写自传的一章，即记述当年莫斯科中国同志中的分派情形。可是始终没有写成功——不是为谋生的琐事所打断，便是一经提笔即鉴于工作的巨重而放弃了。

　　使我最后决心来写这“一章”的是去年春天联共党二十次大会上的反斯大林运动，特别是它要重修党史的决定。后来中共对此的反应益使我的决心坚定下来。因为从中共的一些文献中看，不但二十余年来中共的历史深深留下了当年莫斯科派系斗争的记印，而且今天，甚至今后的发展，还可能要在若干程度内受其影响。中共领导人为了对外对内的顾虑，不可能坦白与公平地写这段历史；此后的史家即使想写，恐怕也不易有充分的材料吧；那末作为这段历史的一个参加人与见证人的我，自应尽我所知地记录一些，虽不能完全填补这一缺憾，至少可提供多少材料。

　　超麟的提议在心中回响，于是，在国华同志的鼓励和帮助下，我终于着手写起来。最初计划还是“一章”，我不预备写前此与后此的事。可是任何事物均有其自身逻辑的，即令写一篇文章亦然。把一个人的全部见闻截取一段，却总得叙点前因，说些后果。而此种因果一经叙说，由于其为一大时代中的大事件故，却想简短而不可得。“来龙”写长了，“去脉”的尾巴自不能装得太短。如此一来，即使计划仍旧是“一章”，而事实将是一本不分章目的书。那末何不径自写书，让它有个清楚的章目呢？结果，原想写得不长的“一章”，变成了目前那样的“中型传记”。

　　因此，我这部自传目的其实不在于传我自己。我充许自己在这中间占一地位，只为了要有一条线索，可用以把过去半世纪中一些重要或不重要的事情，比较方便地贯串起来。套句被人用烂了的话说，我只是想做到：“从一个普通人的镜子里，让人看到大时代的若干方面”。这部东西也不是中国托派史，因为其中叙述虽与中国托派的历史有密切关系，但毕竟只是从我个人视角来看的一面；同时所有叙述，主要是凭我记忆，我不曾与不可能将它们用真实的文献来作检核和比对。

　　一部不以自我作中心的“自传”，当不可能给“私事”留下太多地位。有几个朋友曾经读了我的原稿。他们或者指出：关于我的某些方面写的太少了，例如我的恋爱生活；或者向我提议，应该尽可能做点“自剖”，因为书里有不少地方批评了我所接触过的人物，却没有专用一段话来批评自己。我觉得“自剖”不但多余，抑且无柳。自夸和自谦两不足取。法国作家蒲风的名言我非常信服：“风格即人”。既然已经写了这么多的文字，不管好坏总已给人看到了“风格”，然则又何须乎为“人”多言？而且，批评别人亦即批评自己，长度的本身就已指明了度量器的品种；镜中之影，显出了镜片的好坏。人们不难从批评里看到批评者。因此，于“自剖”一道，即使在这篇后记里我也不想有所词费。至于“私事”，书中其实已说得过了量，若依照我原本计划，其中十九都不该谈。可惜现在书已写成，重读时总不免为姑息的常情所累，不能尽量删削了。我曾经有意避免的是属于所谓“纯情生活”方面。这些事，常常构成传记文字的主要的乃至精彩部分的，却与我这传记的“体例”不符。我不愿将严格限于个人的悲欢经历，和时代的较大事件放在同一平面上描写。

　　总之，我写这部东西不是为了一己情绪的发泄，而正是为了我毕生从事的事业。回忆不仅为了回忆，却更为了它能帮助我们继续前进之故。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这部书才找到它写作和存在的理由。

一九五七年七月廿六日，记于濠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