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与五卅

　　五四运动发生的那年，我正在本乡小学里读书，十二岁。但知道有这件事，乃至受这运动的影响，却又在一二年之后了。

　　我的故乡是这样的一个市镇，它是既开通而又闭塞，不偏僻却是荒寂的。地处于沪杭之间，有铁路线联络这两大都市。它是浙西的两个食米集散地之一；更有不小一个区域的农民的蚕丝，由这里收购了送去上海。所以商业资本很早统治了这个地方，商人久已是它最有权势的人物。读书人，据说在清朝就是如此的，如果他不同时又是典当主人、钱庄老板或大地主之类，一样不为人重视。这里的传统是铜臭压倒书香，文化气息自来稀薄得可怜。

　　上海市场的消息，几小时内就可以在乡镇的茶馆里引起风波；而北京学生们的“闹事”，则连我们“最高学府”里的老师也不曾注意。十余岁的小孩子当然更是茫无所知。

　　在人口将近三万的市镇里，只有两所完全小学。我所就读的那一所，因为由一位富有的孝廉公当校长，教员中的多数也是地方上有地位的绅士，所以被目为最高学府。孝廉公以他办书院的方式来办“洋学堂”。大堂上供着“大成至圣先师”的神位，受着孩子们晨进夕退的两次敬礼。功课中虽已有了格致、音乐，甚至高年级还教英文，但最注重的还是国文，尤其是《论语》和《孟子》。我只读过《论语》，由一位儒医两通的老秀才给讲解的，教得很认真，要求非常苛刻，甚至连朱夫子的注释都得背。

　　关闭在这样的门墙里，外面世界发生的思想的激荡自然不会立即波及的。

　　然而，要来的终于要来的。大约在一二年后，它由上面和外面侵进来了。

　　县里的视学员，也是本镇上一个秀才，想夺取这所最高学府。他靠了一个与孝廉公们敌对的大绅士撑腰，又借了点县教育当局的势力，推倒了老校长。这一来，颇不得大多数地方人士的同情，因此当他以新校长资格走马到任时，非但旧教员无一留职，而且镇上的所有读书人都给了他抵制，不受他的延聘。结果他只好求才他乡，请了一批杭州第一师范刚毕业的学生来做我们的先生。

　　杭州第一师范是浙江省里的“北京大学”。在当时，它与长沙的第一师范，可说是北京大学新思想运动在外省的两个最得力的传播站。校长经亨颐，气度与为人都跟蔡元培相似。于学派无成见，对人才能兼容。自己的思想是开明而民主的。他所延致的教师中有所谓“四大金刚”（陈望道、刘大白等），学生中出名的是施存统、杨贤江等辈。施存统（后来改名复亮）之出名因为写了《非孝》那篇文章，而《非孝》又使第一师范大大出了名。

　　当时浙江省的统治者（督军卢永祥，省长张载扬，警察厅长夏超）早把第一师范看成为眼中钉。久矣乎要给他一点打击，苦于没有借口。《非孝》（登载在第一师范学生自办的一份刊物上的）一出，便有了题目，当局对学校进行了迫害。经亨颐为了保护他的教员和学生，以去就争，终于辞职而去。后来学生们为了挽留校长反对新校长，进行了罢课斗争。最后集体被军警围困在操场上，坚持了一次全国闻名的大抗争。

　　我们新校长延聘来的新教员中，有一位就是那次斗争的领袖之一，其余的当然也是新派人物。

　　其时我是毕业班的学生，我们一班的主任就是那位杭州学生运动的英雄。

　　不过当那一学期开始的时候，我们却以惭愧的心情走进大门的。因为有不少“不事二主”的学生退了学。他们转人旧时三年级主任（一位举人）所办的私塾去就学。留下来的学生大多比较贫寒，他们的家长与学校的旧主持人较少关系或全无关系。“最高学府”的名誉从此毁了，合镇的上流人都鄙视它。就读该校的学生也不再有什么光彩了。

　　开学典礼时，不见了“至圣先师”，因此也不再隆重鞠躬。四五个新先生，年纪都只比我们大上十几岁的，穿着布大褂，怪不神气。孝廉公时代那种庄严肃穆的气派是没有了，我们这些不得已做了“贰臣”的孩子们心里都感觉得有点难堪。

　　看看课程表，“经学”已经不见了；领来了新书，其中竟有用钢笔板自印的白话文讲义。新的校歌也贴出来了，过去校长引以自傲的那首“论文师轼辙．立品继程朱”的歌词，被宣布作废，改填的是些白话字句。孩子们没有说什么，但不少人想起了镇上流行的批评，“这个学校给弄得不成样子了”。

　　我们是用失望和疑虑心情来迎接这几位五四运动的代表们的。不过事情改变得很快。不出一二个月，我们就非常崇拜我们的新先生了。首先，我们不必像孝廉公时代那样害怕老师，师生之间成了朋友；其次，我们完全懂得他们所教的东西。陈独秀胡适之关于文学革命的论文，周作人的小品，刘半农等人的白话诗，我们都贪婪地，怀着无上兴趣地读着。（顺带说一说那时老师们始终没有将鲁迅的东西介绍给我们，甚至我们不曾听过提他的名字。我个人知道鲁迅与阅读他的作品，那是在一九二五年以后的事。）尤其叫我们欢喜的，乃是听他们讲自己在杭州闹风潮的故事，讲他们的学生生活。不久，新方式的学生活动就在我们学校里试办起来；成立了自治会，创建图书馆，订阅沪杭日报及杂志办了手写的粘贴在墙壁上的校刊，甚至还开了一月学校商店。

　　不消一个学期，“最高学府”的面目和气氛已改得完全不同了，它变成我们小镇土的“北京大学”和“第一师范”。在本地卫道夫子们的心目中，我们都成了陈胡新党的小喽罗，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十四岁那年我在小学毕业。为了前途问题，我和那时候的许多孩子一样，和父亲发生了冲突。我的父亲是一个读书人，前清末年进了学的，所以他有资格与士大夫游；但因他不是富家子，地位当然不高，虽在诗酒唱酬中，也不免常要受些闲气。这就养成了他的两重性格：一方面看不起那些似儒实商的绅士；另一方面却决心要在商业上竞胜致富。他时常用了愤世嫉俗的口吻（多半在他醉酒以后）对我和我的兄姊说：“读书人最没有出息，有了钱人家就会敬重你”。因此，当我读完小学之后（当时照我们乡间人的说法，这程度已等于前清的秀才），他坚决要我学生意，不让升学了。他这样决定，另一原因是家境不好，实在也无法供给我上省城读书的费用。所以在我毕业前半年，他老人家就已托人在上海一家洋行里替我说好了练习生的位置。可是我的想法和志愿与父亲的大不相同。我生来也许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小时候当然更不会看重实际。最欢喜读《水浒》，也欢喜《三国志》。侠客和义士乃是我心灵里最早的偶像。

　　在家人中，我最崇拜我的叔祖，他是个武秀才，绰号“大刀”，性情真直，虽老不失童心，平生不事生产，以致为家人所贱视。而我却非常欢喜和他在一起听他讲快人快事，常使我寝食俱废。叔祖爱谈他自己的父亲（即我的曾祖），说他曾经帮长毛（太平军）打仗，离家三年，转战皖省，一直到清军攻陷南京后才偷偷回家的。家里老辈谁都不愿意提起这件事，而我也把他想像成了英雄，将他和《水浒》、《三国》中的人物联结起来。

　　经过一年多五四精神的熏陶，我的兴趣和思想都发生了不少变化。当然，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谈不上什么固定兴趣与系统思想。所谓变，也只是模糊的方向而已。在未接触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之前，我们这些孩子简直没有精神生活的，浑浑噩噩的。拿我个人来说吧，除了演义小说里的人物引起我一些奇异的空想之外，更不会想到比饮食游玩更多的事。而新影响却在孩子们的心灵里打开许多窗，让我们由那里看见许多未曾前见的境界，尝到了许多前所未知的乐趣，以致引发了对远大事物的憧憬和向往。孩子们的志向与天地扩展得如此之快，竟致远远地超过了父兄们所能了解的程度。我们的小眼再不注视在一家的门桅上，不以一乡一镇中的荣辱为怀。我们（决非我一人如此，同学中不少人都是一样）居然“以天下为己任”，将古今中外的科学家、思想家、文艺家为做人的典范了。总之，五四精神使我们变成了染上时代狂疾的小志士，变成了好高鹜远的理想家。在我个人，旧日的侠义偶像和新认识的崇高的心智活动家结合起来了，而后者又逐渐地代替着前者。

　　处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中，我之无法接受父亲给我安排好的前途，乃是十分自然的。父亲方面呢，他根本不曾想到他的“小东西”自己竟已有了主意。他是我们家中的绝对君主连他的父亲即我的祖父在内都对他非常畏惧的，我当然更加怕他。平时他不苟言笑，对家人从来不和颜悦色地谈句天，只有当他喝醉了而又非泥醉的时候，才透露出一点人情的暖气，卸下了他家长的严肃面具。此时的我，尤其是我的姊姊，才会沾着点父爱：听些并非训斥的牢骚，尝尝他带回来的糕点。

　　我将到上海去学生意的决定，也就在这样一个温暖的晚上被通知的。那天晚上父亲特别高兴，记得还从一家宵夜馆里叫了炒面回来。他相当庄重地通知了我这件事情，同时讲述了他如何请托亲友帮忙谋得了这个位置的经过，又说将来补读英文的夜校也托人找好了，他要我好好去做，洋行出路是很大的。父亲的通知原不需要我同意，他说过就算，接着就宣布要吃炒面了，而我此时却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竟敢当面对他说：“我不做生意，我要到杭州去读书。”情势当然急转直下了，在座的母亲和姊姊都吓呆了，拿起了的筷子又悄悄地放下，她们以万分惶恐的眼光望着我，我则把眼睛望着地板，不敢看父亲的神情。父亲的决定被人违拗，在这家里大概还是第一次；而这一次竟出于他最小的儿子，一定使他感到十分意外的。所以他的愤怒竟不以惯常的方式发泄出来，没有呵斥，没有敲打，只是气得连声都出不得了。

　　父子间的关系僵持了两个月，结果却以折中的方式和解了：答允升学，但必须读商科。因此我考进了杭州的省立甲种商业学校。

　　这个学校与第一师范相连校舍都是前清的贡院。两校间只有一墙之隔。我是身在墙东而心在墙西。商科的功课引不起我丝毫兴趣，尤其叫我头痛的是簿记、珠算与辨币。这个学校的环境十分庸俗，学生活动全无，文化生活贫乏之极。它比孝廉公时代的我们的小学还要死气沉沉。呼吸了一年多五四空气的我，简直要在这里窒息了。那时我对学问的兴趣是尚未固定的，择业的问题并不困扰我．我所欢喜的只是一般的学问，一般的知识，特别是新的。所以凡是新书，不管是文学、哲学、科学，我一视同仁地拿来读。无钱买书，星期天就跑到书店里去翻，或到西湖图书馆去借阅。这些书多半是不易懂的，有的是真的艰深，有的则为了天书式的翻译；可是我直着脖子吞下去不管它们能否消化。在商业学校里混了两年，那枝簿记棍如何使用都不曾学会，而从杜威、罗素、柏格森到泰戈尔，乃至古代学者如苏格拉底、柏拉图等等的大名．却已经知道了一大串甚至有不少他们的中文译作都被我翻过了。商业和我的兴趣之间也就愈离愈远，再耽下去简直是苦刑了。

　　在第二年的第二个学期中，学校闹了风潮，我被推为代表之一。结果风潮胜利，学生代表却全被开除。我原是被开除者之一，只因校中的一位国文教员是我父亲的朋友，为我力保，总算“顾全面子”，私下教我“自动转学”。这次事情没有使父亲气恼，很乐意地让我转人了一个私立的普通中学，从此我跟商业最后地作别了。

　　一年后父亲逝世。再过一年临到中学毕业的这个学期，“五卅运动”爆发，那时我十八岁。

　　“五卅”以前的二年中，我仍旧是漫无目标地乱读书。不过由于创造社的影响，兴趣却渐渐转趋于文学方面。和当时许多年轻人一样，我成了创造社诸作家的祟拜者，个人则尤其欢喜郁达夫，在有意无意中，深受了他浪漫的颓唐的影响。同时也因为父亲故世，家道日窘的关系，更加以“沉沦”式的不幸青年自命了。同学中也有人欢喜写作的，教员中也有一二个新人物。因此在“五卅”运动的半年前，我和另外三个同学一起，出版了一张报纸，报名竟莫名其妙地称为《赤报》。其实当时我们的思想离“赤”尚远。内容也根本不属于此一色彩。记得此报的一篇主要文章，是我从一本英文哲学史（只记得是“家庭大学丛书”之一，著者为谁都已忘记了。）上译出来的序言。我们这几个人都没有固定思想，基本的政治倾向只能说是民族主义。但是报名吓坏了人，所以只出一期，就让校长禁止了。

　　那时候的杭州，真正的赤色思想原已存在。《向导》报的公开通讯处是杭州法政专科学校。收信人安存真，即该校教员安体诚（一九一七年为蒋介石杀于龙华），是出名的共产党员。我的几个乡前辈在杭州搞国民党（实则共产党）。SY也有了，第一师范里有一点组织，我的自小朋友许志行就是那个组织的负责人。我和他们之间常有来往，但我没有加人。原因是：那时我看不起干政治活动的人。为学问而学问的观念给我的影响很深；我觉得干政治根本不是做学问，两者是背道而驰的，而我则一心要研究学问。我们的中学里也有一两个入了“国民党”，他们很活动，很自负，可是功课很糟糕，这件事又加强了我的成见。

　　其实我那种想法，本质上只是反映了当时新思想运动主流的分化。我是在五四，之后一两年才接触到五四思想的，等到我追上它、接受它的时候，新思想的本身却早已向前进展，发生变化了。《新青年》分了家，陈独秀与胡适之各走各的；前者前进至马克思主义；后者则仍旧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阶段上。前者由思想而进人行动，由文学革命而政治革命；后者则欲保持思想的“纯洁”，反对文人玩弄“龌龊的政治”。由于行动的需要，陈独秀与李大钊等组织了共产党，与南方的孙中山结了同盟；此时胡适之等却贯彻其“学者作风”，与梁任公的研究系合作，同时寄托希望于北洋军阀的政府。

　　对于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此种分合情形，我是茫然无知。杭州虽说是一个省会，北京新出的杂志也多少能够看到，但一般说总是落后得很。那里的多数教员与学生如果算得上“新人物”的话，多半以新到接受“五四精神”为止。对于“德、“赛”（民主与科学）二先生的向背，对于孔子的抨击或崇拜，始终还是这个城里新旧人物的分界线。因此在无形中，杭州被五四运动唤起了思想生活的青年们，就当时思想主流的分派说，都属于胡适之方面，亦即属于梁任公方面。他们对于当时为数不多的国民党分子，虽然不是仇恨的，却是轻视的，因为这些人“不忠实于学问”，却去搞政客勾当。

　　在一九二五年春天以前，我也是这样一个不自觉的“胡适之派”。“五卅”运动却给了我一个激烈的与决定性的转变。

　　上海爆发惨案的时候，我们正忙于毕业考试。在最初，我们简直不甚留意这件事情的。后来看见它愈演愈烈，学生罢课，商店罢市工人罢工，掀起了前所未见的大风潮，我们这才开始激动起来，觉得我们也必须有所表示，才能对得起上海同学。学校里的空气热了起来，学生中沸沸扬扬着，校与校间开始了联络，人人都感觉到非干点儿什么不可了。大概是惨案之后的三四天吧，上海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团到了杭州，向各校学生报告惨案经过；杭州的学生立即行动，由每校推出代表二人，成立杭州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我因为平时曾参加演讲比赛，而且在校际竞赛会上得过奖，同学们就以为我具备代表资格，推举了我，另一代表便是我上面提过的那个“国民党分子”。应该承认，我最初去当代表是不太愿意的，原因是上述的成见作怪，这些是风头主义者干的玩意儿。在第一次的成立大会上，我意外地又被人推举成宣传部长，这使我惶恐起来，我心想：糟糕；毕业考试完了，大学也不必想考了。可是这种不愿意与惶恐的心理出现得极其短暂。工作一开始，斗争随着爆发而日趋紧张，我以全心身投进这个新的活动中心，毕业与升学等等都被置诸脑后了。

　　参加杭州学生会工作大约只有三个月，从六月初起，直到八月底离杭赴京去考大学为止。这一段工作对我的思想与生活却发生了很大影响。简单地说，它使我脱离了胡适之而走向了陈独秀。这三个月间没有读什么书，整天忙的是工作，然所得益，套句现成的话说，真是“胜读十年书”。大时代中炽烈的大斗争，像只巨大的熔炉一样，把投入者身上一切不合适的思想和感情焚化于俄顷之间，同时将你含有的（如果有的话）某些较好的东西提炼出来。一个省会里的学生运动，尤其是当那个时候，无论就深度与广度说，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因被配置在大时代的背景上，作为全国性的反帝反军阀斗争的一部分而出现，其意义亦自不同。对于像我初次跨入思想生活的年轻人，其意义竟是决定性的。我很快懂得了，所谓“为学问而学问”的说法是多么地虚伪；真正学问应该和行动相结合，为行动服务的。我懂得了，做学问与“干政治”决非对立的；而政治上处于被压迫地位的人们，根本无法做纯粹的学问，他们的学问应该集中于一门，就是如何为改变这个地位而斗争。这点道理一半是我在工作中悟出来，另一半则由于和那些平素为我所鄙视的“风头主义者”的接触和接近，我发现他们中多数不但比我能干，而且比我有学问。我几年来的自以为追求的“真正学问”——乱七八糟地阅读杜威、罗素以至柏格森等辈的大作，这时却被证明出非常无知与混乱的。这时我初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从那两位“搞国民党”的乡前辈手里看到一些浅近的社会科学书籍，觉得这是一种切实而有用的学问，与我先前所学的一些不同。

　　在杭州的短期工作中，我获得了一个终生受用的认识，那就是：对外斗争与对内斗争不能分开，而且后者胜利乃是前者胜利的条件。记得在学生联合会的第一次大会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讨论：杭州学生应否与上海同学一致行动，实行罢课？代表们的意见是分裂的。一部分认为这是对外斗争，是反对英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我们不应该罢课，因为罢课这种手段只能用以对内斗争，譬如反对学校当局的黑暗或政府当局的腐败之类。杭州学生罢了课来反对上海租界上的英国人，据这班代表的意见，近乎“无的放矢”。“人家不会理你们的，荒废学习是你们自己的事”，他们说，“为了真正能够反对帝国主义，我们非但不应该罢课，而且应该加紧上课，加紧学业来武装自己”，这些人说得颇有道理。另一方面，多半是有了若干政治背景的代表们则坚决主张罢课。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如果不罢课，什么行动都谈不上，一切所谓反对都是空谈。我是主张罢课的。但心里却觉得前一理由充分；赞成罢课，只是为了行动罢了。结果以微小的多数通过罢课。

　　杭州学生就这样行动起来了。全体学生组成了数百个小队，到戏院、茶馆、公园、以及马路旁边去作鼓动演讲。动员很彻底，连杭州最保守的女校学生都出来了。我们原想让那里的商店都罢市，但没有成功。杭州学运中空前规模的一次示威举行了，参加的约有七八千人，包括小学生和若干市民在内。当时浙江的督军是孙传芳，一个非常狡猾的北洋军阀。在全国热烈的战斗空气中，他不敢正面来压迫我们，他表示“同情”。当游行示威时，他派了一队荷枪实弹的兵士来“保护”我们。他还召见了学生代表，发表他“爱国不敢后人”的鬼话，要我们把外交重任信托给当政的人，安心读书。

　　我们，至少像我那样的十几岁的孩子们，并非一下子就看穿了他的阴险。可是渐渐地，我们感受到他暗中活动的影响了。有一个学校，仿佛记得是体专，由于那校长与省当局的特殊关系之故，首先对联合会采取了一些古怪的行动。后来，在我就读的那个学校里，一位最热心赞成学生运动的教员被解了职，我这个代表也间接受到警告。不发给毕业证书的威吓都听到了……

　　在我工作的那三个月中，更露骨的镇压行动虽然不曾见做出来，但是种种的无理阻难，却已足够给了我一个清楚认识，对外斗争与对内斗争是分不开的，真正的反帝斗争只有通过对内的革命斗争。

　　当我交代了学生会工作，离杭赴京的时候，胡适之、梁任公思想己经从我的头脑中彻底廓清，完全站稳了左派陈独秀立场了，虽然在形式上我还不曾加人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