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研究提纲

　　（本文在1971年10月下半月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的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讨论会上宣读过。这里发表时略经增补。）

　　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想有助于阐明那些往往未被承认的或被误解的问题。但我并不打算解答这些问题。
　　为了能明智地讨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概念。遗憾的是，现在还没有普遍一致的意见，甚至在那些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的人们中也没有一致的意见。我并不想花力气去追求精确的定义，但我要集中精力研究两种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并试图探索它们在有关过渡方面所引起的一些主要问题。
　　首先，我要说的是，在进行探索时我将不超出可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讨论范围之外。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社会主义不是路程的终点，社会主义本身只不过是资本主义通向共产主义旅程的一个中途站。就共产主义而言，对于它的主要特征大家都有相当普遍的一致意见：在共产主义制度下，阶级已经消灭；国家已经消亡；劳动分工的不合理形式已经克服；城乡差别，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已经消失；按需分配等等。但是，人们也相当普遍地一致认为，从资本主义直接进人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二者之间相隔不是几年或甚至几十年，而是一整个历史时期，或许还不止一个历史时期。在此期间，必须有一个具体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一个开始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社会所能够指望达到的，也能够决定它的政策方向，还可以根据这个目标来衡量这个社会究竟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我们把这个目标叫做社会主义，可是在这点上人们却有了不同的看法。
　　但是，在我们讨论对社会主义的不同理解之前，还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首先政权必须从资产阶级转到工人阶级，即转到无产阶级和农民手中，在这一先决条件实现之前，走向共产主义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不仅意味着政府机关的领导职位必须由工人阶级的代表来担任，光做到这一点是不够的，这已由社会民主党和人民阵线的政府的许多历史经验所证明。必要的是；国家机器、首先是它的军队应当成为群众代表所掌握的忠实可靠的工具。在这个问题上，只要回想一下马克思的名言就可以了，马克思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还有列宁对这句名言的解释无疑是正确的，列宁指出，“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
　　这里肯定会有一个关于如何解释“打碎”和“摧毁”的问题，但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这里的实质问题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是作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形成起来并且运用了很长时间的，必须设法把这个国家机器有效地、毫不含糊地改造成为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这一任务唯有通过彻底变革其结构及人员班子才能完成。（由于各种特殊历史情况，这两项变革，曾有过不同的特点，而且将会继续有所不同。但是某些总的要求是非办到不可的，例如：资产阶级的立法机关和司法制度必须由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法庭来替代，军队——包括警察——各级指挥机构的人员配备应由根据政治条件而不是专业条件挑选出来的绝对可靠的领导人充任，根本改革培养少数尖子的那种教育制度等。）当马克思主义者谈到发生了一场革命时，他们是指权力从资产阶级转到无产阶级手中的过程，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也是不可缺少的）国家机器的改造过程，都已经完成。从历史上看这个意义上的一切革命都是暴力的过程，但是暴力并不是问题的本质，试图不使用暴力来实现革命的主张也并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但需要补充的是，革命者的力量越大，革命者用占压倒优势的革命暴力去对付反革命暴力的能力和意志越显着，避免使用暴力的机会就越大。
　　一旦最初的障碍被清除了，新的政权已经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一定得认真对待上面已经提及的对社会主义如何理解的问题。
　　一个学派—一我自己一度属于这一学派——认为，社会主义的明显特点是，第一，决定性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第二，全面的计划经济。此外，还有一个没有明说但常常是不言而喻的假定：上述意义的社会主义一经牢固地确立起来，那么它自己内部的动力就会自动使它向共产主义迈出下一步。这种推理从表面上看来跟导致马克思主义者作出下述论断的推理是相似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一经确立起来，它必然不可避免地会发展成为垄断资本主义。可是，没有人能解释清楚，上述意义的社会主义的“运动规律”究竟应该是什么。另一方面，关于资本主义，马克思对于促使这个制度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却是说得清清楚楚的。我们将会看到，认为国家所有制加上全面的计划经济就必然会产生向共产主义方向前进的运动，这实际上是毫无道理的。
　　如果赞成前面所说的那种社会主义的概念——国家所有制加上计划经济——那么，这在一个力图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并力图把新制度建立在牢固基础上的政府的各项政策中，就会有某些反映。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苏联的经验吸取有益的教训。
　　在苏联，通过革命直接转变为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是不可能的。确实，所谓经济命脉（大工业、银行、铁路等等）都立即被并人国营经济部门，并受初步计划经济的支配。但是，这个国家的经济的绝大部分仍在农民、小生产者和私商手中，他们都从事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围此都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在革命后的初期，对于这个庞大的商品生产部门，根本没有加以压制，也没有把它接管过来，而是按照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必须加以鼓励和扩展。这一方针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人民的物质生活是绝对必需的。以后，为实现性会主义而作的努力，就表现为国营的计划经济和私有的商品生产经济之间的斗争，国营经济力图扩大本身的范围，力图获得对内和对敌手的越来越大的控制权，私营经济则抵抗种种干预并进行比较“正常的”扩大再生产。（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新经济学》一书对这个过程作了很好的研究。）
　　两种经济之间的紧张关系最后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ｏ至有必要进行一次通常所谓的“第二次革命”来解决问题，而这次革命是从上层开始搞起来的。由；于实行农业集体化并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国营经济取得了对私有经济的胜利，于是苏联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对于这一点，不仅苏联领导人是这样看的，就是它的拥护者和全世界各地的其它许多人也是这样看的。
　　在走完了通向共产主义的这段路程之后，从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认为，当时的首要任务是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的增长，为了能够打败外国资本主义敌人以及将来向共产主义迈进准备生产和消费两方面的物质基础，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这就意味着把经济置于统帅的地位。一切政策必须根据它们对经济增长的效果来衡量：凡是有助于经济迅速增长的就是好的，凡是阻碍增长的则是坏的。向共产主义前进成了经济增长自然而然的副产品，根本用不着政策制订者去直接关心它。
　　在这种观点指导下，斯大林实施了那种可以称之为他自己的“新经济政策”的纲领。除了投资率极高之外，这一政策的主要特征是：（1）不仅在政府和党内把权力集中到最上层，就是在经济企业方面也是如此。一在决定有关工人生活的问题上，工人自己一点发言权也没有；工人在劳动中则受大规模严密组织和严峻纪律的支配。（2）其补充手段是无限制地运用物质刺激以保证有最大限度的干劲和生产率。平均主义的一切表现形式——例如列宁在世时禁止党员（不论他们的地位有多高）的收入超过熟练工人的规定——都被取消了。斯大林亲自发动了一场剧烈的思想运动来反对平等的理想本身，把它称作“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禁欲主义者的一个原始教派的荒谬想法，而不是属于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路线上的社会主义社会的。”
　　这些政策确实促进了高速度的增长，但也造成了社会日益分化为阶层和群众逐渐脱离政治的现象，这种结果我认为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倾向本身就是同向共产主义发展背道而驰的；更重要的是，它们使特权集团相当容易地在官僚政治方面、在经济企业的管理方面以及在专业训练方面巩固他们的社会地位，并把他们的有利条件传给他们的子女。换句话说，斯大林的政策使那些在政治和经济上掌权的人能够形成一个新的统治阶级。（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本文不可能予以详细讨论。只要说一说下列这一点就行了：财产的所有权和继承权并不是唯一能使阶级地位从上一代留传给下一代的手段。有计划地、有区别地给予受教育的机会就是另一种手段，并且也许是今天苏联的最重要的手段。）仿照夏尔·贝特兰的办法，我把这一新统治阶级称之为“国家资产阶级”。这个阶级不象在资本主义社会那样通过生产资料私有制来进行统治，它的统治是通过在党、国家和经济领域内占有决策地位来进行的。它是一个阶级，不仅仅是一个阶层，因为这个阶级的子女在占有同样有权势的地位方面，比全人口中其它人的子女有优先得多的机会。
　　这里我们必须说几句关于苏联类型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价值、价格、商品、货币等等的话。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在革命到国营经济取得胜利的期间，这类东西仍然存在并仍然具有它们的传统含义。在“第二次革命”以后情况又怎样了呢？大家知道，在国营经济内部以及在国营经济和其它经济（集体农庄、外国资本家）的关系中，这类东西还继续存在。为什么在国营经济内部这些价值关系仍然存在呢？或者用斯大林的提法，“……为什么又讲生产资料的价值，讲它们的成本，讲它们的价格等等呢？”他回答说，“这是为了计价、为了核算、为了计算企业的盈亏、为了检查和监督企业所必需的。”然而他又立即补充说：“但这只是事情的形式方面。”贝特兰指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早已作过基本上相同的口答。根据这种说法，价值关系并不对国营经济内部的资源分配和物品生产起支配作用。恰恰相反，价值关系却被用作工具来帮助国家及其计划部门对各种企业进行合理的监督，而所有这些企业都是国家财产，都根据上级指示而不是根据市场的信号来进行生产。各种价值形态依然存在，但它们已被赋予一种崭新的内容。
　　毫无疑问，在高度集中管理的计划时期，提出这个论点在本质上讲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论点今天仍然有效。中央集中管理的计划制度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进人了危机时期，我认为其所以如此，是同新的国家资产阶级的兴起和群众脱离政治有关。为了寻求一条摆脱危机的道路，东欧各国在日益采用资本主义的办法。由于一切必要的形态仍然存在，并没有由任何显然属于社会主义的形态所代替，这是一条很容易走的道路。这些形态在早期有过的内容，现在逐渐被排除了，慢慢地为一种“新”的内容所代替，而这种“新”的内容实际上不过是革命以前的旧内容而已。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我这一分析，其理由是，既然生产资料属于国家所有，真正的价值关系就不可能存在。如果深人地来考察这一点，那就会远远超出本文所要讨论的范围，所以我不得不满足于提出一些在进行这种考察时所必须遵循的线索。一个研究南斯拉夫经济的学者报道说：
　　传统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按劳分配”已被南斯拉夫人修改成为“按照（不完全的）市场价值来衡量的、由人力所提供的或人力有机会施加影响的诸因素进行分配”。这个原则同私营企业的原则没有多少区别。
　　南斯拉夫所发生的情况是，生产因素的社会所有制受到了侵蚀，私有制已经建立起来。生产因素的社会所有制的概念本来就是含糊不清的，实际上已是徒有其名了。某些社会成员逐渐地获得了凌驾于社会所有权之上的实际财产所有权……虽然资产的所有权名义上归社会所有，但是授予企业成员以专属权利则等于有了私有财产权，只不过是用了团体所有的名义，而没有采取个人所有的形式罢了。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这仅仅是南斯拉夫的情况，而苏联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两国存在着一些差别，这确是事实，而要弄清楚这些差别的根本性质，象我这样所具备的知识是不够的。然而我认为，南斯拉夫的例子表明哪些情况是可能存在的，并使贝特兰提出的下趄警告更具有重要性：“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来说，如果信赖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只要生产资料属于国家所有，价值形态和商品形态就充其量只会在‘形式上存在’，即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将是‘次等’的‘形态’，那可是非常危险的事。”
　　我断定，如果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从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和全面计划经济为特征的这么一种社会，那么，这种社会并不一定是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旅程上的中途站。如果把这种社会必将自行向共产主义发展的理论作为根据，那就会导致方向完全相反的运动，即重新建立阶级统治。至于这个重建的阶级社会是否象中国人所主张的那样算是资本主义复辟，那倒是个合人感兴趣而且也是个重要的问题。但这是我们在这里不能加以探讨的问题。对我们当前的目的来说，现在只需认清，一开始向共产主义长征的革命政府完全不应当把这种对于社会主义的传统概念当作完成事业的目标和衡量标准。
　　这并不是说，我们必须反对国家所有制和全面计划经济。没有这两条，要把资本主义抛在后边，甚至只在长征途上迈开头几步，显然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不足以说明某个社会就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不受倒退威胁并在走向共产主义的征途中能够进人第二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补充另外一些内容，甚至补充更多的内容。这“另外一些内容”是什么呢？既然要防止的主要危险是出现新的国家资产阶级和倒退到象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的阶级统治，在那样的阶级统治之下，实际生产者为了别人的利益而被剥削，那末，用贝特兰的话来说，显然就有必要“由直接的生产者来支配他们的生存条件，因此首先要支配他们的生产资料和产品”。然而问题是，这句话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不意味着什么，或许后一个问题也是同样重要的。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现成的答案，（就我所知）现在很少有人研究它。无疑，这个问题的确是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认真研究中极需深人考察的一个课题。
　　首先，我们千万不要把贝特兰的想法同传统的工联主义有关工人管理企业的内容相混淆。南斯拉夫的经验证明，只是在形式上和法律上由工人管理经济企业，而在实质上却丝毫渡有起任何变化，这一点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如果整个制度为价值关系所支配，那末工人管理充其量只不过是把每个企业中的工人（或者应该说是享有特权的工人的核心人物）变成集体的资本家罢了。对作为一个阶级的工人来说，这种情况往往比资本主义更坏，因为它分裂工人，挑动工人彼此进行破坏性极大的争斗。这并不是说，工人不应该参加企业的管理和经营；它只是说，工人参加经营管理（工人的参加还应不断加强）必须受到这样一种制度的限制，这个制度从整体看，不是走向形成各个不同阶层，而是向使全体人民形成一个协同一致的工人阶级的道路前进。（这个过程的最后结果当然是消灭一切阶级，因而也消灭工人阶级本身。）我认为，这个过程是判断甚至衡量是否向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方向迈进的可能有的最好的标准。我认为，探讨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问题的中心任务应该是探讨这个过程所包含的内容。下面只谈谈几点不成熟的想法。
　　我们必须断然抛弃上面引用过的斯大林的话所表远的思想：平均主义是与“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路线上的社会主义社会”格格不入的。这种思想实际上是在意识形态上把特权议及最终是阶级统治都加以合理化。恰恰相反，必须公开宣布平均主义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路线上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最基本的原则。但是一定不能从纯粹物质的意义方面来理解平均主义，那就是说只指收人的平均。那是平等的一种表面形式，它仅仅纠正了资本主义若干世纪以来所造成的深刻得多的不平等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对共顽固的根源则基本上没有触及，而一切形式的不平等现象还可能从此产生，也许用不了多久就会重新冒头。基本上说，造成资本主义不平等的根源不光是在于工人不占有生产资料这样一种情况，而且也在于工人缺乏管理生产资料所必需的知识。马克思这样写道：
　　“独立的农民或手工业者所发挥的知识、判断力和意志，……现在只是对整个工场说来才是必要的。生产上的智力在一个方面扩大了它的规模，正是因为它在许多方面消失了。局部工人所失去的东西，都集中在和他们对立的资本上面了。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产物，就是物质生产过程的智力作为别人的财产和统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这个分离过程在简单协作中开始，在工场手工业中得到发展，在大工业中完成。在简单协作中，资本家在单个工人面前代表胜会劳动体的统一和意志，工场手工业使工人畸形发展，变成局部工人，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它为资本服务‘只要这种状况存在（而这种状况在刚刚革命之后肯定是存在的），那末真正的乎等便是不可能的，同时以平等为目标而可能采取的任何措施必定是不牢靠的，而且还会出现反复。仅仅改变生产资料在法律上的所有权是不能消除这种状况的，还必须通过祉会的其它许多领域的深刻变革，包括整个教育制度，以及生产和管理的组织形式在内。这些变革的实现必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还会有种种艰苦的斗经，这些斗争正由于带有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特点，因而也就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真正的平等既不会自行出现，也不会是既得利益者对不幸者的恩赐。要争取真正的平等，就必须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还必须有这样一种意愿：为了逐步实现更大程度的平等，甚至决心付出以当前的产量或工作效率来衡量都是相当高昂的代价。
　　（2）正如工人应当参加管理那样，管理人员也应当参加劳动。决不应当忘记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消灭一切这类的差别，因此在这同时就必须采取朝着那个方向前进的具体步骤。
　　（3）所有的生产者必须有参加讨论和进行批评的充分自由。
　　（4）农业必须同工业相结合。现代技术能够使工业生产高度分散开来，这就使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在一个提供各种各样工作的健康环境里生活。同时，资本主义时代出现的为数很多的庞大臃肿的大城市则必须分小并加以疏散，因为那些大城市乃是社会病态的温床。
　　（5）重要的是，不应该把劳动仅仅看成是获得收入和消费品的手段，而应该把它看成是人生最重要的创造性的活动。人类有劳动的需要，正如他们需要食物、衣服。住房、文化和闲暇等等一样。最重要的是，应该使所有这些需要彼此协调，并且也同社会的自然资源和环境相协调。对于资产阶级贪得无厌的那种荒谬并且最终必然导致灾难的欲望，必须坚决予以清除。
　　（6）为达到这些目的，决定性的手段将是彻底消灭整个那种以获得和花费货币收人的方式进行分配的制度。在这方面可以立即从免费保健和免费教育这类事业开始，然后逐渐扩大到其它部类的物品和服务行业，最后做到完全免费，按需分配。这当然意味着要消灭即使只是用作计算形式的一切价值和商品关系，而代之以贝特兰称之为社会经济计算的某种东西。一个社会如果已朝着这个方向有了很大进展，并且显然前进的步子迈得很大，而不是在倒退，那末，这才是不折不扣的社会主义，并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走上了通向共产主义的大道。
　　前面所列的几条可以无止境地予以增加和再予以细分，但我认为它们已足以表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真正过程所涉及的那类问题。对这类问题的研究可以而且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经验这两个方面来进行。在这个领域里除了贝特兰的著作外，重要的理论研究工作还十分缺乏。由于缺乏适当的理论工具，总结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已开始走上社会主义旅程的各种社会的经验的工作实在做得太差，缺乏启发性。我认为在理论和实践经验这两条战线上大踏步前进的时候已经到来。因为要进行过渡的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肯定会有所增加这项工作就更加重要了。由于现在我们面前有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异常丰富的经验，做好这项工作的可能性也增加了。我相信，未来的世世代代在回顾这个革命事件时，都会把它当作人类为了实现一个更合理、更人道的社会的斗争的转折点。
　　最后让我来谈一点关于智利的情况。我认为还不能在现阶段就说智利是一个过渡的社会。理由是，根据我在本文中所用的类推的方法来说，智利尚未清除那横梗在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入口处的头一道障碍。阿尼巴尔·奎亚诺用以下的话作了很好的描述：
　　在〔智利〕，群众关心政治的程度较高，不能独立自主的资产阶级越来越感到惶惑，再加上武装部队中又存在着“专业化”的传统，结果造成了一种特殊形势，让一些民众的政治组织控制了国家行政机关。然而，得到了政权并不等于就有能力行使真正的政治领导权，因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仍拥有广泛的势力范围和政治力量。因此形势动荡不定，只有当各种政治力量不仅在竞选方面而是在站队方面发生深刻变化，才会出现一个稳定的局面。”
　　只要这种动荡不定的形势继续存在，我认为智利人民阵线政府在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政策总要受到如何保持和巩固政权这类较短期的考虑的支配。只有实现了这一点之后，或者换句话说，只有当革命已经进行到一个相当成功的阶段，制定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战略才会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