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明关于谢秋杜之死的三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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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诽谤的革命：通过文献了解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历史》
（The Revolution Defam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Vietnamese Trotskyism , Socialist Platform Ltd , 2003）

胡志明关于谢秋杜之死的三次评论

　　1946年胡志明来法国就越南未来地位问题与法国政府谈判期间，法国的托派同志及其同情者向其询问谢秋杜之死的事情，胡志明曾对我们做过三次评论。

　　1. 第一次评论的记录人是历史学家兼作家Daniel Guérin。
　　他是谢秋杜30年代的朋友。他在 Au service des colonisés 一书中记录如下：

　　“1946年他在巴黎期间，我和他做了一次长谈，起初我和他一起分享了民族解放的喜悦，但很快就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合以及谢秋杜之死的问题，我们的谈话氛围骤然降至冰点。谢秋杜身边的一些狂热斯大林分子不久前刚刚暗杀了这位前任的‘托派’西贡市政委员。胡志明带着极其认真的表情告诉我：‘他是个卖国贼，我们杀了他。’随后他又补充说：‘凡是不遵循我所指定的路线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all who do not follow the line laid down by me will be broken）”。

　　2. 第二次评论是由Rodolphe Prager记录的。
　　他是第四国际法国分支——国际共产党（PCI）的领导人之一。原文出现在《真理报》（La Vérité） 1946年7月19日题目为“谁谋杀了谢秋杜？”的文章，还有《国际季刊》（Quatrième Internationale）1946年8/9月期，原文为“印度支那——谢秋杜遇害”。
　　1950年我们曾问过Prager如何看待此事以及胡志明在此事中的责任问题。他是这么回答我们的：

　　“1946年7月胡志明在巴黎饭店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提出把越南纳入法兰西联邦的思路。我一直等候招待会结束他走出大厅时上前打招呼，向他介绍我是PCI秘书处的。我问他：‘从您所从事的运动角度看，您怎么才能让我理解谢秋杜之死这件事，毕竟他的影响很大。’胡志明对我说：他‘对谢秋杜的死非常遗憾’（deeply regretted his disappearance），因为他是一个‘无可指责的革命者’（irreproachable revolutionary）。关于谢秋杜之死的详细情况他也不知道，毕竟当时的国内局势已经混乱的不可控制。”

　　托派必须灭绝

　　来自越南这一时期的确切信息显示越盟的人组织了对托派的全国性屠杀，但我们由于缺少来自印度支那托派成员（我们与他们的联系已被切断）的具体资料，我们无法断定斯大林派在此事件中的责任。我们曾建议越盟组织一个包括法国和印度支那工人代表在内的调查委员会追查此事，但没有任何回应。
　　随后几年有一些越南托派成员成功地逃回了巴黎，如Lu San Han, Triêu Son, Lang Tu Van等，他们的叙述确认了我们的判断以及斯大林派的罪行。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些执行屠杀的刽子手们都是越南共产党的重要干部，他们几乎是在同一时段在全国范围执行屠杀任务这一事实清楚地说明，此事肯定是先经过党的领导层统一决定的。而在越南当局的官方出版物《八月革命》（1960年河内出版）里，此事仅被简单地描述为托派在几个省内被清算。
　　对我而言，我很难不认定胡志明与这些罪行有关。他在三封中国来信中曾对托派进行诬蔑，称之为“内奸和罪犯”（spies and criminals）。在1939年他甚至还说到了有必要“政治上消灭托派“（第四封信）。政治上消灭与实际的肉体消灭实际上只是细微的差异。

　　3. 第三次评论是由黄同青（Hoang Don Tri）记录的。
　　他是与其朋友Le Van一起面见胡志明的。黄同青是巴黎中央理工学院（Êcole central in Paris）的工程师，其兄弟黄同文（Hoang Don Van）曾在1945年担任越盟临时政府驻南玻（Nam Bô）的劳工部长。在1944-45年间他连同Trân Duc Tao,Hoàng Xuân Man等知识分子在巴黎组织了“留法越南人代表大会”（the General Delegation of Vietnamese in France）从事越南独立斗争，后被法国政府强行解散。由于他和Le Van已经宣布脱离政治多年了，因此他们的表述应该不带有任何政治动机。

　　“1946年胡志明主席来到了法国，我代表我们的同志请求与他面谈一次。
　　我与Le Van一起被领到了一间屋子里，胡志明坐在一张桌子后面的椅子上，旁边站着一个保镖。桌子上有一个黄色包装的香烟和很多的苹果。我们谈得很愉快，他还不时地大笑。他在越南人心中很受欢迎，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伴有欢呼声。尽管我在政治上不完全赞同他，但是我还是很尊敬他的。我根本就很难把他和那些拥护莫斯科审判的人以及斯大林的刽子手联系在一起。
　　在讨论过很多问题后，我就尖锐地提出了此行的主要问题。
　　我的问题是：‘主席先生，我是谢秋杜的一名学生，他是我见过最好的一个人。他非常地热爱越南人民，尤其是越南的穷人和受压迫者。但不知他因何被害呢？凶手又是谁？’
　　主席惊讶了许久，或许从来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他慢慢掏出一根烟，点着了，然后回答我：‘Ta Thuc Thâu?（他口中说出的是Ta Thuc Thâu，而不是Ta Thu Thâu，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是的，他确实是个好人，他是被错杀的。但为什么你要提这个问题呢？在这个艰难时期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为什么你却只关心一个人的死亡呢？为什么要在我们革命群众中制造不和谐（discord）和分裂（division）呢？’
　　我说：‘主席先生，谢秋杜不仅只代表一个人，他还代表着一个政治派别，一个吸引成千上万人参加革命斗争的派别。他的死因不明，只会在群众中增加疑问和猜疑。如果您的政府与此事无关，那么您就应该明确澄清此事，这样还会增加您的声望，使大家更加团结地为自由而斗争。但此事确实存在疑问，不太清楚。’
　　他可能已经习惯了被赞扬和拥护，所以对我的‘傲慢’言辞颇为震惊。他猛吸了几口烟，说：‘你是个年轻的宗派主义者。’
　　我说：‘不，我们不是宗派主义者。实际上我们在1944年9月就成立了一个留法越南人代表大会，旨在团结在法国的所有越南人。我们正是代表全体越南人的利益希望组建一个调查委员会，在您政府的支持下，调查清楚到底谁是真正的凶手。’
　　胡志明没有直接回答我，也没有提出什么方案，只是递给我一个大大的苹果。”

1986年5月21日，巴黎

　　尽管各种资料对事发环境的表述不一致，对下达谋杀命令的决策者级别的认定也不相同，但大家还是能够认同斯大林派对谢秋杜之死负责的。奉献给大家的这些材料，我们已做过一定的筛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