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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维希·弗奥

(Ludwig Pfau)


  一八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生于海尔布隆,一八九四年四月十二日卒于斯图加特。幼年在故乡求学,后来到法国研究园艺,以后又在杜平根、海德堡等地求学。一八四八年巴登革命爆发,他在报刊上撰文鼓吹革命,非常活跃。革命失败后,被判处二十二年徒刑。不久他就逃往瑞士,发表《一八五○年德国十四行诗》。一八五二年迁居巴黎,从事艺术评论和翻译工作。一八六五年回国,居于斯图加特,编译《斯图加特观察者》。他的诗以政治讽刺诗为主,富于热情,而且单纯朴实,具有民歌色彩。


 三月十八日



在柏林的王宫之前,
唱着哀祷的诔词:
几百个死者倒在那里,
一队一队地倒在那里。
市民们默默地抬来
一具一具的尸体,
他们好象要说:国王!
瞧,这是你干的好事!

他们倒在那儿,大人和孩子,
直挺挺地横着破烂的身体。
他们伤心痛哭地走了过来,
未婚妻、姊妹、弟兄、妻子。
做父亲的、做母亲的在那儿
瞧着他们死难的儿子——:
上帝!这就是一位国王,
一位德意志国王干的好事!

在千万人的群情愤慨之下:
国王不得不下来吊祭;
他对着死难者敬礼,
而且脱下了帽子。
看到这位凶手莅临,
大家又觉得悲痛不止,
他们好象在说:这是一位国王,
一位德意志国王干的好事!

无数人都要说出这句话语,
远远近近的千万人民;
人民将要进行复仇,
报复这件发生了的罪行。
千万人的愤怒的呼声,
好象乘着风暴的羽翼,
传遍各邦:这是一位国王,
一位德意志国王干的好事!

可怜的人民!你们的手
染上了同胞的血液;
同胞们打击同胞,
因为这是君王的旨意。
要挖一个大的坟墓,
把一切全埋在墓里;
在墓碑土写着:这是一位国王,
一位德意志国王干的好事!

这座坟墓,它将要成为
国王威权的墓坑;
播撒下血种的人
将要收获到一场斗争。
我们要在血海之中
放弃虚妄的古老的忠义,
威谢上帝!这是一位国王,
一位德意志国王干的好事!



注:一八四八年三月十八日,柏林人民举行示威游行,国王的军队向示威群众开枪射击,于是全城愤慨,一致团结起来,由工人打着先锋,连续战斗了十三、四小时,终于击退了一万四千政府军和三十六尊大炮的强大攻势,国王发布文告真求停止斗争,把军队撤离柏林,并被迫在死难工人出殡时举行哀祭。



 罗伯特·布鲁姆之歌



维也纳街上的鼓声
为什么这样沉重而凄凉?
从城门边走来的一支队伍,
是什么人家在出丧?
在天一亮的时辰,
他们带他去见死神,
忠实的罗伯特·布鲁姆。

他走在兵士们之间,
踏着坚定的步子——
这位街头堡垒的男子,
他从来不怕死。

“远方的友人和我的同志们!
再会了!”他泣不成声,
可怜的罗伯特·布鲁姆。

“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们,
都送给你们,我的人民;
我只有眼泪遗留给他们——
因此请你们多加照应!
请注意你们的约言:
自由将替我们报仇伸冤,
替你们和罗伯特·布鲁姆。

“三月,啊,美丽的三月! ①
你已是远远地消逝!
现在该是十一月——
那正是播种的时节。
他们会播下我的血种,
咳,血种会复活在泥中,
每一滴血生出一个布鲁姆。

“愿他们宽恕你们这些兵士,
我的血债,你们的羞耻!
我甘为自由而死——
再见,我德国的土地!
我要把我的血送给你——
你就会常常把我想起,
想起忠实的罗伯特·布鲁姆!”



注:罗伯特·布鲁姆(Robert Blum 1807-1818):德国的民主主义者。早年在来比锡担任剧场工作,编写剧本。一八四八年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领导左派,同年十月参加维也纳起义的街垒战,后被捕,于同年十一月九日就义。他是德国革命烈士。

① 指一八四八年普鲁士的三月革命。

 


附: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之《十二 对维也纳的攻击。对维也纳的背叛》


  ……
  国民议会的左派也派了两个委员——弗吕贝尔先生和罗伯特·勃鲁姆先生——到维也纳去,以维持他们在那里的声望。当危机临近的时候,勃鲁姆正确地断定,德国革命的大会战将在这里进行,并且毫不迟疑地决心为此而献出自己的头颅。弗吕贝尔却相反,他以为他的职责是保全自己,好去担当他在法兰克福的重要职务。勃鲁姆被认为是法兰克福议会里最善于雄辩的人才之一,他当然是最得人心的。他的辩才在任何一个富有经验的议会里都是不合乎要求的,因为他太喜欢德国非国教派传教士的那种空洞的高谈阔论,而他的论据既缺乏哲学的锐敏,又缺乏实际的事例。在政治上他属于“温和的民主派”,这是一个相当暧昧的派别,但正是这种在原则问题上的模棱两可,受到许多人的喜爱。虽然如此,但罗伯特·勃鲁姆却具有真正的平民的天性(虽然已经有点脱去平民气了),在决定性的关头,他的平民的本能和平民的气魄就战胜他的模棱两可以及由此造成的动摇不定的政治信念和见解。在这种时刻,他的才干远远超过了他平日的水平。
  因此,他一到维也纳便看出他的国家的命运要在这里决定,而不是在法兰克福那些堂而皇之的辩论中决定。他立刻下了决心,抛弃了一切退却思想,挑起指挥革命军的担子,行动异常冷静而果断。正是他使维也纳城的陷落迟延了一个长时期,并且烧毁了多瑙河上的塔波尔桥,使该城的一面没有受到攻击。大家都知道,在维也纳被攻陷以后他就被捕,被军事法庭处死了。他英勇地牺牲了。而法兰克福议会虽然骇得发抖,却装出一副泰然的态度接受了这种血腥的侮辱。它通过了一个决议,就其措词的缓和和委婉来说,与其说是对奥地利的诅咒,不如说是对被害的殉难者坟墓的侮辱。但是,难道能够指望这个卑劣的议会会对它的一个议员——尤其是一个左派领袖——的被杀害表示愤怒吗?

1862年8月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