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伊凡·戈尔（Yvan Goll，1891—1950），又译“伊凡·哥尔”，生于法国，为法-德双语诗人。这里选录的《巴拿马运河》一诗，前面部分看起来都是对“工人斗争”的正面渲染，到了结尾几行，忽然转了调子：“新管事们又将吆喝人们参加新的劳动，新的奴隶们又将诅咒他们沉重的厄运”，似乎表现了“工人政权蜕化为官僚压迫”的一幕景象。
　　据介绍：“1913年，戈尔在柏林参加表现主义运动。他发表的第一首诗《Der Panamakanal》（The Panama Canal，巴拿马运河），以毁灭自然的人类文明的悲剧视角，同唤起人类兄弟情谊与运河的宏伟建设的乐观结局相对照。然而，后来1918起的版本结尾则悲观得多。”（维基百科）
　　也就是说，此诗初稿写于1913年（一战前夕）伊凡·戈尔写得更具乐观态度，1918年后——也就是十月革命刚刚发生不久——则变调了，这不免令人感到奇怪。
　　匈牙利共产党人I. Matsa（玛察）1926年所著的《现代欧洲的艺术》（国内有雪峰1930年的译本，及1946年的重译本）第二章《文学及艺术的各种倾向》之《A 战争与革命》之《二 德意志的行动主义与“DieAktion”》中写道：
　　《四 「革命的」戏曲》中写道：
　　从书中介绍来看，“DieAktion”系一战期间德国反战反民族主义同时带个人主义倾向的左翼团体（无政府主义者在其中似有较大影响）。十月革命、一战结束以至德国革命后，与斯巴达克派“平行地做着工作。杂志是完全走向政治的宣传”。德共成立后，该团体开始分裂。由此观之，伊凡·戈尔的《巴拿马运河》之“1918年后稿”，不可能是在描述或预言工人革命刚刚胜利的苏俄，而更可能从无政府主义或其它视角来看待工人革命，即先验地推断工人革命的结果只是“新的管事吆喝起新的奴隶来”。（吴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