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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劳协事件

振声(王凡西)

(《新旗》第八期,1946年9月25日)



  中国劳动协会重庆分会,于一月前被国民党特务组成的所谓“市总工会”会同警察“接收”了。此事发生,引起了中国一切进歩分子与各工会的抗议,而且也引起了国际工人组织的抗议。
  我们也愿意在这些抗议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因为这是执政党反动派反对一个工人组织的暴行,我们在任何斗争与任何情形中都要站在工人一边的。
  不过我们参加这个抗议,并不表示在政见上与中国劳动协会一致。站在工人阶级斗争的利益上,我们必须公开地说明这一点。
  劳协是一个较近的组织,但它的负责人朱学范等等,本是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的工官,起着国民党在工人阶级中的代理人作用。在反革命加深的几年中,他们一直是黄色工会的领袖,屡次被政府派作“工人代表”,出国去参加一些国际的劳工会议。在斗争中,他们总是表面上站在工人方面,而实际上站在资本家方面,解决一些劳资纠纷。因此,十几年来国民党所从事由朱学范等在执行的“工人运动”,非但得不到工人的拥护,而且获得了他们的消极的仇视。
  这是事实。这事实不但说明了朱学范等个人的经历,而且也说明了整个中国改良主义工人运动的命运。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的直接压迫之下,只能以最惨酷的手段来榨取工人阶级;否则,她便无法存在了。因此,中国改良主义的运动从来不能发展,也因此,国民党的工人运动从来只能是特务与流氓控制的别名。
  但中国劳动协会却是一个特殊现象。它虽然仍在朱学范以及国民党某系党人的控制之下,但作风是不同的。它确实替工人做些事,给工人办些福利事业,领导一些工人的斗争,并且创立许多工人的组织,因之,它也确实获得了不少工人的拥护。中国劳动协会在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上,第一次造成了一个相当有力的改良主义运动。
  这应该如何解释呢?
  第一、我们知道,劳动协会是美国的二大改良主义工会——美国劳动联合会与产业组织大会——捐款创办的。它的一切经费,一切事业,都靠着这笔巨额美金的捐款,这就是说,都靠着美国改良主义工会的帮助,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目前这点改良主义运动,乃是美国的改良主义的分支,是它在中国的代理人。不错,这笔捐款全都是美国工人弟兄们的血汗钱,他们的捐助自然完全由于无产阶级超出国家的阶级爱,我们工人应该十分感谢的。不过这是就直接捐款的工人说的;倘就美国工会的高级领袖说,就执行华尔街政策的国务院说,这笔对华捐款,多半是用心良深的,他们希望在中国造成一个强有力的改良主义势力,以便和中国共产主义的工人运动对抗。美国这些工运专家与目光远大的外交家是知道的:要使中国不赤,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在中国工人阶级中造成一个强大的改良派。国民党无此力量,也无此见识,中国一般的资产阶级自然更谈不上,于是美国直接来投资了。
  第二、国民党中某几个专门负责“工人运动”的中统系的官僚,预见到战后工人运动的兴起,中共势力之膨胀,于是决心利用美国的帮助,扶植一个改良主义运动,以便控制整个工人阶级。
  第三、中共由于其阶级合作的政策,及其联络民族资产阶级的企图,再加上它多年来的脱离城市,在工人阶级中没有力量,所以也就拥护着劳协,与朱学范合作。
  这三种情形造成了今日中国劳动协会的声势。
  劳动协会的积极活动开始于抗战首都的重庆,但长成于工人阶级堡垒的上海。一年来,上海的工人斗争,造成了劳协的群众基础。在这些斗争中,劳协,虽然本着它一贯的妥协态度,本质上总站在资本家方面,但它为了在群众中获取初步信仰,总算领导了好些斗争,并且组织了许多工会。结果,朱学范及其劳动协会,确实在上海工人的心目中有了地位了。
  但即使在美国工会,国民党一部分官僚以及中共的联合支持之下,劳动协会所代表的改良运动还是很快达到了极限;中国的资本主义太贫弱了,它担负不起这个改良的重担,资产阶级愤怒了,大叫“中国工人的工资高过了美国工人的”,声言“六个月以内就要同归于尽”,人们纷纷以关厂歇业等等来要挟了。于是劳协的主人——朱学范,立刻露出了他本来的面目——高呼止步,力言劳资合作的重要,他又故调重弹,到处去镇抚工人的罢工。自从本年七月以来,劳协对工人的斗争即使不出于直接干涉,也总是消极旁观的。
  可是资产阶级及其国民党却连这样的劳协也不愿它继续存在,配合着全面内战,趁着整个的反民主高潮,他们在劳协的初期活动地向这个改良主义的组织进攻了。这就发生了前月间重庆劳协事件。
  对于这件国民党的暴行,我们说过,我们自然坚决反对。
  不过趁着这个事件,我们要再一次地提醒工友们:中国改良主义的工人运动是无法存在与发展的。劳协证明得清清楚楚,即使有美国的帮助,即使在国民党工官的直接控制之下,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府还是不能让它存在。中国工人阶级为想得到解放,甚至只为了生活改善,都必须经由不妥协的阶级斗争。朱学范及其劳协的道路走不通,中国共产党的合作道路也是走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