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政治局于三月一日举行了第五十一次会议，会上讨论了民盟广东省支部二月十日第七次支部委员会关于撤销江会分部委员及处分该分部委员文植虞等的决定，认为民盟广东省支部处分江会分部的决定是一种正确而及时的措施，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此项决定已予以同意。
民盟广东省江（江门市）会（新会县）分部自成立以来即为资产阶级分子文植虞等篡夺，把江会分部变成了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进行猖狂进攻的御用工具，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严重事件。这一事件最近由中共粤中地委在深入检查中共江门市委工作中被揭发出来以后，民盟广东省支部对此极为重视，当即派叶春前往江门市进行调查，并于二月十日举行第七次支部委员会议做出决定：立即撤销江会分部委员会，并以李军、蔡浩强、方惠民、杨希圣、曾文庸五人为江会分部整理委员进行整理：开除文植虞、刘锦沛、何直、余镡锳的盟籍，并建议政府加以逮捕，依法严惩；停止江会分部主委兼粤中区盟务指导员何巴栖一切职务，进行反省，视其反省彻底程度再进行处分。（据悉何巴栖已于二月下旬病故。）并将此项决定报告了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并电告中国民主同盟总部。
民盟广东省支部于去年八月即已发现江会分部在思想上的严重蜕化情况，当时曾由该部负责同志向江会分部提出警告，要求迅予纠正，但由于思想麻痹，未能及时深入、彻底了解江会分部已为资产阶级所窃据的事实，未能及时予以纠正，以致造成这种恶果。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获悉上述情况后，亦于二月二十七日召开了第八次会议，同意了民盟广东省支部这一对江会分部所采取的紧急措施的决定，并要求广东省支部从思想上、工作上深入检讨领导上的错误，作出总结；同时并决定将江会分部事件通告各级组织学习，深刻体会此一时间的严重教训。
江门市是广东省新会县一个六万人口的繁荣城市。在一九四九年春天，正是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大举渡江南下解放全国的前夕，中国民主同盟华南地下组织在中共领导下，为配合解放华南的工作，曾经积极争取一切愿意投靠人民、参加革命的人入盟，在这种情势之下，江门市的资产阶级不法分子文植虞、刘锦沛、何直、余镡锳等即乘隙混入了民盟组织。
文植虞原是一个收购钨矿贩卖鸦片的投机商人，一个当地著名的恶霸。当新会被日寇占领期间，他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广阳指挥部任少校联络员（即特务组织中的情报组组长），经常与日寇勾结做贩卖钨矿、鸦片、枪支的勾当，并与新会的四大天王赵其休、曾国璇、高勤、陈培等勾结一起，无恶不作。日寇投降后，文植虞投靠曾任伪新会县长的中统特务黄槐庭，拥黄槐庭为新会伪参议长，文自己则任伪参议员，主持组织“三新俱乐部”，继续经营贩毒走私的买卖。一九四九年华南解放前夕，文植虞眼看国民党反动派大势已去，于是便跑到香港，投机钻入民主同盟。在江门解放之后，文植虞等四人运用其在旧社会的复杂关系，伪装积极进步，竟获选为民盟江会分部委员。文植虞更以民盟组织为掩护，参加了支前工作，并打入江会军管会工作，其后他在安置了他的爪牙何直、余镡锳等参加接管工作后，他自己即退出政府机关，接收伪商会的摊子，集合一班地主、恶霸、奸商刘锦沛、冯永康、谢南、余贞灼等组织江门市工商联筹委会，由文植虞任主委、谢南任副主委，刘锦沛任秘书主任，其余均分任委员。同时，文植虞等又用糖衣炮弹把民盟江会分部主委（兼粤中区盟务指导员）何巴栖打得麻木不仁。民盟江会分部共有委员七人，四人为资产阶级不法分子，主委又成为他们的俘虏，这样，他们不但掌握了江门市工商联，同时操纵了民盟江会分部，把民盟江会分部变成了资产阶级进攻工人阶级的御用工具。
这批资产阶级代理人在他们的丑恶计划初步成功之后，即用“派进来”和“拉过去”的方法展开了向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攻势。首先，他们把何直“派进来”充当江门市人民政府工商科代理副科长、余镡锳“派”充江门市人民政府民政科副股长，并把另一不法分子史鹏远“派”充江门市人民政府卫生科副科长兼仁济医院指导员，另外在江门市税务局中安置了七个干部。他们派遣大批“坐探”打入人民政府内部，胆大妄为，达于极点。例如，何直在执行工商政策上完全听从资产阶级的指挥，还公开对人说：“我是代表工商界的利益的。”余镡锳进市人民政府工作时，某资本家竟对他这样说：“是我们派你参加政府工作，你是代表我们的，不要以为你是个人参加工作。”余镡锳每周要向这些资本家做一次“书面报告”，将市人民政府的工作情况和国家贸易机关的商情一一报告他们。文植虞等还公开假借民盟的名义，歪曲地说江门市工商界是由民盟领导的，借以对抗共产党的领导。
这批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用声色货利的糖衣炮弹向革命干部猖狂进攻，从下边的事实可以看出已经到了毒辣无比的程度。
文植虞控制了江门市工商联后，由去年三月起到年底为止，向全市工商界用每月按照营业额非法抽收千分之三的“附加”的方法，榨取人民币十八亿元建筑了一座“工商界文化宫”。这座“文化宫”里面有可容千人的大舞厅，仅舞池磨滑工程便费了六千万元，室内家具连席子、椅子，都要派人到香港买国外货，文植虞自称这是“华南第一”。这批资本家企图利用这座“华南第一”的“文化宫”作为工具，以资产阶级荒淫无耻的生活方式来腐蚀政府工作干部。他们经常以阿谀奉迎、请客送礼种种卑鄙手段，腐蚀个别领导干部，中共江门市委第一副书记、江门市人民政府市长罗哲民，便是他们进攻的对象之一，他们对罗哲民极尽逢迎之能事，在罗哲民某次参加资本家的宴会时，这批资本家竟恬不知耻地高呼“罗市长万岁”，而罗哲民亦认此非常之“荣耀”，对资产阶级的胡作非为，完全不加警惕和过问。他们阿谀中共江门市委副书记冯光“办事有毅力”，阿谀江门市人民政府秘书主任黄子彬“彬彬有礼”，他们在宴会席上高呼“冯光万岁”、“黄子彬万岁”。黄子彬还经常随文植虞等到广州住大酒店、跳舞、大吃大喝，黄子彬要多少钱文植虞都可在广州支付。他们知道黄子彬等爱跳舞，便投其所好，常常在民盟江会分部俱乐部开“联欢晚会”、“鸡尾酒会”，“招待”那些被“拉过去”或企图“拉过去”的干部，美其名曰“联络感情”、“统战工作”。文植虞还叫刘锦沛从广州带回一个名叫黄洁如的舞女，名义上是做光明小学的教员，实际上是伴舞。他们并且布置市内的舞女穿着干部服装伴舞来勾引干部。文植虞为了使糖衣炮弹打得准，每一次开舞会之前都由他亲自挑好舞伴，在工商联或民盟江会分部通宵达旦，商量如何才够排场，如何才够周到，每一次舞会完毕，又亲自召集他的爪牙进行“总结”。文植虞会不止一次地对当地一些民盟盟员说：“我们的工作成败关键都在于舞会。”他们使舞女黄洁如经常在江门农工民主党的礼堂教他们跳舞。文植虞还计划开一个舞女培训班，以便扩大腐蚀国家的干部。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黄子彬是第一个被他们弄得昏头昏脑的人，加上罗哲民的官僚主义作风的严重，将市政府日常事务都交给黄子彬处理，而黄子彬竟至把公文送给文植虞去批拟。这样，江门市的工作就完全脱离了工人阶级、脱离了人民群众的路线，而走了资产阶级的路线。
这批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对于江门市税务局的进攻也是很厉害的。他们在税局内部安置了七个“坐探”，并进一步把税局局长贾志勇俘虏了过去。在去年评税的时候，由于贾志勇照上级规定标准评税，他们便大事叫嚣“税收过重”、“负担不公”，还居然在会议上大噪大嚷“打倒贾志勇”、“拥护黄子彬”。而当税务工作人员去查税时，文植虞更狂妄地恐吓他们说：“你们查税不通过我，你们想不想收税！”在这样耍尽无赖之后，他们便展开对贾志勇和税局高级干部的进攻。他们对贾志勇除经常的饮宴、送礼之外，并特别为他设计一座设有大舞厅的税局新址、市人民政府原批准建设费为四亿元，他们却怂恿他增加到十一亿元，并非法敛款七亿余元“慷慨”地“借给”税局作为建筑费用。贾志勇在被俘之后，便对这批资本家的偷税行为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放任他们大肆盗窃国家资财，如文植虞所经营的果栏行，两年来就从未纳过税，而税局还荒唐地送给他以“护税模范”的称号。据说税务工作人员出去查税时还得向文植虞“请示”。这批资本家两年来偷漏国税的数目仅初步统计已达一千亿元。
此外，这批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还千方百计地“攻陷”了广州对外贸易管理局江门分局，俘虏了该局局长孙一之。首先，他们探听了孙一之喜欢摄影，便由香港花了一千万元买了一架摄影机送给他。这样，文植虞便进一步勾结孙一之在港澳做大生意，并经常从孙一之那里窃取国家经济情报，获取暴利。例如，政府将宣布樟木停止出口时，文植虞等即窃取情报先期将二十万斤樟木赶运出口；任江门市工商联副主委的奸商谢南生一次窃取了洋纸批准入口的消息之后，就去香港、澳门大量囤积，两天间一转手即获暴利港币一万余元。
在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下，江门市人民政府的许多政策在执行中都完全变了样，例如在土地改革开始时，江门市的城乡联络处完全不是城市人民支援农民的土地改革运动的机构，而成了包庇恶霸破坏农民运动的机构，该处由市长罗哲民挂名领导，实权却由资产阶级所掌握，当新会县东凌乡农民要求逮捕大恶霸张文英时，他们立即通知并帮助张犯提取银行存款五亿元举家逃亡。他们大叫农民运动“过火”，说：“如不‘纠偏’，不知连累多少商号要倒闭。”他们为着企图“缓和”农民的斗争，筹集两亿元送给新会县人民政府作“土地改革宣传费”，先交了六千万元，后来看见农民斗争情绪高昂，“收买政策”失效，便索性不再送钱了。同时，江门市的资产阶级还掌握了江门市人民政府的许多部门，（甚至江门市妇联都被几个资本家的太太掌握了。）使政府许多工作都按照资产阶级的方式来进行。例如江门市人民政府竟花了四亿多元去建筑五座“洋厕所”，而只拨款几百万元去“扩充”工人子弟学校。在纳税时，这批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便假借“集体纳税”的名义把税款包下来，在抗美援朝捐献武器时他们也包下来，然后再由他们向全体中小商人进行摊派，从中上下其手。他们不但大肆偷税、漏税，连对捐献款也不肯放弃可耻的盗窃行为，他们把工人增产所得的捐献款私自侵吞了，把江门市人民捐献的手榴弹捐款一亿二千五百八十二万元作为他们的“小公家”，另外还私自挪用了一笔难民寒衣捐款五千多万元。另一方面，江门市工商联还可以非法征税，除上边所述的营业“附加”外，还违法征收“房产交易税”，工商界到工商联写证明也要收“见证费”，农民在市场卖一只鸡、一担青菜也要缴纳“公秤税”。他们经常操纵物价，在“同业联营，明码实价”的招牌下，提高物价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五十，使江门物价较邻近任何地区为高，严重地损害了劳动人民的利益。江门市工商联还可以发号施令，可以逮捕人民。文植虞出入还公然带着两个“警卫员”跟着。文植虞平日生活豪华、铺张浪费达于极点，关于他的贪污浪费事实，现正清查中，但单只他在江门市工商联经他手贪污浪费的人民财产即达七十亿元。
江门市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猖狂进攻的事实被揭发后，广东省人民政府为坚决纠正江门市工作的严重错误，已撤销了江门市市长罗哲民的一切职务，并解除了黄子彬、何直、史鹏达等的职务，江门市税务局局长贾志勇已撤职，决定对江门市人民政府的工作进行彻底整顿。中共粤中地委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指示和帮助下，已在江门市的党组织内展开批评右倾思想和肃清资产阶级腐蚀的斗争。
文植虞等窃据民盟江会分部，霸占江门市工商联，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不但使国家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同时也损害了劳动人民和小商人的利益，引起了江门市全市人民的愤慨。江门市人民政府接受群众的要求，已将文植虞予以逮捕。江门市各界人民一万四千余人于二月二十一日举行了控诉大会，登台控诉文犯罪行的达三十余人。这个罪大恶极的奸商现正等待接受人民最严厉的惩罚。
